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山 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

tuffy05

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

杨德山


【内容提要】“三支两军”兴起的现实原因是为稳定“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解放军能够承担“三支两军”的使命，是由它所具有的“三大任务”职能形态决定的；“文化大革命”前解放军就是全国“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切合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需要。从这些因素出发，本文力图对“三支两军”的功过是非作客观的评价。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前后持续了近六年时间，有28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参与其中，涉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历时之久、人数之多、任务之重、影响之大认识此问题，“三支两军”无疑是国史、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史学界认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论，大多集中在对背景描述、过程梳理、效用评价上，而对它兴起的原因则涉及不多。本文拟从现实、历史和思想渊源三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一、现实原因：稳定混乱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从现实原因看，“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运动逐步升级、动乱逐步加重、军队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产物。

1966年5月，发动“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试图以“文化领域”的思想批判为突破口，夺取党、政、军和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手中掌握的权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注：《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随后，全国各部门开始按照《通知》精神部署本部门的“文化革命”工作。5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在报刊发表政治批判文章，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少数人的领导职务等方式而展开的。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这些方式不足以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所以当他看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认为找到了一种开展运动的新方式，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大字报的内容。随即，以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为主力军，以各种“学术权威”和各类“牛鬼蛇神”为“革命”对象，以大字报、大批判、游行示威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靡全国。面对形势的变化，6月14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进行；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21日，中央军委下发军队“文化大革命”“六条指示”，要求对各大院校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月8日，总政治部要求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于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赞颂他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界定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特别是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但现在已经成了勇敢的闯将革命青少年。在毛泽东的鼓舞下，千百万“红卫兵”走出校园，冲向社会，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旧习俗”，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干部、各界名人。8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形成“大串联”浪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要求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未经批准，不能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9月3日，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9月23日，军委常委会要求各大军区工作重点应立即转到抓好部队工作上来，保证部队正常秩序（注：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页。）。然而，10月5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下，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不得不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取消不与军校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党全国公布，全国兴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2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干预下，中共中央发出了有关工交系统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由此从大中城市的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向生产领域扩展。受此影响，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冲击军委、总政等机关，甚至发生了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恶性事件，军队战备受到严重干扰，军队内部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但是，军委和总部的大多数领导依然坚持把混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11月13日、29日，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在两次军队院校师生和文化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上，义正辞严而又苦口婆心地告诫、劝说与会者分清是非敌我、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使不少军队院校师生受到了教育。

1966年底，毛泽东感到仅靠“红卫兵”的活动无法达到“文化大革命”预期的目标。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工人阶级，11月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引起他的极大关注。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一方面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即“全面夺权”的一年；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大革命”也会按照“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规律发展（注：《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于是，继“红卫兵”之后，工人“造反派”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月4日至6日，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经过三天行动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对这一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受此鼓舞，“夺权”活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兴起高潮，一半军区、若干军队院校在搞运动，三总部、海空军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形势十分危及。经过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力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8日，军委又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强调军队担负的重任，以及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意义，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等等。22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高级领导时，获悉军队受到运动冲击的情形后，强调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28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八条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随便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外出串联人员应迅速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不得冲击和串联军内战备和保密系统；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62页。）。为贯彻“八条命令”，军委于2月初又制定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等“七项规定”，逐步消除了一些军区的混乱迹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升级和范围的扩大，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受到了越来越凶猛的冲击，领导干部被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状态。此时，在国家权力机关系统惟有军队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在逐步升级和扩大的动乱中，军队开始担负起维持社会稳定的重任。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运动的混乱状况就发出了《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开始对大中院校师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1967年1月11日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开始对全国部分单位实行军管。2月至3月，中央军委向全军连续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大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明确提出军队在工农业生产中担负的任务。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宣告“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结束，“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258页。）。

1967年1月兴起的“夺权”风潮并没有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工人及其他造反组织会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恰恰相反，整个国家很快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倒退之中。“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5页。） 于是，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

从上述“文化大革命”逐步升级、扩大的趋势，以及在这种趋势中军队从极力维持稳定到出现混乱状况，再到恢复稳定状态的过程看，正是由于毛泽东及军委的大多数领导人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才能维护、巩固政权的革命和政治真谛，才给予林彪、江青一伙乱军篡权篡党的阴谋以坚决的抵制，保证了军队的相对稳定。也正是有了军队的相对稳定，才使得毛泽东在全国局面处于危机关头有一个可以凭借的坚强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中央军委名义作出的“三支两军”决定，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方向性转变，而是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在既定方向下有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环境，这个环境只能通过军队的帮助才能创造出来。因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在当时对“全面夺权”这一“革命大方向”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认为混乱局面是暂时的、难以避免的。此外，军队对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不介入”，到“部分介入”，到“全面介入”，也不意味着军队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从当时“全面介入”的初衷，到“三支两军”实施的过程，以及最后撤出看，它始终只是处在配角、辅助位置上，真正的主力还是“革命群众”。

　　　　二、历史渊源：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自然延续

从历史渊源看，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三支两军”的重任，是由它的阶级属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建军宗旨、建军原则，特别是它的职能形态决定的。

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工农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它的宗旨是求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此外，当时红军在给养上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只能靠自己设法筹措军费。所以在军队初创和土地革命时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便成了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抗战期间，尽管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们依然保持着红军时代的阶级性质、建军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所以它们“三位一体”的职能并没有改变，稍有不同的是在“筹款”的具体方式方面，在边区政府的税收遇到困难的时候，为减轻人民负担，党号召军队开展了以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军队“三位一体”的职能形态表述得更为明确，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页。），它面临着接管大中城市、恢复生产，发动新解放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等艰巨的任务。此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7页。）“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67页。）。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履行着“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责。在“战斗队”方面，解放军完成了军管新解放的城市、清剿国民党残余力量、抗美援朝、镇压局部地区军事叛乱等任务。在“工作队”方面，解放军在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中，都积极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模范形象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生产队”方面，1950年6月到1952年4月，解放军有60余万人转为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参加农业、工业、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设。“一五”期间，军队抽调了35个建制师参加了国家694个大中型项目的建设（注：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7页。）。

综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着建军初期的性质、宗旨、原则，保持着“三位一体”的功能定位。也正是因为人民军队的这一特色和传统，所以在1967年初国内政局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在党政权力、权威体系运转失灵的情况下，毛泽东必然会动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人民军队来稳定政局，以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活动的基本运转。从“三支两军”的执行情况看，也集中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三位一体”职能定位特色，反映出军队性质和建军宗旨的基本要求。


从做群众工作，即“工作队”的职能要求看，它贯穿“三支两军”的方方面面，而尤以“支左”最能体现其特征。1967年1月23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出后，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由于分不清群众造反组织中“左”、“中”、“右”之间的界限，加之受《八条命令》的影响，且从情感上对“打、砸、抢”行为的抵制，对激进的“造反派”大多采取了压制手段，造成了军队与“造反派”的矛盾和冲突。4月6日，毛泽东批发林彪起草的《中央军委命令》否定了《八条命令》精神，要求“支左”部队“正确对待群众”，且“只能进行政治工作”，“支左”工作的方向随之调整。从此引发了激进造反组织对军队的报复，“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行甚嚣尘上，且各派系之间冲突加剧，导致了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武斗。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方面采取措施坚决维护军队的稳定，另一方面号召各地“革命”群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于是从9月开始在持续一年的时间里，“支左”工作进入“支群”(或“支左不支派”)阶段，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安定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举办多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思想，消除派性，促进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推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工作完成后，“支左”告一段落。抛开“革命委员会”的弊端不论，从“支左”的过程看，它凸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最终“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特色（注：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级行政区划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且全国县以上“革委会”中“支左”人员担任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近5万人，这足以说明“支左”人员在政权重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张志明：《走出秘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

同样，在“支农”活动中，解放军首先奔赴全国农村宣传《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信》，协助地方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说服动员各级干部担负起春耕生产的责任；动员外出串联、武斗的农民回乡参加生产。在“支工”活动中，自军委下达“三支两军”决定后，解放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抽调几万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厂矿企业，宣传《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求职工群众坚持8小时工作制，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现象作斗争。在“军训”的政治训练工作方面，解放军集中受训人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语录，学习“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学习马列著作，学唱革命歌曲，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敢于和善于斗争，学会做群众工作，达到军民一致，团结对敌的目的。抛开宣传和教育的内容极左特征不论，仅就形式而言，这些活动无不反映人民军队做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

在执行支持和促进经济建设任务，即履行“生产队”职能方面，就“支农”而言，1967年3月后，全国县一级成立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统筹农村劳动力，狠抓农业增产措施，狠抓其他部门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各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形式，派出大批人员和机械，深入田间地头，与社员实行“三同”，以保证生产不误农时。仅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军“支农”部队就达73.9万余人，第二季度达50万人以上，接收“支农”的县达2072个，公社2万多个。就“支工”而言，在1967、1968年间，解放军“支工”人数达十几万，即使在1972年结束时仍有四五万（注：邓礼峰：《“三支两军”论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7、46页。）。此外，解放军还直接参加了工业建设，使国家一些亟需工程和重点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混乱中得以继续建设和发展。工程兵、铁道兵近百万人参加了成昆、襄渝、南疆、青藏等铁路的建设，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工厂、南京长江大桥等建设。这些活动无一不体现出人民军队“生产队”的特色。

在发挥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专政工具职能方面，就“军管”而言，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而呈现范围扩大趋势。在“三支两军”全面展开之前，大多对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部门和单位实行“军管”，后来扩大到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1967年5月后，对国家部委陆续实行“军管”，甚至对一些部队院校、总政治部实行过“军管”。

有些省级领导机构在“夺权”过程中一度出现过权力真空，也曾实行过“军管”。“军管”基本有两种方式，一是派“军管”代表或部队进驻被管制单位，一是在被管制单位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小组。后一种方式比较突出，一般在“军管会”内设“抓革命”和“促生产”两套班子，前者的任务是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后者统领业务工作。在权限上，“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对“革命”和业务工作拥有绝对的权力，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对它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只能提出批评或建议。在“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中，军内各级党组织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通过军队强制力的威慑作用，迅速扭转了若干单位的混乱状况，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得以维持基本运转。就“军训”的军事内容而言，起初侧重在队列动作训练上，目的是为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培养军队后备力量，地点在各大中学校内部。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后，“军训”又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学生直接到部队农场接受教育。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它的结果都对学生的组织、纪律意识，对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权威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人民军队职能定位和“三支两军”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看，“三支两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无疑是人民军队“三位一体”功能形态及建军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完全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三支两军”的实行过程及其后果看，由军队全方位地介入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最终又有序退出，这只能说明建军初期就确立而且长期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长期形成的人民军队的崇高威信和形象，在“三支两军”活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思想因素：学习解放军，“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夺权”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它的目的是使全党、全军、全民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文化大革命”“破除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82页。）换言之，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如上文所述，在“三支两军”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目的都是通过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以统一思想认识。可以说，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三支两军”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民解放军则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和执行者。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担当这一任务是与它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全党、全国兴起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高潮中的突出作用分不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在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某种因素，党的文献乃至八大党章都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党内形势判断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又渐渐地出现在报刊文章和领导人的讲话里，并且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的加剧，这个概念的内涵也与七大时的解释有了极大的差别。在这个过程中，林彪起了很大的作用，且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1959年9月，刚刚接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问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9月至10月，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进而向全军提出了“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的任务。在此影响下，从全军开始到全党、全国形成了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还提出了“顶峰论”，“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这个论调的提出，使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开始朝极左方向发展，其中实用主义、精神万能的苗头随之萌发。

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诸多中央领导人总结工作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同，林彪在讲话中认为，“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

……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他介绍了军队的做法，“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一着，就一通百通，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办得正确，办得好，办得有效果”。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欣赏（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7页。），从此军队内学习毛泽东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为风潮。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等军委负责人写信，提出工业部门要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振奋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他还建议：从解放军中抽调一批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到这些部门中去；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的同志到解放军军师团中学习几个月；由这些部门派人到政治学院学习，按期毕业，回去工作；这些部门把解放军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作改变，加以运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页。）。遵照毛泽东这封信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门部署这项工作。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指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习解放军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学习解放军坚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学习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全国就会向解放军那样，做到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兴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而学习又是以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主要内容。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的总后勤部的报告中批示(即“五·七指示”)，提出要把人民解放军办成“军学、军农、军工、军民”的大学校，同时全国各行各业在以本行业工作为主外，都要学军事、政治、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8月1日，《人民日报》在建军39年纪念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认为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而且全国各行各业“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强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全会的公报中充分肯定了林彪长期在部队推行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80页。）

从1959年之后林彪对部队的影响看，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放军从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三支两军”发起的思想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林彪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七大初步概括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甚至也不完全是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剪辑毛泽东的警句、名言，以及最高、最新指示的内容，在宣传和实践中强调的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种风气不仅在部队，而且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这样评价道：“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如果把“三支两军”放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考察，我们就会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就积极作用而言，参加“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思想、政治成熟和比较成熟的指战员。他们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甚至面对群众的误解、激进的“造反派”的冲击，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着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人民子弟兵形象，维护了军队的威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爱护和支持。

正是由于这些有效的群众工作，才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政治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动乱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换言之，如果没有“三支两军”的决定和举措，没有人民解放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家和社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就会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就消极后果而言，如前文所述，“三支两军”是在局势混乱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措施，此前军队基本上保持着“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态势，所以在执行“三支两军”决定初期，参与其事的广大指战员缺乏思想准备，也不了解历史情况和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状况，大多数指战员由于经历所限，缺少地方工作的经验，尤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破坏，使得军队和地方，以及军队和军队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这不仅影响了军民、军政关系，还造成了军队内部的不团结，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建设，损害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出发，从现实、历史、思想因素探索，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使命和建军的根本原则出发，就可以看到，“三支两军”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延续。而其带来的消极后果，根本的原因不在军队本身，而在于由错误的思想路线确定的错误的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是在党的思想路线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的情况下，党的领袖对国内、党内状况作出错误判断，进而把已经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全面引入和扩展到党内生活，混淆了是非、敌我的结果。在这种大背景下，确定的军队“三支两军”政治任务，尤其是其核心内容“支左”，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群众派别组织总体上都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物，军队的“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所以“三支两军”在整体上执行的是一项极左的任务。但是，这个政治任务不是军队自己确定的，作为执行者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至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执行后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完全是军队自身能够左右的。它们既与政治任务本身的错误相连，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蓄意破坏、干扰等人为因素直接有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党中央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党内和军内对“三支两军”的错误性质有了统一、正确的认识。在消除“三支两军”的消极影响方面，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经过军地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了矛盾，增强了部队内部的团结，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为新时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中共党史研究 2005.6
转自 林彪 军队 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