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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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访人：周良霄  顾菊英

采访人:   郑仲兵  李宇锋

采访时间：2009年7月

    问∶二位老师好！首先，我们对您二位以个人的努力，穷尽二十年编著了这样一部文革资料集表示诚挚敬意！这件事，使我们意外而感动，它体现的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的良知，又一次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由此，我们更希望了解关于这部书的幕后的故事。能简单介绍一下您二位在文革中的经历吗？

    周∶非常感谢能有这么个机会来整理和反省自己的求索经历。我们都是做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我研究元史、蒙古史，顾菊英是做宋代古籍整理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为的是要远离政治，远离现实。这是我们当时乞望能全身避祸的生存哲学。63年末，我从北大历史系调到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才工作了两年多，批判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就开始了。据说我是乌兰夫向翦伯赞要干部而调来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乌兰夫的小吹鼓手”和“翦伯赞在内蒙的桥头堡”被揪了。罪状是写了毒草，“吹捧帝王将相”，“污蔑农民战争”。可怜一夜之间，满院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更由于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批判大左派关锋、林聿时关于农民战争 的文章，当然是“罪在不赦”。好在我一个平头百姓，无官不党，内蒙历史所号称第二政协，所内比我有问题的人多的是，因此尚构不成重点。71年内蒙干部设在唐山的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处理下放到阴山背后的小荒村，带两年工资，落籍为农，永不录用。

    我的落难让我在内蒙古大学的朋友们很着急，想设法营救。他们当时正在做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标点，这是毛泽东交办的任务。他们就持有毛划圈的红头文件去找区文教办的军代表，要求调我回来参加。这位军代表不明就里，只是疑惑地问∶非要这周某不可吗?回答是肯定的。他当然不敢阻格毛交办的任务。于是我便成为插队落户人员中第一例上调的人员，回到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74年夏，批林批孔开始，北京的科教组突然来电话要借调 我。他们当时是要恢复《历史研究》杂志，在全国共借调二十四名干部来组成编辑部。大概因我在北京的师友的推荐，这样我又糊里糊涂地到了北京。来了以后，才知道已上了贼船，要当“四人帮”的“枪手”，但想脱身已不可能。我清醒地知道这项差事的危险，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我把定写文章时死守按“两报一刊”的调子，争取不犯错误；同时也尽可能表现好点，图利用这个机会，设法调回北京。我苦心营造的算盘竟然走通了，76年，我们全家调回了北京。我立刻通过蔡美彪、黎澍转入了近代史所，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问：从文革结束，到您二位动手编写文革资料，这中间有十三年，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书?

    周：我们想搜集整理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的事，原是比较早的。有段经历，使我对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有了切身感受：55年冬，还是我在北大历史系读四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就想征集点昆明12·1运动的资料，搞个展览。当时，亲历过那次运动的教师大有人在，但是，他们竟然片纸只字的资料都没有留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深深感到文物资料泯失的悲凉。文革中，我们也顺手搜集了一些传单之类，但在这以后的辗转播迁中，几乎又尽数散佚了。86年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后，社会上既感兴趣，又觉得很不满足。我们认为这除了书本身的架构与内容不尽如人意外，在当时条件下，对毛泽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本文革史，当然是困难的。那时有关文革资料大量毁佚的危机已明显出现，在官方有意的安排下，一些小图书馆所藏的文革资料都已悄悄在销毁；个人的收藏也可怕地散失。我们认为对这些资料尽可能抢救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在6·4后，趁着我们俩即将和已退休，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在这方面作点事，就开始有计划地着手三个工作∶一，是搜集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二，是同时搜集整理6·4民运的资料；三，与此同时，由我抽出时间，撰写一本名为《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就中国的专制主义进行清算与批判。三个工作同时交叉进行。

    我们认为，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题，而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尚不充分的时候，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好，而且我们也确实不是研究当代史的，没有条件来承担这一研究任务。我们唯一能作的只有尽可能地保留有关的文献，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真实可据的第一手资料。巴金老和慎之先生告诫我们要讲真话，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能把真实的材料保存下来，也就是讲真话。当然，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都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东西，高层的密谋、官方的文档，我们是无法接触到的。这些民间流传的东西也有真有假，几乎无由分辨，但当时确是广泛流传，老百姓都是据此进行运动的。

    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发生在大陆，研究在海外。但大陆社会要想前进一步，总有一天要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搜集、整理文革资料，就是为这一天作点准备。退休以后，我们一无所求，二无所争，脱出名利之外，这就可以不计成败得失来做这个工作，努力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来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

    问∶说到“记录真实的历史”，仅靠个人的努力，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真是谈何容易！您二位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

    周：难!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能依靠亲朋好友的真诚支助。是他们在得知我们要做这个工作时，给了我们鼓励和无私的帮助。没有这种鼓励和帮助，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也同时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这项工作是冒着随时有被官方查禁和追究的危险的。

    顾：决定编辑整理文革资料的时候，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知能编出一部什么样的书，见到什么都以为有用，用复写纸，一式三份，手工抄写。不久，单位规定每人每年可以免费复印一定数量的文件，承蒙众多同事的支援，他们把自己不用的定额，都无偿归我使用，这就解决了复印资料的问题。我那时从未接触电脑，资料录入都是出资请别人做的。

    资料搜集、复印、录入都解决以后，主要是整理中的困难。材料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是手刻油印本或手写的复印件。那时纸张质量很差，字迹又潦草，辨认都很困难。而更麻烦的是同一个事件与讲话，有不同的版本；还有很多是内容大体相同，但是又有一些差别，这就有个取舍和校勘问题。但是那么庞大的数量，要按严格标准来做这个工作，根本不可能。只好对完全不同的记录稿，就都收；如两份以上基本相同的，就取记录较多、字迹较清楚的。这个问题这样解决，我是有点遗憾的。但是要对每份材料都校勘清楚，这就要对每件史实都有确实的了解，实在无法做到，只是大体上按原貌梳理了一遍，以供后来研究者使用方便。

    在我们搜集史料、校对清样和成书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赞许和支持，碍于形势，我们不能详列他们的大名，只能从心底感激他们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

    问：作为治史的行家，您自己怎样评价这部作品?它的现实意义和史学意义是什么?还有哪些遗憾?是否准备做进一步的修订?

    周：我们虽是史学工作者，如果说是搞中国古代史，勉强还可以滥竽充数。至于近现代史，不过是大学一二年级时上《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时的水平。谈研究，岂敢!我们不过是秉着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对文革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整理和集结，只是在体例上综合和吸收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些成就和优长，尽可能把它编排得合理和方便点，争取作到年经事纬，条理清晰，广采并收，义例严明。我们相信，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帮助的。间或加了点按语，只图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时则是痛定思痛，情不自已，聊抒胸臆而已。

    文革资料数量多，很难遍收，遗漏必然不少；内容又十分庞杂，取舍甄别实属不易。这当然决不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所能作好的。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也寄厚望于在这方面不久将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将尽可能地修改补充。

    问：您是文革的过来人，又是史学专家，您怎样看待文革这样的历史现象?

    周：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慎之先生曾一再指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我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在整理文革资料的同时，着手写《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的。关于皇帝与皇权部分，我曾以《皇帝与皇权》为名，在1999年和2006年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增订出版。但第三部分《传统专制主义批判》，则因大家都清楚的原因，压在手头，迁延近十年，无法面世。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中国专 制主义进行初步的探索与批判，“使我们的民族在现代化的伟业中，能够清除积垢，轻装前进，在民主、进步的坦途上迈进。”(《皇帝与皇权》序言)

    在我看来，中国革命不但打上有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而且名副其实的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二十世纪翻版。毛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据说是一从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旧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范畴，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正是在这两点上，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谓的“新”，只是虚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衣的骗局。苏联所许诺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点不见兑现，倒是在宰割中国领土上，远远超过列强；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迁延近一个世纪，现在仍远不见结束的内战和分裂。社会主义的苏联自己也已经崩溃解体，明显的不过二十世纪昙花一现的佛光。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延安，奢谈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概念玩弄。对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是当时，甚至至死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始终是封建的、小农的平均主义。就是抱着这个构想，在全国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跃进。终于，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狂暴的幻想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而现在，工人阶级领导已变成了“三个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已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补课，“辛辛苦苦几十年，还是回到解放前”。试问这个“新”，又新在哪里呢?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义者与纯真的抗日救国志士们是被欺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为国献身、流血牺牲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及三年，完全落空。

    这 个二十世纪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带有它的时代特点，但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当然是离不开历史上农民革命传统的。这里，我想再引用慎之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着意强调的中国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存在与影响。慎之先生明确指出∶“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这个论断给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所领导的历次运动指出了新的更为深刻的方向和课题。游民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他们是被从土地上排挤出去，不着地，萍转漂流，缺乏生存保障的人群，其成份包括地痞、流氓、兵卒、贼盗、乞丐等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任拘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仇视官府，仇视文化和有文化的读书人。他们比起无识、椎朴的农民来，见识多，活动力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他们鼓动和组织起来的。没有这种游民领袖的组织领导和游民群众的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个历史传统一直作用到近现代的中国。1927年，有名的被指责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首先由一批流氓、地痞乘机大闹起来的。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 (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 中，不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痞子在运动中起重要作用。这段文字，在文章重新发表时才被陈独秀删除。应该指出，同样的现象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打AB团、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中，都屡屡重演。如卑污丑恶的人格侮辱，野蛮非人的肉体摧残，残忍血腥的刑讯逼供，捏造中伤的罗织陷害，不负责任的肆意破坏，不计毁灭的死活争斗，对文明和文化人的刻骨仇恨，对亲朋戚友的任意株连，乃至于杀人食肉，兽性肆行等等，都是和历史上的游民文化一脉相承的。这种现象在一个号称最先进的革命政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离开了这种农民游民文化传统，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流氓、地痞所勇敢推行的痞子运动，却让毛泽东大声称赞为“好得很”。这正说明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毛泽东和他们是有气性相通的。在青年革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当过兵，作过游学先生，他个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矫情伪饰，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从他的诗作里，鲁迅敏锐地闻到了山大王的气息。27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中共党史上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的。因此，慎之先生所提出的，把毛泽东、把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传统和游民文化中来研究，应该是更深入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重视。

    问：您认为目前研究文革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应该怎么解决?

    周：在上面我们说过，如果对毛泽东今天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部文革史是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历时十年，波及十三亿中国百姓，搞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直接被整的人高达一亿之数，死人二千万的旷古未有的政治大灾难。然而，毛泽东却若无其事、欣然自得地把它当成自己平生两大伟业之一自许。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政治声誉的最高峰，也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顶点。研究文化大革命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事实，当然是无法得到正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我以为，这正就是一些流行的关于文革的著作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981 年6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本来，饱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残的人们，上至高层领导，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饱含怨愤，对毛泽东普遍否定，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神话已趋于破灭，这是必然而且很自然的事。在历时一年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会讨论中，人情汹汹，毛的错误受到揭发和批判，毛的形象随之完全动摇。然而就是复出的邓小平，挺身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搞出了这么个决议，强行通过，把摇摇欲坠的毛泽东形象和已百孔千疮、不成体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起来。

    《决 议》当然也不能公然无视事实和违抗民意，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但是，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老于心计的邓小平，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 丢，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便让起草《决议》的秀才们在文字上玩花招，进行曲护。它断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

    一、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后者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思想智慧的集合。前者才真正属于毛泽东其人，这完全是在进行一个词语的诡辩和玩弄。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好的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不好的毛泽东思想便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文化大革命思想。

    这简直是说相声的绕口令，在这绕来绕去的文字游戏中轻轻地推脱了毛泽东的失误，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堕失的权威。这种作法完全把天下人当成了白痴在愚弄。

    问：我想插几句。其实，从延安整风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到毛去世，一说“毛泽东思想”，都知道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谁曾经认为并且毛本人能否容忍其中还包含别人的思想？而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就是为了证明毛一贯正确以树立他的个人权威：此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博古、王明、张闻天、张国焘固然都错了，此后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也错了，后者的罪名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怎么倒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毛一去世，自然不再“思想”，剩下的是继承或反对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本身就不存在了。

    周：邓小平这样作，当然也自知是亏理的，所以，他才别含深意地对人说，他才是“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的人。可他出于处心维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维护特权专制的用心，却不愿站出来作这个历史的评论，而是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来作。”这就给我们乃至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难以解读的谜团，妨碍我们在深刻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上对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剖析，也为历史制造了难以弥补的缺憾。有了这么个《决议》，人们再来谈这一段历史时，作为党的纪律，人们便不信也得信，不服从也得服从，文革的研究便只能在《决议》的框框里进行，要想有独立见解和真知灼见的成就确是很难的。

    和这种当前研究情况相应的，却是有关批判“四人帮”的书籍向来就并不缺乏，这当然是好事。这些著作多少带有通俗演义的成份，有声有色，一度的确是很受人们欢迎。演义利于揭露事实，但揭露并不能代替深层的理性批判。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揭露层面，人们当然是无法满足的。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人发生错觉和误导，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因王、张、江、姚“四人帮”再加林彪反党集团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上述的《决议》中就曾明白地流露出这样的企图，想让人们相信∶“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巧妙地与毛泽东区分开来，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为毛泽东洗刷和减轻罪责。这是完全违背事实、不能容忍的。江青自己就供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这是恰如其分的。王、张、姚就是狗的狗。狗的一吠一啮，都是仰着主子的鼻息和意图行事的。放过主子，只打帮凶狗才，绝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如果作者思想上还杂有为尊者讳的顺民思想，用批“四人帮”来代替批毛，那就必然导致对“四人帮”揭发和批判也不可能郑重和深入，这就很不好了。      

    说来说去，我的意思还是要写好文革史，前提就是充分批判毛泽东。近来，毛泽东已经从神坛上被拉了下来，但是对他的估计还各有差距。文革十年全盘否定，罪恶滔天，这已不成问题。但由此上推，如何估计?很多人都还是认定建国有功，功劳盖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提出，就是他光辉灿烂的证明。不过，如果像我前面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虚妄、空想的披着革命外衣的骗局”，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又完全不同了。

    问：关于这一点，请您略为详细地阐述一下。

    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一大业绩，就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建立了新中国，住进了紫禁城，并声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决议》中不惮烦地胪列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增长和成就。单就这些，也许确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毛泽东所计划建构的封建或农业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就总体而言，这时期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体道路从根本上扼杀了农民真正解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数亿农民连最低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而在城市中的国有化则完全毁坏掉中国百年来工商业成长与发展的现代成果。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危机。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 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因此在这个空想落后的道路和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个别成就，实际上只是末路上的萤光，绝没有什么可骄人的。

    即使我们不在根本道路上来质疑新中国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单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来看，实际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一个打倒了蒋介石之外，说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试问∶土改后的农村，农民受束缚、受剥夺不是更加重了吗?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就多达三四千万，这样的惨象，历史上可曾有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共产党无数次郑重许诺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这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然而内战三年，牺牲几千万同胞，如果是以暴易暴，暴且益暴，难道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问：有人认为，文革虽然错了，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承认，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农民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者，也是新世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当权派”这一概念，是极具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含义的重要命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通过专政和剥夺，把全国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在特权垄断下，以国有的名义，分任各个部门的当权者掌管，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有。这个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大胆地把它揭出来，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为了克服这个脱离人民与人民日益对立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修正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已不存在阶级与阶级矛盾的论断，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里新生长出来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走修正主义道路，要复辟资本主义。它们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然而在生产资料已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如何划分呢?毛泽东完全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提出按各人的思想来划分。然而，思想是个形而上的东西，几乎难以捉摸，于是这个分野最后只能划定在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出现在文革中依其人与毛私人的关系来划线的荒唐现象。公有制和党的特权垄断是官民之间矛盾无法解决的根源，毛泽东就声称要依靠“不断革命”来解决，甚至像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便要每七八年进行一次；斗争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进行。毛泽东至死不愿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他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必然失败。因而也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破产。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所不愿和不能采行的。我认为这原应该是我们从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的改革被搁置，官僚主义当权派事实上已在复活和发展，并且还和金钱结合了起来，形成新的权贵资本主义，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也就完全丧失。

如上所述，全面深入评价毛泽东仍是一个十分艰巨而炙手的问题。要想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恐怕不是短期所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想写好文革史当然不容易，官方的《决议》在，更是让人们难以措手。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裹足不前，不过比起研究来，我觉得对有关资料进行广泛地抢救搜集整理是更紧迫、甚至最紧迫的任务。因为，毕竟研究是从容论道，后来人尽有时间来进行，而资料的抢救，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史不可泯，失去一份资料，就可能永远失去一份真相。这个工作要靠更广大的仁人志士来多方完成，果如是，则民族幸甚。

作者简介：

周良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1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元史、蒙古史及文化史研究。已退休。

顾菊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负责编辑《近代史资料》）。1934年生，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已退休。

原载《往事》第八十三期，五柳村2009年9月16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