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 红卫兵小报漫谈（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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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胡庄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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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一）——话说红卫兵小报

话说红卫兵小报

——兼谈《湘江评论》

“无数的红卫兵报，在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耀下，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诞生了！”“革命的红卫兵，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办起革命的红卫兵报！让我们的报纸，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充分发挥他的战斗作用！”“革命的红卫兵报好得很！革命的红卫兵报万岁！”（《欢呼革命的红卫兵报》，见三司主办的《首都红卫兵》报第12号）
1966～1968年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报禁”无形中解除，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一时间，从油印传单到小报小刊，出版物呈现民间化的特点，出现了“诸子百家”、“言论自由”的局面——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乃至中国历史上言论最自由的时期。
1966年11月22日，法新社记者在与红卫兵座谈时问：“现在北京有多少种红卫兵报？”红卫兵回答：“红卫兵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多多益善，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嫌多。”
到底有多少群众报刊，无确切统计。估计有几万种。2004年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文革小报目录》（杜永平、周连成编），记录文革小报4000多种。2006年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文革小报创刊号图录》（刘建设主编），收入小报1393种。
红卫兵造反派的报刊，都是自行编辑印刷，不到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备案，无须刊号准印证（1968年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报刊报批制度）。所以，没有谁能够准确地统计出红卫兵小报的数量，至于这些小报的创刊、停刊时间和出版期数，更是令人头大的问题。所以，说红卫兵小报，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王锐的《文革小报拾异》（载《记忆》2009年第十六期）中，有一篇《一份特殊的“复刊号”：〈湘江评论〉第二期》，谈到北京的《湘江评论》报，其中说道：
《湘江评论》创刊于何时，笔者手中尚无材料，查杜永平、周连成两先生所编《文革小报目录》，其所收录者，也只有这份第二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湘江评论》创刊于1966年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这份《湘江评论》“创刊”后仅出了一期，便遭遇停刊。其“创刊号”，就成了“停刊号”。这在文革小报中，也比较少见。这份时隔近一年才复刊的“复刊号”，为之提供了“佐证”。

情况并不全是这样的。
笔者收藏有《湘江评论》1—3期。《湘江评论》创刊于1967年2月，主办者是“新北大附中《湘江评论》编辑部”，小报上注明的地址是：北京北大附中红四军。刊名《湘江评论》，显然是效仿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论鲁迅精神》、发刊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干部子弟向何处去》、《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告全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书》、歌曲《革命造反歌》等。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北京创立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曾提到这个组织及它的负责人彭小蒙。后来，红旗战斗小组的负责人宫小吉等人参与组织“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认定为“反动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受到批判，当年被毛泽东表扬的荣耀不复存在。但红旗战斗小组仍坚持活动。《湘江评论》创刊号就是红旗战斗小组主办的小报，只是以“红四军”的名义出版罢了。这张报纸一出版，立即受到附中内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批判与干扰。《湘江评论》无法继续出版。
第二期《湘江评论》出版于三个月之后，即1967年5月29日，主办者改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北师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几个组织都是“老兵”，是红卫兵运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后来中央文革认为“老红卫兵”“保爹保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成为不得势者。《湘江评论》第一期出版后，并没有宣布停刊。第二期煞有介事地发表一篇“复刊词”，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湘江评论》的出版遇到了许多艰难和阻力。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兵团战报》创刊之后受到干扰，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966年11月18日才出版第二期；北京十三中井冈山兵团宣传部主办的《首都井冈山》，1967年2月25出版特一号，受到干扰，直到7月1日才出版特二号。
《湘江评论》第三期出版于6月25日。主办者同第二期。
由于这几个“老兵”组织没有得到“中学红代会”的承认，办报经费肯定是得不到保障的。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一、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要实行严格的财务预决算制度，按月编制预算和决算。”“八、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
《湘江评论》除了经费的困扰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校内外对立一派红卫兵的批判。像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宣传组主办的《只把春来报》、首都中学红代会《星火燎原》等小报都点名对《湘江评论》进行了批判。1967年8月13日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二期头版头条刊登“本报编辑部”文章《宣判〈湘江评论〉〈解放全人类〉〈红卫兵之歌〉死刑》，其中说道：“《湘江评论》从黑屋里冒出来了！……在它的洋洋万言，连篇毒草中，有的隐蔽，有的露骨，有的乔装打扮，有的赤膊上阵，但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矛头指向了党中央，指向了毛主席，指向了中央文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代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严正宣判《解放全人类》《湘江评论》《红卫兵之歌》的死刑，勒令停刊，不得再版。”
尽管受到围攻，《湘江评论》一直坚持出报，尽管期与期之间拖得时间比较长。我过眼的《湘江评论》共出1—5期（《湘江评论》第5期与《红卫兵之歌》报合刊），以及《湘江评论》1967年8月18日专刊。
笔者收藏有千余种红卫兵小报。但是说起红卫兵小报，还是心虚。因为红卫兵小报太丰富了，又没有工具书可以查阅，说不好，就像盲人摸象。但是，也不必畏难，许多工作正有人做。王锐的《文革小报拾异》就是一个有益的开端。我认识北京一位先生，他收藏红卫兵小报，并且是连号收藏，已经连号收藏一百多种小报，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小报，像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的小报、上海的《工人造反报》等都连号收齐了。对于许多红卫兵小报的创刊、停刊、复刊、增刊、合刊、分刊，他说起来如数家珍。我想，只要有心人多起来，有朝一日，一部权威的《红卫兵造反派报刊辞典》是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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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二）——《中学文革报》

1967年1月18日，红卫兵运动中最著名的小报《中学文革报》创刊。《中学文革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其实主办者是北京四中高三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和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克弟弟）等。《中学文革报》报头题字是从毛泽东手书中拼凑的，其中“文”字取《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
创刊号刊登了遇罗克批判血统论的长文《出身论》，三万份报纸很快销售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2月，又以特刊形式印六万份——刊登修改后的《出身论》。
在新中国，“家庭出身”是直接影响一个青年考学、招工、参军、求偶、提干等涉及个人利益乃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出身好，青山绿水，一路风光；出身不好，步步坎坷，命运多劫。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深受其害却不敢言语。遇罗克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出身论》以人生而平等为出发点，从“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受害问题”等方面系统批驳血统论。《出身论》认为，人的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家庭影响是次要的，提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它抨击了血统论和种姓制度。《出身论》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惊心动魄之音。这篇文章像红卫兵运动中的许多异端思潮一样，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使用流行的文革词汇，用正统的革命思想包装自己，却藏其利器，发出自己尖锐的声音。
《中学文革报》以后几期的内容都是批判血统论的。先后刊登了遇罗克的《谈纯》（2月2日）、《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2月10日）、《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2月21日）、《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3月6日）、《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4月1日）等文章，成为批判血统论的主要阵地。
红卫兵言论出版自由，红卫兵报刊多达万种，不少具有官方背景。《中学文革报》则是一份纯民间小报。它的出现，起初并没有引起高层注意。1967年2月6日，康生在与师大一附中师生座谈时，有的同学提出：“现在报上刊登的这篇《出身论》，有的认为好得很，有的认为不好，可能将掀起一场大辩论。”康说：“有辩论就好嘛，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思辩能力。”后来，戚本禹批判《出身论》，并说“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潮。”
当时，北京众多的红卫兵小报卷入了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辩论。《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和《只把春来报》等小报，为《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辩护。《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北京评论》等报则严厉批判《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两派小报相互攻击，甚是热闹。
《中学文革报》出版多少期后被取缔？历来有不同的说法。1967年底出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年12月—1967年10月》（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印）说，这份报纸出了4期。198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说，该报“一共出版四至五期”。
其实，《中学文革报》编号出版第1期到第6期，另外出版1期特刊。笔者收藏有全套七期小报。
陶洛诵回忆说：“《中学文革报》在艰难的逆境中作战，联动分子砸，四三派砸，谁都可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转移到天津去印时，戚本禹发话停刊，我被派到天津，通知印刷厂停印，《中学文革报》就此被迫停刊。”（陶洛诵：《我和遇罗克一家》）
需要说明的是，《中学文革报》是文革后最受知识界赞扬的一张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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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三)--《只把春来报》

《只把春来报》

《只把春来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宣传组”主办。其实，它的编辑者是四中的几位红卫兵。当时，许多红卫兵小报都是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句话作为报刊的名字。《只把春来报》也是取自毛的诗句，妙的是一个“报”字，一字双关。
《只把春来报》创刊号有两种，以日期不同区分（刊登内容相同）：一张标明1967年2月23日，一张标明2月26日。这张小报共出五期。
《只把春来报》刊登的主要文章有：第一期：《于无声处听惊雷》、《为什么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第二期（3月12日）：《论出身——批判出身问题探讨中若干错误思想》第五研究小组。第三期（4月9日）：《从一封血书谈起——将对血统论的批判进行到底》第五研究小组。第四期（5月28日）：《“逆流”观察家》，3—4版是两版漫画。
这张小报和《中学文革报》是一条战线的，是批判血统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关于《只把春来报》，不须笔者绕舌，有几篇回忆《只把春来报》的文章，生动活泼，都是第一手材料，剪辑如下：
何大明的《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中说：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尕颐。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帐。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陉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
陶洛诵在《我和遇罗克一家》中回忆：北京四中的“吴景瑞（大家叫他“毛子”）、张玉海等人办了个《只把春来报》，张玉海写了篇《论出身》，被红卫兵和联动分子说成是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受到《红旗》杂志私下的警告，报纸也就停刊了。”“毛子注定要当冒险家，文革爆发后，他是四中第一个去兰州串联的人。西单商场武斗时他在场，平白无辜地挨了粒汽枪子弹，子弹打在右眼眶骨头里取不出来，引起瞳孔永远放大。他要只身去东北，当天找我道别，邀请我到北海公园去划船。游人很少，我们俩泛舟湖面，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浆声与我们的谈话声。‘我这次走，就不打算再回来了。我要把学生证放在死人兜里，让人们认为我死了。’我惊异地喊起来，无论我怎样追问，他也不说他到底想干什么。……毛子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的伙伴张玉海跑到缅甸参加缅共，在一次战斗中，身中六弹牺牲了。”
唐晓峰的《难忘的一九七一》说：《只把春来报》由（四中）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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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四)——《新四中》

《新四中》，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1967年5月17日创刊。
先看创刊号头版头条刊登的《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

    “钟山风云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
我们伟大统帅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胸中自有雄狮百万”，在他老人家决战决胜的战略部署下，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正以“横扫千军如卷席”威不可当的力量，摧枯拉朽，直捣刘邓老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灭亡的时刻来到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这决战的日子里，回顾起中学十多个月阶级斗争的熔炼，回顾起毛主席带领下走过的光辉历程。革命造反派充满了无限壮志豪情。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听！这就是革命造反派斗争的灵魂。
曾几何时，庞然大物刘少奇，狐假虎威的工作组，耀武扬威的西纠，不可一世的联动，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一切牛鬼蛇神都被杀得片甲不存，抱头鼠窜，统统抛进了垃圾堆，看着这一切。怎不能不为革命造反派大声叫好，怎不能不为革命造反派高唱赞歌？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势如泰山压顶，形如怒涛澎湃，奔腾而来在疾风骤雨里，在狂飙雷电中。革命造反派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吼声震撼了大地，铁拳砸碎了锁链，要革命，要批判，要造反！
    革命造反派拿起笔作刀枪，千百张大字报暴露了魍魉鬼魅的原形，揪出党内一小撮吠日的狂犬。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被踩在脚下了，精神贵族的阶石被粉碎了，什么年复一年的“高考”，什么“梦寐以求”的大学都见鬼去吧！修正主义的混蛋逻辑我们偏要颠倒过来……。刘氏喽罗的几盆污水，泼不灭革命的烈焰，反动分子的几抔黄土挡不住历史的怒涛。刘家门楼摇摇欲坠了……横扫千军威尚在，刺破青天锷未残！革命造反派不愧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敌人不甘心灭亡，刘少奇拿出了镇压革命的全部伎俩，一时间，阴风四起，乌云遮日，黑手企图扼杀还在摇篮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屈服了吗？胆怯了吗？没有！没有！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那反动对联猖獗的时候，革命造反派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什么皮鞭，棍棒，什么谩骂围攻，什么“反革命”的帽子，什么剥夺政治权利的变相监禁，都挡不住革命造反派一反到底的决心。“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你们只能夺走我们的自由，摧残我们的躯体，却永远动摇不了我们始终如一的信仰。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革命是扑不灭的，造反派是吓不倒的！赤潮汹涌，万里奔腾急。看！革命造反派杀向社会，杀向全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英勇批判反动的对联，捍卫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张牙舞爪手持凶刀的牛鬼蛇神闻风丧胆，挥舞皮鞭面貌狰狞的刘邓打手束手无策。革命造反派挣断身上的绳索，冲决层层罗网杀出来了，冲出来了！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那漫漫的征途上，革命造反派是怎样向往呵！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革命造反派怀念你呵！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有了您革命有了方向，有了您呵人民有了救星！
　　在黑手伸向革命的紧要关头，在敌人猖獗的危机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朝夕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有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十恶不赦的反动路线死期到了！革命造反派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新的搏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批判！批判！批判！千万枝笔，千万枝枪刺向强敌的心脏，广大革命群众起来了。发动起来了。“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避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开了新前景。
英勇的斗争，换来胜利的硕果。革命造反派严正地宣判了风靡一时的反动对联死刑，作威作福的刘氏门徒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血统高贵的绅士们一个接一个滚进了泥沟。幕后黑鬼画皮撕破了，……革命的火种，已成燎原之势。
　　在十二月黑风中面对“联动”等阶级敌人疯狂挑衅，革命造反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中央文革，击退了反革命联动的进攻。区区几个小丑，怎能倒转历史车轮，“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中，革命造反派小试锋芒，夺了校内外大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望而生畏。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军政训练里，革命造反派向“私”字英勇宣战，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形成了浩浩荡荡地革命大军。
在阶级敌人自上而下掀起的逆流中，革命造反派没有丝毫地怯懦，浴血奋战，英勇反击粉碎了“联动”反中央文革反解放军的逆流。和解放军结下了血肉情谊。
在发动总攻击的红四月里，革命造反派又以高昂地战斗姿态投入到这场彻底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决战。刘少奇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革命造反派正在前进！
　　革命造反派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革命造反派豪迈的步伐永不会停止，直到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
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页页光辉的斗争史，回顾那漫漫征途，怎能不为革命造反派而狂歌，而欢呼。每一个激动人心的战斗，都谱写着革命造反派英雄的颂歌。每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杀，都记载下“造反有理”的光辉诗篇，千言万语说不尽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唱不完革命造反派立下的不朽功勋。
　　革命造反派破了最大的四旧，立了最大的四新。革命造反派揪出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革命造反派破的是臭不可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的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造反派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一代新人，是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是文化革命当然的掌权者。
在前进的道路上，革命造反派绝不会掩盖自己的缺点，只有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破私立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大多数同志没有面临过生死威胁，没有受过反革命的迫害围攻，靠着毛主席，靠着解放军较为轻易地夺取了政权，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权”的重要性，不会夺权，不会掌权，不会巩固权。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得权容易，丢权也容易，舒舒服服地干革命是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是我们造反派的天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也牢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教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造反派无愧是历史的前驱，永远紧跟最最敬爱毛主席的造反派无愧是革命的先锋。
道路虽然曲折，前途无限光明，全世界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胜利属于革命造反派！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

以上文字，有些“发刊词”的意思。尽管有些长，但还算“好读”，尤其是它透露出了大量信息，对我们了解“新四中公社”及《新四中》报大有帮助。
1967年春夏，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一样，分为两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中革命造反兵团属于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区别从《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可以看得出来：“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则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得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得很。
《新四中》报上刊登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本派观点。像第一期上的《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第二期头版的〈关于目前中学运动的六点声明〉、〈中学运动的关键是为谁掌权〉，第四期的〈新四中公社总部严正声明〉等，都鲜明地反映了四三派的立场和观点。
2、批判联动思潮。如：《驳联动反动的政治理论——联动思潮批判之一》（见第一期）、《联动反动理论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见第二期）、《评联动反动的唯心史观——联动思潮批判之三》（见第三期）等。
3、批判宣扬“血统论”的小报。如：第二期的《不许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学习5·16通知兼驳〈解放全人类〉报〈从解放红卫类到解放全人类〉》，第三期的《迎头痛击在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顽固执行者的挑战——驳〈解放全人类〉的一篇评论》，第四期的《〈湘江评论〉第三期头版文章批判提纲》。
4、发表了《红卫兵组歌》（见第四期）。这个“组歌”，由新四中公社创作，新四中公社和三十九中延安公社联合排演，1967年7月1日正式演出，北京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反响很大，成为“四三派”文艺的代表作。
《新四中》19679月28日出罢6期后,再也没有见到踪影。因为它的“名气”比《中学文革报》小、编辑者也没有《只把春来报》几位编辑的传奇经历，文革后没有见到对《新四中》报的回忆，所以对于这份小报背后的故事，我们知道得还不是很多。北岛在《北京四中》中说：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或许，《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等在《新四中》报上发表的“雄文”就是张祥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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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之五——《原则》


《原则》这份小报我手头没有。问了几个收藏红卫兵小报的朋友，都没有见到。不能妄谈。
北岛在《北京四中》中谈到这份小报，史料难得，抄录如下：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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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小报漫谈之六——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

1966年9月1日，北京创刊两份红卫兵小报，分别是首都“一司”的《红卫兵》报和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的《红卫兵报》。这两张报纸是北京创刊最早的红卫兵小报。从此，群众组织办报风成为时尚。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前无古人（到目前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群众组织报刊最活跃的时期。
这里重点说说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的《红卫兵报》。
对于红卫兵小报，最有发言权的是报纸的创办者。可惜的是，大多说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创办者、编辑者保持沉默。六中《红卫兵报》的创办者之一于晋2008年底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忆了《红卫兵报》创办的全过程，史料珍贵。他的文章分几次刊登，很长，笔者摘编如下：

当时我正在北京六中高三（4）班紧张地准备高考。六月一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在天安门上接见了革命群众，并第一次将红卫兵小将邀请上天安门。我有幸那一天也被邀请上天安门，这是我第一次登天安门。……我们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孙长泰、孙克亮、于晋、张尚英、白志成、李秀生、杨世杰、刘振、陆炜等，也积极行动起来，写大字报、写文章。为了扩大影响，还将文章打印成印刷品散发。在谋划运筹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对出版刊印发行产生浓厚兴趣。大家议论咱们为什么不能出版一份自己的报纸。动议一出，大家无不拍手称快。说干就干，当时分工：于晋负责报纸刊印，孙克亮、孙长泰负责报纸的文章、组稿，发刊词由孙克亮负责，出版发行由李秀生、白志成负责。分工定下后，大家分头去干。我先去了中国青年报，在东直门内北小街里。当时他们一听是红卫兵小将要印报纸，就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刊印问题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等着孙克亮的文章了。熬了一两天，克亮的发刊词及主社论《论形势》终于脱稿。一读大家非常满意。孙长泰、于晋、张尚英也写了文章，第一期的内容很快就排满了。当讨论这份报纸该叫什么名字时，大家一口同声地说，就叫红卫兵报。我们立即分头去找毛主席的手迹，不久就拼出“红卫兵报”几个字。我们立即将文稿送中国青年报社。
通过办报，我们知道了出版一份报纸的全过程。首先按文章进行捡字，排版、拼板，然后打出大样进行校对，无误后签字，将清样作出纸型，然后浇筑铅膜，最后将铅膜上轮转机开印。一张张的报纸就被印出来。这些工作都是夜里干，清晨报纸就已经印出。……我们的红卫兵报虽是第一次出版刊印，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序一道也不能少。还有一个插曲，排完稿后，编辑找到我们问：落款是什么？一下问住了我们。经考虑大家说就叫“红卫兵报编辑部”吧，地址就写我们六中的地址：北京六中，南长街大宴乐胡同十一号。排报的第二天恰好是九月一日，于是这份报纸的诞生日也就成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报纸如同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随着轮转机的戛然而止，车间里突然静了下来。捧起报纸一股油墨的清香扑面而来，看着一行行、一排排的铅字及图形，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刚才还是稿纸上的一行行钢笔字，现在却变成了铅字，真是不可思议。将报纸拉回学校，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咱们上街卖去，北京晚报卖两分一份，咱们也卖两分。有人提出这行吗?我说怕什么。于是我们全体上街去卖报。我也去了。高声叫卖：“红卫兵报二分一份！”由于是新报，以前谁也没有见过，所以卖的非常快，不久报纸就销售一空。
为了扩大报纸规模，我们向西城区红卫兵组织提出能给我们推荐几个办报的人员。不久其他学校的几个女同学刘铭、冯娟、谷雪红等来了。红卫兵报机构成立了。于晋为红卫兵报社社长；孙克亮为主编，孙长泰为副主编，张尚英、刘铭为编辑；白志成为财务组组长，组员有冯娟；李秀生为出版发行组组长，组员有杨世杰、刘振、陆炜等。真是有缘，以后张尚英与刘铭、白志成与冯娟还结为了夫妻。他们现在都有了孩子，幸福地生活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红卫兵报第一期，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在第一期中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的口号。在主社论《论形势》中，引用毛主席的文章的语句激昂地高呼：“中国将要升起在地平线上，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由于第一期报纸语言激昂、文笔流畅，富于鼓动性，所以这期红卫兵报影响之大，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又由于红卫兵报是个新生事物，以前没有这样的报纸，而且报纸还上街去叫卖，真是前所未有。
记得第一期红卫兵报卖出不久，一天我们学校来了几个中年人。说是要找红卫兵报的人员。当时我们北京六中大部分同学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各地串连去了，学校只剩下我们红卫兵报的几个人和朱之前等几个人。朱是初中生，当时负责学校的保卫工作。朱将来人领到我们报社。他们一报姓名我们才知道是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及随员。他们一进屋就说明来意。他们是从下面一些同志那里看到我们的报纸的，就找到六中，并问：红卫兵报是你们办的吗？我们回答道是的。他们又问发刊词及社论《论形势》是哪位同学写的？我指着孙克亮说，是他。记得姚文元说写得不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不好，中央早就有提法，七大以后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而不提毛泽东主义。在提到这期红卫兵报我们都上街去卖了，他们说可以卖嘛。后他们又说，我们准备将你们的主社论《论形势》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是毛泽东主义要改为毛泽东思想，你们同意吗？我们当时都愉快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在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刊登了我们的文章，当然他们将我们的文章题目作了修改。落款也将红卫兵报编辑部改为北京六中红卫兵，并配发了《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
六中红卫兵报首期的初战告捷，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正当我们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第二期的出版工作时，我们接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电话，邀请我们六中红卫兵报的同志去他们那里，说是有事相商。孙克亮、孙长泰、于晋等去了那里。记得西纠是在西单北大街的一个什么胡同里。接待我们的是西纠的负责人孔丹、秦晓还有李三友。见面寒暄了一阵后，孔丹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出的红卫兵报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我们原也想出报纸，因为报纸的影响力、宣传力是其他舆论工具不能比拟的。但是你们走在了前面，以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名义出版了报纸。我们想与你们合着出版这份报纸，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听完孔丹的提议，我们觉得有些突然，几个人合计了一会后，由孙克亮代表我们发言。首先讲了我们办报的初衷及经过。而后又讲，同意西纠负责人孔丹的提议，将六中红卫兵报变为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同时提出我们已有的办报机构保留。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期红卫兵报即改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接下来双方研究了第二期的主要内容等事宜。我记得第二期刊登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第五号通令，据讲是由孔丹执笔的。还有李三友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以及六中红卫兵报改变主办单位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红卫兵报第二期出版。
这期报纸出来后，反映依然强烈。尤其是我们刊登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筹划第三期报纸的内容和以后办报的方针时，我们与孔丹、秦晓和李三友他们发生了分歧。于是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由于协商未允，双方只好握手道别，好说好散。第三期主办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只不过从第三期以后，在刊印报头时将北京六中红卫兵改为红卫兵报编辑部。（胡庄子注：国营棉纺二十一厂造反大队、上海红岩编辑部1967年4月编印的《彻底捣毁刘家黑店——打倒“联动”专辑》中有《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一文，其中说：由“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原为六中所办，后经“西纠”讨价还价，六中同意从九月初〔第二期〕起转交“西纠”。四中派出秦×、戴××等去任编辑，出的几篇文章多是“保”字号的，或是宣传反动血统论的。后“西纠”大头目感到效果不好，又还给了六中，到十一月。在出版过程中，市委大加嘉奖。九月二日，四中派路××等人去找高××〔市委书记处书记〕，高答应把纸、经费全包下来。并派秘书马××去找《××日报》联系印刷之事。后虽未成，但仍把印刷满口应承下来了，为“西纠”效劳。）
记得在出第三期时，我们接到北京图书馆的电话，称据他们了解，我们的红卫兵报是全国第一份红卫兵报纸。他们提出让我们将一、二期及以后每期的报纸送一份给他们。我们照此办理了。
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归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北京市委的一个什么组织管理。我们每期卖完报纸，都把卖报所得的钱上交到那里。
我们的报纸一共出版了十四期。记得要出第十五期时，已接近到年关。为了纪念毛主席七十三岁诞辰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计划出版一期以纪念毛主席为主要内容的报纸。我记得有一幅毛主席在雪地里的照片，还有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的词手迹。都是我去制的版。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期报纸没有出版，以后我们的红卫兵报纸再未出版。这两块版我曾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惜现已不在了。

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据北京文革小报收藏者王先生说，他收藏有全套1—15期《红卫兵报》。

tuffy05

红卫兵小报漫谈之七:《新北大》、《新北大报》

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将北大校长陆平等人打倒。当时，北大人把自己的大学称作“新北大”。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回忆说：

……当时在校刊工作过的人对我说，你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请他给咱们的校刊题个字。我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很爽快地答应了。主席第一次题的字送来了，他还嫌没写好，又派人送来第二次题字。毛主席还写了一封短信给我，大意是：“聂元梓同志：上次送来校刊的题字写的不够好，先再送来一个，如不好，仍可再写。”这在当时都向全校公布了。毛主席的手迹很快就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给要去了（我们七人大字报底稿，也被博物馆要走了）。真可惜，我当时没有复印一份，留个底稿，现在全凭个人回忆，难以准确了。（《聂元梓回忆录》）

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题写刊头的《新北大》创刊，这是文革开始后创刊的第一张造反派报纸。这张创刊号，版式很特别：版面是像《人民日报》一样的大版，却是横宽竖短、只有两版。头版上，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新北大”占了版面的四分之一，引人注目（2006年的收藏市场上，《新北大》创刊号要价千余元）。
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给北京大学新校刊的题字，并且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人民日报》为一个校刊创刊发表社论，前所未有。《新北大》的创刊以及《人民日报》的宣传，为红卫兵造反派创办报刊起到了示范和引路作用。
我一直期望收集全套的《新北大》，跑旧书市场，一张一张地凑，30期之后的报纸基本齐全了，偏偏30期之前的报纸甚为少见。
为什么30期之前的《新北大》如此稀少呢？
原来，毛泽东题写报名的《新北大》出版几期后，原报社编辑部消失，临时编辑部成立，北大校园里的造反派闹起了矛盾，影响了《新北大》的编辑和发行。
对此，两派说法不一——
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认为：《新北大》临时编辑部，是在原编辑部主要负责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外出串联而被迫停刊的情况下，由校文革常委会任命刘国政同志为临时主编，一部分革命师生参加工作，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北京大学毛泽东红旗兵团等《联合声明》。）
对立的一派——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认为：在十月中旬，《新北大》临时编辑部这个“鬼胎”突然降生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新北大》编辑部，曾经刊登过与校文革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的声明，发表过支持和鼓励革命师生对校文革执行什么路线进行大辩论的社论，刊登过几篇认为校文革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还登载过不允许突出某个人而只能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所有这一切，惹恼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大骂原《新北大》编辑部走的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并扬言，把原校刊主编“揪出来”。鉴于这种情况，原校刊主编一气之下，外出串联去了，剩下的编辑人员继续办报。但校文革常委借口大部分同学外出串联，编辑人员少、主编又不在，下令停刊，于是剩下的编辑人员基本上也走光了，这时校文革常委见时机已到，又佯称“校刊是毛主席题的字”，不能停刊。于是他们机灵一动，任命校文革常委刘国政为主编，主编确定之后，又经过校文革的招兵买马和精心策划，炮制出的“临时编辑部”便粉墨登场了。（《我们为什么要砸烂〈新北大〉临时编辑部》，1966年11月15日）
《新北大》出到第19期、20期的时候，反对派采取行动了：1966年11月12日下午，北大群众组织井冈山、红联军等五个单位的造反派发表了《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理直气壮地砸了《新北大》临时编辑部。
《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编委的王继烈当时在现场，他记述道：11月12日下午五时许，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北京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斗队等五个单位的约20人，闯进五院《新北大》临时编辑部，捣毁了编辑部。……他们这次行动，前后只有十多分钟，但损失严重。十八号、十九号房间被砸烂，玻璃窗被砸碎，二十一号房间电话线被砸断。十九号房间库存的几万份《新北大》第二十期被撕毁，扔得满地皆是，甚至扔到厕所里去。十八号房间组织组密封的档案柜被砸开，重要档案被扔在地上。他们抢走文件，抢走校刊编辑部印章，抢走编辑部钥匙……（王继烈《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等五个单位负捣毁校刊临时编辑部的过程》，1966年11月12日）
砸《新北大》临时编辑部这件事情，除了打“嘴上官司”，不了了之。《新北大》报在聂元梓的控制之下继续出报。聂元梓主政时的《新北大》共出二百零几期。
有趣的是，《新北大》有两种160期，分别出版于1967年3月20日（与《长城》第9期合刊）和3月23日，两个160期内容不同，然后就是3月27日出版的第162—163期合刊了。显然，3月23日那张应为161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卫兵小报编印的不正规甚至混乱状况。
北京大学内，与新北大对立的造反派后来组成“红旗飘”、“北京公社”等造反组织，他们创办了《新北大报》，与《新北大》报对立。《新北大报》1967年7月12日创刊，共出20多期。

新浪网友2010-08-09 15:19:22[举报]
你研究的较深，看来对文革小报史可做些贡献。本人也爱收集文革小报，有部分新北大报，其中有创刊号，说来有意思，2006年说服老婆，她同意我用1万元买文革小报，一次在报国寺看到一东北人摆地摊有一张品像很好的新北大创刊号，叫价500元，看的人多，但多说：你这报只值五六十元，我心理痒痒，但也嫌贵；一个星期后再去报国寺，仍看到东北人在那里，新北大创刊号也还在，我与他坎价，他说明天就回东北了，450元卖你，我说：只能给350元，他说不行，我转身就走，他叫住我，350元成交。后与一些文革报友聊天，他们说当时都看到了这份报，但没舍得买，之后都有些后悔。所以搞收藏，一是有闲钱，二是有闲工夫，三是对喜欢的东西敢于下手，很多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胡庄子2010-08-13 19:11:07[举报]
谢谢您的关注。多联系！

tuffy05

红卫兵小报漫谈之八——《首都红卫兵》报

　　红卫兵小报《首都红卫兵》，是北京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群众组织报刊之一。它存世时间不长，但版式复杂，经历曲折。
　　一、三司机关报《首都红卫兵》。《首都红卫兵》最早是“三司”机关报，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政治部主办。创刊于1966年9月13日，1967年2月20日停刊，共出32号。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聂树人任“三司”宣传部长兼《首都红卫兵》报主编。1967年1月1日，《首都红卫兵》发表《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卫兵通讯社的倡议》，将《首都红卫兵》暂定为全国红卫兵通讯社的机关刊物。《首都红卫兵》发表的《打倒“私”字，实行革命的造反派大联合》，为毛泽东欣赏，被“两报一刊”加“编者按”转载。《人民日报》多次转载该报文章。《首都红卫兵》还出版了中学版（1966年12月20日创刊，1967年3月18日停刊，出9期）、上海版（1967年1月1日创刊，1968年3月6日停刊，出5期）、长沙版、重庆版、西宁版、株洲版等。此外，还与一些造反派小报出版了不少合刊。1967年9月，红卫兵将《首都红卫兵》刊登的一些文章汇编成册，命名为《为毛主席而战——三司首都红卫兵文选》出版。
　　二、红代会机关报《首都红卫兵》。1967年3月，红代会召开后，“三司”机关报《首都红卫兵》停刊，《首都红卫兵》改为红代会的机关报，3月3日创刊，共出62期。为区别于原来“三司”的《首都红卫兵》，每期都注明“红×号”。其中，“红1号”——“红10号”，刊头“首都红卫兵”是仿毛体。从“红11号”开始，改换了报头，由仿毛体改成等线印刷体。这张小报从1967年5月1日起在全国发行。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代表的“地派”红卫兵组织对这张报纸不满，认为它为聂元梓为首的“天派”控制之下的派性报纸。北京地质学院67年4月25日出版的《东方红》第30期发表《首都红卫兵报向何处去》，对《首都红卫报》报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等线印刷体刊头的《首都红卫兵》在“地派”的抗议声中坚持出报。后来根据谢富治指示，《首都红卫兵》从红60—61号合刊开始，弃用等线印刷体刊头，改回仿毛体。《首都红卫兵》红62号（1967年10月1日）停刊。
　　三、《首都红卫兵》“新×号”。为向“天派”的《首都红卫兵》挑战，以地质学院东方红为代表的“地派”红卫兵砸了《首都红卫兵》编辑部。1967年6月6日，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名义出版同名小报《首都红卫兵》新1号，它以“新×号”区别于“天派”《首都红卫兵》的“红×号”（共出2期）。这下，“天派”又不高兴了。6月6日，《首都红卫兵》红34—35号合刊发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严正声明》：“最近出现所谓的《首都红卫兵》报‘新编辑部’，这显然是某些人一手炮制的，不能代表红代会的。我首都红代会根本不承认这个《首都红卫兵》报‘新编辑部’及其报纸。”两个《首都红卫兵》以笔墨作刀枪，唇枪舌剑，刺刀见红。1967年6月16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接见北京高校学生代表，他批评说：“当前高校存在两大派，红代会也分裂了，报纸出了两个。这样发展下去不好……”8月，在吴德主持下，两派达成停刊协议：两个《首都红卫兵》都不出了。但《首都红卫兵》（红×号）仍坚持出版到10月。
　　四、《首都红卫兵》（红）复刊号。1968年8月1日，《首都红卫兵》“红63号”出版（编辑部联络地址在北京大学反修楼），四版有“复刊词”。这标志着停刊近一年的《首都红卫兵》（红）复刊。这其实是“天派”的小动作。地院、邮电、林院、政法、工大、师大等“地派”一见这张小报，立即发表联名声明，要求“伪《首都红卫兵》报必须立即停刊”。复刊后的《首都红卫兵》（红）出刊至“红65号”停刊。

tuffy05

红卫兵漫谈小报之九:红卫兵的《大喊大叫》

红卫兵的《大喊大叫》
　　
　　“大喊大叫”在中国人的感觉中是含有些贬义的。敢以“大喊大叫”为自己命名的，自古以来只有红卫兵。
　　1966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外交部分别成立了名为“大喊大叫战斗队”的红卫兵组织。同时,命名为《大喊大叫》的红卫兵报刊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我见到的名为《大喊大叫》的红卫兵报刊有:
    1、《大喊大叫》杂志，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主办。1967年2月创刊。16开本。出版期数、停刊时间待考。存1—4期。
    2、《大喊大叫》杂志，（湖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师总部主办。1967年10月创刊。16开本。出版期数、停刊时间待考。
    3、《大喊大叫》杂志，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大喊大叫》编辑部主办。16开本。创刊时间、出版期数、停刊时间待考。见第3期（1967年9月）之前刊物。
    4、《大喊大叫》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总勤务部宣传部创办，1967年2月10日创刊，共出三期。第一期（2月10日），第二期（2月22日）、第三期（67年3月17日，停刊号），编辑部地址在北京建筑工程学校。
　　5、《大喊大叫》报,辽宁外语师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创刊时间、出版期数、停刊时间待考。
　　6、《大喊大叫》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外东分团主办，1967年5月6日创刊。出版期数、停刊时间待考。
　　外交部的大喊大叫战斗队，没有出版小报，但印发了不少传单，我见到过这个战斗队油印的“号外”。
　　在翻阅众多红卫兵、造反派报刊，我发现这些报刊的发刊词中，几乎都使用了“大喊大叫”这个词。
    可以说,“大喊大叫”和“造反有理”一样，是红卫兵运动中最为最流行的词汇。
　　红卫兵为什么“大喊大叫”？
　　原来，“大喊大叫”一词出自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之口。1955年，毛泽东在《一个整社的好经验》按语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196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并且说：“我们一定要为社会主义新制度下的一切新事物大喊大叫”，“为破旧立新大喊大叫……”。这一席话在红卫兵运动中广为流行。
　　“大喊大叫”一词，触动了红卫兵内心的造反意识，引起强烈共鸣。于是，大家一齐“大喊大叫”起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游行、大批判、大斗争、大夺权、大民主、大自由、大破大立，都是以“大喊大叫”的形式出现的。从某个意义上讲，红卫兵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喊大叫”。

tuffy05

红卫兵小报漫谈之十:《扬子江评论》

红卫兵运动中，有“北有五一六，南有北决扬”之说。
“北、决、扬”指湖北著名的造反派鲁礼安和冯天艾创建的名为“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和他们主办的《扬子江评论》。
《扬子江评论》1967年12月25日创刊（当时叫《扬子江》），1968年9月停刊
鲁礼安回忆说：在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之际，我们在田国汉（武昌某国营印刷厂工人）所在的印刷厂里印刷了《扬子江评论》创刊号。以“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的名义发表了我起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一文。……这一期《扬子江评论》上还发表了冯天艾的《派别与派性》一文。之后，冯还将在这个《评论》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而我的这篇文章则是我文革中的“绝笔”。（鲁礼安《仰天长啸》第269—270页）
除了华中工学院的鲁礼安和冯天艾为《扬子江评论》撰稿之外，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郭仲藩，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秀林等也是《扬子江评论》的撰稿人。
1968年5月17日，鲁礼安听说湖北黄石可以搞到《扬子江评论》所需的纸张，欣然前往。当晚，他经过铁山时被“新派”抓获，后被投进监狱，从此他在监禁中渡过了漫长的十余年……
《扬子江评论》上发表了批革命委员会、批军区、主张武装斗争、批周恩来、批张春桥的文章。——这些观点后来被当局概括为煽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重建他们所谓的‘崭新的国家机器’”、“反对人民解放军，重建他们所谓的‘人民武装’”、“反对中国共产党，重建他们所谓的‘决派党’。”
1968年8月22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在省革委会上宣布：《扬子江评论》“是一本极端反动的刊物”，鲁安礼和冯天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9年9月27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即“九·二七指示”，据说是康生炮制的）：“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幕后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步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妖风。对这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构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随后，《扬子江评论》停刊。武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清查“北决扬”斗争。
1969年10月3日,湖北省负责人刘丰在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北斗星学会”、“决派”及《扬子江评论》问题的专题报告。他专门说到《扬子江评论》及主办者：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决派”的反革命喉舌，就是说这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为制造反革命舆论而搞起来的。这个反动刊物创刊于1967年12月25日，它的前身叫《扬子江》，一九六七年九月就出现了。《扬评》的反革命活动,大体上分为但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67年12月到1968年5月,他大肆刊登“北斗星学会”、“决派”的反革命《宣言》、《纲领》、《章程》，极力地鼓吹所谓的“决派思潮”。第二个时期是1968年8、9月间,它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极为反动的“四评”，疯狂地攻击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个时期即今年五月到七月底,它以各种名义发表了十多篇反动文章，极力为错误的所谓“反复旧”运动制造“理论”根据，炮打“三红”。……
一号头头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所谓的“鲁克思”，是一个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二号头头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1968年7月28日在武汉开的反革命黑会就是他负责召集的。他恶毒攻击我们的党中央，攻击解放军,去年发表的极其反动的“四评”，就是他写的。杨秀林，武汉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前,就因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咒骂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企图外逃投敌,清理阶级队伍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刘丰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北斗星学会”、“决派”及《扬子江评论》问题的讲话（1969年10月3日），传单。）

鲁礼安、冯天艾都被监禁十余年，杨秀林也遭监禁，郭仲藩受到批判，印刷工人田国汉遭到长期监禁至精神失常。更多的是与无关的“北决扬”人也被株连而投进监狱。
一张小报,竟然弄出这样大的动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