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谈文革、自由派和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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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庾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谈文革、自由派和毛派
2011年5月25日

（由于主讲老师和主持老师同意提问者可以打断主讲内容，录音中讲、问、答所涉内容次序较乱，本稿还是按主题归纳，最后经主讲者审阅修改并增删）

先谈一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歧。自从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欧美乃至全球崛起后，人们在谈论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新保守主义自认为的正宗的古典自由主义；另一种是被他们批判的并要清理出门户的现代自由主义。当前，和左翼一样，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在论战、分裂。中国的新左派有广义、狭义之分。所谓狭义“新左派”是指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为主要资源，在中国一些最主要学府里有自己学术阵地的左翼学者。广义上的新左派是指区别于“老左”的、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广泛的左翼阵营。中国自由主义和民运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陈子明十年前曾有一篇文章《中国左派的光谱分析》，他把左派分为“马左”、“毛左”和“新左”。尽管在我们看来不是十分准确，但还是被很多人大致接受了。其中“马左”（马克思主义左派）就是“老左”，应以邓力群为代表，“新左”（狭义）则是以汪晖为代表。而老青两代毛左（毛泽东主义左派）至今还没有公认的代表人物，目前也不可能有。十年来“毛左”已成为中国左翼阵营的主体，一般称为“毛派”，也有称之为广义的“新左派”的。我今天所谈的自由主义就是指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叫自由派吧。所指的“新左派”则是广义的，我习惯叫毛派。

我认为，自由派和毛派的分歧主要是对过去（中国现代历史）和未来（各自要争取的中国前途）。

在对待历史的争论上，自由派取攻势。从文革、四清、大跃进、反右、合作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抗美援朝战争、土改、镇反，一路颠覆下去，直到解放前的国共两党之争，一部中国现代史需要彻底颠倒过来看。而毛派则是在捍卫中国现代革命史。

在对待未来上，毛派取攻势，他们不会认同“全球化”的自由之路，也要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他们是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另一条道路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自由派则是在捍卫他们的“普世价值”观。

两派在历史问题的争议中最热的话题是所谓“饿死几千万人”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未来，两派争议的的焦点集中在毛泽东这个人物身上。我上次来广外，本来主讲的是几代人的所谓“代沟”问题，却在“几千万人”的问题上，两派吵得一塌糊涂。今天我想就文革问题谈一点不同看法，欢迎争论



李泽厚说，把文化大革命仅仅看成领导人的权力之争是肤浅的，也就无法理解亿万人爆发的热情。那么，文革开始时的造反激情从何而来？我认为，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社会不民主和官僚等级化的强烈压抑。

一些学者一再有意宣传共产党在解放前如何运用民主做武器，和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作斗争。这是事实，如果当时毛主席共产党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而拒绝使用这个武器，那么就不会有反蒋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被毛主席列为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首。也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民主成分，即广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是从根本上好于民国时代。但是国家机器压迫大多数人的本质是任何力量执政都难以改变的（马克思要求砸烂），从旧社会接受过来的几百万公务员潜移默化的官僚传统，和取得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不可能很快改变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批共产党干部结合在一起，仅仅十几年就形成了一个被毛主席称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1957年共产党整风的夭折和反右的扩大化，更强化了其后社会的反民主和等级森严化。在文革爆发前的中国社会里，群众反对一个党员就被整成反党，反对一个领导、哪怕是最基层的班组长、生产队长，甚至大学里的一个政治辅导员，就被整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的等级化越来越明显，特权意识越来越顽固。这就是当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领导干部要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也是毛主席从1958年到文革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矛头所指和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对象。有趣的是,靠造反起家的共产党执政后却最忌讳“造反”这个词。文革开始时，毛主席过去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被学生重新翻了出来，一些城市第一次出现“造反有理”的大标语立即被公安局戒严。其实，群众开始造反时无非是用《毛主席语录》和领导讲理：你说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啊！是毛主席代表党代表党的领导还是你？！这就有些相似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信徒”和“上帝”应该是直通的，从而打倒了各级“主教”这些中介者的压迫和剥削。“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时代替了“党领导一切”，衡量的标准是个人的认识。文革开始时的中国也必须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上帝”的相对绝对权威，否则你就得接受从省市委到公社、工厂的党委书记，一直到班组长、生产队长和辅导员等千千万万个“上帝”代表的压迫，你别无选择。当群众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尤其是自我组织起来后，一个森严的等级结构轰然倒塌。当时除了《公安六条》规定的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地、富、反、坏”四种人没有“四大’权力外，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可以贴对任何当权派的大字报。不用审批，不用书号你可以任意出版任何报刊、书籍、传单；不用登记，你可以成立任何地区性的和单位里的任何社团、组织；不用申报，你可以在社会的任何地方示威游行，请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大民主？！当然，文革中的专制也同样广泛、甚至严重的存在，我因政治问题几次坐牢不就是个例。不过，它主要是官僚阶级镇压文革的手段，不能因为有专制现象就否定其大民主。看一看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及其他史料，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其专制的程度不更甚于文革的多少多少倍，就是马丁·路德掌握权力后不同样专制？！但是人们不照样承认“欧洲人新型的个性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 ，政治自由、良心自由、人和公民的权利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向世界宣告的（布尔加科夫）”。文革中的暴力也大多数是党内军内的当权派（包括高干子女的组织）镇压文革的暴行。即使整个文革的暴力代价，相对来说也并不比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代价大，甚至也小于今天“和谐”社会中不声不响的各种各样的“非正常死亡”—（文革中死一个人会喊遍全国）。说到底，文革的造反首先就是为了争民主。1966年冬，全社会起来造反后造反派的夺权对象首先是报纸和公安部门（连看守所的权也要夺），不就是为了话语权和人身权么? !不就是民主和人权么？！

文革中，一位来中国的美国人说，在美国你可以随意骂总统，可以向他投臭鸡蛋西红柿。在你们中国你们可这样对待毛主席吗？！中国人回答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工厂、单位、村庄，所有工人农民可以对任何当权派贴大字报批判他，后者却没有开除前者的权力。在美国，工人职员可以贴老板、经理的大字报批判他吗？！究竟是绝大多数人日常利益冲突中的民主、尊严重要，还是经常离你“十万八千里”的总统重要？！网上一些年轻人说，现在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指责中国的民主、人权的状况，可是翻一下文革中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却只有中国在全世界到处干涉别国的人权民主，比今天的美国还牛！例如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的声明一发表，全国成百上千万人上街游行，并推动全球的抗议浪潮。不客气地说，文革中的中国是在向全世界推销它的大民主。我这样说，并不是一笔抹煞西方的民主，那至少是对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及其成果的不尊重。我也不认为，文革时的大民主状况如何完美，它只是代价极大的大“演习”。只是今天太多人太美化了西方的民主，太妖魔化了文革，我要唱唱反调。

如果说，有关文革的争论至少要持续好几百年以上（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至今仍在争论），那么有关毛泽东的争论则恐怕要持续几千年。这里，我向各位老师同学推荐一位自由派学者的文章《茅于轼错在哪》，作者方绍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个制度研究中心的主任，过去也是天则研究所的。作者的立场和对对毛泽东的所谓“罪过”的认可上和茅老板是一致的。他首先批评茅，你既然不承认毛泽东是神，那么还用你去还原成人吗？！作者说：“红太阳永远不可能落下’，因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是一种民主文化信仰层次上的图腾。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是华夷各民族血液里和基因中构成要素，是缺少它自己就什么都不是的本质。”作者说：“自由派认为，只要官方不阻挡他们讲道理，他们就能把更多事实摆出来，也能说服更多人。大错特错，官方不阻挡，反对他们的人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自由派发动的这场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他们甚至连一个小战役都不可能获胜”。此文是一副清醒剂。一些人认为，打倒了毛泽东就打倒了共产党，逻辑上是对的，实践上却是错的。即使打倒了共产党也打倒不了毛泽东！任何政党组织都有从萌芽、发展到变质、衰亡的过程。但是一些信仰、主义却是不朽的，几大宗教是如此，马列毛主义更会是如此。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评价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影响说的这段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持那些太简单逻辑的人为了集中打击毛泽东，对党史上几乎所有和毛主席观点、政策不同的党的领导人都评功摆好。但是共产党任何时期的执政集团在这一点上还是清醒的：共产党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就是继承毛主席领导革命取得的政权，如彻底否定毛泽东，就会随时把自己送上被审判台。用老百姓一句土话说，你是“坑死猫上树”。只要不失去这个前提，官僚集团比他们更需要非毛化，因为毛泽东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革命造反，他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对官僚集团最大的威胁。所以社会上越批毛，就越有利于掩饰、冲淡今天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利于巩固现有利益格局和秩序。这样，辛子陵等反毛急先锋被称为（也自称）“救党派”就容易理解了。刚才老师说，自由派不要一直反毛啦，我认为是明智的。三十多年的反毛史也应该有一个反思，是不是一个死胡同，我甚至怀疑这是权贵集团设置的一个陷阱，引导一部分人去反毛，就必然和毛派及其广大群众对立并纠缠在历史问题中；同时又引导另一部分人去批“普世价值”，也必然和自由派及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立并纠缠在未来的问题上。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罪过”说的越重，就会对今天的社会问题看得越轻。对未来的担心越多，对今天的关注就越少。一些人故意渲染自由派上台就会使左派千百万人头落地，另一些人也故意渲染毛派上台就会血流成河，他们故意制造这些恐怖，就是转移当今社会对权贵集团的不满，就是为了稳定现有社会的利益格局和秩序。

作为理念或意识形态，甚至阶级属性，以及对未来前途的争取上，自由派和毛派的一些重要分歧或许永远都不会统一，他们都应该正常存在，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必须要正视的。那么这两大思想流派、尤其是今天有没有一些共识呢，我认为在对待现实的社会问题上，两派有着极为重要的共识。

首先，自由派批判的权贵资产阶级和毛派批判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既压迫了毛派也压迫了自由派，压迫了除官僚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势力以外的一切社会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人，这应该是两派的共识。官民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符合阶级斗争观点的。这个对象对外主动投靠美国霸权主义和跨国资本，同时也是肢解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因素。用一位红色企业家的话说，它还是以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经济、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

其次，两派还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民主，尽管双方对民主的理解和具体要求有所不同，无论是资产阶级程序民主、大众民主，还是无产阶级大民主，首先是要民主。没有民主这个东西，包括我们这里所谈的左右派都是一种奢侈。有一种误解，认为毛派不要民主。要，就是需求，那么毛派有没有民主的需求呢？全国成千上万家报刊没有一家是毛派观点、立场的，几千所高校、党校，能让毛派观点登上讲坛的凤毛麟角，影响微乎其微。仅仅靠几个又小又受很大限制的网站（它们对十三亿人口的直接影响恐怕只有千分之几）就满足了毛派对民主的需求了？那比阿Q还可怜，也是天大的笑话。比较起来，应该是毛派极其广大群众更渴求民主。在所谓“民主国家”中，也是左派更强调民主，在那些争取民主的社会中，民主更是左派的旗帜。应当承认， 中国大多数自由派也是要民主的，又如何看待他们的左右角色呢？

毛主席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左中右在任何人群中都有，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其左右位置会有所变化。近十年前，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演讲中说：“中国没有右派，因为政府是右的”。他前面指的是以批判主流为天职的知识分子，后者指的是政府的政策。“让少数人先富”恐怕是右的不能再右的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也被公认为是相当右的政策，连自称右派政府的小布什在其就职演说中也假惺惺地只谈公正，绝不敢提效率优先。那么批评右的政策和主流意识。就应该是左的声音，只是左的阶级性和具体要求不同。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中批判权贵资产阶级和要求民主上，自由派的主体也因该是左派，用阶级划分的话是否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可能不准确，请大家批评。

现今中国有一亿三千万人受过各种高等教育，其大多数是在1976年后的贬毛非毛妖魔化毛的高校环境中主要接受的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另外的那一部分也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很大影响。所以毛派在批判自由主义理念时如果也把这个群体置于对立甚至敌对的角色，那将是最大的失策！对毛派来说，它倒应该是当前特别要重视的统一战线问题。一些人把民族矛盾宣传为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搞联蒋统一战线。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话，那就要搞反蒋统一战线。不解决统一战线和民主问题，毛派就只能在自已很小的圈子没出息的自慰，放点空炮。自由派如果不从反毛的死胡同里走出来、不放下身架去和民众结合，同样是放放空炮、一事无成。统一战线和民主问题是两派当前的共同需求,毋庸讳言，两派将来在争取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一定会是对手，但是不是今天。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谁都不会有未来！

（完）

转自 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