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家房客七十年代印象

tuffy05

七十年代印象

作者：72家房客


我们的记忆是否被人劫持了？都说年岁大了后，眼前的事容易忘记，而过去的事却记得倍儿清楚。我们的年纪显然还没有老到那种程度，所以眼前的事不会轻易忘记，而过去的事却在慢慢变得清晰。我记得那时的天空是湛蓝的，我妈学校后面的小河是可以游泳的。通往学校的公路两边是整片，整片的稻田。金秋时节走在公路上可以听到风吹过即将收割的稻田时发出的“沙沙”，“沙沙”声。然而就在几年前，当我又一次走在这条马路上时，我看到的是公路两边荒芜的土地，以及在上面堆积如山的废旧塑料垃圾。我妈曾经工作的那个学校也已荒废，学校后面那条清澈的小河不见了，在我眼前的是一条污黑，堆满了垃圾的臭水沟。曾几何时起，我们的记忆被人劫持了！！从那时起，某几个人的叙说就鸠占鹊巢被整成了全民族的集体记忆。从此我们就生活在别人的历史中，从此我们就生活在别人叙述的故事里面．．．．．．但是，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那都是别人的历史，别人的故事。过去和我们没有关系，现在就更连一点边都沾不上。是的，我们醒了，那些被禁锢的，尘封已久的记忆也在随我们一同苏醒。

      
{之一}三舅公的咖啡

　 　
三舅公是我奶奶的弟弟，奶奶有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三舅公排行老三；是庶出。但奶奶和他的感情却最好，按我爷爷的说法，三舅公很会“做家”。所谓很会“做家”，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说法，对他们老辈来说，其意思是不吃喝嫖赌，很会照顾家庭。三舅公退休前是当时一个土特产供销社的小职员。三舅公和三舅婆没有生养孩子，奶奶后来把我最小的叔叔过继给他们。

三舅公的咖啡并不是用速溶咖啡粉冲的，而是用咖啡豆现煮的。用专用的银白色铝质煮咖啡杯，还有专用的酒精炉。煮咖啡杯大小有大号搪瓷杯那么大，高度稍高，边上有个黑色的塑料把手，里面有过滤网及管子等一些部件，虽然三舅公高度近视加散光，但在煮咖啡这件事上却一定要亲力亲为，不要三舅婆插手。由于视力的缘故，每次煮咖啡，他都象是做化学试验般郑重其事。不管是往煮咖啡杯中加咖啡豆，还是用量具往里面加水，他都要先凑到眼前，仔仔细细看清楚。看他的样子倒不象是在煮咖啡，而更象是在认认真真地做一门学问。一切停当后，接着用小漏斗往酒精炉里加酒精，然后把咖啡杯，咖啡碟，小茶匙从展示柜中拿出来，摆好。等客人一到，就点燃酒精炉煮咖啡。三舅公煮的咖啡我喝过，那种味道不是速溶咖啡所能比的，是真正的清香，不带一点浊味。

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的三楼，我家住东厢房，三舅公住西厢房。中间朝南的前厅是我家的饭厅，后厅是三舅公家的饭厅。前厅的前方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两边是左右两个大阳台，两个阳台通过前后两个走廊连在一起。后厅的后面也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两边是二楼的屋顶。站在后厅可以望见江对面南星澡堂屋顶树着的灯箱标语：“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由于三舅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叔当时还在北边的山区当知青插队，所以平常的日子就他们老俩口，多少有些冷清。然而一旦逢年过节，三舅公家却亲朋满座，笑语欢声。特别是农历新年时，整个正月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三舅公，三舅婆都是爱交际的人。我奶奶那边的亲戚又多，各色人等，由于我爷爷不善言谈，所以那些客人往往给我爷爷，奶奶拜个年后，就都聚到三舅公的屋里，这时的三舅公就成了最忙碌的，然而也是最享受的人。那些天，他早早就把他的那些宝贝煮咖啡杯，酒精炉从储藏柜中拿出来，准备好。我那时着迷于他的那个精巧的紫铜酒精炉。当他煮咖啡时，我就趴在那里看。不同于我家的那个煤油炉，点起来后黑烟缭绕还有刺鼻的油烟味，燃烧的酒精甚至有淡淡的香味。同样是淡蓝色的火焰，酒精炉的比煤油炉的看起来也要温顺许多。用过的酒精炉几何不用擦拭也很干净，不象煤油炉不管怎么擦，总是带着层油腻。当煮咖啡杯盖子顶端的那个中空的玻璃球充满水蒸气凝结的水珠及咖啡豆渣后，咖啡的清香就由淡到浓慢慢充满了整个房间，一杯咖啡就算煮好了。这时三舅公再次忙碌起来，依次往各个咖啡杯中加些白糖，然后边倒咖啡，边用小茶匙轻轻搅拌。再把冲好的咖啡一一端给客人。当时电视还不普及，三舅公家的那台唱片机就相当于现在的电视机，他收藏有一个矮柜的唱片，是那种硬盘粗纹；黑色的那种。有地方戏剧，歌曲，交响乐等。大家坐在沙发上边品茗咖啡，边聊天，边欣赏音乐，往日稍显冷清的房间这时充满了生气。我记得当时的常客有四舅公及六舅公，四舅公是我奶奶的小弟，后来爷爷跟我讲，四舅公解放前是伪保长，解放后改行当地方剧的编剧。四舅公外形有点象《渡江侦察记》中陈述扮演的国民党情报处长，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是很好。四舅公不喜欢咖啡，所以三舅公会另外泡杯茶给他。六舅公是三舅公的堂弟，解放前则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并参加过抗美援朝，六舅公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我依稀还记得他讲的那些有关朝鲜的往事。在他的描述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朝鲜的奇寒。对象他这样连下雪都很少见到的南方人说来，其感受恐怕来得更加深刻。但他始终用一种淡然，平静的口吻来讲述那些事，没有宣染，仿佛那都是别人的事。也许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超脱吧。不象四舅公爱用夸张的语气，来讲述他过去的那些风流韵事。当时还有一个常客是三舅公的连襟，是中学的语　文　老师。平常爱穿深色立领对襟的外套。他同样是三舅公咖啡的爱好者。他喜欢和三舅公谈些时事，现在回想起来，当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我们当地的方言聊那些人名，“福特。。。，卡特。。。，田中。。。”时，真是别有一番韵味。三舅公有时也倒些咖啡让我尝尝鲜，不过说实话当时我对他家的那些上海果糖及小白兔奶糖更感兴趣。

多少年过去了，记忆如同在潜意识下面平静流淌的河流，我记得在三舅公的唱片中，我爱听的歌曲有：《马儿你慢些跑》，《剪羊毛》，《逛新城》等，后来每当我再次听到这些歌时，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印象仍然是当时的那些景象。长大后也喝过不少的咖啡，但总觉得带着点杂味。我再也没有喝过那么清香的咖啡。

　

(之二)老余叔

　 　
老余叔一家是我们在大杂院的邻居，他们家住二楼的西北角，当时大人都叫他老余，而我们小孩叫他老余叔叔。我和他家的老二余英是朋友。我是在很久以后的一个特殊场合才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

老余叔是解放军，当时五十多岁的光景，身材魁梧，戴一副黑边眼镜。在我的印象中，老余叔叔每天都军容严整，老余叔的那身军装是６５式，就是革命红旗挂两边，一颗红星头上带的那种。我好象没有看到过他松开风纪扣的时候。老余叔每天上午都出门，但不是去上班，而是去菜店买菜。然后回来洗菜，做饭，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有时还会作各种各样的面点。邻居们猜测他在部队时可能是炊事员，但老余叔叔的军上装有四个兜，人们于是想他是炊事班长或司务长一类的角色。

当时大杂院内，除了老余叔一家，还有三户军属。分别是我家，二楼的姨婆家，以及一楼的老林家。我二伯是解放军空军一直在外省服役，我父母当时也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和我堂姐，也就是我二伯的女儿就跟我爷爷，奶奶住。那时每逢元旦，军属家庭都会收到一张反映部队生活的图画或照片的年历，以及一张“军属光荣”的红色奖状。我爷爷认为这是一件挺自豪的事，所以每次都郑重其事地贴在大厅的墙上。二搂的姨婆是我奶奶的姐姐，她的女婿也在部队。有次姨婆的外甥和我堂姐在一起互相攀比谁的老子官大，职务高。俩人说了半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没辄了，我堂姐就说，我二伯回家探亲的时候带着警卫员。姨婆的外甥听后自然不甘示弱，眼睛转了转跟着说，他爹不仅带着警卫员，而且警卫员身上还背着把驳壳枪，说完后还用手做手枪状比划一下。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之后谁也不再搭理谁。后来在翻看我爸的相册时，我看到我二伯和姨婆的女婿穿军装的合照，相片中他们身着５９式军服，配着武装带。肩章上都是一杆两个豆， 不同的领章，显示他们来自不同的军种。照相中他们都才二，三十岁的摸样，年青俊朗的面孔，配上那套军装显得英气勃发。

在平常的日子，大杂院内但凡年轻一点的，不是上班就是上学。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年轻人不上班呆在家里是要被人说闲话的。而留在家里的那些老人大都讲方言，普通话都不大灵光，老余叔平常就没了交流沟通的对象。于是我就经常在放学回家时看到老余叔军装毕挺，面带微笑地站在大门口或巷口等他家的孩子们。遇到我先回去被他碰到，就会被他逮着问长问短：今天考试考得好不好啊？等等。考得好的话，我都会告诉他。有次我考得不理想，结果回去时又被他逮到，情急之下，我就说：这是密秘，不能告诉你。他听完后一边呵呵笑着说：小弟也学会保守密秘了。一边伸手想抓住我。结果被我滋溜一下从他胳膊底下钻过去逃走了。

老余叔有三个小孩，两男一女。他老婆是我们当地郊县人。他们家的小孩和我们一样也讲方言。在那时，五十年代出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还是希罕物，而我小叔收藏有一些，但并不全，大概十几，二十本。平常并不拿出来。只有等他逢年过节回来探亲时才会拿出来，这时我就向他借几本，然后叫上老于叔家的老二一起看，他也好这一口。我们把这类连环画叫“古书”。常常看完后仍觉不过瘾，于是他拿了把竹扫帚当作关公的青龙堰月刀，我拿了根竹晒衣杆当张飞的丈八蛇矛，就在我家的饭厅或阳台，照画中的招式“切磋武艺”。结果往往不是我家的窗玻璃碎了，就是三舅公摆在阳台的花盆破了。这时在大人们的大呼小叫中，我们赶紧堰旗息武，他把扫帚放回门后，我把晒衣杆重新竖在墙角，然后溜回家中躲起来。但闯下的祸事却瞒不过去，早晚家里都会知道。于是我就被我奶奶罚站，他则被老余叔一顿教训。老余叔家平常动静不大。他们家就一大统间，大约二，三十平米。用布帘隔成两间。他家底下是我家，三舅公家，以及二楼老刘家的厨房。有次老余叔夫妇不在家，结果他们家两兄弟在家里闹得动静大了点，在楼下几家厨房的主人正煮午饭时，他们两个在他们家的木头地板上，上串下跳，拼命往人家锅里下“佐料”。傍晚老余叔回家时，就同时被几家人告状，而且属于“民愤极大”。不一伙儿，整个大杂院就听到了他们兄弟俩杀猪般的求饶声，以及皮带的抽打声。让人见识了平常和蔼可亲的老余叔叔的另一面。刚才告状的人倒觉的过意不去了，忙叫老余叔的老婆去劝他。

老余叔虽是解放军，但并不见和部队的人来往。平时只有一个穿便服的人不定期过来看他，帮他买点蔬菜。然后和他一起做饭，蒸馒头或包饺子。最后一起喝酒，吃饭。听那人的口音是北方人，比老余叔年轻。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老余叔只是偶尔问几句。

老余叔是在八十年代中的时候，搬到部队干休所。几年后我在他的葬礼上才知道他的全名，我和另一个人做为大杂院的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也是在这时才知道他的职务是省军区参谋长，七十年代时因高血压病休在家。那个穿便装常去看望他的人是他以前的警卫员，当时已退役。

转自 文革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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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南洋姆”的前世今生.
　 　

题外的话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在机场看到几个老外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模样象中东人。这时从旁边走过一个貌似中国人的年轻女人，打扮性感。那个中东人瞟了那女一眼，脸上顿时泛起挑逗的笑容，同时一个英语单词从他嘴里吐出来：cheaper。他本来还想说什么，但转头看我在注意他，便不再吭声。我当时虽然觉得反感，但也没往深处想。及至看了网上的一些贴子，才知国内繁荣娼盛的盛状已发扬到了国外。这是题外的话。

“依姆”者，是我们当地对已有些年纪的妇人的称呼。“南洋姆”名号的得来，是因她的老公“南洋伯”是东南亚华侨，她本人却是道地的本地人。前几年我在拜访三舅婆时才得知“南洋姆”得了老年痴呆症，整天检拾垃圾往家里藏。三舅婆已９０高龄，但仍然思路清晰。大杂院二十几年前即已拆迁，但老街仿邻居仍时不时保持联系。在世的老人中也就属她辈份最高了，所以逢年过节时，有些邻居或打电话或带着孩子去给她拜年，她对那些老邻居也挺有感情。那天我在她家里听她絮叨了一个上午，冬日的阳光通过卧室的门照进来，三舅婆家的客厅仍象往常般舒适。看到茶几上摆着几本相册，我随手翻了起来。三舅公生前是摄影爱好者，相册中的黑白相片有一大部分都是三舅公拍照及冲洗的。那些早期的已有些泛黄的照片中，有四十年代他们在上海及江浙一带游玩时的合照。相片中年轻的三舅婆婉约可人，身着旗袍，梳着四十年代流行的发型。三舅公则西装革履，颇有小资的味道。那些彩照无疑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拍的。在这二者之间的，则是那些颇为现在一些人所垢病的建国后前三十年时期的照片。其中不乏佩戴老毛像章的照片。但我在这些相片中找不到营养不良，皮包骨头，找不到阴郁，呆滞。我看到更多的是自信，开心的笑容。尽管他（她）们发型变了，衣服不再光鲜，华丽。其中一张相片是三舅婆，二楼姨婆及“南洋姆”在“二七”罢工纪念馆前的合影。她们站在纪念馆前的台阶上，目视远方，表情自然。其中“南洋姆”更是一副劳动人民的打扮。我记得当时有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

对于“南洋姆”，我是不会忘记她爽朗得近似于忘乎所以的笑声，以及吃饭时，手握筷子那种夸张得近乎好笑的兰花指。解放初，“南洋姆”就已孀居。七十年代时，她仍在某个糕点厂上班，“南洋姆”其实是她厂里的工友对她的称呼。我们一般叫她“依姆”。“南洋姆”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当时就她一个人住在大杂院一楼前厅西房。每天下午５点多“南洋姆”收工回家后，头一件事就是急匆匆地洗菜做饭。大杂院后天井的四周分布着大杂院内八九户人家的厨房。每到傍晚时分，这里就是大杂院最热闹的地方。这时上学的，上班的都已回家，都正忙着做晚饭。“南洋姆”在她厂里的工作主要是揉面团，待到傍晚下班回到家时，早已是饥肠辘辘。所以她的胃口极佳，翘着她的兰花指一边“啧，啧”有声地亨用她的晚餐，一边大着嗓门和旁边的人说着她从厂里听来的笑话。也不等别人是何反映，说完后她先兀自“哈，哈”大笑起来。有次“南洋姆”正吃晚饭时，有人在她的菜里发现一只小手指粗的虫子，邻居们纷纷过来围观。人们在一阵惊讶之后，继而哄堂大笑了起来，在所有笑声中，笑的最大声，笑的最开心的却是“南洋姆”。

　“南洋姆”是文盲，她儿子写给她的信要由别人替她代读。然而她的儿子却是大学生。八十年代初，她儿子把她的小孙女交给她代为抚养。她的小孙女后来和我妹妹玩在一起，一天我妹妹和我到“南洋姆”的屋里找她小孙女时，我看到她们家梳妆台的玻璃底下压着几张“南洋姆”年轻时的相片，和平时看到的“南洋姆”形象颇为迥异，相片中年轻的“南洋姆”化着浓妆，梳着四十年代的流行发型，身着旗袍，显得相当妖艳。照片都是经过放大的特写镜头。后来我听邻居们偶尔说起“南洋姆”解放前曾经是交际场中的舞女。我不知“南洋姆”幸还是不幸，现在的一些创新理论有点把我绕糊涂了。她老公虽是华侨，但并不是很富有的那种，当她老公过世时，她不过二，三十岁，那时她的孩子也还小。如果没有４９年的那场革命，她或者可以重操旧业，如果这样，我不知她是否可以玉食，但肯定可以继续着华衣，而不必在工厂中辛苦劳作。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对这看得很重。如果是这样的话“南洋姆”何其不幸。只是我不知“南洋姆”内心是如何想的。在我的印象中，“南洋姆”是那个大大咧咧但又热心肠的邻家“依姆”。一次放学回家时，我玩到书包丢到哪里都不知道，又不敢跟家里说。“南洋姆”知道后，是她沿着小巷挨家询问帮我找回了书包。在我的印象中，“南洋姆”是那个风风火火，常常在吃完晚饭后又急匆匆赶去加夜班的那个健壮的“依姆”，在我的印象中，“南洋姆”是那个常常把她的儿子挂在嘴边，心直口快又有点饶舌的“依姆”。

岁月不饶人，三十多年过去了，“南洋姆”现在已是八十出头了吧？我不知她的精神世界回缩到哪里。在她的梦里，是舞场里旋转的灯光，缠绵的舞曲出现的次数多些，还是在工厂里挥汗劳作的情景在她梦里出现的回数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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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幺婶（上）

我现在还记得幺婶嫁过来的情景，小叔和她的婚事可谓一波三折，幺婶的父亲是部队的炊事员。当小叔和她到了谈婚论嫁时，老头突然关心起小叔的家庭出身。当时有海外关系可不是件有面子的事。如果小叔就此和她吹灯拔蜡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但幺婶似乎对他情有独钟。到最后尽管老头反对，小叔和她还是结成了婚。小叔和她成亲的那天是五一节，正值闽江的汛期。三舅公在一楼为他们操办了酒席。那天我老早就到巷口等待迎亲的队伍，当接亲的吉普车在巷口停下，人们点燃了鞭炮。接着幺婶和小叔从车里下来。幺婶手里捧着把塑料花，脸上带着娇羞的笑。小叔戴着时髦的黑边近视镜，脸上反而没了常见的笑容，带着些许的慌乱，似乎急着要赶回家。也许是初次结婚没有经验吧。那天的天空有点阴沉。当迎亲的队伍在“噼啪”的鞭炮声中进了家门，我看到一楼后厅天井里，用红砖临时搭建的大灶中炉火正旺，三舅公正指挥几个亲戚朋友在大灶上张起遮雨棚以防备可能的雨天。有人进来说闽江的洪水已涨到了后面的巷口，大人们都有点担心。

家里已很久没有这么热闹，前几年五叔结婚时，家里也曾这么热闹。不过当时我还小，已没什么印象，只记得晚上睡一宿醒来后，听到五叔，五婶及他们的一干朋友仍在大厅里拉二胡，唱样板戏。最后人们担心中的洪水并没有到，而三舅公邀请的那些亲戚，朋友等则持着大红的请贴陆续到来，初为公婆的三舅婆脸上堆着笑在新房里忙着把各位亲戚，朋友介绍给幺婶。幺婶并不怯场，大方地应对着。布置一新的新房中挤满了那些常见及不常见的客人，桌上摆满了糖果。我则在客人中钻来钻去，时不时瞧准机会抓一个上海小白兔奶糖塞到嘴里。婚宴开席时已是掌灯时节，一楼前厅中堂挂的红布中间贴着金色的“喜喜”字。前，后厅及前天井中摆了七，八桌酒席。后天井雨棚下挂着刺眼的汽灯，两个大师傅在灶前挥汗如雨，地上几个平常用来洗澡的木澡盆里堆满了大号的盆；盘，以及洗好的鸡，鸭鱼肉蔬菜等。因为当时我还小所以并没有上桌，后来三舅公盛了一碗鱼翅鸡汤给我，是什么味道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半透明的鱼翅看着象山东粉丝，但清脆耐咬。

三舅公是我奶奶的弟弟，他们夫妇没有生育孩子。后来我爷爷，奶奶把我小叔过继给他们当儿子。由于我父母及我堂姐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和我堂姐从小由我祖父母带大。虽然我爸那一辈当时没有和我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祖父母及他们那一辈的三舅公，三舅婆及二楼的姨婆一家当时都还生活在一个屋掾下，相对于当时城里的许多双职工家庭，这还算保留了一点传统大家庭的影子。现在想来，在那种环境下所经历的人际关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有趣的人生体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叔的婚礼应该是我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最后一次比较传统的婚礼。至今印象深刻。

小叔婚假一结束就回到北部山区的工厂。当时他已由知青被招进了在当地新建的钢铁厂。幺婶婚后就和三舅公，三舅婆住在一起。那时正是七十年代中。我念小学，我堂姐在初中。新嫁进门的幺婶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夏天晚饭后，我们就搬几张凳子到阳台上纳凉，听幺婶给我们讲她在部队的那些经历，她的那些故事对我们说来既熟悉又新鲜，熟悉是因为我们不只一次在书里读到，新鲜是因为仿佛书中的人物从书中出来，就坐在你面前给你讲她的班长，给你讲全副武装拉练，以及拉练后如何挑破脚底的血泡。还有最令我着迷的实弹打靶等，幺婶一身戎装扎着武装带，手握五四手枪瞄准射击的相片，似乎也印证她所言不虚。当然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鬼故事。那个很流行的故事《恐怖的脚步声》，我大约就是在那时听到的。三舅婆有时也会插进来给我们讲她年青时在花园听到鬼叫等等，听的我们后背一阵一阵发凉。三舅公则躺在旁边的帆布折叠躺椅上，一边“叭哒”，“叭哒”抽着他的长杆旱烟，一边听着半导体收音机。偶尔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插进来和我们说着话。看到烟锅里的烟灭了，我就起身帮他再把烟丝装进去，烟丝不能压得太实，否则点不着。然后打着打火机，三舅公则把烟杆倾过来，让烟锅口对着打火机上的火苗，然后就着火苗紧吸两口。那烟锅里的烟丝就燃着了，通红，通红的。一阵吐纳之后他再很享受很满足地把口里的烟徐徐吐出。那时还没有电视，有时一楼的，二楼的邻居也上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山南海北聊个没完。三舅公平时爱摆弄些花草，沿着阳台的围墙根摆了一溜他的玫瑰，茉莉，兰花等，夜里随着晚风轻送，不时迎来茉莉的热烈，兰花的清幽。

大杂院就坐落在闽江边，在大杂院的三楼可以望见江对岸围墙内两棵高大的桃树和梨树。春天来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高大的树冠上开满了桃花和梨花，玉白的梨花衬着粉红的桃花倒映在前方碧绿的江水里宛若一幅秀美的江南水彩画。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客居福建时，在一篇游记中曾把闽江比做中国的莱茵河，“扬子江的没有她的绿，富春江的没有她的曲．．．．．．。”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闽江边，一直没觉的什么，长大后走的地方多了。慕然回首，才体悟出伊别样的清，秀。全国各大水系中，闽江应该算是污染比较小的了。但现在听说闽江也慢慢被污染，特别在下游。城市自来水的取水口也不得不改道闽江的一个支流。然而在当时，有的邻居是还可以直接从闽江挑水喝。夏天来的时候，江水在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过后重新变清，变绿。当江水满潮时，江面的宽度比落潮时起码宽了三分之一。江面上满是游泳的人们。当听到从江面传来的呼朋唤友声时，即便是被家长逼着坐在家里写作业，心里其实也早已是心猿意马。当时许多人家里都有那种用汽车轮胎的内胎做成的黑色救生圈。不会游泳的人把绳子绑一下套在里面当救生圈，会游的人或躺或站在上面，可以玩许多花样。小叔的泳技很好，蝶泳，仰泳，自由泳，蛙泳什么的都会，幺婶就不行了，必须套个救生圈才敢下去游。一天，当我游泳后回到家，正在找吃的。突然听到幺婶屋里传来“嘤嚶”的哭声，三舅公，三舅婆及爷爷，奶奶神色紧张地进进出出。前一天傍晚幺婶还和我们一起去游泳，我不知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几天后，小叔居然也赶了回来。在小叔低沉的抚慰声中，我听到幺婶哭得更伤心了。而三舅公则和爷爷奶奶神神秘秘低声地嘀咕什么“档案”或“记录到档案”等一些平时并不常听到的词汇。幺婶那些天几乎一直呆在房间里面没出过房门。我爷爷，奶奶都是胆小怕事的人，自然口风很紧。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缘由，也许是当时还年青，也许是一念之差，幺婶在经济方面犯了点错误，虽然金额并不大。但在那个几乎所有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洁癖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给自己，给家庭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个事后来怎么个结局，我不大清楚。也许是金额不大，也许是幺婶出身根正苗红。总之，一断时间后，笑容又出现在幺婶的脸上。这件事也没有影响家里亲戚和她的关系，她和三舅公；三舅婆的关系比起以往似乎也更为融洽，幺婶娘家的人比以前也来往多了些。犹如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在激起几朵浪花，泛起几圈涟漪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住在江边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会有一艘逆流而上，孤独航行的机帆船犁破夜的沉寂，把你从清梦中吵醒。“咔啦，咔啦”沉闷而有力的马达声透过空灵的夜空由远而近不断冲撞着你的耳膜，似醒非醒之间，环顾四周，刚才的梦境犹在，然而今夕是何夕。时光流逝，世事沧桑，但有时，一段不经意的思绪，一幅似曾相识的景致会把散落在记忆深处的碎片重新拼接起来，犹如时光倒流般，一切又都鲜活了起来――七十年代是清晨的阳光照在前厅墙上的那张“军属光荣”的红纸上，是蚊帐上堂姐对镜梳发的朦胧背影，是老人在灶台前的呢喃，是灶台上蒸笼散发的缭绕炊烟和饭香，是黄昏，下班归家人们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是居委会老人开会时用方言读报的抑扬顿挫声。是夏日傍晚伙伴们玩捉迷藏时，大声数着“一，二，三．．．．．．＂，是余晖洒在教室黑板上方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几个红色的美术字上面，是走在通往那个四周被稻田环绕的小学校园的路上，路两边随风起伏的金色稻谷，像地毯一样一直铺到远方的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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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外婆的晨祷

外婆家在城市南郊的师范学院教工宿舍内，从我家走路过去，几乎要穿过整个街区。先要经过一座桥，然后沿着石阶爬上一座小山，接着穿过一个又一个弯曲幽长的小巷。小巷两边有上世纪初的红砖小洋房，还有年代更久些的或红砖或青石的教堂。小桥，石径，深巷，人家，如果再邂逅一位撑着把油纸伞，丁香般的人儿，是不由人不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可惜当时的我没有这般的心思，我总是嫌石径太长，小巷太深，一边在心里寻思着到外婆家后该怎样和表哥，表弟还有旁边邻居家的小孩到野地里打土仗，到池塘里捉蝌蚪，到学校后山上摘野果吃。

外婆和我姨妈一家住一起，姨妈及姨夫当时工作在师范学院内。外婆很年青的时候就已守寡，我妈是遗腹子，还有一个舅父在闽北山区。１９５７年做为县委委员的老舅因为在民主生活会上批评县委主要领导人之一生活腐化，结果在反右扩大化时被打成右派并下放到农村。本来老舅想把家安顿好后就把外婆接过去住，最后只好作罢。当时右派的帽子仍然纹丝不动地戴在他的头上。姨妈及姨夫是师范学院的讲师，在学校有套宿舍，所以外婆就跟她们住。

姨家宿舍那栋楼是上世纪初的那种西式红砖二层洋楼，当时还没有后来所谓的“教授楼”等。姨家的左，右两位邻居，一位是她们系里的教授，另一位是学校食堂的大师傅。当然教授宿舍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面积还是采光。教授家的孩子年龄也偏大，所以他的小儿子就成了那栋楼里十几个孩子的“孩儿王”。教授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般，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回。他老婆是师院附中的老师，他们家的事情都由他老婆出来打理。那时师范学院所在地是真正的郊区，学校的围墙外即是大片的稻田及菜地。隔壁大师傅的老婆也利用楼前的空地种了几行蔬菜。虽说是洋楼但我总觉得外婆家的光线没有奶奶家的好，显得有点暗。所以开始并不喜欢去外婆家。稍微大点后，由表哥带着到学校校园里疯跑，或到校外稻田里捉青蛙，爬树捉到“知了”后用湿的草纸包裹起来烤着吃，或步行两，　三公里　到附近的人民公园看师院附中的航模队训练．．．．．．。于是发现了完全不同于奶奶家的全新天地，感觉天好广，地好阔，于是乐不思蜀。以后每逢寒暑假都要到外婆家玩一段时间。

前几年，因为有事到师院找朋友，才发现姨家宿舍那栋楼已被拆迁，只剩下斑剥的残墙断壁寂默无声地孑立在午后的斜阳里。那个再熟悉不过的木制楼梯悬在半空中，当年多少次当我们“噼哩啪啦”跑上楼梯时，教授夫人总是出来要我们小声点，再小声点。已被碎砖瓦砾大半掩盖的楼前水泥平地上是否还留有昔日我们玩跳方块所画下的白色线条？站在那，我的耳中似乎隐隐地仍可听到当时我们五六个小孩玩“踢锅锅”时的欢叫声．．．．．．外婆住的那个房间还剩下一角。当年外婆和表哥住一个屋。外婆是基督徒，每天的晨祷是她必做的功课。外婆耳朵背，她自己觉的是小声的祷告，但在旁人耳中却蛮不是那回事。有时邻居大师傅的孩子和表哥他们吵架，就怪腔怪调地学着外婆的口吻念念叨叨：“主啊．．．．．．阿门。”好在都是小孩子，吵得快，和好得也快。可能上午刚吵完架，下午又一起到野地里疯去了。我到外婆家玩时就和表哥住一起，多少个清晨都在外婆不止是喃喃的祷告声中醒来，“主啊，天父．．．．．．，．．．．．．，．．．．．．阿门”。外婆的祷告无一例外都以祈求保佑妈，姨及远在闽北的老舅一家平安作为结束。

外婆经历坎坷，三十岁出头外公就已过世。不久后外曾祖父也跟着去世。从此一家的重担就落在外婆的肩上。当时舅父及姨妈都还年幼，而妈尚在外婆的肚子里。外曾祖父是中医，在当地小有名气，老舅曾拿地方志给我看，上面记载着外曾祖父的名字，好像是擅长治寒症。年青时，外曾祖父也曾是一名愤青，跟着族人参加了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时是颇有几位闽籍烈士，外曾祖父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化装成难民逃回老家。途中经过一地，当他向一正在耕种的农民问路时，农民看他裸露在外的双脚皮肤白晰，于是说他不是难民而是革命党，威胁要向官府举报。外曾祖父无奈掏光身上的所有盘缠贿赂他，方才逃出生天。回到老家后，外曾祖父不再过问政治，潜心学医，后来在行医过程中渐渐有了名声，家道也慢慢殷实起来。我曾在三舅公及六舅公他们聊天时，闻听了一些有关外曾祖父的一些趣事。据说在外曾祖父诊所的街对面也有一家中医诊所，但门可罗雀。这个诊所的老板平常大部份时间就无所事事地坐在那看外曾祖父给络绎不绝的病人治病。外曾祖父做事认真，常常给病人看完病后还亲自为病人抓药。多年过去了，那家诊所的状况一直都没有改善，而外曾祖父的诊所依然忙碌如故。但有一次外曾祖父自己却病倒了，他给自己开了几帖药，但总不见起色，家里人急得团团转，然而却无计可施。没想到对面诊所的老板在得知消息后就自告奋勇过来登门要给外曾祖父治病，而且他开的药方极其简单，就是一剂甘草。出人意料的是外曾祖父服完他的药后身体就有了起色，几天后就可以下床了。原来那位老板观察到外曾祖父在给病人抓药时，每每喜欢拿到鼻子底下嗅一下，俗话说是药三分毒，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导致慢性中毒。而甘草则是清热解毒，于是药到病除。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外公是独子后来跟着外曾祖父学医，不幸的是他们在相距不长的时间内相继去世，剩下外婆寡妇；幼子，家道于是慢慢中落。妈曾对我说，她小时候为补贴家用也到外面摆摊，有路人得知妈是ＸＸＸ中医的孙女，都不大相信。因为外曾祖父在世时不仅置有不错的房产，还有供使唤的丫环，自家还备有轿子；轿夫，以备他出诊时使用。我手里有一张已经泛黄的外曾祖父及外公的相片，外曾祖父是个面容清瘦的老头戴一副圆眼镜，身着长衫坐在花厅前的籘椅上，两旁分列着外公及三，四位外曾祖父的学生。上题“ＸＸＸ先生及诸同学留影”。

在外公；外曾祖父他们去世后，家里没了经济来源。作为昔日小康之家的主妇，外婆为生计不得不出去为人缝补衣服，以挣点生活费，然而所得究竟有限。好在外婆自己的父亲在南洋行医，时不时寄钱来周济她，使她还可以勉强维持家计。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日本占领东南亚后，来自南洋的经济来源也断了。故乡也先后两次沦陷。其中第二次沦陷，那些日本兵还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的残兵败将，可恨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就连这样的残兵败将都无法抵御，在放了几阵排枪后，就逃到内地去了。我爷爷对我讲，那些入侵的日本兵都已经累，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些日本兵就横七竖八地躺在离爷爷家不远的小巷里。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久就有一些汉奸筹了粮食给那些日本兵，养回精神后的日本鬼子就开始祸害中国人。那些日本兵在桥头设立岗哨，凡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就叫他跪下来，先弹鼻子，再要你张开嘴巴，然后他把痰吐到你嘴巴里。日本鬼子也曾闯入爷爷家，爷爷；奶奶被迫带着一家子逃难到乡下。由于没了在南洋的外婆父亲的资助，加上兵荒马乱，仅靠外婆微薄的所得不足以维持家计，家里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只好变卖家产，到最后不得不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才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老舅前段时间制作了有关外婆生平的光碟，特别要我们不要忘记在那段时间给予帮助的那些亲戚，朋友们。

尽管姨家早已搬到城里，但我有时仍喜欢独自一人徜徉在那些小巷里，后来我知道那些错落在小山上的各式小洋楼是清末被打开门户，成为通商口岸城市后，各国建起的领事馆。小巷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那些已近百年的建筑如同凝固的历史。当附近的几所学校放学时，在这里会形成学生的洪流，望着从眼前经过的那些有着青春脸庞的莘莘学子，不得不感叹岁月催人老．．．．．．。我有时也会看到美术系的学生在这里写生，在画布中，掩映在榕树气根后的红墙青瓦在光与影的作用下，更有一种沧桑感。外婆所在的教堂就在小山腰，教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恢复了活动。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接近中午时分，眼看着天就要下雨，妈于是吩咐我给在教堂做礼拜的外婆送伞去。外婆看到我很是高兴，跟旁边的教友介绍说：“这是我外甥，怕我淋雨，给我送雨伞来了。”我环顾四周，略显破败的教堂里挤满了老头，老太太。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外婆也已故去二十二年。前几年的一个星期天，我突然心血来潮起了一个大早，从城里赶到外婆所在的那个教堂。当我到达时，礼拜已经开始。被装饰一新的礼拜堂显得明亮，素雅，在我的四周是一张张年青，虔诚的面孔。身披白色罩袍的唱诗班成员正在管风琴的伴奏下唱着赞美诗，阳光从他们身后那扇高大的镶嵌着彩色玻璃的尖顶窗户中照进来，使得白色的罩袍有一层金色的光晕。周围的气氛肃穆中透着点温馨。我坐在那有一点感动。外婆那会儿，牧师还是用方言布道，此时由于受众的变化，牧师自然改用普通话。然而我并没有坚持到礼拜结束，半中间我退了出来。可能由于外婆的缘故，基督教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神秘感。相对于其它的一些东西，我更愿意保持一颗自由的心，并暗自窃喜于让心灵自由放飞时的那种无所羁绊，那种俯瞰的感觉。

外婆在世的时候，经常在临睡前翻几页《圣经》。我记得外婆的圣经扉叶上印着“三自爱国教会”，什么“爱国”自然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但当时我却不懂什么是“三自”。

tuffy05

七十年代印象（之六）上学去

作者：72家房客   

在我的记忆里一直保存着这样一幅画面――放学后，没了喧闹声的校园看上去空旷；落寂，刚被打扫的教室里，所有的条凳都被翻放在课桌上，空气中有点尘土的味道，余暉穿过彌漫于空气中的灰尘经过散射后把黑板上方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那几个红色的美术字抹上一层金色，黑板的右下角写着值日生的名字。教室外，那棵高大的榕树以４５度角横贯于操场上空，宽大；浓密的树冠覆盖了半个操场，榕树的气根垂在操场围墙外的江水里。归巢的鸟儿不甘寂寞地在树梢上兴奋地交流着什么。透过围墙的门可以看到附近的江面上泊着几艘渔船，在船尾有炊烟在升起。回家的路上再度回首，身后的校园已隐没在升腾起的江雾中，雾中那个昏黄的光晕是教工食堂的灯光．．．．．．一切都好像在昨日，一切恍如在梦中。

那所小学校园的前部是原来的圣水娘娘庙，后部则是昔日的航海俱乐部，是那种混凝土，砖墙的三层建筑。开学前的一天由奶奶领着去看榜，两扇绿色庙门中间的墙上贴着两张红纸，一张是陆上居委会的，一张是水上居委会的。站在人群里，我惶惑于身边竟然有这么多叽叽喳喳的年龄相仿的小孩，在这些人中我看不到我的朋友。我在街道幼儿园的朋友福生已比我早一年上学，而且幼儿园里也没有这么多的小孩。奶奶指着陆上居委会的红纸对我说，你被分在一年级二班。于是我就从这所小学开始了启蒙教育。

对新入学的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散发着油墨味的书本是新的，混杂着金属及油漆气味的铅笔盒是新的，笔盒里面带着松木香味的铅笔是新的，装载这些东西有着浓烈染料味道的绿布书包也是新的，周围的环境是新的，教室里的面孔更是新的。那时的学校并没有分重点；非重点，所有的小孩都是就近入学。于是我的那些同学的家长们就来自不同阶层，各色人等，有工厂工人，有渔民，有拉板车的，有当医生的，有刑事在押犯，有码头装卸工，有环卫工人，有知青，有商店售货员，有教师等等。大致上来自陆上居委会的和来自水上居委会的各占一半的份额。那时学校并不仅仅是等着学生上门去报名，而是和居委会配合，确保辖区内所有到了入学年龄的儿童都入学，我就曾看到当时的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到一户渔民家中，动员他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去。（有资料统计七十年代是学校入学率最高的时期。）新的课本发下来后，就由奶奶帮着用旧的挂历纸把封面和封底包起来，奶奶的手巧，她会包边上带角的那种。我记得当时头一篇语文课是“天安门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现在每当我在放学时间经过那些小学时，总是感叹于学校门口那种盛大的接送场面。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小轿车，或爷爷，或奶奶，或外公，或外婆，或父亲，或母亲，或保姆黑压压一大群人。我不知小学的“路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路队”这个词。我们当时放学时可没机会享受到这么隆重的待遇，当　时的　老师根据学生的住址，把住在附近的学生组织成一个小组，在放学时按小组排成各个纵队走回家，这叫“路队”。各个“路队”同时也是各个“学习小组”，因为当时班里多双职工家庭，学校放学时往往家长还没有下班，于是学校就把住在邻近的同学安排到一个学生家中，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完成作业。待写完作业回到家时，那些双职工家长也已大约回到家中，而且这也方便家长们了解自己孩子的去处。当然有的人是不排“路队”的，我记得有四，五个同学的家长工作在水上运输公司，船即是他（她）们的家，船停在哪里，他（她）们的家就在哪里。在小学三年级以后，我们当时班里的男女同学之间就已很少讲话，但是他（她）们几个是例外，因为要互相转告各自家长的船晚上停靠在哪个码头。他（她）几个不用排路队回家， 甚至有时候当他（她）家的船泊的较远时，学校还允许他（她）们提早下课。其实想想也可理解，任何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大环境变了，自然“路队”啊，“学习小组”啊等等也就成了被人遗忘的名词。只是现在这种接送孩子的阵仗，其社会成本实是让人够呛。

在闽，粤一带存在一个这样的群落――“疍民”，这是一个生活在船上，以船为家的群落，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原住民，有说是被贬入船籍的犯官后代，在地方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不乏对他们的描述。总之这是一个备受歧视的群体，在古代他们是只能生活在船上，不被允许是不能上岸的。前文所述的水上居委会即由这些人组成。解放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定居岸上，有的则仍然生活在船上，以打鱼为生。但其中也有许多人工作在水上运输公司，只是由机帆船代替了原来的传统木帆船。我的同学中有近一半就来自于这个群体。我也有幸见证了当时的教育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普及到这个群落里。爷爷对我讲，解放初，高小毕业就算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了，可见当时文盲占决大多数。二十多年后的七十年代，我看到了小学教育已普及到了全社会各个层面。前几年的一天，在父亲宿舍的楼梯口遇到一位女士向我问路，蛮清秀的面孔只是说话有点结巴，当时并不经意。过后想想有点脸熟，很像一个小学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已经忘了，但是她同桌的名字我还记得――翁国华同学，翁国华黑里透红的圆胖脸庞，有一双修长的腿，只是说话结巴，其它同学他都不怕，但是却有点怕他的隔壁位，也就是那位女同学。本来那位女同学是灵牙利齿，翁国华偶有的几次和她交锋，即被她一顿数落败下阵来，只见他浓眉倒竖，急的憋红了脸，但挣扎半天却憋不出一句话来。那位女同学后来学他说话的样子挖苦他，不想自己却落下了病根。翁国华的父母就工作在水上运输公司，船就是他的家。从他的嘴里我经常听到一些陌生的地名，那是他们家的船晚上停泊的地点，后来我知道其中一些距离学校相当的远。所以学校有时会允许他提早下课。清晨我们上学时有时会看到翁国华赤着脚，背着书包，手里提着瓦罐健步而来，那是他的午饭。教工食堂的蒸笼也顺带帮他们蒸饭，他们几个的午饭也在教工食堂解决。我记得有一次做算术练习，翁国华在大部分同学都没完成情况下，他先做完练习并解出了其中较难的部分，算术老师当场表扬了他，并让他提早回家。当时我看他虽是极力掩饰，但是其得意和骄傲却是发自内心的。

“德旺，德旺。偷吃鸡饭．．．．．．”，这是班里的同学在排路队回家时，看到德旺走远后，对着他的背影喊的。德旺听到后总是很生气地跑回来，谁要是不幸被他抓住，德旺往往要向那人的头上猛凿几个暴栗，但大多时候同学们都已四散跑走了。德旺是我的同桌。德旺个子高和我同坐后排，因为他头上总是隔三岔五地长癞子，不知那位想象力丰富的同学说他是钻到鸡笼里偷吃鸡饭时，被鸡啄的。德旺的父亲是拉板车的车把式。他和我不是一个路队的，但他喜欢和我玩。每天上学前他都先来我家，然后和我一起走去上学。当时我们还有毛笔字课，主要是临贴。字贴多是毛主席语录，有“学习雷锋好板样”，“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等，德旺歪着头，抿着嘴全神贯注，努力握住毛笔，小心翼翼但僵硬，颤抖地往米字格上描字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徳旺的堂弟郑传宝也在我们班上，他的父亲和德旺的父亲是同行。有时他们哥俩上学前就一起来我家，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德旺总是有各种各样社会上的花边新闻，所以成为他的朋友并不是一件无趣的事而我也一向是一个好的听众。传宝是校里游泳队的，班上还有三，四个游泳队成员。他们每星期二下午上完第二节课后就到区里的游泳池集中训练，另外还有几天的清晨也到那边训练。训练后有免费的牛奶，蛋糕等补充营养。由于经常锻炼，所以他们几个的体质相对要好很多，而我那时则是经常生病请假。当时我住的那个院里，老余叔家的老二也是游泳队的，他比我高几届。记得有一年学校游泳队里有几个人代表市里参加了全国的选拔赛，老余叔家的老二也是其中之一。待到比赛后回到家里，他成了院里的明星，有寻问成绩的，有听见闻的，大杂院内整整热闹了好几天。在那次选拔赛后和我们同一条街的那个扫大街依姆的儿子被选入市队。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初考后，校游泳队里有好几个人考入省，市重点中学，体育运动和学习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当时提倡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课业也不繁重，课余有大把的时间玩耍。那时大杂院一楼前厅兼做居委会的会议室，老人们有时就在厅里读报，开会，里面有两张大的方桌。下课后我们就把两张方桌抬到前天井拼成乒乓球桌。不过楼里还有其它高年级的小孩，如果被他们先占着了，我们也就只好作罢。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好玩的，踢踺子，溜铁圈，弹弓枪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全是利用一些废旧材料，可谓低碳环保）。我做的左轮状弹弓枪只能做到两连发，有人做的居然可以四连发，五连发。当时还有一种用大号镀锌铁线做枪身，七，八个自行车链条串在一起做枪膛，用中空的自行车辐条的固定螺栓做枪口，用顶端锤成尖状的大号铁丝做撞针，火柴做弹药的“火枪”，这个我做的比较成功，几乎每发必响。还有的人在枪口前面加装一个旧的子弹壳，再往子弹壳里加入黄色火药及铁砂，这就有点大杀器的味道了，所以学校没收了一批这种“火枪”。由于我们那里临近江边，所以还流行玩船模，橡皮筋做动力，用罐头盒的铁皮剪成螺旋桨。在洪水退却时，选一个水流最湍急的地方，比赛看谁的船能够冲过激流。这时往往吸引了十几，二十多个小孩。大家高挽裤管，任浊黄的水流冲过膝头，时而屏声静气，时而高声叫喊。一楼老林家的外孙，由于家里刨，锯，凿子等工具一应俱全，船型也做的比较合理，他把船头正截面做成深“Ｖ”型，适合高速运行，所以每每在比赛中获胜，而水上居委会的那些小孩虽然船模做得精细，逼真，但因为船型不大适合高速运行，所以往往在比赛中落败。现在有时小孩子会问我，我小时候玩什么东西，是不是当时都很穷，没有玩具玩。我告诉他们，我那时候有许多玩具都是自己做的。如今小孩子们的玩具几乎都是买的，而且许多都已经后现代，超超现实主义了，但动手能力可能反而不如我们当时。

三十多年过去了，翁国华现在哪里？德旺他们又在哪里？他们的人生际遇如何我不得而知。那天在父亲宿舍楼前偶遇那位女同学时使我又想起他们以及当时的一些人和事。印象中那位女同学有一位随和的父亲，整天乐呵呵的，还有一个小弟。她住的是二轻系统的宿舍，夏天傍晚经常看到他们摆一张小圆桌在街边吃晚饭，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子。大约十多年前我住的那个大杂院，她的二轻宿舍，还有我们昔日的那所小学都被拆迁，城市的面貌正变的日益光鲜，亮丽。一次在和老婆逛一条新开张的步行街时，随便走入一家服装店。却发现店主是原来大杂院的邻居，那个昔日的知青女民兵排长。只是谨慎，憔悴的面孔代替了我印象中曾经的爽朗健谈与笑容可掬。当年知青回城时，她正值婚龄，她的父母为此还找过我家里帮忙寻找合适的对象。最后她嫁了一个解放军连长，我们当地人，船家的后代。当年她带着她老公回娘家时，我见过她老公几面。高大的身材，孔武有力的面孔加上那套装６５式军装，正是人们心里标准的解放军形象，挺有亲和力的一个人。后来我家搬走了，不久后大杂院也拆迁了，我就没有再见到她。后来听其它邻居说起她时，听说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的老公后来转战于赌场，没白天没黑夜地在牌桌上推牌九，她不得不独自撑起那个家。牌九是解放前码头一带流行的赌博方式，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我站在那试图在她脸上寻找她过去的点滴痕迹，但是枉然。从她的店里出来，已是华灯初上，我们融入熙攘的人流里，周围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渐迷人眼，城市的夜生活开始了。在经过一家音响店时，从里面飘出婉转的童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过去的事．．．．．．”。

有时当身心疲惫时，回想回想儿时走过的路，其感觉犹如在冬日里守在火炉旁啜茗一杯滚烫，浓香的茶，闪烁跳动的炉火在漫漫冬夜里温暖着身心。时间的流逝也许会冲淡一些东西，但有些东西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却愈加熠熠生辉，尽管曾经因蒙垢而被人弃之一旁。再漂亮的肥皂泡也总有破灭的时候，当那些表面的奢华烟消云散后，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精神的一部分。七十年代如同一个时代的余晖，有时想想自己真是幸运，曾经置身其间。对于我辈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已足可回味终身。历史进程中的这扇门一旦被打开，即便后来被人费尽心机重新关上，那些挡在门后自作聪明，自鸣得计的人们可曾听到另一个潮头拍打门板的喧嚣声。“天不生仲尼，如漫漫长夜”，诚哉斯言。何谓革新进步？何谓守旧倒退？稍微翻点史书，其实是清清楚楚。我只是奇怪于那些站在虚幻的道德高地上指点历史，指点江山的人们，尽管他们手握各类资源，貌似强大无比。但是，在他（她）们看似理直气壮，唾沫四飞的同时，难道他（她）们没有感觉到自己脚下的高地在一点点坍塌，在土崩！在瓦解！！在化为透明的空气！！！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长夜总会过去，这令人窒息，扭曲的荒诞剧总有落幕的时候。中华民族必定会淌过这污泥浊水去迎接另一个黎明，你看那东方的天际，动了吗？！

tuffy05

七十年代印象（之七）“打嗝”姨婆和她的那些故事

作者：72家房客   
　 　

“话说以前一个员外家里有个小姐．．．．．．”这常常是“打嗝”姨婆故事的开场白。夏日傍晚时分，三楼阳台上轻风荡漾，“打嗝”姨婆手里清茶一杯，坐在竹椅上。随着她娓娓道来，那些三言二拍，红楼大观园里的凄婉，缠绵以及聊斋里的神鬼狐仙就把围坐在她周围的七，八个小孩紧紧吸引住。甚或三舅公，三舅婆也不知不觉放下手里的活计专心听她神侃。经常姨婆的故事都讲完了，我们还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面没有回过神来。许是也被自己的故事感动了，姨婆讲完后自己轻叹了一口气，然后端起茶杯吮了一口茶，随即一声长长的饱嗝，姨婆用手轻轻按摩自己的胸口，闭目慵懒地靠在椅背上。等到我们回过神来，七嘴八舌地要求姨婆再讲一个，就再讲一个时。姨婆仍旧闭目靠在椅背上，嘴里轻声推脱着：今天讲累了，明天再讲吧。但架不住我们死缠烂打，再三央求。姨婆嘴里虽然仍旧推脱着，但是我们看到她的眼角渐渐眯了起来，待到完全睁开眼睛时，她的眼里已是满满的笑意还有一丝的怜悯与无耐。“那就再讲一个吧”姨婆笑着说。

“打嗝”姨婆当时已从下放的闽东山区茶场病退回来，医生告诉刚做完食道癌手术的她，也就三，五年了，能吃就吃，能玩就玩吧，姨婆自然懂得医生的意思。 姨婆后来是以很轻松的口气对邻居们说起这件事的，只是我无法想象当初她听到医生对她说这句话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手术给她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稍微吃点东西就饱嗝连连。但她在我们小孩当中却极有人缘，原因无他，除了姨婆为人极随和外，还因为她会讲故事。因为爱听姨婆讲的故事，所以我们忍受了她不时冒出的饱嗝，并习以为常。也因此姨婆有了雅号“打嗝姨婆”或“讲故事姨婆”。

“打嗝”姨婆是三舅婆的发小。从闽东回来后，因为住房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就由三舅婆介绍租住在我们院内。好在当时的公费医疗制度还不曾被破坏，姨婆虽然得了不治之症并刚做了个大手术，但并没有因此四处举债，加上一份稳定的退休金，至少在经济上姨婆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才有心情给我们讲故事。姨婆倒是听了医生的劝嘱：能吃就吃。隔三差五地炖了鸡啊，鱼啊，肉啊等等，只是这些不是留给她自己的，而是拿去孝敬她老母亲的，于她自己只是粗茶淡饭而已。时钟滴哒，随着日历一页一页撕去，我不知表面平静，谈笑自如的姨婆，心底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抑或心如死灰。闲暇时间姨婆就用看书来排遣自己。姨婆对我们小孩却极友善，特别是女孩。姨婆自己有两个儿子，本想再要一个女孩却未能如愿。当时我妈因为忙不过来，所以把我妹妹从她的乡下学校送到奶奶家，那时妹正是咿哑学语的时候，胖嘟嘟的圆脸刹是可爱。姨婆看到后就喜欢上她，有时妹因淘气打扰了正在看书的她，姨婆并不生气，放下手里的书，微笑地注视着在一旁闹縢的妹，明亮，温暖的眼神后面带着点若有所思。也许小孩稚气的脸庞使姨婆忘了自己的病痛吧。我忘了是谁先缠上姨婆讲故事的，反正到了后来，这个姨婆给大家讲故事倒成了天经地义似的，还好这个姨婆肚子里有的是故事，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某段时间提倡读“红楼”，有人送了一套香港版的《红楼梦》给三舅公，三舅公因为高度近视加散光，所以他抱着放大镜断断续续读了一时间后就放弃了。他的那套五卷版《红楼梦》不久后就成了“打嗝”姨婆一段时间内手不释卷的读物。有时看到伤心处，触发自己的心事竟至于眼圈微红，轻声啜泣。我妈也是 “红楼”迷，每当暑假回到家里，就常和“打嗝”姨婆坐而论道，什么“黛玉”，“宝玉”，“宝钗”。“凤姐”，“晴雯”，“袭人”。什么“草木盟，金石缘” 等等乐此不疲。姨婆把书里的故事仔细咀嚼，再在肚子里打了几个回转后，就化为夏夜里一段段的精彩，引得大人，小孩鸦雀无声围着她坐了一圈。我那时还只是对那些红楼里的人名听的耳熟，因为懵懂所以对故事本身倒并不太感兴趣。而当姨婆说到“荒山古墓．．．．．．，寺院深庭．．．．．．，一个书生深夜赶考．．．．．．”等等聊斋里的神鬼故事，就把我听得耳朵都竖起来，且目不斜视，唯恐暗夜里，角落的假山后面或旁边摇曳的兰花丛里钻出个狐仙什么的，心里越是怕但却越是想听，一边在心里想象着那些神；鬼到底是一付怎样的形象。当一楼大厅里的有线广播匣子传来“全国各地新闻联播”的音乐声，也就到了奶奶喊我们回家睡觉的时候了，夏夜里的露天故事会也渐渐散去。而三舅公，三舅婆及“打嗝”姨婆则仍在露台上聊着天。我躺在床上，他们时断时续的谈话声如同从遥远的天边传来，伴着奶奶挥动蒲扇有节奏的“吱呀”声逐渐进入梦乡．．．．．．，这样的日子远去了，现在再想起来如同遥不可及的梦境。记得当时曾和伙伴们坐在夏夜的露台上数天上的星星，寻找在群星间逡巡而过的那个小小的亮点，一边争论着这是中国的哪一颗卫星。当时我们都渴望长大，憧憬着外面的世界。但等到我们真的长大了，走出去了，才发现那是心底无法割舍，魂牵梦绕任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原乡．．．．．．

“打嗝”姨婆到了九十年代才走的，好人一生平安。那段所谓“崩溃”年代里的点滴生活片段在记忆中却彌久愈新，那时姨婆故事里的红楼还不是彼“红楼”。那时故事里的凤姐还不是此“凤姐”。那时“小姐”这个称呼还只是存在于电影及书里，还不会使人产生另类的联想。那时学雷锋还不会有彭宇的遭遇．．．．．．只是这样的日子远去了。相对于现在的纷扰，那时宁静，平和的日子犹如梦里遥远的香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