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硝烟的——红卫兵（锦州文革回忆录，27-28，完）

tuffy05

（二十七）姗姗来迟的正义

在锦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对“联合总部”老糟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镇压。手机站m.yiduku.com

锦州“联合总部”常委、作战部长、“工人总部”的头头王佐忠，被老好们抓进监牢受尽了毒刑和拷打，在已被四十军实行军管的公、检、法，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锦州“联合总部”常委、后勤部长、“工人总部”的头头（姓吴），被老好抓捕后打死。

锦州“联合总部”常委、宣传部长、二中的老师刘世昌（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被老好抓捕以后受尽了折磨和侮辱，还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后来死在了狱中）。

锦州“联合总部”常委、“工人总部”的头头马山，被老好们逮捕之后不但多次受刑和百般折磨，并且多次被押上大卡车进行游街示众，最后还被判了十八年有期徒刑。

“工人总部”的头头郭显文，已经逃到外地的老家也被老好抓了回来。在锦州陶瓷厂的一个车间里，遭到来自锦州纺织厂老好的数日毒打，最后被活活打死。只有两千多人的锦州陶瓷厂，仅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被“驱虎豹兵团”老好打死十七人，受伤致残者多达几十人。

锦州砖瓦厂的一个老糟（姓张），在老好们进行抓捕时闻警跳墙逃跑，被老好们在背后开枪当场打死，留下了可怜的孤儿和寡母啊。就这样几百人的小厂，也被打死七个人。

锦州“联合总部”常委、“中学总部”的头头李景桐，被老好抓住之后判十五年徒刑。

锦州“联合总部”常委、“大学总部”的头头杨光，被老好抓捕后判了十五年徒刑。

锦州“联合总部”常委、“大学总部”的头头王元美，被老好逮捕后判了十五年徒刑。

五中“红联”头头姜君刚，为了躲避老好们的抓捕四处漂泊流浪。有一天，老好们侦查到他躲在未婚妻的家里，就在后半夜对其实行抓捕。当老好们踹开房门猛扑过来时，正在熟睡之中的姜君刚突然惊醒，他刚握住枕头下的盒子枪就被几个人摁住，然后被五花大绑起来押走。他被抓后受尽了毒刑和拷打，还戴上了十八斤重的大脚镣，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辽宁石油技校“石油兵团”的纪永录，因所谓的王春庚事件被老好逮捕，也多次遭到了毒刑和拷打受尽各种折磨，也被戴上了十八斤重的大脚镣，最后也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被老好疑为“马路兵团”骨干的李秋燕，被抓捕以后不但被打断了一条腿，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十五年。老好们还得意洋洋的说：“你不是神踢吗，看以后还能不能踢了？”。

以上事例，只不过是列举了极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人和事，而大部分的人和事就不能在此一一列表了。据不完全的统计：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群众就多达二千一百人，其中光老糟的头头和骨干（大多数是工人）就被打死三、四百人；被打伤和打残的老糟群众已无法统计；被逮捕判刑的约有四、五百人（都是重刑），遭到迫害和打击的老糟多达数万人。

另计：在老好们追查所谓“马路兵团”时，打伤或抓捕无辜群众多达数千人。

在当时的锦州大街上，不但时常有一辆又一辆乘大卡车的游街车队，上面由全副武装老好人员押着挂着大牌子的老糟头头或骨干。而且在街头上也经常出现许多步行的游街队伍，许多“群专”老好押着成群结队戴着高帽子的老糟群众，步履踉跄而且是低头弯腰的向前行走着。有的人手里还提着一面铜锣，一边走一边用力敲打嘴里还得叫道：“我是反军派，我有罪；我是打砸抢分子，我该死；我是阶级异已分子，我是小爬虫”。而那些“群专”的老好们，则是站旁边就像在驱赶着一群牲口似的，不时还用棍棒在没头没脑地抽打着。

老好们对这些所谓“新生的阶级敌人”，现在都摆出了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架式。老好的头头们高声背诵着**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并且在不断地挑拨说：“不要对他们仁慈，也不要对他们心软，更不能对他们手软”。此刻对老糟们的仇恨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对传统阶级敌人的仇恨，因为那些老阶级敌人对他们并无伤害，而“新生的阶级敌人”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予他们多少次沉重的打击和可怕的杀伤。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了**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见到这个《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锦州老糟的群众们在心里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三结合”的市革命委员会是**的新生政权，难道他们会不听从**的最新指示？还要继续对十几万人的老糟们进行镇压吗？那他们不是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专政了吗？

可是铁的事实一次又一次无情地粉碎了老糟们的幻想，一六八年成立市革委会时的镇压，一六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七0年的“一打三反”和一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那次不都是先拿这些老糟们来祭刀。天啊，难道真的要把老糟们斩尽杀绝吗！

7月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重要《布告》，对广西的“四.一二”群众组织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对此《布告》亲自作了批示：“照办”。

7月24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发出重要《布告》，对西北和陕西的群众组织进行镇压。**又亲自对《布告》进行了批示：“照办”。

“锦联筹”老好们在得知“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后，就更加地得意忘形起来。说什么：他妈的，谁知道还能有这个“七.三布告”发表。要是能够知道的话，如果把锦州的市革委会拖到现在成立就好了，咱们就可以像广西那样杀得更痛快了！

而老糟们却在痛心疾首的悔恨道：如果要是知道落到现在这样悲惨的结局，还进行什么大联合。早就拿起武器跟他们拼了，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啊，现在把肠子都悔青了！

就在老好们成立“群专”开始抓人在大难来临之时，锦州的老糟们都是在人心慌慌啊，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一个接一个的抓走，还没有被抓的人那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啊。

要想抓你就是躲在哪里也是无济于事的，文青毅然地走出了家门来到大街上。他并不是到大街上去看热闹，而是要收集老糟们被抓捕和迫害的第一手资料，以留给后人们在研究这段文革历史时作为确凿的证据。另外，文青也想跟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再见一下面。

文青在当时虽然并不怕被老好们抓捕，但在他的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被抓的老糟大多数都是本单位老好干的，文青在本单位并没有对头，甚至那些老好还不知道他是老糟。因为他始终是在外单位活动，在学校内也没有与老好们发生过冲突，仍有着不错的关系。

每当有老好们的游街车队在大街上出现时，在街道的两旁都会有许多的市民进行围观。文青也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王佐忠、马山、姓吴的（后勤部长）、姜君刚、纪永录等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面孔，都被挂着打红叉的大牌子五花大绑的押在大卡车上，有许多手持大刀等各种武器的老好们看守着。但这些老糟没有一个人是孬种，都是在昂首挺胸地视死如归啊。

文青心中十分悲愤地望着这些战友，恐怕有的人会从此再也见不着面了，不禁热泪盈框啊。他的不正常神情引起了几个老好们的注意，那几个人在卡车上盯着他直嘀咕。文青见势不好就立即钻入了密集的人群里，老好们把卡车随即停了下来，就有几个人跳下车来准备抓人。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此时的老百姓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见老好们要抓人立刻就炸了营。在一哄而逃的许多围观群众的掩护下，文青混在纷乱的人群里快速地逃走了。

8月13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环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传达了**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老毛要换马了，他把工人捧为领导阶级为其卖力。

月7日，北京十万军民举行集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周总理和**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全国各地也都举行了庆祝大会。

据说，“四人帮”的首恶分子王洪文，曾经恶狠狠地对老好赴京代表们说道：“对锦州老糟这样的反军派，是不能手软的”。当时这个王洪文是中国的第三把手，你说老糟能不惨吗？但是文青他们却很是纳闷，我们老糟是哪儿招他惹他了，竟然引起他的这般仇视？

后来才知道，当年的锦州新兴工业是周总理和邓小平等领导所树起的。四十军的吴忠之流勾结锦州市委的某些领导，操纵和控制“锦联筹”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他们打倒杜良和新兴工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矛头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誓死保卫锦州新兴工业的老糟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周总理和邓小平等人的保皇派。而与周总理和邓小平等势不两立的“四人帮”，最终站在了四十军和“锦联筹”这一边，也就不难理解了。

10月8日，文青和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一起，乘着南下的专列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

11月2日，《中国**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68年10月31日通过）发表了。传达了**的最新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公报指出，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

而四十军的吴忠之流和“锦联筹”的金德纯等人，自以为抱住了“四人帮”和毛远新之流的大腿，而在得意忘形和弹冠相庆不可一世，却没想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翻了船。

在11月份，深受“四人帮”宠爱的吴忠军长高升了，被直接提拔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四人帮的御林军）。在北京**广场清明节的“四.五”运动之中，这个吴忠又为“四人帮”大立新功（镇压了人民群众）。后来在锦州老好们的欢呼声中，他又被高升为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由于勾结“四人帮”的事被“东窗事发”，因此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被就地免职。最后由于他的罪蘖实在是太大，而惨死在一场车祸之中下了地狱啊。

在吴忠调走后，由黄德樊任四十军军长（原副军长兼一一八师师长）。

1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元旦社论：“用**思想统一切”。传达了**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16年1月，“四人帮”在辽宁的爪牙李湖（四十军政治部主任），他原来是一一八师的副政委，继黄德樊之后，担任锦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老糟们的死对头。这个李湖在揭批“四人帮”时，被定为毛远新和李伯秋之流在锦州的死党，被撤了职务和开除党籍。

171年，**事件中的“五七一工程”计划爆光以后，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却都在暗地里叫好。已看破红尘的文青虽然已不再过问政治，但从心里也是感觉老毛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陈伯达等人，被利用完以后一脚踹下去。在他的“批林批孔”和“批宋江”之中，又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等人。就连当初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只剩下了**和姚文元。老毛这种弓藏狗烹的手段，真是让已经醒悟的中国人感到齿冷啊。

在1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之中，已经高升为沈阳空军部队政委和第一书记的毛远新。在华北农业大学搬迁等事件中，伙同**等人将暗算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

174年，在农村滚了几年泥巴的文青回城了，冤家路窄的被分配到了锦州纺织厂。

175年春节过后，**的身体状况不断地恶化，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从此毛远新就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是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老毛那儿的事情，都要由这个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的决策。只要他向下面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

其实晚年的**对谁也不再信任了，而对毛远新有着极为强烈的将侄比子的深情，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百年以后的接班人（别人作接班人都是权宜之计）。毛曾经说过：“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是强多了。他在基层很有一套宝贵的经验，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这番话无疑成为罩在毛远新身上耀眼的光环，骄横的毛二世此时已是权势遮天了，就是连**也得让着他三分啊。

176年10月6日，在老毛仅死了不到一个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就在全国人民都在欢欣鼓舞进行庆祝时，而由“四人帮”死党所把持的辽宁却是冷冷清请。李伯秋等人疯狂对抗华主/席和党中央，拼命压制革命群众和破坏揭批运动，死保“四人帮”、毛远新及其亲信和爪牙们。甚至把群众已经揭发来的有关罪证，既不上报，又不清查。

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一七七年的中心任务。这个讲话，敲响了“四人帮”在辽宁党羽们的丧钟。

多年来，辽宁和上海是“四人帮”在全国肆孽的两个重灾区。在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辽宁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辽宁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奋战，揪出了“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和他的同伙李伯秋、魏秉奎、杨春莆、刘盛田等人。

“四人帮”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以后，锦州市委的那些党羽和爪牙们如丧栲妣啊。靠打、砸、抢发家的金德纯、张树芳、刘梦歧等人，如同丧家之犬一般惊恐不安啊。而那些卖身投靠的邢习文、姜鲁军、赵文海等老干部，却是忧中也有喜的啊。

在揭批“四人帮”和揪其在辽宁死党时，四十军的李湖等人被命之退出了锦州市革委会，夹起他们的铺盖卷回了军营（这才是他们应该呆的地方）。而那些靠打、砸、抢混入市革委会的老好大头头，全部都被撤了职或被抓进了大牢。此时的锦州市革命委员会大权，则都落入了那几个曾经助纣为孽的老干部手里。这时他们却都装出了一副受过迫害的模样，声泪俱下地控诉起那“四人帮”的罪恶来，好像真的忘记了自己当初是如何投靠人家的。

在拖了几个月之后，为了应付党中央和辽宁省委的多次督促，锦州的这伙“四人帮”党羽们开始丢卒保车了，不得不把靠武斗爬上来的金德纯等人抛了出来。但又把孙玉勤（原“锦联筹”常委）提上了市委副书记的宝座，以此来安抚那些已倍感惊恐的老好们。

虽然大多数的老糟已对运动感到麻木，但仍有一些老糟又挺身而出地，在街上贴大字报来揭发“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并且强烈要求中央为锦州新兴工业平反昭雪。

充满派性的锦州市委对街上的大字报，既是恨得要死又是怕得要命。竟然指使市民兵指挥部（原“群专指挥部”）的暴徒，到大街上去撕毁大字报和围攻殴打贴大字报的群众。

文青在闲余时间里经常的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虽然他早已经决定在今后不会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了，但是锦州新兴工业的命运仍然在牵挂着他的心啊。

见在锦州这个仍由老好们控制的地方，已经无法再在这里申张正义了。以锦州纺织厂纪鲁夫、孙宝成为代表的老糟们，组成了请愿团到北京去反映情况和贴大字报。引起了首都各界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最终也引起了党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于是党中央有关领导人责成辽宁新省委，派工作组去锦州解决新兴工业的问题。

177年11月20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多次严厉批评下，实在已经拖不下去的锦州市委，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了市直机关干部大会。由邢习文书记（原市革委会副主任），代表市委公开宣布为锦州新兴工业平反。公开宣布“四人帮”一伙把锦州新兴工业打成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典型是错误的，给锦州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对受迫害的同志要落实政策云云。

178年1月，辽宁新省委派出了工作组，到派性仍然严重的锦州来实地解决问题。

1月27日，在省工作组的指导下，锦州市委召开了第二次揭批“四人帮”的广播大会，下设了一千四百多个分会场约有数十万人。市委书记任国栋（从大连调来的）再次为新兴工业公开平反，对受“四人帮”迫害的同志要求各单位抓紧落实政策。在这次大会上任国栋书记有关为新兴工业平反的讲话，作为市委机关喉舌的《锦州日报》却仅发表了一些摘要。

3月16日，市委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砍杀新兴工业罪行的广播大会。收听这次大会的有十一万多人，市委常委都参加了大会。邢习文和夏云进行了批判发言，受“四人帮”爪牙打击迫害过的马占一、李国华、张绍先、高铁山等人也作了批判发言。

4月1日，辽宁省委以“辽发五十一号”文件，批转了锦州市委关于新兴工业问题的报告。在省委的批示中指出：“锦州市委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抓住了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及其党羽、亲信把锦州新兴工业打成黑典型，这一在锦州影响最深、造成危害很大的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给在这一个问题上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落实党的政策，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团结，这种作法很好”。

7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消息。文章中说：“经过省委负责同志和工作组的帮助，锦州市委召开了群众大会，揭批四人帮一伙砍掉学大庆红旗、破坏锦州新兴工业的滔天罪行，大张旗鼓地为锦州新兴工业区恢复名誉，为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惨遭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新华社特地派人来锦州进行调查，还看了一些厂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天两次广播了这个消息。沈阳电视台还来了记者，拍摄了有关锦州新兴工业方面的电视新闻片。

8月15日，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的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锦州市委书记张正德（4月17日从阜新调来的）发表了讲话。一、关于锦州新兴工业路线是非的问题，二、关于杜良的贪污问题，三、关于杜良欺骗群众保自己的问题。

他首先讲道：“锦州新兴工业是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按照**的革命路线创办起来的，是广大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高举三面红旗，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胜利成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党羽李伯秋和他们在锦州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金德纯等人，上下勾结，阴谋策划，把锦州新兴工业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用以打击宋任穷同志，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邓副主席。这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是他们推行反革命纲领，妄图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锦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金德纯一伙的干扰和破坏，以新兴工业划线、站队，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地分裂了干部队伍、群众队伍，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新兴工业的同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十多年来，由于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党羽李伯秋和锦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骨干分子金德纯一伙的干扰和破坏，新兴工业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揪出了四人帮的死党和在锦州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金德纯一伙，这就扫除了解决锦州新兴工业的障碍，为澄清这个重大路线是非问题创造了条件”。

由于张正德书记是刚从外地调过来的，对锦州的复杂情况不太了解，又被市委里的那些老好们所包围。所以他在肯定新兴工业的同时，也谈到了所谓的杜良的贪污问题。

锦州市委的帮派体系（老好）的头头们，见新兴工业的问题已经无法再从正面抵制下去，就抛出了杜良（创办新兴工业的书记）的所谓贪污问题。这些老好妄图死死抓住这个锦州文革核心人物不放，搅混新兴工业问题的水，以逃脱他们打倒新兴工业的犯罪事实。

革命群众是心明眼亮的，他们在大街上贴出了大字报：“杜良是**的好干部，是党的好党员，是人民的好勤务员，是工人阶级的好领导，好同志”，“最强烈的要求国务院、辽宁省委，立即恢复杜良的职务，委派杜良为锦州市委的第一把手，领导揭批四人帮的工作。

在当时的政治复杂情况下，由于有“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极力阻扰，锦州广大群众的良好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但锦州新兴工业终于得到平反，杜良也后来被调到抚顺任副市长。

根据**中央（178）48号文件精神，锦州市委也发布了（178）122号文件。

**锦州市委文件

锦发（178）122号

批转市委揭批办《关于处理打砸抢问题的具体意见》。

各县、区委、市直各部委、办、局、群团党委、党组、直属企事业单位党委：

为了认真贯彻**中央（178）48号文件精神，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市委揭批办最近召开了部分单位揭批办负责同志座谈会，研究讨论了《关于处理打砸抢问题的具体意见》，现将这个材料印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锦州市委员会

178年12月1日

根据这个市委文件，在锦州共揪出了“四人帮”的爪牙和党羽二百四十一人。其中市级干部人，县以上的干部一百零一人，（区）县级干部二十三人，部委办局三十七人，其他人员七十一名。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老好头头，仅金德纯一人被判三年徒刑，其余的人只不过是被撤了职而已。锦州市委这种宽大的处理，真可算得上是十分的“慎重”啊。

而当年那些被市“革命委员会”送进大牢的老糟们，哪个不是被判个十五年至二十年的，虽然“四人帮”倒台后被平反和释放出来，但哪个不是在监狱里已经蹲了十几年。

在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经过追查和处理“三种人”时，那些在成立市革委会后有血债的老好头头，才被绳之以法被判处二至三年徒刑。锦州纺织厂（外号：小金德纯）的李振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锦州铁合金厂的郭殿心，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锦州砖瓦厂的张迎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在锦州被判刑的“三种人”，大约有二、三十人。

那个有较大民愤的金德纯，在三年刑满释放时，竟然有几百个老好头头乘着轿车，跑到监狱大门口像迎接英雄一样把他接了出来，并且还在市里的大酒店为之接风洗尘。

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震怒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于是通过市公安局又把那个金德纯抓了起来，在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之后又送进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而那些没有血债的老好头头，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从各级领导岗位下来了。而那些有血债但没有当上领导的老好，也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理和触及。普通的老好或小头头们，仍然在锦州的各系统和各厂矿担任着要职，有的人在以后也爬上了基层的领导岗位。所以锦州的派性还是比较严重的，至今有的老好们也没有对当年的罪行和错误有所反省。

在吴忠死后，四十军以锦州警备区司令部的名义，向饱受迫害的锦州人民进行了谢罪和道歉，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恳请锦州人民对他们予以原谅。

虽然正义是历经了反复和曲折才姗姗地来迟，但是最终还是降临了饱受苦难的锦州城。

而与之相比，当年的老糟们则是大度和宽容的，没有对他们老好进行报复和打击。虽然锦州新兴工业得到了名义上的平反，但在实质上却已是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了。

经过血与火炼狱过的文青在进行着沉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害过人的老好们何尝也不是受害者，两派群众还不都是人家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愿那些在文革里屈死的灵魂们（包括武斗中的死者）安息吧，那些滴在红色祭坛上的鲜血永不干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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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尾声

锦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市内的各所学校都进行了所谓的“复课闹命和军训”。躲藏在家里和逃到外地去的老糟学生们，都被揪回了到自已的学校接受审查和批斗。

文青所在的锦州十二中也是如此，那些曾经参加过武斗的糟字派红卫兵，都在军训的操场上或教室里遭到了毒打（有的人致残）。老好们在学校里成立了“红卫队”，他们可以任意的打骂每一个学生和老师。学校里的“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宣传队，就是这些“红卫队”的后台，对他们任意的打人行凶行为，不但不进行制止反而还在一边幸灾乐祸啊。

由于校内老糟“红色造反团”一个人的出卖，文青也被校革委会和军宣队传了讯。在一间办公室里，董校长代表校革委会和几个军宣队员在进行审查。当文青走进办公室里时，董校长还在很热情的打着招呼，并对那几个军宣队说道：“是不是弄错了，他不是老糟啊”。有个解放军翻了一下桌面上的材料，然后说道：“不会错的，有人揭发他参加过一次抢汽车的行动”。董校长问道：“你也不是红色造反团的人，怎么跟他们搅到一起去了？真是在胡闹”。文青坦然地承认了那次的行动，曾经参加过一次本校老糟到锦西（葫芦岛）抢汽车。

董校长笑着对那几个军宣队说：“还好，那次行为没有造成多大的后果。这个学生我了解，人还是很不错的。年轻人嘛，爱凑热闹，就是参加老糟也是没有进行过什么武斗的”。那几个军宣队显然是相信了董校长的话，对文青的态度也缓和下来说道：“没你事了”。

文青被审查通过走出了办公室，他长出了一口气站在院里心中暗想到，幸好没有跟那些“红色造团”的人在一起活动过几次，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文青还想到，人在得势时可不要牛皮哄哄的，要想到有倒霉的时候，可惜有些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过去不对董校长（当时的走资派）仁义一些，人家（校革委副主任）这次也不会给你说好话的。

看见文青没有什么事的回到了教室，那些挨过毒打的“红色造反团”老糟们，有几个人心里就产生了一些不平衡啊。于是就有个人讨好地对一个本班的老好告密说：这个文青不但是个铁杆老糟，而且还是个“中学总部”里的头头，由于他不在校内里活动，所以你们不掌握他的情况。那个老好就急忙跑到他们的“红卫队”去反映情况，但几个老好的头头说：“是在瞎咬吧，文青不是糟字派，我们从来也没有和他打过”。因为十二中的两派在校内进行过多次武斗，文青连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既使在校内或大街上他们碰了面，文青也没有表示过敌意，还互相打过招呼呢。结果那个告密的人，却又被这几个老好头头打了一顿。

那个告密的老糟真是气得要死啊，就给同班的那个老好又是买烟又是买酒的，非让那个老好给他出这口气不可。可是那些头头们不肯打，只得到外校找了几个人把文青偷摸的打了一顿。等那些老好的头头们知道后，就把那个老好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发话道：“今后，谁再打，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朱红也说道：“文青既使是老糟，那他也是个好老糟”。

派性固然是残酷的也是难以化解的，但有时也有着人性的一面，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了。本质恶劣的人利用派性来打人，本质好的人是不会利有派性来做恶的。因为在当时的大政治气候之下产生了两派，在两派之中都有好人和坏人，利用派性来分好、坏人那是错误的。

说是在“复课闹革命”，其实是连一天的课也没有上过啊。由于同学们实在是没有事可干，就在教室里坐在一起进行闲谈，有许多的同学已经都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但是军训却是抓得很紧啊，每天的上、下午都有两节课的时间进行紧张的军训，由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队列前面先作示范：什么立正、稍息、向后转、向右看齐、向前看。

那些学校“红卫队”的人，手里拿着军用皮带和木棒子，就在各班级的军训队列外面游荡着，看谁不顺眼就立刻从队列中拉出来进行毒打，同学们只能是忍气吞声啊。

8月4日，锦州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召开了全市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会议。在会上传达了贯彻省三级革委会头头们的会议精神，要求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新**。全市在“清理阶级队伍”之中由于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又有许多的人被致死和致残，在锦州市形成了一片白色的恐怖。

8月21日，锦州市革委会所属各单位的工人**思想宣传队成立。

月日，锦州市革委会所属的第二批工人**思想宣传队，共有八百多人开进了市内的二十六个学校。即所谓的工人阶级登上什么上层建筑，去领导什么“斗、批、改”。

在月间，从北京城传过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万名解放军和两万名工人以宣传队的名义，强行进驻了北京大学并与红卫兵发生了流血冲突，紧接着一些著名的红卫兵领袖被逮捕。文青即感到红卫兵的未日已经到来，在老毛的眼里已经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了。

怎么样来处理这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号称伟大的人自有过人之处啊，把这些人整到农村去并分散开，就不会再闹事了。于是，**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并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苍天啊，我们这些中学生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好年龄，一下子就给流放到偏远的农村去了，而且还是要接受没有文化农民的再教育，这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啊。

文青对自已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不由得思想顿时开朗起来，到农村去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啊。于是他婉言谢绝了董校长的好意（把他留校分配工作），毅然决然地溶入了全国青年学生（大部分都是当年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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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 由王德庆、邱士先担任执行主编的《春华逐梦——锦州一高中老三届师生回忆录》（上）由辽宁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原锦州市政协副主席高伯东校长和王德庆同学作序，邱士先同学撰写后记，岳长仁、时锦昌、陈素月、杨铁光、张绍杰、蔺宜章、李成龙、刘庆年、安海岐、李祥吉、赵振新、冯立民、陆景安、許馥、钟丽华、李世杰担任编委，索玉荣、孙靖林负责资料收集，扉页诗由許馥撰写。

2008年9月，由王德庆、邱士先担任执行主编的《春华逐梦——锦州一高中老三届师生的1966-1968》以锦州市内部书号出版。该书王德庆同学作序，邱士先同学撰写后记，岳长仁、时锦昌、陈素月、杨铁光、张绍杰、蔺宜章、李成龙、钟丽华、刘庆年、李世杰、安海岐、李祥吉、赵振新、冯立民、陆景安、許馥、担任编委，索玉荣、孙靖林负责资料收集汇总。

2008年9月，由尤庆龙、李成龙担任执行主编的《秋实寻踪——锦州一高中老三届师生作品选》（上.回忆录部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尤庆龙、李成龙作序，陆景安同学撰写代后记。杨铁光、苏海发、李祥吉、冯立民、邱士先、陆景安担任编委。

2008年9月，《秋实寻踪——锦州一高中老三届师生作品选》（下、诗词书画部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诗词部分由杨铁光、李世杰、孙丹林担任执行主编，书画部分由赵振新、李伟担任执行主编。杨铁光作序，赵振新撰写后记；梁桂华、马长忠、周文元、才满、許馥、王碧、吕澜、佟秀珊、鲁宝林、胡伟利、曹景华、吴景信担任编委。

2008年9月16日后开始发放以上四本书籍和纪念书兜，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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