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对《许世友将军逸事》的几点补正

tuffy05

《记忆》2009年12月31日第40期

对《许世友将军逸事》的几点补正
董国强

《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上发表了李波先生《许世友将军逸事》一文，其中写道：
1966年秋，一代虎将许世友也处在危难之中。……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乘坐吉普车，从隐身住地，渡江北上，驶上浦镇北城圩某部视察。闻讯而来的军师首长们，见到被“炮轰”而东躲西藏久违了的司令员，个个心情激动，倍感亲切。他们相互搀扶着，在坎坷不平的田间小路上，指指点点，谈笑风生。那亲密无间的情景，令人非常感动。我也不失时机地按动着快门，拍下了不少动人的瞬间。
一次，当我站在他的面前，拍摄他的特写镜头时，将军可能听见相机快门的响声，笑着对我说:“怎么又是你这个小鬼?不要再拍了，说不定我还是个黑帮分子哩!”此话一出，顿时惊住了军师首长们。许世友语调平静地说:“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数月后，周恩来总理在接待江苏省暨南京市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即《1•28讲话》），严厉批评说:“许世友打仗这样勇敢的人，都被你们撵得‘钻’了山洞，这是毁我长城啊!”难怪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许世友时，他“跪拜”毛主席，一诉衷肠。

根据笔者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李波先生上述回忆文字似乎存在若干重要史实错误，特此提出就教于李波先生。
第一，李文说“1966年秋许世友处于危难之中”，显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互抵牾。
就笔者所知，江苏、南京地区的文革运动始于1966年6月初南京大学“六二事件”。此后江苏省委根据中央（当时由刘、邓主持工作）的指示，向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派出工作队，试图对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实施控制。不料到7月中下旬，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这个消息传到南大，学生运动的斗争矛头迅速由匡亚明和南大党委转向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为首的省委工作队，并进而指向江苏省委。8月上旬，因带头贴工作队大字报而遭受打压的南大青年教师文凤来潜赴北京告状，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文凤来参加“八一八”接见后载誉归来，南京地区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于8月23日宣告成立。8月27日，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也宣告成立。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以后，很快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势力结成广泛联盟，分别形成“江苏红总”和“南京八•二七”。鉴于中央曾经明确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军、地有别，所以从1966年8月下旬造反派组织出现，一直到1967年初“一•二六夺权”为止，江苏、南京地区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造反派与省委之间的矛盾冲突。
然而南京军区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7月份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组建的时候，南京军区曾根据《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工作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还担任了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不过在7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作出批评以后，特别是10月6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群众大会上公开答复南大“八•二七”代表丁曰泗关于工作队错误的问题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开始与造反派进行秘密接触。在后来与“八•二七”领袖高啸平、曾邦元等人的一次谈话中，许世友亲口说过：“八•二七我也很了解，以前是通过解放军报记者与你们联系的。”（《促联战报》，1967年11月7日）许世友这里提到的《解放军报》记者是邢文举，他作为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派驻南京的联络员，在江苏、南京地区的“造反”、“夺权”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许世友、邢文举的支持下，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在1966年11月的一次南大师生揭批省委工作队的群众大会上反戈一击，公开揭露了工作队利用省、市公安机关收集、整理南大造反师生“黑材料”的内幕。此举使江苏省委和省委驻南大工作队陷于极大被动。关于“梁杜吴造反”的幕后详情，张春桥在1967年5月代表中央赴南京调处造反派与军方关系的时候说过：“……南京部队从老早，实际上不是现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1967年5月14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其次，许世友还多次向中央揭发江苏省委的所谓“罪行”。在1967年9月《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即著名的《九•二八讲话》）中，康生说“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张春桥也说：“梁杜吴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杜吴是不容易的。”（《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9月28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在李文提到的那个《一•二八讲话》记录稿中，江青在赞扬许世友时也说过：“……去年（1967年，董注）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李士英，江苏省委书记处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董注），洪××（洪沛霖，江苏省公安厅长，董注），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月28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些讲话都可以折射许世友在文革初期的基本立场和现实处境。
再次，南京军区在1967年初江苏“一•二六夺权”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年“红总”勤务组成员耿昌贤先生回忆：“1月26日那天的夺权活动我是自始至终参与的。‘夺权指挥部’设在南师。我当时负责两个事情：一个是负责跟南京军区联络，一个是负责筹备鼓楼广场的群众大会。与南京军区的接触，我找的是梁辑卿和邢文举。我是25号下午去的，在华东饭店AB大楼。见到他们以后，我就把我们准备夺权的情况汇报了，然后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是请军区公开表示支持；第二是请军区派部队保卫几个地方，包括‘夺权指挥部’所在地南师，省委、省人委和市委、市人委机关等；第三就是请军区领导出席鼓楼广场群众庆祝大会。我们谈过以后，梁辑卿就向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汇报，邢文举就向中央文革和总理汇报。在这之后，梁辑卿对我说：‘我们已经请示过了，你们提出的三个要求都可以满足，你回去吧，我们马上派军队维持秩序。’ 在回来的路上，我就看到南京军区的部队在调动部署。等到我回到南师的时候，大门口已经有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了。”（笔者与耿昌贤先生谈话记录，2007年1月31日）邢文举先生前不久发表的回忆录虽然否认他在夺权中的主导作用，却暗示南京军区事先知道造反派的夺权行动（邢文举：《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老照片》第五十九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6月）。而据某权威研究机构编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未刊稿）记载：在1月26日“夺权”行动中，南京军区出动四个连、二十辆军用卡车、十二辆摩托车支持“夺权”。1月30日，“夺权委员会”在五台山体育场、人民广场等处召开“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誓师大会”，52个“造反派”组织、30万人参加。南京军区派出4000名指战员参加会议，军区副司令员饶子健在会上讲了话。
依据本文提供的上述种种事实，至少从1966年10月“梁杜吴造反”，到1967年1月“一•二六夺权”前后，南京军区与造反派组织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许世友对中央的指示精神亦步亦趋。毛泽东先后于1966年12月3日和1967年1月27日以中央名义批转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两份请示报告，对南京军区的立场和主张给予高度评价，全国范围的“支左”决策由此发轫。所以李波先生说“1966年秋许世友处于危难之中”，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就笔者所知，许世友确实因与造反派的矛盾冲突一度“处于危难之中”，不过时间不是“1966年秋”，而是“1967年夏”。而且这次短暂的“历险”其实有惊无险。
许世友与造反派的矛盾冲突始于1967年3月。其背景是“一•二六夺权”以后，以文凤来为首的“红总”和以曾邦元为首的“八•二七”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严重威胁到江苏的社会稳定和生产秩序。中央在通过协商方式实现“大联合”的尝试失败以后，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施“军管”。江苏的大权遂全部集中到南京军区手中。在“一•二六夺权”以后一度把持江苏大权的“红总”显然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于是江苏、南京地区的主要矛盾迅速转化为“红总”与军方的矛盾。军方根据中央《军委八条》等指示于3月间实施“镇反”，桀骜不驯的“红总”首当其冲，许多基层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另外有近千人被捕。如果不是中央于4月6日发布了一个《军委十条》，“红总”无疑将很快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然而到3月底，所谓“二月逆流”和青海“赵永夫事件”浮出水面。毛泽东似乎认为这两个事件是“走资派残余势力”试图利用军队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打退“走资派”的新反扑，毛泽东转而支持各地造反派与军方对抗。于是不但有了旨在削弱军方威权的《军委十条》，而且 “两报一刊”在此前后又相继发表社论，呼吁“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江苏“红总”利用这个转机不断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军方的权威。南京军区则陷于被动，无所作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中央发出《关于武汉“七•二○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两报一刊”又相继发表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当时舆论宣传的主旋律，整个局势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军方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红总”遂于8月间在江苏、南京地区策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揪许”运动，公开提出“打倒许大马棒！”的口号。而一向与“红总”对立、持“拥军”立场的“八•二七”，也在主流舆论宣传的误导下发生涣散，一些下属组织居然跟在“红总”后面摇旗呐喊。许世友和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的家被造反派查抄，许多军区首长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处于危难之中”的许世友先是前往27军（其前身是许世友亲任指挥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华野“九纵”）军部所在地无锡避难，不久以后又转往安徽大别山深处的军事要塞。
8月中旬，蛰居上海的毛泽东洞观全局，对“武汉事件”和南京“揪许”风潮有了新的看法，意识到“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遂于8月18日派张春桥乘专机前往安徽将许世友接到上海，当面告诉许世友可以回到南京去向有关方面传达“三个就说”：一、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二、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党史纵横，2002年第12期）此后，毛泽东又于8月25日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周恩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打电话给“八•二七”和“红总”方面。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南京造反派的“揪许”运动不得不于9月初黯然收场。随后中央将南京军区、江苏省军管会、“红总”、“八•二七”等方面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谈判。与此同时，周恩来奉毛泽东的指示，派专机将“称病休养”的许世友接到北京中南海居住。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在京高干，许世友跻身其间，公开“亮相”。此举再一次向外界表明了毛泽东对许世友的态度。
以上背景大概可以作为“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一语的注脚。
第三，就笔者所知，1967年10月江苏各方代表到北京以后，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向大家传达过毛泽东关于许世友问题的指示，目前有案可查的公开讲话包括：（1）、1967年9月28日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2）、11月4日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11月18日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4）、12月5日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5）、12月14日周恩来、康生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6）、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即李文提及的《一•二八讲话》）。
由此可见，李文提到的《一•二八讲话》，不是发生在“1966年秋”的“数月后”，而是发生在“1967年夏”的“数月后”。而且李文中所引的那段话不是周恩来说的，或者不是周恩来在《一•二八讲话》中说的。在《一•二八讲话》记录稿中，类似的一段话出于江青之口，其原话如下：“……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的人，被揪得钻工事……”（《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