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辛亥百年与中国未完成的制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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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网     作者：裴宜理

辛亥革命核心是中国需要在一个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之开始新的政治体系的实验

中国近代史，充斥了各种革命，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不同的政治或社会后果，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革命”。

将所有革命联系起来考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始终都在寻求一个新的更为有效而合理的政治制度，它既不同于旧帝制，同时也要反映中国自身需要，并能承继其历史和文化传统。

辛亥革命的遗产

从某种程度上说，1911年辛亥革命有其两方面的政治遗产：一是帝制结束，如果没有帝制的结束，就不可能有中国新的政治体系的实验;二是中国真正开始对国际上的政治模式感兴趣。这种努力和探索自辛亥革命之后始终没有停止，延续迄今。

辛亥革命起始于晚清的洋务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新政”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新的变革和新政策，不可能产生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核心是中国需要在一个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国摆脱了一个旧的政治体制，并试图采用新的政治制度，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1911年是一个失败，因为它没有成功建立起一个共和政府并实现稳定的国家治理，以致造成中国的军阀格局。但是，中国对新体制的探索开始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便找到美国的科学家，就如何建立中国的民主政府问题进行咨询。后来，美国的政治学家来到中国，说中国应该照搬美国模式，但是袁世凯说，中国太不一样了。袁世凯和美国顾问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美国专家鼓励袁世凯恢复帝制，说也许中国应该恢复帝制。

事实上，1912年至1914年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对于国际上的政治模式很感兴趣。此时，正值美国28届总统威尔逊提出“国联”想法，即提倡国际和平和在全球实现民主化。当时，除了美国模式，中国也开始注重其他政治模式，如日本、德国模式等，政府也派出代表团到国外就“政治模式”问题进行了解和学习。

孙中山被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称为“国父”，因为他致力于寻求中国新的政治制度，他在日本和美国受过良好教育，对中国之外的其他模式也比国人要知道的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当时中国对于美国的政治模式特别感兴趣，但后来由于“五四”运动得以改变，“五四”运动彻底结束了美中之间的“罗曼史”。

倒向苏联模式

1919年，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政治模式的时候，美国的政治专家显得无能为力，而恰逢此时，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胜利，“苏联”模式便对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极强的吸引力。

理性看来，中国和前苏联都是属于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所进行的现代革命，苏联和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苏联虽然属于西方阵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反对。很快，中国人便从美国模式倒向了“苏联模式”。孙中山去世时，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此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争论哪种模式更为重要。因为1911年让中国看到了实验其他制度的可能性。人们很难判定这种模式的转化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事实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

于是，在1924年-1925年后，苏联人开始给中国提供顾问和意见，他们提出一个关于制度结构的新做法，就是把军队、政党、国家分离开来，这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的结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继承了1911年的遗产，即从海外寻求政治方法，拒绝帝制，这是一个承继中的变革。

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讲，国共两党都接受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建构体系;从政党角度，它比1911年要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文件，再加上台湾的一些文件资料就可发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都是苏联人做的顾问，也都是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建立的，但是不同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力实现社会革命。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利益与一些商界领袖、地主利益密切相关，它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革命，但作为社会革命它不会成功。

客观地说，1925年-1926年间，国共合作有其可能性，但是1925年-1926年之后，尤其是1927年后，国共两党越走越远，共产党变得更为激进，而国民党变得更加保守。1925年-1927年是很有意思的阶段，当时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打击军阀。这一时期充满了暴力，红色恐怖、白色恐怖笼罩，但也有一些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一些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这是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因为它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与强有力的军队联系在一起。

国共歧途

国民党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本身很复杂，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再加上日本入侵中国，所以国民党时期也要分成几个不同时期：

1927年-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而1927年-1937年在南京的十年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相对强大，也相对能够做些事情。这一时期，他们有很多理想主义实验，如新生活运动、土改等，在福建与其他地方展开，国民党在很多方面做了文化变革和社会改革的努力，但是他们没有获得成功，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与中国的资本权贵阶级密切相连，即国民党和中国资本家、地主和国民党党员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国共两党作为苏联模式建立的政党，其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这个基础。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一点是相同的，两者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都是知识分子，但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数都来自农村。

就拿安源来说，毛泽东把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非常重要，兼具城市和农村特点。毛泽东、李立三在上世纪20年代都去了安源，他们是共产党领袖，都来自湖南，而安源在江西，但它离湖南很近，安源的很多工人都来自湖南，说湖南话，共产党能够组织这些工人，国民党从来都做不到。

研究国共两党早期领导人的不同，并不是说有些人更像知识分子，而有些人不像，而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国民党的领导人来自城市，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自农村，这很关键，因此共产党能够在农村调动群众，而很多工人实际上也是来自农村，他们经常回到农村。因此，早期的中共领导人能够了解工人，当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出城市时，共产党人很快就能适应，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熟悉农村的习惯和文化。

共产党革命胜利的真正秘诀是他们能够以中国的方式，搞出一个苏联模式，虽然模式是苏联的，但感觉上却是一个中国自己的模式。就如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感觉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属于中国自己，但实际上与苏联一模一样。

虽然1911年中国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但其框架仍属现代的政治体系，比帝制强很多，因为有政党、政府、军队的机制，虽从苏联“进口”，但在中国能够“成功适应”。

未完成的探索

中国领导人的高明之举还在于保持其历史的连续性，一方面在天安门把毛的画像挂上去，一方面也曾让马恩列斯的画像同样挂在天安门上;一方面 2008年奥运会显现其现代特质，一方面让人感觉中国的古老文明。而20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改革，更显示出一种大智慧，既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延续性，又可以改变毛泽东过去所实行的错误政策。

从政治上来说，1911年以来中国的制度是非常西化的，只是共产党很好地利用了政治文化，让人们觉得是中国产物。当然，制度时间的长短本身不能说明问题，重要的是让人们感到现存制度的合理与公正。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都受苏联影响，国民党首先建立了一支军队，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国家，共产党从国民党那里学到的，就是如何让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国家运作起来，但是毛泽东与国民党做的完全不同。

首先，毛泽东调动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第二，毛泽东利用中国文化资源，比国民党更为技巧。国民党试图这么做，如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但不怎么成功，蒋介石用了很大努力，都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从本意上理解中国的大众文化，毛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好地利用了这种中国文化。其实，毛泽东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其实是号召大众进行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相同之处就是能够用容易理解的方式和语言与老百姓说话，毛、邓的语言都很好，非常附和文化的方式，如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这种说话方式，让人们能够理解。而毛与邓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毛有时做一些非理性之事，尤其在实现其目标过程中，愿意看到混乱，以大乱得到大治;而邓则希望能够更好地控制进程而有秩序。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在保持强大政治体系的同时，建立了区别于传统的一个经济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苏联模式，尽管有不同之处，但基本上来说是苏联模式;但在邓小平时代，政治制度仍属苏联模式，但经济制度是朝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把政治上的苏联模式和经济上的西方自由模式结合一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是一种创造。

但邓小平的制度探索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将来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预测中国未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造成了极大影响，很多人都说 “文革”是大错误，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正将成为中国的领袖，他们的行为处事势必受到“文革”影响，他们或许担心重新出现“文革”的混乱，设法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这可能会有大危险，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本身太过稳定，也就意味着不稳定。

中国制度的积极一面，就是有其灵活性并能承载各种挑战，如果只关注政治稳定，就可能无法适应其稳定性，因为社会在变，但若机制不变、体系不变，则难以适应其变化。拭目以待。

作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为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