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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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范子英*

　　原载《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第9卷第3期

　　摘要：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关键词：饥荒，食物获取权，公共食堂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通信地址：上海市国权路600号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E-mail ：ivannj @163.com.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发生在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主要是在于大面积和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基本接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的水平（Ashton et al1，1984），如果以1957年的总人口64653万来计算，相当于4.6%的人口减少是由于饥荒而造成的。1虽然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不过其严重程度相差甚大，以相对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9.1‰，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几乎没有受到冲击的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6.9‰，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这种结构性差异对饥荒的理解非常重要。如果从饥荒大规模爆发的1959年起算（Peng ，1987），2到今年刚好整整50年。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由于一直没有公开相关的数据资料，3在80年代之前主要还是零星的见闻和猜测。4在1983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公布了60年代人口方面的数据，引发了大量的人口学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因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方面，不过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研究之间差别非常大，争论也大。后来有很多华人经济学家从其他方面展开研究，对饥荒的发生原因、分布和结束提出新的见解（Yang ，1996；Chang and Wen，1997；Lin and Yang ，2000；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范子英等，2008）。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都试图在这些方面做出突破。前者从整个国家分配的视角，认为公社的集体提留过度是导致饥荒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后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伴随公社而产出的公共食堂的消费机制是主要因素，公共食堂消费的无效率和负向的激励效应导致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因而，从文献视角来看，两者都对已有的研究做了很好的补充和扩展。然而大饥荒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并且由于这段历史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制度框架的复原越来越难，因而关于饥荒的研究需要越来越仔细的推敲。如下几个问题与这两篇文章相关，需要进一步斟酌。

　　一、关于森的饥荒理论的适用性

　　1998年的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与以往不一致的理论。他发现在马尔萨斯和斯密的框架下，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饥荒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传统的理论都认为是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的发生，如1845—1851年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就是由于土豆产量的突然下降导致的，但是还有很多饥荒的发生并没有事先的粮食产量的减少，如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因而森提出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饥荒发生的原因。在那本著名的《贫困与饥荒》中，他认为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的丧失才是饥荒发生的本质原因，“饥饿是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即使饥饿是由于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森，2004年，第1、4、8页）。

　　而食物获取权又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权利（direct entitlement）和贸易权利（trade entitlement），前者包括农民对自己收获的粮食的处置权，后者则更加复杂，包含了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价格体系，或者是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度。

　　这意味着粮食生产只可能影响到直接权利的失败，而制度和外生的冲击则会改变贸易权利，在前者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后者的巨大变化就足以导致一场饥荒，历史上也确实曾发生过。因而食物获取权是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大的一个分析框架，任何仅考虑食物供给的观点都可能是不充分的。

　　食物获取权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将关注重点从食物供给转到特定群体对食物的获取能力（Devereux，2001），森在其理论中强调了对于阶层对比的重要性，某一阶层所控制食物的突然减少有可能使其面临饥荒的威胁，而从总体层面上观察到的饥荒则有可能忽略了问题的重点。例如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由于自然因素而出现波动，于是粮食相对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开始上升，这对于以自身产品来交换粮食的阶层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如牧民和渔民的绝大部分消费来自于交换到的粮食，因而“如果一个职业组的产品既要供自己直接消费，又要用于交换其他食物，这个职业组就有可能同时遭受‘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森，2004年，第69页）。而对于农场工人这个阶层而言，由于其本身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进而换取食物，即这一阶层只具有贸易权利，农业生产的波动会使得该阶层首先面临饥荒的威胁。

　　从方法论上来说，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并不是特例。5粮食减产是必要条件，但不构成充分条件，这次大饥荒并没有打击到每一个阶层，比如上海的死亡率仅从1956年的6.6‰上升到1959年的7.8‰，上升幅度仅为18.2%，而同期四川和安徽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3倍；即使在一省内部，城市遭受的饥荒也要轻微得多，而大部分农村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因而这次饥荒的发生也仅仅是一部分人的食物获取权遭到剥夺或者降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充足的食物而死亡，并且这种剥夺是具有阶层性的。

　　所以在分析这次饥荒时，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粮食减产前或者减产过程中的食物获取权序列，即在食物的分配上，那些处于食物获取权序列上最底层的人才会真正面临这次饥荒的威胁。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不具备“交换权利”，因而食物获取权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认为要扩展出政治权利，这是不正确的。首先，食物获取权理论不仅仅包含交换权利，即需要市场能够配置资源，也包含最基础的直接权利，即对自己生产的粮食具有处置权，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爆发主要在农村，并且产粮区的农民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这部分人群并没有太多的财产，即使存在粮食交易市场，交换权利对于饥荒的缓解作用也会非常小，饥荒的发生主要是他们的直接权利遭到剥夺，丧失了对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控制权。其次，虽然森在食物获取权分析中采用了市场制度，但后者并不是该理论的必要前提，森曾指出“市场权利甚至可以受到配给制度和票证制度的补充”（森，2004年，第3页），交换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可理解为价格的作用，而在计划经济中则是政府的配给制度在起作用，此时的交换权利可理解为通过政府间接地与粮食生产者交易。最后，虽然森在比较中印独立之后的情况时，提及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新闻自由，使得信息的沟通顺畅，政府能够有效避免饥荒的发生，民主制度只是食物获取权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应用而已。中国大饥荒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民更有政治声音，而在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本身是有偏向的，中国大饥荒更无关于“政治权利”。因而，森的理论是提供一个概念分析框架，该框架同样适用于发生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饥荒。

　　食物获取权理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如果是传统的饥荒理论，政府对于饥荒将束手无策，对于大部分政府而言，要在短时间内增加大量的粮食供给基本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从食物获取权来理解饥荒，即饥荒是因为一部分人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总量的食物供给不足，则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现代国家就非常重要，那些富裕国家之所以不存在饥荒，并不是就平均水平而言更加富有，而是社会保障系统对那些长期失业的人提供最低的食物获取权。就饥荒的救助而言，在无法增加可得食物的前提下，食物获取权表明绝对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有可能会起作用。

　　二、关于征购率的变动

　　最早研究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是从粮食的征购角度来理解。Berstein于1984年发表了他对于这次饥荒的系统性研究，发现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不久都经历了一场较大的饥荒，并且都是由粮食征购引起的，不过两者的具体机制是不同的。苏联革命的成功是基于城市的，对农民的政策是“对内的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从1927年开始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征购水平，以快速地推进农村集体化，不过这种行动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特别是在1931年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斯大林将农民的这种抵制行为理解为对苏联的战争，政府于是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于1932年强制性地提高粮食的征购率，对地方农民进行报复性打击。6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广大农民支持下取得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更加友好，并且也承诺要改进农民的福利。但是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大量的资源从农村转移出来，对粮食实行非常高的征购率，直接导致了苏联1932—1933年和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但是苏联提高征购率是有意而为之的，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是由于对当时情形误判造成的，过高的征购率只是提高征购量一个未预料的结果（Ber stein ，1984）。7

　　征购率的提高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浮夸风”的影响。从1957年年初开始的“整风运动”慢慢转变为“反右派运动”，最后演变为“反右倾保守”运动，使得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行为保持高度的一致，甚至在很多情形下造成了下级政府的“过度”行为，这一政治运动是之后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前提条件，使得中央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被放大数倍。于1957年10月正式出台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达到1000公斤，半个世纪内亩产达到1000公斤，在经历政治运动后，这一超前的政策并没有遭到任何反面的批评。8可以说，当时中央的政策对地方官员有“虚报”的激励，任何反面或者落后的意见都有可能被当成是前进的“绊脚石”，9于是各级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虚报产量的竞争，没有一个省份敢于拖这场运动的后腿，10后来的“浮夸风”也就成为迎合上级领导的一种政治行为。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保守的省份，其浮夸的成分也接近40%，而最激进的省份虚报的产量为真实产量的3倍。



　　“浮夸风”间接造成实际征购率的上升，1959年相比1958年提高了10%，接近真实产量的40%.由“浮夸风”带来的产出相比于正常年份高很多（见表1），政府有理由分享这一“丰收”的果实，在原来的征购水平上进一步增加征购量，11但由于实际的产量要低得多，所以实际的征购率要比名义征购率高（见表2），即使考虑到返销到农村的粮食，最高年份也达到28%.这样留在农民手中的粮食反而比之前要少，到1960年每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仅212斤，有的地方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对于当时还处于温饱线上的中国而言，如此规模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势必导致深远的影响。

　　其次导致征购水平上升的另一个因素是规模巨大的农业工人进城。在“大跃进”过程中，城市工业生产急剧扩大，原有的城市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新增的需求，城市工矿企业从农村招收了大量的工人，1960年的城镇人口相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相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城镇人口短期内的巨大增长对当时的粮食供应体系带来了压力，政府也不得不增加对农村粮食的征购量，即使如此也未能完全满足需要，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库存粮，1960年的库存下降到573亿斤，相比1955年减少了29%.因而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阶段，为了缓解城市粮食供应问题，政府在1961年遣返了2000万的农村劳动力。12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另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挤出了农业生产，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在原有的水平下进一步下滑，加上不得不增加的征购量，农村的余粮就更少了。

　　最后一个因素是苏联的债务。中苏关系在1959年正式破裂，苏联于1959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走所有的技术人员，并要求中国提前归还全部贷款，13这使得中国即使在饥荒年份还不得不继续出口，1959年和1960年的粮食出口量分别为420万吨和270万吨，出口量达历年之最，只是到了1961年粮食才出现净进口。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苏联的债务肯定是出口量增长的一个因素。

　　可见，饥荒时期粮食征购率的提高是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和60年代的中国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提高征购率的动机上完全不同，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是征购量上升和对当时形势误判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政府刻意为之。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政府增加了对农村粮食的征购，使得净征购率上升到28%，但是如果不是粮食产量在1959年出现大幅度滑坡，当年475615万吨的征购量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致于对生存产生威胁，假设1959年维持了1958年的粮食产出，则当年的征购率将为2318%，这一水平仅比1953年稍稍高一点。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都承认了征购率的作用，特别是前者将征购率与其他因素放入同一框架考虑，更值得斟酌。如果不考察当时政策出台的背景，我们有可能高估征购率对后来饥荒的影响，征购率的变动本身是下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的一种反映，因而那些越激进的地区，其浮夸的成分越大，在征购中也更加不切实际，对征购率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粮食角度来理解，征购率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不稳健的。Ber stein 本人也对征购率的重要性持保留态度，他指出“一些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同时粮食储备又不足以抵消风险，于是饥荒便发生了”（Berstein ，1984）。

　　三、关于食堂在饥荒中的影响的不足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从食堂的角度来理解饥荒，对此取得共识的是大家都认为公共食堂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争议则是该重要性到底有多大。此类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难题，部分是因为资料和数据的可得性，部分是因为度量的问题。政治因素在这次饥荒中的作用无疑是最明显的，但大部分的度量都是片面的，甚至可能出现“答非所问”。利用公共食堂来解释饥荒既可能拘于数据的限制，也可能出现度量上的问题，公共食堂本身可能也只是其他一些政策和机制的表现而已。

　　最早将食堂与饥荒联系起来的文献是从饥荒的发生开始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在统计上非常高，是一个丰收年，而恰恰是这一年部分省份出现饥荒，于是很自然地将饥荒的发生归结为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导致了浪费，公共食堂的公共品性质使得粮食过度消费，使得一个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国家由于吃了“过头粮”而出现青黄不接，类似于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居然最早爆发大规模的饥荒（Chang and Wen ，1997）。在承认部分地区于1958年出现饥荒的前提下，公共食堂的解释无疑是有说服力的，虽然没有正式的数据表明公共食堂存在浪费，但非正式的记述非常丰富，也间接佐证了这一制度的破坏性。

　　要确立食堂在解释饥荒爆发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粮食产量。

　　最近的一些研究都发现“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并不比正常年份严重，1958年甚至还是“风调雨顺”（金辉，1993），从这个角度来说，1958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但是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兴水利”对当年的粮食生产和收获的影响非常大，以四川省为例，“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10%左右？？在220万吨以上”，14山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3/4”。15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农业开始，并且波及所有的农村地区，考虑到当时的统计体系和统计技术，这部分人为因素很可能完全被忽略，1958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很可能低于1957年，至少“大丰收”是不可信的。

　　公共食堂大规模建立于1958年秋，是人民公社的一个附属品。公社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特殊组织，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配给制，公社的这种特征要求公共食堂与之匹配，特别是在1958年年底的新修水利、大炼钢铁运动中，要求同时集中调用上万人的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这样分散的就餐模式就无法保证该运动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公社人员被强制要求到公共食堂就餐，以此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以从事农业生产，剩下的男性劳动力则可以从事大规模的运动，到该年10月份有70%—90%的农村人口被组织到公共食堂就餐（薄一波，1993，第749页）。

　　到了大炼钢铁的后期，由于无法找到更多的原材料，单个家庭的铁制产品都被集体征收，进一步强化了公共食堂。从公共食堂成立的原因来看，其与当时的政策环境高度相关，越激进的地区，公共食堂的覆盖面和执行力度越大。

　　从统计上来考察公共食堂与饥荒的研究，大部分使用的是杨大力收集到的数据，该数据集只涵盖了1959年，其中河南、四川和云南的参与率最高，而恰好这些省市在政策的执行力度上也更加激进，第一个人民公社和高产“放卫星”就是在河南，而四川的“反瞒产私分”最剧烈，以至于农民的口粮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4，16因而公共食堂的参与率的差异反映了太多的其他因素，而不仅仅是公共食堂本身，17直接利用公共食堂来对饥荒（如死亡率高低）进行回归，其结果并不能完全解释为公共食堂的作用，公共食堂这一变量存在严重的内生性，即有一些因素（如大规模耗用劳动力参加水利工程）影响到公共食堂的执行力度，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死亡率。

　　最后一个与公共食堂相关的问题是关于大饥荒的结束。大饥荒起止与公共食堂兴废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公共食堂最早开始于1958年，随着1961年6月《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的公布而正式废除，但时间的一致性并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大饥荒终结的解释。因为，首先，大量的制度性变革发生在1961年，包括遣返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恢复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允许家庭经营副业，并将所有制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其中特别是自留地的恢复对饥荒的结束可能是被低估的；18其次，大饥荒淘汰了近5%的人口，并且以体弱者居多，饥荒前后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身体素质较好的人存活了下来，19即使没有制度性变革，平均意义上每一个人对于粮食的最低需求下降了，这也会使得饥荒得以终结，因而不能机械地直接比较饥荒前后；最后，公共食堂在实际中的执行程度值得怀疑，有非常多关于食堂无法为继的记述，很多地方的食堂到1959年就名存实亡了，这些在数据上并没有得到反映，并且当中央明确食堂可以解散时，各地的反应更是“一哄而散”。

　　公共食堂在整个“大跃进”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其对饥荒的作用也很重要，但是由于缺乏度量其他激进制度的数据时，简单将饥荒与公共食堂直接联系起来有可能夸大了其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公共食堂是饥荒发生的一个原因，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肯定不是唯一因素，《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用猪存栏数来代理公共食堂就更有问题，这一变量包含的噪音比公共食堂本身还要多，因而要得到稳健的结论则需要更详细的数据。

　　四、从几个层次来综合理解大饥荒时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试图在综合以往大部分研究的基础之上，重新找到一种新的机制。

　　饥荒的发生无疑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层面和角度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简单将这些解释糅合在一起则会更加混淆，以此来判断各解释的重要性则可能是错误的。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是从供给和分配两个角度来理解，在供给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时，供给的突然变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亦然。

　　1959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滑是一个重要条件，相对于1957年下降了13%，可以设想在粮食没有如此急剧减产的情况下，大饥荒爆发的可能性极小。有很多研究是从这一角度来解释饥荒的：首先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的所有制形式，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加上无法对农业生产进行有效的监督，“退社权”的消失又使得事后的惩罚完全失效，最终的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实际投入下降，粮食产出下滑（Lin ，1990）；其次，整个“大跃进”期间，政府从农村转移了大量资源，包括劳动力、粮食征购和其他上调的产品，这些都破坏了农业的生产（Li and Yang ，2005）；最后，公共食堂除了浪费粮食外，还会对粮食的生产产生负面作用（Chang and Wen ，1997）。

　　在粮食产量下降的同时，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1953年开始实施的粮食征购和1955年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都将粮食的处置权上调，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分配体系。特别是在“大跃进”之后强制性地对粮食进行征购，剥夺了生产粮食的农民对粮食的处置权，征购后的粮食首先用于城市人口的供应，其次是缺粮区的农民，而产粮区的农民只对满足了前两者之后的余粮具有处置权，而在公共食堂建立之后，对余粮的处置权也丧失了。

　　因而产粮区的农民承担了任何粮食减产的风险，所以也是受到饥荒影响最严重的群体。20

　　而这种分配制度变革的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为了降低工业化投入的成本，国家给城市工人的工资非常低，不过为了保障其生活水平，对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也实行低价供应，农产品的征购就成为保障这一切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农村的情况亦是如此，1958年年底大规模的“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动员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粮食支出完全由人民公社筹集，公社的“政社合一”和“一大二公”的特征刚好满足这个条件，于是大量的集体提留粮食以用于增加这部分人口的消费。除此之外，很难找到集体提留的用途和原因，而在粮食非常短缺的年份大幅度增加集体提留更是难以理解。

　　集体是一个介于国家和个人的组织，在生产和分配角度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去分析不同地区的集体的作用时，城市化和工业化是这种作用产生差异的根本，那些集体提留更多的地区是为了实施更多、更大的“农业大跃进”，而这种“大跃进”本身就代表了各地的激进程度。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国家征购、集体积累和个人这三个层次是粮食“收”的角度，而城市人口、缺粮区人口和产粮区人口是“支”的角度，两个角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重合，但并不是完全平行的，不能直接将这两个维度放在一起考虑。

　　集体积累的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集体积累差异的来源是什么？为何有的地方集体积累高，有的地方则不是那么严重，如果这与地方的激进程度相关，那些拥有更少党员或者解放的时间越晚的地区，在这场运动中就表现得更加激进，以获得中央的肯定（Yang ，1996；Kun and Lin，2003），而这种激进程度又会通过其他机制直接影响死亡率（比如食堂），这样集体积累的解释力就会下降，由此得出的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因而这次饥荒的发生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是第一层，粮食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分配是第一层的表现，饥荒才是最终结果。在利用不同层面的机制来解释大饥荒时，要区分这些机制是否重合，以及这些新的解释与已有的结论的差异。在研究饥荒的影响因素时，结构性差异较总体变化更加重要，也直接影响到总体的变化。

　　注释

　　1如果算上由于营养不良等因素造成的未出生或推迟出生的婴儿数，这一数字将更大。

　　2也有说法称饥荒爆发于1958年秋冬，不过大规模的爆发还是在1959年（Changand Wen ，1997）。

　　3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并没有立即公布，在1982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后，于1983年公布了三普的数据，同时为了比较也公布了二普的数据，并且三普被公认为是非常科学的一次人口普查。

　　4如斯诺和韩素音在饥荒年份回到中国时的见闻（Snow ，1966；Han，1980），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从当年流入香港的逃荒者对这次饥荒进行讨论，见Alsop（1962）。

　　5森在其《饥饿与公共行为》中分析了这次饥荒，他并不认为中国大饥荒超出了食物获取权理论的分析范畴。

　　6这种征购过程伴随着武力的动用，逮捕了大量的抵抗人员，同时清洗了原有的地方官员（Berstein，1984）。

　　7实际上，当时的领导人认为1959—1961年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虽然征购量也提高了，但征购的上升幅度低于产量的上升幅度，征购率反而是下降的。

　　8反而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河南省长葛县？？争取亩产800斤；湖北省谷城县提出‘争取一两年内小麦亩产1000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达到1000斤，争取1500斤”，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669页。

　　9比如当时中央领导中持有反面意见的陈云、周恩来等都做了检讨。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第290页。

　　10其中最有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就是以“放卫星”而著名，号称亩产小麦能够达到2105斤，后来的“卫星”更是离谱地达到亩产3万斤。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686页。

　　11中央领导人甚至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所以接下来才放手全民“大炼钢铁”。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690页。

　　12Roderick Macfarquhar1The Ori 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 olume 2：The Great L eap Forward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p.330.

　　13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是66亿旧卢布，其中6218亿用于军事。见沈志华，《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4见杨超，《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3页。

　　15见郑伟民，《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

　　16见杨超，《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0页。

　　17笔者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中，曾经咨询过杨大力，他自己表示大部分利用他的数据的研究都存在误读，他在书中列出的食堂参与率旨在说明政策的激进程度不同而已。

　　18当时规定自留地面积占当地耕地面积的5%，部分地区在1961年甚至出现包产到户。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19、949页。

　　19这可以从一普和二普的数据上看出来。

　　20这一点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饥荒中也是如此，苏联饥荒也是主要发生在盛产谷物的伏尔加地区（彭尼。凯恩，19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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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范子英、孟令杰“，对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第104—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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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8卷第1期，第289—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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