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夏 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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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评介

龚小夏

　　接到王希哲送来的他的自传《走向黑暗》，当即一口气细细读了两遍，从晚饭后一直到凌晨四点。
　　王希哲的名字与他的政治背景，对中国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与抗议运动稍具知识的人恐怕绝不陌生。当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中国曾经拥有大量热心的读者，“民主与法制”也因该大字报而成为七十年代末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的主要口号。然而，该大字报形成的背景、大字报作者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所谓“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前后经过，在王希哲这本书出版之前却基本没有得到过全面、正确的报道。这不仅导致许多有关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情况被误传，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民主运动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因此而出现了空白。
　　《走向黑暗》一书记载了王希哲和他的朋友们在六七十年代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狂热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苦难——包括监牢与“上山下乡”——的磨炼，如何一步步地发现了“民主”与“法制”，如何将他们的发展付诸文字，又如何因为文字的公开而遭受到迫害的整个过程。之所以说是“发现”而不是“寻求”或“探索”，正是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成长起来的王希哲那一代人从来都被完全地隔绝于现代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之外，连那些制度的最基本的描述性常识也被干净彻底地从他们的知识来源与信息系统中剔除了出去。正如曾经是自然科学尖端的牛顿力学现在已经是中学基础物理的内容一样，曾经被各时期各类型的专制政府视作洪水猛兽的“民主与法制”，在今天的自由开放社会里（哪怕是在九十年代中国那样的专制半开放社会里），已经成为公认的政治社会准则。然而在“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年青人中间，人们对于“民主”的认识仅仅限于所谓“民主生活会”给领导提点不疼不痒的意见，或是按照官方的安排去写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种不明真相的外人看上去热火朝天的“人民大民主”，实际上也不过是毛泽东排斥政敌的工具，参与者在思想上不得越出正统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否则便要遭到“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的镇压。在基本上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启发的条件下，“李一哲”们不得不独立地去发现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早已被现代文明的思想先驱系统地探索、研究讨论了几个世纪，也被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制度化地实行了从几十到一二百年。
　　《李一哲大字报》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在中国出现的如果不是第一篇，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对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民主（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制度的探讨。同时，这一探讨的基础，是作者们对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九年后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实行的政治社会专制的批判。《走向黑暗》详细地记载了大字报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具体过程，包括大字报诸位作者的个人经历，其中有一些关键性的描述值得引起我们特别注意：
　　首先，书中追溯了文革中的造反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的渊源关系。文革中的造反运动，一方面固然是毛泽东与中央文革铲除异己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却也培养了大批富于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并且具有相当的组织经验与活动能力的人。从组织的角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六十年代后期的造反运动是七十年代民主与抗议运动的助产婆。王希哲以及“李一哲大字报”的其他几位作者，还有书中记载的活跃于广州地区地下运动的人物，绝大部份是当初广州造反派“红旗派”的活跃分子。文革期间，他们曾经将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在一九六八年以后连续的几场政治运动——包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之中，广州的造反派遭到了军队的残酷镇压。王希哲的个人经历在那一代人中颇具典型性：一个单纯的中学生成为造反派的活跃分子，在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打击和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炼之后，开始对培养了他的那个政权和社会盟生了怀疑和反抗意识，进而将这种意识形成文字和政治活动。类似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从几乎每一个红卫兵出生的民主运动参与者那里找到，正是这些当初毛泽东的革命的狂热参与者成了后来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的中坚。
　　第二，王希哲笔下围绕著“李一哲事件”而描述的地下政治活动场景，为我们提供了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地下抗议活动的生动画面。在目前西方对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的研究中，七十年代基本上是个空白。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或者是放在文革早期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抗议行动上，或者是着眼于民主墙时代之后一波连一波的民主浪潮。然而，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系统地对七十年代进行研究。事实上，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特别是一九七一年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许多当初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独立的民主思潮实在是自那一时期产生。七九到八一年的民主墙运动不过是七十年代的运动从地下走向公开的结果。王希哲的记载，为了解这一时期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信息。
　　第三，下层人民政治反抗与上层领导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微妙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个中妙处，存乎一心，局外人极难体会。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共产党高层有意于改革或比较温和的一派经常将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下层运动的活跃分子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与上层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地利用上层之间的矛盾来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李一哲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以开展大规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报广为流传，获得作者们意料之外的影响。直至今日，这种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仍然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及发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四，王希哲还涉及到了民主运动自身的分裂问题。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但却无法回避。不可否认的是，各阶段民主运动主要是由参与者对当前社会的不满所结合起来的，而他们各自对国家政治前途往往有著非常不同的期待。在政治社会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时，运动的分裂也就必不可免。人们对文化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平的不满，成为了七十年代民主和抗议的基础。这也是将“李一哲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在七九年获得平反之后，随著共产党上层路线的变化、改革的开展，“李一哲集团”便也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分裂。每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过后，类似的情形都曾经产生。这也是政治运动发展的必然过程之一。
　　综上所述，《走向黑暗》一书虽然是王希哲的个人自传，但却包含了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历史。需要补充一句的是，作为书中描写的许多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之一，我认为王希哲对一些主要当事人与主要事件的描写应该说是基本准确的。
　　然而，作为个人传记，《走向黑暗》却缺少了一点个人色彩，使得这部书看上去更象是历史记载而不是个人故事。或许可以说，王希哲是个非常勇敢的行动者，却不是个对他人与社会的很好的观察者。他的笔下少有个人细致的心理感受，对不少重要事件与人物的描述也相当粗疏。
　　书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是作者对待文革时期的经历似乎缺乏批判与反省。作为广州中学造反派的头头之一，王希哲参与了当时发生在广州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虽然从前后的叙述中，读者能够猜测出来这些事件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但其影响的方式、角度、深度，却无从得知。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在武斗中他命令就地枪决投降者——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但却被作者一笔带过。总的看来，尽管王希哲在七十年代之后的文章著作中对文革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在写下自己年轻时代的历史时，似乎难免流露出了几分对那个轰轰烈烈时期的留恋。这种感觉看来妨碍了他更为深刻、更为系统地去剖析这段个人经历，也使得他后来的思想演变显得缺乏深厚的根基。
　　另一处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是作者没有能够详细地介绍《李一哲大字报》各个思想观点及其根源。在动笔时，王希哲似乎下意识地将他的读者对象仅仅限于经历过文革、熟读过大字报的一批人。对不属于这群人的读者来说，想要弄明白大字报的大致内容及其历史重要性，恐怕还得另费一番功夫。如果作者能够进一步系统而全面地整理出大字报的思想资源与形成过程，不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更加清楚明白，对于专家学者来说也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启发。
　　至于“李一哲事件”平反之后王希哲再次卷入的民主运动，书中的描述更是蜻蜓点水，草草交代了事。那实在应该是另外一卷或另一书的内容。
　　作为当年的友人之一，我还是觉得王希哲在对待一些老朋友——特别是李正天和陈一阳——的时候有欠公允。须知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不同的政治和人生道路，尤其在平反之后更是如此。只要不是出卖良心，对他们的选择似乎不应该过于苛求。另外，在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王希哲对朋友似乎也应该有多一些的理解。
　　就我所知，他在人生其他方面虽说颇不顺利，但感情生活方面却比许多人都充实。他有相对比较正常的家庭以及与他情投意合的妻子，因此便也不容易理解那些生长在扭曲破裂的家庭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处理爱情婚姻和其它人际关系的方式。无论如何，我只希望他多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对老朋友们多几分宽容和体谅。
　　　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王希哲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和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他的自传对于中国当代的政治和思想历史是非常宝贵的史料，研究与关心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历史发展的人必须一读。


□　原载《北京之春》第４２期，１９９７年２月号


刊登在 1997华夏文摘cm970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