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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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亲历者政治认知的演变过程——一个造反派领袖在文革十年中间的政治实践与认识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
　　
老田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另类的政治事件，一般而言，政治大事件往往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与普通人无关。但文革不同，许多普通人都深度参加进去了，并且难于抽身出来，这就留下普通人与政治大事件相互关联的十年政治实践和记忆。老杨的文革回忆录《奉献》，就是这样一份讲述深度参与文革而且长期无法脱身出来的故事。在全国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中，武汉最为特殊的情况是有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总部，绝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大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第一号勤务员就是老杨。这个当年“革命小将”已经垂垂老矣，把经历和认识包括挫折用文字留给后人，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官方文革史对于造反派的描述往往极度简化，留给人们很不真实的图画，不能帮助人们把握那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对于造反派的叙述，最著名一种是所谓的“野心说”：根据这种说法，造反派之所以参加文革造反运动，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治权力；在这种叙述的逻辑中间，造反派符合“经济人假设”，他们对于政治权力的渴求是驱使其行动的唯一解释，各种造反行为也好大批判舆论也好，都唯一地从权力追逐的角度给予唯一解释。那种“脸谱化”的解释，在主流和官方文革史叙事中间占据了垄断地位，很多年来一直有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意，而那些不满意的人，现在有必要读一读老杨的回忆录，在这份回忆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老杨是如何认识并参与文革这场政治博弈的，还可以看到他对各种人群是如何做出反应的。
　　
　　从时间顺序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老杨政治认识的演变。在文革前，杨最关键的政治认识是对当权派的想象以及对新制度的拥护态度。文革初期，当权派和基层政治积极分子合作“整人”时，老杨新形成的政治认识是干部与文件要求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产生了要对上述人群的“运动模式”提意见要求纠偏的想法。而拥有政治优势的强势群体，不仅拒绝听取他的不同意见，还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和排斥异己，逼迫老杨形成了新的认识，并在当时报章舆论的鼓励下采取造反行动，这样，文革期间当权派和造反派的政治对立和博弈就开始了。由于当权派的经验和组织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这就敦促老杨寻求来自中央和群众两个方面的支持。显然，最现实的、最易于进入人们头脑和视线的支持力量是上级政府和高官，老杨开始了一个逐级寻找支持力量和政治正义的过程，一直找到北京去了。文革采取群众组织的方式来进行，老杨在北京获得支持之后，回校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作为依托，1966年秋天造反派开始在民间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
　　
　　老杨最初对干部是迷信的，四清和文革初期则看到干部违反政策而产生不满，等到当权派有组织地打压时奋起造反，由此认识到组织群众力量的重要性，在当权派进行武力围剿期间，再进而意识到要团结对立面，在经过这三个“大的步骤”之后，政治认识有一个升华。从老杨的政治认识演变看，成熟的政治策略、团结多数和宽容异己的胸怀，是在被强势对手驱逐到一个不得不挣扎着求出路的恶劣态势之下、从实际力量对比的劣势中间才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一、文革前的政治认识——老杨对新制度和官员群体的感受
　　
　　从老杨的追溯回忆中，可以发现他文革前对政治的认知，几乎完全局限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干部群体的良好印象，二是对新制度的由衷拥护。他对干部群体的深刻信任程度，决定了他文革早期的系列行动逻辑。
　　
　　奠定老杨最初政治认识的，是家乡的“区文教助理员”。因为没有考上最靠近家乡的小学，老杨小时候得背着干粮走几十里路去上小学，某次他上学时被区文教助理员看见了，这位助理就迅速介入此事，安排他进入最近的小学。一个共产党干部关心农民孩子的上学远近，这件事成为老杨判断共产党干部群体的关键依据。老杨中学毕业直接进了武汉的大学，人生经历相对单纯，与干部的交往也很少，直到他参与四清、文革群众运动时为止，他对于干部的认识和新中国政治的想象，主要还是建立在对文教助理员的理解上。
　　
　　除了盲目相信干部之外，老杨政治认知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高度赞成社会主义新制度也是老杨政治认识的主要方面。1966年5月，报章上大力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老杨作为党员也很积极地起来响应。当时报纸批判吴晗邓拓等人反对社会主义，所以，老杨根据自己的认识，认为需要说明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必需的，邓拓吴晗他们为什么不对，他在实习基地把全部实习同学组织起来，设计了一套“文化大革命”程序，目的是帮助大家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先是开大会作报告动员，然后是忆苦思甜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大家都谈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过他本人设计了的运动程序，在半个月之内就把全部文化大革命搞完了。我们今天回顾老杨所设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程序，大体服从“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叙事逻辑，肯定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系列社会变革，把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与大多数人经济和政治地位提高结合起来看待，并以此去肯定新制度。换句话说，老杨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认识，与阶级利益的重新分配相一致，这当然是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后的宣传保持了一致——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在于提升多数人的利益。他自己在大会上做“忆苦思甜”，叙述了自己回忆了解放前的遭遇——富人根本不拿穷人当人。
　　
　　很多人说造反派就是“右派翻天”，要赶共产党下台，自己上去替代已经彻底腐朽的共产党干部，也许造反派中间真有这样的人，但肯定是一小撮，老杨反复声称自己不是那样的，他所认识的身边的人也不是那样子。
　　
　　老杨这种对于政治的认识，在造反派中间很有代表性，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对于新政权和新制度的认识中间，以一种“忆苦思甜”的态度来看待新制度。那些主流文革叙事中间，说造反派有野心，要把老干部全部都打倒，这是不准确的，高估了文革前夕的社会矛盾，同时也高估了干部群体不得人心的程度。
　　
　　二、干部的堕落与造反的必要性
　　
　　政治和制度总是要由人来运作的，在一个公有制社会，干部群体显然是政治和制度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理解和评价政治和制度的代表性群体。如果行政系统的干部一切都打理得好好的，普通人参与政治、关心政治的必要性就很小了，造反也好，参与政治也好，其必须程度始终是与干部的不称职程度紧密相关的。
　　
　　参加四清是老杨对干部认识加深的重要契机。1964年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都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老杨也于1964年冬天成为一名四清工作队员，正是在农村他看到了干部群体的黑暗面：不仅有困难时期的占和贪，还有些生产小队干部竟然跟地主订立攻守同盟预备变天之后得到保护；他还亲眼看到公社干部的机会主义策略，自己不愿意出面纠正错误做法，放弃领导责任，把大学生推到第一线去“得罪人”。文革初期，老杨正处于毕业实习阶段，他看到实习所在的国测三分局的官员，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不受触及，完全背弃中央文件精神，先是在单位内让批判北京的“三家村”，根本不涉及本单位的缺点和问题；在受到“转移运动方向”的批评之后，又号召把批评矛头对准一切人，从而故意把运动引向岔道。
　　
　　四清期间老杨亲眼看到有些干部在破坏中央政策，而在文革初期，老杨亲眼看到工作组和下面的“积极分子”结成伙，破坏政策到了颠倒是非黑白的地步——不仅没有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政策规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而是矛头向下在群众和学生之间找坏人。老杨怀着朴素的政治信念，看到中央政策没有得到落实，起而督促那些破坏政策的干部，因为那些人不听老杨的意见，所以为了让那些人改正错误，老杨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那些人的上级组织和大干部，试图解决政策执行方面的明显偏差。就这样，老杨先是去找学校工作队的队长，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就继续找到湖北省委去，还是不能解决，最后一直找到北京去了。这个经历和由此产生对干部群体的失望，是老杨政治认识的转捩点：他放弃了对干部群体的盲目相信，老杨之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对干部群体的消极判断是至为关键的。
　　
　　作为一个共同点：造反派对当权派的认识程度和不信任程度是逐步上升的，造反的要求是跟着对干部的不同看法而提出来的。按照老杨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些人，出身贫寒，读书上学都是共产党给的，对于共产党政权都是衷心拥护的，中央政策在下面没有执行好，都认为是自己的损失，很贴心地跟着共产党办事，造反是被那些当权派硬打出来的。”
　　
　　初期各级当权派组成的工作队动员“左派队伍”，去批判无辜的学生和教师，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激起了广泛的义愤，很多造反派就是从这里拍案而起并“冲杀出来”的。工作队动员积极分子整一般的群众，这不仅违反了政策，而且也严重背离了普通人所尊崇的道义标准。文革期间造反派始终采取两种重要策略：一是向上寻求中央的支持和肯定，据以实现“高层与底层的合流”以对付当权派，一是向群众呼吁并揭露当权派种种败德行为以动员群众舆论同情。造反派的策略和选择空间，都是由当权派的不得人心做法决定的。
　　
　　从老杨文革初的行动看，他对于共产党干部群体有着很强的盲目信任感，难于突破，因此他未加深思地相信：政策就应该由干部来执行，而且也肯定能够找到愿意执行政策的干部。所以，他并未把自己作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去考虑，而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旁观者地位上，把自己作为干部执行政策的正确信息来源，为了让干部群体恢复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到处找上级部门反映情况。而保守派反过来，认为党的领导就体现为具体领导，不相信政策有什么权威和必要，只知道紧跟干部就好，因此，中央的政策和民众的道义认知，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当然，这种倾向来源于干部群体的鼓励，早在文革之前，共产党干部群体中间，也已形成一种“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的潜规则，到了四清和文革初期，这一潜规则已经被成功地扩散到不属于干部的积极分子群体中间了。这些潜规则之所以能够施行还能够推广，关键就在于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他们利用权力确立分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规则，以一种资本家雇佣工人劳动的方式，去吸收“动力”来体现自己的意志。《十六条》规定要用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方式来选拔积极分子，老杨在班上得票最多，结果选举两次被作废。当权派为了选出自己可心的人，不厌其烦举行第三次投票，再加上背后的说服工作，才选出自己满意的人选。这些人如何执行政策，在执行政策之间如何强硬地体现自己的意志，都给老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各级当权派中间，许多人是公开支持在学生中间打反革命的，这就给很多青年学生以很大的压力。老杨去北京之后，“在地质学院看到东方红的一张大字报，有50人在上面签名，有人先签名然后又抹去了。”
　　
　　即便是看到了干部在执行政策上的机会主义态度，从而产生了对干部的不信任情绪，但是这种不信任是不彻底的。作为一个单纯的学生，仍然低估了某些当权派捍卫自身权力地位的意志和能力，许多造反派跟老杨一样，极大地低估了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成本和代价，这是很多群众轻率地走入文革的认识基础。在老杨“扯旗造反”的早期，曾有五个记者来访问他：问他怕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他们凭什么打？四十年后，他自己回顾说，确实是自己低估了政治风险，要打你反革命还不是就打了，根本就无需什么证据。这显然从属于“盲目信任干部”的另一个方面。
　　
　　像老杨那样低估政治风险，在文革初期很多青年人中间恐怕不在少数。要是大家一开始就如此清晰地看清楚不利的力量对比，知道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积极分子和坚定分子肯定要少很多，这肯定会极大地削弱运动的规模和声势。
　　
　　造反派跟保守派的根本区别在于：造反派认定文革前夕的政治是不正常的，是需要修理和恢复的；而保守派则把文革和群众运动视为一种反常，干部控制一切是为正常，造反被视为一种对于正常秩序和政治利益分配格局的非正式调整，而他们自己则有可能在调整后受损害。正是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指斥造反派有野心，是破坏秩序。
　　
　　和保守派对于政治的认识相比，造反派始终认为干部是不好的，需要进行批评和教育，需要在自我批评之后提高，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政治公开化要求。而保守派大体上认为这些批判是无事生非，是阴谋和野心，是右派翻天。在整个文革期间，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巨大分歧，始终集中于如何看待干部队伍违反政策问题的性质，保守派视为正常或者看作是偶尔的无心之失，造反派则认为体现了干部自私自利和违法乱纪，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纠偏。
　　
　　总体上看，到1967年一月夺权之前，造反派尚未觉得需要自己上去替代他们，老杨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更是落后，因为他已经是毕业班学生，老是想着回去搞自己的专业，1967年3月中旬他仍然对陈再道说：我是学测绘的，搞完了文化大革命我还是要回去拿绘图笔。从这里看到，老杨虽然见识了很多坏干部不执行政策，但是仍然没有要把自己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纠偏力量的认识。他没有思考干部队伍的情况，是否需要他本人这样的人充分加入到现实政治中间去，成为干部队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没有思考是否需要他自己这样的人或者力量，去担负起长期的政治纠偏任务，成为政治蜕化趋势中间的一个健康恢复机制来起作用。
　　
　　三、造反派力量的集结过程——寻找同志建立组织
　　
　　像老杨这样的人，从前毫无政治经验，也缺乏心理准备，完全属于不小心才陷入政治博弈中间去了。等到进入了政治博弈的局中，就充分地意识到对手的强大和没有力量的恐怖：“那个时候，受到大专兵的压制，感到孤立和无助，从内心里喊着要联合、要集中、要力量。我去各个大学看大字报，找同志，在少数派出来支持南下学生的过程中，各个学校的同学都相互认识了，都有共同的愿望，想要建立全市性的联合组织。中间牵线的是‘南下一小撮’，下面是各个学校的少数派，最早是在华工开过会，议论这个事情。我记得华工出面的是杨成江，后来二月逆流时期也是他来找我联络；邮电学院的张良栋，武汉大学的樊雪梅，水院是彭水木，武师是温平，武汉机械学院是刘光远、方保林，体院的胡昭英，华农的王修斌，水运的王明生，社教总团的薛承明（他们是刚刚分到湖北来的学生，还没有下去，也组织起来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中间，很多人都是曾经参加筹备司令部的老造反派。”
　　
　　人们永远总是到了面对强势群体的压制时，才最迫切地感到需要力量，需要组织起来。追求力量的均衡是政治博弈的开始，显然，老杨由此更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内涵，哪怕是舆论同情和道义支持，也是极端宝贵和值得争取的。即便是在二月逆流时期，老杨也始终牢记群众支持的重要性——“不能听任他们把群众隔开”，为此许多造反派头头宁愿牺牲“脸面”，老杨和他们的同志们组织了“二司头头请罪队”，用最低的低姿态，尽最大的可能增加与群众接触的机会，让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在当权派采取武力手段围剿造反派宣传据点时，一月夺权时期老杨原本看不惯那些“投机商”，这个时候他无比清晰地感到“要用毒草派的人”，从而把指挥职位都“主动和积极”地让与对方，现在，一切都要服从“团结”和“力量最大化”需要。据说毛泽东曾经告诉过胡耀邦：“搞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别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壮大自己和孤立对手，确属政治博弈的关键。老杨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造反派“陷”进去之后，在这方面想到了些什么，又做到了些什么？有这样一个规律：所有的造反派，其造反的胆子都是慢慢大起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对高官显爵采取蔑视态度。由于当权派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中央的政策，这些人没有真理同时也没有政治合法性，道义的丧失是形象自我矮化的起点。
　　
　　整个十年文革期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造反派对当权派采取攻势的唯一一个时期，老杨自述干了“十件事”，这都是对当权派采取攻势，是有意让当权派出乖丢丑的，让他们在群众舆论面前现眼。老杨的大事主要有：首先是成立了全市性的大中学生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以这个组织为依托，查封《湖北日报》，冲击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会场，强抢“黑材料”，召开对当权派的批判大会等等。
　　
　　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攻势，很快就终止了。一方面是“一月夺权”后内部的分裂和竞争，转移了造反派的注意力，第二个方面是“军委八条”出台之后造反派迅速受到当权派的镇压。“二月逆流”和“三月镇反”中间，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被强令解散，头头被抓进监狱，军队还向各个大专院校派出“军训团”加以控制，这个时候，造反派转入“为工总平反”的努力。1967年5月，当权派组织“百万雄师”这样一个以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组织，开始对造反派宣传据点进行武力围剿，许多造反派逃离武汉，留下来的人不得不转入被动防守的“抗暴阶段”。（1967年夏天，由人武部支持的百万雄师开始围剿造反派据点，这个组织从1967年5月16日成立，到7月24日最后一跳攻打武汉体育学院，在这个组织存在和活动的68天内，打了70多场武斗，杀死杀伤上千人之多。百万雄师自从成立开始，就基本上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一开始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以武斗的方式来搞武化大革命。成立之后在东湖宾馆开会，制定各种“扫平计划”，先从汉阳开始扫平，然后在汉口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去扫平，最后扫平武昌的各个大学。在2007年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头头的见面中间，百万雄师的一个头头承认自己是受人操纵的“皮影戏”，他们参加文革不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目的。）
　　
　　周总理后来总结说，北京的造反派中间学生组织比较突出，上海是工人组织比较好，武汉的学生与工人结合做得出色。这个说法是符合武汉文革运动实际情况的，武汉大中学校学生在“反二月逆流”斗争之间，冒着政治风险，甚至采取绝食等手段去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以达到“为工总翻案”的目的；而工人和市民对于学生的保护和支持，在“抗暴期间”也是非常突出的。
　　
　　每一种竞争性的利益分配，都构成一种组织分化的促进剂，在一月夺权期间，由于涉及到代表名额的竞争，造反派队伍分裂和相互攻讦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浪潮。分裂后两派的距离有远有近，最远的可能是重庆的“革联会”和“反到底”，革联会完全走到与军队干部一致的立场上，参与镇压反到底，大体上相当于武汉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而南京的两派对立处于中间状态，好派和屁派的对立中间，屁派还没有走到在军队支持下以武力驱逐好派的程度，这当然也是毛泽东给许世友打招呼的结果，至少许世友在南京没有采取最极端的“镇反”并抓人手段，所以也限制了分裂的距离和程度。
　　
　　每一次压力在作为队伍分化的促进剂的同时，也作为粘合剂起作用。军队介入文革并采取镇压措施，“二月逆流”把三字兵分离出去了。同时，原本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现在初步开窍了，从现实中间体会到“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老杨在“反逆流”斗争中间，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现在要依靠毒草派的人。正是从这里开始，他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要求团结对立面的眼光。
　　
　　古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在这个说法背后隐含了一个亘古未改的规则，政治利益的博弈具有“零和博弈”性质：一个人权力和地位的相对提升，就意味着竞争者地位和权力的下降。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的团结与分裂，具有周期性，大体而言，在遭遇强势对手压制时，大家都感到力量需要第一，由此产生团结愿望指导下的合作实践；在形势很好、对手的威胁隐而不显的时候，政治利益分配的“零和博弈”突出出来，竞争和分裂的选择迅速走上台面。而武汉两派的分裂，从开始阶段的疏远到反逆流期间的相互靠近，七二○之后大联合时期的相互竞争，到1969年反复旧运动则又走到了一起。在1967年年底进行各派“大联合”谈判期间，一个二司的造反派群众硬要跟着老杨进会场，目的是要监督老杨是否代表本派的利益。老杨回顾说：按照当时的气候，不争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对的。
　　
　　四、各色人等在“政治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老杨亲历十年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运动的几个起落，亲眼看到人们在政治压力、利益引诱方面的丰富表现。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自己妥协软弱还可以理解，但有些人还有“立功”心理，迎合人家去编织各种谎言来整人，例如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间，就有很多人自首，为了立功受奖，还不惜编造事实，让当权派拿着这些人的口供反过来整过去的同志和朋友。老杨至今认为那些编造事实的人是不可原谅的。
　　
　　很多大学生在百万雄师的武力围剿面前心怀恐惧，跑去上海、北京等地躲避，有些人告诉老杨：他们不是逃跑而是“战略撤退”。老杨心里有点瞧不起，要他们赶紧回武汉：人家搞武斗，就是要打垮你的组织力量，让中央找不到造反派组织，你们这一跑，正好遂了人家的心愿，逃跑就是逃跑，不要找各种借口，还说得冠冕堂皇。这算是一种“知识”的用法——善于找各种借口来美化自己，泯灭掉反省的自觉，自己给自己助长了各种“趋利避害”的机会主义选择。在后来造反派挨整中间，一些大学教师就很积极地用学识素养，去屈服于当权派的整人需要，那些知识人为老杨编织了很有创造性的罪名，把老杨的一些观点概括为“路线斗争循环论”、“阶级斗争演戏论”等等，这些都是有知识的分子编出来的，服务于那些军人老粗的需要。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预备使尽浑身解数去踹别人几脚，目的当然是为了有利于自己。
　　
　　除了在造反派内部寻找合作者之外，在文革的政治博弈中间，当权派利用党政系统，去动员和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文革初期当权派“调动工人农民反学生”就是各地当权派最常用的手法，在造反派组织起来之后，当权派拼命地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最后在武汉催生了一个武装基干民兵组织对造反派宣传据点进行围剿。在文革后期清算造反派阶段，当权派安排了历时半年的全省游斗，那些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组织很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让老农民上台揭发“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农民完全不知道五一六为何物，以一种完成工作任务的心态发言说，你那个五一六呀坏透了。老杨下台来跟押送人员说，你们搞的这个“路线斗争会”到底像不像“演戏”？
　　
　　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说，要“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这确实是当权派镇压群众的一大法宝。武汉造反派头头，就是被当权派隔离到北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间开整的，在底下，当权派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召开全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选拔了一个天门县的女代表在会上控诉造反派打人——一脚踢穿三层裤子。有人总结说，当权派在文革十年间贯彻始终的两大策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据说是林杰总结的当权派四大策略）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路线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造谣好得很。”当权派除了组织优势之外，还具有政治经验的优势。
　　
　　为了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那些具有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的当权派，就非常充分地运用其斗争经验。这些人自己很清楚，要找到证据去证实造反派是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实在困难，所以动用一切手段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口供”，就成为当权派最上心的事情，为此当权派确实挖空了心思并做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个造反派头头丁，就是被他的“动力”胡某，利用他对周总理的感情而突破的，让他“主动”坦白自己的“五一六罪行”的。为此，他们针对各个对象的不同情况，制定出“突破方案”，那些人认为老杨对毛主席还有点感情，所以想要利用这个逼迫他承认“五一六反革命罪名”，把这种“对毛主席的感情”也利用到逼供信中间。一个师职干部为此找老杨谈话，内容就是自己如何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如何在枪林弹雨中间冲锋陷阵，为了解放老杨的老家许多战友流血牺牲，这个人讲得痛哭流泪，但老杨不为所动，这个突破方案失败之后，那个干部说老杨一点良心都没有。
　　
　　造反派中间也有各种人等，区别体现在一切方面。前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曾经说，他从北京回武汉之后，见面一握手，就感觉得出来钢派和新派的差别。造反派也认为张体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文革的政治分化很深，分门别类很齐全，造反精神最差、对当权派最恭敬的群体，多数是保守派，依次下来是被造反派批评为“改良主义派别”的康三司，然后是新派，造反精神最强的武汉“钢派”群众，对于当权派是最不感冒的，当然在态度上也最缺少恭敬态度。所以，张体学有这种感觉是不奇怪的。一个中学生造反派说，那些从“康三司”杀出来的人，见到“军拐子”蛮下贱的样子，我们见军拐子就是平平常常。1973年张体学得了癌症，临死前还把新派的头头找到医院病床前谈话，要他们当心，说千万不能让“钢派”掌权，这些人至死都不忘要在群众组织派别中间打上一个楔子。
　　
　　五、造反派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认识沿着“心理成本线”的分化
　　
　　人们的认识是不停地分化的，中国过去六十年里表现的最为集中和典型。今天很多造反派回顾文革和毛泽东，造反派的认识分化主要是围绕着“心理成本线”来区别的。老杨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奉献”——这意味着一种不需要收益的无偿投入，并且还意味着事后对投入不后悔。在几十年之后老杨回顾说：当初参加造反的骨干分子，能够经得起各种威胁利诱而初衷不变的，看有没有百分之十。
　　
　　法国学者阿兰•巴迪乌在谈论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时，用“忠诚”和“饱和”这两个互有牵连的概念来叙述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从开始到结束的。他说：“饱和就是在你最初的忠诚领域无法找到任何新事物。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说，‘都结束了’。政治序列确实有开始也有结束，结束的形式就是饱和。饱和不是一种残酷的断裂，它只是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寻找值得忠诚的新事物变得越来越困难。”“毛主义是古典列宁主义框架内最后经验的名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不同：它是一种创造性发展，但它也是革命政治的最后形式，是革命政治领域最后的尝试。之后，这一框架本身便饱和了。如果我们有所谓后毛主义这样的东西，那是因为毛主义本身是这一领域的饱和物。我们可以来阐述毛泽东的著作、文化大革命，那很有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也是某种事物的终结，而不是开始。”[1]这位法国学者在评价毛泽东和文革时，很敏锐地提出了人们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意愿问题，把这个用于观察和回顾文化大革命，会非常富有启迪意义。作为文革中间受冲击的当权派群体，打一开始就选择了非常明智的“饱和策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明确提出要搞“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秋后算账”——目的就是要给造反派强加各种清算措施，藉以抵消甚至灭杀此后的同类行为。而一些地方的保守派群众毫无政治经验，把威胁赤裸裸地说出来，要让造反派“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尽的泪”。正是通过没完没了的镇压和清算措施，去逐步消磨人们的忠诚和奉献意愿，节节降低人们愿意承担的努力水平，促进“饱和”的提前到来。
　　
　　从文革这样一个重大的群众运动政治浪潮的起始阶段看，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们，热情地投入运动并愿意选择较高的“忠诚”水平——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选择了较高的投入水平，这集中体现在初期造反派的形成过程和反“二月逆流”时以及后来的“抗暴阶段”群众的表现，很多人就是那样不畏风险和困难，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间与当权派的镇压进行斗争。但是，经历了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几轮清算和镇压之后，很多人转向消极，甚至走向反面采取“反戈一击”的态度以求得自己的解脱，最后，不少人再也不愿意在同类事情上投入哪怕很少的努力了，这就达到了“饱和”。如果说当权派对造反派没完没了的镇压，固然是出于“算旧账”和报复目的，但是，由此成功地降低了人们的造反意愿，则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潜在目标。
　　
　　造反派所承受的成本，始终是由文革的反对派——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联盟控制的。而造反派对于文革的态度和认识转变，在很大程度是体现了本人的忠诚或者奉献水平的差异。等到几十年之后，还像老杨这样坚持“奉献”而不悔的人，经过了当权派的“筛子”筛选过后，所余的数量就很少了。很多造反派也许不在乎收益，但是受不了成本无限制地上升和扩大，这是造反派对于毛泽东和文革看法形成区别的关键原因。实际上，在文革结束之前，经历过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一打三反的两轮大规模镇压，当权派已经成功地在相当部分造反派中间播下了“后悔”的种子。一些造反派就已经开始追悔那种无收益的投入，作为这种追悔的表现，开始设想一种低成本的政治投入方式，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得到很多造反派的赞同，就是这样一种从“造反”立场后退的表现——这种后退意味着考虑接受由当权派唱主角的依法参与政治方式，而不是坚持在当权派控制之外“另起炉灶”进行造反。这说明，当权派采取反复进行秋后算账的各种镇压措施，确实达到了促进“饱和”提前到来的目的。
　　
　　从老杨的认识中间，我们看到政治改良一个根本性困境——政治改进往往要经由限制权力精英的利益来实现，这需要在一定压力之下才能收效，无论是这一改进压力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施加，都会给施压者自己带来不利。而在政治改进中间得利的对象却分布相当广泛，很难从广大的受益者中间收集到足够的补偿，输送给那些为改进政治而付出投入的人（施加改进压力者）。甚至，这种成本承担者和受益者的不一致，还鼓励了一种投机行为，只要加入到拥护当权派的行列中间去，不仅不用支付改进成本，还可以额外享受收益，这实际上就是某些精明的保守派人士的选择。
　　
　　公共产品无法有效地排除不付成本的受益者，这鼓励了一种搭便车行为——人们选择不承担任何成本但是却能够坐享其成。这是政治改良的关键性困境——结果导致无法收集到足够的投入去敦促权力精英群体改善权力的运用方式。由于政治改进的典型的公共产品性质，无法限制搭便车者来分享改进收益，也无法单独给投入者以特殊的收益，因此，就存在着投入和收益无法“内部化”的问题。这就导致政治状况的改进，最后取决于人们愿意承担的无报酬投入的数量。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宏大目标而言，文革派愿意承担的无报酬投入（减去内耗之后的有效部分），与反文革派愿意采取的镇压成本相比（也要减去内耗部分），将最终决定文革这样一种政治改良努力的成败。1975年邓小平主政之后，通过强化党委弱化革委会的措施，鼓励各级官员死整造反派，进一步加大镇压以加大造反派的成本感受；等到1976年毛老人家去世、四人帮被抓之后各地造反派都锒铛入狱，在1981年前后被判罪服刑。加上这两轮广泛的镇压之后，有了更多的造反派加入反悔之列。从老杨亲身经历中间，从老杨和一些个“舔伤口发誓忏悔”的先进人士对比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亿万人所期待的一种政治改进，是如何最终走向饱和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些早先的造反派选择对战友“反戈一击”，乃至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反戈一击”，体现的是当权派各种“饱和策略”的成效。
　　
　　造反派对于政治缺陷的认识和感受，是符合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感受的，但是他们组织起来的力量及其力量运用方式却未能实现改进政治的初衷；而当权派不断地采取各种打击报复措施，则使得造反派承担的成本高到多数普通人无法承受的地步，由此带来了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认识分化。老杨在先后两次被判刑二十七年之后，还想着“奉献”，确实体现了一个死不改悔的“走社派”的傲骨，这正如古人所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2009年11月20日初稿
　　
　　2010年1月23日修订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注释
　　
　　[1]《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阿兰.巴迪乌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第57、59页。

转自 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