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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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

对于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来说，颇具象征意义的是，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时不仅是中国党员，而且是民主党派领袖，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党派元老。在被公开点名批判时，他不仅担任着北京市副市长的公职，而且身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的党派职务。此外，最先揪出的所谓“三家村黑帮”三人中，一人是吴晗，另一人是中国北京市委专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打交道的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也就是说，“三家村”中有两人与民主党派有关。
　　
不过，因为毛泽东和中国中央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国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一时还显得难以预料。尽管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的许多作法都与反右派运动中的作法如出一辙，但是与反右派运动明显不同的是，那时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是以所谓“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由民主党派人士主办的《文汇报》与《光明日报》；而“文化大革命”兴起后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却是中国高层领导内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中国北京市委、中国北京大学党委等中国组织及《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等中国党报党刊。“三家村黑帮”三人中名列第一的“主帅”邓拓也是中国高级干部：中国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中国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国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发表，进一步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中国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在《十六条》中提到的打击对象仍然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足以使经历过反右派运动的民主党派人士心惊胆战。而且，《十六条》中对“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大中城市、农村、企业、部队怎样进行都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还专门有一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但是偏偏没有关于民主党派的政策，这又不能不使民主党派人士惶惶不安。
　　
红卫兵发出最后通谋民主党派停止活动
　　
《十六条》公布后第十天，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狂飙骤起，终于将打击的矛头公开指向了各民主党派。
　　
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贴出《通告》，以大体相同的语言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1]──这里所说的党中央自然不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而是指中国中央。北京的这股红色风暴很快就刮到了全国各地。民主党派在全国陷入灭顶这灾。
　　
据当时的中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回忆：“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着各大城市。”[2]
　　
对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的行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青年学生的“自发”行动。因为这批红卫兵许多有高级干部家庭的背景，不仅有来自中国高层领导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而且他们的许多“破四旧”行动是在各地党委及公安机关支持下进行的。有的抄家对象就是由当地党委及公安派出所圈定的名单。
　　
对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这一重大行动，毛泽东与中国中央没有明确表态。
　　
周恩来曾在9月2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提出十条要求，其中一条中有“对于在国家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对，这份文件没有得到通过。9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磁头会，时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列出当前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问题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来作了多次修改后，交中央文革小组，请他们先行派出各报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准备国庆节后讨论解决。在9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到包括民主党派政策在内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见下文。[3]
　　
10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礼堂对来京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讲话中，批评了红卫兵砸南京孙中山铜像和给宋庆龄贴大字报等错误行动，谈到有人提出要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不要政协，不要民主党派时，周恩来说，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不能把东西搞坏，并明确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但却未对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作出明确表态。[4]
　　
在8月27日由“红卫兵战校”（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红卫兵发出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传单中，第八点“关于破四旧”说到：“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向中央、市委报告，在中央、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从这段话可知，当时红卫兵“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受到过来自中国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评，但未受到根本否定。
　　
在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两个月之后，10月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汇报会议，听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时，才对这个问题作了表态。他在谈话中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向红卫兵讲清楚。”[5]但是，毛泽东这一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传达，事后也未对此加以强调，因此仅管同样是“最高指示”，却未能像其他许多指示一样产生影响。而且，紧接着就是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各级中国组织自顾不暇，没有谁顾得上为“民主党派还要”的问题去“向红卫兵讲清楚”。民主党派仍然未能恢复活动。
　　
民主党派人士在“破四旧”中遭到残酷打击
　　
自“破四旧”狂潮掀起开始，“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一直在为之呐喊助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做得对！做得好！》；8月24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这片“好得很”的欢呼声中，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规模迫害。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所撰《张治中将军年谱》记载：“8月28日张治中从北戴河回京，（此时‘文革’已开始）回家坐下不到2小时，红卫兵即进门抄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4次。由于中国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指着张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本已极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亲信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6]
　　
当时正在病中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蒋光鼐，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抄的家。这些女红卫兵闯进蒋家住宅后，凶狠地叫蒋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厅里，听她们宣读通篇是凌辱言辞的《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然后骂骂咧咧，东翻西找，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拉走了。[7]
　　
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8]
　　
在恐怖浪潮已席卷京城的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功勋”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
　　
民进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谢冰心被抄家后，红卫兵办了一个“抄家物资展览会”，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丈夫称作“吸血鬼”。
　　
红卫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将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酱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说是“准备暴动”的罪证。梁妻林洙刚想声辩，就挨了一耳光。随后，红卫兵又从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亲房间里搜出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当作梁思成藏有蒋介石赠剑“梦想变天复辟”的罪证──其实那把剑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从航空军校毕业时的纪念品，林恒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了，痛失爱子的林母因而留下这把剑以作纪念。[9]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迫害最为典型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概要数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大右派”、经济学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叙，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从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汽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10]
　　
在197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进行调查，查明共有68人。[11]
　　
“民主之家”毁于“大民主”
　　
对于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诞生地，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重庆“特园”遭到了毁灭。
　　
特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当年因不顾国民党当局威胁经常接纳中国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馆内活动，而被中国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郭沫若、冯玉祥分别为之题写过“民主之家”匾额。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都是特园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特园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对外活动场所，毛泽东曾三次亲临特园，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并在这里说过：“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12]解放后，特园主人、民盟中央委员鲜英被划成右派分子，特园从此冷落下来。
　　
所谓发扬了“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使特园遭到了更大的打击。1966年8月，特园被重庆大学赤卫军（当时重庆各大专院校中的教职工组织，与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样，均在党政领导授意和支持下组成，后被造反派称为“官办保守组织”）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凡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在查抄封存之列。后来鲜英家属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13]这显然不应视为“群众性自发行动”。
　　
后来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武斗发展成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特园主要建筑，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曾多次作为国、共两党谈判场所和中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场所的达观楼，被一派红卫兵作为武斗据点。在该武斗队战败撤退时，因销毁传单资料而引起火灾，达观楼化为废墟。毛泽东赞赏过的“民主之家”被毁于他所提倡的“大民主”。
　　
有关“文化大革命”与民主党派的几份名单
　　
1966年8月30日晨，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86岁高龄的章士钊因昨夜遭到前来抄家的北京大学红卫兵残暴凌辱和折磨，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转圜一下”。毛泽东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中列出的12个著名人士中，除去中国方面的郭沫若和无党派的宋庆龄（曾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章士钊、傅作义、张奚若外，民主党派领袖就占了7个，他们是：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治中，民革中央常委、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民建中央常委、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
　　
在这份名单中还规定了六类干部（外加李宗仁一人）为保护对象，第五类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只是这一“负责人”的含义不像其他几类干部如“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部长、副部长”等那样明确（直到两年多之后，周恩来在致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的信中写明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14]）。此外，周恩来在仓促间写成的这份名单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两个党派的部分负责人（民建还不是列出的中央主席、副主席），其他民主党派无人列入名单。显然，周恩来在开列名单时主要不是从这些人士的党派身份上考虑的。
　　
许多文章在谈及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时都只谈到其重要意义，而未具体考察其实际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定时期，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认真执行，何况这样一份名单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属名单中明确规定的第二类保护对象，却在这份名单提出四个月之后在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又何况名单中含义不甚明确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乎？
　　
即使是列入这份名单中的几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也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有的（如蒋光鼐、张治中），虽然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仍受到折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先后在抑郁中去世。蒋光鼐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个中国党外部长级干部（纺织工业部部长），时值大动乱的1967年6月，以致有关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以周恩来的名义给追悼会送花圈，在追悼会后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15]
　　
而名列保护名单上7位民主党派人士之首的程潜，情况更糟。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派来大夫和护士，护士是林伯渠的儿媳妇，很有经验的护士长。制定了手术方案，周恩来批准了。但是很快发生变动，周恩来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全部改变，换上来的医护人员对程潜的态度很粗暴，程潜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竟说：你还让人侍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潜夫人郭翼青后来说：“对于程老的死我们是有怀疑的。因为程老身体本来很好，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但医院突然撤人，改变方案。这里恐怕会有政治原因的。”[16]
　　
1968年4月9日程潜病逝后，对他这样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举行追悼活动竟无人敢作主。直到周恩来闻讯后作出明确指示，人们才着手筹备追悼活动。追悼会于4月12日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开得颇为冷清。
　　
周恩来其时因中国高层领导内突发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事件而忙碌不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潜的追悼会，直到第二天晚间才抽出时间专程到程潜家表示悼念。这时，因为在程潜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和成立、庆祝大会上通过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回顾湖南革命斗争历程时，只字未提程潜作出了大贡献的湖南和平解放一事，而且在社论中公布的毛泽东“最新指示”，还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出现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新提法。在那个形而上学空前猖獗的年代，与国民党有着较深历史渊源而且名称中就有“国民党”字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然就被许多人视同于国民党或“国民党残渣余孽”。因此，程潜这样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是否被算作“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内，成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于是，在周恩来向程潜家属表示慰问时，程潜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气问周恩来：“程潜究竟算什么人？我家到底算什么成份？”当时全场震惊。直到周恩来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你们家庭当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潜所有在场亲属才如释重负。[17]
　　
但是，周恩来的这个表态只是对程潜一人而言。因此，同样是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的湖南军政界耆宿、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就受到了另一种对待。据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当时正在接受审查的唐生智从报上看到程潜去世的消息，感慨地说，颂公死得值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追悼会（引者注：此说有误）。这话被汇报到了造反派那里，省政协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小青年，竟跑来打了年已八旬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唐生智一记耳光，还责骂：“你还想这种待遇么？”[18]
　　
与那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相对立的，有另外几份与民主党派有关的名单。
　　
1980年11月2日，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由最高人民检查院检查长兼特别检查厅厅长黄火青宣读的《起诉书》中第5、6两条指控，1968年8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国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两个报告都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将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60人和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里通外国”等。在这两个“黑名单”中，民主党派人士被列入的有：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王昆仑，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赵九章，九三学社成员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民建中央常委、民建辽宁省委暨沈阳市委主任委员巩天民，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萨空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民进中央副主席车向忱，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盟中央常委吴鸿宾等。
　　
《起诉书》中指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38条罪行即是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其中指出：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邓宝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吴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车向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周谷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受到诬陷、迫害，黄绍竑、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扬、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麟瑞、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
　　
《起诉书》中所列举的“被迫害致死”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各民主党派中的职务分别是：黄绍竑，民革中央常委；梅龚彬，民革中央秘书长；楚溪春，民革中央副秘书长；高崇民，民盟中央副主席；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潘光旦，民盟中央常委；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刘念义，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性尧，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唐巽泽，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许崇清，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广州市委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广东省委主任委员；李平心，民进中央委员；陈麟瑞，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郑天保，致公党中央常委、秘书长；王家楫，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刘锡瑛，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张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王天强，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员。
　　
这份“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并不完备，比如其中就缺少农工民主党人士，其实，农工民主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样大有人在，如该党前中央主席章伯钧，该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郭则沉、中央委员黄琪翔等人，都应列名其中。此外，这份名单里提及的主要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尚未包括其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
　　
民主党派人士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6年国庆节前，周恩来曾打算向参加国庆观礼的高级民主人士说明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帮助其“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中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奉命向有关民主人士作了通知。可是，毛泽东检阅游行队伍的庆典结束后，民主人士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厅里苦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周恩来到来，最后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去。事后方知，那天是因为毛泽东在广场上人们的狂热欢呼中一时心血来潮，走下了天安门城楼，走过金水桥到了人群中去。周恩来只好紧跟着毛泽东走下去以保护其安全。[19]一次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就因毛泽东这一随意性的举动而告吹。
　
不过，尽管那天周恩来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未能开成，尽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敬仰与信任，仍然竭力让自己去理解，去“紧跟”（顺从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的“勒令”，停止作为合法政党所应有的组织活动就是一例）。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蒋光鼐抱病去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活动。周恩来问他抄家情况，他为了表示对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有正确态度，只好淡淡地回答：“来过了，不过还斯文。”同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张治中时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治中说：“去了。”毛泽东有些惊讶：“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什么？”张治中也没有趁机进行申诉。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问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挨斗情况，胡子昂也撒谎说没挨斗。[20]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方面，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一个典型。当清华大学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后，不管哪一派都要揪斗他。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学生们不再打内战，开始听毛主席的话，搞“斗批改”了。[21]
　　
张治中病危之时，于1968年10月10日口授的《遗嘱》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并认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确实是没有什么遗憾的”。[22]
　　
从这份打着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烙印的《遗嘱》可以看出，民主党派人士是何等虔诚地要求自己“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如果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渊源，对此是很难理解的。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后的命运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毛泽东与中国中央不断呼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引导红卫兵和造反派将打击矛头指向中国“党内走资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派就躲过了劫难，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
　　
在当时的“揪叛徒”恶浪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于1967年制造了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在1942年和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抗战胜利后获释的中国干部131人“投敌叛变”，并将打击矛头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
　　
原来，在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奉蒋介石委派到新疆处理问题，周恩来特地请他设法将那批中国干部释放出来，并安全送回延安。张治中慨然应允，到迪化（乌鲁木齐）后，他即派人去狱中探望了他认识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并送钱表示慰问，说明是周恩来送的钱。次年3月张治中主政新疆后，三次致电蒋介石，恳切陈词请示释放这批中国人员，得到同意。闻知释放消息时，这些共产党人担心被秘密杀害，提出要先在迪化住一段时间，并在报上刊登消息。张治中对他们派出的杨之华等代表说明：“释放并护送你们回延安是真的，这不但是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周恩来先生的谆谆嘱托。恩来先生从大革命时起就和我是好朋友，我从重庆来新疆前，他们夫妇亲自到我家来再三嘱托，你们一出狱就走，不能停留，更不能见报，否则有危险。”这样才取得了这批共产党人的同意。张治中又派出得力人员护送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使他们安全回到延安。
　　
这批中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康生等人诬蔑成叛徒，康生甚至说这是“叛徒”和“国民党”张治中相勾结，好在共产党内潜伏下来。张治中听到这个说法后，悲愤地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没有了是非黑白了吗？”[23]
　　
周恩来在对红卫兵谈话中说明了新疆出狱一事的经过，说明这批干部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张治中这才幸免于难，但精神受到打击，健康日趋恶化。当年由他释放并精心护送回延安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高登榜等92名中国高级干部仍被立案侦查，批斗迫害。马明方等26人被迫害致死。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则因中国党内的刘少奇、贺龙两大冤案而被迫害致死。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到长沙，要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唐生智数次个别谈话，逼他检举此事。唐生智只知道武汉工人交了枪，但究竟是工人自动交的还是奉谁之命，不得而知。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待，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专案人员又反复启发提示，要他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对唐生智进行威胁……[24]
　　
张治中与唐生智都是因中国党内的冤案牵连而受到迫害。在这场重点打击中国“党内走资派”的运动中，却还出了一个以民主党派人士为主要打击对象的重庆“一号专案”。
　　
自1968年9月至1971年9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以“清查武斗黑手”、“清理阶级队伍”名义组织了一个所谓“管训队”，集中管训了以民主党派成员（其中多为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吏）为主的“牛鬼蛇神”236人，对他们进行法西斯的刑讯逼供，不仅“挖出”涉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国高级干部的所谓“政历问题”材料数百件，还炮制出一个以三位民革领导人：民革中央委员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重庆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候补委员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为首的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嫌疑案，即重庆一号专案。
　　
这个天方夜谭式的冤案诬称裴、鲁、夏等从1967年2月开始即密谋策划，串连他们解放前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任白戈（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打倒的中国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李止舟、廖伯康（在“文化大革命”前与肖泽宽一起被打成“肖李廖反党集团”的中国重庆市委领导干部）的同意，于1967年3月在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裴昌会宣布集团军设总部，所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总司令裴昌会，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夏仲实，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鲁崇义，第二军军长卿云灿。兵力来源：插手群众组织；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并设专用电台，与台湾、上海、广州等地联系，待机暴动……[25]
　　
在长达三年的“管训”中，冤案涉及的人员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百般摧残，被强加了“潜伏特务”、“武斗黑手”、“残渣余孽”、“投敌叛国”等诸多罪名。裴昌会等人被迫害致残，夏仲实等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多之后，这一大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类似这样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罄竹难书，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作为“要犯”被关入了北京秦城监狱。
　　
除去赤裸裸的批斗、关押及肉体摧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迫害──精神上的即所谓“触及灵魂”的迫害。其中最为著名的、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几乎家喻户晓的例子，是对梁思成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所谓“落实政策”。
　　
1969年1月底，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迟群，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经毛泽东审阅、由中国中央批发全国学习的清华大学所谓“坚决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这个经验被称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样板”，其中说，革命群众按照毛泽东“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指示，把清华大学的著名建筑学权威梁思成、机械学权威刘仙洲、力学权威钱伟长这三个“反动学术权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废品”、“垃圾”。批了之后怎样“给出路”呢？对梁思成、刘仙洲这样“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人，所给的出路就是“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宣传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对梁思成的大恩大德，居然还派人到医院去向正在住院治病的梁思成当面传达这个文件。梁妻林洙回忆：“后来当我翻阅他的笔记本时才发现，从1月26日到2月27日他没有写一个字。沉默！这是他的回答。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26]
　　
1969年4月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陆续恢复活动，但民主党派仍未恢复活动。5月4日，周恩来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转人大、政协军代表，要求给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国党内标准要求。”[27]1970年2月，周恩来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28]
　　
从周恩来这几次指示中可以得知，作为中国大陆合法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有这样一些共同遭遇：他们的中央机关都已实行军事管制；他们的机关工作人员中也都有了“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们许多人还在遭到“随便揪斗”；他们也同其他机关干部一样被下放到了进行惩罚性强制劳动的“五七干校”……这些怪诞的情况，都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难于想象的，是政党史上“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党派最有光彩的一页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向毛泽东直接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作过曲折的抗争。
　　
久已卧病在家，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的张治中，虽然在后来留下的《遗嘱》中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拥护，但1967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仍委婉地对毛泽东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29]在当时这是无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否回答了张治中，是怎样回答的，不得而知。
　　
程潜在他家附近发现贴出了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十分气愤，叫女儿赶快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将其覆盖。当社会上开始出现批判刘少奇的浪潮时，他坚持让服务员把刘少奇的像挂起来，并说还没有取消少奇同志国家主席的职务为什么不能挂呢？
　　
在当时形势下，民主党派领导人已很少往来，以避免是非。但程潜一天仍然将朱蕴山请来家里，谈及对江青的一些做法很不满，不知该如何向毛主席进谏。朱蕴山劝告他千万不要写信，以免万一落入江青一伙手里。最好是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当面直言。
　　
程潜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以往他每次提出见毛泽东，都是有求必应。但“文化大革命”后，他多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都没有回音，使他没有了“进谏”的机会。
　　
程潜辞世四年后，另外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却有了一次向毛泽东晋言的机会。[30]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夏，因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世钊，作为王季范的学生和挚友专程进京探望。王季范去世后，周世钊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后，周世钊在京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萨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和胡愈之夫人、民盟中央常委沈兹九等。大家无不为国事担忧，并达成了要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于是，周世钊通过王季范之女、当时常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翻译的王海蓉，向毛泽东表示想要晋言的意思，随后，在胡愈之家中，几位民主人士进行了认真商量，并决定：为避免有人与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为难而不谈外交问题；为避免犯江青的忌讳而不谈文艺问题。最后由胡愈之将要谈的问题归纳为广开言路、教育问题、青年问题三个方面，并确定了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分别进行准备。
　　
10月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钊到中南海见了毛泽东，周世钊当面递交了他于8月5日就写好的近4000字长信，信中谈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严惩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青年教育问题（包括恢复共青团、少先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外还要恢复文科大学；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的状况；设立受理群众申诉的机关，健全法制。[31]周世钊向毛泽东反映了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长谈了3个小时，并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晋言的愿望。毛泽东指定时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去听取意见。
　　
于是，从10月3日下午到10月5日下午，汪东兴听取了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其间，时任中国中央委员、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的华国锋前来听过一个半天。谈话由当时的中国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胡愈之着重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周世钊着重谈教育问题；杨东莼着重谈青年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胡愈之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可能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提出恢复由民主党派办的报纸。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人士直接向毛泽东提出的恢复民主党派活动的意见。
　　
在此之前，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南巡期间在长沙与湖南省军政领导人卜占亚、华国锋谈话中，曾有一段话谈及民主党派，他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还说：“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32]毛泽东这番讲话，虽然比较明确地谈到了恢复民主党派的存在问题，但却只是对一个省的地方官员谈的，同时，他只是因“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而同意恢复其存在。这哪里是把他们当作现代社会的合法政党！至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是否通过某些渠道透露出来过，从而使周世钊他们得以敢于晋言？不得而知。
　　
大约是得悉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精神，1971年9月，周恩来指示让下放到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返回北京；1971年底中国中央在京召开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国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文件及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会议期间周恩来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肯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但是并未提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的事。[33]
　　
至今尚无公开材料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和这次民主党派人士晋言的看法。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胡愈之提出的恢复民主党派活动的请求，并非全无反响。在晋言一个月之后的11月12日，周恩来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明确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国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34]虽然还只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民革这次是以民主党派身份而不是以“爱国人士”身份出面了。又过了两年多，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提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算是明确了民主党派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名份（尽管仍未恢复其组织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楚图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谈及“十月晋言”一事时说：“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35]这里所说的“相反的反应”，无明确内容。周世钊在一年半后再度进京，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准确些说是被安排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他希望再次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却既不安排会见，也不给他回信。在周世钊于苦闷中离京返湘之前，一个负责人“奉命”向他转达：“周老，要保持晚节！”这是否曲折转达了毛泽东对周世钊的批评警告？毛泽东同意恢复民主党派是因为“他们没有搞翻案”，而“十月晋言”及周世刈的长信却有不少意见是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所幸的是，刚刚发生了林彪事件，心力交瘁的毛泽东未像当年对“二月逆流”那样龙颜震怒，大兴问罪之师。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周世刈在忧愤中去世。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国中央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意见。1972年“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
　　
目前许多“文化大革命”史著作中都只提到中国党内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1967年的“二月抗争”（即所谓“二月逆流”），其实，民主党派人士在1972年的“十月晋言”，其意义并不下于“二月抗争”。两相比较，“二月抗争”只是与毛泽东所倚重的中央文革小组正面冲突，“十月晋言”则是更直接地向毛泽东本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从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十月晋言”也更全面、更系统、所代表的民意更广泛。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一笔的事件，也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有光彩的一页。
　　
注：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7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金城《周总理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二三事》，《怀念周恩来》17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7─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二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
[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09页
[6]《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辑2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7]夏从本《周恩来在“文革”中对蒋光鼐的关怀》，《团结报》1996年8月3日第二版
[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7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9]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1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10]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46─49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23页
[12]吕光光《毛主席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694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3]鲜述秀《我的家特园》，《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3期29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295页
[15]余湛邦《大树阴深荫弱苗》，《怀念周恩来》188页
[16]廖心文整理《周恩来总理与程潜将军》，《怀念周恩来》194─195页
[17]夏从本《程潜辞世前后》，《团结报》1995年4月8日第二版
[18]艾晓明《血统》157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19]金城《周总理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二三事》，《怀念周恩来》182页
[20]夏从本《周恩来在“文革”中对蒋光鼐的关怀》，《团结报》1996年8月3日第二版；余湛邦《张治中将军年谱（下）》，《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辑222页；金城《周恩来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二三事》，《怀念周恩来》182页
[21]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46页
[22]《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辑223─224页
[23]《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辑223页
[24]艾晓明《血统》111─115页
[25]廖广扬、曾永遐《十年沉冤，一朝平雪》，《重庆文史资料》第4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57—258页
[2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294—295页
[2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51页
[29]《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辑223页
[30]周彦瑜、楚泽涵、吴美潮《“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炎黄春秋》1996年第二期2─5页
[31]周彦瑜、吴美潮《周世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团结报》1998年1月10日
[32]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07─10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87页、503页
[3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63页
[35]楚图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人民日报》1986年1月24日第四版
何蜀，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副编审、副主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著有：《文革中的“外国造反派”》、《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应是重庆“一二·四”事件》、《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的重庆“一二·四”事件》、《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若干史实问题》、《“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等。

曾发于《二十一世纪》并选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但有删节，此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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