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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附中教改大事记 (1964-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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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0: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教改大事记(1964-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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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964-1966
教改大事记

南师附中革总编印



南师附中,是一所有五十年历史的老校。它的前身是伪中央大学附中。是国民党反动派高级官吏子女云集的重点学校。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接管,改为南大附中。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改为南师附中。
解放以后,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不仅不去改造它,反而把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办学经验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加上再把苏修的一套照搬过来,旧南师附中已经成为封、资、修号的,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名牌”学校。
十多年来,旧南师附中一直在旧江苏省委、旧教育厅内走资派,及其他们伸向附中的黑手,前党支部书记、大叛徒沙尧的把持下,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忠实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疯狂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突出政治,宣扬“唯有读书高”,积极贯彻“智育第一”,“升学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实行“关,管,灌”的教育方法。课程之多,分量之重,简直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严重地摧残着青少年身心健康,并一步步把他们往修正主义道路上引。他们对广大工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广大工农子女推于学校大门之外。
六三年初,旧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上海,江苏部分“名牌”中学办学经验座谈会。这个黑会在刘邓黑司令部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秀峰的主持下,大刮崇洋复古的阴风,大搞“三名主义”,提出要总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名牌”学校办学经验,大肆吹捧资产阶级“名教师”的教学经验,鼓吹要保持学校由于历史传统而形成的“特色”。朱之闻率领江苏部分“名牌”中学校长参加了这个会议,沙尧介绍了办学“经验”,深得杨秀峰的赏识。会后,杨秀峰来南京,宣扬“小宝塔”,并亲自来我校视察,向沙尧面授机宜。
之后,在朱之闻主持下,省教育厅拟了一个“小宝塔”规划与“办好一批拔尖学校”的意见,获得了以杨秀峰为首的教育部的赞扬,并通报全国。在旧省委、旧教育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策划下,我校从此就被装进了刘、邓、陆的小宝塔,成为他们的“重点学校”,“(条例)试点学校”,“示范学校”。朱之闻对重点学校提出的要求是:“保证高校来源和作出榜样”。办好重点学校的办法是:( 1)干部、教师加强稳定,特别是老教师。(2)招生有较多的选择余地。(3)规模不能太大。(4)有较为充足的设备。(5)编制宽一点。(6)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此外也可以设奖学金。总之,讲来讲去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武装师生,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为了办好重点、试点、示范学校,六三年朱之闻到旧教育部参加教改会议时,还到阎王店的试验田——北京景山学校去“取经”。回来后大肆吹捧“景山经验”,说什么“过去出了唐宋八大家,应该学,要老老实实地学。景山学校小学教文言文……一开始就大量识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有两千字,这里有老祖宗的经验……初中就学《古文观止》”。并说什么“语文课不要讲成政治课,……语文课是工具课。”“通过各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恐怕不行,联系不好,两败俱伤。”还说什么“搞点数学竞赛是可以的。XX搞了一下,美国就很重视。搞点天才教育也好,……不要怕搞天才教育……。”为了把附中办成南京的景山,朱之闻自六三年下半年开始就经常来校联系,根据“景山经验”与他对重点学校提出的要求来指导附中的教改。
六三年暑假泰州、泰兴、杨中等校在高考中名列前茅,朱之闻为了研究吸取他们的“经验”,把沙尧带去一同视察。他在泰州中学教职员工大会上作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视察报告,表扬了他们狠抓“双基”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提出要向老祖宗学习,什么一四七教书,二五八理书,三六九背书。沙尧在这次视察中真是“得益匪浅”,带回了三校的大量各科考题与一套多读、多练、多写、多背的经验,与朱之闻一唱一合,一搭一当,在附中搞起“教改”来了。
六四年春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同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又对北京铁路二中的材料作了批示。毛主席严厉指出:“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现在的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同年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号召。毛主席的《春节讲话》和《批示》点燃了教育革命的烈火,指出了教育革命的道路,敲响了封、资、修旧教育制度的丧钟。广大革命师生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教育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而刘邓黑司令部对此却害怕得要命,仇恨得要死,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他们一方面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另一方面阉割春节指示的基本精神。在陆定一指示下,刘季平抛出了育才中学的所谓“改革教学方法的经验”来进行对抗和抵制。当时我校在朱之闻、沙尧的主持下,也组织教师学习了育才中学的“十六字经验”与“郭兴福教学法”作为我校教改的主要依据。
后来,刘季平根据刘、邓、陆黑司令部的意旨,又耍出偷天换日的阴谋,根据“两种教育制度”的黑纲领,提出每省指定一、二所全日制学校进行大改试点,想以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这样,一方面把大改学校的领导权控制在手,打着红旗反红旗,用修正主义的货色来偷代毛主席提出的教育革命,把教改纳入他们的轨道,欺骗毛主席;而另一方面以此去压制广大学校的教育革命运动。
我校“大改试点”的“教改”就在这个背景下正式出笼了。

第一时期(64.1 — 65.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国赫鲁晓夫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干将——陆定一之流把持了旧中宣部,死心塌地地追随中国赫鲁晓夫,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教育界搞得乌烟瘴气!
针对教育界的情况,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春节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教育战线上存在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极其重要的指示,又一次点燃了教育革命的火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竭力封锁,肆意篡改,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大搞修正主义的所谓教改,用以对抗毛主席的春节指示。我校教改就是为了执行阎王殿和旧省委的黑指示而“试验”、“蹲点”、“搞样板”的。
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春节指示,砸烂旧教育制度,还是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实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改良,是这场斗争的焦点。
朱之闻、沙尧之流紧跟阎王殿的黑主子,歪曲抵制毛主席的春节指示,进行了一些教法上的改良,把我校教改引入了修正主义的歧途。
1月8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顺元应沙尧邀请来我校作关于教育方针报告。刘胡说什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干部,培养劳动者”,“不管那个阶级办教育总有这么一个目的”,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生产斗争”比阶级斗争“更重要”;企图按照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培养特权阶层。刘的这个黑报告对沙尧“震动很大”,立即组织教师学习了多次,要教师反复学习,很好领会方针精神。还说什么“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共同点都是培养干部,劳动者,不同点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教育普及”,竭力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这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号召。
陆定一、蒋南翔对抗毛主席指示,说:“解放军院校的经验不适应地方学校。”公然反对学习解放军。
2月13日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对教育革命作了极其重要得指示。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 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下乡下厂,还要到军队当兵,不能死读书,要联系实际。”
2月24日开学。校内广大师生相应毛主席号召,掀起大学解放军,大搞思想革命化的高潮。
2月21日沙尧在教职工大会上,初步总结学习大庆的情况,表扬了12个教职员工。这些被表扬的教师,丝毫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都是什么“进修好”,“动脑筋”,什么“爱生如子”而受到表扬。就在这个会上,沙尧提出资产阶级校风(好学向上,虚心踏实,艰苦朴素,团结活泼)和资产阶级的教师要求(教好功课,爱护学生,以身作则,努力学习),大肆宣扬罗瑞卿的黑典型“郭兴福教学法”,要教师做郭兴福式的教师。
3月10日毛主席对北京铁路二中“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中,再次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陆定一、刘季平之流严密封锁毛主席指示,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陆贼别有用心地说:“当前教育上阶级斗争突出的问题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企图转移目标,抵制毛主席关于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的指示。杨秀峰公开跳出来,抛出“思想积极,行动稳妥”的方针,提出“学制不动,专业设置不动,教学计划的大框框不动”的反动的“三不动”,猖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春节指示。
3月16日校会“忆苦思甜”。会后,沙尧恶狠狠地把大家骂了一顿,把广大师生学习解放军的热情诬蔑为“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形式主义”,反对广大师生相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解放军,大搞思想革命化。
3月26日沙尧传达刘季平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的指示,并传达了陆定一的黑指示:“我们的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是培养接班人,培养后代。所谓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另)一个目的是提高国家文化科学水平,这包括普及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以便中国实现……(原文不清,缺若干字)。”疯狂地对抗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
3月19—4月4日初三以上同学到十月人民公社劳动,开展了些访贫问苦活动。高三年级开始学习讨论董加耕问题。
4月10日在陆定一指使下,刘季平发表“培养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空气”黑文,公然篡改“……(原文不清,缺若干字)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原文不清,缺若干字)”的育才黑经验。
4月23日欧阳惠林在女一中,二……(原文不清,缺若干字)师座谈会上,以”减轻负担”,为名……(原文不清,缺若干字)”,“苛捐杂税”,“要坚决去掉”,公然对抗主……(原文不清,缺若干字)一半。这是要中央决定的,要请示中央。”
5月3日沙尧回校立即执行,在校内大会上报告,叫嚣“除课外学习小组保留外,砍掉一切政治活动。”甚至连毛选学习小组也砍掉了。以后,还经常到处正侦查有无所谓学毛选的“地下活动”,居心何其毒也!
4、5月份坏分子杨壮彪,因贯彻朱之闻传达的景山黑经验得力有功,深受省委和朱沙的青睐,在会上、在报上连连表扬。
同期,华罗庚来校,朱沙大献殷勤,趁此机会再次宣扬成名成家思想。
4月下旬省委,旧教育厅党组讨论,为了执行陆定一要“试验”和江渭清要“蹲点”、“搞样板”的黑指示,正式确定我校为省的教改试点学校。从此,省委的黑手不断直接伸入我校。
5月4日陆定一盗用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批转了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该文件要学校“不要任意改变教学计划”,“不要离开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考试方法的改革由各省市自治区“指定一,二所学校进行试点”,顽固地维护摇摇欲坠的旧教育制度。我校沙尧积极执行此文件,沙尧令在各种场合反复学习、宣传,深入人心,在某些方面作了些改革,砍掉部分补充教材、习题、小测验、单元测验等。
5月19日吴鼎福传达刘顺元在学习董加耕毕业生座谈会上的黑话,胡说什么“今天通过阶级斗争和工农打成一片,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通过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主席早已指出的要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教导。
6月11-29日共青团召开九大,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发出伟大号召:“五代、十代,永远革命,永不变质”,成为亿万青年的努力方向。
6-7月高三毕业生更激烈地展开了学习董加耕的讨论。董加耕形象的出现,董加耕弃考务农,走上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行动,对在教育界根深蒂固的“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是一个冲击和震动。董加耕否定了“小学-中学-大学”这一条所谓天经地义的道路。不少青少年学习董加耕,开始考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在我校,以黄桂玉为代表的一批同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是董加耕这个形象是脱离现实斗争,只讲劳动锻炼,消灭差别,只抽象地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口不提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他就是适应了刘少奇那种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把世界一步一步地改造成为假共产主义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当时学习董加耕,从团中央到我校团委会都是引导学生围绕一些类似“贡献有无大小”,“怎样处理个人理想、爱好”等等,事实上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提出的问题而进行的,而不是从反修防修而提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高度去认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力图使学董加耕运动在“修养”所规定的范围去进行。也正因为如此,使不少青年中了“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毒。
7月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话,对教育革命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毛主席这一篇讲话,一针见血地打中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劳动的修正主义制度的要害。
7月中旬招生考试,刮起分数第一的黑风。拒不执行主席关于改革考试方法论的指示,不但闭卷考试,而且还加口试。发榜后,大叛徒沙尧拉入党内的反共知识分子赵耀如对新生讲话,鼓吹智育第一。
7月14日九评发表,指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并且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刘修夫妇6-8月跑遍十几省,赤膊上阵,游说八方,贩卖资产阶级的“双轨制”。
由于董加耕弃考务农对旧教育制度的冲击在广大同学心中引起极大震动,我校有四十多人弃考务农,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冲击!
欧阳惠林把我校及本市许多学生弃考务农之事反映给中宣部陆定一,邓小平、陆定一批示:“好学生都下乡,难道让地富子女上大学?”
朱沙之流积极地奉行陆定一给欧阳惠林的黑指示,经支部研究确定同意黄桂玉等7人不考,准备树典型,捞取政治资本,而积极动员其他同学“一定要报考”,甚至以“不听党的话”的大帽子来威胁同学,强迫同学向旧教育制度投降。
7月中旬-8月XXX参加中宣部召开的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工作会议,会上,陆定一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
9月17日欢送四十三名毕业生到马坝安家落户。
刚开学,高中同学就到十月人民公社劳动。
9月份毛主席再次指出:“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权。”
当同学们热情高涨地学习毛选时候,沙尧挥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三不”大棒,阻碍学习毛选。
10月高一组织了修养式的“为什么要上高中”的专题讨论,提出弄清“谁培养了我,我为谁服务”的口号。高二展开了“红与专”的讨论。
广大师生通过毛选学习后,针对资产阶级校风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用三八作风作为我们的校风的革命倡议,沙尧竟说:“全国都用三八作风,那就没有特色了。”公然反对学习解放军。
参加北大社教的教育厅长方非打电话给教育厅,指示“根据北大社教的经验,派工作组到附中学校搞教改,中学的四清活动就是教改。”
11月校内组织了学习方玉的活动,提出“这就是学习雷锋的继续”,贬低毛主席对雷锋同志的评价。
我校较现代化的实验大楼正式开工,设备齐全,造价昂贵,
学校在校内教学方法上做了某些改革。有的同志提出学制,课程等问题问朱之闻,朱说,“学制现在不考虑,看我们改得如何,改得好学制缩短是自然的结果。课程有些是常识,是有用的,砍了舆论大。教材没有力量解决。”公然对抗毛主席“不破不立”的教导。
期中考试,拒不执行主席春节指示,反而变本加厉地搞超分题,继续对学生进行分数刺激,受到同学的严厉批判,沙尧拒不认错。
11月中旬由反革命分子吴天石建议,从全省各“名牌”学校抽调一批懂“业务”的校长(有的是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教改工作队进入我校。
12月广大群众在学习毛选的基础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了《朝阳》的资产阶级方向。同时向校方提出上千条尖锐的意见和革命建议,主张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他们否定学制,主张搞半工半读,可是朱沙之流把这些意见整理汇编成册,向上报功,丝毫不作任何实施,仅仅只实行一些改革,如不吃豆浆、油球之类。
很多师生强烈要求增加社会实践,增加劳动时间,沙尧推说:“你们讨论,讨论不好,不准出去。”在强大的师生压力下,沙尧同意每星期安排半天实践课,他们把同学带到飞机场去“开眼界”,绝大多数班级自愿组织到工厂、码头去劳动,接触工农,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
为了“健全一个强有力的(黑)领导班子,在朱之闻的指使下,对李夜光、马明等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和“审查”,同时也批判了教研组七、八个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按教师户头搞了教师言论录,收集了教师反对教改的“反动”言论,又由XX搞了教师档案材料。但是,唯独没有审查和批判大叛徒朱之闻和沙尧。这是资产阶级“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在教改中的反映。

1965年

1月中旬教育部建议并经教育厅党组研究后,我校正式选为教育部的试点学校。
2月寒假中,一百多同学步行到盱眙马坝,看望新农民和贫下中农。同学们第一次行军二百余里,第一次了解了新农民和贫下中农,热情极高涨,更加坚定了砸烂旧教育制度,誓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朱沙之流对去盱眙的人数百般限制,尽量压缩时间,极大地压制了同学们的热情。为了实验刘少奇的四?四制,朱要同学带业务书去半天读书。


第二时期(65.2 – 65.11)

毛主席对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师生。在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他们迅速解放思想,斗志昂扬,强烈要求改革旧教育制度。在65年高考中,高三的革命小将勇敢地造了高考制度的反,表示了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心。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护破烂不堪的全日制,公开叫嚣:“全日制学校还要保存一,二百年。”朱沙之流秉承黑司令部的旨意,提出了“为全日制教改闯路”的反动方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给教育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即七?三指示。但是刘邓黑司令部极力封锁,歪曲毛主席指示,陆定一丧心病狂地将七?三指示后一段砍掉,并公开叫嚣:“负担太重,是因政治活动过头了。”朱沙之流忠实地执行刘邓黑司令部的指示,大砍政治活动,毛选学习,并提反动的“三不”方针,破坏群众性的毛选学习的活动。在陆郎劳动的一个月中,他们用刘少奇的“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这句黑话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脱离火热的阶级斗争来修身养性,积极实验刘少奇的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们逐步创造了一整套反革命经验。
2月10日沙尧在开学典礼上胡说什么:“对教改要慎重,改法跟不上去无法巩固。”并且宣布:本学期高二四个班下乡两个月,实验半工半读,不自愿者不去,家长不同意者不去,其他一律在校改革。并规定高三不去。
开学后,去盱眙的师生返校,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同学。高一乙班集体到校长室,强烈要求实行半工半读,并表示作试点。沙尧拒不出见,事后反而说:“头脑简单,这件事上街,性质就变了,这是向党示威。”借此来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几次在全校的团员大会上,还不断提及此事,杀鸡駭猴。朱沙镇压群众革命行动,罪责难逃。
2月17日省贫协代表会前夕,董云良等来我校作报告,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在大会期间,广大同学自动组织为代表服务、访问,受到极大教育。朱沙之流拼命压制,去为贫下中农服务,要砍掉其他活动。
2月19日沙尧在班主任会议上讲:“教改的目的使学生具有革命思想,学好规定内容,多余时间看课外书,而且要比以往学得更好、更高。”并大骂同学“思想有片面性,盲目性,只往前看,不往后、左、右看。”
2月25日沙尧胡说什么:“要树立劳动者的形象和革命大学生形象,”以此来对抗毛主席提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朱之闻在一次教师会上说:“不是离开教学单纯搞运动。我们始终搞的是教学革命,从而又带动思想革命。”朱沙之流拼命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3月高二乙、丁两班到盱眙劳动,去试验半工半读,追求在农村条件下比在城市学得好,积极引导同学死啃外语,多做作文,并叫广大同学脱离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去“暴露思想”,考虑“谁养活我,我为谁服务”。这完全是黑《修养》的一套。这样,我校的半工半读试验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3月18日朱之闻在教师会说:”有人说附中搞半工半读,我们说附中目前不搞半工半读,象附中这类学校(指的是全日制),教改学校不是实验半工半读。”意思也就是要为全日制教改闯路。
3月19日沙尧在高三级会上讲:”突出政治要落实教改,教改三阶段:(1)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2)教法的改革,(3)走出校门到农村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三个阶段完全是按着刘少奇、陆定一的步子走的。
由吕新伟率领的教育部工作组进校,重点调查了高二丁的教改情况。
4月教育部走资派何伟召开全国半农半读会议。陆定一在会上讲,“全日制学校还要存在一、二百年,半农半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不许触动旧教育制度。何伟在会上叫嚣要防“左”。
4月下旬朱之闻去京开中小学教改座谈会,刘季平在会上胡说什么“教改要从实际出发,有先立后破,有先破后立,有边破边立,有又破又立,”公然抵制毛主席的不破不立的指示。强调“保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大改学校也不准改为半工半读。”吹捧陆定一的黑文“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大家学习,规定“具体问题要按中央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的报告办事,当前工作按教育部意见办。”明目张胆地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教育厅开教改蹲点会议,彭冲在会上指示:(1)关门教改,要封闭学生,(2)要以刘季平炮制的报告作为教改的依据。
沙尧在一次家长会上说:“我校教改不改为半工半读,学校性质不变。”和刘季平唱的一个调子。会后请家长参观作业,说什么:“我校教改并没有降低质量。”
5月8日朱之闻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刘季平报告,说:“教育部要求教改根据毛主席的春节指示,与毛远新的谈话,与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报告四件文件来进行,但有几个条件,(1)不能多,(2)学校性质不变,(3)不搞半工半读,(4)关门闹革命。”忠实贯彻刘季平指示,并提出“为全日制教改闯路”的反动方针,胡说什么“我们与凯洛夫的区别是教育与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5月上旬高中同学步行几十里到江宁六郎劳动,学校提出的中心任务:和贫下中农比生活,比劳动,比贡献。沙尧屈从陈光、吴天石压力,将初一、二提前抽回来。
5月下旬在教育厅一次会上,朱之闻传达刘季平的黑报告,吴天石在会上说:“下面产生教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好好学现象,值得注意。”
6月5日沙尧在校会上讲:“革命热情要落实,老师为革命而教,学生为革命而学习。”
教育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戴白韬来校视察,肯定了我校教改,并抽了高二乙、丁两班闭卷考试。
朱之闻在教师会上胡说:”最强大的动力是毛泽东思想,再一个动力是贫下中农感情。”朱沙恶意贬低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7月3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并号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风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毛主席几次和王海蓉谈话,毛主席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
七?三指示下来后,陆定一丧心病狂将后一大段砍掉。干部XXX要向学生传达七?三指示,朱之闻不让传达。
7月15日高考。高考前,朱之闻指示发复习提纲,并作报考志愿指导,提出要“为教改争光”,并选了高二几个同学准备提前考大学。部分同学表示弃考务农,朱沙动员考大学,大刮升学第一的黑风。在高考中,我校一些革命小将起来造了高考制度的反,他们在考卷中揭露,批判了高考制度的罪恶。他们说:“对高考制度首先肯定方法不好,造成学生死背教条,目的不明,精神紧张,体质减弱,教条主义,言行不一。”“我看这样考下去,中国的下一代的确要演变了。我希望高教部能予注意,研究加以改革。”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意见写得多么好啊!
革命小将造反行动,遭到教育界走资派残酷镇压,他们的试卷被打成”0”分,他们的意见被压制,直到文化革命,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旧的高考制度终于彻底砸烂了。
7月20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他对其侄子说:“毕业后你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就让你上高中,否则就不让你上高中。”这句大黑话,被朱沙之流作为教改的核心问题。
8月1日彭真对抗毛主席七?三指示说:“学生负担过重,主要是上司过多。”为大砍政治活动制造舆论。
8月上旬朱之闻到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何伟在会上说:“有些东西搞过头,如学毛选、学解放军、军训、搞政治活动,”刘季平在会上大反毛主席,胡说什么:“有人只看到一个砍字”,“在大好形势出现一些形象。”他在会上叫嚣:“要注意几件事:(1))教学为主原则是对的,提高质量也还是对的,教好学好保持正常秩序,不能动摇。”会后,何伟,刘季平搞了个“关于减轻负担……”的七条,一面强调教材不准砍,一面要砍政治活动、民兵活动、劳动。陆定一也说:“培养接班人问题解决了,现在问题是程度、上天的问题。”在会上,刘季平肯定了附中教改。
高三毕业生到汤山野营。同学大学解放军,大学老三篇。朱沙坚决反对这样办,却叫同学到农村去解决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问题。同学们坚决造反,拿着毛主席语录批评朱沙,朱沙大为恼怒,沙尧说:“这是右派言论。”这是朱沙之流反对毛泽东思想,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本质一次大暴露。
吕新伟工作组回北京,吕在教育部作报告,附中教改给予肯定的评价。
9月1日沙尧在开学典礼上说:“本学期工作是突出政治,减轻负担,教好学好,增进健康,提高质量。”“要改成全日制,对外不得宣传。”忠实执行刘季平的黑指示。
9月5日沙尧在校会上公然说:“减轻负担是毛主席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假马克思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斗争的环节。”“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大好,……但出现一些盲目现象,要革命,但对德智体关系认识不足。”

朱沙之流借贯彻七?三指示为名,大砍政治活动,劳动,连团组织开会还要请示一下才能开,并且叫嚣要“侦察地下活动”。
朱之闻在教师会上说:“提倡学生在不同情况下,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条件,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但不建立固定的组织,不规定统一的篇目,不规定学习时间。”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朱沙之流根据刘季平的“提高质量”黑指示,提出各科要求:“外语,一口好音,二百字文章,三分钟讲话,语文,一张铁嘴,一手好字,一笔好文章。”死抱住智育第一僵尸。
朱之闻指示沙尧,将我校高考试卷与苏高中质量比较。这充分暴露朱沙根本没有克服升学第一思想。
10月4日 – 11月5日
朱对教师讲:“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这是每个学校毕业生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要组织学生反复学习‘人民教育’这篇短评,树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的思想,解决世界观问题,这样教改才能改得下去。”用刘修的黑话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农村,朱沙之流组织广大同学学“人民教育”短评以及胡崇海的信,脱离农村三大革命,引导同学只在“愿意”“不愿意”上修身养性,要考虑什么“我为什么不下农村?”“我不下农村就变成胡崇海,前途多么危险!”照这样培养下去,培养出来是一些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庸人。
当时陆郎搞四清,四清工作组要求同学做些工作,沙不同意,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在农村,搞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让同学先看书,再东奔西跑找问题联系,凑上就写一写论文,实际上是“理论-实践-论文”。
11月3日沙作下乡劳动总结报告。沙尧说:“这次下乡,创造了解决世界观问题和理论联系实践的经验”,“收获很大”,“把上山下乡当社员的问题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解决这个问题。”从此以后,朱沙一整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经验逐步发展和完善了。


091-2 教改大事记

第三时期(65.11-66.5)

最高指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都应当有所警惕。

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在党内围绕“突出政治,政治统率业务”,还是“反对突出政治,政治落实到业务”,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中国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利用被他们篡夺的宣传工具,极力宣扬“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修正主义论调,疯狂诋毁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
朱之闻从北京带回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伟,刘季平的“教学为主”、“提高质量”的黑指示,伙同沙尧大肆贩卖“政治落实到教改”的黑货,狂热鼓吹所谓“为革命而学,用革命精神学习”,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狰狞面目。
广大革命师生在毛主席七三指示指引下,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戈东向,大批狠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痛斥旧的教学方法,在师生代表会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废除高考制度”,“到盱眙办自修大学”等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建议。
朱之闻,沙尧之流是扼杀教育革命的凶手。同学们的革命建议都被他们一一打了下去。
就在这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七指示。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宣判了旧教育制度的死刑。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汹涌呼啸的浪潮,狂烈地荡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冲掘了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旧教育制度也逃脱不了被埋葬的命运!被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颠倒的历史由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再颠倒了过来!
对抗毛主席春节指示的我校修正主义教改也必将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砸得稀巴烂。
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体制正含苞待放,显示出无限生机。让我们举起双手来迎接它的到来吧!

11月初林彪副主席对全国政工作了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指出“活学活用毛著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
王杰英雄事迹和日记发表,全国掀起学习王杰的高潮,在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鼓舞下,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大练长跑,练刺杀,练爬墙。
11月12日沙尧迫于形势,作了一个学习王杰的动员报告。
11月20日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
1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沙尧在会上说:“本学期解决上山下乡当社员问题,提高到人生观高度。”“学王杰,学毛选,学大庆必须落实到教改上来。为革命而学,用革命精神学。”并提出以“活”对付“死”的口号,大力强调基本训练,忠实执行在8月召开的全国厅局长座谈会上刘季平“教学为主”“提高质量”的黑指示。
12月7日朱之闻组织我校部分教师去上海育才参观,十分欣赏育才的“高质量”,教育部司长温克敏等来校调查一个月,温肯定我校学毛选、劳动,唯一担心学习质量。
朱之闻,沙尧大抓学习,特别强调在高三的突出问题是教材教法,是教学方法的改革。
学校提出各科教学规格,极其繁琐,如外语要“一口好音”,“一二百字文章”,“三分钟讲话”。遭到同学强烈反对,沙尧就提出所谓“组织纪律”,“大少爷作风”,大压同学。
12月17日华东宣传部长来宁作报告,沙尧等人参加,竟公然反对缩短学制,说什么教改“步子要稳”,“听到风就是雨,一定要出乱子”。
毛主席在杭州讲话,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再读几年书就行了。”

1966年

1月1日《红旗》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题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指出: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突出政治就是要抓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
1月8日高三丁班周XX入党,这是一个“政治落实到业务”的典型,为了向教育部请功,朱沙大肆宣扬她如何从“四门不及格”提高到“优秀”。后温克敏回北京在教育部作有关师生面貌变化的报告,后“中学生”记者来校采访。
1月10日开始搞教改总结,准备5月份上北京开会(全日制教改工作会议)。朱沙为向上表功,反反复复修改,先是“18条纲纲”,后“教改两年”,“教改总结提纲”,最后朱之闻亲自修改定稿。
陆定一视察江西共大时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消灭三大差别,是不同点,共同点都是高精尖。”
1月15日沙尧在团员大会上作报告,中心内容:教改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教和学的矛盾,师和生的矛盾。矢口否认教改是要根本改革旧教育制度。另外还提出:“政治工作不要光抓政治不抓学习。”
1月16日沙尧在教师大组会上作期末总结,总结教改18点经验,并提放下“升学率”“负担重”两个包袱,和找到“学毛选”“贫下中农”两个动力。
1月下旬,放寒假。麦贤得事迹发表。革命师生在英雄的鼓舞下,自动组织起二百来人,步行到盱眙和那些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但沙尧却大泼冷水,百般阻难。
1月31日吴鼎福在开学典礼上作报告,集中讲精神变物质的问题,说:”这学期是教改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要求同学“把精神化为物质”。朱沙之流的“精神变物质”就是“政治要落实到教学质量的提高”上。
2月初《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突出政治”的社论,发起了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击,全国各条战线大抓突出政治,大抓阶级斗争,大抓学毛著,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开始了,全国上下一派大好形势。
2月1-7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全日制中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朱之闻、沙尧参加。会上,陈光、欧阳惠林、吴天石作三报告,攻击“大破大立”,反对学制课程的改革到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革,“全面开花”,并提出:“教学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改革中,要继续坚持质量第一,效果第一的原则,所有试点学校都应该以教学为中心,认真加强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会后,沙尧回校传达陈光等报告。
2月8日开支部扩大会。沙尧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继续散布对抗突出政治的毒素,说:“我国新农民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专家高明万倍,只想当新农民不想学习是不行的。”“反对唯有读书高,不是反对读书,否则还办学干什么?”
2月12日在刘少奇支持下,彭真等人盗用中央名义,抛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2月下旬学校宣布取消教研组,成立年级组。
3月1日董家耕来我校作报告。
3月上旬《中学生》刊登了周XX“为革命而学,用革命精神学”的文章,全国青年纷纷来信,探求如何“为革命而学”的问题。朱沙乘机大捞资本,向全国贩卖“政治落实业务”的黑货,强制同学利用政治,语文课写回信。
沙尧在朱之闻密授下,伙同团支书XXX,政治辅导员XXX、XXX等把师生平时的言行,整理成黑材料,作为“阶级斗争”材料向黑省委汇报。朱、沙忠实执行“二月提纲”,罪该万死。
沙尧积极搞“跳级试验”,分别在高一,二级选拔三名“尖子”,单辟一室,进行专门教师,专门时间的实验,要他们一头钻入书堆,攻完全部高中课程,报考大学。朱沙之流实行的是什么“学制改革”,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的“学制改革”就是不摧毁旧的“全日制”教育制度,不改革旧的教材,高速度学完全部课程,报考大学。这是不折不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冒牌货。
3月19日沙尧给高三年级作“组织新的战役”的动员报告。这个“组织新的战役”就是要求高三同学在毕业高考前几个月划为四个回合,实行单科连排,以利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高考质量。在这里,沙尧搞教改梦寐以求的是什么东西不昭然若揭吗?
高三同学根据主席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经验,提出“小小组”的学习形式,朱沙之流贪天功据为己有,一面向刘顺元请功,另一面企图把“小小组”作为“抓好学习,保证质量”的工具。
3月22日我校又有四个学生入党,这是沙尧对抗毛主席关于在三大革命中培养接班人的指示,鼓吹“中学阶段就可以解决世界观”的产物。朱沙之流就是青年一代不经过三大革命的考验,在学校里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成修正主义苗子。当时,校内反响很大,许多同学纷纷写入党申请书,朱沙又阴险将同学的革命要求利用来为自己培养驯服工具。在教改和文化革命中,朱沙数次用黑“修养”给这些同学上课,要他们“紧跟党(紧跟沙尧)”,做党的“驯服工具”,实际是做修正主义教改,资反路线的保镖。沙尧,何其毒也!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同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的文章,打中了“罢官”这一要害问题。广大革命师生提出在政治,语文课上进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朱沙之流处于阶级本性,避开“罢官”的政治问题,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纯学术讨论,忠实执行“二月提纲”。
彭冲到京开会,何伟要省委帮助附中总结教改经验。在旧省委的指示下,朱之闻、沙尧进行了教改总结。
4月4-14日师生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是教改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广大同学在毛主席春节、七三等指示的指引下,发扬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大胆地提出很多革命化建议,如:废除高考制度,用“自报公议”代替旧的招生制度,到盱眙办半耕半读学校、自修大学以及到农村参加四清,到部队农村改造世界观,缩短学制,自编教材,……
这些革命化的建议刺中了朱沙的痛处,在总结会上,朱沙狼狈为奸,只对同学高昂热情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假惺惺地说:“自报公议是我们巴不得办到,为什么办不到,因为人们觉悟不高,实行分配有人不闹死掉了,吵死掉了吗?”沙尧也说,“学制也不是我们要缩就缩,不能哄,哄得快,垮得快。”抵制革命师生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朱沙又把大量革命化的建议集中为“教学”“作风”问题,胡说“解决好这一点,教改大大地再跳一步。”极力抹煞教育革命夺权斗争,与黑阎王陆定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高精尖问题怎么解决”的黑话如出一辙,充分暴露朱沙对抗毛主席指示,扼杀教育革命的刽子手嘴脸。
4月14日吴冷西炮制的“二论突出政治”大毒草出笼,朱沙之流如获至宝,组织同学学习,讨论,为在到盱眙搞好“复习”作舆论准备。
经南师院党委批准,政治处成立。
4月15-5月19日高二高三去盱眙劳动,沙尧积极推行刘少奇“四小时学习”,“四小时劳动”的“四四制”。下乡动员会和马坝中学行军小结会上,沙尧积极鼓吹政治落实教改,说什么“两年来的教改,社会上很多人承认我们的思想质量,怀疑我们的知识质量,我们要拿出成绩,质量来和资产阶级教育家较量较量。”这和陆定一说的“教育方面,我们同资产阶级有不同的地方,消灭三大差别。有共同的地方,高精尖”又有什么两样呢?
广大同学抵制抓学习,沙尧搬出训政:“有些人准备到盱眙只搞政治,不搞学习。实际上这种人就是不突出政治,就想学习。”并要同学把大量地课本、复习材料,用汽车送下乡。
第一阶段,学习成绩不大,许多人学习任务没有完成,朱沙大为恼火,对高三训骂一通,沙尧说:“要从培养接班人,反修防修出发,一定要全面系统复习好。”又说:“突出政治就有信心复习好功课,智育上过得硬。”并向高三提出高考要“考出风格,靠出水平”的口号。
朱沙为搞好高三毕业班的复习,提出“四小时学习雷打不动”,连烧饭也提出只占劳动时间和学习好的烧饭。
朱沙之流对日益发展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不闻不问,不遗余力地大抓学习质量,复习质量。5月14日,马坝礼堂总结会上,他一面积极鼓吹刘少奇的“上山下乡当社员”来抓好学习,另一面大算复习时间。在马集,沙尧对高三同学说:“你们不要急,回去复习,还有20天,时间是不少的,过去高考复习也只有三、四个星期。”充分暴露了这位被吹嘘为“教改闯将”,大抓“智育第”,大抓“升学第一”,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真面目。
此时旧中宣部召开高等学校刘氏“半工半读”会议,同时预定七、八月份召开中等学校“半工半读”会议,我校将作为全省刘氏“半工半读”学校。
5月7日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五?七指示。这个指示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它宣判了旧教育制度的死刑,进一步指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中央政治局开会,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5月13日姚文元“评‘三家村’”发表。
5月16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5月16日“通知”下达,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它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示上的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5月18日高二、三返宁途中,迫于形势,在马集中学开了声讨“三家村罪行”的群众大会。
5月20日回到学校,此时全国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开展了起来,在大好形势鼓舞下,积极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热情高昂百倍,纷纷要求不搞高考复习,要求停课闹革命。朱沙预感自己垮台就要来临,避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企图把广大师生卷入书堆里,却提出“分科复习,准备迎考”决定。朱沙之流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6月1日毛主席亲自决定播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指出这是六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从而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东方的大地上掀起一伟大的震撼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

—完—

[注]:

这次回南京听说李得宁处还存有一份文革中编写的附中教改大事记。回来后我们和他联系,他把文件拍成照片寄给了我们。我们现已将文件打出。原件中有少数字句模糊不可辨认,总体还算完整。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了原貌。也许当年亲历教改的同学还会对它有兴趣?我们自己看了很感慨。

当年参加调查和编写大事记的,应该有”井冈山“(或称”革造“、”革总”)成员,高二乙班的王咸,徐捷,叶秀林,张人则等人。初稿应该在1967年6月1号前写成。

张人则 于含英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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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9-25 10:24: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
于含英(高三丙)


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

于含英(高三丙)


    重读“南师附中教改大事记(1964-1966)”,引起我们对附中教改的回忆和思考。

朱之闻
    朱之闻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至今还很鲜明,那就是他不同于我们通常看到的“领导”。记得他刚到附中之初,有一天在五四草坪东北角那颗水杉树边和几个同学闲聊,我从旁走过,正好听见他在说,“我知道你们向往去露宿,风雨浴,吃蚕豆饭……”我确知他是在引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第68、81页)。李锐这本书,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思想形成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但是出版后仅过了四、五年,到我们的中学时代,就已湮没无闻。现在想来,1959年庐山会议上李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一员,固然是一主因,这本书本身的基调也应是原因之一。它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赞美很多,但仍然是分析性的,并不溢美和造神。拜附中环境之赐,我初中时能读到此书,当时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求知方式,非常向往。所以朱之闻这几句话,一直说到我心里,至今不忘。
    李锐的这本书,对我们回顾和讨论教改意义很大。重看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看他和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使人感到毛泽东对教育的看法,他当时要推动的教学改革,完全是基于他本人青年时代求学的经验。仅以一个人的经验为蓝本,就可以指导与几千万学生有关的教改,这是那个“天才论”时代特有的畸形现象。而且,恐怕就连这本书,也没有几个搞教育的人好好研究过。朱之闻看过李锐的书,而且能理解这本书对中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觉得,这表明他追随毛泽东比其他人更自觉,他对教改的态度也更认真。朱之闻在教改中经常直接和一般学生对话,谈他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在我印象中,他绝不属于那种“语言干瘪,形象可憎”的官僚。他对教改这项工作怀抱真实的热情。

刘顺元
    刘顺元支持了朱之闻的教改,看来没有疑问。刘顺元自己,在党内也是一奇人。
    从现在能看到的回忆文章来看,刘顺元一生至少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1945年他在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刘为此曾受党纪处分。二是1953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的言论一直传到毛泽东那里。1959年10月后,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后来刘顺元是因为江渭清与惠浴宇的力保而幸免于清算。(见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rwyj/000037_2。htm)既然刘顺元是直接触犯了毛泽东的人,当时不可能处于权力中心。
    文革后刘顺元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黄克诚是第一书记)。他1996年去世后,李锐为“刘顺元传”写序,说“刘顺元同志是党内老一代中极为难得的领导干部;是具有大德、大智、大勇,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见:http://kaoshi。gmw。cn/01ds/1999-07/07/GB/257%5EDS1012。htm)北师大毕业的刘顺元具有领导干部中少见的品格、智慧、学养,看来无可怀疑。
    刘顺元显然不是主管教育的书记,刘和朱怎么会在附中教改时走到一起的呢?朱之闻说:“在和刘顺元接触过程中,我主要是搞两个工作,一个是抓知识青年下乡,一个是抓教改。当时这两方面都有阻力,我是积极找人出来支持的。在我和刘的接触中,每次谈到这两方面的问题,他都是热情支持的。他热情支持,希望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当然我也愿意找他多谈,或送材料给他看,想听他的意见。……和其他书记、部长比较起来,我对他是最相信的。”(摘自朱之闻文革中的大字报“对刘顺元的认识和揭发”)

对”教育改革”的两种不同理念
    “教改大事记”中提到,1963年初,教育部长杨秀峰曾到我校视察。我记得那次视察中。杨秀峰走过当时的教学大楼和五四草坪之间那条路,碰到一群学生正在扫教学大楼中间的水泥场地,扫前没有撒水,灰尘飞扬扑面。他停下来批评了学生。这件事,沙尧后来在全校大会上着重提出来,狠狠地又批评了一通。由此不难想象,杨秀峰一定是那种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认为学生的文明行为,包括衣冠的整洁,对师长的礼貌,行为的得体等,都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至于智育和出人才,那更是重中之重,念念不忘。例如,“初中就学《古文观止》”,“不要怕搞天才教育”,“搞点数学竞赛” ……即使在毛的“春节指示”之后,陆定一、刘季平(教育部副部长)等还是讲“教学为主原则是对的,提高质量也还是对的,教好学好保持正常秩序,不能动摇。”“培养接班人问题解决了,现在问题是程度、上天的问题。”没有证据说他们是处心积虑反毛,但说他们和毛泽东有不同的教育理念,则也许很接近事实。我们理解,教改前的沙尧校长,也正是持杨秀峰、陆定一、刘季平这样的教育理念。
    网友PP说:“可以认为当年附中的教改是追随毛泽东的。”这也是我们的看法。毛在1966年以前不断发警报,要求“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求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激烈争夺接班人,等等。虽然他要求改革学制、教材、课程,那都不是为了要“智育第一”,恰恰相反,那是为了把学生从“智育第一”中解放出来,走上他所相信的”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的道路。现在看来,党内很多人,如陆定一、刘季平,对毛这一套其实并不以为然,或不深以为然,但朱之闻显然听得很认真,也执行得很认真。回想我们高中几年,“上山下乡”、“培养反修防修的革命接班人”始终是第一主题,远远盖过了对课程、教材、教法改革的注意。我们当时以为,教改天经地义就是象朱之闻这样改。现在才看出,这其实是朱之闻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换一个人来领导,就完全可能按陆定一、刘季平的路子去做,更明确地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而非“突出政治”。
    记得65年10月,我们去陆郎劳动,朱之闻在一次师生全体会议上说:“教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家听了很震撼。这是很不寻常的作法,直接把上层人物对附中教改的不同看法暴露在学生面前。后来在文革中,我们听朱之闻说了江苏省当时的若干领导人对附中教改的批评。
    陈光:“全日制中学是为高一级学校准备较高质量的学生来源,将来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材……政治挂帅,要挂在教学上……你们要劳动,跑那么远干什么?”
    彭冲:“‘革命不怕苦,怕苦不革命’是苦行僧。”
    许家屯:“本来没有苦,为什么要找苦吃?”
    不难看出,当时的省委领导,思路上更接近陆定一、刘季平,认为学生就是要好好读书,明确地不赞成朱之闻如此强调下乡劳动的做法。朱之闻居然顶逆流而上,更说明他是非常自觉地在追随“突出政治”的路线。而刘顺元的支持,对朱之闻就变得格外重要。奇怪的是,尽管刘顺元被毛泽东视为“老右倾”,在教改问题上,好象正好倒过来,他变成了“左派”。

“上山下乡当社员”

    细看“教改大事记”,可以读出我们当时不能领会其区别的各种声音: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他对北京铁路二中的材料的批示,他和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是一种声音;陆定一、刘季平等是一种声音;此外还有刘少奇的声音:“半工半读”,“上山下乡当社员”。毛一贯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他从来没有说“上山下乡”是唯一道路。1965年12月,毛在其“杭州讲话”中,反而是这样说:“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再读几年书就行了。”
    现在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附中教改中,“突出政治”后来只落实在“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上?刘、朱花了很大力气向我们灌输“上山下乡”的观念,对此,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想的?
    记得是高二时,有一次听我们班的向家德说,他在会上听到传达,“省委领导”对知青下乡有如下评价:“知识青年下乡,建设革命化的农村,等同于再搞一次‘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城市变修了,他们就应该率领农民,浩浩荡荡地杀回城市来。”当时说的人、听的人都是眉飞色舞,非常兴奋。我对这段话的记忆一直很清楚,但我没有直接听传达,希望当时听到传达的同学能回忆一下(向家德不幸于1997年死于车祸)。我相信这只能是刘顺元的话。
    刘顺元应该是懂得现实政治的人,怎么会对“上山下乡”热衷到这种程度?怎么会说出让知青和农民联手搞“农村包围城市的”的“二次革命”这样的话来?文革前知青下乡,由各级“安置办公室”负责。“安置”二字,非常能说明实质。等我们1968年下乡时,身份再一次下降:“接受再教育”——也可以说是“接受改造”。我们在农村八年,对“上山下乡”有了足够的理解。回城后我们去看过朱之闻。他拿出一封高一宋XX给他的信,告诉我们,这封信上说,“直到现在,每当我碰到困难,就想起在附中下乡劳动时认识的贫下中农。……”朱对我们说:“看看,这是多么大的精神动力!”这大约是1978年左右的事,朱一直到那时,仍然相信他自己提出的“贫下中农(革命形象)动力说”,这让我们觉得奇怪,也使我们感到和他思想上的距离。

两个正面回忆
    在附中突出政治的教改中,有很多极左的坏东西,曾伤害过很多同学。有些老三届同学,在离开附中以后,再也不愿意进附中的门。教改的这一部分内容,永远不应该在任何中学重演。
    自然我们的教改经历也不会是一团漆黑。比起当今中学生那种令人不堪忍受的负担,有些同学渐渐倾向于肯定附中教改的一些作法。
    对我们高中学习生活,我可以提供两个正面回忆。一是我们班的一节数学课。那时我们班很多同学都热衷于三角恒等式证明的难题,不仅要求解,大家还互相比,讲究简洁和最少步骤。有一次,几个同学(我记得其中有77级考到南师数学系的江明)上黑板各自写出了对一道难题的不同解法,看起来已经是五彩纷呈,授课的马明老师这时点了杨洪苍的名,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解法。杨洪苍上黑板,写出一个比其他人步骤更多,好像是故意绕了一个弯的解。等他写完并回到座位,马明老师还在专注地盯着黑板细看,然后,他慢慢地点头,说出一句评语:“这是一个通解。这个方法可以用来解一种类型的问题。”一句话,让我有醍醐贯顶之感,懂得最少步骤,并非最佳解的唯一标准,并一直记得这学生老师,学识才华,相得而益彰的一幕。杨洪苍现在是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他十月初曾去看望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葛家覃,据说葛老师一认出他,马上大喝一声:“你高中三年从来不交作业!”可见对杨的“不守规矩”至今“耿耿于怀”。事实上杨洪苍不仅不做数学作业,上数学课据说也从来不听,而是用来自学大学数学课程。应该说当时的教改确实给了杨洪苍这样的学生很大自由,这对他们的成长也有益处。
    另一记忆是关于语文老师袁金华。1965年10月,我们在江宁陆郎劳动时,学校印发了往届毕业生胡崇海的信,信中批评教改和朱、沙等领导。文革开始时,胡被当作“反动学生”,“揪”回学校批斗。记得当时胡低头站在一方凳上,四周是一大群愤怒的同学。我站在后面,正好听见袁金华老师象在上课一样娓娓而谈,告诉站在他周围的同学:胡崇海的信中,用了“每下愈况”一词。这个词,在孔子时候是“每下愈况”,后来渐渐被误用成“每况愈下”。胡倒是使用了一个正确说法。在那样的场合,袁金华老师竟然情不自禁,细细点评一封“反动信”的词章,而且,对学生正确使用了一个古老词汇难掩嘉许,真是语文老师本色。凡在场者,大约都终身不忘“每下愈况”。
    回忆这两件事,让我想到其实对附中的教改,当时很多老师们应该比我们看得清楚,因为他们的知识、经验、识别学生的眼力,都非我们可比。毛泽东把他们统统打成“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刘顺元、朱之闻和沙尧更多地注意了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亦难有成效。如“教改大事记”所记,马明这样的老师,在教改中竟然是被批判的。

 

***************
关于《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一文的几点说明



1. 陈光等引言的出处

我在《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中引用了陈光、彭冲等对附中教改的批评,其出处是张人则文革中去教育厅所抄录的朱之闻揭发省委领导的大字报。根据现有的笔记记录,朱之闻写过如下一些大字报:

揭露江渭清、彭冲反对春节指示的罪行(1967,1,21)
粉碎彭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2,19)
彻底批判陈光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3,19)
我对刘顺元的认识和揭发(1967,4,9)…

朱之闻批判陈光大字报的第三部分,是批判省委领导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其中提到前文所引用的陈光、彭冲、许家屯等对附中下乡劳动的批评。

2. 马明老师的一节课

马明老师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为什么他会给我们上那一节课,已记不清。我们班高一的教室是在教学大楼一楼,东北角,讲台在教室东头;高二的教室,在教学大楼二楼的南侧,甲、乙、丙、丁四个班从东排到西,讲台都在教室的西头。在我的记忆中,那节课是在二楼教室上的,马明老师是站在教室西侧的讲台上,所以,如果我的场景记忆不错,那就应该是高二的事。

3.前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把他们统统打成‘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刘顺元、朱之闻和沙尧更多地注意了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亦难有成效。”这是一个虚拟语气的句子,意思是,朱沙并没有注意此事,而且,即使他们注意了,或者他们打算注意,因为毛泽东已经给老师们带了“帽子”,也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看来话没有说清楚,抱歉。


4. 关于刘顺元

戴相陵的一个评论,使我觉得对刘顺元多了一些理解。他说:“汪遐义老师曾在班上说:某领导言,如果三大差别不消灭,总有一天,农民会举着锄头,浩浩荡荡地杀进城市来。”在附中教改的具体环境中,可以判断,该领导是刘顺元。类似的话,印象中杜润生在主持国家农委工作时说过,现在讨论三农问题的学者们也说过。这是一个警告。在文革末期,毛泽东的合作化政策和“让农民为工业化进贡”的政策,使农村经济破败凋零,农业生产难以为继。杜润生他们认为,若不改变政策,农民不会继续忍受下去。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农民改变现状的要求是合理的,应得到满足;二是如果农民像在历史上一样被迫“揭竿而起”,那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对社会将起破坏作用,所以应当尽量避免。杜润生他们之所以要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是因为自有一帮在位者,到那时仍不能体认问题的严重性。

刘顺元讲了和杜润生他们相同的话,所不同者,刘比他们早讲了十年。可见我们1966年去马坝时,所看到的那种惊心动魄的贫穷,刘顺元是知道的,或者说,他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历史教授高华的文章,对此提供了证据。他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高华下面所写的细节,几乎像是电影剧本:“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份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见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rwyj/000037_2.htm



“三六九”,“风马牛”这样的话,不是一个趋奉者可以说得出来的。几年后,到我们教改期间,刘顺元个人所处环境或许依然险恶,更何况那时颂圣的“时代的最强音”比以往更加铺天盖地,举国上下,谁敢为“大好形势”抹黑?在那样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总有一天,农民会举着锄头,浩浩荡荡地杀进城市来”,我看,那是一种为民请命的情怀。1984年,我们曾重回界集,村里的“老社员”说,连着几年,年年中央一号文件是讲农业问题。杜润生名字,在那样偏僻的乡村,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倍受尊崇。那么,比杜润生早十余年站出来说话的刘顺元呢?凭这一点,可以说李锐对他所做的评价,其实并不过分。

我在前文中引了据信是刘顺元的另一句话:“知识青年下乡,建设革命化的农村,等同于再搞一次‘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城市变修了,他们就应该率领农民,浩浩荡荡地杀回城市来。”这句话和上面所引汪遐义老师所说,不是一个意思。在这里,农民好像成了主动的、先进的社会力量,而且会有意识地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成了神话了。“贫下中农革命形象动力论”,同样是一种神话。用这样的神话去论证教改中的“上山下乡”主题,如前文所说,是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八年的插队经历,只能让我们得出那是脱离现实政治的诓语的结论。知青在农村是飘泊无根的群体,对农村事物的发言权,只能是还在农民以下。

于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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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9-25 10:25:32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一文的几点说明
于含英(高三丙 )


1. 陈光等引言的出处
我在《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中引用了陈光、彭冲等对附中教改的批评,其出处是张人则文革中去教育厅所抄录的朱之闻揭发省委领导的大字报。根据现有的笔记记录,朱之闻写过如下一些大字报:
揭露江渭清、彭冲反对春节指示的罪行(1967,1,21)
粉碎彭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2,19)
彻底批判陈光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3,19)
我对刘顺元的认识和揭发(1967,4,9)…
朱之闻批判陈光大字报的第三部分,是批判省委领导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其中提到前文所引用的陈光、彭冲、许家屯等对附中下乡劳动的批评。
2. 马明老师的一节课
马明老师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为什么他会给我们上那一节课,已记不清。我们班高一的教室是在教学大楼一楼,东北角,讲台在教室东头;高二的教室,在教学大楼二楼的南侧,甲、乙、丙、丁四个班从东排到西,讲台都在教室的西头。在我的记忆中,那节课是在二楼教室上的,马明老师是站在教室西侧的讲台上,所以,如果我的场景记忆不错,那就应该是高二的事。
3.前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把他们统统打成‘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刘顺元、朱之闻和沙尧更多地注意了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亦难有成效。”这是一个虚拟语气的句子,意思是,朱沙并没有注意此事,而且,即使他们注意了,或者他们打算注意,因为毛泽东已经给老师们带了“帽子”,也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看来话没有说清楚,抱歉。
4. 关于刘顺元
戴相陵的一个评论,使我觉得对刘顺元多了一些理解。他说:“汪遐义老师曾在班上说:某领导言,如果三大差别不消灭,总有一天,农民会举着锄头,浩浩荡荡地杀进城市来。”在附中教改的具体环境中,可以判断,该领导是刘顺元。类似的话,印象中杜润生在主持国家农委工作时说过,现在讨论三农问题的学者们也说过。这是一个警告。在文革末期,毛泽东的合作化政策和“让农民为工业化进贡”的政策,使农村经济破败凋零,农业生产难以为继。杜润生他们认为,若不改变政策,农民不会继续忍受下去。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农民改变现状的要求是合理的,应得到满足;二是如果农民像在历史上一样被迫“揭竿而起”,那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对社会将起破坏作用,所以应当尽量避免。杜润生他们之所以要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是因为自有一帮在位者,到那时仍不能体认问题的严重性。
刘顺元讲了和杜润生他们相同的话,所不同者,刘比他们早讲了十年。可见我们1966年去马坝时,所看到的那种惊心动魄的贫穷,刘顺元是知道的,或者说,他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历史教授高华的文章,对此提供了证据。他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高华下面所写的细节,几乎像是电影剧本:“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份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见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rwyj/000037_2.htm
“三六九”,“风马牛”这样的话,不是一个趋奉者可以说得出来的。几年后,到我们教改期间,刘顺元个人所处环境或许依然险恶,更何况那时颂圣的“时代的最强音”比以往更加铺天盖地,举国上下,谁敢为“大好形势”抹黑?在那样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总有一天,农民会举着锄头,浩浩荡荡地杀进城市来”,我看,那是一种为民请命的情怀。1984年,我们曾重回界集,村里的“老社员”说,连着几年,年年中央一号文件是讲农业问题。杜润生名字,在那样偏僻的乡村,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倍受尊崇。那么,比杜润生早十余年站出来说话的刘顺元呢?凭这一点,可以说李锐对他所做的评价,其实并不过分。
我在前文中引了据信是刘顺元的另一句话:“知识青年下乡,建设革命化的农村,等同于再搞一次‘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城市变修了,他们就应该率领农民,浩浩荡荡地杀回城市来。”这句话和上面所引汪遐义老师所说,不是一个意思。在这里,农民好像成了主动的、先进的社会力量,而且会有意识地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成了神话了。“贫下中农革命形象动力论”,同样是一种神话。用这样的神话去论证教改中的“上山下乡”主题,如前文所说,是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八年的插队经历,只能让我们得出那是脱离现实政治的诓语的结论。知青在农村是飘泊无根的群体,对农村事物的发言权,只能是还在农民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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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南师附中教改资料”(副本现存于南师附中)中,有如下内容可供参考:
《关于南师附中教改试点计划》
江苏省教育厅党组

《南师附中教改蹲点计划“讨论稿”》
江苏省教育厅教改工作组

《南师附中教改试点汇报》
教育厅教改工作组

《南师附中高二丁班教改试点的情况汇报》

《一年来南师附中教改试点情况的汇报》
江苏省教育厅南师附中教改工作组(1965年7月)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革命接班人“讨论稿”》
南师附中(66.5)

《两年来教改的变化和有关问题“讨论提纲”》
(66.3.15)

另外还包括三十几位学生(其中教改试点班十四人)教改心得体会的资料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 ... p;ct=clnk&g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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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7 教改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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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964-1966
教改大事记
南师附中?革总编印
?序?


南师附中,是一所有五十年历史的老校。它的前身是伪中央大学附中。是国民党反动派高级官吏子女云集的重点学校。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接管,改为南大附中。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改为南师附中。
解放以后,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不仅不去改造它,反而把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办学经验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加上再把苏修的一套照搬过来,旧南师附中已经成为封、资、修号的,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名牌”学校。
十多年来,旧南师附中一直在旧江苏省委、旧教育厅内走资派,及其他们伸向附中的黑手,前党支部书记、大叛徒沙尧的把持下,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忠实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疯狂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突出政治,宣扬“唯有读书高”,积极贯彻“智育第一”,“升学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实行“关,管,灌”的教育方法。课程之多,分量之重,简直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严重地摧残着青少年身心健康,并一步步把他们往修正主义道路上引。他们对广大工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广大工农子女推于学校大门之外。
六三年初,旧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上海,江苏部分“名牌”中学办学经验座谈会。这个黑会在刘邓黑司令部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秀峰的主持下,大刮崇洋复古的阴风,大搞“三名主义”,提出要总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名牌”学校办学经验,大肆吹捧资产阶级“名教师”的教学经验,鼓吹要保持学校由于历史传统而形成的“特色”。朱之闻率领江苏部分“名牌”中学校长参加了这个会议,沙尧介绍了办学“经验”,深得杨秀峰的赏识。会后,杨秀峰来南京,宣扬“小宝塔”,并亲自来我校视察,向沙尧面授机宜。
之后,在朱之闻主持下,省教育厅拟了一个“小宝塔”规划与“办好一批拔尖学校”的意见,获得了以杨秀峰为首的教育部的赞扬,并通报全国。在旧省委、旧教育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策划下,我校从此就被装进了刘、邓、陆的小宝塔,成为他们的“重点学校”,“(条例)试点学校”,“示范学校”。朱之闻对重点学校提出的要求是:“保证高校来源和作出榜样”。办好重点学校的办法是:( 1)干部、教师加强稳定,特别是老教师。(2)招生有较多的选择余地。(3)规模不能太大。(4)有较为充足的设备。(5)编制宽一点。(6)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此外也可以设奖学金。总之,讲来讲去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武装师生,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为了办好重点、试点、示范学校,六三年朱之闻到旧教育部参加教改会议时,还到阎王店的试验田——北京景山学校去“取经”。回来后大肆吹捧“景山经验”,说什么“过去出了唐宋八大家,应该学,要老老实实地学。景山学校小学教文言文……一开始就大量识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有两千字,这里有老祖宗的经验……初中就学《古文观止》”。并说什么“语文课不要讲成政治课,……语文课是工具课。”“通过各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恐怕不行,联系不好,两败俱伤。”还说什么“搞点数学竞赛是可以的。XX搞了一下,美国就很重视。搞点天才教育也好,……不要怕搞天才教育……。”为了把附中办成南京的景山,朱之闻自六三年下半年开始就经常来校联系,根据“景山经验”与他对重点学校提出的要求来指导附中的教改。
六三年暑假泰州、泰兴、杨中等校在高考中名列前茅,朱之闻为了研究吸取他们的“经验”,把沙尧带去一同视察。他在泰州中学教职员工大会上作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视察报告,表扬了他们狠抓“双基”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提出要向老祖宗学习,什么一四七教书,二五八理书,三六九背书。沙尧在这次视察中真是“得益匪浅”,带回了三校的大量各科考题与一套多读、多练、多写、多背的经验,与朱之闻一唱一合,一搭一当,在附中搞起“教改”来了。
六四年春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同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又对北京铁路二中的材料作了批示。毛主席严厉指出:“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现在的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同年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号召。毛主席的《春节讲话》和《批示》点燃了教育革命的烈火,指出了教育革命的道路,敲响了封、资、修旧教育制度的丧钟。广大革命师生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教育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而刘邓黑司令部对此却害怕得要命,仇恨得要死,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他们一方面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另一方面阉割春节指示的基本精神。在陆定一指示下,刘季平抛出了育才中学的所谓“改革教学方法的经验”来进行对抗和抵制。当时我校在朱之闻、沙尧的主持下,也组织教师学习了育才中学的“十六字经验”与“郭兴福教学法”作为我校教改的主要依据。
后来,刘季平根据刘、邓、陆黑司令部的意旨,又耍出偷天换日的阴谋,根据“两种教育制度”的黑纲领,提出每省指定一、二所全日制学校进行大改试点,想以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这样,一方面把大改学校的领导权控制在手,打着红旗反红旗,用修正主义的货色来偷代毛主席提出的教育革命,把教改纳入他们的轨道,欺骗毛主席;而另一方面以此去压制广大学校的教育革命运动。
我校“大改试点”的“教改”就在这个背景下正式出笼了。


第一时期(64.1 — 65.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国赫鲁晓夫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干将——陆定一之流把持了旧中宣部,死心塌地地追随中国赫鲁晓夫,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教育界搞得乌烟瘴气!
针对教育界的情况,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春节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教育战线上存在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极其重要的指示,又一次点燃了教育革命的火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竭力封锁,肆意篡改,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大搞修正主义的所谓教改,用以对抗毛主席的春节指示。我校教改就是为了执行阎王殿和旧省委的黑指示而“试验”、“蹲点”、“搞样板”的。
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春节指示,砸烂旧教育制度,还是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实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改良,是这场斗争的焦点。
朱之闻、沙尧之流紧跟阎王殿的黑主子,歪曲抵制毛主席的春节指示,进行了一些教法上的改良,把我校教改引入了修正主义的歧途。
1月8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顺元应沙尧邀请来我校作关于教育方针报告。刘胡说什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干部,培养劳动者”,“不管那个阶级办教育总有这么一个目的”,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生产斗争”比阶级斗争“更重要”;企图按照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培养特权阶层。刘的这个黑报告对沙尧“震动很大”,立即组织教师学习了多次,要教师反复学习,很好领会方针精神。还说什么“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共同点都是培养干部,劳动者,不同点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教育普及”,竭力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
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这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号召。
陆定一、蒋南翔对抗毛主席指示,说:“解放军院校的经验不适应地方学校。”公然反对学习解放军。
2月13日 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对教育革命作了极其重要得指示。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 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下乡下厂,还要到军队当兵,不能死读书,要联系实际。”
2月24日 开学。校内广大师生相应毛主席号召,掀起大学解放军,大搞思想革命化的高潮。
2月21日 沙尧在教职工大会上,初步总结学习大庆的情况,表扬了12个教职员工。这些被表扬的教师,丝毫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都是什么“进修好”,“动脑筋”,什么“爱生如子”而受到表扬。就在这个会上,沙尧提出资产阶级校风(好学向上,虚心踏实,艰苦朴素,团结活泼)和资产阶级的教师要求(教好功课,爱护学生,以身作则,努力学习),大肆宣扬罗瑞卿的黑典型“郭兴福教学法”,要教师做郭兴福式的教师。
3月10日 毛主席对北京铁路二中“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中,再次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陆定一、刘季平之流严密封锁毛主席指示,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陆贼别有用心地说:“当前教育上阶级斗争突出的问题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企图转移目标,抵制毛主席关于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改革的指示。杨秀峰公开跳出来,抛出“思想积极,行动稳妥”的方针,提出“学制不动,专业设置不动,教学计划的大框框不动”的反动的“三不动”,猖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春节指示。
3月16日 校会“忆苦思甜”。会后,沙尧恶狠狠地把大家骂了一顿,把广大师生学习解放军的热情诬蔑为“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形式主义”,反对广大师生相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解放军,大搞思想革命化。
3月26日 沙尧传达刘季平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的指示,并传达了陆定一的黑指示:“我们的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是培养接班人,培养后代。所谓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另)一个目的是提高国家文化科学水平,这包括普及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以便中国实现……(原文不清,缺若干字)。”疯狂地对抗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
3月19—4月4日 初三以上同学到十月人民公社劳动,开展了些访贫问苦活动。高三年级开始学习讨论董加耕问题。
4月10日 在陆定一指使下,刘季平发表“培养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空气”黑文,公然篡改“……(原文不清,缺若干字)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原文不清,缺若干字)”的育才黑经验。
4月23日 欧阳惠林在女一中,二……(原文不清,缺若干字)师座谈会上,以”减轻负担”,为名……(原文不清,缺若干字)”,“苛捐杂税”,“要坚决去掉”,公然对抗主……(原文不清,缺若干字)一半。这是要中央决定的,要请示中央。”
5月3日 沙尧回校立即执行,在校内大会上报告,叫嚣“除课外学习小组保留外,砍掉一切政治活动。”甚至连毛选学习小组也砍掉了。以后,还经常到处正侦查有无所谓学毛选的“地下活动”,居心何其毒也!
4、5月份 坏分子杨壮彪,因贯彻朱之闻传达的景山黑经验得力有功,深受省委和朱沙的青睐,在会上、在报上连连表扬。
同期,华罗庚来校,朱沙大献殷勤,趁此机会再次宣扬成名成家思想。
4月下旬 省委,旧教育厅党组讨论,为了执行陆定一要“试验”和江渭清要“蹲点”、“搞样板”的黑指示,正式确定我校为省的教改试点学校。从此,省委的黑手不断直接伸入我校。
5月4日 陆定一盗用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批转了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该文件要学校“不要任意改变教学计划”,“不要离开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考试方法的改革由各省市自治区“指定一,二所学校进行试点”,顽固地维护摇摇欲坠的旧教育制度。我校沙尧积极执行此文件,沙尧令在各种场合反复学习、宣传,深入人心,在某些方面作了些改革,砍掉部分补充教材、习题、小测验、单元测验等。
5月19日 吴鼎福传达刘顺元在学习董加耕毕业生座谈会上的黑话,胡说什么“今天通过阶级斗争和工农打成一片,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通过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主席早已指出的要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教导。
6月11-29日 共青团召开九大,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发出伟大号召:“五代、十代,永远革命,永不变质”,成为亿万青年的努力方向。
6-7月 高三毕业生更激烈地展开了学习董加耕的讨论。董加耕形象的出现,董加耕弃考务农,走上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行动,对在教育界根深蒂固的“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是一个冲击和震动。董加耕否定了“小学-中学-大学”这一条所谓天经地义的道路。不少青少年学习董加耕,开始考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在我校,以黄桂玉为代表的一批同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是董加耕这个形象是脱离现实斗争,只讲劳动锻炼,消灭差别,只抽象地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口不提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他就是适应了刘少奇那种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把世界一步一步地改造成为假共产主义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当时学习董加耕,从团中央到我校团委会都是引导学生围绕一些类似“贡献有无大小”,“怎样处理个人理想、爱好”等等,事实上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提出的问题而进行的,而不是从反修防修而提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高度去认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力图使学董加耕运动在“修养”所规定的范围去进行。也正因为如此,使不少青年中了“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毒。
7月 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话,对教育革命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毛主席这一篇讲话,一针见血地打中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劳动的修正主义制度的要害。
7月中旬 招生考试,刮起分数第一的黑风。拒不执行主席关于改革考试方法论的指示,不但闭卷考试,而且还加口试。发榜后,大叛徒沙尧拉入党内的反共知识分子赵耀如对新生讲话,鼓吹智育第一。
7月14日 九评发表,指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并且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刘修夫妇6-8月跑遍十几省,赤膊上阵,游说八方,贩卖资产阶级的“双轨制”。
由于董加耕弃考务农对旧教育制度的冲击在广大同学心中引起极大震动,我校有四十多人弃考务农,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冲击!
欧阳惠林把我校及本市许多学生弃考务农之事反映给中宣部陆定一,邓小平、陆定一批示:“好学生都下乡,难道让地富子女上大学?”
朱沙之流积极地奉行陆定一给欧阳惠林的黑指示,经支部研究确定同意黄桂玉等7人不考,准备树典型,捞取政治资本,而积极动员其他同学“一定要报考”,甚至以“不听党的话”的大帽子来威胁同学,强迫同学向旧教育制度投降。
7月中旬-8月 XXX参加中宣部召开的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工作会议,会上,陆定一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
9月17日 欢送四十三名毕业生到马坝安家落户。
刚开学,高中同学就到十月人民公社劳动。
9月份 毛主席再次指出:“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权。”
当同学们热情高涨地学习毛选时候,沙尧挥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三不”大棒,阻碍学习毛选。
10月 高一组织了修养式的“为什么要上高中”的专题讨论,提出弄清“谁培养了我,我为谁服务”的口号。高二展开了“红与专”的讨论。
广大师生通过毛选学习后,针对资产阶级校风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用三八作风作为我们的校风的革命倡议,沙尧竟说:“全国都用三八作风,那就没有特色了。”公然反对学习解放军。
参加北大社教的教育厅长方非打电话给教育厅,指示“根据北大社教的经验,派工作组到附中学校搞教改,中学的四清活动就是教改。”
11月 校内组织了学习方玉的活动,提出“这就是学习雷锋的继续”,贬低毛主席对雷锋同志的评价。
我校较现代化的实验大楼正式开工,设备齐全,造价昂贵,
学校在校内教学方法上做了某些改革。有的同志提出学制,课程等问题问朱之闻,朱说,“学制现在不考虑,看我们改得如何,改得好学制缩短是自然的结果。课程有些是常识,是有用的,砍了舆论大。教材没有力量解决。”公然对抗毛主席“不破不立”的教导。
期中考试,拒不执行主席春节指示,反而变本加厉地搞超分题,继续对学生进行分数刺激,受到同学的严厉批判,沙尧拒不认错。
11月中旬 由反革命分子吴天石建议,从全省各“名牌”学校抽调一批懂“业务”的校长(有的是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教改工作队进入我校。
12月 广大群众在学习毛选的基础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了《朝阳》的资产阶级方向。同时向校方提出上千条尖锐的意见和革命建议,主张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他们否定学制,主张搞半工半读,可是朱沙之流把这些意见整理汇编成册,向上报功,丝毫不作任何实施,仅仅只实行一些改革,如不吃豆浆、油球之类。
很多师生强烈要求增加社会实践,增加劳动时间,沙尧推说:“你们讨论,讨论不好,不准出去。”在强大的师生压力下,沙尧同意每星期安排半天实践课,他们把同学带到飞机场去“开眼界”,绝大多数班级自愿组织到工厂、码头去劳动,接触工农,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
为了“健全一个强有力的(黑)领导班子,在朱之闻的指使下,对李夜光、马明等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和“审查”,同时也批判了教研组七、八个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按教师户头搞了教师言论录,收集了教师反对教改的“反动”言论,又由XX搞了教师档案材料。但是,唯独没有审查和批判大叛徒朱之闻和沙尧。这是资产阶级“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在教改中的反映。


1965年


1月中旬 教育部建议并经教育厅党组研究后,我校正式选为教育部的试点学校。
2月 寒假中,一百多同学步行到盱眙马坝,看望新农民和贫下中农。同学们第一次行军二百余里,第一次了解了新农民和贫下中农,热情极高涨,更加坚定了砸烂旧教育制度,誓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朱沙之流对去盱眙的人数百般限制,尽量压缩时间,极大地压制了同学们的热情。为了实验刘少奇的四?四制,朱要同学带业务书去半天读书。


第二时期(65.2 – 65.11)


毛主席对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师生。在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他们迅速解放思想,斗志昂扬,强烈要求改革旧教育制度。在65年高考中,高三的革命小将勇敢地造了高考制度的反,表示了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心。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护破烂不堪的全日制,公开叫嚣:“全日制学校还要保存一,二百年。”朱沙之流秉承黑司令部的旨意,提出了“为全日制教改闯路”的反动方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给教育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即七?三指示。但是刘邓黑司令部极力封锁,歪曲毛主席指示,陆定一丧心病狂地将七?三指示后一段砍掉,并公开叫嚣:“负担太重,是因政治活动过头了。”朱沙之流忠实地执行刘邓黑司令部的指示,大砍政治活动,毛选学习,并提反动的“三不”方针,破坏群众性的毛选学习的活动。在陆郎劳动的一个月中,他们用刘少奇的“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这句黑话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脱离火热的阶级斗争来修身养性,积极实验刘少奇的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们逐步创造了一整套反革命经验。
2月10日 沙尧在开学典礼上胡说什么:“对教改要慎重,改法跟不上去无法巩固。”并且宣布:本学期高二四个班下乡两个月,实验半工半读,不自愿者不去,家长不同意者不去,其他一律在校改革。并规定高三不去。
开学后,去盱眙的师生返校,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同学。高一乙班集体到校长室,强烈要求实行半工半读,并表示作试点。沙尧拒不出见,事后反而说:“头脑简单,这件事上街,性质就变了,这是向党示威。”借此来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几次在全校的团员大会上,还不断提及此事,杀鸡駭猴。朱沙镇压群众革命行动,罪责难逃。
2月17日 省贫协代表会前夕,董云良等来我校作报告,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在大会期间,广大同学自动组织为代表服务、访问,受到极大教育。朱沙之流拼命压制,去为贫下中农服务,要砍掉其他活动。
2月19日 沙尧在班主任会议上讲:“教改的目的使学生具有革命思想,学好规定内容,多余时间看课外书,而且要比以往学得更好、更高。”并大骂同学“思想有片面性,盲目性,只往前看,不往后、左、右看。”
2月25日 沙尧胡说什么:“要树立劳动者的形象和革命大学生形象,”以此来对抗毛主席提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朱之闻在一次教师会上说:“不是离开教学单纯搞运动。我们始终搞的是教学革命,从而又带动思想革命。”朱沙之流拼命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3月 高二乙、丁两班到盱眙劳动,去试验半工半读,追求在农村条件下比在城市学得好,积极引导同学死啃外语,多做作文,并叫广大同学脱离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去“暴露思想”,考虑“谁养活我,我为谁服务”。这完全是黑《修养》的一套。这样,我校的半工半读试验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3月18日 朱之闻在教师会说:”有人说附中搞半工半读,我们说附中目前不搞半工半读,象附中这类学校(指的是全日制),教改学校不是实验半工半读。”意思也就是要为全日制教改闯路。
3月19日 沙尧在高三级会上讲:”突出政治要落实教改,教改三阶段:(1)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2)教法的改革,(3)走出校门到农村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三个阶段完全是按着刘少奇、陆定一的步子走的。
由吕新伟率领的教育部工作组进校,重点调查了高二丁的教改情况。
4月 教育部走资派何伟召开全国半农半读会议。陆定一在会上讲,“全日制学校还要存在一、二百年,半农半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不许触动旧教育制度。何伟在会上叫嚣要防“左”。
4月下旬 朱之闻去京开中小学教改座谈会,刘季平在会上胡说什么“教改要从实际出发,有先立后破,有先破后立,有边破边立,有又破又立,”公然抵制毛主席的不破不立的指示。强调“保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大改学校也不准改为半工半读。”吹捧陆定一的黑文“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大家学习,规定“具体问题要按中央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的报告办事,当前工作按教育部意见办。”明目张胆地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教育厅开教改蹲点会议,彭冲在会上指示:(1)关门教改,要封闭学生,(2)要以刘季平炮制的报告作为教改的依据。
沙尧在一次家长会上说:“我校教改不改为半工半读,学校性质不变。”和刘季平唱的一个调子。会后请家长参观作业,说什么:“我校教改并没有降低质量。”
5月8日 朱之闻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刘季平报告,说:“教育部要求教改根据毛主席的春节指示,与毛远新的谈话,与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报告四件文件来进行,但有几个条件,(1)不能多,(2)学校性质不变,(3)不搞半工半读,(4)关门闹革命。”忠实贯彻刘季平指示,并提出“为全日制教改闯路”的反动方针,胡说什么“我们与凯洛夫的区别是教育与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5月上旬 高中同学步行几十里到江宁六郎劳动,学校提出的中心任务:和贫下中农比生活,比劳动,比贡献。沙尧屈从陈光、吴天石压力,将初一、二提前抽回来。
5月下旬 在教育厅一次会上,朱之闻传达刘季平的黑报告,吴天石在会上说:“下面产生教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好好学现象,值得注意。”
6月5日 沙尧在校会上讲:“革命热情要落实,老师为革命而教,学生为革命而学习。”
教育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戴白韬来校视察,肯定了我校教改,并抽了高二乙、丁两班闭卷考试。
朱之闻在教师会上胡说:”最强大的动力是毛泽东思想,再一个动力是贫下中农感情。”朱沙恶意贬低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7月3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并号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风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毛主席几次和王海蓉谈话,毛主席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
七?三指示下来后,陆定一丧心病狂将后一大段砍掉。干部XXX要向学生传达七?三指示,朱之闻不让传达。
7月15日 高考。高考前,朱之闻指示发复习提纲,并作报考志愿指导,提出要“为教改争光”,并选了高二几个同学准备提前考大学。部分同学表示弃考务农,朱沙动员考大学,大刮升学第一的黑风。在高考中,我校一些革命小将起来造了高考制度的反,他们在考卷中揭露,批判了高考制度的罪恶。他们说:“对高考制度首先肯定方法不好,造成学生死背教条,目的不明,精神紧张,体质减弱,教条主义,言行不一。”“我看这样考下去,中国的下一代的确要演变了。我希望高教部能予注意,研究加以改革。”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意见写得多么好啊!
革命小将造反行动,遭到教育界走资派残酷镇压,他们的试卷被打成”0”分,他们的意见被压制,直到文化革命,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旧的高考制度终于彻底砸烂了。
7月20日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他对其侄子说:“毕业后你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就让你上高中,否则就不让你上高中。”这句大黑话,被朱沙之流作为教改的核心问题。
8月1日 彭真对抗毛主席七?三指示说:“学生负担过重,主要是上司过多。”为大砍政治活动制造舆论。
8月上旬 朱之闻到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何伟在会上说:“有些东西搞过头,如学毛选、学解放军、军训、搞政治活动,”刘季平在会上大反毛主席,胡说什么:“有人只看到一个砍字”,“在大好形势出现一些形象。”他在会上叫嚣:“要注意几件事:(1))教学为主原则是对的,提高质量也还是对的,教好学好保持正常秩序,不能动摇。”会后,何伟,刘季平搞了个“关于减轻负担……”的七条,一面强调教材不准砍,一面要砍政治活动、民兵活动、劳动。陆定一也说:“培养接班人问题解决了,现在问题是程度、上天的问题。”在会上,刘季平肯定了附中教改。
高三毕业生到汤山野营。同学大学解放军,大学老三篇。朱沙坚决反对这样办,却叫同学到农村去解决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问题。同学们坚决造反,拿着毛主席语录批评朱沙,朱沙大为恼怒,沙尧说:“这是右派言论。”这是朱沙之流反对毛泽东思想,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本质一次大暴露。
吕新伟工作组回北京,吕在教育部作报告,附中教改给予肯定的评价。
9月1日 沙尧在开学典礼上说:“本学期工作是突出政治,减轻负担,教好学好,增进健康,提高质量。”“要改成全日制,对外不得宣传。”忠实执行刘季平的黑指示。
9月5日 沙尧在校会上公然说:“减轻负担是毛主席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假马克思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斗争的环节。”“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大好,……但出现一些盲目现象,要革命,但对德智体关系认识不足。”


朱沙之流借贯彻七?三指示为名,大砍政治活动,劳动,连团组织开会还要请示一下才能开,并且叫嚣要“侦察地下活动”。
朱之闻在教师会上说:“提倡学生在不同情况下,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条件,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但不建立固定的组织,不规定统一的篇目,不规定学习时间。”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朱沙之流根据刘季平的“提高质量”黑指示,提出各科要求:“外语,一口好音,二百字文章,三分钟讲话,语文,一张铁嘴,一手好字,一笔好文章。”死抱住智育第一僵尸。
朱之闻指示沙尧,将我校高考试卷与苏高中质量比较。这充分暴露朱沙根本没有克服升学第一思想。
10月4日 – 11月5日
朱对教师讲:“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这是每个学校毕业生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要组织学生反复学习‘人民教育’这篇短评,树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的思想,解决世界观问题,这样教改才能改得下去。”用刘修的黑话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农村,朱沙之流组织广大同学学“人民教育”短评以及胡崇海的信,脱离农村三大革命,引导同学只在“愿意”“不愿意”上修身养性,要考虑什么“我为什么不下农村?”“我不下农村就变成胡崇海,前途多么危险!”照这样培养下去,培养出来是一些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庸人。
当时陆郎搞四清,四清工作组要求同学做些工作,沙不同意,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在农村,搞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让同学先看书,再东奔西跑找问题联系,凑上就写一写论文,实际上是“理论-实践-论文”。
11月3日 沙作下乡劳动总结报告。沙尧说:“这次下乡,创造了解决世界观问题和理论联系实践的经验”,“收获很大”,“把上山下乡当社员的问题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解决这个问题。”从此以后,朱沙一整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经验逐步发展和完善了。


第三时期(65.11-66.5)
最高指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都应当有所警惕。


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在党内围绕“突出政治,政治统率业务”,还是“反对突出政治,政治落实到业务”,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中国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利用被他们篡夺的宣传工具,极力宣扬“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修正主义论调,疯狂诋毁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
朱之闻从北京带回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伟,刘季平的“教学为主”、“提高质量”的黑指示,伙同沙尧大肆贩卖“政治落实到教改”的黑货,狂热鼓吹所谓“为革命而学,用革命精神学习”,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狰狞面目。
广大革命师生在毛主席七三指示指引下,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戈东向,大批狠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痛斥旧的教学方法,在师生代表会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废除高考制度”,“到盱眙办自修大学”等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建议。
朱之闻,沙尧之流是扼杀教育革命的凶手。同学们的革命建议都被他们一一打了下去。
就在这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七指示。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宣判了旧教育制度的死刑。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汹涌呼啸的浪潮,狂烈地荡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冲掘了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旧教育制度也逃脱不了被埋葬的命运!被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颠倒的历史由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再颠倒了过来!
对抗毛主席春节指示的我校修正主义教改也必将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砸得稀巴烂。
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体制正含苞待放,显示出无限生机。让我们举起双手来迎接它的到来吧!


11月初 林彪副主席对全国政工作了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指出“活学活用毛著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
王杰英雄事迹和日记发表,全国掀起学习王杰的高潮,在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鼓舞下,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大练长跑,练刺杀,练爬墙。
11月12日 沙尧迫于形势,作了一个学习王杰的动员报告。
11月20日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
12月1日 召开全校大会。沙尧在会上说:“本学期解决上山下乡当社员问题,提高到人生观高度。”“学王杰,学毛选,学大庆必须落实到教改上来。为革命而学,用革命精神学。”并提出以“活”对付“死”的口号,大力强调基本训练,忠实执行在8月召开的全国厅局长座谈会上刘季平“教学为主”“提高质量”的黑指示。
12月7日 朱之闻组织我校部分教师去上海育才参观,十分欣赏育才的“高质量”,教育部司长温克敏等来校调查一个月,温肯定我校学毛选、劳动,唯一担心学习质量。
朱之闻,沙尧大抓学习,特别强调在高三的突出问题是教材教法,是教学方法的改革。
学校提出各科教学规格,极其繁琐,如外语要“一口好音”,“一二百字文章”,“三分钟讲话”。遭到同学强烈反对,沙尧就提出所谓“组织纪律”,“大少爷作风”,大压同学。
12月17日 华东宣传部长来宁作报告,沙尧等人参加,竟公然反对缩短学制,说什么教改“步子要稳”,“听到风就是雨,一定要出乱子”。
毛主席在杭州讲话,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再读几年书就行了。”


1966年


1月1日 《红旗》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题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指出: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突出政治就是要抓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
1月8日 高三丁班周XX入党,这是一个“政治落实到业务”的典型,为了向教育部请功,朱沙大肆宣扬她如何从“四门不及格”提高到“优秀”。后温克敏回北京在教育部作有关师生面貌变化的报告,后“中学生”记者来校采访。
1月10日 开始搞教改总结,准备5月份上北京开会(全日制教改工作会议)。朱沙为向上表功,反反复复修改,先是“18条纲纲”,后“教改两年”,“教改总结提纲”,最后朱之闻亲自修改定稿。
陆定一视察江西共大时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消灭三大差别,是不同点,共同点都是高精尖。”
1月15日 沙尧在团员大会上作报告,中心内容:教改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教和学的矛盾,师和生的矛盾。矢口否认教改是要根本改革旧教育制度。另外还提出:“政治工作不要光抓政治不抓学习。”
1月16日 沙尧在教师大组会上作期末总结,总结教改18点经验,并提放下“升学率”“负担重”两个包袱,和找到“学毛选”“贫下中农”两个动力。
1月下旬,放寒假。麦贤得事迹发表。革命师生在英雄的鼓舞下,自动组织起二百来人,步行到盱眙和那些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但沙尧却大泼冷水,百般阻难。
1月31日 吴鼎福在开学典礼上作报告,集中讲精神变物质的问题,说:”这学期是教改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要求同学“把精神化为物质”。朱沙之流的“精神变物质”就是“政治要落实到教学质量的提高”上。
2月初 《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突出政治”的社论,发起了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击,全国各条战线大抓突出政治,大抓阶级斗争,大抓学毛著,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开始了,全国上下一派大好形势。
2月1-7日 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全日制中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朱之闻、沙尧参加。会上,陈光、欧阳惠林、吴天石作三报告,攻击“大破大立”,反对学制课程的改革到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革,“全面开花”,并提出:“教学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改革中,要继续坚持质量第一,效果第一的原则,所有试点学校都应该以教学为中心,认真加强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会后,沙尧回校传达陈光等报告。
2月8日 开支部扩大会。沙尧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继续散布对抗突出政治的毒素,说:“我国新农民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专家高明万倍,只想当新农民不想学习是不行的。”“反对唯有读书高,不是反对读书,否则还办学干什么?”
2月12日 在刘少奇支持下,彭真等人盗用中央名义,抛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2月下旬 学校宣布取消教研组,成立年级组。
3月1日 董家耕来我校作报告。
3月上旬 《中学生》刊登了周XX“为革命而学,用革命精神学”的文章,全国青年纷纷来信,探求如何“为革命而学”的问题。朱沙乘机大捞资本,向全国贩卖“政治落实业务”的黑货,强制同学利用政治,语文课写回信。
沙尧在朱之闻密授下,伙同团支书XXX,政治辅导员XXX、XXX等把师生平时的言行,整理成黑材料,作为“阶级斗争”材料向黑省委汇报。朱、沙忠实执行“二月提纲”,罪该万死。
沙尧积极搞“跳级试验”,分别在高一,二级选拔三名“尖子”,单辟一室,进行专门教师,专门时间的实验,要他们一头钻入书堆,攻完全部高中课程,报考大学。朱沙之流实行的是什么“学制改革”,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的“学制改革”就是不摧毁旧的“全日制”教育制度,不改革旧的教材,高速度学完全部课程,报考大学。这是不折不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冒牌货。
3月19日 沙尧给高三年级作“组织新的战役”的动员报告。这个“组织新的战役”就是要求高三同学在毕业高考前几个月划为四个回合,实行单科连排,以利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高考质量。在这里,沙尧搞教改梦寐以求的是什么东西不昭然若揭吗?
高三同学根据主席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经验,提出“小小组”的学习形式,朱沙之流贪天功据为己有,一面向刘顺元请功,另一面企图把“小小组”作为“抓好学习,保证质量”的工具。
3月22日 我校又有四个学生入党,这是沙尧对抗毛主席关于在三大革命中培养接班人的指示,鼓吹“中学阶段就可以解决世界观”的产物。朱沙之流就是青年一代不经过三大革命的考验,在学校里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成修正主义苗子。当时,校内反响很大,许多同学纷纷写入党申请书,朱沙又阴险将同学的革命要求利用来为自己培养驯服工具。在教改和文化革命中,朱沙数次用黑“修养”给这些同学上课,要他们“紧跟党(紧跟沙尧)”,做党的“驯服工具”,实际是做修正主义教改,资反路线的保镖。沙尧,何其毒也!
4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同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的文章,打中了“罢官”这一要害问题。广大革命师生提出在政治,语文课上进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朱沙之流处于阶级本性,避开“罢官”的政治问题,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纯学术讨论,忠实执行“二月提纲”。
彭冲到京开会,何伟要省委帮助附中总结教改经验。在旧省委的指示下,朱之闻、沙尧进行了教改总结。
4月4-14日 师生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是教改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广大同学在毛主席春节、七三等指示的指引下,发扬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大胆地提出很多革命化建议,如:废除高考制度,用“自报公议”代替旧的招生制度,到盱眙办半耕半读学校、自修大学以及到农村参加四清,到部队农村改造世界观,缩短学制,自编教材,……
这些革命化的建议刺中了朱沙的痛处,在总结会上,朱沙狼狈为奸,只对同学高昂热情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假惺惺地说:“自报公议是我们巴不得办到,为什么办不到,因为人们觉悟不高,实行分配有人不闹死掉了,吵死掉了吗?”沙尧也说,“学制也不是我们要缩就缩,不能哄,哄得快,垮得快。”抵制革命师生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朱沙又把大量革命化的建议集中为“教学”“作风”问题,胡说“解决好这一点,教改大大地再跳一步。”极力抹煞教育革命夺权斗争,与黑阎王陆定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高精尖问题怎么解决”的黑话如出一辙,充分暴露朱沙对抗毛主席指示,扼杀教育革命的刽子手嘴脸。
4月14日 吴冷西炮制的“二论突出政治”大毒草出笼,朱沙之流如获至宝,组织同学学习,讨论,为在到盱眙搞好“复习”作舆论准备。
经南师院党委批准,政治处成立。
4月15-5月19日 高二高三去盱眙劳动,沙尧积极推行刘少奇“四小时学习”,“四小时劳动”的“四四制”。下乡动员会和马坝中学行军小结会上,沙尧积极鼓吹政治落实教改,说什么“两年来的教改,社会上很多人承认我们的思想质量,怀疑我们的知识质量,我们要拿出成绩,质量来和资产阶级教育家较量较量。”这和陆定一说的“教育方面,我们同资产阶级有不同的地方,消灭三大差别。有共同的地方,高精尖”又有什么两样呢?
广大同学抵制抓学习,沙尧搬出训政:“有些人准备到盱眙只搞政治,不搞学习。实际上这种人就是不突出政治,就想学习。”并要同学把大量地课本、复习材料,用汽车送下乡。
第一阶段,学习成绩不大,许多人学习任务没有完成,朱沙大为恼火,对高三训骂一通,沙尧说:“要从培养接班人,反修防修出发,一定要全面系统复习好。”又说:“突出政治就有信心复习好功课,智育上过得硬。”并向高三提出高考要“考出风格,靠出水平”的口号。
朱沙为搞好高三毕业班的复习,提出“四小时学习雷打不动”,连烧饭也提出只占劳动时间和学习好的烧饭。
朱沙之流对日益发展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不闻不问,不遗余力地大抓学习质量,复习质量。5月14日,马坝礼堂总结会上,他一面积极鼓吹刘少奇的“上山下乡当社员”来抓好学习,另一面大算复习时间。在马集,沙尧对高三同学说:“你们不要急,回去复习,还有20天,时间是不少的,过去高考复习也只有三、四个星期。”充分暴露了这位被吹嘘为“教改闯将”,大抓“智育第”,大抓“升学第一”,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真面目。
此时旧中宣部召开高等学校刘氏“半工半读”会议,同时预定七、八月份召开中等学校“半工半读”会议,我校将作为全省刘氏“半工半读”学校。
5月7日 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五?七指示。这个指示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它宣判了旧教育制度的死刑,进一步指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中央政治局开会,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5月13日 姚文元“评‘三家村’”发表。
5月16日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5月16日“通知”下达,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它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示上的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5月18日 高二、三返宁途中,迫于形势,在马集中学开了声讨“三家村罪行”的群众大会。
5月20日 回到学校,此时全国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开展了起来,在大好形势鼓舞下,积极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热情高昂百倍,纷纷要求不搞高考复习,要求停课闹革命。朱沙预感自己垮台就要来临,避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企图把广大师生卷入书堆里,却提出“分科复习,准备迎考”决定。朱沙之流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6月1日 毛主席亲自决定播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指出这是六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从而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东方的大地上掀起一伟大的震撼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


—完—


[注]:


这次回南京听说李得宁处还存有一份文革中编写的附中教改大事记。回来后我们和他联系,他把文件拍成照片寄给了我们。我们现已将文件打出。原件中有少数字句模糊不可辨认,总体还算完整。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了原貌。也许当年亲历教改的同学还会对它有兴趣?我们自己看了很感慨。


当年参加调查和编写大事记的,应该有”井冈山“(或称”革造“、”革总”)成员,高二乙班的王咸,徐捷,叶秀林,张人则等人。初稿应该在1967年6月1号前写成。


张人则 于含英 (2007年10月)


https://nsfz2.wordpress.com/2005/02/10/w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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