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eface 裴宜理的中国革命研究：问题与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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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的中国革命研究：问题与成问题


发表于 2011-02-16 由 fateface


昨天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来给报告，解释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一开始，她先提出了一个学术范式的转型。费正清当年研究中国，把中国革命看成是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部分，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反倒更加茁壮成长起来。因此，Perry Anderson就提出，上世纪主导世界共产主义的是苏联，而本世纪主导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了。于是裴就提问了，CCP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她的答案是毛泽东把苏俄模式本土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被继承下来了，她甚至编了本书，题目就叫：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毛那双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

她接着问，毛如何能感召这么多中国人跟随他闹革命呢？甚至在他权力还未稳之前？她认为，这是因为毛及其同事吧苏俄模式和苏式意识形态充分本土化，变得让中国人能够接受。 于是她提出两个概念“Cultural Positioning（文化置换）”和“Cultural Patronage (文化操控）”──这两个译文是我根据她对概念的描述翻译的，不是字面翻译。 接着，她就从安源工人罢工开始具体讲这两个概念

安源在江西省境内，离湖南省很近，1920年代初是个不错的煤矿，工人大多是湖南人。最初去那里发动工人革命的是毛泽东的同乡李立三。李出身乡绅家庭，还去过法国留学，他跟毛泽东关系不错，毛当时是长沙共产党支部的头，就派李去安源。李家里长辈跟安源的老板关系也不错。他就组织起工人来搞搞活动什么的。他采取的是借用传统文化资源和秘密社会的仪式，把革命思想夹杂在里面灌输给工人。比如找几个武师来舞狮，舞完了宣传一番：“我师傅是从很远地方来的，姓马，是个大胡子老公公”。迎神赛会的时候，则供上马克思头像当神主。1922年闹罢工的时候，提出的口号这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诉诸最普通的个人尊严，为帮助穷兄弟，而不是阶级斗争。罢工开始前的宣誓仪式，也是模仿三合会的秘密会社。

无疑，1922年的非暴力罢工是相当成功的，工人的条件矿主基本答应了，而且也无人伤亡。罢工后没几天，毛就接着派来了刘少奇，刘当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试图在安源大刀阔斧复制苏联模式，甚至把工人活动室也从一幢很普通的青瓦平房，改建成了两层的红砖楼──裴说是模仿苏式建筑。刘对李立三当初没好好教工人马列主义而经常诉诸传统文化元素很恼火。他把功夫主要花在安源工人学校上了，培养了一大批工人党员骨干，当时安源共产党人的集中程度，甚至让此地有了“小莫斯科”的称号。

后来到了1950年代中，刘少奇正式成了毛的接班人，他就代替了李立三成为1922年安源工人罢工的领导人。1962年，电影《燎原》就专门讲刘少奇怎么在安源发动罢工和革命的。有趣的是，该电影第一个镜头就是刘少奇穿着蓝布长衫，夹着一把油纸伞，走在安源山间的镜头。──熟悉吧。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燎原》也不意外地被批成了大毒草。但安源罢工总得有人领导吧。于是1967年，年轻画家刘春华就画了那副家喻户晓的《毛主席去安源》，这副画深得江青赞赏，于是在几年内复制了无数份，并以各种媒介翻印（如邮票、绣像、瓷器等）。1968年，安源革命纪念馆重修，这幅画被隆重请去，整个开幕式就好像一种宗教仪式化，人民簇拥着这副画游行，最后聚拢在一起宣誓。

1979年，文革结束后，这幅画也同样受到批评。叶浅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这幅画模仿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又有人考证说毛根本没去过安源。后来作者收回了这幅画，并且在1995年以250万人民币的高价拍卖。同时，《毛主席去安源》也成为各种现代艺术的解构对象，对其进行各种扭曲处理，成为最经常使用的政治波普原型。（大家可以google一下“毛主席去安源”图片）

最后，裴指出，毛已经成为半宗教式的人物。各地常常有供奉其肖像的民间信仰──温州甚至造了个毛庙。摆着毛像的人家甚至多过有佛像的人家。甚至很多公共场合集体事件中，都会用毛像。

因此，裴得出结论：CCP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利用能力，而不是其运用苏俄模式的能力。李立三早期在安源发动罢工，用的是“文化置换”的策略，也就是把人们熟悉的文化资源重新整合，掺入新的思想，来为共产党的革命服务。建国以后，用的则是“文化操控”的策略，国家主动去操控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形象，并使之深入日常生活。因此，她认为目前共产党的持久活力在于能从更深的文化储备中汲取资源，而不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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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个很成问题的研究。裴把“安源”当关键词，把所有相关历史和文化象征都搜了出来，然后按年代排比，最后得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这里面起码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现在却被她一锅粥一样煮在了一起。前两个，她其实概念化得还可以。她用“文化置换”来概括李立三用传统文化去跟马列主义混搭，搞得还挺不错，这种文化混合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孙中山用秘密社会来发动革命，情况差不多，而且很难讲这是有意的混搭，还是发动者自己的局限性。她用“文化操控”来概括建国后对安源罢工及其领导者的文化重构，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战略，所诉诸的权力关系和文化资源跟前者根本毫无关系。最不靠谱的是，她就不声不响地转到了第三种情况，也即当代社会对毛文化形象的再诠释，这既不是纯粹的“文化置换”（使用者并没有显著的政治意图）也不是纯粹的“文化操控”（国家并没有刻意推销这一文化象征），但同时，这又有点“文化置换”的意思（其本意被使用者曲解了，而且解释是多元的），又有点“文化操控”的意思（毛像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呢）。最关键的是，这无法得出她那个结论──这个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对毛的形象有留恋，怎么就能得出结论说目前共产党的持久活力在于从更深的文化储备中汲取资源呢？一言以蔽之，她的这个研究，要么是无甚新意，只是换了两个漂亮的概念（前两点），要么是有问题的（最后一点）。

问答时间，坐我旁边一读历史社会学的姑娘问了个很尖锐的问题：你说现在很多人家里供着毛的像，都是个人行为，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现象，这其实跟国家现在的政策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有违国家政策，你难道还说这是“文化操控”吗？你怎么看待这种民间信仰和国家认可宗教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她有最后一句话没出口，跟我的问题一样，你怎么能从大家都供奉毛像就能得出那个共产党有持久活力的结论？裴再次定义了一下她提出的两个概念，然后说了一通现在中国的宗教政策，就宣布结束了。──老实说，我觉得她被这个问题问得相当狼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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