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

tuffy05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

华新民


　　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国内的历史学者韩钢提出了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１〕

　　本文试图就第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见解作一点回顾和评论。

　　毛泽东死后，中国官方对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被写在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它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作了这样的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沿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说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２〕因此，发动文革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修正主义；是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在文革前直到文革后，中国官方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这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反修访修”。只不过从前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现在不这么认为了，而是说他的追求“带有空想色彩”，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换句话说，虽然文革是搞错了，而且错到要彻底否定，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一种解释，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例如，金春明在他对于文革的定义中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领袖亲自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３〕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这个“神圣目标”，而且把它写到文革的定义中去，赋予一种不容置疑和争论的地位。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一种评价由于官方的教育灌输，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中还有一些市场。如一九七零年出生的卢周来在“文革七问”一文中说：“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７０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４〕他在这里强调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是推动民主，让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这样的观点在经历过文革的人中可以说已经不多了，这少数人中有代表性的是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黄廉，黄廉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以“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罪名，被隔离审查，１９８２年被判处１８年有期徒刑。他出狱后在访谈录中说：“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５〕

　　卢周来、黄廉的这样一种认识，至少在文革的最初几年里，确实是大多数造反派、青年学生的一致的共识。正因为人们当时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使得毛泽东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比之文革前又大大提高，这是超出个人崇拜之外的建筑在理性认识上的因素。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展开，这样的共识逐步瓦解，以至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时候，人们用“秦皇的封建社会”来影射毛泽东本人和他统治下的中国，说明十年前在同一个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欢呼的人中，相当多数人已经抛弃了从前对毛泽东的崇拜，当然也抛弃了原先对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认识。也就是说，随着文革的展开，人们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从开始全心全意接受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转变为对此提出质疑，甚至进一步转变为完全抛弃。

　　不过这种质疑和抛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只是许多人心中的情绪，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也难以形诸公开的文字。中国政府开放留学初期，出国的人员大多有文革的经历，有些人就开始在留学生办的刊物上发表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文章。到了一九八六年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的时候，湖南省文革中的激进组织“省无联”的积极分子、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陷狱十年的杨小凯发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６〕

　　杨小凯的这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以公开的文字表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自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经济路线彻底失败，遭到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集体抵制和党内公开的批评，受到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满甚至嘲笑，毛泽东自知理亏又难于忍受，发动文革是他反扑和扭转局势的一种努力。其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态有不理智的一面，这包括因为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而怀恨在心，因为有人嘲笑、讽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恼羞成怒。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文革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红旗”有关是显而易见的。然而，１９８１年官方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解释以及上述金春明的定义对此却只字不提，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发动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国内的文革时研究学者王年一早在１９８３年即已指出“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７〕王年一上面这段话说明作者其实看出了其中的关系，甚至也婉转点出了毛泽东的意图是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然而大概是受国内的政治环境所限，他把更多的责任归在江青身上，他在同一文章中说：“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份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至于毛泽东的动机，他又在同一篇文章中为他开脱：“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对此他没有加以论证，给人以“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印象。可以说，在文革同“三面红旗”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上，王年一的这篇文章已经接近了杨小凯的结论。但是由于言论禁区的存在，他只是点到为止。杨小凯在海外发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没有言论禁区的约束，毫不含糊地说明了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不是什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死不认错。

　　显然，杨小凯当年积极投身文革时不是这样理解毛泽东发动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支持学生和工人造反，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批判“血统论”，使人们觉得他确有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揭露共产党政权的阴暗面的目的。杨小凯当初无疑是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他甚至觉得毛泽东的文革会导致“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８〕。然而十八年后，到了一九八六年，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他把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还人权于民”的一些做法理解为只是为了动员群众击败政敌而打的一张“民意牌”，是他在处境极为被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常规的“右的策略”〔６〕。毛泽东的这个策略确实很得人心，不管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又得到平反的人们，还是因为谨慎小心没有受到多少打击的人，都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新政策中，如“十六条”规定要保护少数，声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感觉到了一种１９５７年反右以来没有的宽松气氛。这种“解放感”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他们忘记了就在几个月前，报刊上还在批判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口号，也忘记了几个月前受到批判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的罪名就是影射和挖苦“大跃进”的失败。直到他们原来憧憬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成为泡影，现实中的“革命委员会”比文革前实行更加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后更加讲出身和成份，才变得困惑起来，反过来追问当初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杨小凯指出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失败同他发动文革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他的失败如何导致文革的过程没有作详细的论述。到了文革结束二十年的１９９６年，王若水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一文中沿着杨小凯的上述思路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从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案入手，指出“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定‘反革命’罪的。这一点，毛泽东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罗织罪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有隐秘的动机。要探查出这个隐秘的动机，就要弄清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原因。”〔９〕确实，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说辞最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尽管不无认识上的错误，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蓄意地罗织罪状？所以一般的持有或接近官方观点的学人都回避这个问题，例如喜东在“‘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一文中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说成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横生出的一个枝节，后来喧宾夺主，最后被认为是文革的主要成果”〔１０〕。

　　王若水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枝节”，相反，而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揭示毛泽东的“隐秘的动机”，为此他作了如下的分析：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为了使中国赶上苏联，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一笔帐？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立即将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把他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蓄意诬蔑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政策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饥荒中饿死。这样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庐山会议上站在毛一边的刘少奇等人开始同毛泽东拉开距离。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对大会的书面报告所做的口头说明中说了一些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话，例如“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最使毛心惊肉跳的是刘少奇这样的话：“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这些话使得毛认定刘少奇会像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后清算斯大林错误一样，等到自己死后来算帐。与此同时，林彪抓住机会说了一番迎合毛泽东心思的话，替毛解了围。王若水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下了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为此作了四年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革来实现他的计划。〔９〕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还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对刘少奇的“蓄意罗织罪状”，这就明确地把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放到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他也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出了罢黜刘少奇的决定。

　　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高文谦所说的毛泽东的“恐惧感”同王若水所说的“心病”根源是一样的，那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然而“大跃进”惹出乱子，毛只得退居幕后，而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烂摊子。而毛泽东的恐惧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刘少奇采取的紧急调整举措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受到了普遍的拥戴。而且刘本人也有针对毛泽东及其失败的“三面红旗”冒犯的言论，如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甚至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使毛泽东觉得刘就是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绕，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同王若水一样，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在认真考虑解决刘少奇的问题。〔１１〕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张戎和　Jon　Halliday　所著《Mao，The　Unknown　Story》一书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分析同王若水和高文谦有着类似的思路。不同的是，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有同苏联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因素，也同毛泽东想把中国迅速建成一个军事强国的想法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为了更有效地把全中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生产更多的钢铁来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征集更多的粮食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这条路线遭到严重挫折，也使毛泽东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威望受到打击。同王若水和高文谦一样，该书也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的转折点，他们根据对王光美、王力等人的采访和其他材料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按照毛泽东原来的用意，“七千人大会”是为了代替按党章应当召开的党的“九大”——毛担心由于“三面红旗”的失败，如果召开正式的党代会自己会被选下去。根据毛的安排，中央先预备好一份决议的草案给大会定下调子，草稿里笼统而轻描谈写地承认过去几年里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宣布在新的一年里再来一个大跃进。会议的头两个星期没有全体大会，分组对这份草稿提出意见，由于与会人员不能互相交流，而且由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寒蝉效应”，人们对草稿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修正。然后在全体大会上由刘少奇来宣读“集中”大家意见之后的定稿。这样毛泽东既可以把自己的意图变成党的决议，又可以使全体出席会议的人为这个文件共同负责。然而，刘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出其不意地离开了原定的调子，用作者的话说，是对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当着毛的面在七千党的干部面前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过去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退了许多；成绩和缺点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刘的讲话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在出席会议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刘少奇讲话的鼓励下，他们纷纷大胆直言，表示再也不能继续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了。这就使毛泽东不得不延长会期，把林彪请来发言以抵消刘少奇讲话的影响。林彪以军队首领的身份，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肯定，毛主席一贯正确；这几年的困难只是交了点“学费”；“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紧跟毛主席。”林的讲话阻吓了出席会议者的对毛泽东灾难性经济政策的深入批评，使毛泽东得以过关。据王光美对该书作者说，刘少奇见到林彪出场就嘀咕：“林彪来讲这样的话，麻烦了。”不过毛泽东从七千干部在会议中表达出来的强烈情绪中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建国以后唯一的一次公开自我批评，并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不得不放弃严厉的粮食征购计划。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大一次挫折。他竟然给平时小心翼翼的刘少奇赢了一着棋，又等于被当时全国的当权派喝了倒彩。这使他认识到从上到下的整个干部体系不是他的治国路线能够依靠的对象，相反，从此时此刻开始，毛泽东内心对刘少奇和所有出席会议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党滋生了满腔的怒火，国家主席和党的骨干成了他复仇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要发动文革让刘少奇和大多数出席会议的干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地狱之苦。〔１２〕

　　《Mao，The　Unknown　Story》一书的作者在王若水和高文谦提出的“心病”和“恐惧感”以外，还加进了毛泽东对广大干部的愤恨。看得出来，他们除了试图回答王若水提出的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和心理因素这个问题，也试图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比如他为什么不仅贬黜了刘少奇，而且要罗织罪名陷害他；又比如毛泽东为什么打倒刘少奇之外还要使整个党组织以及各级干部受到冲击，而且放任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对他们施行暴力。

　　从杨小凯到王若水、高文谦和《Mao，The　Unknown　Story》的作者，他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同所谓“追求完美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理想主义、神圣目标无关，而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这种观点同官方说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近年，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突破官方设置的禁区，接受和认同上述杨小凯到张戎等人观点。例如韩钢就认为毛发动文革的“直接原因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高层的分歧”。而且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这个分歧的起点，因而也是毛发动“文革”的起点。作为这种认识的佐证，他认为一九六六年毛写《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１〕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四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始终在他的心头，他要算这笔账。

　　有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介于二者或兼蓄二者的立场。例如学者高华认为：“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１３〕这种说法照顾到了两种对立的因素，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高华在论述六十年代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时也提到了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他说，“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但是不同于《Mao，The　Unknown　Story》里的说法，他认为当时刘少奇没有对毛泽东“突然袭击”的意思，在大会上还是想为毛泽东开脱的：“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　〔１３〕

　　高华同张戎等人这种差别，给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深入研究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课题。刘少奇在大会上究竟是冒着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风险试图阻挡错误政策的继续，或者只是希望通过为毛泽东开脱劝使毛泽东接受他的新政策？如果是后者，王光美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是不是有事后为刘少奇添加“烈士”色彩的嫌疑？这些问题的澄清，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高华虽然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这表现在他在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对官僚体制和干部特权的批判，例如他提出了“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直到后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但在同一文章中，他揭示了毛的这种追求的前后不一致性：“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我们知道，梁漱溟曾经提出过工农差别的问题，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现在却连“八级工资制”也成了他不满的对象。“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健制度由来以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评。”现在却把卫生部斥为“城市老爷部”。“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１９５７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而现在毛泽东自己也批判起“官僚主义者阶级”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如何解释这种种前后矛盾呢？高华认为“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　〔１３〕

　　高华没有看到的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在五十年代，毛是在第一线领导党的各级干部，所以“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退居二线后的局外人的地位使他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问题；而刘少奇以下的各级党的领导正在纠正他的经济政策错误，而且居然做得颇有成效，在干部中深得人心，毛泽东自知在经济政策方面已经没有资本争取人心，因此不再过问经济政策，这同他在一九五七年及以后的几年中具体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甚至钢铁、粮食产量的年度指标成为鲜明的对照。然而他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的妒贤嫉能和急于扭转局势的心理使他把目光转到“阶级斗争”和干部特权这样一些容易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领域。

　　虽然高华不否定毛泽东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他也觉得毛泽东的理论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例如，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五一六”；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等于又回到了文革前的逻辑。他还指出毛泽东自己言行不一之处：在毛泽东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之时，却让有关部门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９级调到６级，月工资３４２．７０元。又如对干部特权表示深恶痛绝的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却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１３〕总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里有没有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涉及到毛泽东的心理活动，很难有确切的证据。即使是不否认他有这方面动机的真诚研究者也会被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困惑。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认为毛泽东有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动机的论者多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言论和在他指示下发表的官方讲话和文章。这种观点假定毛泽东的言论都反映了他的真实内心思想，因此除了引用他的话以外，未见做很多深入研究，如卢周来在“文革七问”一文中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４〕他在这里对于毛的讲话是基本采信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反复”地说他不说假话。

　　否认这种动机的论者，如杨小凯、王若水、高文谦和张戎等，则是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但是由于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的缺乏，近年的一些个人回忆材料不免都带有个人视角的限制，还有许多艰巨的考据和索隐的工作要做。

注释：

〔１〕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见http://www.lsfyw.net/political/yuelu/unite/qzfz/200508/3893.html）
〔２〕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六月
（见http://museums.cnd.org/CR/ZK04／cr214.hz8.html#2）
〔３〕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４〕卢周来：“文革七问”（见http://museums.cnd.org/CR/ZK01/cr95.hz8.html#5）
〔５〕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
（见http://museums.cnd.org/CR/HuangLian.htm）
〔６〕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知识分子》，１９８６年第四期（见http://museums.cnd.org/CR/ZK04/cr227.hz8.html#1）
〔７〕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见http://museums.cnd.org/CR/ZK01/cr113.hz8.html#2）
〔８〕杨曦光（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http://museums.cnd.org/CR/ZK99/zk189/hz8.html#2a）
〔９〕王若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十月
（见http://museums.cnd.org/CR/ZK98/zk145.hz8.html#2）
〔１０〕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见http://museums.cnd.org/CR/ZK96/zk83.hz8.html#2）
〔１１〕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８６－８９页
〔１２〕Jung　Chang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Random　House，２００５，４７０－４７９页
〔１３〕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２００３
（见http://museums.cnd.org/CR/ZK05/cr302.hz8.html#1）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