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 北大“五一九运动”使右派人数由4000人上升到5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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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使右派人数由4000人上升到55万人

王书瑶

【提要】195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57年五月一日正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帮助中共进行整风。5月8日召开第一次高层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5月14日，向党内（只向党内高层）发出第一个反右动员令，5月16日，发出第二个反右动员令。
不幸的是，广大善良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整风”后面暗藏的杀机，还在那里热心地向党提意见。
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许南亭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从而引发了影响全国的大字报运动。这个大字报运动，从高校到机关，从城市到农村，遍及全国。这些大字报表达了全国人民反对腐败、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强烈愿望，他们要求从制度上彻底铲除“三害”的根源，这种要求之广泛与强烈，大大超出中共领导的预料，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它表达了真正的民意。
这次被北大学生称为“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是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媲美的一次学生民主运动。
1919年，段琪瑞的“军政府”，慑于社会的压力，终于没敢审判以许德珩为首的、火烧赵家楼的北大学生；但是，毛泽东却严厉、甚至残酷地镇压了这一次学生运动和全国的大字报运动，造成历史奇冤的大案。
但是，这一次“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必将同“五四运动”一起，光照千秋，永垂青史。

一、 横空出世——北京大学发生了“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搅乱了政局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中共宣布整风之后，于5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上层民主党派人士整风座谈会，与此相配合的是在各地上层民主党派中也召开相类似的座谈会，尚未动员工人、农民、学生也开会提意见，只限上层。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到了6月1日座谈会结束，所能抓的右派，确实不会太多，没准就真的只有4000右派，因为全国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终究有限，最多，10000个，了不起了。
不幸的是五月十九号，北京大学发生了“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
五月十九日中午，在北大的大饭厅的东墙上，张贴了一张十分醒目的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团员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她）们？作者是历史系三年级团员学生许南亭，用了几个团员的名义。到了下午，就又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大意是要求开放“民主墙”，让同学们在墙上发表意见，党委退出学校等等。其中一张的作者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龙英华，另一张的作者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四人。到了晚上，又有一首长诗“是时候了”贴出，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的沈泽宜和张元勋。后一首诗具有很强的煽动力，“是时候了”这个口号本身就很有煽动性。里面说：
“是时候了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到了五月二十日，又有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的“一株毒草”，那里说“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他还说“三好学生”是“白痴”等等。
到了二十日下午，全校一下子就贴出了162张大字报。
这是北京大学“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引起的，大字报题目就非常惊人，他说，“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许多同学要求对肃反中错斗的同学给出解释。以至于“白毛女伸冤”层出不穷。人民大学的林希翎来北大讲演；这期间还有连续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辩论会。五月二十六日，数学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同学们中间不断地引起新的关注的热点。我的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就是在这时贴出的。
整个大字报运动一直持续到七月下旬，在《人民日报》臭名昭著的“六、八”社论发表之后，北大的大字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加猛烈。大字报的总数我估计有数千张，沈泽宜说有一万多张。
我对这次大字报运动的评价和定性是：
“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的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需要深刻的理论探讨，需要鲜明的观点，需要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想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安危，这需要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这些右派们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和情操。

二、 影响所及，整个神州大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在北大大字报运动开始不久的日子里，北大燕园中可谓人流如潮，人山人海，几乎中央和全北京市所有的媒体记者、各级党政官员，都来北大参观大字报，有的是自动来的，有的可能还是组织动员来的。
但是，所有媒体却都对北大的大字报严加保密，严防死守，只字不提。死一样的沉寂。
在北大的大字报运动发生的最初一个星期内，不仅在全国、不仅在北京市，就是在北大的近邻清华大学，也没有任何响应。
五月二十六日，全市高校运动会在清华召开，以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为首的二十九人去清华进行宣传，六月二日，又有六个北大的学生去天津一些大学进行宣传，还通过其他同学们的通信，很快，大字报运动就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其速度之猛烈，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满墙都是大字报，最后，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也都贴出了大字报，宛如惊涛骇浪，席卷整个神州大地，其势锐不可当。表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的民主愿望、民主诉求。
我的一个姐姐，在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舞剧院资料室工作，只有初中文化，竟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讽刺一些共产党员，“吃苦在后，享乐在前”，后来也成了右派。
据朱正说（《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民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09页）：在1957年12月之后，仅在小学教师中，就又搞出十几万右派。
反过来说，如果北京大学当时不发生“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没有大字报运动，全国任何地方就都不会有大字报贴出，想在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当中抓右派，就要另外设计“引蛇出洞”的办法，另设圈套。人家一句话也没说，你总不能用“腹诽”来定罪。大字报运动前后的形势不同，后来就是有人一句话也没说就被定了右派的。
所以，全国的右派数量，从最初设想的4000人猛增到55万之众，实在是由于北大的“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引致的。
以我为例，我在“旧社会”家境贫寒，作过报童，卖过冰棍，1955年上了大学，我没有理由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上大学后，先是当了团支委，半年后又被以完全民主自由的方式被选为支部书记，就是在我被开除团籍、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去百花山旅游，同学们还选我当“政治委员”，如果没有大字报运动，说什么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我的头上。
杨路、张景中是北大数学系的两块美玉，他们在运动中做了许多事情，反右之后，系里为了“挽救”二人，竟一次派了四个教授约他们二个学生谈话，杨路没去，张景中去了可是拒不承认错误，结果两个人都被打成“极右分子”，劳动教养。
如果没有大字报运动，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不会成为右派。
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错，它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了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民主的愿望而已。它是无罪的。
它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也就彻底堵塞了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中国就陷入了无比的黑暗之中。
但是，北大“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的光荣火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熄灭，它终究会重新点燃，重新发出它的万丈光芒。
在整风期间是不是有一个民主热潮，或者是不是有一个“向党进攻”，都只是用词的问题。你爱怎么说都行。
总之，这是一次伟大的全民性的爱国民主运动。

（此文据“反右派运动是早有预谋， 扩大化是因为北京大学的‘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重写。）

200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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