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飞、石名岗 与杨恒均商榷：十年文革是场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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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每临大事不糊涂
——论十年文革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李飞飞 石名岗

原载石名岗博客http://vip.bokee.com/20100105874565.html


杨恒均先生的《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在网上发表以来，引起一些非议。主要是因为杨文“抬高”了文革，贬低了互联网。甚至有人认为杨文是“混淆黑白，荒谬透顶，胡涂之极”。文革乃大事也，杨先生遇此大事，没有人云亦云，可谓“每临大事不糊涂”。文革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应该可以与辛亥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改革开放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相比拟，岂是能以一句“整人运动”所能解释了的。曾记得，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文的序言中，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儿）篡夺革命成果的必然性时说：问题不在于三个骗子（路易·波拿巴为首的三执政）怎样骗了三千六百万法国人，而在于三千六百万法国人为什么要跟他们走。马克思在那里用历史唯物论（即辨证唯物论）解释了那一重大历史事件。同理，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用历史唯物论来解释。我们不仅应该解释毛泽东怎样把六亿五千万人民带进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应该解释六亿五千万人民为什么紧跟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最后又离开了他。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评价文化大革命。

一、走出文革评价的误区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现代历史事件。既是一个现代历史事件，就有许多过来人。这些过来人在文革中必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评价。
“十年动乱”是官方给出的对文革的标准语言的评价。这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也是一个让后来人产生许多遐想的概念。革命是动乱，反革命也是动乱。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是公认的革命动乱；十月革命至今搞不清是革命的动乱，还是反革命的动乱，反正它是用武装解散了二月革命的成果——民主的立宪会议，驱散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游行，建立了七十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王朝；1955年的匈牙利事件，当时是反革命的动乱，四十多年后又成为了革命的动乱。历史离的现在越近，受当时的影响就越大，对它的评价就偏差越大。对文革的评价也是如此。
其实，对文革的评价，毛派人士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而反毛派人士的人士却各有各的不同，这是因为反毛派人士是多数且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以往的社会历史证明，每次革命把历史推进的越远，革命结束时历史倒退的就越多，这是因为革命者往往是极左派，他们提出的革命目标往往超前很多，这种目标不符合大多数阶层和人群的利益。恩格斯是这样描述革命的结果的：“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有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如：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波旁王朝的复辟；十月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斯大林的独裁专政；辛亥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算是“革命”的话，它的最终结果必定是“革命对象”的“复辟”，从这个角度上讲，在之后的几十年，自然贬文革者多多，褒文革者少少。
以往对文革的评价，大多都是围绕对毛泽东及其路线、政策的评价进行的。认为是毛就是文革，文革就是毛。因之，把文革中毛的整人政策和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了文革的全部。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列宁在论述革命发生的两个两个条件时说：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不能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另一方面是人民也不愿意按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了。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告诉我们，革命不是谁想发动就发动、谁想停止就停止的机器。革命的发生需要其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就文革而言，主观条件是上层内部发生严重分歧和分裂，具体地说是刘少奇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威胁，统治者无法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客观条件是，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条件下，经历了多年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干群矛盾越来越大，实在不愿意按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了。既然文化大革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那么，对它的评价就应该跳出对个人评价的圈子，拿到对历史影响的高度上来进行。应该说，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也不会想到文革的结果是后来那个样子。在文革中，对历史产生影响的不仅是一幕幕悲喜剧式的胜利和失败，而且也是一些上层人物和人民一起在这次运动中逐步认识到了“历史必须倒退”。以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为标志，中国六亿五千万各阶层人民选择了“历史的倒退”。我想，无论拥毛派，还是反毛派，都不会否认文革改变了历史。也不会否认文革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此，没有文革，现在我们是不是还会和朝鲜、古巴人民一样，过着没油没菜没肉没蛋、每天八两粗粮（笔者不知道朝鲜的粮食定量，只好按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标准）的生活，过着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日子，确实不得而知。

二、文革的民主和专制

杨恒均先生认为，实际上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大革文化命’的文革，另外一个是青年人利用相对开放的有限空间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的文革”。也就是说，有一个专制的文革，还有一个相对民主的文革。这种把文革二元化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文革就是文革，没有第二个文革，文革就是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统一的文革。
说到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除了毛、林、周，谁也可以怀疑、批判、反对、打倒。到后来，连林、周都可以怀疑、批判、反对、打倒，这不是“大民主”是什么？问题不是怀疑谁的问题，而是“怀疑一切”的思想得到了认可，而这一思想不正是“大民主”的思想基础吗？这种“大民主”实际上比现在的互联网的言论自由可能还要大些；
二是民主的手段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罢工、结社、集会、示威，手段可谓多矣！尤其是结社自由达到了顶点，大到几万人，小到几个人的组织比比皆是，这也是现在所不能比拟的；
三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下可以自由的思想。所谓“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下”，是指任何思想只要采用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和外壳，都可以自由发挥。本来，任何思想体系，包括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体系越庞大，矛盾就越多。其实在文革中，无产阶级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农民阶级更可以用毛泽东思想，大家都是用毛泽东的这部分思想反对毛泽东的那部分思想。邓小平正是用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来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
在这种“民主”的环境下，只要是有点“思想”的人，想不“胡思乱想”都不行，只不过多数人不敢乱说罢了。就笔者所知，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青年学生中，三五成群效仿毛泽东当年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就有很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著，最后得出了与毛泽东思想相反的救国结论。直到1974年底出现了全国最大的“合法”的民主事件，这就是在某某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中央指定的参加四届全国人大的该省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某某落选。后来只好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事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是这样批示的：“这是一起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党员不选党员的重大事件”，通报全国批评。此事件虽然受到了批评，但其民主的意义却是伟大的。
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就是整人，就是破坏，文革也不例外。专政是每个革命或反革命时期必然要采取的手段（当然非革命时期例外）。
可以说革命是为了争取民主，它的手段却常常是专政和专制。以法国大革命为例，18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仅仅过了四十三天，8月26日立宪会议就通过了《人权与公民宣言》，即著名的《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应该是真正的争取民主、自由及人权的大革命。但在大革命期间，从斐扬派到吉隆特派，再到雅各宾派，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没有采用民主的选举方法，而采取了血淋淋的暴力手段。大革命不顾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人权”，把他推上了断头台。接着，革命者们又一个接一个地自己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最终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也被自己人推上了断头台。
回头再看一下文革中的三次大斗争。第一次是从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夺权完毕为止，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彻底摧毁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体系。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第二次是与林彪的斗争，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又摧毁了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的当权派集团。林彪被迫出走摔死。第三次是与邓小平的斗争，由于邓在投毛当权后又企图翻案，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邓小平被免职下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局势急转直下，10月，“四人帮”被粉碎并被上审判台。毛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法国当年的雅各宾专政一样，顿时土崩瓦解。再过二百年，后人对毛及“四人帮”的评价，是不是会像罗伯斯庇尔一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的评价。
在后人看来，革命是英雄的悲壮的史诗。从革命的过来人看来却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当年的法国人是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但对于文革，现在的普遍看法恰是洪水猛兽，是一群乱糟糟的无法无天的人加上血腥的政权更替。在这里，文革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都没有了。我们说，文革是民主和专政的对立统一体，是说革命本身就是在民主与专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各阶级正是在革命中提高了对社会的认识。

三、文革促成的思想解放

文革前，毛泽东农民式的空想的封建社会主义，已经把中国推向了绝路。最先看到和提出问题的是彭德怀。其实，当时毛也看出了许多问题，但由于彭提出问题的方法和态度太激烈，促使毛在“不使威信受损”和“接受意见”两者之间，选择了前者，致使中国的发展停滞了二十年。刘少奇也看出了问题，在六十年代初，实行了调整政策，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提出了批评，迫使毛退居二线。这致使毛发动了文革。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的话，那么林彪应该是第一个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人。他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当代的秦始皇”，在经济上把国家搞得“国富民穷”。故而，林彪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当时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不知是谁的主意，简直是给毛老人家“帮倒忙”。人们从《五七一工程纪要》获得的不全是对林彪的反感，而是感到惊诧，进而开始思考、探索。很有可能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解放是从那时开始的。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文革促成的思想解放。
其一，传统社会主义的桎梏被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源于俄国的列宁主义。谁都知道，列宁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弟子考茨基进行过多次论战，其中就有关于“一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列宁反驳了马克思的“只有德法俄三国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时，革命才会成功”的论断，还反驳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实际上是反驳了历史唯物论。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可以一国单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当时的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列宁本人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正是把民粹主义装扮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装扮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东方落后国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革命的有力武器，还使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最严重的是把国有化误导为公有化，那些把国有当公有的人忘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从理论上讲，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国家内，由议会（注意：不是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因此俄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别称罢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在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九评》中曾经说，苏共领导集团是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真是歪打正着了。可以说是点中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死穴。传统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彻底失败，这是因为他们把手段当作了目的，不是为提高人民生活而干社会主义，而是为“干社会主义”而干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也意识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病，曾说：“我们现在和资本主义差不多，只不过是所有制变了”。毛老人家这样说是无奈的，也是不准确的。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不是“差不多”，是相差太多了。
其二，封建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的破产。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毛泽东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形式。这种集体劳作形式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是圣西门、傅里叶及欧文的发明。说的更远点，是原始人类的发明。这种思想在阶级等级存在的社会中只能是一种空想。当空想不能实现的时候，自然就“堕落”成了一种封建式的农奴劳作制度。农民被强迫在寒冷的冬天，没有任何劳保福利，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两头不见太阳地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这不是农奴是什么？！当然，这可能不是毛的原意，但结果却是如此。在这种制度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按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所统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达三千多万，超过了抗战八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这简直是一场对人类的浩劫。这种反人类反社会进步的思想在中国统治了二十年之久，确是中国农民的悲哀。农民把自己的领袖拥上了政权的最高位，结果领袖的思想却害了农民自己二十年，后来还是领袖自己发动了文革，最终毁坏了自己的思想。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其三，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被质疑。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见，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毛泽东更是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证明，激烈的阶级斗争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阶级和解必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和阶级和解的相互作用是有规律可循的，用《三国演义》上的话来说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阶级和解的时间长了，必产生新的矛盾，就会变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时间长了，各阶级都会认识到，斗争对自身的损害，就会促成阶级和解。可以说，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可以避免的。蓄意挑动阶级斗争，造成人民的分裂，用一部分人民去“专政”另一部分人民，显然是一种极端理论，最终会被人民所遗弃。民主宪政最大的好处是，阶级矛盾可以拿到议会去和平地“商量”解决。文革把阶级斗争推向极致，结果走向了反面，走向了阶级“和谐”。
其四，计划经济模式被否定。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被划上了等号。计划经济失去了价格这一反映供求关系的晴雨表，造成生产部类和部门间的比例失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计划经济模式唯一弊病。更主要的弊病是，计划经济使企业间失去了竞争的动力，同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我国国有企业几十年的状况说明了这一点。到现在，有些国有垄断企业能花一百多万元购置办公大楼的吊灯，也不投在企业的发展资金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是文革后在否定计划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五，毛泽东走下神坛。随着毛在文革中的极左路线越来越不得人心，毛的威望也越来越低。许多人都对毛及“四人帮”的作法提出了怀疑，最典型的是戴煌先生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说到的“张、赵反革命集团”案。1974年到1975年间。在某某市以张某、赵某某为首的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对毛及“四人帮”的作法深恶痛绝，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自修大学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寻找强国富民之真理。他们提出了与主流理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时下中央“在阶级斗争、文艺、教育、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上制定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它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搞下去，生产就会走下坡路”，“如果不能在生产力、经济实力、人民生活上超过资本主义，再搞什么阶级斗争，也不能阻止所谓的复辟”。这些人逐渐形成了团体。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支部，不承认毛及“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拥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担任“二委”领导。最终这个反毛及“四人帮”的团体被告发，1975年4月，某某省公安机关先后逮捕了张珉、赵风岐、罗建中等十二人，更多的人在本单位的学习班隔离审查，并把此案上报中央，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组织”。由于反毛，这个追求真理、旗帜鲜明反对毛及“四人帮”的团体，居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又一个月的1977年11月，被判以重刑。三人被判死刑，一人无期徒刑，另六人分别为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两人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管制三年，某某市各单位因“张赵”案受株连在学习班被整者达一千多人。该集团后由胡耀邦批示平反。到1976年4月5日，反毛及“四人帮”的情绪达到高潮，民众以反“四人帮”的名义来反毛，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
以上五条思想解放的标志，不是笔者总结出来的，而是邓小平通过文革的痛苦实践总结出来的。按笔者的意思，文革并不结束于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事件，而是结束在1989年的“六四”学潮。文革像它的发动一样，不是谁想结束就结束得了的。其实，毛老人家早就想结束文革，但一波一波的斗争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再继续着，使他欲罢不能。同样，华国锋虽然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之后的历史证明，那也只是一句空话。后来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理论务虚会，一直到“六四”学潮，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后文革时期”。加上“后文革时期”，整个文革经历了从“左”到“右”、又摆向“中左”的过程。这中间思想解放的意义可能会比上述五条还要大。

四、后文革时期的状态

上文说到是人民赢得了文革，不过那是暂时的。最终赢得文革的应该是所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那些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实际上是一批左右摇摆的中间派。由于邓小平在党内不是像毛、刘、周、朱那样的领袖式的人物，所以他必须迁就党内左右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改革政策。我们可以假设刘少奇如果不死，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因为他既是领袖，又是理论家，料想别人也无法反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会小得多。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命里注定中国人民要多受些苦难。据说在邓小平刚刚重新出道时，曾被陈永贵所告诫，要他接受教训，不要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邓在文革中投毛的表现，使极左派把他还看作成“自己人”。因为他在文革中又搞了右倾翻案，“右”派也把他当作了“自己人”。这就决定了邓的政策亦左亦右，在政治上继承毛体系，在经济上按照刘体系。后来这就成为了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不是理论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无法自圆其说，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这就使得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走的很慢很慢。
在粉碎“四人帮”的两年后，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才开始秘密地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深怕官方知道。在粉碎“四人帮”的六年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决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粉碎“四人帮”的八年后，1984年中央才决定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粉碎“四人帮”的十一年后，到1987年，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算是全国农民才真正尝到改革开放的好处。但是，农民赢得的好处是暂时的，因为有限的土地养不活更养不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像西欧资本主义的初期一样，农业必须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大多数农民必须走向城镇，走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按亚当·斯密的观点，要实现这种转变，就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仍然慢于农民走向城镇的速度。看来，农民问题不仅是农业政策的问题，也是城镇和第二、三产业政策的问题，想要使全国农民达到小康，任重而道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在官方的理论界的本本主义者们还在可笑地争论“七上八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雇佣七人以下算作坊不是剥削，，雇佣八人以上是资本家算剥削）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悄悄”地用“非法”手段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有的靠省吃俭用，有的靠“投机倒把”，有的靠后门贷款，有的靠假冒伪劣（温州、白沟），有的靠手中权力（村、乡干部和中小国企、集企领导），手段是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但真正松开“民有”企业手脚的时间却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十六后的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民有”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在近二十年间发展成了大中型企业。这部分人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应该说，近二十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尝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但是近来出现的调整政策，如山西、陕西的煤改政策，使资产阶级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今后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政策也很难说。
在这次革命（或文革或改革）后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走资派”群体即官商。他们以上次革命(1949年革命)功臣（子弟）和这次革命（文革）受害者（子弟）的双重身份接管了政权。因此，他们也成为大型垄断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的主人，这些企业成为他们滚滚财富的来源。据互联网披露，某某国家控股保险公司的老总的年薪达六千万之多，是普通职工年工资的一至两千倍，简直是令人乍舌。另外这些企业的利润还由他们所控制。一直到2008年初，国务院才规定国家国资委管理的一定数量的企业缴纳利润的百分之三到五作为给国家的分红。国家的分红那样少，说明这些企业和过去一样，实际上不是国家控股，而是某利益集团控股。近几年来，更有甚者，是国家控股银行与官员、房地产集团联合起来，抬高土地价格，从而炒高房价，用以牟利。这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官商结合的经济形式将必然会成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与以上的各类人群相反，唯一没有得到改革开放利益反而受害的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群体。国企（尤其是中小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工经历了国企和集体企业衰落、重组和破产的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先是借口“打破大锅饭”打破了职工的所谓的“铁饭碗”，这显然有失社会公平。把成功的农村改革的政策用于城市肯定是错误的，“打破大锅饭”的农民得到的是土地，在土地上得到了更大的利益。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得到的是“收入的减少”，失去的是生活保障。真正应该被打破铁饭碗的应该是经营管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而这些人的铁饭碗恰恰未被打破。之后，这些职工又经历了减员增效、下岗内退、房改医改、养老制度的改革，没有一项改革政策对职工有利。每改革一次就相当于把职工的收入减少一次。现在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养老金比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要少得多。企业职工成了自生自灭无人理睬的群体。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大大增加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反而要减少呢？！难道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更火上加油的是，两千年以来，大量廉价农民工涌入城市，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力市场几乎崩溃，工人群体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
这种放任资产者、限制无产者的政策，造成我国极大的贫富差别，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最大”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它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这种状况不但应当及时及早地加以改变，而且早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五、后文革的反思

回顾后文革时期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笔者认为，是整个社会的信仰、目标及模式出了问题。
前文革时期摧毁了中国人的除共产主义信仰外的一切信仰，后文革时期又摧毁了中国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信仰从政治层面到道德层面都模糊化了。在十年文革时期，毛泽东大革“文化”的命，几千年的人类文化精华一下子灰飞烟灭了。不但摧毁了所有的宗教文化，而且摧毁了中国两千年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道德文化。在“人斗人”思想的强制蛊惑下，连最起码的“人性”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抛弃了。在后文革时期，又没有及时为被十年文革摧毁的文化进行“平反”。再加上为了恢复某些市场经济的东西，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使国人对共产主义大目标感到失望了。于是中国人彷徨了，产生了极大的信仰危机。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同样，没有信仰的人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是无所畏惧的。没有信仰的人群是可怕的，是什么谎言也敢说，是什么坏事也敢干的，因为他们不怕惩罚，不怕报应。摧毁信仰易，树立信仰难，“八荣八耻”真正普及到全体国人看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1949年的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作为最低纲领，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那时候的党和人民，既有近期目标，又有远期目标，建设国家的热情和干劲都是很高的。但经过反右、“三面红旗”及文革，把人心搅散了。如今，整个社会只有共产主义远期目标，没有明确的近期目标，或者只有不择手段赚钱的近期目标，而没有近期目标或近期目标混乱的群体是没有士气的。
模式是目标进程的具体描述。目标的模糊必将造成模式的模糊。政治模式有民主、半民主、半专制、专制等模式；经济模式有斯大林非市场的计划经济、凯恩斯的市场的计划经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模式。无论是政治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实对每个国家来说，无所谓先进和落后，只有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发展阶段的区别。不但是政治经济，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举一个非政治非经济的例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无论大中小国企从日本大规模地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全面质量管理制度，结果是产品质量没有提高多少，人力财力物力倒花了不少。究其原因，乃是我国企业发展程度较低之过也。由此可见，模式对发展的重要性。而我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近二十年间，模式相当于空白期。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由于表述的不是很清晰，变成了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理解的混乱状况。
之所以造成现今信仰、目标及模式较混乱的状态，与长期的争论有关，更与长期根据一个没有理论的“理论”办事有关。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理论”是怎样误导的。
第一，“不管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猜测这种说法的提出，原本是想搞姓“资”的东西。这种说法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姓“社”的办法不行，只好用姓“资”的办法，但姓“资”的办法是不合法且不正确的；另一种是姓“社”的办法也行、姓“资”的办法也行，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既然姓“社”的办法行，为何还用姓“资”的办法；还有一种是不知姓“社”的办法行、还是姓“资”的办法行，请你们乱撞去吧。也许还其它的理解，不过这三种就足够把人搞糊涂了。
第二，“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理论造成了人们的极端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当有人对这种理论进行谴责的时候，人们会毫不脸红地说：“这是小平同志说的”。这当然是对是小平同志话的一种歪曲。但小平同志无法解释和更正，只好任凭被歪曲了的话流遍全国，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过河方式是一种最危险的方式，它否认一切前人的过河的经验和教训，不小心就会掉入河中，遭到灭顶之灾。它还是一种耗时最长的过河方式，就像数学上要从证明3＋2=5开始一样，现在到微积分的证明，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它还是一种最笨的一种的过河方式，因为它排除一切科学方法，进行反复试探。既然这种方法是最危险、耗时最长、最笨的方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它呢？
第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就是政策倾斜或官商勾结。以后的事实证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靠“劳动”致富的是极少数，大部分不是官商，就是与官有联系的靠“猫论”用“非法”手段富起来的人。前者的典型是那些利用国家低息贷款，以很低的价格，把中小国企、集体企业攫为己有的企业领导；后者的典型是重庆的黑社会。这种政策的倾斜或官商勾结的作法，显然是极大的社会不公平。
人类社会的发展像自然界的演化一样，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许多伟大的天才革命家，认为“人定胜天”，试图违背规律去创造奇迹，其结果当然是被规律所惩罚，得出连他们想象不出的名不副实的“怪物”来。列宁、毛泽东不可谓不“伟大”，俄国、中国，一个是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想要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到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很难！很难！！很难！！！他们所创造出的社会制度，不但迷惑了对手，而且迷惑了自己，自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先进的制度。他们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去理解现代资本主义，还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们和他们的弟子们特别害怕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是因为教条主义的“惯性”，二是因为害怕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到来的“农民”思想作怪。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百年的历史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的优势，无论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还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大大好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用民主的方式较好地处理好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绝大多数，形成了一种社会福利很高的“和谐”社会。无疑，这种社会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社会主义，这种比我们文明水平高的社会，再称呼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合适了。应该承认，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要比他们低。因此，我们要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可能要必须经过他们那个社会发展阶段。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合理的设想。不过，不管采取何种模式，我们总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不明确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老课题仍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

2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