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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tre and his view of the reason of revolt
Yu qi zhi
Abstract: My investigation of Sartre’s though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focuses on “reason”、 “revolt” and their interrelation is based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after “the may 1968”、the actu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dialogue <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 What I want to explore is the social influence and historical sense of the French Left Intellectuals wh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affairs and their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striving for the freedom.
During the movement of students in 1986,Sartre took his part in it with his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 of “reason” and “revolt”. The <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is just the theoretical fruit of that reflection. <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in a dialogue between Sartre and Pierre Victor、Phillipe Gavi who are the leaders of the French Proletariate of left-wing. They talk about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revolt. In Sartre’s view, the revolt is necessary：before the year 1986,the French have faced with severe crisis of belief which can be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In one hand, the students fight against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ents oppose the ideology forced on them. So the workers and students want to find their new belief through their fight and revolt. Sartre believes that the revolt is the first (may be the only) step they can do to create the freedom and new world. So he said the students and the workers have the right to revolt, but Sartre doesn’t think they have the right to abuse it which means we should apply reason to control the revolt.
From innumerable stories from history, we have known how terrible if the revolt is not guided by the reason. A unreasonable revolt always means “destroy anything”、“deny anything” and at the end of which is either the relic or the calamity. So the reason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volt. That is als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use the right of revolt.
Above all, the thought of the reason of revolt is the heritage left by Sartre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French movements of students in 1986.
萨特与当代法国哲学国际讨论会
复旦大学
2005年9月1－5日
萨特与造反理性观
于奇智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
本文试图站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的社会背景乃至目前国际政治形势之下、以对话录《造反有理》为重点展开分析萨特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中心论题是“造反”与“理性”及其内在关联。文章将不求全面但有选择有角度地阐述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参政论政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探讨法国知识分子争自由、反压制、持正义、向善心的社会政治主体经验。
一
在西方思想史上，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把文学和哲学结合得最好的之一，在文学和哲学这两大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来，他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始终与每个人相关，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萨特自不例外。
纵观萨特一生及其著述，其中有关“政治”的，并不亚于他的文学创作和哲学书写。政治既是一种生活体验，又是一种写作训练，更是一次自由冒险。他热衷于游行、访谈，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一起为政治自由和政治正义而进行冒险。试图通过“政治介入”把“自我”他化。在这一介入过程中，萨特追寻着“政治”与“理性”间的关系，《造反有理》便是这一追寻的理论成果。
作为社会活动家，萨特的政治兴趣绝非是枝节性的，因为这改变了他关于“知识分子及其作用”的看法，他本人也极大影响着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萨特从戎，为战俘，参与抵抗运动，支持学生运动，参加保卫移民游行，会见前苏联异端分子，发表政论、演讲及访谈……对于政治，经历了从漠不关心而比较主动而日益积极活跃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萨特得以“脱胎换骨”，努力进行自我否定，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那些具有造反觉悟的知识分子才能成长为智识分子。这为知识分子设计了新形象。这一新形象与传统知识分子大相径庭，萨特的立场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大众。
萨特认为，社会成员应该为某种突发性暴力（如造反、暴动、反叛）进行辩护，甚至加入暴力运动之中，以改变历史，破坏历史目标，进而达到完全的道德自由。哲学上的“他人即地狱”，强化了政治上的“反抗”。
萨特将“造反(révolte)”与“理性（raison）”联系起来，造反与理性间的关系是政治与理性间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他主张“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造反是发动反抗行动，这一行动是为了实现造反意图。造反要求造反者理智地运用和控制造反权（pouvoir de révolte），有理由有道理地进行，这就是造反理性。造反是一种行动，因此，造反理性就是行动理性或实践理性。
造反者反对王权，反抗暴君暴行，反对陋习、压迫、暴政、不公、恐怖，抵抗侵略和非正义战争。如果不把握révolte的尺度，就会走向极端：反一切。当某个社会进入“造反时期”，造反者必须树立“造反精神”。造反就是同屈从、顺从、服从、屈服、归顺、因循守旧、顺从大流及其观念作斗争。
二
《造反有理》是一对话集中的一次对谈，并作为一系列对谈的总题，发表于1974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谈话中，萨特主要讲述自己的政治生涯，力图阐述1968年以来左翼思想状况，以及他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参政也有理。政治生活是一种你不找它它却总是上门找你的东西。一个人要想真正摆脱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造反有理》这次对谈，是在1972年12月进行的，与萨特对谈的有维克多（Pierre Victor）和加维（Philippe Gavi）。我们在阅读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和与之相关的另一篇Qu’est-ce qui fait qu’un petit bourgeois ou un ouvrier se révolte?（1973年1月）的时候，发现萨特在对话中显得不那么主动，好像被维克多和加维牵着鼻子走。
在道德伦理的起源问题上，维克多固持犹太教立场。这显然与萨特相对立。但在双方争论中，维克多是胜者。萨特将维克多招作学术秘书，是为了帮助自己探索政治哲学思想，结果适得其反，维克多变本加厉，使萨特让步和投降，进而使其放下手中的思想，特别是体现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博爱观。这是萨特不会答应的。
萨特处于什么地位？加入左翼后又如何介入其核心？他在当时根本无法具体地设想和实现，自己好象表面上处于维克多、加维左翼中心，但实际上不是。维克多、加维围绕在萨特周围，实则是更好地借萨特名位（被视为青年精神领袖），行自己的意图，迷惑公众。关于造反，萨特发表演说、表达观点，就是重述预先安排好的言论和主张。在法国六、七十年代的风暴环境中，萨特与维克多、加维等人确定建立了策略联盟或论说势力关系。
我们在讨论“造反有理”这一问题时，尽管不全然是关于萨特本人的思想，维克多和加维仅仅是萨特的“同谋替身”，但由于萨特始终处于“介入状态”，因此，还是应把萨特、维克多、加维的“话”作为整体来考虑。
从有关资料表明，萨特在1970年至1973年间受法国无产阶级左翼影响，并把自己看成其中的一位代表。《造反有理》这本谈话录更是萨特在“无产阶级左翼”中经历的有力见证。他的言论和观点无疑是左翼的。在《造反有理》这次访谈中一开始，萨特就说：
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实践先于理论。理论如果存在，则据实践而产生——完全合理的思想，我们都以某种方式拥有这一思想——但是实践本身包含某一思想。重要的是行动，行动自身则被思想作为推论的基础。于是，我们想知道你们如何在一定时机预见某项活动。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怎样构思口号、设计标语，就一定的活动而言，你们的战略观和策略观是什么——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你们如何随着十分特殊的活动从你们在某个地方没有行动的时刻转入你们行动的时刻。(Pour vous, il est entendu que la pratique précède la théorie. S’il y a théorie, elle se fait d’après la pratique － pensée parfaitement raisonnable, et que nous avons tou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 mais la pratique elle-même comprend une pensée. L’essentiel, c’est l’acte, mais l’acte lui-même est sous-tendu par une pensée. Alors, on voudrait savoir comment vous envisagez une action à un moment donné. Quel est votre but, comment concevez-vous les mots d’ordre, les slogans, quelle est votre perspective tactique et stratégique par rapport à une action donné — on peut prendre n’importe laquelle. Comment vous passez d’un moment où vous n’agissez pas dans un secteur au moment où vous agissez, avec une action très particulière.)
萨特一开始就给维克多、加维提出“实践”、“行动”、“活动”、“理论”、“思想”主题，这些字眼及其相互关系，把读者引向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领域。“造反”这一反抗行动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萨特把“行动自身（acte lui-même）”视为“造反论”的“根据”。造反的预见、目的、口号、战略观、策略观等，是造反的基本问题。“实践”高于“本本”。理论与实践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是什么？
维克多接着说：
首先知道这种毛主义思想何以诞生，似乎是重要的。严格意义上的毛运动，在破坏的基础上出现于1968年秋。这种破坏不仅仅是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马列主义的）这个组织的破坏，而且是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的破坏 ……1968年5月10日以后，在“马列主义”阵营，我看到了意识形态灾难。（Il me semble important de savoir d’abord comment est né ce type de pensée maoïste. Le mouvement mao proprement dit est né à l’automne 68, sur la base d’une destruction. Et cette destruction, ce n’était pas seulement celle d’une organisation: l’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 (m.l.); c’est la destruction de tout un système idéologique. Je parle ici de l’aile du mouvement mao qui vient du marxisme-léninisme; je rappelle qu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e s’est vraiment constituée qu’avec l’apport des camarades venus du Mouvement du 22 mars. Avant Mai 68, j’appartenais à la direction de l ’U.J.C.M.L. Après le 10 mai 68, je constate un désastre idéologique, dans les rangs «marxistes-léninistes».）
意识形态灾难是什么? 萨特接着提出的这一问题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这就是重建时代的思想和看到法国当时通行的思想。重建意味着决裂与解构，时行的思想意味着传统思想的破败和传统信仰的危机、新思潮的诞生和新信仰的确立。
1967年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往往以唯一的方式破坏大学：与知识分子传统决裂，与大学决裂，与工农相结合。但无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对大学的“特殊实践”进行思考。知识分子应当与生产者结成联盟。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某股意识形态潮流的制约，但在六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危机中得到锻炼。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法国也如此。反混乱，是为了还社会于秩序之中，还民众于稳定之中。
造反意味着对旧秩序的破坏，意味着灾难（désastre），意味着社会原结构的失败，使社会暂时处于混乱状态（désarroi），甚至使社会走向破败。混乱就会令人不安、慌乱。人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是不幸的、悲惨的。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必须起来造反。这是道德良心的指引和使命的召唤。
恰恰在1968年“五月风暴”前夕，法国思潮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决裂，这是积极的一面；与强加于大学生和工人的正统理论体系信仰和某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信仰决裂，这是消极的一面。这表明当时的法国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信仰危机。决裂是一次分娩式的阵痛，意味着在旧关系链条上劈开了一个口子。在它们原有关系上本来就存在着断裂点，这一断裂点正是决裂的突破口。大学生和工人希望寻找到新的信仰，试图得到信仰自由，不是被动接受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正统信仰，而是主动积极地自由选择新的信仰。自由选择是摆脱正统信仰的开始，也是解放的开始。维克多一帮左翼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并不回避所发生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标明人们对已有的主张、理论、学说、准则、宗教等产生了怀疑，人们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对政府投不信任票，试图摆脱强加于他们身心上的各种主张、理论等，反对政府，解除政府的压迫和束缚。造反的任务就是摆脱危机，获得自由。信仰危机必然产生波纹效应：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等等。在他们看来，“五月风暴”正是这种信仰危机的深刻体现。1968年5月10日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宣布解散，其成员被分散到此前成立的“行动委员会（Comités d'action）”。5月13日，全法总罢工宣告开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人们根本无暇思考所发生的一切。
三
五月风暴之后，维克多等人建立了无产阶级左翼，以捍卫五月风暴所取得的成果。左翼思想显然与五月风暴这一事件有关。他认为，这一事件的基础是法国专制马克思主义的破灭。法国专制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修正主义与传统马列主义（经过修改的）。法国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与法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思想相对立。 对立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对立者与对立者之间不和，导致搏斗、冲突、争端。搏斗、冲突、争端往往表现为心理、精神、理论、言论、武装、利害、管辖权（职权和权限）等方面。这就是对立的范围。对立双方处于完全不同的两端，一方总是以强力对抗另一方。对立不仅体现为物质的，而且体现为精神的；不仅体现为人的，而且体现为物；不仅体现为政治的，而且体现为经济的；不仅体现为个体的，而且体现为普遍的。对立意味着合力的丧失。合力是一致的动力，一旦丧失就使固有的联盟破碎。合力的丧失使协调关系趋向矛盾，使形势动荡不安。
法国共产党患了严重的“偏执狂”。任何专制只要对准广大公众，都会遭受反对。专制是一种权力，代表国家元首意志。国家元首行使权力往往是擅自而专横的。为了保证专横权力的顺利行使，必须依靠一个绝对专制的政体。如果这种专制体制成了一国主体政治并成为巩固的统治模式，那么，该国必奉行绝对专制主义。这就是专制的权威性。造反理论的功能在于否证专制权威性的依据，造反实践的作用在于破坏专制权威的基础，从而使造反者不堪忍受的独裁者政体最大限度地毁灭。造反是改天换日的希望。五月风暴分子的“做”建构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维克多强烈抨击了工会的“打入内部”这一愚蠢办法。在五月风暴的洗礼下，工人阶级学会了思考、提高了觉悟并促使和引导他人思考。工人必须为自身利益和合法权利而斗争。这种生死攸关的斗争必须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的斗争理论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
独裁压制犹如一场“褐色瘟疫”，意味着暴行。独裁者必然对异己分子和人民实行铁腕统治和残酷镇压（比如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暴政）。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丢掉了历史，居然把起码的政治正义作为假民主、假人权、假人道的政治交易。这是血腥独裁的复活。尽管皮氏获释回国，然还是个永远的罪犯。更有甚者，丑恶的新纳粹兴起，其势头并不亚于老纳粹。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在其《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公然否认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史实，并把他捧为“理想主义者”，企图重新界定纳粹，为之赋予“合法性”。 从现实上看，欧洲大地上存在着具有极强政治影响力的种种极右势力，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德国的极右政党、意大利的极右政党全国联盟、比利时的佛兰芒集团、瑞士的极端保守党人民党、奥地利的极右派自由党，不胜枚举。这些势力十分猖狂，纳粹的幽灵尚在。这充分表明反纳粹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
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的实践、声音与理论。压制有时是血腥的。压制是应当遭到反对的，因为它是一种邪恶而令人恐怖的血腥力量，意味着受压制者丧失尊严、自由、财产、住宅等等。造反者为了摆脱这种力量，捍卫自由、民主、善良、安宁、镇静，必须无畏地反抗压制，重新显示人性的最大威力。压制别的存在者的存在者是不能得到尊重和自由的。压制本身也是一种克制力量，也可以被克制，这依赖于反压制的压制力量。造反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遣责和平息非正义的压制力量。反压制是一场政治斗争。
在法国六十年代思潮里，反压制行动在理论上得以系统化。1968年以后，无产阶级左翼的思想是为解放群众、实践思想提供理论指导。被压迫者的社会运动需要思想指引。毛泽东思想正好包含了当时法国运动中造反者的要求，正是他们寻求的思想，植根于法国政治现象中。法国毛主义出现了。解放（libérer）就是把被压迫者从专制之下解救出来，使他们摆脱传统思想障碍，释放群众运动的力量。实践和实践思想闪现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心中。造反者应该解决从被压迫者的社会实践内部反对奴役体系的造反手段问题。为了解放，被压迫者必须造反。求解放就是脱压制、争自由。就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而言，解放就意味着打破陈旧而奴化的政治标准体系。学生们喊出：“Grappin nazi（格拉潘是纳粹分子）”的口号。
谁是真正的造反对象？是各行各业的“头头”？不是，不是，而是人为的体制和制度，比如剥削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种族制度、婚姻制度、性欲制度、欲望制度……这些体制成为人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百姓）的压抑性垄断体系。垄断体制扩展到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成为人们的对立力量。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体制异化”。压抑性垄断体制是专制或独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民众之间水火不容。因此，冲突必生，暴力必发。
四
如何摆脱垄断体制而获得自由？在寻找走出旧体制获得自由的道路之前，必须落实到理论问题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出了个毛主义。可谓“二十世纪西方盛景”。毛主义被法国人引进，很快使法国激进运动毛化（或者当时政治境遇下的一种中国化）。这为法国激进运动的深入发展铺垫了道路。法国毛主义就是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maoïsme antihiérarchique），它“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问题。” 萨特、列斐伏尔（Lefebvre）、阿尔都塞（Althusser）、福柯等都与毛主义有过密切关系。法国左翼势力极强，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而且表现在对外军事控制方面，比如，1956年至1962年间，法国人企图把阿尔及利亚划入自己的版图，并以战争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
阿尔及利亚战争导致了法国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的诞生（更加危险的独裁的出现），还成为激进的青年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主导因素。戴高乐政府更加残酷地以武力镇压反战示威和对付教育问题。实行专制的目的是更加严格控制制度的内在结构，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造反就是摆脱和拒斥这种专制的限制和控制，达到自治，获得自由，争取控制权和自由权。如何才能实现自治呢？这是一个具体的行动问题。维克多指出：
杀害小头目或者监禁干部，这给工人思想提供了一种手段，为了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同奴役制度作斗争……人们应该包容一切独断马克思主义变体。工人思想，如同堤内之水，蓄积于等级制度里，这种思想闪现于造反之中……造反产生新思想。我们的工作在于使就奴役制度而言的不规则成为新的规则，使边缘行为成为中心行为。在政治宣传中，颠覆活动是重要的。（Casser la gueule à un petit chef ou séquestrer un cadre, c’était donner un moyen à la pensée des ouvriers pour lutter contre ce système d’asservisement dans leur pratique social, qui dit: on est dans un monde de choses où les choses rentrent en interaction les unes par rapport aux autres, et toi-même, tu est une chose. C’est l’objectif ultime de ce système de pensée, qui n’est pas simplement «bourgeois». On doit y inclure toutes les variantes du marxisme autoritaire. La pensée ouvrière qui est contenue, comme des eaux par une digue, par le système hiérarchique, cette pensée éclate dans la révolte…Bref, notre pensée pouvait se résumer pa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Ça signifiait que la révolte engendrait une nouvelle pensée. Notre travail consistait à faire de ce qui était déréglé par rapport au système d’asservissement, une nouvelle règle, à faire d’un acte marginale un acte central. D’où l’importance de l’opération de renversement, dans notre propagande politique.Ce qui correspond à une formule de bon sens de la révolte: on veut que le monde soit renversé.）
对抗性制度是一股强力，而争取自治和自由的造反行动分散且软弱无力。造反者的对手总是很强大，他们拥有军队、政权、机构，占据了社会各领域。毛泽东通过人民战争来解决政权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大大启发了法国的造反者，他们必须最广泛地联合工人和学生，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喊出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学生运动的领袖（著名的红色丹尼尔），他和无政府主义者占居支配地位。这表明，不仅有造反的行动，而且有造反的思想，还树立榜样。监禁火车站站长、工厂老板、大学校长、大学区区长等。对当局来说，监禁是非法的，造反是违法行为，造反者必然遭到镇压，也会遭到监禁。这里存在监禁与反监禁、抗拒与反抗拒、造反与反造反、反抗与反反抗的对抗性问题，它们形成两大势力的对立，划定了有理与无理、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事实上，统治当局对内奴役，对外扩张，这才是真正的非法行动和犯罪行为，必然引起被压迫者和被殖民者的反抗。这充分表明理性与合法在被压迫者和被殖民者一方。
在造反过程中，造反者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必须参与有理造反实践。造反实践的目标就是砸碎旧的等级制度，维护和坚持等级制度的人亦是造反所指向的目标。砸碎等级制度及其权威人物、强大势力就是被压迫者与奴役制度进行生死斗争，斗争具有阶级性且必然付诸武力。一切斗争对象都是斗争者的对立面。只有消灭对立面，生存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斗争过程中，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是变动的，双方的思想、观点、立场也是对立的，因此，除了造反行动较量外，还存在着造反思想的较量。造反者的思想在造反行动中必然显现出来，并指导着造反行动。造反者与专制、压制、等级制度及其权威人物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造反，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人们是会坚决支持的。因此，造反有理。有理造反行动是新的造反思想的源泉。造反是对旧的政治力量、奴役制度、体制结构的破坏，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发生流血事件。
1972年2月25日，前雷诺汽车厂工人、无产阶级左翼毛主义分子皮埃尔• 奥维尼（Pierre Overney）被开除之后，仍回工厂门口，与同伴一起向工人们散发小册子，与工厂安全部门的头儿特拉莫尼发生争吵，特拉莫尼拔枪打死了他。这一事件激起了工人的反抗。不少工人因反枪杀事件而被开除，但仍回厂呼吁工人起来造反，遭到保安人员攻击。对此，毛主义分子十分不满，不仅抗议，而且把矛头指向政府的高级官员，比如比朗古尔最重要的人事官员诺格雷特（Robert Nogrette）被他们监禁在一秘密处所。他们还关押工厂老板，并让老板妥协。政府当然会施加压力，造反者也会提出一些释放被监禁者的交换条件。双方互相退让，被监禁者会得到释放，被开除的工人也会恢复工作。
监禁和释放都是有条件的。此起彼伏的运动表明，监禁、释放、再监禁、再释放，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被监禁者因监禁而失去人身自由，因释放而恢复人身自由。监禁和释放对被监禁者必然产生不同的身心感受。监禁和释放都与工厂的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相关，使工人和老板之间在利益、权利和义务上达到相对平衡。工厂是工人和老板发生冲突和矛盾的直接场所和环境，是冲突和矛盾的舞台。冲突和矛盾的结果是，或者老板被赶下舞台，或者工人被赶下舞台，或者两败俱伤，然后互相妥协退让。
五
什么是造反？谁是造反者？造反者如何造反？造反者为什么造反？萨特的核心问题是，造反与理性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如何运用造反权？有理造反，是一种革命行动，绝非莫名其妙，关于造反之言也非胡言乱语。革命是造反的升级。无理造反，无异于无理取闹，便是反革命行动。造反与理性之间关系的建立，表明造反与理性共存（coprésence，coexistence），既然如此，造反必须听从于理性，受理智控制和指挥，还允许人们议论、争辩、思考。我们作为造反者的旁观者，应当拥有足够的评判力，能够从众多的造反行动中辨别出哪些是理性造反，哪些是非理性造反，还要区别真正的理性和虚假的理性。只有那些具有真正理性的造反，才是我们拥护和支持的。如同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一样，我们还要反对那些盗理性之名的所谓造反。真正的理性可能阻止反动的造反。虚假的理性具有欺骗性，理当遭到怀疑和批判。
萨特强调真正的理性与正义的造反相结合，这对我们今天思考同类的历史现象和现实状况具有启发意义。就造反而言，有法国的造反、美国的造反、英国的造反、中国的造反……不胜枚举。造反在时间上也存在着种种类型：过去的造反、现在的造反和将来的造反。造反还因民族不同而各异。可见，造反不是一个单一含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概念，也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概念。我们反思造反，必须弄清造反的语境、背景、环境、范围以及性质，必须对造反进行界定，不然难以弄清楚“什么是造反？”这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了“打倒一切”、“破坏一切”、“否定一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灾难性现象（十年浩劫）。这里的“造反有理”的“理”已经演变成了“扭曲的理”，即“虚假的理性”，亦即“无法无天”、“至高无上的理”、“最高指示”。这种理必定无视国家法律、文化遗产和社会公德。在这种理性支配下的造反只能是非正义的造反，即非理性造反。这种造反盗用了理性之名，行非理性之实，必然带来巨大灾难。如果造反者进行非理性造反，必产生野蛮后果和国家灾难，并且其人性尽失，就会蜕变成兽。
非理性的造反者必定是疯狂的群氓。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也有能力对十年浩劫时代的非理性造反进行深刻反思而成为其阐释者，然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这种造反的牺牲品，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尊严和人民的正义而据“理”力争？为什么不能像萨特们那样为理性辩护？因为中国红卫兵的非理性造反或野蛮性武力行动凭借报章杂志的“大黑体字”和“最高指示”占了绝对优势，因为真正的国家法律、文化遗产和社会公德被“野蛮性破坏性造反”这个高于一切的“歪理”所取代，因为科学、民主、自由的空气荡然无存并且缺乏萨特等人所具有的理论道说环境，因为当时的整个中国完全处于绝对非理性或绝对不讲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媒介充斥着“大批判语言”（或者我们今天也叫做的“文革语言”），这种语言无疑将本已相当野蛮的行径推向所谓的合法地位，而坚持正义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让人们听见自己的声音，对这种非理性造反无力进行反思与阐释，想讲的真正的理性不可能抵抗身强力壮的红卫兵的武力，反而被迫顺应这一可怖潮流，否则等待着当右派、被抄家、遭下放、挨批斗、蹲牛棚、坐监狱。当然，当时也的的确确有不少正义勇士为坚持真理而战斗过，但与红卫兵的力量相比，毕竟显得过于脆弱了。说理的力量远在动武的力量之下，武力到底是硬的东西。
可喜的是，历史现象总是交替发生着的，中国的非理性造反时代结束近三十年了。中国自文革结束之日起就迎来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春天。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亲历过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可能成为这个时代和当下现实的反思者与阐释者。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判断力之外，萨特等西方思想家的政治哲学也可成为我们批判地借鉴的理论资源。
只有符合正义的造反才是公正的行动，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行动。真有理由、毅力、力量，构成“做（造反）”的基础，造反才能成为正义的“做（行动）”，这样的造反才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这样的造反才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造反，就是非正义的。有理造反，是正义与真理的基础和根据。没有理由去造反，没有毅力去造反，没有力量去造反，则构成“不做（不造反）”的基础，“不做（不造反）”才是符合正义的选择，才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如果造反，便是无理取闹，就会很糟。无理造反，是非正义和谬误的基础和根据。
在正义的造反与非正义的造反的相互参照中，我们会弄明是非、曲直、可否、真假、善恶、美丑。如何正确选择是否参加造反或进行造反反思，并不是容易明朗的，因此，必须对发生着的造反首先寻找起因和理性，进而选择是否同意和坚持造反。总之，要敢于且善于使用我们的理性和造反权，才能获得造反的胜利和正确的社会后果。
我们要善于控制造反，这是造反节制或适中问题。所谓节制就是使造反适度地发生、进行、收场。不过分造反，只能适度造反。这便是理性。做什么都不能过度，过度就不德而罪。“行善积德过了头，常人就应称为疯子，君子就应称为小人。”贺拉斯（Horace）这样定义“节制”。一切正当的造反一旦过分进行就必然受到谴责。有节制的造反，才能把造反控制在理性和正义范围，造反者才可配称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义者”。过分造反有百害而无一益，造反者作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义者，应当懂得有害与无害、有益与无益的限度。否则，有害现象就会肆意损害民意。总之，别超越理性。这正是造反者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内心的道德律令。
法国知识分子极大关注社会和政治事务，是法国人独特敏性的典型反映。萨特的造反观与1968年五月风暴和法国左翼密切相关，也正是这种典型反映的自然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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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7 06:4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