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军：《苦恋》受批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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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发表于1979年《十月》文艺丛刊第三期，这部深刻反思“文革”的剧作能够与读者见面，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根据这部剧作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于1980年底完成后，没有被相关部门审查通过，并招来几乎贯穿于1981年全年的大批判，同样的原因，也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

　　一

　　个人崇拜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 “文革”结束后这种崇拜还在延续，对已故领袖毛泽东的崇拜一如既往，同时又增添了对新领袖华国锋的崇拜，一时间“伟大领袖”与“英明领袖”并举。1977年2月7日，上任才四个月的新领袖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是继续表明新权力与旧权力是一脉相承的，它具有合法性;二是打出这块招牌意在把人们的意志统一在新的权威之下，这样有利于建立安定的政治局面。3月14日，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请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建议被华国锋拒绝，他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四人帮”已被打倒，华国锋为什么还要揪住邓小平不放呢?

　　邓小平曾长期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共高层圈子里享有很高的声望。由于周恩来病重期间由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做了大量有益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事情，深得人民的欢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尽管遭到批判，但从民间流传的许多关于他的小道消息看，许多人对他抱有同情之心。10月6日“四人帮”被抓，10日邓小平就给华国锋写信：“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但是，华国锋接班的依据是毛泽东的两句话：“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于是不管他个人对邓小平的情感态度如何，为了捍卫毛泽东旗帜就必须继续批邓。然而，中国的文化，造就了中国人重视历史、重视老人、重视资历的性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是元老们支持华国锋确立领袖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资历尚浅的华国锋也离不开元老们的帮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元老派不断地施加压力，华国锋就不得不选择妥协退让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22日，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正式工作。

　　邓小平上台后不到半个月就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从此广大城乡的青年便有了向上奋斗的机会，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科教领域，更在政治领域。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举行，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讨论的真实目的就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华国锋对事态的发展特别关注，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经过半年的演变，越来越多的人都明确表态：坚决拥护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只能无奈地接受既有的事实。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之前召开了历时36天(原计划开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许多元老对两年来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华国锋在会议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够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此外还就其余七个问题作了表态。这是华国锋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我们看到他在重压之下已经顾忌不了毛泽东这块招牌了，也看到他开始大幅度地顺从元老派的意见来，这样做或许是一种“用时间换取空间”的策略，但客观地讲这种做法只能让他更加被动，与亲密战友之间的分歧也进一步加大。邓小平在最后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后来人们评价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说“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镇压这个运动的两个核心人物是华国锋与吴德，华国锋当时是国务院代总理，公安部部长，吴德是北京市委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思想界空前的活跃。“文革”受难者张志新等人被授予“革命烈士”，她们因质疑“文革”与反抗“四人帮”的残暴，其事迹被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大量介绍，而杀害她的幕后支使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醉翁之意不在酒，授予张志新“革命烈士”的决定有很强的针对性。西单民主墙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居然也能够存在，魏京生等人通过大字报的形式，一方面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黑暗，另一方面主张中国建设的不仅仅是“四个现代化”，还有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这种在稍后直至今天都被极力防范、坚决打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行为，何以在那时无人阻拦活动自如呢?(魏京生于1979年因“向外国人提供我国重要军事情报，并公开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煽动活动”，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人们广泛质疑个人崇拜问题，一时评价毛泽东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评价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当时在中央分两派，胡耀邦一派主张公平公正看待毛泽东，认为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与许多人一样，也犯过错误，给国家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当然，“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汪东兴一派人主张毛泽东没有错误，他的思想仍然是指导我们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准则，至于党出现一些问题，譬如“文革”，这完全是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蓄意制造的，他们认为对个人崇拜不能提出挑战。然而，元老派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汪东兴等人如坐针毡，看来他们坚守的堡垒要陷落了。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元老派，他们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通过清算“文革”的极左时潮，扫除面前的绊脚石，从而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为了这次文代会的顺利召开胡耀邦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参与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经验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座谈，交换意见，并向有关人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曾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哪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划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03月09日 )11月16日 胡耀邦参加接见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全体代表和大会工作。在大会上，邓小平在致辞中强调文艺民主，重申“双百”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同时他强调：“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 这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彻底开启了由极“左”路线的影响返归到文艺依自身规律全面发展的拨乱反正。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作家白桦决定写一部反思“文革”灾难的电影文学剧本。白桦是很有天赋的、恪守文学真实的作家，他的人生之路比较坎坷，对过去的时代具有很深刻的感受与认识，这有助于他写出一部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都较高的剧作来。《苦恋》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它成为白桦一生最重要作品，也是那个时代反思“文革”灾难最深刻的作品之一。

　　二

　　1980年中国的政治气氛与前一年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于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这个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全会有几个重大的决策：一是恢复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选举在“拨乱反正”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按姓氏笔画排名)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就恢复中央书记处讲了话。叶剑英说：培养和造就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战斗任务。书记处就是准备接中央班的，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哪个人的班。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报告。他指出：“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二是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是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坚持党性，根绝派性”。四是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五是全会建议取消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六是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的辞职请求，免去或提请免去他们所有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此时，华国锋的得力助手在中央领导岗位上遭到全面清除，他耐以坚守的所有防线一一被攻破，在中央他变成孤家寡人，被扫除中央核心领导圈已是迟早的事。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宣布一律平反。9月10日赵紫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1981年6月27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趋于稳定，反思毛泽东的错误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长达一年多时间里，邓小平曾就将起草与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提出过许多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恰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波兰发生了由电工技师列赫·瓦文萨领导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罢工事件，并且事态迅速扩大，六百多家工厂参与行动，罢工遍及整个波兰。法拉奇是意大利的著名记者，采访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她的提问尖锐泼辣。采访一开始，法拉奇就提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坚定：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解释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要避免和防止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就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这次谈话，连同邓小平和法拉奇的另一次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这是自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公开评价毛泽东。邓小平与外国记者的谈话可以说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焦点问题是一种最权威的回应。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1980年11月中共军界元老黄克诚反对“个别人甚至放肆地抵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的行为，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发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评价毛主席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个根本问题”。他不同意全盘否定毛泽东,也不同意放弃毛泽东思想。后来何长工等人也加入到这股声音中去。从此时起，捣毁“文革”思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利器，与张志新等“烈士”都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被安置于历史的某一角落任凭尘埃落定。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反思“文革”是一种政治需要，而政治又是不断演化的，因而怎样反思“文革”也就成了一种演化的政治需要。《苦恋》恰巧交织在这一中国政治空气的变化过程中，当发表于1979年《十月》杂志的时候，政治需要这种反思，这部优秀的反思文学作品便安然无恙;当电影《太阳和人》的拍摄完成于1980年底的时候，政治已不需要这样的反思了。于是1981年3 月27日邓小平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讲到第八个问题时谈到了《苦恋》问题;他强调：“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事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文革”给国家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其原因绝非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那样简单。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明确地指出：不是贝利亚造就了斯大林，而是斯大林造就了贝利亚。当然，中国毕竟不是苏联，反思历史也必须随时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否则，你的反思哪怕是多深刻，多符合客观实际，都是不允许的。何况，对毛泽东发动各种政治运动，祸害国家的行为一旦深入反思起来，对党的形象极其有害，对中共的任何掌权者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无论是保守势力还是改革势力，在政治稳定的1981年时都不愿意接受这种真实情感的流露。而白桦与《太阳和人》的导演彭宁很“固执”，在修改片子期间没有按某些人的命令行事，还到处活动为该片做辩解。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现实条件下表现非常突出，决定利用批判《苦恋》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强化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这样《苦恋》被推至风口浪尖。

　　三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标志着“文革”后首次针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批判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文章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立国之本。它的内容是载入了我国宪法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应遵守，各条战线各项工作都应遵循，文艺工作不能例外。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果容忍这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势必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调整和四化建设，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批评《苦恋》的错误倾向，目的正是为了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我们希望通过对《苦恋》这部作品的批评，提高我军文艺工作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也希望《苦恋》的作者能从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端正创作思想，在今后能写出有益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品。”这个文章一发表，全国迅速展开对白桦的批判，似曾相识的激烈言辞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文革”。就《苦恋》本身看，被批判的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1、苦难情节的设置。

　　批判者说《苦恋》的苦难情节都是为攻击党与领袖设置的。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得到彩绘艺人教他绘画着色，得到陈先生的赏识，得到娟娟的爱，赠他拴有同心结的木刻刀，为他唱“我们相爱在星光下”的歌子;得到禅院长老的帮助，把他画的玉兰裱成长卷，回赠他题款“凌晨光居士雅属”的条幅，写着屈原《离骚》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青年凌晨光被国民党抓壮丁，巧遇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深情相爱。他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被特务追捕，躲进轮船，到了国外。 在美洲的一个国家，他出了名成了家，享有“花园别墅”、“黑色轿车”、“黑人使女”和“有灯光调节的画室”，举办画展，博得了外国人的赞赏和尊敬。在画廊，画家再次巧遇绿娘，终成眷属。然而回国后，画家仅仅有过短暂的欢乐，紧接着就是浩劫。与他们一家爱国心切相对照，着力渲染的是祖国如何不爱他们：全家被赶到昏暗的斗室，“没有窗户，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在画家生日那天，他被打得满身鞭痕。他被人追踪，带着“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还要逃亡”这个百思不解的问号，藏身苇荡，啃生鱼，吃鼠粮，成为荒原野人。这些情节的安排都是为了对比，表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残忍。“《苦恋》违背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用如此强烈的对比，清楚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祖国不仅毫无可爱之处，而且可憎可怕。”

　　2、雪地上硕大的问号

　　凌晨光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当他听到祖国到处都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消息，毅然携带即要分娩的爱妻踏上归国的征途。在祖国的领海，女儿出生了，他与妻子怀着对新生国家的爱意，将自己的女儿取名为“星星”。他踌躇满志，决心用自己手中的彩笔把美好的山河描绘。然而，美好时光一闪即逝，惨烈的阶级斗争敲碎了他的报国之梦，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他受到无尽的刁难与批斗，身心饱受摧残，在痛苦与迷惘中煎熬着。由于躲避迫害他藏身于南方的苇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血肉之躯在荒原雪地上爬出一个巨大的问号，“问号越来越大，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原来就是晨光生命的最后段历程，他用余生的力量在洁白的大地上画了一个‘?’，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晨光蜷伏在雪原上，两只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他最终也没有力量把手伸得很高，但我们可以看出他曾经做过这样的努力……他的眼睛没有闭，睁着，静止地睁着……”作者在《苦恋》剧本写道：“世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把美展现出来，再亲手一一毁掉;世间最无奈的事，莫过于赤血丹心的人，最终凄惨的结束他悲凉的一生。一位苦苦恋着祖国的归国老画家，面对这个让他备受磨难的国度，只有在临死前在雪地里划下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是对他灵魂的质问，也是对这个国家的质问。”这个硕大的问号与摘录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卷首语相照应，都表现了凌晨光坚持不懈的“求索”精神。

　　批判者认为：“《苦恋》所鼓吹的‘求索’，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的‘求索’，是突破四项基本原则框框的‘求索’，是引导人背离祖国的‘求索’。这不是继承了屈原精神，而是对屈原精神的悖逆。作品歪曲屈原精神却套用屈原故事，塑造了画家凌晨光的悲剧形象。作品也正是用了这个类似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汨罗的古老悲剧作为高潮而结束的。在茫茫的雪原上，在人字雁群消逝在天际时，画家用他的血肉之躯，在祖国母亲的胸膛上爬出了一个问号，在问号的那一个点上，终结了他‘求索’的路程。凌晨光虽然死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却摆到了人们面前。作者用自己的话作了回答，这样的构思是：‘希望人们从这些破碎的心灵的血浆里看到惨痛的教训，丢掉对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的幻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么，谁是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向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品提出的问题，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看法：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

　　3、被熏黑的佛像

　　《苦恋》两次描写到一个场景：“小晨光四下张望着这个幽静的禅房，忽然看见神龛里的佛像，他问长老：‘为什么这个佛像这么黑呀?’长老深沉地说：‘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啊?’‘奇怪吗?孩子，尘世间有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愿望往往相反……’”写到北京的大街，“满街都是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据说拍摄的影片中，片尾的画面是一个血红如火的大太阳从地面升起来，越升越高，越升越大，僵硬的凌晨光伏在雪地上……白桦的反思直指“神佛”对人的精神奴役。很清楚作品通过暗示、对照与夸张的手法，说明在“红太阳”的照耀下，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发生着一个个悲剧。批判者抓住这点予以批判：

　　“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作家怎能如此歪曲历史，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作伟大祖国对自己儿女的冷酷无情，把十年浩劫的灾难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党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加以鞭挞?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四人帮’横行期间的苦难，是‘四人帮’践踏了祖国和她的儿女，国家和人民一起受难，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尽管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我们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止。最后也正是党领导人民起来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同广大人民共命运的，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是属于人民的。”“打着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这部作品的另一主题。”“无产阶级政党和它的领袖是在人民革命斗争的长期考验中产生的，他们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不是靠迷信制造出来的幻影，他们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为人民群众所拥护。”“《苦恋》的作者把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同“历代帝王”相提并论，把他们说成是‘践踏祖国母亲的人’，把广大干部群众污蔑为‘善男信女’，讲这种话，作这样的描写，实际上使自己滑到同党和人民对立的位置上去了。”

　　四、“您爱国家，国家爱您吗”。

　　《苦恋》中最有争议的是星星跟男朋友出国前对爸爸说的话。凌晨光态度坚决，“我不能同意我的女儿离开我的祖国，为了奔向祖国，我走了半辈子黑路……”此时星星鼓足勇气说：“我走，是跟着我爱的人走，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知道您，我太知道您了，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像一声霹雳，晨光晃动着身子，他连忙扶着墙壁，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批判者从爱国的高度对这个描写进行批判，认为作品主题“并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在‘爱’的掩盖下，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苦恋》的作者白桦无视爱国主义在现实条件下深厚的社会基础，即爱国不只是爱祖国的美好河川、历史文化以及勤劳勇敢的人民，而是还要“热爱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因此，今天对祖国的爱不能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相对立。“《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尽管作者曾说作品意在‘表现中华民族的凝聚性和向心力’，然而，人们在作品里看到的恰恰是这种‘凝聚性和向心力’如何遭到摧残。作品通过画家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尖锐的问话，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整个剧情都在阐发着这个主题。画家凌晨光‘痴恋着祖国’，被摧残得家破人亡。与画家在苇荡相遇的历史学家冯汉声放弃了国外的‘最现代化的生活’，落得个一辈子对祖国的‘单相思’。与画家同船回国的诗人谢秋山夫妇，被逼得‘夫南妻北’;当诗人看到妻子云英的‘死亡通知书’时，画外音里传来了妻于的咳嗽声和她在归国船上所说的话音：‘就会好的，回到祖国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对于祖国的控诉和诅咒，是散布一种对祖国怀疑和怨恨的情绪。”

　　参考资料：

　　1、《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来源：《解放军报》1981年4月20日

　　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来源：人民网

　　3、《邓小平文选》第2卷

　　4、于光远：《1978：我亲历过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1月第二版

　　5、罗小兵：《科学评价毛泽东始末 黄克诚文章作用大》来源：《解放军报》2008年10月08日

　　6、百度百科词条：1977年、1978年、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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