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三•一五”事件中的时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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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安徽日报》《合肥晚报》登了一则讣告内容如下：“安徽省巢湖军分区原政治委员时吉欣同志 （正师职），因病于2011年4月2日在合肥逝世，享年88岁。时吉欣同志，1924年7月出生，1940年1月参加革命，1940年11月入党，山东省文登县人，历任缮写员、民运干事、指导员、干事、股长、教导员、队列科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副处长，合肥市人武部政治委员、巢湖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巢湖地委副书记等职。 1986年8月离休。时吉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1年4月6日10时在合肥市殡仪馆举行。”

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时吉欣是中共合肥市委常委、解放军合肥市人武部政治委员。在文革中以康生一句“时吉欣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话而在安徽声名远扬。1967年初安徽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了1.26夺权。革命造反派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 “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权后的安徽群众组织内部围绕着对1.26夺权的态度迅速分化为极、屁两派。时吉欣的合肥市人武部是归属于安徽省军区的地方部队，文革初期军队是想保省、市委，压制造反派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毛泽东态度的明朗夺权已成大势所趋，部队在1.26夺权后转变态度支持夺权后成立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即肯定支持总指挥部的极派，这样就与反总指挥部的屁派发生了矛盾。这时中央对1.26夺权后新成立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一直未予表态，这样就加重了两派的对抗，而军队出于稳定地方形势的态度对“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是支持的。67年3月份中央已有承认安徽夺权的态度时合肥意外发生了“三·一五”事件。

据“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学生造反派领袖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梁守福在回忆录中写道，“三月十四日中午，反夺权组织“新一司”的造反派头头邵丙炎找到我，他们准备十五日上午在合肥市体育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大会。”梁守福当时同意了，可是由总指挥部内部有人表示反对，于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总指挥部在肥的常委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怎样阻止反夺权派十五日会议问题。通过讨论大家认为只好以总指挥部的名义发个紧急通知。通知的大致内容是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发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不得停产开大会，没有总指挥部的同意，不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等内容。通告拟好了，如何让全市都知道，又成了问题。结果梁守福提出是不是请合肥警备区出面，用宣传车直接在主要干道上广播，大家觉得也只好如此。总指挥部的通知，也是梁守福根据大家发言归纳整理的，最后，由合肥市人武部政治委员时吉欣站在广播车上直接广播的。这样时吉欣就算是代表军队讲话了。反夺权组织召集一部分人在大街上游行抗议总指挥部的通知，三月十五日上午九时许，安徽医学院和工大的部分 “八·二七” 极派还是在四牌楼与反夺权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烧了另一派的旗帜，还使几个人受了伤。史称合肥“三·一五”事件。“三·一五”事件后中央文革反映强烈，三月十六日，康生﹑王力﹑关锋等人召见了安徽的代表，接见的不只是总指挥部的代表，而又紧急通知一部分反夺权的代表，其中包括程明远等人。在会上，康生等人对“三·一五”事件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不准总指挥部的代表发言，康生还骂时某某是跳梁小丑。随后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1967年11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共九条。所以通常人们都简称为《九条》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这样掌权为时2个月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历史使命终结了（1967.1.26—1967.3.27）。

时吉欣这样的地方部队干部在这种大变动中处于尴尬处境中，文革初期想保省、市委，1.26夺权后被迫转而支持极派得罪了屁派，搞的里外不是人，1967年3月29日周恩来和康生在接见安徽群众组织代表时批评了时吉欣2月24日的一次讲话，康生说到“时吉欣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过时吉欣到因为这样的言论而搞的在当时的安徽声名远扬。1967年8月随着12军介入安徽支左，地方部队在安徽文革中的作用渐渐淡化了，1970年时吉欣调离合肥到巢湖军分区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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