华晖：一个人的文革时代（宜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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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晖

一、 关于本书

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是一个曾经被异化的心灵重新回到人本身的历史。大而言之，是人的发现。小而言之，则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
和我同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被异化了的。极权的“革命理论”不同程度地阉割了我们的人性，让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人本身的价值。在极权社会，个人是没有尊严的。
那么，真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坦诚而无情地解剖自己，就成为本书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真实地面对历史，真诚地忏悔，才有可能给后人提供有价值的判断。
亲历，亲见，亲闻，这是本书的写作时必须遵循的原则。重在亲历，亲见，慎写亲闻。
曾经想把本书命名为《告别毛泽东》，可因有一位诗人用此书名并且书已在香港出版，重复就没有必要了。可本书的宗旨并不因书名的变更而有所改变。微笑着和过去告别，和毛的思想体系告别，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一个虔诚的毛泽东的信徒如何走到了他的反面，其思想轨迹值得后人玩味。

二、为何要在三论上发节选

本书近期在大陆出版是不可能的。仅海外出版，更多的中国人看不到此书，有违笔者的初衷。
如果说毛时代是用“思想”来扼杀个人的基本要求从而达到大一统的极权目的，那么，当今统治者就是用“金钱”在毒害整个民族。告别过去并不等于赞美现在。相反，告别过去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知现在。一切侵犯个人尊严的社会都是有病的。
当今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文革狂加吹捧。如汪晖这样严肃的学者也认为毛的大民主是所谓真正的民主。三论上也有这样的网民。这并不奇怪，当今中国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疗救”的注意。回到毛的“革命路线上来”，也是一剂方子。但在笔者看来，这无异于饮鸠止渴。讲理论会各持一词；用事实来说话，让我这个文革的亲历者来讲讲当年的“大民主”，至少，事实胜于雄辩。
当然，发这个节选也是有一点“私心”的。有人说，我当年追随毛是因为当年毛走红，而现在告别他也是因为毛现在被当局抛弃了（当局是否如此是另一个问题）。这种利益判断不离常规的窠臼却摸不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脚后跟。
如果因为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文革高峰时（那时我19岁），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成为宜昌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团市委书记），可以结合到地、市革命委员会中当一名常委。我亲手创建了宜昌市两个最大的学生组织——宜昌红旗总部和宜昌新一中红司。这两个组织后来成为宜昌中学生中钢新两派的代表。而代表新派和我谈判的，就是当年我派到红司代我去主持工作的我的下属。在红代会十五个委员中，我坚持红旗总部九个而全市所有新派学生六个的分配方案。我的理由十分充分，在全市上万名老三届中学生中，红旗总部有五千多人。全市新派加起来也才二千来人。可新一中红司作为全市新派的老大哥却要“八、七”分配，即我们八个他们七个的方案。僵持一段时间后，我让步了。一是当时的“支左”的首长——7212部队师长张景禄给我做工作，最主要的，是我个人对此事不太在意。当不当红代会主任，做不做宜昌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不是我的奋斗目标。我亲自选定了红旗总部的八个代表（全部成为宜昌地、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和委员），却把自己排除在外。
这一段历史，因当事者都还健在，说得清楚。去年底，我和当年新一中红司的头目（红代会副主任，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团地委副书记）一起喝酒聊天，说起往事，他还说明是在何时和谁一道加入红旗总部的事。把酒临风，我们一笑了之。当年的红代会主任是红旗总部的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他当年是宜昌二中的学生现在长阳乡下居住。
我的个人野心从不在“仕途”。我关心什么，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书中，在恰当的地方，我会告诉读者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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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文革时代（节选二）

                         第一章：好学生和造反派

        文革结束后，由于中共领导集团的变化，那些在文革中受打击和迫害的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理所当然地痛恨文革。加上社会上的精英、也就是各类知识份子对文革的仇恨，中国进入一个痛骂文革的阶段也是极为正常的。在这种情绪之下，不可能对文革有真正的反思。拔乱反正也好，对极左路线的控诉也罢，都极大地打上了新官僚集团“利益”的烙印。他们在控诉时，往往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文革的推波助澜者。这种忘记是刻意的，因为所有被整的当权者往往都先整过别人。他们对文革的描述是不可能公正、客观的。包括那些泛滥一时的影视作品。
    经过媒体的渲染，在没有经过文革的后一代人眼中，那些文革中的学生造反派，无一不是“打砸抢”份子，无一不是只会胡闹而不会学习的坏学生。“白卷先生”几乎成了造反派的代名词。那种简单的漫画式的描写，一方面误读了历史，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们文学的低能。
   其实，每个人参加文革的具体原因都不太一样，每个人在文革中的追求也是不相同的。一个文革前的好学生同样也会是一个文革中的造反派。

                                                                      1、火热的生活开始了

        1966年的夏天是一个火热的夏天。
        5月初的日记上，记载了两件事。其一，班主任袁老师找我谈话，给我“泼冷水”批评我有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情绪。我在日记中诚惶诚恐地表示，同学们推选我为全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并不是“思想改造的结束”，而是才开始。其二，在5月4日的日记上，我这样写道：

    “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五四’纪念大会。会上学校给我颁发了奖品——一本‘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这个意思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要我们更加努力学习毛著，加紧思想改造，不断向前。这是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一定好好珍惜它。所谓珍惜，便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使它成自己头脑中的组成部分。
    在‘五四’纪念会上，我也想了许多。我没有参加伟大的‘五四’运动，没有在刀光血影中流血流汗。可是，我生活在这样幸福的国家，这样伟大的时代，我能忘记是谁给我们打下的江山，我能不想自己如何献身革命吗？要想，要想一辈子。”

    这里，有必要说说日记的“真实性”问题。当年的日记还在，我引用时一字未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真实的，是我当年某种思想的反映。但是，以我今天的认识来看，当年的日记，从本质上它是“虚假”的。
    我认为，事实如果只说出一半，就是虚假的。当年在写这些日记时，并没有真实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一切。只是将社会所认定的“革命”的那一部分写进去了。内心丰富的情感被单一虚幻的“革命”色彩所代替。更为重要的是，在写日记时，内心深处还有一种“可能被他人看见”的“恐惧”或者说“愿望”。恐惧的是，如果日记中有不革命的内容，思想上有落后的东西，对自己的前途影响肯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又有“愿望”的成分呢？如果自己的日记能证明自己是革命的，也就愿意他人能看见了。所以，那个时代的日记，主要（本质上）不是为自己写的，是写给他人看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风靡一时的“雷锋日记”了。
    当日记不能完全为自己写的时候，它就不可能真实。
    就我个人而言，下乡时的日记相对更真实一些。爱好文学这个毛病让我在日记中时不时抒发一下“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记载一点关于爱情的感受。

    毛泽东关于教改的一系列言论影响了我，它让我变得不太专注课堂学习了，对数理化的兴趣逐渐减弱，对文史哲的方面的兴趣更加浓厚。进一中后，虽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但已偏重文科了。数学还是很好，还能考100分，但理化成绩已经有所下降，心里对是否考满分不以为然了，上这些课时也不太专心了，总有一些似乎很“宏大”的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东西时时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对理论的关注、关心越来越强烈。那些理论小册子，比如《爱三峡，爱三论苏共中央**》，《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等等，我都买了而且十分认真地学习过。那种教条的、毛式的马列主义就在我的头脑中慢慢扎下了根。我想，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按照1963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思路发展下去，我也会成为一个姚文元那样的人，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或者说作家。
    但这种政治上的求进步和后来盛行的“入党做官”却没有任何联系。政治，在当时我的心中，是一种高尚的境界，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绝没有一点市俗的要求。就是在文革中我被潮流推上了宜昌市中学生造反派主要头目的位置，我也没有一点当官的想法，后面我将讲述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不是说我很纯洁。我不是没有出人头地的愿望。老实说，这种愿望不仅有，而且很强烈。但也许是我的野心过于宏大吧，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一名具体的干实事的官员。我出人头地的愿望是做一个李希凡那样的名人，做一个姚文元那样的理论家（请原谅，当时我的学识就是如此，根本不知道那些学术界和思想领域中的真正泰斗们）。
    还是回到1966年那个夏天。
    不断求进步的结果使我对“政治形势”特别关注。 具体表现，那就是跟着报纸走了。
     三家村被揭发出来了，全国上下都开始批三家村。在1966年5月11日（星期三）的日记中，我这样写道：

    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面临到我们的头上。
    邓拓之流的反革命分子用恶毒的语言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社会主义。牛鬼蛇神如此猖狂，我们岂能坐视？
现实给人的考验是残酷的。对这场阶级斗争抱什么态度，能鉴别一个人的品质。是对党热爱，还是不热爱，对领袖热爱还是不热爱，对敌人是恨还是不恨等等。我没有机会参加“反右”斗争，却有机会参加这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幸福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大风大浪考验人，烈火见真金。让斗争考验我们吧！
    参加是要参加的。重要的还是感情问题。我们不是“学者”“权威”，也不是“专家”，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一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凭着这，我们能战胜一切。所以，我满怀着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感情参加斗争。
    党啊，如今，牛鬼蛇神向您进攻了。恶毒的语言使我们气愤。我坚决要和牛鬼蛇神作斗争。因为我的知识，是党给的，我的灵魂是党给的。我要用党给我的灵魂、知识来保卫党！

    三天后（1966/5/14）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时间太宝贵了。
    在这次大革命时期，要组织班上的同学投稿，要办墙报，自己也要写稿，学校又要我去办黑板报，我要有三头六臂才能完成这些工作。近几天，我仿佛在赶时间，和时间赛跑。紧张，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战斗的环境中。工作，向敌人进攻！我确实也在战斗的环境中，如今，我们不是在和敌人战斗吗！
    紧张、忙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有战斗的气息。虽然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了，没有时间看其它书籍了，可我并不觉得惋惜。我感到幸福，因为我能为党出一点力，为群众做一点工作。人，最幸福的就是为党、为人民工作啊！
    拿出全部的精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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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革初期中共宜昌地、市委的姿态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动机，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当事者早已作故，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是“权力之争”，还是为了“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是极权者卑下的目的还是理想主义者崇高的愿望？后人只是从他的言谈中去寻觅微言大义。但他的言论往往云山雾罩，似乎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出口却是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谜宫。
        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历史本身，让事实来说话。
        在1966年的六月，没有一个地方党委会意识到，这次运动，他们会成为刘少奇等人的陪斩而上一回刑场。习惯性的思维让他们在群众中寻找“阶级敌人”。
        机会真的是为这些有准备人的而存在的。
    那年的六月中旬，宜昌市委机关食堂发生了一起食物中毒事件。炊事员误把氯化钡当作明矾，用来炸了油条。当年吃油条算是打牙祭了。干部们就吃得比较踊跃，中毒的人就比较多。
    所有的中毒人员都送往市一医院抢救。时任医院副院长的王良甫亲自参预并指挥了这场抢救。作为内科专家，他很快判断出是氯化钡中毒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可当时的医院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事情平时也没有一套应急的办法，也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王良甫的指令变成医护人员的行动自然也就不会那么及时。
    吃油条最多的市委副书记陈俊刚毒发身亡。中共宜昌市委迅即作出反应，派工作组进驻医院，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狠抓阶级斗争，要揪出隐藏在医务人员中的阶级敌人。
    王良甫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罪名是“阶级报复”。
    王良甫的二儿子王楚放是我的同班同学。2008年11月4日，他在我的家中讲述了他父亲的相关情况。
    王良甫，淅江宁波人。家里大地主出身，其父在土改时被共产党镇压。本人是上海同济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抗战时随学校到湖北恩施，因而结识了一位宜昌兴山籍的女护士并结成夫妻。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后因妻子的要求而到了宜昌。
王良甫不仅学有专长而且跟共产党走。1956年初，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当说，他是共产党眼中“又红又专”的专家 。
    可在文革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又成了漏网的“阶级敌人”。
    王楚放就想不通了。周末从一中回家，见到了医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多数是点名批他父亲的。他没敢细看，但“阶级报复”这样的罪名却是触目惊心的。你们吃好东西中了毒，我父亲尽力抢救了，你们却将他打成反革命，太不通情理吧。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从此，他对“革命”保持了应有的距离，钻研技术，成为他一生中最为显著的特点。
    当然，十六岁的他没有想到，他父亲被揪出来，只是当时的宜昌市委紧跟文化大革命步骤的一步棋而已。
    依照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决定，派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北京各大专院校，中学，文教卫生战线，先后都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在群众中“抓阶级敌人”。
    刘少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步把他推上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据后来的材料披露，事先，刘到杭州去请示过毛。毛是同意派工作组的。有人据此评价，刘是上了毛的圈套。
        六月中旬，中共宜昌市委派出了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了一中。工作组共20多人，组长是市委组织部一个科长罗志坤，文革结束后她曾当过中共宜昌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1979年，当我大学毕业回到宜昌时，在她的授意下，当时的宜昌市委组织部拒绝接受我回到家乡工作。这是后话。
    工作组进一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市委的精神，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直指一中的副校长，民主人士童沐天，以及民主人士、老教师刘自铮，还有就是有历史问题的校党支部书记赵步云。他们三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宜昌一中的“三家村”。
    赵步云长期养病，并未在一中工作。主持学校工作的实际上是校长文达和童沐天。
    童校长一生追求进步。1981年，他重新恢复工作后，都过了60岁的人了，还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子女们都说他，不要他写，我甚至用了嘲弄的口吻说到了过去我们心目中神圣的共产党，可他还是执意交了申请书。当然，共产党没有接纳他。他一生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到了晚年，老人的内心是非常落寞的。他的政治观点，在家里没有一点市场。所有的子女，包括我的岳母，都不相信共产党了。他却天天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面说的什么他都信。我有时忍不住会告诉他，中国的“新闻”不叫新闻，很多都是“编出来”的。我说，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搞这种“新闻”的。
    他不和我争。但仍然看新闻联播，仍然把上面的消息当事实宣讲。
    有件小事，让我觉得他这个民主人士的个人操守，远在那些共产党员之上。
        1982年吧，他将一个葛洲坝工程局技术人员的女儿安排读了一中。他并不认识那位工程师，人家找上门来，只是说那学生读书不错，是个好苗子。老人家一听，就帮忙了。因为是插班，学生寝室没有空位，他就将那学生接到家里住。当时，总共20多平米的房子，他们老俩口加上我们小家三口，已经住得非常拥挤，可那女孩子还是在我们家住了将近三个月。
    后来，学生考取了大学，工程师买了礼品（点心水果之类，也就是十多块钱吧）上门来了。他推辞不掉，收下后却心里不安。星期六我回家后（当时我在三斗坪教书），他也买了等同价值的东西，非让我给人家送去。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将近一个上午，才找到那家人。听我说明来意，工程师十分惊讶，那瞬间居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本来，我是十分不耐烦做这件事的。但见到工程师之后，我也忽然觉得这一趟没有白跑，值得。有一种让我说不出来的，异常温暖的东西一下子就充满了我的胸膛。

    可在1966年6月，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写的却是“小邓拓童沐天”。
    工作组编印了一份“反党份子童沐天的罪行材料”发到每个班。我们就根据材料上的内容来写大字报。现在不记得我当时写了些什么。我想肯定是一些非常革命，也非常火药味的句子吧。我总是怀着虔诚的心情，利用课外的时间来抄写大字报。童沐天究竟是个什么人，我其实并没有多想。但党（当时的代表就是工作组）要我们批斗他，我们就斗吧。从个人情感来说，童校长给我们的感觉是威严中不失亲切。我刚进校，就得了支气管炎，班上的生活委员联系了三轮车送我去医院，童校长还亲自将我送到校门口。当时他满头白发{他四十多岁头发就全白了}，手扶在三轮车上叮嘱我的情景，至今都历历在目。新学期开学，他的报告给同学们印象极深。其中那句“站如松，坐如钟，臥如弓”，更是为同学们堻堻乐道。
    可现在党说，他是黑帮份子，是宜昌的“三家村”式的人物。
    在我们那个年纪，党就是神圣的，就是真理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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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给班主任写信和抄她的家

    工作组进校后，文化大革命被纳入清理阶级队伍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轨道。工作组工作的方式也和“四清”时差不多，开一些秘密会议，在老师和学生中找骨干，搞得学校里阶级斗争的气氛特浓。
    有大字报说，政治教研室的马朝霞老师是“地主婆”，理由是土改时她已18岁，不仅她的爹是地主，她本人也应算地主。如此一来，在学校第一个给党支部写大字报的马老师就是漏网的阶级敌人。这一下，马老师完全崩溃。
    语文组的黎昌经老师也被当作反党分子揭发出来了。最有力的子弹来自黎老师的好朋友，同一教研组的杨老师。黎老师平时敢说。他出身于广西农村，号称十万大山的地方。家乡的贫穷，亲人生活的窘迫时常让这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痛苦不堪。他那些关于家乡的实话就成了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有力罪证。他的好朋友杨老师在人多的场合不太爱说，却有一个习惯，平时爱记录一些别人的话。经不住工作组的一再动员，也经不住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杨老师将黎老师平时说过的一些话，揭发出来了。
        1966年7月，老师们人人自危，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给我的班主任袁慧贞老师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由我执笔，但主意却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王君出的。 我心里十分清楚，袁老师是非常喜欢我的。虽然她平时少不了对我批评，也多是说我“玩物丧志”之类，只是恨铁不成钢吧。在袁老师心中，我是她的得意弟子，是可以进北大的料。
    这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现在也回想不起来了。最中心的意思，是表达我们对袁老师的信任，说她是我们心中的好老师吧。
    袁老师当时也比较年轻。她就把我们的信交给了工作组成员老桂。老桂是宜昌客运站的职工，是工作组分管我们班上的成员。
    袁老师的用意，是想给工作组证明，她是革命的，是同学们信任的好老师。
    袁老师怎么也不会想到，工作组会因为这封信，将我划入了三类学生（四类就是右派了）。本来，我是班干部，工作组进校后，我也是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现在却因了给袁老师的信，不再被工作组信任了。老桂找我谈话，要我认识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表现，就是想成名成家。
    从1966年6月13日起，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七月，宜昌的学生走上街头，到处去破四旧，抄资本家的家。现在无法说清，当年有多少家庭被抄，有多少人被戴高帽子游街。印象中，66年的7、8两个月，你只要上街，总会碰到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们押着各类资本家在游街示众。
    这是北京红卫兵自鸣得意的“**”。现在看来，文革的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不过是把十七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方式**裸地推到了登峰造极之点而已，是十七年体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
        我们班不知是谁联系，到大南门河边，抄了一个人的家。行动是班上文革小组领导的。但具体负责的人是同学熊君。他是校团总支委员。我们把那户人家的女主人说成是“母老虎”，在街上开人家的斗争会。这些事我虽然参加了，但我是很被动的，不是骨干也不是积极分子。因为不被信任的感觉让我很压抑。
    工作组却不会放过我。老桂找我谈话，要我跟党走而不是跟老师走，因为，我喜欢的老师，是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人。工作组已决定在班上斗争袁老师。
    老师们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星期。欢迎他们回校的，是各种标语。我们班将污辱袁老师的标语贴在了学校传达室的墙上（我已没有资格写标语了）。什么“地主阶级的少奶奶袁慧贞必须低头认罪”，“袁慧贞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必须批判”等等。而传达室就在校门口，学校所有师生进出校门都能看到。
班上批判袁老师的重点发言，落在了我的身上。在工作组看来，只有我的发言，才是有力量的。因为袁老师在我的身上，灌输了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
    老桂要我写了一个发言稿，然后，他又拿去作了修改。开会时，让我在会上照着稿子唸。
    在批斗会上，我读工作组审阅和修改过的稿子，根本不敢看袁老师一眼。
    我这么做，在工作组看来，还只是革命的开始。我们和袁老师的关系，仍然是理不清的。于是，更为恶毒的行为发生了。
    事情的起因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斗袁老师之后，我们又抄了她的家。带队的是王君。他当时的处境很微妙。他自己的家里出了问题，父亲和弟弟都有了事情。什么事，班上同学不知道，他自己知道。为了自保，他表现得很革命，很积极。抄袁老师的家，就是他带的队。是别人指使还是他自己想到的，我不清楚。但他叫上了我，还有邓君等几个人。2010年春节在我家吃饭，我曾当面问他，他支支吾吾，并未说清来龙去脉。
    袁老师的家没有什么可抄的。一个小套间，住着她和她的婆母，女儿。她的爱人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当讲师。她们夫妻，只能在寒暑假时相会。
    我去了袁老师家，但我都不敢面对袁老师，不敢望她的眼睛，自始至终，我也没有动手。但我清楚，虽然如此，我和袁老师之间，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那种关系了。
    三十年后，袁老师回宜昌来参加一中的九十周年校庆。我单独请她在国酒吃了早茶。她当着另外老师的面，夸我是当年班上的头块牌子。老师记得的，是我们的好，是我们的优点。可是我们那些缺德的行为，老师忘了，不再提起了。
    可我忘不了。我诅咒那个企图把我们变成魔鬼的年代，诅咒毛泽东的害人理论。
    文革后的一些文艺作品，包括一些“文革史料”，都把这段历史描写成造反派横眉怒目，对打成“黑帮”的走资派和知识分子残酷斗争。这些作品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三家村”“四家店”的揭发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斗争，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是由工作组统一指挥的。在学校中，充当打手的是“红卫兵”，此时还没有造反派。群众中一部分人反对这样做，要求把矛头对准当权派，才同工作组发生对立，后来才成为造反派的。


                                                            2010年10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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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敲响教堂的钟声


         1966年的夏秋之际，我这个文革前班上的宠儿受到了冷落。除了上面说到的事外，我不能加入官办的红卫兵，被排除在赴京和赴汉的代表之外，更让我心里难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首都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于是，红卫兵成了文革初期最为光荣的学生组织。能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是一种荣耀。
    宜昌一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我们把这种红卫兵称之为“官办红卫兵”。我们班上自然有不少同学加入，第一批没有我，第二批也没有我，一直到这种官办的红卫兵被迫解散，我也没有被吸收为其中的成员。
我感到十分郁闷，可又无能为力。能否加入官办红卫兵，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工作组让不让的事。那些平时在班上不起眼、成绩一般甚至不好的同学，因为是“红五类”出身，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红卫兵。而且开始在我这个学习委员面前指手划脚。
        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肯定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来北京串联是一种革命行为。几天后，也就是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这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全国性大串联的明确肯定。
    但最初的串联，还是有组织的，是由各地选派学生进京。
    依照通知的精神，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中，都在选派赴京代表。赴京代表是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光荣。次一点的，就是赴汉，也就是到省城武汉参加省委领导人的接见。
    赴京和赴汉的代表，都要从红卫兵中挑选，自然没有我的份。那种被排斥的感觉太强烈了。
    为选派赴汉代表的事，班上的“红五类”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开了一个同学的批判会。
    同学余君成绩不错，但出身不好。在班上推选赴汉代表时，他就发言推荐我的好朋友邓君。邓平时不关心政治，是老师和班干部心目中不求上进的人。但他是工人成份，余君推荐他显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在里面。
    就在他发言后，他的好友，也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工人子弟王某，忽然对余君发难。王某上纲上线，认为余君的思想有问题。王某所依据的材料，居然是余君写给他的“思想汇报”！
        2009年1月31日，几个同学在我家小聚。余君告诉我，当年他要求进步，要王某作他的入团介绍人。在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时，谈到了对当时运动的一些看法，在拥护文化革命的同时，也对一些自己不理解的问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困惑。
    班上的“红五类”子弟马上跟着起哄，推选会变成了批判会。正当余君为自己辩解时，另一个同学王君，马上跳出来，参预了对余君的围攻。这位王君的成份不好，后来他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当“帮凶”。此君和余君关系很好，最近他对我说，他一生都为此事自责。
    当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应当说什么。如果仅仅为了图表现而加入起哄者的队伍，不是我的风格。我也没有为余君辩护。不是不敢而是根本不清楚谁是谁非。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同学们将桌子围成一圈，余君背靠窗子，透过他背后望过去，是学校的操场。我坐在背靠黒板这一边。我望着苦苦挣扎的余君（若干年后做了宜化的副老总），心中充满了惶恐和不安。\n    红卫兵的出现，红五类的受宠，赴京赴汉代表的推选，让我们班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和复杂了。先前对我很好的同学，明显表示出对我的疏远。
    但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认为我是革命的，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
    就在那年八月下旬的一个周未，宜昌一中的红卫兵火烧了天主堂。
    那天我在家里。晚上，当天主堂的浓烟升到天空中，街上的人都在说，红卫兵们在抄天主堂。
    我赶忙从家里跑到二马路。一进天主堂的院子，就见到一大堆书籍正在燃烧。后来听说是上万册，当时只见到好大一堆。我是个爱书的人，见到这么多书被烧，心里头自然不太舒服。我在那个火堆边徘徊许久，有一个愿望悄悄地在心中萌生，我很想从火堆中取一本书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书。借着火光，我看清了上面都是我不认识的外文，于是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多年以后，我在一篇名为“教堂”的小说中，设计了一个情节，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当年十二岁的孩子，从火堆边取走了一本《圣经》，从而完成了自己当年的一个心愿。
    关于书的念头是不可能长久存在我的大脑中的。火堆旁忙碌的红卫兵以及他们的么喝声提醒了我——这是革命，这是在造旧世界的反。于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失落感充满我的心头。这样轰轰烈烈的革命，为什么我不能参加呢？
    我在天主堂各处乱窜。各个房间里，都有一中的红卫兵们。我印象中是高三四班的学生和高一五班的。他们将天主堂里的各种银器全部搬出来，而且将那些很长很大的蜡烛也从屋里搬出来，并且说，那些蜡烛都是教士们用婴儿的肉熬成的。当时听了就觉得很恐怖，对于如此简单而且十分荒谬的说法，没有任何分析居然就相信了。很长时间我都搞不明白，我居然会相信这么一个明显的谎言。所以，当“革命”这种大话被无限放大的时候，热衷于“革命”的人们就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各处转了一圈后，我很无聊也很无趣。我不愿意当一个旁观者，为了表示自己也是革命的，也要加入这场伟大的斗争之中，我就跑到了天主堂顶上，去找那教堂的大钟。
    天主堂顶上没有一个人。夏夜，繁星点点，微风习习。在微明的夜色里，我不免有些紧张，也有些心虚。我找到了那架大钟，手握粗大的木棒，撞响了钟声。当第一下钟声在夜色中传开之后，我的心也松驰下来，一种革命的豪情从心底升起。随着钟声在微风和夜色中传开，仿佛是我在向全市人民宣告，仿佛是我对着满天的星星和无边的夜色在发誓，我是革命的，是会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有对我的偏见和误解都会消除。

                                                                         201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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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新立异

         1966年的8月和9月，我就在要求革命和不被信任的困惑中渡过了。
        整个学校处于一种亢奋和无序之中。从6月下旬就停课闹革命了。整个7、8月是走出校门，破四旧，到处抄家，揪斗资本家及历史反革命。9月在校斗黑帮，批斗老师。过去张贴各种告示以及墙报的地方，被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占领。学生们再也不安心坐在教室里，而是热衷到大字报张贴区参预各种各样的辩论。
        我记得全校性大辩论的第一个主题是关于那幅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对联所宣扬的“血统论”在宜昌一中没有太大的市场。就是那些红五类的子弟，心里以这种说法自豪，嘴上也说不出多少道理来。倒是经江青改过的对联，更容易被我们接受。那就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我们班上一名姓周的女同学在家门口张贴了这样一幅对联。她的本意，当然是一种革命愿望的表示，没有想到惹出一场风波。
    有天晚上，周忽然骑着自行车来到一马路，到我家找到了我。当时她十分着急，原来是宜昌三中的学生在她家门口闹事，理由是资本家不能贴这样的对联。周同学让我骑车先到她家去解围，她自己再步行回家。
    我立即骑车去了周家。周家住在新民街，离三中很近。我去的时候，围在她家的学生已经不太多了，我上去找他们为首的学生辩论，说这幅对联是江青同志亲自改过的，不论你家里是什么出身，都是可以贴的。三中的小孩子们说不过我，就怏怏离去了。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有名的《十六条》。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就全文刊登了这个文件。
    我记得，我们学校传达这个文件是在大礼堂进行的。会议还是由工作组主持，当听到“不得在大中学校的学生中抓反革命”时，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我内心一种隐秘的情感被击中了，眼睛也不由得湿润了。毛主席最亲，党中央最亲的感情激荡在心头。
    对工作组的不满成为不少学生的共同感觉。宜昌一中第二次大辩论就是关于工作组的。北京各校已将工作组撤出。风声传到宜昌，要求撤走工作组的呼声就在一中校园里响起。对工作组在一中工作的评价就成了全校师生们关注的大事。
    到了10月，大串联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潮流。除了各地官办的推选赴京代表还在产生外，学生们自己外出串联已成为一种气候。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外出串联呢？
    红五类们说，只有红五类以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才能外出串联。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子女们只能在学校老老实实呆着。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依据“十六条”精神，所有的学生都有革命的资格，都有外出串联的权力。
    于是，有天晚上，在学校大字报区，我和人辩论着这个话题。在我的身边，一下子就围着了不少的支持者。
    辩论中我占了上风。于是，有人提议，将我的观点写成大字报贴出来。我欣然同意。
    一大伙人就簇拥着我进了学校的教工食堂。有人找来了笔墨纸张，由我口述，高三的一位叫吴学生的同学执笔，写出一张大字报，当时，我给大字报命名为“标新立异”。大字报署名“游击队”。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我们的大字报就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高三六班的红五类子弟写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并没有对我们的大字报说出多少反对意见，而是采取了“剥皮示众”的方法。不知他们从那儿得来的情报，居然将头晚参预我们写大字报的十多个同学弄得一清二楚。姓名，班级，最为恶毒也最为厉害的，是在其姓名后注上“其老子为反动资本家”、“其老子为反动地主”之类的内容。一下子就将我们游击队处于全校红五类子弟的枪口之下。
    除了我，其余加入游击队的所有成员全部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全校三个年级都有，他们在各自的班上都受到红五类子弟的围攻。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我所在的造反组织的成员。
    班上的同学，主要是红五类子弟，对我的指责开始升级，最主要的理由是“丧失阶级立场”。
    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受压。压迫越重，反抗越烈。我将“标新立异”刻印成传单，亲自到解放路去张贴。同时，我还做了一件事，让我和班上红五类子弟的矛盾白热化。
    因我是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有给同学开外出串联的权力，我就给一姓陈的男同学和姓周的女同学开了外出串联证明，并亲自到校文革，找当时的校文革主任陈孝章盖了章。
    这两个同学都出身资本家。班上红五类子弟知道后集体大怒。他们强迫我收回开出的串联证明。
    我当然不愿意。于是，在班上我受到了围攻。除了几个不太懂事的女同学，就连和我关系很好的王君，邓君，李君，也在寝室里对我指责和攻击。邓君和李君是我最好的兄弟，而王君，我一直把他当作班上惟一的知已。
    我十分难受。我这个人特别好友，特别看重朋友之间的友情。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朋友的背叛。而在我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就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五个月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这个滋味。两个月后一个晚上，当王君带着邓君到四中找到我，说要参加我所在的造反组织时，当着他们的面，我就忍不住热泪长流。
    可在当时，当他们站在红五类的立场上指责我时，我只是感到无助和憋屈。于是我选择了逃避。
    我给自己开了一张串联证明，约了高三六班一个同学一道外出串联。为什么没有约一个同班的同学？平时关系好的，因为观点发生了分析，现在变僵了。平时少有往来的，也不会想到和他们一道外出。可见我当时在班上的处境，实际上已比较孤立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拿着自己的东西走到学校大门口时，忽然一声娇喝让我愣住了。
    站住！
    我回过头，循声望去，只见我班上的四个女同学站在离我不远处，她们对我横眉冷对。
    我明白，她们想阻止我外出串联，因为我没有听红五类子弟招呼，没有收回那两张串联证明。
    可她们能阻止我吗！（现在同学聚会，她们还是蛮听我招呼的）
    我没有做声，只是用了极为轻蔑的眼光扫了她们一眼，然后转身走出了校门。

                                                                    2010年10月19日

hachen

仅以所引日记为例，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回忆既真诚又真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