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访谈：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关于60年来的中国经验

tuffy05

作者：汪晖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 吴铭 北京报道

《21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上升，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等多有讨论；在新中国60周年大庆到来之际，这些讨论更为频繁。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您认为中国这60年来走过的道路是否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晖：中国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许许多多的预言——1989年之后，不断地出现中国崩溃论，但就像台湾清华大学的于治中教授说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这些崩溃论崩溃了。人们因此开始总结为什么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获得了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有关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个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的成就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发展模式之中——无论是传统的计划模式，还是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模式。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六十年来的经验。

独立自主与政党的纠错机制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0年代末的危机，中国渡过了这场大的危机，但其后果至今在不同领域都可以找到印迹。这场危机同样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不过那时的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中国的危机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都倒掉了，而中国保持了基本体制的稳定性。像中国一样，这些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要讲中国道路或中国的独特性等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苏东体系的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的状态等等。与之相比，中国体制的自我更新的意识要强得多，经历了“文革”时代的冲击，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需求有较强的回应能力，这些方面与苏联、东欧国家很不相同。但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来龙去脉，而只能集中于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即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东德前共产党的最后一位总书记克伦茨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1989年后整个国家垮掉的原因，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联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苏东集团的内部变化。在冷战时代，西方的政治家经常用用“勃列日涅夫定律”这个概念嘲笑东欧国家的 “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在华沙条约体系中，东欧国家没有完全的主权，受制于苏联的支配，苏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苏东体系都跟着垮掉了。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得以确立，但事实上在世界的范围内，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非常少，不仅是苏东国家，即便是西欧结盟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冷战的构造里，它们的主权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在冷战的构造里，两个阵营都是结盟性国家体系，每一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发生变化或政策转变，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影响。

伴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在建国初期，中国处于冷战两极构造中社会主义体系的一方，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让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兵戎相见。在这个时期，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战后恢复和国际地位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也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与苏联的某种程度的依附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中国在建设时期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随后又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逐渐摆脱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与苏联的“宗主关系”，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整个世界中的独立地位。尽管台湾海峡仍然被分隔，但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一个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改革，这与东欧和中亚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复杂的“颜色革命”截然不同。

其次，这个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是通过政党的实践来完成的，这是二十世纪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毛泽东过去总结，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他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在理论上，又不完全是按照古典的阶级概念来谈论中国社会。他最常用的人民这个概念，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都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通过与苏共的公开辩论，中国首先摆脱了两党之间的宗主关系，继而才摆脱了国家间的宗主关系，形成了新的独立性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是从政党关系中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独立性在国家、经济等领域的显现。事实上，冷战时代的两极化构造的逐渐瓦解与中国对这一两极构造的持续批判和斗争有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于冷战的终结和世界和平，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对改革的尝试，都曾出现各种偏差、问题甚至悲剧性的结果，但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的国家与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些调整不是受制于外来的指点，而主要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来的一些惯性说法，比如，就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现成的政策而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其实没有现成模式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模式的时候靠什么？靠的是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这一对实践的总结本身是理论性的，实践不可能没有前提和方向。如果没有基本的价值取向，“摸着石头过河”就不知道摸到哪儿去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引用当年列宁说的一段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也在某些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者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政策，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等等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政治和文化就是核心所在，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说明，那个时代中共探索自己的模式的时候，有着长期的斗争。

理论辩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从有关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产生于1950年代，孙冶方和顾准发表了有关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文，其大背景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中期再度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课题。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也很难设想此后中国的改革会沿着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到今天，有关发展道路的辩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局限于政党内部，但理论辩论对于政策路线的调整意义重大。如果没有体制内外发生的对单纯注重GDP增长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和抵抗，对新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1990年代末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3年后对医疗改革的反思，2005年对国企改革和劳动权利的关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宣传和社会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影响。理论辩论在引导方向的问题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自我纠错机制。由于缺乏一种党内的民主机制，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的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提出了实践的绝对重要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理论性的，我们只有在理论辩论的意义上才能了解这一口号的意义。

农民的能动性与国家的角色

《21世纪》：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是否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

汪晖：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这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无论是在早期的革命和战争中，还是在社会建设和改革时代，农民表现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最让人印象深刻。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在整个二十世纪，乡村社会的动员、乡村社会组织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前所未见。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即便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平等的价值在中国人民心中扎根的程度要高得多、深得多，这与近代土地制度和乡村秩序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东欧国家，甚至苏联，也罕见如此长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关系的变更为中心的持久的农民动员。

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也必须理解中国革命政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但不同的是，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农民，并通过农民运动创造新政治、新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武装革命和社会斗争，这个政党最终成为扎根于最基层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政党，它的草根性及其组织动员能力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的媒体和观察家们过多地将中国革命的成败归于个别领导人物，而对这个进程本身讨论得不充分；又因为对中国革命中的暴力的反思而忽略、甚至否定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性。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观能动性、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不可能不居于重要地位，但单凭这一点是无法解释历史的。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新的土地关系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难设想，在没有经过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变的条件下，传统的农民及其村社组织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能动精神。这一点只要参照其他农业社会和市场条件下农民的状态，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在新自由主义潮流中，中国社会较之其他社会对于平等的诉求和对腐败的不容忍更加强烈，也因此从基层产生了强烈的制衡作用。这一点与九十年代初期有些国家的迅速寡头化有所不同，其原因不仅可以从国家和政党的角度加以解释，也应该从社会力量的角度加以说明。上个世纪末，围绕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市场条件下的城乡关系，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再度成为当代中国的关键议题。

《21世纪》：您去年在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曾指出，理解改革时期的中国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如何从这一方面理解中国的独特经验？

汪晖：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显示的那样，东亚地区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国家传统和国家间关系，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的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断言：“与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相比，国家市场并非西方的发明。……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他还进一步地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尤其是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主要吸引力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再加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性流动的工序环境迅速扩大。”（该书中文本第323-324, 354页）按照他的解释，斯密并非自发的市场秩序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对国家规管下的市场有着清晰洞悉的思想家。大致也沿着这一思路，姚洋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时，将中性政府或中性国家作为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前提。

改革中的国家资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阿瑞吉和姚洋的讨论有两点补充性的说明。就阿瑞吉的观点而言，他对中国和亚洲国家市场的叙述建立在长远的传统之上，但是，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就很难设想传统的“国家市场”会自动地向新型的国家市场转变。晚清时期通过国家力量构筑军事和商业体系的努力，辛亥革命后持续不断的土地革命，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家市场的新型内外关系。列宁在评论孙文的《建国大纲》时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即土地革命和新的、带有社会主义取向或民生主义取向的国家方案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家性格时，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所导致的土地关系的改变和农民身份的改变这一前提。例如，人们批评人民公社的试验，但很少讨论这一试验也是现代中国持续的土地关系变更的结果，一方面，以家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终结了，另一方面，家庭、家族和地缘关系又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村改革是对公社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建立由这一试验所改变了的社会关系的地基之上。初期的农村改革是在国家推动下，以多种经营和调整农产品价格为中心发展的一场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实际上继承了许多要素，从乡镇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展开的。

就姚洋的观点而言，所谓中性化的国家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从理论上说，这一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也产生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修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文献就是这一新的国家理论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在市场条件下，它反而比其他国家形式更加脱离利益集团的关系。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将它说成是一个中性化的国家。这是初期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改革的合法性所在，没有这一前提，不同社会阶层就难以相信国家推动的改革代表着这些阶层自身的利益。然而，中性化这一术语也遮盖了“中性化”的内涵，即国家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地基之上的，至少就初期而言，改革的正当性恰恰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

我们很难从一个单一的规定性出发界定中国的国家性质，在它的内部，存在着不同的传统。在改革进程中，人们常常会用改革与反改革、进步与保守来描述这些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从动态的历史角度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制衡和矛盾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看到过两种或多种力量之间的相互消长，以及对“极左”或“极右”的克服；当市场化改革成为主潮之际，若没有国家内部、政党内部和整个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国家就会迅速地向利益集团靠拢。八十年代中期一度有过私有化的主张，但在体制内外均遭到强烈的抵制，结果是先形成市场机制的观点占了上风。这是中国没有采取俄国休克疗法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社会性资源，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一关系转化为对社会政策的制约。即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将这些批评性力量界定为反对改革。其实，在1990年代爆发的思想争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最终促成了科学发展或另类发展的观念。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普遍厌倦和抵制也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动力之一。国家的中立性是由上述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促成的。

中国改革中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比如人才战略、教育改革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等等，但我认为上述这几个方面最为根本，也因此常常被忽略。这几点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最为独特的经验的一部分。在全球化、区域化和市场化的新条件下，上述各项条件也面临着重要的挑战—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主体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异。如果不能把握新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动方向，就难以形成新的、有效的机制和政策。

开放与自主的辩证

《21世纪》：那么，怎样理解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主权形态在发生变化？
汪晖：要理解这些变化，需要对当代世界的一些新趋势加以总结。

首先，在全球化的趋势中，传统的主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异？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第一是资本的跨国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跨国生产、消费和流动，大规模移民及由贸易和投资而形成的市场依赖性。第二是为了管理和应对这一资本的跨国运动而形成的新的国际调控机制，如WTO、欧盟和其他国际性的或区域性的组织。前者更像是一种无政府力量，而后者则是对这一无政府力量加以协调或控制的机制，这两种力量同时起作用。

伴随这些重要变化，国家主权的形态也势必发生变化：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主要在1980年代末期后，中国逐渐地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形态，生产的跨国化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完全不同以往的劳动力和资源配置，以及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关系；随着金融体制的逐渐开放，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所谓Chimerica的概念也许有些夸张，但就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向某种程度的依附性经济的转变而言，这一概念也有很强的寓意。

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条约和协定，积极参与不同的区域组织，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已经难以描述中国的主权结构。眼下的金融危机显示：危机本身恰好源于社会自主性的动摇，即任何一个地方的危机都可能成为我们自身的危机；而克服危机的方式又不可能单纯地通过重申旧式的主权来达致。（例如，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问题无法通过国家主权单独地加以解决，而必须通过国际仲裁加以解决；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也无法通过传统主权加以保护，同样需要某种国际性的规约和保护；流行疾病及其防控现在也是一项国际性的事务。）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开放性的国际网络中，如何形成自主性的新形式，是一个需要参照历史但又必须重新探索的新课题。

其次，不仅在全球关系领域内，而且在国内关系中，国家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简单地用“极权主义国家”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国家角色，常常混同了国家角色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中国的改革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历“休克疗法”，国家在调节经济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大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的土地没有私有化（但能够相对自由地流转以适应市场条件的需求），不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低成本的保障体制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国家利用土地资源组织开发并进行土地分红提供了可能性；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提供的大量税收也为危机条件下政府的调节能力提供了基础。这些方面均与国家能力及其意愿有关。中国的国家应该负起该负的责任，比如积极解决乡村危机、重建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对教育的投资并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中国的政府需要从发展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化，而这一转化也会促使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向内需导向转变。

这些积极的社会政策能否实施并不仅仅取决于单纯的国家意志。经过三十年代的改革，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者，国家机器深深地嵌入市场的活动，就各个局部而言，用中性化国家的概念来描述今天的国家并不恰当。国家不是孤立的，而是镶嵌在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今天的腐败问题，不仅涉及官员个人的贪腐，而且也涉及重要的是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高碳工业和能源项目的开发，常常为个别利益集团所牵制、甚至主导。对这些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形成遏制的，主要是公共讨论、社会保护运动，以及来自国家和政党内部的不同传统。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国家农村政策的调整；2003年“非典”危机引发的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大争论促成了医疗改革的方向性变化；2005年展开的国企改制的辩论及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导致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的出台；国家内部要求惩治腐败、严肃党纪的呼吁为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提供了内发的动力……但是，国际和国内的利益关系也以空前的能量渗透到国家机制之中，甚至法律制定过程之中，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国家能够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

未来道路的探索

《21世纪》：这些有关国家的讨论似乎与民主机制的形成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在这个脉络中理解中国的国家问题？

汪晖：讨论中国的国家问题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悖论，即一方面，较之许多国家的政府，中国的政府能力得到了广泛承认，从汶川5.12大地震后的救灾动员，到金融风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计划，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发展和克服危机方面的效能，都显示了中国国家能力的突出优势；但另一方面，即便各种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刻也比较尖锐，不同层级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洁度也受到质疑。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类矛盾经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机的高度加以讨论。反观其他一些国家，即便国家能力衰落，政府无所作为，经济低迷，社会政策无法落实，但并不存在体制性的政治危机。这一问题与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八十年代，民主问题似乎相当简明。经过二十年来的民主化浪潮，一方面，民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简单照搬西方民主的做法在亚洲地区已不再具备1980-1990年代的那种吸引力。随着新兴民主的危机和“颜色革命”的褪色，1989年后在东欧、中亚和其他一些地区发生的民主化浪潮正在衰落；与此同时，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如印度），民主的空洞化正在形成普遍的民主危机。民主危机是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密切相关的：一、战后政治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多党或两党-议会体制，但在市场条件下，政党日渐失去早期民主的那种代表性，为了获得选票，政党的政治价值日益模糊，使得代议制民主名存实亡；二、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也面临挑战：由于经济关系日渐越过传统的国民经济范畴，与此相关的活动很难在一国国内达成妥协，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安排必须与国际体制相适应；三、伴随着政党的利益集团化、甚至寡头化，形式民主日益成为与基层社会脱节的政治结构，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无法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表达，从而迫使下层社会采取无政府的自卫行动（如印度“毛主义”的崛起），不要说形式民主，甚至是国家本身，在许多地区也是空洞化的；四、由于选举过程依赖于大量的金钱和财力，在不同的民主国家，存在着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形式的选举腐败，从而也破坏了选举的公信力。

这并不是说民主价值已经衰落。问题是：到底需要怎样的民主及其形式？如何使得民主不只是空洞的形式，而具备实质的内含？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着重要的变迁，其中之一，是政党角色的变化。在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党政分开。1990年代之后，党政分开已经不是一个流行的口号，在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上，党政合一成为更为常见的现象。我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政党的国家化潮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值得深入分析。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政党代表众意，通过议会斗争和辩论，即通过程序民主，形成国家公意，所谓主权即公意的表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也是以各政党的代表性为基础的。但是，在市场社会条件下，国家机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不同分支与特定利益的关系相互纠缠，改革初期的“中性化国家”正在发生转变。由于政党相对远离经济活动，反而能够相对自主地和“中性地”表达社会的意志，例如，反腐败就主要依赖政党机制的有效实施。1990年代以降，国家意志主要是通过政党的目标呈现的，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如此——这些口号不再直接表达政党的特殊代表性，而是直接诉诸全民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

但是，政党的国家化也意味着双重的挑战。首先，如果政党与国家的分界完全消失，有什么力量和机制能够保障政党不会像国家一样陷入市场社会的利益关系之中？其次，传统政党的普遍代表性（及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立性）是通过其鲜明的政治价值来完成的，政党国家化则意味着政党的政治价值的弱化和转变。如果“中性国家”的达成与政党的政治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始终能够保持其普遍代表性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政党究竟能够依靠什么力量才能获得自我更新？如何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表达？如何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协商机制和官民互动不断对国家和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如何广泛地吸纳国内和国际的力量以形成最为广泛的民主？这是讨论政党自我更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考虑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以构思中国的民主道路。具体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极为强烈，这一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转变的政党，它日益地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这一政党体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保障。中国怎么样让社会的声音和诉求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表达，以节制资本的能量和诉求，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资本的自由，还是社会的自由，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问题，但也孕育着重要的理论命题，即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什么才是人民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形成中国社会的自主性？在普遍的民主危机条件下，这一探索的全球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