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晴：轰动全国的钟志民退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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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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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6 16:3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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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打仗干革命，我们也要革命

——钟志民同志谈申请退学的思想经过


【本报讯】 1月17日上午，南京大学党委全体常委开会，听取了政治系二年级学员钟志民同志关于申请退学问题的思想汇报。现刊登如下：
党委对我申请退学的事情很关心。我原来有灰溜溜的思想，觉得不光彩；现在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党的领导无限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进来的，这是个错误。我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到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开始不愿意去，大势所趋，父母又告诉我，你先去，以后再把你调上来。1969年征兵，我到县人武部找杜政委，他一口答应。我参军的名额是另一个公社的，那个公社的一个社员体检已经合格了，马上就可入伍，结果名额给我占了，那个社员就没能入伍。我在沙洲坝公社仅做了四五十个工分。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知识。曾向父母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1972年4月大学招生，我爸爸在军区是分管干部工作的，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很快就决定了我去上大学。上大学前，妈妈又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学什么，我说爱学哲学。我就这样上了大学。临走时，福州军区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开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特别是去年五六月份，那时我在凤凰山铁矿进行开门办学，听了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那里的工人群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些是我在学校里听不到的。思想上很受震动，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东西。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对我要求退回部队，不同意，说影响不好，还说有的领导同志的孩子也没有退。姐夫说我是极“左”派，“只有你革命”。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妈妈再三说，只要认识了就好了，不要退了，并要我等商量好以后再决定。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我向他提出领导干部的子弟不去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最后他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家里其他人也不同意我的做法。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家里回信不同意我退学，妈妈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后来，在学习党的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当时我还搞不清楚，退还是不退。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全国“走后门”的这么多，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记得王主任(南大革委会主任王勇)那次谈话给我讲了三点，(一) 你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中央19号文件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二) 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三)
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像没有结束。这次到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很多，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回来以后，思想震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党的正确路线的温暖。既然这样做，路线正确，就应当退到底，退回部队，退到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回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是对的，还曾写过坚持“血统论”的大字报。可是，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有些担心，有些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干部子弟有很多特权。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感到坐公共汽车不光彩。有一次，家里派小车子没有接到，她乘了军区的班车不直接回家，先到招待所，然后再叫家里派小车子去接。我曾说她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要脱胎换骨，改造思想。

“走后门”这种事情，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县工作，看到开后门问题的严重性。党要搞马列主义，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老百姓的问题。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父母死了怎么办。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我在去年暑假，回到了瑞金。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我算什么呢?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要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伯父家，在伯父家里住了三天。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1928年的冬天，红军杨子光同志从闽西来瑞金，住在我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在他的启发下，我爷爷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29年冬天，他们在黄沙地区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五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村里有一位军属，因为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被吊在祠堂里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在解放后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军。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他们兄弟三个都参加了红军。后来大伯父因一条腿被敌人子弹打断，没有参加长征。在家养伤，被地主活活砸死。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父亲到了延安，才知道二伯父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父亲、母亲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睡觉。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400多元的手表，却毫不在乎，后来家里又给我买了一只180多元的。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送掉吗?不能!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我是1952年出生的，不到一个月，父亲入朝，母亲在部队也要入朝，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整风运动，看到解放30多年来，有很大进步，但还有不少落后、反动的东西；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现在想到自己做错事很难过。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还是有路线斗争的。现在世界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已变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期待着我们。但在某些人那里，马列主义变成了装饰品，口头上讲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不按马列主义办事。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希望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
197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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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退学申请报告


【编者按】
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的这份申请退学报告，自觉地批判了自己“走后门”进大学的错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反映了教育战线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革命干部的子女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还是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二、革命干部是教育子女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把子女当做“私有财产”，把“走后门”上大学作为成名成家的阶梯?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那是说的剥削阶级内部的事。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事关反修防修，事关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吗?

敬爱的党委：
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部队学员。去年大学招生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

来到学校以后，通过一年多来的学习，特别是通过“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到了一些矿山、工厂，接触了一些工人和群众，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以后，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因为它涉及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把人民给予的职权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走后门”这种做法，却是利用人民所给的职权，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不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而是违背党的原则。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不，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不正之风像瘟疫一样地侵蚀着我们的党，它破坏党与人民的联系，损害党的优良传统，它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根本不相容的!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一切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大学，而不是想到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把工农兵中的优秀代表送上大学呢?无非是感到这是自己的孩子，那是别人的孩子，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罢了。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学里送，而不是想到让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呢?无非是以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还跟过去一样，是成名成家的阶梯，上大学可以“有出息，有知识”罢了。

“走后门”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私有观念的残余；“走后门”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总之一句话，“走后门”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林彪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走资派，就是惯用这种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的“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来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来结党营私，来分裂和毁坏我们的党。我们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就一定要同“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不把这种不正之风反倒，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到底。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人民给予的权力，应该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用来谋自己或少数人的私利。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政权，而不是压迫人民的政权。早在世界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巴黎公社刚刚诞生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只有遵循了这些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不变成修正主义，才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努力为人民服务，不搞“特殊化”。作为一个干部子弟，就更没有权利脱离人民群众，去当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

过去我总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从抗美援朝，到东海前线……出身在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劳”的家庭，受到一点特殊照顾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不，这种想法错了!干部子弟为什么不能离开父亲、母亲的“特殊照顾”去自己创立自己的生活呢!我们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享受照顾?凭着一个电话就来上大学，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以为出身好，好像在人格上就比别人高贵，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的人，思想更危险，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

伟大的革命导师在很多著作中反复地强调了这种蜕化变质的可能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干部子弟长期生长在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又长期脱离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如果他们不注意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比较容易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虏，比较容易在他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我说这些话当然是包括我自己的，首先是对我自己而言的。

在我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父亲、母亲，革命的前辈用鲜血打来的江山难道就在我们面前断送掉吗?不，决不能!我们在生活上不应该依靠父亲、母亲，在政治上却一定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要有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走后门”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是不利的，它帮助我们逃避火热的斗争，它引导我们去走个人主义的道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误人不浅的、通向资本主义的“鬼门关”。

敬爱的校党委，以上就是我对于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认识。这些想法，暑假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假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妈妈都谈过了，他们都支持我的想法，都同意我对问题的认识。回校以后又跟系里同志谈过。现在，通过十大文件的学习，使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我没有经过推荐，也没有经过选拔，最主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原则、招生手续入学。所以，我向校党委申请，把我退回部队去。
我决心回到部队去，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顺致
革命敬礼


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 钟志民

1973年9月28日1974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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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民退学事件

钟志民出身于长征老革命、军队高级干部家庭，1968年在南昌二中初中毕业，即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江西老区瑞金沙洲坝农村插队劳动。但他在农村只劳动了3个月，于1969年初占用一个社员的征兵指标参了军。在当了3年兵之后，凭借父亲的关系，于1972年4月被“推荐”到南京大学读书。在大学的一年半学习中，钟志民对自己上大学一事产生了新的认识，以自我革命的激情向南京大学党委提交了一份申请退学报告。在报告中他自我解剖说，自己没经群众推荐、招生选拔等合法程序而由父亲给军区干部科打电话指名调选上大学。在列举此事的种种不良影响后，他恳切提出改正错误、退回部队。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一周后，北京召开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等党政领导大都出席。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之外，还夹发了第三支箭———批“走后门”上大学，借此打击一批老干部。《人民日报》助势批“走后门”，四天后再以头版头条刊出钟志民向南京大学校党委汇报申请退学的思想转化经过。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反映部队批林批孔问题的信件中批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2月2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通知：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妥善解决。这样就把“走后门”问题搁置起来，后来实际上再也没有追究。

如此结局，钟志民就不可能被树为“反潮流”典型了，对钟志民的政治宣传也悄然转向，只强调“向一切剥削阶级自私自利意识形态开火”，“向特权思想挑战”等空目标。钟志民被改塑为“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自我革命”、“自我批判”的思想革命战士。钟志民从大学退到部队，又从部队退到农村，一路退到底，最后退到农民身份为止。

　　摘自《百年潮》周全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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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里程

——记钟志民在农村

去年2月26日，钟志民退学退伍，回到他五年前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公社大埠大队百花园生产队，踏上了新的战斗里程。如今，一年了，小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他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批林批孔当尖兵

钟志民回到生产队时，队里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钟志民与贫下中农一道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和指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由于他学得好，批得深，被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推荐为队里的理论辅导员。

在学习和批判中，小钟注意联系实际，做到有的放矢。去年春插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可是队里下田插秧的只是男劳力。小钟进行了调查，原来这里的妇女过去都不下田插秧，有人说什么妇女插的秧不结谷粒。他同队委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孔老二“男尊女卑”的流毒，批林批孔就要联系实际批。于是，在政治夜校里，小钟与贫下中农共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伟大教导，宣传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狠批林彪、孔老二轻视妇女的谬论，并动员女团员和女知青带头下田插秧。通过学习和批判，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能插秧的妇女都纷纷下了田，大大加快了春插的进度，同样多的早稻田，前年花了22天，去年只用11天就完成了，赶上了季节。妇女们还专门搞了一块试验田，早稻亩产超过大田亩产100多斤。

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小钟发现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激烈。当批判孔孟的人性论时，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胡说什么“我们过去待长工、佃户都是酒食同餐”；当批判“天命论”时，巫婆还在暗地活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有所表现。他感到，要击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进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深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久，在县里召开的知识青年座谈会上，钟志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向大家作了汇报，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决定倡议办一所“瑞金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政治理论学校”，建议得到了县委的支持。这个学校采取函授的办法，适当进行短期集中辅导。现在各公社参加业余政治理论学校学习的学员都成立了中心学习组，大队成立学习组，这些学员又带动了其他知识青年一起学习。他们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调查，联系现实阶级斗争，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成了农村批林批孔的一支生力军。钟志民他们还办了一个《新一代》的刊物，交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接受再教育的体会，以及批林批孔的经验。他们满怀信心，去争取坚持乡村的胜利，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艰苦磨炼下决心

钟志民在退学报告中说过：“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要有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到农村后，他努力实践自己的誓言，不怕苦，不敢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虚心接受再教育。一次，队里到十二里路外的地方挑粪，要爬山岗过陡坡，队长分派他干其他的活，可是小钟挑起粪桶跟着社员走，他向队长说：“这是我锻炼的好机会。”远距离挑粪，正如俗话说的“路远没轻担”。他挑的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从左肩换到右肩，两肩不断地换，还是感到吃力。就此休息吗?不，要挑下去。他感到这普普通通的担子，就是革命的重担。肩膀磨破了，血粘到了衣服上，他若无其事。贫下中农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一把抓住他的扁担说：“志民，你歇着，我们来挑。”他说：“担子你们可帮我挑，但不能代替我改造思想。肩膀磨破点皮不要紧，这会长好的，人变修了，就不容易改好。”他继续挑着前进。为夏收准备晒谷场，要把三合土捶打平整，这是比较苦比较累的活，钟志民他们连续干了几天。沉重的槌板，一干就要捶打几小时，一个知识青年有点吃不消了，就问干得正欢的钟志民：“你不累吗?”小钟说：“也累，这就是磨炼!”谁知道这时钟志民的手上已磨起了好多血泡。在一切脏活、累活、难活面前，钟志民只有一句话：“干，干，干!”社员赞扬说：“钟志民改造思想真是下苦功夫。”

生活上，钟志民也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一次，队里把种完剩下的花生种分给社员，最后剩下几斤不大好分，干部提议给知识青年班算了，社员都赞成。有个同志拿了回来。有人认为：这点花生是干部提出的，社员同意的，可以留下；也有人认为：不论花生多少，都是贫下中农的劳动成果，我们不能多享受，应该退还。钟志民和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的教导，一致认为退还花生是对的，不吃是很高尚的。钟志民说：“我们只有为国家、为集体多作贡献的义务，没有多享受的权利。小事不注意，时间长了，就会脱离群众。”花生一粒未动，退给了生产队。后来，钟志民特地用红纸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贴在房里，鞭策自己，永远保持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建设农村是闯将

钟志民一回到生产队就与知识青年班的同志一起调查队里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水源、经济等情况。他看着这一块块肥沃的土地，随手抓了一把土，递到战友面前说：“咳，这样好的泥土，只要把路线搞对头，以大寨为榜样，和贫下中农一道大干苦干，一定会增产更多的粮食。”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干部、老农、知青三结合的科研小组，进行科学试验和科学种田。

育秧开始了，钟志民和试验小组的人采取“地坑催芽”、“湿润育秧”的新方法，刻苦钻研技术，一心育好秧。谷芽撒下地，正遇上寒潮，晚上，当人们还烤着火炉的时候，他冒着寒风下了地，卷起裤脚，踩进那冰冷的水里，为秧畦上的谷芽盖上草木灰；接连几个夜晚，都悄悄起来看管秧苗，人都熬瘦了，但秧苗却长得绿油油的。社员说：这是钟志民的心血浇大的。

去年，这个队早稻推广了合理密植，因而肥料的需要量比往年多。有关单位考虑到百花园队底子薄，便多给了3000斤化肥。接到通知后，队里有两种意见，少数人主张把化肥买回来，钟志民和许多社员主张不买。小钟说：“我们应该学习大寨贫下中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大干苦干，不靠特殊照顾。”最后，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意见，3000斤化肥一两没有要，凭着自己的一副担子、两个铁肩，大积大造自然肥料，解决了肥料不足的困难。

革命的思想，辛勤的劳动，赢得了喜人的丰收，去年旱稻总产量比前年增产近五成，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早稻增产了，小钟又和贫下中农研究精心管好晚稻，力争季季丰收。去年，这个队晚稻引进了七八亩矮秆高产品种，一开始就有人反对，说什么高秆种惯了，换个矮秆不一定增产。小钟和试验小组的人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坚持试验。秧苗插下去不久，发现枯芯苗，这时，原来不同意长矮杆品种的人主张耕掉，改种荸荠。钟志民和许多贫下中农不同意随便减少粮食生产面积。他们与农技员分析研究，认为枯芯苗是螟虫害造成的。只要抓紧喷药杀虫，加工管理，还可以夺得丰收。一场虫口保苗的战斗开始了。钟志民代表青年突击队向生产队长请战：“队长，这个任务我们包了”。救苗如救火，小钟等人争分夺秒撒农药，不怕苦和累。耘田时，他们不用耙子耘，改用手耘。接连几天，腰酸背痛，钟志民跪在田里耘，还不断讲着故事鼓舞大家。太阳下山了，星星闪着银光，大家又疲劳又饥饿，钟志民却严肃地在想，旁边的人问他在想什么?他无比激情地说：“我想着中南海的灯火，毛主席正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心!”他的话使大家驱散了疲劳，忘掉了饥饿，谁也不肯收工，大家的心情是：多耘一行，就是为“广积粮”多贡献一份力量。
经过艰苦奋战，矮秆品种亩产比高秆品种增加200多斤。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在事实面前认输了。
在新的里程上，钟志民朝着更远大的目标，昂首阔步向前进!

1975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