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美]马克•塞尔登 著 林育川 译
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的最好途径。
——杰克•格雷
这个评注总结了杰克•格雷对中国发展所遭遇挑战的总体理解，尤其是对农村及毛在改造中国农村中所做的贡献的理解。
这种努力看来是值得的。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即如果从相关书籍的销售来看，对20世纪的中国有两种相当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用恐怖分子和独裁者的话语来刻画关于毛和中国革命的故事；另一种则对最近的“经济奇迹”兴奋不已，同样忘掉了中国革命，忘掉了历史地摆在贫穷的农业国家面临的不安定的国际环境和其他障碍，忽略了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社会问题。这两种理解方式都无法认识到战争和革命、帝国主义、宗教和阶级不平等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及新国家寻求摆脱贫困的束缚已经遭遇和将继续遭遇的艰难的政治和经济选择，对于中国（并且不仅仅是中国）的意义。
我和杰克只见过两次面，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英国举行的会议上，以及70年代在美国举行的会议上。当时我们除了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农村发展的问题，以及关于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应对世界外围地区棘手的贫困和剥削问题提供线索这两个问题上有共同的判断之外，我们还在其他方面意见一致。
杰克是一个毛主义者吗？当然，他对毛的思想中关于农村发展的深刻洞见极为赏识。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对我来说杰克本质上是一个努克斯（Nurkse爱沙尼亚经济学家）主义的经济学家。当过煤矿工人、二战中的士兵、地方社团的积极分子、大学和社区教师、业余艺术家、音乐家和农夫等各式各样的经历，使他得出了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毛和中国农村工业的研究，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到适当的改造的话，劳动力（特别是公社劳动力）可以克服挑战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障碍，诸如土地、资本和技术的缺乏以及国外的控制。
杰克以一种开放和同情的态度来理解毛的思想和实践。在毛论政治经济学的几部影响深远的作品中——《经济和财政的问题》（194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论十大关系》（1956）和《苏联经济学批判》（1960-1961），他发现了一种富于洞察力的远见，其核心的政策原则实现了对斯大林的突破，能够迅速地推动农村和国家的发展。毛的这些文章在当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却将我引向了另一个结论。
杰克从对毛的阅读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中得出的，或者说与他对农村的原动力及其受到的限制的理解产生共鸣的要点如下：
●劳动力能够克服土地、资本和技术的缺乏。
●立足于公社的农村工业化和分散化是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刺激消费和拓展市场的关键。
●动员和分散化使增加农村的自主权成为可能。
●平等主义的发展，包括村内和城乡平等，能够为可靠的和快速的发展提供基础。
杰克也很欣赏毛的作品和讲演，特别是1955-70年间的那些：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因素和其他忽视、贬低和抑制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潜能的政策的批评。
●以国家为中心，依赖重工业驱动的发展以及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忽视（苏联模式）是农业中国产生大灾难的公式。
●被理解为等级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所导致的根深蒂固的特权和腐败，对于发展和民主化而言是极为可憎的。
杰克是怎样将这些原则和对毛的思想以及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的理解一致起来的？当然，到他写《造反与革命：1800至2000年的中国》（1990）一书以及为戈登•怀特的《东亚国家的发展》（1988）写了其中一章的时候，他已判定集体化的基本经济原则和大跃进是合理的。他主要将其归功于毛的分析，然而，由于政治的干涉导致了主要的延误。他认识到毛和其他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者早期推行的渐进和自愿的合作是可行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期已被抛弃，其结果就是农业合作的基础，特别是自愿的原则遭到了动摇。他也认为农村工业化的创新原则和大跃进中的地方分权，在那个时代已经被唯意志论和政治控制所压倒，催生了过分夸大的指标，使计划流产，最终导致了大约2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造反与革命》第313-314页）。总之，他清楚地认识到1955-56年强制的集体化所带来的逆转，以及大跃进和文革的巨大失败。当他在90年代开始写毛的传记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牢记心头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和毛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关系。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究竟是内在于毛的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或者是他在这些运动过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的产物？还是不管毛如何竭尽全力阻止都会发生的？
对于这些问题下面将根据杰克的文章——《透视毛泽东》以及我本人和其他人的农村研究进行评论。① 杰克的评论主要集中于毛，我则从自身对中国农村特别是河北中部的农村——武公村以及对农村和国家关系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出发，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最后，依据毛所努力型塑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结果，以及他为后来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所提供的思想遗产来评价毛的农村（发展）思路。
在我看来，毛和中共的两个重要的成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发展打下了基础。第一个成就在于努力缓解农村的不平等，增强地方独立性，倡导小规模的互助组。这些方法有助于抗日和随后的内战时期农村人口的生存。第二个成就是内战和共和国早期更为激进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属于持续的中国革命事业，它为二战后席卷亚洲的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地方的土地改革是对中国式道路的回应和模仿。正如其他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一样，土地改革的后果是多重的：它打破了地主权力的束缚，创造了大致平均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村，产生了建立在新的阶级基础上的农村的领导权。它信奉威权主义的政治类型，这将型塑出政党和农村关系以及农村今后的发展。
然而，《透视毛泽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集体和公社的性质，它们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毛对它们以及农民的看法。杰克在这里和在别处清楚地阐述和归纳了毛的合作和集体化观念中的发展原则（特别是在1955年和1958年的讲话和著作中提出的），注意到它们与沙宁（Shanin）和布哈林（而不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和斯大林）的思想是一致的。至于那些仍然热衷于这样一个不甚流行的观点——有效的合作能够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基础——的人（我可以把自己归入这个群体），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与大跃进、1955-56年的集体化和文革相伴而来的巨大的灾难。
杰克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这一难题的努力，使他认为“政治”有利于阻止破坏良好的经济形势，使他责备毛之外的共产党的领导草率地放弃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或者有时认为毛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容忍事情失去控制。我将简要地对杰克的作品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提出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1955-56年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是最早和最雄辩地支持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集体）的渐进式自愿合作进程的人。但1955年夏天的讲话又表明他对这一进程的放弃。正如毛在1955年的讨论中所说的（《论农业的合作改造》）：“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尽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能被当作一个逐渐推进的、关注地方需要和合作的群众基础的例证，但这一集子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不断加快群众动员的步伐，使之进入与渐进式的进程相违的大规模的集体组织。
因此毛对快速的集体化充满信心，有时表现为对内在于转变中难以对付的问题缺乏认识，有时也表现为忽略农村的社会现实或者对其缺乏耐心。回顾过去，我们知道正是邓子恢和他的同事极有胆识地努力坚持原先的观点，这个观点既关注保护生产的农民及他们更穷的邻居的利益，也致力于证明小规模的合作具有提高所有农民生活的能力，如果合作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的话。最后是邓而不是毛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支持一条最适合中国农村的切实可行的合作道路的人。
毛的干预打破了平衡，导致了一种强制的集体化，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剩余的掠夺，其代价是牺牲了合作的参与特征和自愿的基础。此后，激励机制和群众支持这两个问题将成为集体和公社的难题，不管他们在将大部分农村剩余向重工业和城市转移中做出了多么巨大的成就。
第二，1958年的大跃进。我和杰克一样对大跃进时期农村发展中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观点感兴趣，特别是全面发展农村的思路，这包括农村工业的发展、在医疗、教育、福利和文化领域逐渐扩大公社/社区的服务以及权力下放所带来的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但很清楚，毛首先（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要承担助长了浮夸氛围的责任，这种浮夸在某种程度上给公社和低层的干部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使后者提出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式的产量。尽管在1958年医疗、教育和福利得到快速地发展，农村走向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但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几乎所有这些到1960年都崩溃了，农村陷入贫困，这也动摇了人们对地方领导和集体组织的信心。根本上说，大跃进的乌托邦，它以追求大规模与超越可能的目标为特征，不仅是毛于1958年煽起的，而且一直延续到1960年，成为加速毁灭农村的大饥荒的工具。
第三是毛几乎没有明确讨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而又极为重要的评估毛时代的农村发展策略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抑制的市场的地位问题，以及户口体系问题。有些问题从来没有引起杰克的注意，但在集体化的时期它们却深远地影响了农村的社会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户口体系在行政上把城市与农村分开，将农村居民的出生和结婚限定在村庄里，并对随后几十年间逐渐加深的城市——农村不平等负有责任。户口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放宽，逐渐允许市场活动，以及允许超过1亿农业工人转向工业或者向城市迁移。但它仍然保留着权利的城乡两极分化结构以及有害于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即使毛和杰克都没有讨论过市场和户口问题之间的关联，但这些问题在当时以及之后把握农村特点、城乡关系以及农村福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透视毛泽东》提出这样的结论，即70年代早期起飞并且自此成为中国发展浪潮之中心的农村工业化应该被当作制订于大跃进早期的毛主义观念的兑现。农村的多元化和工业化是毛的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是正确的。然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其他毛主义的原则，如“以粮为纲”，在文化大革命随着他支持文革而遭到破坏。1970年之后农村工业化的复兴源于周恩来的倡导，它标志着最终导向终结集体农业和公社的改革进程的开始，之后则是一个农村工业转向扩大市场、发展外贸和外来投资、在思路上与毛泽东的经济观决裂的时代。
总之，不仅把毛当作农村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设计者，而且把他当作一个果敢甚至常常武断地决定农村和城乡后果，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果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在其他地方指出（对毛的）评价应该认识到他在战争和革命中（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之前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也应该认识到他对发展包括平等主义和合作农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此同时，评价还必须密切注意毛应该承担首要责任的灾难性后果，特别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里。《透视毛泽东》几乎忽视了毛在决定农村变革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或者是局限于与政治实践相分离的经济原则之内，或者是固守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后者是毛作为解释过去几十年历史和驱逐他当时的对手的方法提出来的。对当代学术界而言，挑战仍然在于如何评价毛的思想和他所型塑的运动和制度所产生的相当矛盾的后果之间的关系。
*原文题目为" Jack Gray, 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 China Quarterly, 2006 Sep. ) ，发表于《中国季刊》2006年秋季刊。
http://www.textandideology.net/wordpress/?p=670 |
|
发表于 2011-10-26 08:4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