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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焱金:我亲历的周恩来总理与武汉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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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1 04:24: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亲历的周恩来总理与武汉文革
  
吴焱金

  
  我是个不轻易崇拜别人的人,但周恩来总理是我从儿时起心中一直的偶像。记得五十年代有首民谣,那是女青年找对象的最高标准:“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风度,金日成的面貌。”可见周总理也是所有青年的偶像。我们不仅从书刊报纸上了解到他的传奇经历、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也从电影、电视中看到他亲切的笑容和迷人的风采,心中对周总理充满了无比的热爱和敬仰。没想到由于文革,我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总理高尚的人格、无私的奉献、亲切的谈话艺术、为国为民忘我工作、躹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令人崇敬和深深感动。
  
  历史开了一个可爱的玩笑,我们这些在毛主席逝世后被打成“四人帮篡党夺权黑干将”的人偏偏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不但没见过王、张、江、姚四人,连任何联系也没有,倒是除四个人之外的中央领导人几乎全见过。在看守所,我就同市公安局一位孔副局长当面辩论:“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以四人帮黒干将的罪名把我抓起来?我四次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数次见过周总理,而且正是按他们的指示去做的,为什么不说我是‘毛主席的干将’或‘周总理的干将’?你们一切从政治需要岀发,颠倒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为此,我特地在监号内,在做火柴盒的大硬纸版上用竹签蘸墨水画了大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像并排张贴,许久无人敢撕掉。后来干部找我个别做工作:“你这么热爱毛主席、周总理,让两位老人家陪你坐牢不合适吧,还是自己拿掉的好……”我说:“领袖和革命群众心连心很好啊……”后来一次放风回来,不知被谁撕走了……\n  
  众所周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周总理是从始至终坚决支持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指示,没有周总理亲自操盘是不可想象的。而文革十年中,湖北、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由周总理负责并亲自处理各种重大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生死关头,在“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被取缔,500多主要头头被捕入狱后,奋起反逆流的造反派组织遭到军区、人武部扶植的“百万雄师”血腥屠杀……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到武汉处理问题。没曾想周总理在军区内部传达的中央指示被人恶意泄露煽动,引发了一场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惊天事变,即震惊全世界并对文革进程起了关键作用的七月二十日围攻毛主席住所的事件,即被广泛称为的“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而在此事件中,由于周总理亲自指挥,协调处理,以他的机智果敢和大无畏精神完满地处理了这次特大事件,确保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具体情况在我的朋友徐海亮教授《东湖风云录》和《七•二〇事件实录》两本专著中有令人信服的详尽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七•二〇后,武汉的造反派受到党中央最高的礼遇和全国军民空前的支持,应该是很好的政治局面。然而由于山头主义和私心作怪,武汉造反派中出现了“极左”的苗头,如全国支左、以我为核心、钢化江城等等,原来钢、新两派(实为激进派与温和派)的矛盾非但没有因共同抗暴而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革命大联合迟迟搞不起来。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来武汉解决大联合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上午,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等贵宾来武汉,陪同来汉的还有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中央首长。那天我和女朋友逛街,不知总理来汉,未去机场迎接。没想到周总理下飞机就问:“工造总吴焱金来了没有?”因为这句话,武汉警备区派了小车专人在大街小巷到处找我,直到傍晚才在街上找到我们,于是将我和女友一块接到东湖长天楼直接去见总理。那天武汉钢、新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到场了,周总理简短谈了一下当前形势和中央要求后,单刀直入地把话题引向大联合问题,并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我这是生平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自己的偶像周总理,他仍是那么洒脱英俊,威严而不失亲切,机智而不失诙谐,领袖风范让人温暖而景仰。当有人谈到红三司是“康老三”时,总理说:“不要叫人家康老三嘛,更不要骂人家康三婊子,要团结大多数,康有为在历史上也是有功的,当时代表进步嘛!”当有人提出武汉应走上海道路,主张“以我为核心”时,总理说:“以我为核心思想要不得,共产党内凡是要以我为核心的人都跨了,不团结大多数,你想当核心也当不了。不论什么道路,都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走大联合的道路。”当钢派同志发完言后,周总理带头鼓掌并示意新派同志热烈鼓掌。掌声甫落,总理笑问:“钢派的同志们说他们最革命,以钢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好不好呀?”钢派热烈鼓掌,新派无人喝彩!总理按下不表态,继续听新派同表汇报,当谈到二•八声明时,总理说:“二•八声明大方向是对的,它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走资派的。但把同志、战友当敌人,反托派是错误的,你们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当我谈到“百万雄师”杀死杀伤我数十人,七•二〇后没对百万雄师实行报复时,总理说:“你们做得很对,要帮助团结大多数受蒙蔽的工人同志,他们也是受害者,坏头头只是极少数。总之你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当我们讲完后,总理带头鼓掌,也示意钢派同志热烈鼓掌。然后总理照样笑问:“新派的同志们说他们最讲政策,抗暴最坚定,是一贯正确的,以新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好不好?”我们不知是计,热烈鼓掌,而钢派同志无人响应。这时,周总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道:“看来以谁当核心都通不过,我提议以钢派为核心,新派的同志们不高兴;我提议以新派为核心,钢派的同志们不高兴。问题在哪里,要斗私批修,克服山头主义,顾全大局。你们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说到这里,总理两手一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现在正式提议,不要钢,不要新,听毛主席的话,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代会好不好?”总理的话,赢得全体一致的热烈鼓掌,钢新两派长期不能联合的矛盾顿时化解。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容易解决难题,是大家对周总理的信赖和敬仰,为总理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谈话艺术所折服。
  
  在随后为欢迎谢胡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手举茅台酒杯,一桌一桌地逐个敬酒,即使每次喝一口,量也很大。当总理给我敬酒时,我称赞总理好酒量。总理笑道:“现在老啦,年轻时可以喝一点!”周总理一生不抽烟,但酒量惊人。我也是第一次喝茅台酒,好香,进口不错,加上菜也好,不知不觉喝了大半斤,非常舒服。
  
  十月十日,我们到汉口王家墩机场给周总理一行送行,临别前周总理又在贵宾室和我们开座谈会,这次我见识了周总理的记忆力,他竟然能逐一喊出我们的名字:“朱鸿霞,丁家显,彭勋、吴焱金……”当总理喊出我的名字并和我握手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管着世界和中国这么多大事、日理万机的总理竟然认得出我,叫出我的名字,这是所等荣幸啊!总理临行前给我们讲了党的历史,讲了山头主义和派性的危害性,告诫青年人要正确对待自己,不要头脑发热,不要膨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不要脫离群众,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始终要做有利于大团结、大联合的工作等等。期间还点名问朱鸿霞:“把湖北省交给你管行不行?”朱鸿霞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总理说:”好嘛,有自知之明,年轻人还要经受锻炼成长。”又点名对我说:”把武汉市交给你管行不行?”我也连忙说:“不行不行!”总理说:“现在不行,不等于将来不行。革命时期,很多同志很年轻就当了团长、师长,照样打胜仗,关键看你为谁打仗,执行什么路线……”当年我作过追忆,也在小报上发表过,过去四十四年了很多不记得,但周总理最后高声背诵毛主席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却记忆深刻,他要我们做狂风刮不倒的劲松,做革命接班人。与周总理面对面谈话,聆听他的教诲,我们倍感亲切和温暖,十分感动和难忘……
  
  再见周总理已是1969年5月,这次是因为在中央召开九大期间,我们湖北省和武汉市结合到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不满当权的军代表对造反派的压制、打击和清算,发动了数十万人旷日持久的“反复旧”运动,闯了大祸,被召到中央来的。虽是犯了错误,仍安排我们住大名鼎鼎的京西宾馆,和谭启龙、王效禹等许多老干部住在一块,每天好吃好喝。可我们当时并不认为自己犯错,相反认为一闹就通了天,正好可以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尽快解决湖北问题。我们通过各种方式遥控武汉,让武汉继续闹,闹的越大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一个月召见我们四次,在人民大会堂同我们面对面谈四个通宵,陪同谈话的还有: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林彪夫人叶群,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海军政委李作鹏,空军司令吴法宪以及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武汉警备区司令方铭等。期间,还两次让我们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一次是参加五一联欢晚会,我第一次上天安门观礼台近距离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再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面对天安门广场数十万群众,看着无比壮观的满天焰火,再看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长,当看到毛主席近距离向我们挥手时,止不住满腔热血奔涌,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顿生无限光荣、幸福、自豪之感。5月18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民代表,我们坐在前三排,更是清清楚楚看到毛主席一举一动。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还有林副主席、周总理等数十名中央首长和老领导,如陈毅、徐海东等,主要的中央领导人全到了,盛况空前。毛主席果然高大魁梧,神采奕奕,与想象的毫无二致,毛主席来回挥手,曾在中间停下来与白头发的李四光亲切交谈……晚上见到周总理,我问毛主席和李四光谈什么?总理告诉我们:“主席问李四光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李四光说是小行星撞地球导致的。主席说,没有小行星撞地球,恐龙也会灭绝,为什么呢?恐龙太大了嘛!物极必反,先称霸后灭绝是必然的规律。”仅隔两天,毛主席又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百万军民发表庄严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我们有幸又上了观礼台,我保留的入场券座位是三排二号,很近很近地又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那雄伟的气魄、藐视一切强大敌人,气壮山河的胆略无人能及,不由心潮澎湃!声明是由林彪代念的,声明中说:“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面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世界上最强大的美苏两霸又岂奈我何!而以上这一切活动,都是周总理亲自给我们安排的,总理工作作风之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周总理和陈伯达、康生及黄吴叶李邱等首长于5月上旬一个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我们全体人员。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中央领导接见外宾的地方,第一次面对面见到这么多中央首长,第一次抽到给中央首长特供的熊猫牌香烟和喝到西湖龙井茶,我看到康生不停地抽烟,而其他首长没看到有抽烟的。周总理坐姿最端正,非常注重形象,实在太累了,起来站一下,也保持如报上刊登的那种姿势。我注意到周总理四个通宵没有上洗手间,他是太在意礼节和形象呢还是真不需要去洗手间,不知他憋尿是否与后来得膀胱癌有关系。而且中途有服务员送来白色药片,也不知是什么药,总理能不喝水就直接呑下去。那天的开场白我记忆深刻,至今不忘。我和朱鸿霞是紧挨总理而座,而胡厚民不知为什么坐在较远的地方。总理脸色严肃,问道:“胡厚民来了没有?”胡厚民站起来:“报告总理,我在这里。”总理手一招:“过来坐,我今天领教领你!”没见过总理这么严肃的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胡厚民也忐忑不安坐到总理身边。总理问:“武汉反复旧是你领头搞起来的?”胡厚民答:“是我们大家商量一起搞的。”总理问:“你们这样搞有什么根据?是谁的指示?”胡厚民说:“没有人指示我们,我们是根据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提到的反对复旧,结合湖北武汉复旧的实际情况认为有必要搞反复旧。”“你们知道在开党的九大期间搞反复旧矛头针对谁吗?九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你们却在那里搞反复旧,这样做对吗?”胡厚民说:“我们只针对那些搞复旧的走资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通天,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康生插话:“你们不但通了天,而且让全世界知道了,北京在开九大,武汉在反复旧。”他揺着一本资料说:“这就是你们要搞的反复旧!”康生逐一核对谁是朱鸿霞,谁是李想玉,谁是吴焱金,原这本铅印的资料,第一篇便是以我们三人名义合写的大字报,康生批驳了一番,说到周总理在上海领导革命,那才是为了“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这句话为我们大字报标题)周总理除了开始给胡厚民一个下马威外,以后一直耐心听我们发言和反映情况,并用铅笔作记录。那天康生讲话较多,批评也较严厉。其他中央首长基本不讲话,陈伯达偶尔讲两句,那福建话也不大听得懂!而叶群自称半个老乡,似乎对我们很客气很友好,从谈话中知道她原来是广播员,后来跟林彪结的婚。她说:“你们也许真受了委屈,也许真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你们要顾大局,要学会全面看问题。年轻人不要太冲动、太感情用事,反复旧就不要再搞了。我会把你们反映的情况向林副统帅报告……”周总理明确表示:“我们今天就是做你们的工作,你们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尽快让反复旧停下来。”
  
  总理和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可是胡厚民却认为武汉应搞得越大越好,由他口述,我起草了一封信,朱、李、吴三人签名,发给武汉郭洪斌、方斌,要他们继续大搞。
  
  第二次总理和原班人马接见我们,见面就问胡厚民:“让你们做武汉群众的工作,为什么火反而越烧越大呢?”胡厚民回答:“不存在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解不解决问题,你把问题解决了,群众自然不闹;问题不解决,工作没法做。”康生厉声说:“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做了相反的工作,不要以为你们不做工作,中央就拿你们没办法……”又是一个通宵,所有中央首长都讲了话,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要我们做工作停止反复旧,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总理表示:“你们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自己先通,确实把工作做好。”由于是通宵,与其说吃夜宵不如说过早,头次吃的饺子,第二次吃的三鲜面,每次总理和中央首长陪我们一块吃。现在想起来,能和总理及这么多中央首长一块谈话,吃夜宵是多么温暖和幸福的事啊!
  
  5月18日毛主席接见我们后,第二天晚上还是全部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看来这次总理是请示了毛主席,所以胸有成竹,一见面就笑着说:“你们昨天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席也看到你们了!”(看来把我们安排在中间前三排是总理特意安排的)总理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一个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着便拿出一份文件草案让我们看,我和朱鸿霞、胡厚民提了一些看法和意见,周总理用铅笔边记边改,并问我们:“这样改行不行?”但对于核心和要害的部分,总理说是中央共同硏究商定的,不能改。总理随后又和我们谈了很多,大意是要稳定,不能再乱了;再乱就是乱了自己,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总理要我们眼光放远一点,心胸再开阔一些……虽然思想上还有些想不通,既然毛主席也知道了,总理耐心地把工作做到这份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5月27日晚上,周总理带来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又称五•二七指示)到此一锤定音、尘埃落地。听完总理传达后,我和朱鸿霞、胡厚民当面对总理说:“反复旧的责任在我们头头身上,我们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对领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回武汉后千万千万不要整群众。”周总理当即表态说:“曾思玉同志,你们都在这里,回去要做细致的工作,可不能压群众。”曾思玉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见办事。”
  
  吃完夜宵后,在小放映厅和总理等首长一道观看新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我和朱鸿霞分别坐在总理左右边,据总理讲今天既是看影片,也是审查影片,总理之忙之累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据说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总理拉着我和朱鸿霞的手,再三叮嘱我们认识错误,不要反复,做好头头和群众的工作,改了就是好同志。并强调说:“我相信你们!”总理的信任像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我们暗下决心绝不辜负总理殷切的希望……
  
  曹承义同志来电话提醒,一九七〇年约五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接见各界群众,畅谈国内外形势,我们中央学习班成员全部应邀参加了,这一次应该是与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见面。四十一年过去,接见场面仍历历如昨,会场爆满,人山人海,总理满面春风,不用讲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全场不时响起掌声和笑声……虽然大部分内容记不得了,但周总理谈柬埔寨局势片段我至今记忆犹新,总理笑着说:“西哈努克亲王本来是支持右派朗诺的,没曾想到他去联合国开会,朗诺在家里政变了。西哈努克有国回不去,借道苏联又遭冷遇。通过中国大使馆同我们联系,毛主席说欢迎他到中国来,右派我们也欢迎,他迟早会醒悟的……就这样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了中国,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那天总理精神很好,谈锋很健,兴致很高。我万没想到,此一别五年多后,亲爱的周总理罹患不治之症在痛苦中告别他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全国人民满怀悲痛地纪念他,联合国破例地为一个不是国家元首的周恩来全体起立默哀并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给了周恩来最高的评价。我和我的战友们也为失去敬爱的周总理而肝胆俱裂,为文革的前途深感忧虑。而当在电视中看到周总理带病在四届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看着总理憔悴的病容,全国人民无不痛心落泪,我也是痛心疾首,夜不能寐……总理走了,毛主席失去了最忠诚的战友和助手,全国人民失去了好总理,我们顿感自己成了孤苦无依的孩子……敬爱的总理啊,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文革,我等普通群众如何能同万众景仰的周恩来总理这么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又如何能见识总理超凡的人格魅力,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与百姓打成一片的公仆情怀……周总理不愧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人民的好总理。对周恩来总理的敬仰和怀念将伴随我一生,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有人影射和妖魔化总理,周恩来总理一如既往是我心中的偶像和楷模。
  
  忘了说一点,我是唯一保存了周总理同武汉造反派头头集体合影的人。因照片在弟弟那里,故被反复抄家仍得以保存下来,我翻印给了很多朋友。在自己寒舍,我把放大的与周总理集体照片悬挂正厅,我每天都可看到周总理,并且与到访的朋友经常追思和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2011年8月31日夜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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