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军委办事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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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办事组”始末

尹家民


　　军委办事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它从１９６７年８月设立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撤销，时间不能算长，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时局风云变幻，又因其成员后来多为林彪集团的骨干，它所起的作用不能算小，与它有关的事也不能被忽略。
　　
　　毛泽东不主张再设军委秘书长，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１２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９月３０日，首次设立了军委秘书长职务，由黄克诚（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任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等人受到错误批判，被调离军委和总部领导岗位。同年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新的军委由２１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肖向荣中将为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兼国防部长）主持。当时国防部的１０位副部长中，除了不在北京的许世友上将（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和廖汉生中将（兼军事学院院长，亦在南京）外，其他８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同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大将、谭政大将、杨成武上将（副总参谋长）、肖华上将、邱会作中将（总后勤部部长）、肖向荣中将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同时，增补肖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以后，中央军委人员组成又陆续做了一些调整：１９６０年５月，增补张爱萍上将（副总参谋长）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１０月后，谭政大将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林彪陷害，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１９６３年９月，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１９６５年５月１日，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１９６５年６月，增补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罗瑞卿受林彪等人诬陷，被撤销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职务。１９６６年１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３月，增补王新亭（国防部副部长，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５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鉴于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的被批判，“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之后，毛泽东把他们的问题联结到军委办事机构上，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同年９月底，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１０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向常委请示报告。杨成武照章办事，给一些老帅送文件，这惹怒了林彪、江青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林彪、江青勾结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被“打倒”，一切职务包括军委办事组组长都被撤销了。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开会，讨论总参谋长人选问题。

　　据说毛泽东曾考虑过几个人：刘震、曹里怀、皮定均、杨得志等，其中，毛泽东比较倾向于皮定均。在定军衔时，毛泽东曾说过“皮有功，少晋中”，资历不深而有战功的皮定均才由初定的少将军衔提到了中将军衔。在当时名将如云的年代，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资历问题，不然众将难服。所以，毛泽东多提了几个人。林彪说：“刘、曹都是空军的人，另外，也不全面。”康生不同意提杨得志。他说华北尽出叛徒，薄一波、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华北的，华北烂了。林彪马上接过来说：“也不一定，郑维山、李雪峰就不错。”毛泽东问：“皮定均行不行？”林彪没有直接回答，沉默许久才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也没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最后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态：让他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会后，毛泽东让康生了解一下黄永胜的历史。几天后，毛泽东又不让康生管了，改让谢富治去办。毛泽东对黄永胜有所保留，他想看一段再说。

　　３月２８日，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军委办事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４月１日，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４月６日，黄永胜在一次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彻底剥夺了老帅们对办事组的领导权。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专门设立了一个班子，编凑了一个《“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共５０条，１１月１９日印出报送林彪、康生。通过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情况的机会，把他们编造的颠倒黑白的情况扩散到军队党员干部中。“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黄永胜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深知其恶习的夫人项辉芳曾给“林办”主任叶群写过一封信，告黄永胜喜新厌旧、偷鸡摸狗、感情不专一；并将此情况反映给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吴法宪也把情况反映到叶群那里。

　　毛泽东也有所耳闻。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有的人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药了。”最后，毛泽东还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
　　
　　许多人表示了对军委办事组所作所为的不满
　　
　　在１９６８年４月的国防军工生产会议上，黄永胜无端指责陈毅如何“反对毛主席”，又批判罗瑞卿如何“破坏”军工生产，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剑英对林彪不尊重。叶群讲话时，不时挥动手中的小红书，口口声声说林总如何如何。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局长、四机部部长的王诤中将对此反感到了极点。他取出钢笔和小本子，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大意是：林彪同志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两次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后，林彪还主动联络某某某，想夺取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条子不长，但铿锵有力。

　　黄永胜看到纸条后，脸色顿变，他恶狠狠地瞪了王诤一眼。王诤却神态自若。他早已作好了被捕遭打击的思想准备。

　　黄永胜将字条递给叶群、吴法宪等，依次传看，个个神情惊恐。他们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儿。黄永胜以手掌击桌，声色俱厉地宣布：“会场上竟有人公然跳出来，赤膊上阵，猖狂反对林副统帅。这是当前军内又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性质非常严重……”

　　与会的人们都惊讶不已，纷纷将目光转向王诤。王诤依旧双手抱臂，面色冷峻，凛然无畏。第二天，军委办事组宣布王诤隔离审查。这就是轰动军内外的“炮打副统帅事件”。

　　还有一个“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１９６８年开始给黄永胜当秘书的。这位正直的年轻军官，发现黄、吴、叶、李、邱在“九大”前后经常秘密集结，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１９６９年４月与其恋爱对象王瑞华商量后，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揭发黄永胜等人的反党罪行。当时，他们认为温玉成（副总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时与黄永胜有矛盾，便于４月２７日深夜将揭发信交给了温玉成。温考虑再三，方决定把信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林彪。但他没想到，信被叶群扣下了。叶群看后，于４月２９日在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与黄、吴、李、邱密谋将李必达密捕。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前几天还在给叶群写信反映黄永胜的作风问题，此时却立即加入了帮助丈夫的活动中。军委办事组几位要员要项辉芳做到３条：一、快把写信的李必达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即项本人）要签名。

　　４月３０日，被密捕的李必达由吴法宪派飞机送往广州军区监狱关押。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

　　叶群指使项辉芳给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等罪名。５月下旬，项又专程到广州了解对李的审查情况，给看守人员讲话：“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办事组首长亲自抓。”此后，加紧了对李的看管和审讯。１９７１年林彪阴谋败露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将李必达从广州接回北京，恢复自由。
　　
　　在“准备打仗”问题上，军委办事组与“老帅组”发生分歧
　　
　　自１９６８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１９６９年３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１９６９年３月５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１５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他们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１９６９年６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１９６９年的国防费用比１９６８年猛增了许多，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两年又继续递增，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１９６９年６月中旬以后，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多次战备会议。林彪及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搞突然袭击。

　　１９６９年９月３０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伞兵。

　　１０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察看地形。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１０月１８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１９日至２０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１０月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这次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和冲击。
　　
　　李德生被毛泽东当作“沙子”，掺进军委办事组
　　
　　１９６９年４月，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到北京工作。

　　多年担任第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对安徽这块热土十分留恋，但作为军人，他没有二话，立即打点行装准备赴京。

　　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以后，他的势力范围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而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很是担忧，也很警惕。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迫害。派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应该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你。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在李德生是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他在兴奋中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他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５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读古书的意义，后来在实践中才逐渐明白，这是让高级领导干部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连连摆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成员是这样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从这张名单上可以看出，这１０人中，没有一个一野、三野的人；二野的李德生、谢富治是毛泽东作为“沙子”掺进来的；其余８人，叶群为林彪之妻，另外７人均为林彪四野的老部下。在这些人中，李天佑１９７０年去世了，温玉成后来被打倒了。刘贤权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是中央军委委员，但未能进入政治局。他在“文革”中的主要职务是青海省革委会主任，军队的事管得不多，办事组仍为林彪集团所控制。

　　这样，自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总政治部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所取代，到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决定总政治部恢复办公正好两年时间。李德生继罗荣桓、谭政、肖华之后，成为建国后的第四任总政治部主任。

　　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显然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和他说，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方设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种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只不过是暂时的。后来当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知道以后，开始没说什么，１９７０年４月，毛泽东说：“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两次批评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最终被撤销
　　
　　在１９７０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阴谋败露，林彪和叶群那“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很快就被毛泽东识破、戳穿了。会上虽然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但是毛泽东在讲话时说了“林还是要保”，这也是“不点名的点名”，林彪怵然而惊，感到自己的地位在动摇。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林彪多少年来苦思焦虑为的是那个最高权力，毛泽东戳穿他们的阴谋后，就是不给权。国家主席也不设了。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他向吴法宪授意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９月７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江西九江机场，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

　　叶群就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第二天，１０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九大胜利了，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１１月３日，毛泽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接着，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还将这个讲话批给全党阅。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华北会议上，就陈伯达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宣布党中央对北京军区进行改组。

　　这就使林彪更为惊惶。３月２２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等在上海巨鹿路某密室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议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舰队”骨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说，如果“和平过渡”不可能，就“提前接班”，“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商量好马上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起义的计划来。按照林立果说的“我看就叫‘５７１’， ‘５７１’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把武装起义计划定名为“５７１工程”。

　　正当他们为“５７１工程”的最终实施进行各种准备时，毛泽东又两次批评军委办事组不争取主动，一错再错，根本不批陈。４月份，毛泽东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再次“掺沙子”。４月１５日，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举行。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更是惊恐不安。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４月１９日，林彪与叶群赶忙坐飞机飞回北京。

　　与此同时，林彪还看到被“二月逆流”打下去的老帅、老将们又活跃起来了。毛泽东把调查陈伯达历史和家庭情况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又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毛泽东还责问为什么不给陈毅看文件，恢复了让陈毅看外交部文件的权利，盛传陈毅即将复出。林彪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张开的网越收越紧。尽管６月的北京暑气已经很重，林彪却感到阵阵寒意。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再次谈到军委办事组的问题：“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担心的事１３日凌晨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九一三”事件后，１０月３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提出了“关于整军建军和肃清林彪影响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林彪搞了１１年，军队的问题不少。要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影响。要有破有立。对他们错误的东西要破，要立正确路线。四好运动搞了很多形式，要整顿。部队的作用也搞坏了，要改正过来。军事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最后，毛泽东提出，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这是整军建军的重大问题。

　　这样，毛泽东迅速地把整顿军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提到了全军面前，提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面前。


党史博览 2003年11期

转自 军队 林彪 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