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 若干北大学生右派的文化传承与意识形成

bluesky

若干北大学生右派的文化传承与意识形成
为“五一九运动”留下一些历史资料

王书瑶编撰

（ 一 ） 小序

奉孝、传仪、存心、遁符、景中、九高 、泽宜 ：
我于三月十九日从北京出发，专程到四川自贡市荣县来看王存心，在此之前，我只在海淀分局办劳动教养手续、印十个指头印的时候注意到他对警察的调侃，此外就没有别的联系，只是看了他的“利己主义原理”，我认定他是我们这些百花坛中的牡丹花，也不管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
这次见面，对我获益匪浅。我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他写“利己主义原理”，非一日之功，是他积年累月对哲学学习与思考的结果，“五一九运动”引发了他的写作动机。
在此之前，我同燕遁符谈话中得知， 她在小学之前，就在她父亲的督导下背诵了《诗经》、《春秋》，我当然还知道，景中也同样在小学之前就在他祖母的教导下学习了《古文观止》，还有九高，他在早些时候，就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外国诗歌十分地感兴趣，以至于常用拜伦或雪莱的诗句表达他的思想，（我同九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猜测），至于我吗，是受了《东周列国志》的影响。对奉孝与传仪的文化传承不大清楚，但是，奉孝之所为，颇有梁山好汉的侠肝义胆；传仪之诚恳认真，极具“信如尾生”之风范，我想，这一切都是一定文化的传承的结果。沈泽宜所学自然是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诗歌。
由此，我想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用一句最概括的话说，就是“一本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更准确地说，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文化传承，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第一个入主你的价值观，决定你的一生。人生的第一本书决定你的做人；人生的第二本书，决定你做学问或者决定你做什么。
我们这些人，文化传承各不相同，却殊途同归，共同走上了民主的不归之路，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这也说明，在极不相同的文化体系中，都有人类发展中产生的民主的因素。
现在就把写就一部分传送给各位，说到了而不对的请予改正、补正；没有说到的，不敢信口开河，请写来给我，使对这个探讨和讨论完整些。
另，请把你们的生年月日和出生地告诉我。
我不知道九高的信箱，请景中转送，如果他也有兴趣的话，就请“拨冗指教”。
书瑶于荣县旅次。

2007-3-24

（ 二 ）正文

一、王存心

1936年生，四川荣县人。物理系四年级，后被劳动教养。
2007年3月21日，我从成都出发去自贡市荣县，看望王存心。自成都至自贡市是高速公路，虽然路成十多年了，倒也不太难走，唯独从自贡到荣县，36千米，汽车却走了一个半小时：旧路已经翻了，新路却只是在填土方，没有一段路面是完好的，而且，新路还没有看到多少施工队伍，尘土飞扬，苦不堪言。不知道施工方式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分段改造，不是全面开花，新路面修好了，再毁下一段旧路面，行车的困难会少得多，而经济效益，则不言而喻。
荣县是个不大的小县城，有十余万人口，人口稠密，是我在各个县城中少见的：住宅楼把县城挤得满满的，好像火柴盒里的火柴杆，到处是人，“比肩继踵而在”，大约可以“挥汗成雨、张袂成荫”了。喧闹不堪，人语声、叫卖声、摩托车的呼啸声、汽车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铃铛声，声声入耳，乱成一团，几乎没有红绿灯，可是却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或吵架之事。
在街上所见，无非是小商小贩，或者是遍布街头的“茶座”，实际都是赌博性的娱乐，或娱乐性的赌博。赌场就在路边，矮的桌椅，其中不乏青年男女，桌上的赌资，都是十元以下的票子。路边的小摊，都是在白天才能玩起来的。
物价不便宜，黄瓜要卖到两块钱500克，说是因为“旱”，菜是从外地运来的。但是服务费却便宜，我的午饭总是同朋友一起喝酒，晚饭成了问题：饭馆都是炒菜米饭，菜都是辣的，受不了。一次找到一个饭馆，吃了一碗面条，老板不想要钱，“吃饭不给钱，我成了什么？”给了五元钱。又一次，在小巷找到一家夫妻店，要了一个蛋炒饭，两个鸡蛋，还加了一些波菜，他只要了两元钱。
王存心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
没有看到多少“文化”，不过，如果深入了解，这个山区小镇，还是人才辈出的。
远的不可知，——我在这里时日颇短，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方言，听起来十分吃力，好头疼，有些话欲问又止，满足于所能听明白的，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近代的，大人物是吴玉章老先生，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青年学生，是很熟悉的，他对我们青年一代的关爱，虽然不是每一个都能身受的，却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出身是个大地主家庭。
现代的，从荣县中学考上北大、清华、南开这些名牌高等学府的颇不乏其人，其中，王存心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如果没有很好的家教或自我修养，我们都知道，从山区里飞出个金凤凰不容易。
王存心出身清贫，却极为好学，他五、六岁上了小学，从初中二年级，学习开始突出，一直到高三，总是全校第一名。由于学习从容，所以有时间阅读课外图书，在他阅读的各种书籍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墨子》，“非攻”与“兼爱”是墨子思想的集中表现。在车尔尼雪夫的《怎么办》中，就有了“合理的利己主义”，虽然他后来考的是北大物理系，对哲学的兴趣却没有丝毫减弱，后来读的哲学书就更多了，像培根、洛克、休谟、霍布斯，等等，这些都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人生，思考人生哲学。1957年“五一九运动”到来之后，他便把这些思考，集中表达了出来，遂有“利己主义原理”问世。
人生而利己还是利人，这是一个谁都不能回避的人生哲学，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每一个人随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要你抉择。而在共产党掌权的中华第二共和，每人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无穷无尽的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批判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一切要听党的安排，这是整个从1949年开始，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30余年间思想教育的主旋律。王存心提出利己主义原理，是与党的集体主义和“无我主义”完全相悖的，所以他就是极右派。我说的“无我主义”，是从“螺丝钉主义”引伸出来的，“一切听从党安排”，“党让干啥就干啥”，就是没有自我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很令人向往的境界，困难的是，多数人都做不到这种极为超脱的“无我”境界；另一个困难是，“一切听从党安排”之后，后果如何？对人对己对事的影响总是好的吗？而党又是什么？党的决定总是对的吗？整风鸣放，我们不是响应党的号召了吗？
王存心对利己利己主义的表述是：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做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原上草》85页）
他还把同是利己的行为的后果分为三类：
“以对别人的利害关系作标准，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
这三类人的分野，应该是那个“愿望”。事情是我愿意做的，所以它出自个人主义的动机，但是，这个“愿望”，却完全可以是利人的。

二、燕遁符

1938年生，湖南郴州人。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劳动考察。
燕遁符在“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只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怎么办？”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文采。最近这两年，我看她的作品，觉得极有文采，常常用些文学典故，而且还写些诗歌。原来她有很深厚的文化传承。
燕遁符的父亲自幼师从熊十力，上世纪二十年代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正宗的马克思主义都做过深入研究。（燕遯符中的这个名字，就是熊十力老先生起的，为了好念，就用“遁”代替这个“遯”字。）在燕遁符小的时候，便要她背诵《诗经》和《春秋》三传，说这两部书是最质朴的韵文和散文。小孩背《春秋》三传很难受，因为它有悖童真。背《诗经》却很有趣，也比较好理解，能够深入到一个小女孩的心中。
比如，《诗经》的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别的一些诗句，都是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恋爱的自由，是生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令人向往的。
还有，在我的中学课本中也有的《魏风》“伐檀”与“硕鼠”：
“砍砍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一个小孩子的心中如果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意识，是不能不反对暴政的。最近她又有一首小诗，是讽喻北大的，写了给我们看，我们也都附得骥尾，签了名的：

“北大自怜
2007．3．10．

北大我本来是
堂堂中国第一学府
彰显人类良知
提倡科学民主
施行兼收并蓄
撑起民族脊柱
忆往昔想而今
真的是不胜悽楚
# # # #
那一年我被逼
沦落为专制驯服工具
把学生一个个
打成右派送进地狱
五十年过去了
还不给赔偿道歉
哪一天能洗净
我身上斑斑血污
# # # #
背离了“五四”民主传统
愧对先辈
抛却掉独立自主精神
只问干禄
似这般如何能
争当世界一流
忍不住对苍天
我放声大哭

部分当年学生右派替母校陈情

执笔： 燕遯符（5402185）
联署： 沈志庸（5602133）
纪增善（5603227）
王书瑶（5502152）
博绳武（5602553）
谭天荣（5202201）
陈奉孝（5401。。。）

三、张景中

1936年生，河南汝南县人。当时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劳动教养。
他在五一九运动中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同其他三人写了第二张大字报，参与组织了“百花学社”，去天津讲演，去印刷厂要稿子，还写了一些大字报，在运动中是很活跃的积极分子。
张景中幼早慧。四十年代初，在他要接受教育的时候，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汝南是日军、国军和共军拉锯战的地方，在日本军队打过来的时候，就要“跑反”，躲到乡下去，于是就不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的祖母是大家闺秀，颇通诗文，于是就由他的祖母承担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责任。读的书就不是当时的课本，而是古文，对他讲得最多的是《古文观止》。《古文观止》这部书，据我近看来，是中国古文的精华，谁如果能通读并且读懂了，那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就算是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部奇书，从春秋时《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开始，到明代张溥的“五人墓碑记”结束，共二百二十二篇，包罗了中国历代各个文化流派的代表作，也包罗了各种政治思想，若想弄清哪一种思想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困难的。
我以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的大气，虽然依不同作者的价值取向不同，而观点各异，但是，他们都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社稷责任和忠实于自己信念的精心之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回肠荡气的民族的赞歌，它极大地激发起我们自己对民族的责任感。我想，正是充盈在字里行间的这种精神，使张景中在“五一九运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几个小时之后，就同他的几个好朋友，贴出了“五一九运动”的第三张大字报。那时他在读大三。
他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崭露头角，与杨路同称为“北大双玉”，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呼吁民主，建议设立“民主墙”，并且积极为成立“百花学社”和出版《广场》而奔赴呼号，他到天津去讲演，去印刷厂要回稿件，他还拒绝北大数学系四个教授的劝告而不肯检讨。他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因此被送去劳动教养，接受残酷的非人的折磨。他劳教四年，后来又被发配到新疆，终日从事体力劳动。
我曾说，人生的第一本书决定他的做人，人生的第二本书决定他做什么。他要做的是数学，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长期不能从事数学，对他是非常痛苦的。他发出悲愤的呼号：“命也夫！命也夫！”这是对那种横暴的专制压迫的控诉！
民主运动看不到前途，他仍然投身数学，他在1974年就对“对数”提出了新的教学方法，1978年之后，他回到教学单位，成果累累，他一举解决了数学机器证明的可读性难题，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还被选为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至于为什么他在许面亭的大字报贴出后第一时候就有了反应，他说：
“从人文方面，受‘大同世界’‘理想国’‘社会契约论’等的影响。
从科学方面，受数学公理化的影响。
具体触发主要是斯大林罪行的揭露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促使我思考人民如何能够实现对领导者的监督，使领导者向人民说真话，为人民办好事，按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办事，不能胡作非为。
初步想想，就是这样了。2008-1-28”

四、杨路

1936年生，成都人。当时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劳动教养，他的刑期最长，直到1969年才被解除劳教。
他的活动同张景中差不多。他和张景中都被认为是“百花学社”的宣传部长。
他受影响最多的是西方诗歌，他在运动中最常引用的是拜伦的诗句：“最后的宣言”中，引用拜伦的诗表示它对反右运动的轻蔑：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世人也不爱我
它的恶臭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
也未曾向它的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侧身其中
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不怕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但是让我们漂漂亮亮地分手吧
虽然没亲眼见到，我相信许多事并非虚妄
世上的确有希望，不骗人的希望
也有真正的道德，慈悲的心肠
不肯编织陷害懦弱的人们的罗网
我相信真有人为他人而深深地悲伤
世上真有那么一、两个表里一致的人
善良并非空话，幸福也不是梦萦
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
〔据杨路说，这诗出自拜伦的长诗《哈洛尔德游记》，诗的格式是斯宾塞体，这种诗的格式是每段九行，每行之末都没有标点。〕

五、陈奉孝

1936年生，山东潍坊人。当时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定为《广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十五年，是所有北大右派最初处分最重的一个。
他也是运动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他组织了《自由论坛》，被认为是“百花学社”的组织部长，又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活动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在反右之后，判刑之前，7月5日，写了一篇名为“如此伎俩”的大字报中说；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来，……并找出这次运动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 （引自文献三）
他这么做是为了解脱别人，因为很多人都受到检举揭发别人的压力。所以我说他是铁树。
结果，他被做为“广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15年。
以下是他对为什么他会成为右派的两个自述。
1、读中学时，我看《中华活叶文选》，其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与妻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为了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林觉民抛下了新婚不久挚爱的妻子和幼子，慷慨赴难。每每读此信，都使我热血沸腾，潸然泪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三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运动等，使我认识到，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政权并不是一个实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权，这恐怕是我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首先明确提出“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主张，最后被打成右派的很重要的思想基础。
2、我被打成右派的个人反思
回到老家潍坊后，我去拜访我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孙其昌老师。一见面，孙老师就说：
“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孙老师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被捕后，我自己也作过认真的反思。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写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小业主。在反右运动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不象有的“右派”同学，其父亲或亲属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到镇压、受到迫害，因此对共产党不满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绪。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运动之前，没受到过任何冲击，不象有的同学如刘奇弟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受到过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没有一个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的，因此跟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瓜葛，不象有的同学，其父兄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大陆解放前跑到了台湾或海外，故此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某种好感。相反的，我对解放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一点好感也没有。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我也看到过。象我家那种在旧社会属于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从经济的利害关系上来讲，我跟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矛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最后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实事求是、毫不隐瞒、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五一年的“镇反”运动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在“镇反”运动中，我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师和同学的父亲却有很多被镇压了。潍坊一中有两名教课教的最好的老师李百凡和孙耀君被镇压了。李百凡是教几何的，孙耀君是教化学的。李百凡老师教几何课，教的最好，我又喜欢数学，因此对他很崇拜。他被镇压，在我的心里蒙上了很大的阴影。除他们二人被镇压外，还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上吊自杀了。另外，一个教高三数学的于保一老师和一个教地理的谢翔宇老师也被抓起来判了刑。
另外，一个跟我从小学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学李明娟的父亲也被镇压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读初三，还差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结果李明娟退了学。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我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当然究竟过去她父亲有什么罪恶，我不可能知道，也许是因为对李明娟的同情，对她父亲的被镇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还有一个叫于宏毅的同学，平时跟我也不错，他父亲也被镇压了，罪名是“认贼作父，私放蒋匪将领李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的名字叫于省初，解放后是潍坊市工商联副主任。李弥原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日本投降后第一批进驻潍县的国民党军队（那时不叫潍坊市），跟于省初有交情。淮海战役李弥的部队被消灭了，李弥本人却只身化装逃回了潍坊。于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里，给他开了个假路条，李弥逃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李弥逃到青岛后，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叫“民言报”，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还青”，结果被青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侦察出来了，是于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镇反”时把于省初枪毙了。
枪毙于省初的刑场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桥南的河滩上，许多人跑去看，我还去看过，因此至今我记得非常扎实。此外，我的同学的父、兄还有很多被杀、被判刑的。当时我想，潍坊刚一解放时，共产党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并且一再宣传，共产党绝不实行报复政策，那为什么一下杀、抓这么多人呢？特别是于省初，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也没有杀，那么私放一个国民党将领就该被杀吗？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第一、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李传湘的父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李传湘跟我住同一条街，我经常到他家去，上学都一块去、放学一块回家。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那时他在一家姓李的资本家里当帐房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计师。“五反”时，怀疑姓李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可是又查不出什么来，于是就把李传湘的父亲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企图从李的父亲那里找到突破口。那时打“老虎”时就用了不少很残暴的手段，让跪砖头、站在高凳子上弯腰、皮带抽等手段。可李的父亲非常老实胆小，他又交待不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吓的上吊自杀了。李传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亲挣钱养活，父亲一死，这一家就象塌了天一样，生活无法维持了。不得已，李传湘高二没念完就退了学，到一家商店当了店员，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亲眼看到，当时被整的所谓“不法资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怀疑，为什么共产党总是一次一次的运动整人，这应该吗？
第二、当时学校里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融洽。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改名的共青团）在学校里发展团员，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整天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汇报别的同学的思想言论等等的同学才能入团，不象现在学校里那样（现在中学里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这无形中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一种隔阂。更有甚者，我们班里有个党员（“文革”后他全变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连老师都怕他。上课时如果有哪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不满的话，他就偷偷记下来，向学校党支部汇报（这可能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张连锷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就有一支手枪，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去了西南联大，他还保留着这只手枪。张老师他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三青团员，但这人说话太随便。在他讲这些话时，那位党员同学正在偷偷的记。因为他正坐在我的后排，被我一回头看见了。我对这些事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我觉得这跟国民党时期，利用一些特务学生盯进步学生的梢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我喜欢理科，尤其喜欢数学，成绩非常突出。初中毕业时，我是全潍坊市唯一一个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就进入高中的学生。实际上我在念初中时就自学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数学的内容，上高中时我又自学了不少大学数学的内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解放后，为了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学校三天两头组织一些宣传活动，我不参加，我觉得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浪费我的时间。团支部叫我写入团申请书，我也不写。我说，入了团以后整天开会，耽误学习。因此我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五四年高中毕业时，学校选拔留苏预备生，选拔上以后先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直接送到苏联各大学去学习。我非常希望能被选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个第二名的成绩比我差一大截。可是最后选了六名同学，没有我，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在学校最有威信的化学老师郑忻亭老先生告诉我：“好几位老师推荐过你，因为你平时不靠拢组织，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学校党支部没有同意。”为了这件事我找过黄道源校长。黄道源校长本来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老校长，他对学习好的学生很器重，可是因为上级在选拔留苏预备生问题上有严格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他也不敢违背。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但选拔留苏预备生，除了学习好这一个条件外，还有其它条件。学习好这个条件你当然够了，但其它条件你都不够，不过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国内大学学习将来也一样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愿意，学校可以保送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哈工大的教师百分之七十是苏联专家”。我说：“不用了！我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在国内我想考哪个大学都能考上！”
学校最后公布的六名留苏预备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军烈属子弟或平时政治思想表现特别进步的同学。这件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认为伤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后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就只填了一个大学一个系，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其余的志愿，包括是否服从分配，让我全都划掉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共产党是在排除异己，只培养自己的人。从此种下了对共产党的一种不满情绪。
第四、进入北大以后，我感到北大的“左”的气氛比在中学里还严重，整天讲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么呢？难道一个人想通过自我奋斗成名成家不对吗？难道只要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允许人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只能作应声虫，这样才对？我觉得不对。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级说什么，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当时在北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团员与一般同学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正如后来沈泽宜和张元勋在“是时候了！”那首有名的号角诗里写的那样，人们之间存在这一种“藩篱”，好象有一堵墙隔在人们中间，彼此之间不能坦率地交谈。
第五、进入北大第一年，我的“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严重，因此学习也比较努力。但慢慢地我了解到，毕业后凡是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主要是去苏联）或被分配到科学院、名牌大学工作的并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现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点心灰意冷。
第六、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学校里搞的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本班的孙乾同学，家住辽宁省抚顺市，因为说了当年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时候强奸中国妇女，结果被批斗，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反右期间翻老帐，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的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
第七、五六年发生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当时中国政府虽然矢口否认这个“秘密报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几百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流传开来。我突然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阅览室看见任大熊老师在看一张英国的“工人日报”，我凑过去一看，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看懂，于是我也借来看（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任大熊、陶懋颀和我还一起翻译了这个报告，想在“广场”上发表。反右后期，“广场”被迫停刊，未发表成）。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
过去我是不关心政治的，报纸从来不看，一心埋头读书，梦想“成名成家”，可现在突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纸天天看，而且看了后自己琢磨。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都是真话。十月份又发生了波兰的“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中国政府为苏联的出兵叫好。这时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觉得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终没有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始终认为，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就这一点来说，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一个进步。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为苏联和中国过去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过去除了在课堂上学的“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以外，我几乎没看过任何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书，因此我当时的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幼稚的。可是正是这些想法和认识，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
另外，我小时候很爱看《水浒传》之类的旧小说，从小就有爱打抱不平的思想。上高中后我读了俄国大作家托尔斯太、屠格涅夫、托斯托也夫等人的著作，读了法国大作家雨果、福楼拜尔、左拉、大仲马、巴尔扎克和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等人作品。这些文学巨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我的感染很深。也许这就是孙老师所说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实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隐瞒半点什么，我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我彻底暴露给世人看。
陈奉孝
一九九八年十月

六、博绳武

1939.11.12日生，北京人，蒙古族，当时是物理系一年级学生。
他参加了“百花学社”，当时也没什么言论，却被划成了“极右派”，先是留校查看处分，文革当中，又被劳动教养两年。
他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可能还是所有右派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出生于1939年11月12日，在他被划为右派的时候，还不到18岁，还不是成年人。
下面是他对自己成为右派的自述。
书瑶学兄：
邮件收到，您所提出的“课题”，我从没敢多想过，研究“人”总不像自然科学那么单纯，想想自己都感到茫然，家庭、学校、朋友、见过的许多希奇古怪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看过的书，……，都对自己有影响，孰重孰轻错综复杂，想缕出个头绪来，好像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是蒙古族人，成吉思汗的后代，祖先随满清入关来到北京，在清朝代代为官，辛亥革命后没落，我就生在这样一个“前清遗老遗少”的没落家庭里。听老人说；我的祖父在清朝是个好官、清官、有正义感的官，在清朝末期，“闹义和团”的年代，起初清政府支持义和团打洋人，后来清政府失败，又与洋人定了不平等条约，反手又捉拿杀害义和团，当时我祖父在山西大同府做知府，就是因为抗拒朝庭，没有捉拿“义和团”而被罢官为民的，罢官后回到北京买了所小宅院闲居下来（后来也因祸得福，在“辛亥革命”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的两个伯父没有上过新学，民国以后没有干过什么工作，吃老本，是地道的“前清遗老遗少”，我的一个姑姑工诗词、喜国画，当时小有名气。我的父亲最小，民国后上的新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因参与“五四”学运而被当时政府通缉，无奈和几个同学流亡日本，在日本工作多年，抗战时在日东京(帝国)大学，任客座教授。
我生在北京，三岁时因父母长期异地生活而离婚，我被送往日本东京。幼稚园和小学低年级是在日本东京华人学校上的，(当国人正在如火如荼抗日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日本人民良好的道德风尚、日本女人的善良、日本大学生在大街上的反战游行、被美国飞机炸成片片焦土的东京和日本人民的苦难。后来我明白了,憎恨的不应该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应该是战争本身和鼓吹、发动战争的人。)直到二战后1947才又回到北京，我父亲一直做教师。 回国后就读于育英小学；这是一所当时号称“贵族学校”的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每周有四节“圣经”课，我又是个“住校生”，管理我们生活的老师都是修女，她们善良温柔的形象，至今也还是挥之不去回忆，我们的课余经常是到公理会教堂里去玩。我有两个比我大近三十岁的叔伯姐姐，她们都是协和医院的大夫，协和医院也属于公理会，每逢圣诞节等重要教会活动，她们都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去参加，活动中还会遇到不少打扮的同样漂亮的小同学，当时好不风光。……(这也是一段我和耶稣教有点渊源的小插曲)。
初中也是在育英中学(后来改为北京二十五中)上的；虽已是“解放”后，赤化教育深入方方面面，但“育英”的教会学校、贵族学校遗风，一时还是不好清除，思想自由活跃，课外话动丰富多彩；足、篮球校队，育(英)贝(满)合唱团，育贝话剧团…在学校系统都是名列前茅的。航模舰模活动与北京十三中(原辅仁附中)互争伯仲。(后来得知；在“反右”中该校教师队伍中“划右”者居多，尤其是历史和语文教研室，基本上是全军覆没，“划右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有人说这也创造了一个“全国之最”，我初中的校友“划右”的比例也远远高出一般，如果说“育英”是“右派”的摇篮也非为不可)。髙中是在北京一中读的。这所学校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北京校史最长的学校之一，“解放前”与河北北京中学相同，学生中以北方各省地主子弟、老式家庭子弟居多，校风和育英中学迥异。“解放后”旧北京一中那种封建古板的思想，容易被“共产主义”说教所取代。在同学们还沉浸在“被解放”的喜悦中、还在风风火火争当“驯服工具”的时候，我已经感到精神的压抑了。我没有“争取”入过“团”和“党”，其实当时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是不愿再给自己多找些“束缚”而已。
一九五六年考入北大物理系。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宣布划为右派。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言论，就我当时的水平；一个理科的书呆子也提不出什么言论来，只是因为参加了“百花学社”就划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以上是我“划右”前的简历，下面我也就您提出的问题写些支离破碎的想法。
1：儿时我是个地道的“淘气包”，思想的形成总比生理年龄还滞后许多。 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学龄前总是要背诵许多诗词之类的东西，这也许对记忆力起点促进作用，对思想的形成怕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背诵些诗文也只能在人前卖弄卖弄，长辈们哈哈一笑，自己也髙兴，或许还能得一点奖励，其实什么也不懂。比如诗经关鸠篇，小小年记哪里会懂得什么叫淑女，什么叫好逑,更不会理解“钟鼓乐之”的美处了。如果说人到成年总会理解什么是男欢女爱，到了年龄就会理解“关鸠”的话，那么一个人不经过许多的悲欢离合，就是看到“床前明月光”也不会想到“低头思故乡”吧。其实有些脍炙人口的小诗，也並非就那么好理解。
2：家庭对我的影响可能是较大的，家长们是孩子的第一任师表，无论是对我的敎导，还是他们自己的言谈话语，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形成了自己做人的准则。许多与现今社会不很适应的思想和行为，大部分还是形成于我这个较为特殊的家庭；例如；①：扶弱抗强的思想。②：我只有理性的尊敬，不懂得对某人某事崇拜。③：要讲诚信，要讲义气的思想。…等等。
3；上面谈到过我和耶稣教的一段接触，由于我不懂得崇拜所以不会信上什么上帝。不过耶稣教博爱、平等的思想内涵还是渗透到了思想当中，有了“博爱和平等”自然就衍生出了“民主和自由”。而后就变成了一生的宿求。(有人说耶稣教是共产党的大敌，也许是有些道理的)。
4；我是蒙古族人，是“少数民族”，记得小时候偶然翻开了陆放翁诗集，最后一首是他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原诗的旁边不知是谁和了一首“神武雄图万古空，车书岂但九州同。天兵南下临安日，未识如何告此翁。”看后还为此髙兴过呢。小学时读岳飞的“怒发冲冠…”就特别不服气；喝着人的血、吃着人的肉，还一边聊天一边笑，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画面，他们是人吗？对于毛泽东也是看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诗”句，才开始觉得他是个历史狂人的。后来学的历史知识多一些了，又有一段幼年在日本生活的经历，思前想后才明白了；一切“民族主义”的偏见都是错误的，原本各民族之间就没有隔阂，矛盾都是统治者挑起来的,矛盾中得益的永远是统治者，流血的、受难的永远是老百姓。凡是挑起矛盾发动战争的全是历史的罪人。
5；我童年时虽然住在北京，寒暑假可经常到农村亲朋家住些日子，一些希奇古怪的事可见过不少，扶乩、闹状克、东北跳大神儿、闹五大门等，可不是讲聊斋，是亲眼所见真有其事，有的还真有实物证据，使人不能不信。可这又和学校的说教相违背，后来在认知事务上；①：现在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务不能否认它的存在。②：任何“说敎”应先审视然后再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怀疑一切吧）。
6；关于读书(课外书)我就再普通不过了; 学龄前是些“画书”或者是“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小学认识奌字了，就看些童话，好像“西游记”也是在小学读完的；初中基本上是看中国的小说(除红楼梦外)；髙中读的基本是所谓的“世界名著”。读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广而不深。社会科学方面就只能说是孤陋寡闻了。喜欢诗词(不仅是唐诗宋词也包括海涅、拜伦、雪莱、莎士比亚…)，可所谓的“国学”；从三字经到先秦诸子、五经四书、龟文洛书、五行八卦…（除课本上有的）我倒是知之甚少了。
7；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约翰、克利斯朶夫”，也只有这一本“小说”好像与自己的灵魂产生了共鸣；那是上髙中二年级的时候，从图书馆信手借来了这套书，翻了几页就“如获至宝”，日以继夜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还书的那天，放学回家路上就到书店买了一套，当时在我的书架上是唯一的一套“小说”。好像沒过多久社会上就掀起了批判这本书的风潮，说他是宣扬各人英雄主义，说他毒害了青少年等等，当然对这些“批判”我从来不放在心上。至于一本书对一个人能有多大影响，我到不以为然，这本书之所以能与我产生共鸣，是因为我本身就有了与这本书产生共鸣的“基因”，这“基因”是家庭、学校、亲友、以及读过的几百上千套书铸就的，就是不看这本书，这个“基因”也早就存在了，当然影响也是有的，就像给花儿上些肥料一样，起个助长的作用。
就先到这儿吧，仅供参考，我自己看着都够杂乱无章的，还有什么问题，请您提的具体点，以便于回答。
划右后我的处理是“学生三类”“留校查看、继续学习”。后来我见到凡戴着“右派帽子”毕了业的同学都给发到大西北劳动去了，我就设法迁回了户口，逃离出学校。即然入了另册，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忍气吞声、打点零工混口饭吃。“文革”开始我又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然后抄了家“扫地出门”，扫到了劳改队(劳敎两年)。我的老人也都在“文革”中由我連累冻饿惨死了，自此我没有了家。在茶淀农场劳教两年，解除后我已无家可归，只得留在劳改队“就业”(就业就是无期徒刑)，六九年十月转到山西王庄煤矿，由于一贯不“认罪”，“右派帽子”一直戴到七九年“落实政策”。

七、孙传仪

1936年生，北京人，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劳动教养。
1953年在北京河北高中曾参与学潮，被认为是组织者，在“五一九运动”中，写了几张大字报，质疑政治课设置与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积极参加了《广场》的印刷与发行。极右派，被劳动教养四年，后又被发配到新疆。
书瑶兄：犹豫了几天才写这封信，原因是我不想进入仁兄的文章之中，在当年北大右派百花园中，我只是小草一棵而已，既然无言而来，很想无闻而去。但为了抢救五一九运动这段历史，作为运动的参与者，还是应当贡献点资料。
现将我的情况简要介绍于下：我在52年考入北京河北高中，这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一所学校，53年当局决定将学校升格为师专，并要求学生都“自愿”转入师专，这自然遭到学生们的抵制，并以某种形式的活动进行抗议，迫使校方作了让步。校方认定我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于是在我的档案中记了一笔（至今也不知记的是什么，也不想知道），由于54年高考的政审不太严格，我这并不安分的刁民便混进了北大。到了55年“肃反”时，我便以暗藏的反革命身份，遭到班内的批斗。后虽以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但却埋下了祸根。
对于“五一九”，我的看法是，那只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萌芽，多数还只是以臣民进谏的形式，上书朝廷，类似于“公车上书”，真正争民主、自由的文章并不多。若无外界干扰，或许可以形成与“五四”媲美的一场运动。
我当时可没有这么多想法，只感觉这应是一次争取自由权利的机会，当局即使不能全部答应学生们的要求，起码也会做出一些让步（错误的引用了以前河北高中的学潮，校方做出了让步的经验）。
“五一九”来临之际，我对每张大字报都很感兴趣，其中王国乡的一张大字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具体内容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深深触动了我的“反动本性”，便和生物系、物理系的两位同学（都是高中同学）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对政治课的设置，以及教学管理等提出看法。由于大字报没有署名，追查时我便一人承担下来，使得生物系那位同学幸免于难。物理系的肇恒标则因还有其他活动而荣获“右派”称号。我个人还写过其他内容的大字报，如对苏联过度吹嘘罗蒙诺索夫的不满等，现在想来都无甚意义，自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是投入了《广场》的印刷与出版。
在《广场》的稿件和纸张被工厂扣押后，编辑部便决定自己油印出版，整项工作是由陈奉孝负责，生物系的徐锦堂同学（事后当然难逃一劫）负责刻蜡纸，我负责油印，油印机是我从化学系李世荣同学（他也为此荣获右派称号）的家里借来的。
和陈奉孝同案被捕的赵青也是我高中同学，他和陈等人试图成立个组织，将运动中志同道合的人物集合起来。赵曾找我约谈，试图邀我加入。因此我最后的罪名便是“广场集团骨干、实干派，陈奉孝反革命小组织发展对象”，在批判会上又重提“肃反”时的老账。最后于58年2月15日（阴历除夕），押往半步桥看守所，后又发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在那里结识了王存心。61年中苏交恶，政治犯内迁，我便又来到清河农场，先在三分厂，在那里结识了黄继忠，后又转到582。66年与仁兄（指王书瑶）同车被押送新疆。79年调入农二师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至96年退休，退休至今一直在巴州电大等校上课，主要讲授计算机数学等课程。其间于2000年受张景中之邀赴广州、珠海两地，参与其教育软件的开发工作。
纵观一生实在没有什么可资记载的事，我们54级的同学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册《五十年情怀》，其中每人一页，除简历、照片外要求每个人发表一段“想说的话”，我“想说的话”是：“几年校园生活，深受北大传统熏染，在膜拜“赛先生”的同时也结识了“德先生”。回首往事，在追求两位先生的洪流中虽无收获，但确实耕耘过。我为自己的付出而自豪，也为自己默默无闻的平凡一生感到慰藉。”这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想说：“我为自己还活着，感到慰藉”。
在文化传承方面，童年时在祖父的督导下读了《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等启蒙作品，对《幼学》中的“朋友宾主”、“人事”等卷的内容至今记忆深刻。

八、王书瑶

1936年生，辽宁沈阳人，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劳动教养。
唯一的作品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拒不承认错误，极右派，劳动教养四年，后又被发配到新疆。
（自述）还是在反右初期，我的女友就曾问过我，平时我们在一起，也看不出，你怎么会写那份东西？我想了一阵子，说，“你去看看《东周列国志》。”
1、家庭的影响
我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不得不卖报卖冰棍帮助维持家里的生活，过早地接触了社会。比起父母双全、生活安适的儿童来，不论心理还是思想意识都有所不同。我的哥哥比我大13岁，我懂事的时候，他便终日在外工作，对我的成长几乎没有影响。但是，艰难的生活对我却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使我过早地成熟。在卖报的时候，在卖冰棍的时候，都使我过早地接触了社会。在卖报的时候，我在沈阳街头到处转悠，看到过很多我那个年纪不应该看到的社会的复杂的现象。富有的花天酒地，贫困的忍饥挨饿，流氓小偷到处都是。
2、小学一次驱逐教师的行动，对我终生都有影响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逃难到青岛，－－尽管已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期，但是学校对教育还是很认真的。非常认真，在各方面都很认真，较之沈阳，真是另一个天地，所以南方的教学质量就是高些。中间新来了一位数学老师，教得不好，我们都听不懂，与整个学校的教学要求相差太多，于是，在班长的带领下，班里几个学习较好的学生就在放学之后开会，讨论这件事。我们说这个老师教得不好，总要举出哪些地方讲得不好才行。开到第三天，学校知道了，立时就调走了那个老师，新换了一个。
我不想美化国民党。可是，尊重学生的合理要求，在那个学校那时就是做到了。
现在我知道，这叫维护自己的受教育的权利，维护要有一个合格的教师的权利。对这件事情，我终生难忘，也一直影响我的生活。
上中学之后，－－那已是解放后了，－－也有一个老师，教历史的，教得也不好，我也想如法炮制，通过开会或反映问题的办法换一个好的。结果是，我差一点受到学校的纪律处分。那个老师是个党员。这对我是一次打击。我觉得我的自尊心和自主的权利都受到了伤害。在自主性和维护个人的权利方面，新社会并不比旧社会好。一切都只能听上级的、听组织的、听党的。从这两件事的对比上，我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反对专制的念头。我不像从前那样活泼和自信。觉得在新社会受到压抑，由此而起。
不过，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这个老师讲得不好，换一个新的、讲得好的老师，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我们觉得受到了尊重，我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学习得会更加起劲。
3、难以适应新社会的思维方式
从初一的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开始突出出来，初二就当了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工作努力，作风也正派，但是我还不是团员。后来，一个是环境所使，一个是自己要求，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在申请书的最后一栏，是“你对团组织有什么希望和要求，”设这一栏的目的，是要入团者写些颂词，比如，“希望团组织加强对自己的教育”之类的好听的话，不料，我对入团要求并不太积极，因为据我看到的一些团员，表现得并不那么好，与他们为伍我觉得并不太光荣，于是我反而写了：“希望团组织加强对另一些团员的教育，使他们真正能起表率作用。”由于这一条，第一次团总支讨论的时候就没有通过。组织上找我谈话，说还要继续努力，没有明说是我表现的“骄傲情绪”，可是我心里明白。爱批不批，我还不提了呢。我好我自己带着，不入团也照样好。
过了两个月，又批下来了，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接着就是支部改选，我以全票当选为支部书记，也是笑话。这次总支又没批准，原因是，一个刚刚入团的团员，怎么能当书记？
我不能适应共产党的思维方式的最重要之点是：共产党认为一切都应该“听党的话”，我不能认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所谓党的想法，也不过是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的想法，可是他或他们的想法却不一定比我高明，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他们的？
有了这个分歧，命里注定，我在这个社会中，不会有太好的日子过。
第三次是毕业时去向问题（第一次是换老师，第二次是入团）。
当时认为最好的毕业去向是留学苏联，我也报了留学苏联。但是在填写社会关系时，我却画蛇添足，把我一个多年不见的舅舅填了进去，他在南方当过国民党的警察，我却说他有反革命嫌疑，自找苦吃，结果落选，我很不满意。名额给了另外两个党员，后来一个也没考上。我两个月掉了10 斤份量，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差堪自慰。
但是，这些事情只是使我觉得不舒服，并不促使我反对什么，受压抑的意识是朦胧的，生活中还有另外的光明的一面。而且，这些问题同“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也没有直接关系，真正有的，是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
4、人本主义
我从小就很爱读书，有什么看什么。当时家里只有两部书：一部是《绘图绣像东周列国志》，冯梦龙著，蔡元放点评；一部是《封神演义》。小小年纪，我却对《列国志》有浓厚的兴趣。对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相互杀伐，而是其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在这部书里有最深刻的实例说明。像“水亦载舟，水亦复舟”，“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样的思想，在以后的历史学习中，都得到了证明。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由于受蔡元放点评的影响，我最景仰的并不是管仲、乐毅，而是赵衰、狐偃（“五霸”当中武功最盛的晋文公的两个最重要谋臣）。特别是赵衰，他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是“仁义”，而且满腹经纶。在中学，有一次，我在一篇给校黑板报的稿子中，用了“衰偃”的笔名，一个老师，大概是根本就没读过《东周列国志》，自然也不明白我的意思，觉得“衰”字不好，就批评这个笔名。我不理会这些，没有人知道我的真意，也没有人知道这稿子是我写的。
“列国志”一书，贯穿的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似乎比孔子更早些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孔子讲“仁政”，但“克己复礼是为仁”，而“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专制主义。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是最为哙灸人口的名言。顔斶说“ 斶前为趋势、王前为趋士，”更是令知识分子提气的千古名句。
我不喜欢孔子的“君君、臣臣”，我喜欢孟子的“民为贵”。也就是，从小我就是个“民主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后来读苏轼的“范增论”，其中说到，范增应该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项羽，因为其时“君臣之分未定也。”我不喜欢这个“君臣之分”。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完全自由的，为什么世间要有这个“君臣之分”？
“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可是这个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却还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现在不叫“君臣之分”，叫“领袖与群众”、叫“下级服从上级”、叫“个人服从组织”。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有德者居之”。
我不喜欢“趋势”，我只喜欢“趋士”。
民主主义加自由主义。
就是说，我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它与西方的民主主义不同。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我都没读过，据顾准研究，西方的民主主义来自城邦中的小市民。说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并不准确，我的“右”来自中国的民主主义传统，所以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
我所要求的，是所有各个阶级、所有的民众，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岂止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才有这种权利？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人，不论阶级地位与出身，在社会中都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大家都是完全平等的。我看重的是所有的人，一切人，每一个人，所有各个阶级中的人。并非仅仅是“民”，因为有“民”，就有“官”，就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社会管理者不应该专属一个阶级，不应该有人生来就处在管理别人的地位，有人生来就处在被管理者的地位。选上了就是总统，选不上就还是百姓，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人本主义”者，也不是“民本主义”者。
自然，这里所说，很多都是我后来才明确的，当时也只是有这种模糊的意识，而不是已有这样明白地认识。

（三）编后小记

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本书决定人的一生”，主要关注的是文化思想对人的思想意识形成的影响，在看了陈奉孝和博绳武的自述之后，认识有了变化：决定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不仅是文化传承，还有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标题也就增加了“意识形成”。
我还对他二人的坦诚与求实非常感动，说实在的，他二人所述，不但在当时，就是以现在的意识形态看来，也是犯忌讳的。
陈奉孝的“反叛”思想，多半来自于“解放”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滥捕滥杀，对于他看到的同学与邻里长辈的“被肃”，深恶痛绝，因而对党的领导的权威性产生了抵制，因而在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之后，立即就有了反应。不论从当时，还是现在，他的这种思想，都可以被视为“阶级敌人”，对那些被“肃”的人，我们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加以甄别，孰是孰非，但是，奉孝兄却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这是他的勇气。
我钦佩他的勇气。
绳武兄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
我幼时也读岳飞的《满江红》，气壮山河，对“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对其中蕴含的民族仇恨，从来都没有过怀疑。汉族可以把其他少数民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却不能容忍其他民族对自己的统治。
说到“自古以来”，那么，以大汉朝为“古”，汉武帝时的疆界，仅限于黄河长江流域，后来张骞“通西域”，才同西域有了交往，真正纳入版图，大约是在唐代。纳入版图之后，就是西域的少数民族，不再独立，是在汉族的统治之下了。
汉族统治其他少数民族，在汉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是“天朝上国”，而且，汉人还经常用侮辱性的语言称呼其他少数民族；但是，对其他少数民族统治汉人，则是民族的大耻，是“亡国灭种”，是不能容忍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族占多数的中原地区，在历史上，有两个一次，两个次半为少数民族所统治：一次是蒙古人统治了中国，建立了元朝；一次是满族人统治了中国，建立了清朝；另外的两个半次，一次是在东晋时期，处于北方的半个中国，都为鲜卑等少数民族所统治；另一次则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为沙陀氏等少数民族所统治。最严重的当然是元与清的建立。
对“外族”的入侵，反应最激烈的是“士人”阶层，对外族的统治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如果政权不是太暴虐，老百姓倒是安于现状，只要日子过得较前朝为好，基本是接受的，比如对清朝，“反清复明”，基本上得不到居民的支持。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世界的政治版图自古以来都是在不断变动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应该接受的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反对的？什么情况下是民族气节，什么时候又是应该顺应时势？我现在以为，不论是先进还是落后，通过和平方式的变化，是应该接受的；通过战争与暴力的手段，是不能接受的。美国现在的一大片领土，是从法国人手中买来的；阿拉斯加是从俄国人手中买来的，就是可以接受的。使用暴力征服其他民族，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军队，以莫须有的罪名侵入主权国家伊拉克是不能接受的，更不要说以战争手段改变版图。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据我所知，从来都没有使用过武力。现在出了很多问题，是党国缺乏对藏族宗教信仰的尊重。
不过，中共政权，就是对汉人，也同样不曾尊重过他们的人权。
回到岳飞的“满江红”，它表现的是汉民族的传统的极端仇恨情结，说它是汉民族的“劣根性”并不过分。除了岳飞的说法，还有就是“食其肉，寝其皮”的极端的复仇情绪。更有甚者，把人头砍下不算，还要把它剐空了，涂上漆，当作夜壶用（就不怕夫人夜里害怕）。还有更甚者，人死了都不放过，“鞭尸三百，泄吾心头之恨”；还有什么“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充斥在在各种武侠小中，只有张无忌喊出了“我不要报仇，我要我的父母”。
当然，这种报复情结，也不仅是汉人，满人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是报复；日本人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也是报复。
这就不仅是汉文化的耻辱，也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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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向“派友”征询这一主题之后，就得到这些反馈，也就编辑到这里，如果还有新材料提供给我，就再编辑下去，如果没有了，就至此为止。
“五四运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民主运动，对这些运动的主将，历史上有许多研究和资料；但是，对爱国运动，我仅知道是以许德珩为首的一些学生，其他就没有历史材料留下。我组织这个活动，是为了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保存一些资料，同时提供一些文化影响与意识形成的资料，供有兴趣的人参考，没有什么结论。

2008-4-12

转自 王书遥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