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家老大的BLOG 文革二三事（湖南，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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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一）

先说一句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发端到现在整整过了四十一年，四十一年是两代人的年龄。如今对文革有深刻记忆或有一些记忆的；是
五十岁以上人。四十以下的人对文革有自己记忆的应该不多。三十岁以下的人当听到老人说文革事情时，一定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这正是事情的可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不少人写过描写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和回忆，也有笔锋犀利的杂文。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本应牢记的历史，由于涉及很多敏感问题或官方的刻意迥避；已慢慢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让下一代渐渐地淡忘了这段历史；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这段历史恰恰是中国人；尤其是当政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这是一埸人性泯灭、丑恶得到最大释放、破坏中国几千年伦理道德的、非常的、史无前例的大劫难。这样的教训不吸取，我们还吸取什么？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想把我对文革的记忆，通过回忆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断，再把它们串联起来。也许能得到文革时某个地区的情景图；也许能从某一点看到国家当时的状况；也许能对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些启示。这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抄家
文化大革命起始于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5.16通知）。当然，在‘5.16’之前整个国家已经动起来了。我当时在湖

南某市一所中学读高二（高中67届），文化大革命是很讲究出身的；当时的对联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那些冲在前面的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和工人子弟，象我们这些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一般都在观看。6-7月间，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抄家和斗争牛鬼蛇神运动。文革的第一波大浪就是中学生掀起来的。我们内地的学生一般都是以北京学生运动为标准的，看到北京学生已经闹腾起来了，我们班成份好的同学就在一起商量，去抄谁的家；最后决定先抄一个姓莫的同学家。那时，抄家是不要批准的。这个同学很老实；学习成绩也不错，平时大家关系都很好。就是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这天下午十几个同学来到莫同学家，他的家就在学校不远处一条小巷中，是一排很多家庭挤在起的木板房；看上去也不富裕；完全不是想象中的资本家模样，看样子是找不出金砖、银元、变天帐了。但资本家是狡猾的；可能故意装穷呢。于是，为首的几个同学就满屋子翻箱倒柜找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搜到，就草草收兵了。当时，在北京等红色风暴的策源地；这种情况是要打人的。但我们高中同学没有打人，也许是比初中学生多读两年书的原因吧。我看见莫同学面无表情、神情漠然地站在那里，心里一定有很多怨恨。我心里不是滋味。为什么本来很好的同学，一夜之间就变成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跟着去抄家了。
造反
我们这个城市的真正造反发端于1966年8月24日。8月18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并接受了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后改为宋要武）的红卫兵袖章。这一消息振动了全国，也给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打了一针大大的强心剂。长沙一中的红卫兵连夜冲进湖南省委的大院，造省委的反；说省委不支持红卫兵运动。这个行动迅速影响了我们市，8月24日市委在市运动埸召开全市各单位大会；要公开表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就在大会刚刚开始，市委书记在麦克风前还没有讲上几句话，大会主席台一阵骚乱；只见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去，抢夺麦克风并大叫：“揭露市委假支持，真反对的阴谋。”……我一看，大叫的人正是我们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也跟着不少同学一起往主席台上跑，进不了主席台；只能在外面干看着。主席台上正在拉拉扯扯；有几个学生拔起主席台边的彩旗，握在手中迎风挥舞，会埸一片混乱（后来听说市委书记的内衣也扯烂了）。就这样，一埸原为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会，被红卫兵自己给搅黄了。市委书记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匆匆离开了会埸。从此，城市开始逐步陷入无政府状态，对市委的造反从这天起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象一埸梦；一个政府的有效管理竞是这样不堪一击，不！原来是最高当权者在破坏这套管理机制；只是借用这些无知而又充满热血的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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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二）

                         左撇子战斗队
66年8月下旬，北京已刮起了破四旧、立四新；改路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冲锋陷阵的是北京中学红卫兵，各校成立了无数司令部，并且开始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到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我们市也刮起了红色风暴;不少学生上街看见有烫头的就剪花；看见有穿尖头皮鞋的就把尖头砍掉。有被称为“四旧”的东西统统砸掉、烧掉。我看见有人偷偷地烧掉了日记、书籍、或者觉得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东西。总之，当时整个社会被红色恐怖笼罩着；一代名流老舍先生就是不堪折磨死于此时。后来，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焚烧戏装一埸，就是重现当时的情景。
“8.24”造反后，不少学生处在亢奋状态中，各校都迅速成立了无数战斗队。这天，我和几个同学商量也要成立一个战斗队。那时，成立一个组织只要写好声明；贴出来，就算宣告成立了。我们想了半天，终于决定了一个名字“左撇子战斗队”。这个名字有点怪，当时怎么想的，现在已记不得了。反正是向左、向左，决不向右。这大概是那一时期，极左思维深深渗入我们的思想中了。我依稀记得当时宣言的结尾是：我们的前进方向是；向左、向左、永远向左！我们永远是革命的左派！看到我们这么响当当的名字，不少同学要求参加战斗队；我们挺慎重，没有扩编。其实，左撇子成立后什么革命也没有闹，只是跑到大街上刷了“打倒某某某”等大标语。现在想来，正是全国无数的战斗队，打乱了各地的政权机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得以迅速摧垮了他确认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次串联
66年9月初，中央下达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9月以前去北京控制得很严，要“红五类”的学生才能去。通知下达后，成份要求稍微松了，象我这种职员成份的人也能上北京了。于是战斗队也不管了，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开了外出证明，就爬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先到上海，后到北京）。这时的铁路运输还算正常，不象后来那么挤。上车后没有座位，就拿了报纸坐在车箱联接处，一路很顺利。刚出上海站，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革命造反的景象；到处都是大标语“打倒xxx”、“揪出xxx”等等不一而足。在火车站前我们上了一辆去某大学的公共汽车，就一直坐到大学站。那时，所有学校都接待外地学生，只登记，不收钱。学校也一样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在学校转了一圈之后，我就邀请同学一起去大伯家看看。大伯家住静安区愚园路，我们到时天已快黑了。小时候，我去过大伯家，也算轻车熟路。他家在弄堂尽头，到他院子里一看，一片漆黑，屋里没有开灯。我敲敲他家的玻璃门，没有回应；再用力敲敲，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慢慢探出一个头来，仔细一看，是他家的老保姆。我忙把名一报，过了好一会，大伯出来了，他用奇怪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就让我进屋去；我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说：我来串联，顺便来看看；爸妈向他问好。从外面看屋里隐隐感到还有人，好象很紧张，挤在一起。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小时候，大伯对我很好的。我没有进屋，就和我的同学走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我们去之前，大伯刚被红卫兵抄过家，看见我敲门，以为抄家的又来了。因为当时，我们都穿了一身黄衣服（我记不得是在哪里搞了这套上衣只有两个口袋；洗得快要发白的黄军装，还系了一条皮带，戴了一顶旧军帽；一付老红卫兵的模样。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搞得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晚上，我和同学来到外滩，看见市委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从南京路到外滩，每隔不远就有一个舞台，一队队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宣传队，在台上发传单、喊口号、唱造反有理歌、跳造反有理舞。歌词和旋律我至今也记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这时的上海已不是我小时来看到的繁华都市，到处是混乱、嘈杂、刮着红色风暴的地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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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三）

66年国庆节
   为了赶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和同学在上海待了几天后，就匆匆赶到北京。但还是错过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只好住下来等第四次接见，又可以在北京过国庆节，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当时，我们住在东单附近的一所中学里，现已记不得是什么中学了。各学校都腾出教室接待各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只是天天吃馒头、煮大白菜，晚上睡大统铺。有点受不了，而且北京的秋天很干燥，不到两天就嘴唇开裂，鼻子流血。但为了见到毛主席必须坚持下来。住在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天南地北，每间教室住几十人。我们每天要到操坪里练习走方队，大约十几、二十人一排，有军人组织操练。我们这些学生为了参加国庆的检阅大军；为了能见到毛主席，练习得特别认真。
   十月一日清晨四点钟左右，我们被叫了起来。每人发一截火腿肠、一个苹果、一个面包，作为等候时的早餐。到达集合地点大约是6-7点钟左右，我们集合成一个大方队，在东单附近等候。这天万里睛空；十点正，大喇叭里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这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信号，虽然看不见，但能感觉到。顿时，人人精神抖擞，当时人们对毛主席是真心祟拜的。
   林彪的国庆讲话开始了，他那尖细的声音讲些什么也没有认真听。最后，只听见林彪那尖厉的声音在喇叭里高叫：“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接着游行开始了，因为66年国庆，既不是大庆也不是小庆，所以没有阅兵，都是群众队伍。当我们开始移动时已快十一点了。从长安街快到天安门广埸时，要求步伐整齐并整齐地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游行队伍两边都是纠察队，不停地催促人们：快！快！快！不要停！因为，快到天安门时大家都放慢了脚步，想看看城楼上的毛主席。轮到我们通过天安门城楼了，大家都在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伸长脖子往城楼上看，也顾不上什么步伐整齐了。我看呀看，看了半天也没有看见毛主席，只看见好象是刘少奇等其他领导人在城楼上招手，心里有些遗憾。后来听说毛主席站累了，进去休息了。纠察队催促我们快步离开了天安门。66年国庆游行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只能带着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遗憾离开了北京。其实当时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的地位己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了。从这天以后，刘少奇就再也没有正面站在接见群众的舞台上了。
                “象57年反‘右’派运动一样”
   66年国庆从北京回来后我妈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运动和57年反‘右’运动一样。当时，我妈妈把我拉进房间，关上门。把与我家关系极好邻居请来（我们平时叫姑姑），一起跟我说：这次文革的形势与57年反‘右’的形势一样，先引学生出来闹，闹中发现右派，然后再抓。57年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她们说了很多，中心思想就是：不要跟着瞎闹，小心被打成‘右派’。
   原来，在我出去串联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湖南省委在九月二十四日作了抓一小撮坏人的内部报告，各地市委纷纷行动抓一小撮‘黑鬼’（文革初造反最厉害的），有一些闹得最凶的人受到批判。一时间，各地造反派偃旗息鼓，暂时沉寂了。其实，这是中央的另一股力量对前段造反运动的抵制。我答应妈妈，不会再跟着闹了。
   这次她们的分析错了。文化大革命远不是57年反‘右’那么简单；57年引蛇出洞是要抓所谓反对党的‘右派’分子，既大部份是知识分子。而这次的运动方向是：打倒共产党内部最高当权者中，毛泽东认为将会反对他的人。因此，这次运动和57年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果然，没过多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对抓“黑鬼”进行了猛烈的反扑；“黑鬼”得以平反。很快原来的政权系统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了。但此后，我再也没有参加激烈的造反了，我不想被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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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之四

车厢见闻
    66年11月份左右，学生外出串联的限制放宽，“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同学，如果没有现行问题也可以外出串联了。于是文革初期没有出去的，相约一起去串联，他们也约了我。共十二个同学（有男有女），这次串联的路线是：湖南-贵阳-重庆-成都-西安-北京。一路见闻先不说，使我终身难忘，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车厢里的几则见闻。
                      见闻一：车厢斗争会
     车厢里真挤。在开往贵阳列车上，我们十二个同学都挤进了卧铺车厢，实际上卧铺早已成了坐铺，每个位子上都坐了5-6个人。中、上铺或坐、或躺至少也是3-4个人。男女混杂。这时的列车上的基本都是串联的学生，一般的人就是有票也不一定能挤上车。好在当时大多数学生都很纯真，火车上也没有发生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大约凌晨3-4时，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旁边一阵嘈杂声，伸头一看：原来是邻座一位中年男子和几位红卫兵小将正在大声争论，大概是中年男子反对红卫兵过火的造反行为而引起的争吵。中年男子留着整齐的分头，一身干净的制服，应该是到哪里出差的。突然一个红卫兵高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没有回答。又一个红卫兵大喝：“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我拥护毛主席。”男子回答。“狡辩！”另外的红卫兵大叫。这时，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武装带劈头盖脸地向中年男子打去。男子没有反抗，只是抱头蹲下。其余几个红卫兵也解下腰带，噼里叭喇一阵乱打。车厢里的人早已吵醒，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却有不少人在大声助威：“打死这个狗崽子！”“打死这个黑五类！”。暴打一顿后，他们把男子从地上拉起来（我看见他的额头上冒出了血），并高声问：“还反不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低声答：“不反对”。只听见有人喊：“把他的头剃掉！”只见一个红卫兵从书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另几个人按住男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男子的头剪成了狗啃了似的癞子头。接着有人看见男子还穿着皮鞋（当年穿皮鞋的人很少），马上就脱下他的皮鞋扔出了车窗外。男子只是手抱着头，蜷缩地坐在地上。
     真奇怪，刚才还喧闹的车厢，这时却逐渐安静下来了。可能是邪火渲泄完了吧。车厢里喇叭响了“旅客们、红卫兵小将们，贵阳站到了，有到贵阳的请下车。”我们是到贵阳的，车停稳后就下车了。一抬头，看见从车厢的另一端下来一个人，正是刚才被打的男子，头发象狗啃一样乱七八糟，一双只穿了袜子的脚走在11月的贵阳站冰冷的站台上，手里还拎着一个手提包。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他的身影在迷茫的晨曦中消失。
                   见闻二：人快挤扁了
     那时候，乘车不用票，进站不排队，一切都没有秩序。我们在站台上等候从西安到北京的车已经很久了。站台上人山人海，谁都不知道能不能挤上车。由于人太多，晚点发车几小时是常事。“去北京的车进站了！”不知谁喊了一声，顿时，人们象潮水般的向列车涌去。好在那时也没有什么行李，人人斜挎黄书包。只见车门上，车窗上都爬满了人；由于有几个女同学在一起，一时挤不上去，只好再等等。没过多久车厢里的人就象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了。再不去挤就根本上不去了，于是我们往车门挤去。我们推着前面的人，喊着号子：“一、二、三、上！”后面的人也照样推着我们，喊着同样的号子。经过一番努力，好不容易挤上来了。这里人贴着人，人挤着人，根本没有空隙，动都不能动，更不用说转身了。好在当时没有小偷；不然，偷了你的东西，你还只能干瞪眼。这时，我感到呼吸特别困难，车厢里几乎没有了空气。万幸的是我正好被挤在了两车厢的接缝处，把鼻子伸到接缝的地方，就能吸到新鲜空气。呼吸困难缓解后，就左右张望找同学。只见不远处一个同学挤在中间，他个子不高，平时园园的脸这时己被挤长了，胖胖的身子这时己被挤扁了；只见他脸色苍白，正张着嘴喘气。我连忙生拉硬拽地把他扯过来，他说：“我不行了，我要下去”。我让他把鼻子也伸到接缝处，他深深地吸了好几大口气，才稍微好一点。他连连说：“我要下去，我要下去。”其实，我同样也受不了了。你想想：前后左右都是人，动都不能动，怎么能挨十几个小时呢。于是，我们两个大叫：“快憋死人啦！我们要下车！”“我们要下去”。我们左推右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一步步挤下了车。下车一看，我们的同学都没有挤上去。胖同学蹲在地上，一阵干呕，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这是我有生以来，以至以后被挤得最厉害的一次。想到北京去，还是免了吧，差点闹出人命了。所以，我们决定改道去上海。
                                     2007.4.5.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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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之五

  见闻三：金鸡独立
     这可不是耍杂技练武术，这是我在大串联时火车上的真实表演。没有挤上去北京的车，我们就挤去上海的车。这次我们学乖了，一开车门一个同学就挤上去，马上跑去打开窗户；几个男同学站在窗下，把女同学一个个推进窗口。然后，我们再又拉又扯好不容易爬进车厢。其实，人们都是这样进来的。车厢己经挤得满满的，可外面还在爬；没办法只好拼命把窗户关上。车厢里的空气污浊可想而知。还好，我们占了两排座位，可以坐下十个人；我和另一个同学发扬风格只能站着。车厢走道、座位中间都站着人，有的己经坐到了茶几上。好在这次列车没有停太久就发车了，要不然，人都会闷死的。
     座位中间站了两个人很不舒服，我抬头一看，嘿！行李架上有人；我马上学样，爬上椅背，把行李堆起来腾出一个空档。爬上去坐着，还行。比下面舒服多了。我悠悠然地靠在行李堆上，因为是晚上行车，心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可美梦并没做多久，就感到有人在拍我的脚，脚吊在行李架下。低头一看，列车员不知什么时候挤了进来，对我大声喝道：“下来！下来！行李架上不能坐人，不要命啦。”我一看，其他坐在行李架上的人都被喝下来了。只好乖乖地爬了下来。这时，车厢里的人坐的坐、靠的靠，有的站着打嗑睡，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急中生智，就站在椅背上了。还不错，前后左右没有人挤，也可以在行李架边上靠一靠。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两只脚并排站着不平衡，只好一只脚站在椅背上，一只脚悬在空中，过一会儿再换一下。活象金鸡独立，实在不行了，就从椅背上下来，挤在同学的坐位上站一站。同学站起来要和我换，我称英雄似地说：不要紧，我行，你不行。又爬到椅背上。整个晚上，我就这样上上下下、左脚换右脚、右脚换左脚金鸡独立似的，一直挨到了郑州火车站。这一晚，把我几辈子要受的罪都受完了。到了郑州站，天己亮了。我告诉同学，不能再陪他（她）们去上海，实在受不了了。我从窗口爬出去，在站台上舒展一下身体，看着满站台象蚂蚁一样到处乱窜的人群，满心感慨：太乱了，这就是大串联，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见闻四：活人差点让尿憋死
     看这个题目一定以为这是个笑话，其实不是，而是串联时混乱的真实写照。我好不容易从郑州站爬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那儿也不愿意去了，还是回家好。因为一个人灵活好挤，我很快从窗口爬进了车厢，并占到了一座位。心里充满了喜悦。由于上车的人太多，开车的时间延长了很久。这是夜间行车，窗户打开后，空气流通，感觉舒服很多。火车一路开开停停慢腾腾的，到汉口站已是凌晨时分了。火车还未完全停稳，只见窗外有人从开得不大的窗口爬进来，并迅速把窗口开大；突然间，从窗口拥进无数的人，车窗外还有黑压压一大片人。“快关窗户！”有人在喊，可那里能关得上，实在进不来了。最后由刚爬上来的人，把还爬在窗口的人推下去，用尽吃奶的力气才关上窗户。没有上来的人不甘心，在外面猛敲窗户；可车厢里的人都快成压缩饼干了，谁敢再开窗呵。幸亏这次停站时间不长，火车很快就开动了，不然非出人命不可。列车驶过武汉长江大桥，进入武昌站。基于汉口站的教训，现在谁也不敢打开窗户。我看见站台上满是人，象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因为找不到上车的地方。人上不来，也下不去。整个列车就象肠梗阻一样，完全不流通了。
     车在武昌站停了很久，听说是有人因上不了车，就堵车，不让开车。不知过了多久，车终于慢腾腾地驶出了武昌。火车一动心情就放松了，这时才感觉要解小便了。从上车到现在，十来个小时了都没有上过厕所。可是，那有地方能上厕所呢？走道上，厕所里到处挤满了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先忍着。我想：车上一定还有不少我这样的人。因为夜间行车，睡又睡不着，老想着怎样找地方小便。心想：活人该不会被尿憋死吧？
     快到岳阳时，天己亮了。火车突然停下来（站外停车）。救星来了！我忙打开窗户，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下车窗，站在路基边急忙小便。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刚刚轻松一点，朝两边一看，天呀！人们和我一样，用各种方法爬出车厢，站在路基上，目不斜视地小便。整整齐齐地排得比火车还长。象无数水喉在喷水，真是壮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情景，恐怕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能见到的情景。我不知道车上的女同胞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不过，后来听说，有的女同胞实在忍不住，就解在裤子里了。
      这实在是荒唐的事情，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现在的人恐怕想都不敢想了。
                                 2007.4.7.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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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之六

逍遥派
     文化大革命中我做了几个月的逍遥派，是因为串联回来后，两派的对立更加尖锐，我实在没有什么锐利的目光能看出谁对谁错。同时，我也不想被人利用，这样我就成了逍遥派。其实，逍遥派也不是都逍遥的，他们也有观点。只是有的不想介入或无法介入；有的想加入而别人不让，因此，逍遥派是文革中一个不小的群体。
      67年初，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分为两大派：高司（湖南高校革命造反司令部）派和湘江风雷、无联（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造反司令部）派。这两派在运动初期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对手是“红色政权保卫军”。6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点名批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后，所谓的“保皇派”迅速瓦解。由于没有对手，原来的战友很快就由某些观点不同，分裂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高司稍趋理性；湘江风雷更左。而“保皇派”被瓦解后，一部分成为高司派，一部分成为湘江风雷派，一部分成为逍遥派。这就是67年上半年，湖南文化大革命交锋最激烈、最对立、最暴力、最诡异的两派。
      这段时间，我既没有到学校去，也没有到社会上去，只是待在家里。每天到工厂俱乐部门前，看两派激烈的辩论。
      大约67年一月底，在湖南省军区及各地武装部的支持下，各地以“冲击、破坏钢铁长城”为由，抓了不少湘江风雷和无联的头目。高司派扬眉吐气了。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大街上就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油炸某某某”（省军区司令）等大标语。为湘江风雷翻案之风由小到大；由弱转强地刮了起来。当时，最有名的是长沙一中一个女学生（造反派头目）被抓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北京，向中央文革告了状。回来后，剃了个光头，举着一面写着“造反有理”字样的大旗，高呼“打倒某某某”的口号，满长沙狂奔。影响极大（当年女人剃光头绝无仅有）。随后，湘江风雷迅速翻了案，从而两派更加对立。
      我之所以回忆这段文革历史，是我觉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人们在错误的方针和理论的引导下，出现的荒唐与疯狂的行为。正是由于国家对自己的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否定，使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使人们的道德观被曲扭，才会在稍有风吹草动的挑唆出现时；表现出疯狂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春秋无义战。文革中的两派正是被利用，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又组织战斗队
      在67年5-6月间，我已有几个月没有到学校去了。这天到学校一看，学校冷冷清清的，完全不是以前的热热闹闹的场面了。一问才知道：学校造反派势力大，高司派的没有什么力量。再加上学校也没有什么好斗的（原校领导和黑五类已是死老虎），都到校外闹革命去了。
      这时，有几个平时很熟的不同年级的同学找到我，其中，有些是运动初期保守组织的头头，现在其他组织不收，又不敢自立山头。于是要我牵头，组织一个战斗队参加运动。我虽然当了几个月逍遥派，但从内心来讲是同情和支持高司派的，只是没有渠道表现。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这也许是人与生俱来的表现欲。如果没有行为准则的约束，一但有机会，这种表现欲就会象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一样，跑出来作恶。
       我们商量好成立一个战斗队，先找可以做总部的地方。当时，学校的几栋教学楼都被造反组织占领了，各自安上高音喇叭在瞎叫。好不容易在学校不用的体育器材室里，我们找到一大间空房。好！总部就在这里了。现在我都记不清，几个同学在哪里搞来两个大喇叭和扩音设备。喇叭往房顶一安，扩音设备往桌上一放，总部建设大功告成。我们给战斗队取了一个自认为响亮的名字：“延安烽火革命造反总部”。刻了一枚硕大的印章（名称和印章都是越大越好）和一面大旗。这些经费好象都是在学校总务室办的。接着招兵买马，很快就有二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同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由于我们声明是支持高司的，很快就和学校的造反派打起了喇叭口水战和大标语战。我们被造反派称为“封火兵”（意为封杀革命造反之火）。这是在当了几个月逍遥派后，又一次开始了为保卫红色政权而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可是，这样的激情只维持了一个多月。
                                 2007.4.10.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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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之七

大逃难
     67年7月份，湖南省从军队到地方革委会都明显的出现了两派，省军区支持高司；野战军支持湘江风雷。在江青号召造反派搞“文攻武卫”的引导下，对立两派由口水战、标语战演化为石块、木棍的武斗，最后，变成了真刀真枪的战斗。湖南的武斗是从湘江风雷在长沙制造的中苏友好馆“六、六”惨案开始的：当时，高司在中苏友好馆设立了宣传站，每天高音喇叭对全市广播。这成了湘江风雷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6月初湘江风雷就包围了宣传站，不准外面的人进去，高司的学生也坚守不出。结果，有人放火烧楼，造成了死人的惨剧。从此，高司派也拿起武器进行了武装反击。在武斗中江麓机器厂把坦克都开出来了。
     我们学校虽然没有发生武斗（双方力量悬殊，再加上大部分学生在校外闹革命），但，我们还是担心发生意外。战斗队的同学几个留下，其余的就回家了。留下的同学和其他学校同派的同学一起，来到了渌口镇。一是为了宣传我们的立场，二是为了逃避武斗。就在当天下午，我看到镇招待所的大坪涌来很多人，有拖儿带女的老弱妇女、有头戴滕条帽，手持梭标的年轻人、也有一些背枪的人。有几付担架上躺着人放在招待所的地坪上。一打听，是我父母所在工厂的撤退人员；担架上有两个是被枪弹打死的。原来父母厂里高司派力量很强，绝大多数工人都是高司派组织“老兵工”的。在此之前，湘江风雷的人己被赶到市里去了。前一天，湘江风雷不知听到什么风声；组织了百辆汽车大游行，准备攻打“老兵工”这个高司派的顽固堡垒。听到消息，“老兵工”怕伤及老弱妇女儿童，赶忙组织撤离。这些拖家带口的人，随着人流涌向渌口镇。这情景活象抗战初期的逃难人群。隐隐约约听到从工厂那边传来“啪！啪！”零星的枪声，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当天“老兵工”就匆匆离开了渌口。我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些逃难的人群中就有我可怜的妈妈带着两个小妹妹。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正是烈日炎炎的夏天，妈妈带着两个小妹妹，头戴一顶草帽，扁担挑着行李就象逃难的灾民一样，和邻居一起沿着铁路逃命。一直走到南阳桥，在这里爬上了从广州开往上海的火车（这段路程至少也有60里，两个妹妹还在上小学，不知她们怎么走的），逃到上海伯伯家避难去了。家里还有一个老奶奶无法走，大妹妹就在家陪着。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原来邻里相处很好，其人也不坏。可自从成了造反派，神情大变，整天肩背两条枪，耀武扬威。晚上带一些造反派在我家屋后，“噼噼啪啪”地放枪，吓得我妹妹和老奶奶从床上爬到地上，躲在窗下的屋角里动都不敢动。
     怎么会这样？人的恶念在这样的时候统统释放出来了。
                      黑云压城
     只在渌口镇待了两天，为了躲避武装攻击，我们坐火车到了衡阳。衡阳也算是当时高司派的一个大本营，但气氛比渌口还紧张。这时的高司派己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消息传来：中央通知湖南两派到北京谈判；临上飞机时，原来支持高司的所谓革命领导干部华某某，突然倒戈声明：支持湘江风雷。这使高司派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倾斜并受到沉重打击。
     当天晚上，衡阳笼罩在极其沉重的气氛中，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满街贴满了大标语：“打倒两面派某某某！”“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其中有一首诗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黑云压城城欲摧，刀光血影奈何谁。花落花开自有时，冰天雪地显寒梅。”这首诗象谶语。果然，两年后花落花又开了。烙好的烧饼又翻了过来。在中央的清查运动中，原来的保守派成为清查骨干，造反派被清查运动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66年7月24日上午，高音喇叭里传出：中央关于解决湖南文化大革命问题的通知。大意是：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高司是保守组织，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有极少数坏头头，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反戈一击等等。与此同时，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印发中央精神的传单，满街散发。有了中央精神，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高司派很快就垮了。据说：高司的头头当时也在衡阳，为了不被抓住，在衡阳驻军的保护下躲了起来。
     我们住在军分区招待所，还有不少各地来的高司派也住这里。听了广播，看了传单，大家一时没了主意。有的主张赴京上访；有的主张打道回府；有的主张继续战斗。最后，只能各自分散。我和另一个同学决定先到北京看看再说。
      听说各地造反派都在抓所谓高司派一小撮坏头头。当我们登上去北京列车，路过我们城市时；只见车站戒备森严，到处是荷枪实弹的造反派在巡逻，查找漏网的高司派头头。我马上联想到“红灯记”中，日本宪兵搜查火车站的情景。还好，没人上来检查，直到开车的汽笛响起，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总算躲过一劫。
     后来据说，这是中央第一次在一个省明确表态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样的表态在湖南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很多人被抓后，被打残、打死。大概从这次以后，中央对各省的表态改变了，对两派都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搞好团结，防止出现湖南的情况。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两派打得更厉害了。

                              2007.4.13.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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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之八

夜半惊魂
     从衡阳出来后，身上除了学生证没有其它证件。到北京住宿是要证明的，当时，我们拿出了盖有“延安烽火革命造反总部”大印的证明；真管用。北京可不管你什么派，有证明就行。何况我们的印章特大。
      我们被安排住工人体育馆，文革中体育馆没有什么比赛，整个赛场住满了人，全是一排排地睡在地板上，大约不下四百人。
      这是文革中第二次到北京了，几条主要街道己基本搞清。
      在衡阳时，有人告诉了我们高司（湖南高校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北京的联络处。在体育馆住了两天后，我想去联络处看看情况。
       联络处在北京美术馆附近，我来来回回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小院子里找到。进门一看，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人在那儿印传单。一个人走过来，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问：干什么？我说明来意。他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我心里凉了半截，感觉翻案没有什么希望了。没打招呼，我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在文革中参加什么组织活动了。
      北京的八、九月，白天热，晚上很凉快；睡觉要盖毯子。
      这天凌晨时分，人们睡得正香。突然一阵嘈杂声，把我惊醒，睁开朦胧睡眼；感到一阵刺眼的光。原来体育馆的顶灯全开了。只见二、三十个学生模样的人，己冲进了体育馆；有的手拿木棍、有的肩扛铁锨、有的拿着铁棍。睡在体育馆的几百人都惊醒了。一时不知所措，瞪着眼，傻傻地看着这伙人，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只见他们中为首的一个大个子，突然大声吼叫：“别动！全都睡下！”由一个人指点，他们挨个检查。好象是找什么人。
      他们从我身边很快过去了。当他们走向另一边时，我看见那边有一个人，正慢慢地、悄悄地站起来，背着手偷偷地抽出一根晾衣的木棍。猛然间，只见他歇斯底里般大喊：“长沙的！起来打！”便挥舞着木棍，疯了似的冲上去。其他人什么也没有反应过来。
      这伙人一看有人反抗，便一窝蜂地拥上去，挥着木棍、铁棍、铁锨一阵乱打。很快长沙人就被打倒在地上；只听见“啪、啪！”几下，铁锨拍打在人身上发出的沉闷的声音。
      睡在体育馆的其他人，没有一个敢动。这伙人揪着他们找到的人往外走去，刚走出门口，就听见有人大喊：“快起来，和他们拼了！”只见这伙长沙人什么也不顾，从旁边操起能作武器的东西：木棍、扫把、砖头追了出去。大约也有二、三十人。很快体育馆外响起了激烈的厮打声；没多久就响起了跑步声。
      原来那伙人被长沙人打跑了，被抓的人也抢回来了。我看见长沙人中有几个挂了彩，他们把打倒在地的人扶起来，一起去了医院。
      半夜被惊醒没了睡意，谁也不敢安生睡觉了，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长沙人下午欺负了一个东北人，晚上东北人来报复了。只是穿鞋的碰上了光脚的，长沙人比东北人更不怕死。
      当天这伙长沙人就转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看见的打群架。
      初秋的北京，文革中衍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杀死的鸡飞了起来
      九月下旬，全国大规模的武斗虽然基本平息下来，但各地小的冲突时有发生。湖南仍传来高司派被抓、被打的消息。我还是不敢回去。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根本不用怕什么；只是心理作用罢了。
      为了干干净净迎国庆，北京正在清理上访和串联的外地人，北京红卫兵在长安街上排着队，向火车站轰赶着外地人。没办法，我去西安姑妈家，我同学回石家庄。
      姑妈、姑父都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她们一家对我很好，知道我是来避难的。就由表妹和一个在交大读书的亲戚，整天陪着我骑单车游遍了西安。什么大、小雁塔，碑林，临潼华清池，捉蒋亭，骊山，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不过，这些名胜也毁坏得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姑妈买回来一只鸡，问我会不会杀。我一看，她们家好象没有会杀鸡的。本来我也没有杀过鸡，现在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了。“我来杀。”反正在家时看过妈妈她们杀鸡。
      姑父递给我一片剃胡子的刀片说：这个快。刀片又薄又锋利，就是太轻了。管它的，顾不得这许多了。
      等到烫鸡的水快烧开时，我把早己抓好的鸡拿起来，一只手抓住翅膀并把鸡头夹向翅膀；把鸡脖子挺起来，拔光毛。拿刀片照鸡脖子上一划，鸡血顿时喷出来，连忙把鸡头朝下，往碗里控血。鸡垂死挣扎了几下，用力蹬了蹬腿，不动了，死了。
      我忙把鸡头掖到翅膀里，往地上一丢，大功告成。以前的见识真管用，鸡己经一动不动了。
      水也开了。我把杀死的鸡放在盆里，准备烫鸡拔毛。就在我往鸡身上淋开水的一刹那间，奇迹发生了。
      当开水一淋到鸡身上，突然鸡“喔！”地大叫一声，扑腾着翅膀，歪着被割破了脖子的头，飞了起来。把正在旁边看热闹姑妈一家，吓得哇哇大叫，四散奔逃。
      我也吓坏了，没见过这样的事，杀死的鸡又飞起来了。
      鸡满屋子乱窜，扑腾着翅膀，搞得乌烟瘴气。我硬着头皮冲上去，把鸡扑住。重新拿起菜刀，在鸡脖子上一阵乱割，鸡脖子几乎割断了，方才住手。
      过了一会，再往鸡身上淋开水，鸡终于不动了。这是自离开我的城市以来，最出洋相、最可笑、最滑稽的一件事。
      十月下旬，我妈妈来了，她要带我回去。因为，造反派放言：再不回校，后果自负。妈妈怕我一个人回去出意外，就千里迢迢来接我。这样，我就离开了使我充满快乐的西安。

                          2007.4.17.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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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之九

批判会
      十月底，从西安回到家里，妈妈马上把姑姑（我家最好的邻居）找来；一起跟我说：回校后，不要多说、不要顶嘴、承认错误。现在形势就是这样。不过，造反派己保证不会打人的。我没有多说。老实说，我己有了一种被人玩弄的感觉。
      隔天，我就去了学校。由于湖南形势己经明朗，掌权的造反派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回校搞“斗、批、改”。我回校己经算晚的了。
      走进教室，我们班除了两、三个造反派头头外，其余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大家好象不识似的，没人搭理我。以前，我在班里威信还是不错的。我知道：有事情来了。
      造反派头头走进教室，很严肃、不客气地大声说：某某某（指我）！老老实实交待你的问题。我勉勉强强地站起来，心里实在憋气：我又没有做什么，有什么可交待的。但我忍住了。于是，就按当时的套话说了很多：什么没有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站错了队。要反戈一击等等。这那是交待问题。
      没过多久，教室门口来了几个初中的造反派学生，有的我认识。这些人是专门在外面搞武斗的。我心里一惊：坏了。给我下马威的来了。
      “某某某（指我）！你出来！”我走出教室，跟着他们来到楼下初中的一间办公室。刚进去，还没看清里面的人，后面就有人用毛巾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审问开始了。
      “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 “我站错了队，我实在没有做别的什么事情。”
      “你不老实！”  。         “我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突然，“啪”的一声。我感觉背上挨了一皮带。有人告诉过我，这些人不是搞什么审讯的，就是要打人。我忙把头抱着，两肘夹紧胁下。皮带接二连三地抽下来，我大声呼叫。
      这段时间己不时兴打人了，他们也怕被军代表听见。打了十几下就停止了。
      解掉蒙在眼睛上的毛巾，打我的人己经不见了。进来两个人，带我到一间学生宿舍，说：你就住这里，写检查，不能回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就是另一派组织的一个小头头吗？
      第二天，全校开批判大会，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离开了。
      会埸上方挂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横幅。我被两个造反派学生押着站在台上。还好，没有搞喷气式。一个不认识的学生，拿来一块写着“打倒高司坏头头某某某”的硬纸板，挂在我的脖子上。旁边站着陪斗的，是早己被打倒、斗臭的校长和另一个我们原战斗队的同学。这个同学被造反派打得比较厉害，听说还给他灌过墨水喝。
      一阵口号过后，该我批判自已了。按照当时流行的批判语言：什么站错了队，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反戈一击如此等等。具体说什么，现在己记不清了。反正做出了诚惶诚恐，真心实意接受批判的模样。
      接下来是同学批判，上台的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批判的是什么内容，我也没记住。因为都是说的千篇一律的套话。我心里嘀咕：快点说完吧。
      突然，台下有人大呼口号：“打倒某某某！”“打倒现行反革命！”我吓了一大跳。怎么？是我么？台下乱糟糟的。我往台下看去，原来口号是对着另一个人喊的。顿时秩序大乱。（此事在下节讲）
      造反派喊了几句革命口号后，就把我们几个人匆匆带走了。批判会就此草草收场。但给我留下的阴影和思索却是长久的。
                             报纸反革命
      就在开我的批判会时，台下发生了一件事，就此打断了批判会。这就是我们学校日后著名的“报纸反革命事件”。
      原来，在批判会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有人发现：某学生把印有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的报纸，坐在了屁股底下。这还了得。在当年，这就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发现者拉起那个学生，狂呼口号。其他人也随声应和，会场秩序混乱不堪。主持人也顾不得批判大会了，这可是比批判大会更大的大事。
      几个纠察队的把某学生带走了。突发事件帮了我的忙。
      事后据说：这个低年级学生，平时就有些宝里宝气（傻里傻气）。这次不是有意的。加上他出身好，又是造反组织的。因此，只在学校里关押了十几天，开除出造反组织了事。
      从此，这个宝里宝气的学生就有了一个“报纸反革命”的雅号。

                                  2007-4-20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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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之十

户口藏在口袋里
      68年是文革的第三年，学校虽然在“复课闹革命”，但己无教材可学了。物理课学安日光灯；语文课学毛著。不少老教师都是“牛鬼蛇神”，只有文革前参加工作不久；成份也好；又没有站错队的教师可用。那不是上课，是在浪费时间。
      国家面临着（66、67、68、）高、初中三届毕业生；1500万人的去向安排。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问题呵。
      我终日不安，不知今后何去何从。
      然而，这一牵扯到几千万人的社会大问题，竟被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句最高指示化解得干干净净。
      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们敲锣打鼓连夜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当年，只要发表最高指示，就要连夜游行）
      对待毛主席的话，按当时的要求：“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林彪语）
      学校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动员，要求所有毕业生都要写到农村或农场去的申请。向毛主席表忠心。很多人都写了决心书。可这里又有多少无奈与无助呢？
      这时的我，己不是两年前的我了。我对当时很多的倒行逆施，己产生了反感。我和我66届、68届初中毕业的妹妹、弟弟都将是下乡对象，这太不公平了。
      我们家没有背景，也没有门路。无法去当兵，也没有别的出路。
      由造反派掌权的校革委会成员，成天催我写下乡申请。我给他们的回答是：要明确我和弟弟，有一人留在城里（我和弟弟在同一所学校），我就写申请。答复是：不行，必须先写申请。其它的以后再考虑。就这样僵持着。
      学校公布了第一批留城名单；没有我，也没有弟弟。
      几天后，学校来人找了父母的单位。妈妈回家跟我说：算了，就报名下乡吧。以后再想办法。我说：不行，非要让他们留下一个。
      我索性连学校也不去了。学校来人到我家催过几次，我还是那句话。
      下乡名单公布了；我和弟弟都在其中。
      学校又派人找到我父母；要转我的户口，还放出狠话：如不服从，将采取革命行动。
      什么革命行动，无非是把我搞下乡。从这天起，我就把户口本带在身上，早饭后出门，晚上再回家。不与他们打照面。有一天，妈妈下班回家说：把户口给他们吧。我不肯。估计妈妈在单位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
      家里实在待不住了。我带着户口，跑到涟源表哥厂里待了半个月。风声小了，才回家。
      学校终于没再来找我了。也许又有了新政策；也许是良心发现。因为我妹妹和弟弟己经成了下乡对象。
      69年春节刚过，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妹妹和弟弟站在运送知青下乡的大卡车上；在震天的欢送锣鼓声中，他们消失在前途迷茫的远方。
      妈妈送别弟妹后，原来满头的青丝，突然变得花白了。
      1500万知青就在69年元月底，如水银泄地般消失在广袤的农村、农场。
      我却侥幸留了下来。

                            钢板也要站个三同
      这个题目可不是个病句，而是招工过程中，既让人心酸，又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69年底到70年初，下乡知青开始陆续被招工了。成分好，有门路的；或当兵，或招工。成分不好，没门路的；只能继续当农民，或想别的招。
      我妹妹由于身体不好，办了病退。
      父母的工厂己下乡招工了，父母找了无数次熟人，弟弟也尽可能和招工的拉关系，终因我家有海外关系；几次招工都进不了父母所在的工厂。
      眼看前后左右，用各种方法离开知青点的人越来越多，弟弟的焦急心情可想而知。
      大概到了73年左右，工厂又一次去招工了。当时通讯不象如今。只能由爸爸写信寄给弟弟，让他抓紧活动。
      我记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几乎每晚都出去。估计是找人去了。
      这天家里收到一封信。是弟弟寄来的，打开一看：里面写他如何跟生产队长搞好关系（招工要生产队同意推荐）；如何跟招工的拉关系。看到后面一句话，始终没弄懂；父母也没看懂。这句话就是：“钢板也要站个三同！！！”三个大大的惊叹号。
      难道还要和什么人搞三同？（指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可能是想办法招工的意思。
      父母更加不停地找人，他们不想让儿子一个人留在农村。幸亏73年招工政策有所松动，在父母和弟弟的内外努力下，弟弟终于招回了工厂；这是个国防大厂，当时的喜悦可想而知。
      我记起了上次信里的那句话，就问：“什么叫钢板也要站个三同”。弟弟楞住了，一头雾水。我把信拿出来给他看，他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指着信告诉我：当时心里着急，又怕这次落空，字写得潦草又没有检查。“站”就是“钻”，“三同”是三点水和同写得太开了。其实就是“钢板也要钻个洞”。听了他的解释，全家笑得前仰后合。一时间，“钢板也要钻个洞”成为我们家的流行语。
      高兴归高兴，可这七年时间，使弟弟从一个初中还未读完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应该学习大量知识的青年。这是多么宝贵的七年呵。人生最宝贵的七年光阴竟被疯狂的年代，无情地吞食了。

                            未结束的结束语
      虽然还有很多故事，文革回忆暂告一段落。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一年了。这场大灾难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将影响一代人、二代人，甚至更远。国家己经为它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而且还将付出。
      我之所以回忆这些真实的事情，是想时时提醒人们：不要忘那个疯狂的年代，不要让悲剧重演。
      有人在回顾和分析文化大革命时；往往认为是毛泽东晚年犯的一个错误。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远远不止于此。在一个最高权力无法监督、无法制衡的国家里，仅靠领袖人物的英明伟大来赐福给百姓；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若如此，类似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将是迟早的事情。

                                    2007.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