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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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Author】张家康;
【Journal Name】党史文苑 ,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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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康：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核心提示：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两个五个月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勾勒出一个时间表，他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他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他发动群众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支持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8月18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且佩戴“红卫兵”袖章。望着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破四旧”活动，整个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党内外人士对此很不理解。可是，毛泽东却坚持认为，这正是他所设想的群众性的大风暴，放任这种风暴发展，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为此，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这样，红卫兵运动有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停课闹“革命”，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各地党政干部，一些领导干部被迫回避，甚至隐藏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很不满意，认为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面对群众，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群众的道理？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不能草草收场。8月28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偌大的中国就像一锅烧滚的粥，沸反盈天，至矣尽矣。党内很多高级干部怎么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非得要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敢公开提出异议，只能采取较为婉转、隐蔽的手法，抵制“文化大革命”。

　　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他认为，尽管中央发了通知，报刊发了文章，还是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可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步骤时，他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内形势已是波谲云诡，每况愈下。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开始着急了，他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再持续下去。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以使运动纳入他所预期的轨道。他预计，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头绪。但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局势的发展便难以预料，各地派性武斗逐步升级，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大概要三年

　　到了5月，“文化大革命”非但看不到眉目，反而越来越乱。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代表时，不无担忧地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同时，他又说：“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此起彼伏的派性斗争，好象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按照这样的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出眉目，有条不紊。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只需三年时间。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9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彻底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临近尾声了。他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实际上是以公开的方式，传达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换句话说，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扫尾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亲自为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写“编者按”，以期向全国推广。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他已无意再去发动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是迫切地期待着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从而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仍持肯定的态度。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批评所暴露的问题和错误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他赞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些。”他仍在坚持自己的时间表，用三年或略微长些的时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九大”时，已经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扫尾”工作了。中央文革小组在送呈的报告中说：“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当即批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他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央文革在草拟的国庆标语中有这样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那么应运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完结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以往凡是重大决策发文，总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这次筹备“九大”，毛泽东一反常规，不让再署“中央文革”，他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他还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显然，这个胜利也有他所构想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他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他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切，毛泽东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可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批林整风”，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并且开始中美两国的高级会谈，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在正常恢复中。这些应该说都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准备。1973年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又被毛泽东重新恢复工作，委以重任。这无疑也是一个信号，“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这年6月，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访华时问毛泽东：“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他不愿意党和国家总是生活在动乱之中，但是，他又不允许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他在武汉时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当有人说，“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后，他很不高兴，批评道：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感到，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周恩来的病情日见沉重，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整顿之初，毛泽东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后再通过整顿，恢复秩序和建设，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回忆：“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邓小平）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泽东生前终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政治悲剧之所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朝阳又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来源: 《党史文苑》 | 来源日期：200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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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青：和张家康探讨一下文革


张家康在《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提出：

　　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这里容易把读者引入一个误区，似乎毛主席结束了文革，国家就不会出现历史性的灾难，因为出乎他的意料，所以才导致了历史性的灾难，那么这个灾难是因文革是不以人意识为转移导致的，还是另外有原因。

　　这篇文章把毛从发动文革，到文革的不断演变似乎做了一个概述，特别是毛自己提出的文革的四个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这里显然忽视了一个概念叫继续革命，也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咋一看，似乎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指出：“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革，用社论的话说：“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首先，文革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其次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才会有的革命，最后它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和习惯，它的方式是广大的群众运动。

　　2个月后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该决定把文革做了更加规范的定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一年以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的要点：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显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当时存在的形式，正如林彪在1969年4月1日九大上做的政治报告指出：

　　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这份通过的政治报告，虽然是林彪做的报告，但是林彪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起草和讨论，林彪事件之后，一度将其定调为：

　　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因为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林办秘书）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

　　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如果说张的回忆不是那么可靠，但至少汪东兴的回忆是可靠的，林彪对九大政治报告基本上不满意，那么这份政治报告一定是毛定调并通过的，那么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毛泽东打算三年内结束文革，但是不彻底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有什么用呢！

　　显然毛泽东要负责的不仅仅是出乎他意料的文化大革命错误，而且他还需要负责的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份发动文革的重要书信，这份书信我们这里不讨论借钟馗的问题，也不讨论他担心未来的左中右派斗争，我们关注到的是他对继续革命和文革的认识：

　　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首先，这场继续革命（1967年社论定义）是七八年还要来的，以后还要多次扫除，是长期必然坚持的一套理论，

　　其次这套理论需要一个演戏（实验），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反对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右派和不坚定的中间派会打破平衡“得势于一时”，但是左派也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就是不断运动，不断斗争的过程。

　　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继续革命是他毕生坚持的，这就是七八年来一次的横扫牛鬼蛇神运动，但文革只是一场演习，演习可以有结束，但是继续革命的理论不破除，下一场文革就会继续出现，或者换一个面目出现，或者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变化的出现，因为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彻底的错误，是毛后期独断专行的必然恶果，结束文革，出乎意料也许是历史事实，但是继续革命才是根本的错误却不正确认识也是对历史的不公正对待！

　　如果我们把结束文革就能够挽救十年浩劫当成是一个历史假设，那么很可能掉入下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只要继续革命存在就无法避免中国陷入动乱，只有将继续革命的连根拔起才能有效遏制野心家的阴谋！

　　韩青 2012.11.2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