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 贾平凹对文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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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胡庄子的博客

贾平凹对文革的看法

最近，贾平凹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名《古炉》，是写文革的。书我还没有看完，但记者对他的采访我看了。记者说：“文革的时候，当教师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被押送回村劳动改造，那一天贾平凹正在地里干活，听人说父亲回来了,就赶快往家跑。父亲一见他就哭了，说：我把我娃害了，我把我娃害了！这一幕,刻在贾平凹的心里。时光的流逝没有丝毫冲淡这历史长河中平淡的一瞬,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深刻且不吐不快。44年后,终于发酵了今天64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的写作。”（《尽力写出中国气派——访作家贾平凹》，舒晋瑜文,见《中华读书报》）

写文革的小说，自然牵涉到对文革的评价。我感兴趣的是贾平凹对文革的评价。记者也问到了这个问题。贾平凹回答说：“我一直想写这段历史。家庭的变故对我的影响刻骨铭心，想抹也抹不掉。这一场运动如二战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是绕不过去的。……文革过去多年,什么都沉淀了,许多问题都值得反思，我的兴趣在于文革之火虽不在基层引发，但为什么火一点,基层就熊熊燃烧了呢?我熟悉基层,我觉得社会基层的土壤应该是最重要的,也是小说最能表现的。我写的小说，不是回忆录，不是报告文学,小说的兴趣在于人和人性。”“文革改变了我的命运，破灭了我上大学的梦想，我上到初二,初二都没有读完,后来受父亲的‘反革命’帽子的牵连，当兵不要,招工不要,民办教师不要,代理教师也不要。这就使我的性格发生改变,因要求‘不能乱说乱动’，从此胆怯、自卑，少言寡语。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过早地经历了生活上的困苦和世态炎凉。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也正是那时的生存状态，培养了我耽于幻想的能力，这些变成我日后成为作家的资本。现在写那段历史,事情过去了四五十年,我也年近60岁,许多问题能从大的方面看了,可以说,是平静的,是耐烦的,想的是人应该怎样活得富裕，活得自在，活得尊严，社会应该靠什么去维系，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

这些话说得深沉、深刻，余音绕梁……

我忽然想起,平凹的第一本小说集《兵娃》（中国少年出版社，1977年6月1版1印），也是写文革的。书中收录六篇短篇小说，主人公都是红小兵。这本书许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小说也没有收入作者文革后出版的选集、全集中，很可惜。我的藏书中恰好有这本书,翻出来一看，其中也有作者对文革的评价——见之于《兵娃》“后记”，写作于1976年6月。全文抄录如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个红小兵。

六七个年头过去了,我和风雨同舟的战友们，分别又走上了新的不同的战斗岗位。我，也回乡到了丹江的农村。在那里，结识了又一批红小兵。在文化大革命炮火中，他们才刚刚会走,可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简单的记忆中,却留下了那火红的战旗，革命的洪流……他们长大了,我和他们相处在一起,一块儿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我们一块儿为农业学大寨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们身上,使我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少年一代新的精神面貌,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九七二年,贫下中农把我推荐上了大学,我开始拿起了笔参加战斗。在三年大学期间,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开门半学,到农村的几次实习中,我又回到了小伙伴中间。那些红小兵的可爱形象,时时使我感奋,使我激动。于是，我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一支支对新一代的赞歌！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歌！也是我对开门半学的赞歌！在这里，选出了几篇,就算作我向工农兵交的一份毕业考卷吧。

历史是人写的。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既是同一个人,他对某一事件的评价前后也不一定一致。这当然无可厚非。这正说明世界和人的复杂性。就更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七嘴八舌。让我们仔细地聆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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