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让能 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万言书

tuffy05

转自余习广的博客


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万言书

钱让能

主席：

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常委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一）

太湖是安庆专区的一个三类县，五八年到六零年这段期间，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六零年冬贯彻了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五风”停止了，但人民群众奄奄一息。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具体见安徽省委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中央主席、华东局的报告），真所谓它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头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推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十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闻。
推行这一办法的结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六一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资（质——编者）上的一个新的根本性的转折。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熟（荒地变成了熟地）、回（外流回归了）、饱（人民基本上是吃饱了，有部分地区还吃得较好而有余）、健（体质健康了，有病的也不多了）、生（妇女怀孕了，江塘公社甘岭大队六百六十八个人，六二年怀孕的就有六十个妇女）。

三类的徐桥地区（是太湖最差的的区）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六一年与六零年比较：粮食由十一万四千斤，增至二十万七千八百斤，增长百分之八十一（自留地不在内），油二百七十八斤增为一千八百六十斤，增长六倍半，棉花六十二斤增到六百七十六斤，增加十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当然，六零年的基数小，六一年的潜力大。然而，六一年的困难与问题却比过去艰巨复杂得多。

首先，是自然灾害，连续一百零五天的干旱，最后还是风灾。

2．牛力极缺，全大队六百六十五亩土地，二十七头耕牛，既瘦且小，其中十头牛是打一鞭才走一步的。

3．农具缺乏，特别是大型农具，如水车、禾桶等，几乎坏完了。

4．各种籽种都差。由于外地运来的尽是些杂种。

5．肥料缺乏。尽是白田，没有草子。

6．田底子差。五八年以来的五风，结果：大田变成了小田，方田变成了圆田，长田变成了短田，无边无拐的，同时又有部分田下了盐，底子更差。

7．没有猪种鸡源。

8．资金缺乏。特别是十五户困难户（占全大队总户百分之十四），连年供应口粮，几乎全部救济。

9．体质差。当时还有消瘦浮肿病人一百二十五个，占四百三十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10．居住生活条件极差。破屋、漏锅的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这样多的令人头痛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不能不使人感动。这不过是一个县的一般的大队，像这样的情形，就全县范围内说，是到处可闻可见的。

而六一年与今年现有情况来比，就整个县来说，农民群众无论是在精神面貌上、物资（质——编者）生活条件上，又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午季丰收了，扩种的面积是高级社有史以来所罕见。去年午季按早稻国家供应全县三百万斤粮，今年相反，准备外调五十万斤。目前早中稻农民正在加强管理，早稻可以说是丰收在望。若无自然灾害，现在看来，国家的农副产品征购任务绝大部分（除去茶叶）是有把握完成的，且农民尚足食有余，家禽家畜亦已大大发展。

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当然，完全归究这一点，离开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和省地委的巨大支持，那也是错误的。责任田之所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威力，之所以为人民群众所普遍欢迎，是因为农村的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农民在高级社，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农民群众掌握了。因此说责任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央“十二条”、“六十条”发展的产物。主席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二）

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根据调查和统计，一九五五年是太湖解放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粮食总产达一亿九千六百六十七万斤，耕地面积四十万亩，除自留地九千八百二十四亩，平均单产五百零四斤；油料总产三百零一万一千六百斤，亩产六十斤；棉花总产三十一万零八百斤，亩产皮棉二十三斤，耕牛发展到三万六千二百六十头，大型农具二十五万件；茶叶产五十一万一千六百斤，烟叶一万零三百六十六斤，木料二百一十六万斤，生猪发展到四万八千头，家禽每户平均六只。群众生活：除存入国库二千七百三十万斤，留种一千二百万斤粮，每人平均口粮四百四十斤，食油三斤，肉类十斤，食盐二十斤，红糖全年供应量达三十九万斤，每人平均一点二斤。当时的合作化程度：单干户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点七，土地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人口占百分之五十点三（包括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占农户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六，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初级社农户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且初级社大部分均由五四年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五五年之所以成为解放后最高的一年，除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后的连续三四年农民积极性所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和初级社的生产关系还相适应的原因所致。而现在的“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责任田，它比五五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说，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

再从这里当前的生产力情况来看：五八年到六零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生产力遭到破坏，生产水平大大下降，到六零年底止，耕牛只一万八千头，比五五年几乎下降百分之五十，大型农具只有十万件，下降百分之六十，耕地缩减三十五万亩（因水利建设），下降百分之十一，粮食总产量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二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五，油料一百零三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生猪一万一千头，下降三倍多。其它经济作物均有很大减少。

现在这里根据恢复最高生产水平的规划初步讨论，认为粮食需要两年到三年，油料四年，棉花三年，茶叶因水库淹没一部分需要八至十二年，生猪在六三年赶上，耕牛要十五年以上。当然生产力的破坏，现在恢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至于有人说：“‘责任田’不过是当前生产力遭到破坏，调动农民个体积极性的权宜办法，以后还要进行集体化革命”。这种说法，是很不能令人理解的，也不是现实的。（责任田是不是就是单干道路，这个问题在后面详细讲。）在这里还是拿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说法来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责任田方向错了。” “哪来的话，我们方向是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 “对呀” “那就对了！国家征购任务一两没有少，我们大小队都有机动粮，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也照样提取，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小队长一个人挑，这就是社会主义？” “这样搞将来有穷的穷，富的富，损害大家根本利益的。” “五七年以前你们生产、生活不也很好吗？现在我们搞以小队生产，又是以小队核算，比那时还要好些呀！” “小队核算我们双手赞成，以队生产千万不能。” “为什么？又不是大呼隆？” “同志，不行啦！五七年以前生活生产当然比现在好些。但是也有问题呀！譬如说，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队里的集体生产、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这些问题呀，一个小队，就是你们来两个脱产干部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这些问题都基本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说句老实话，共产党在互助合作的政策上，最好的就是责任田政策。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指征购），我们都情愿。”

以上就是我们试探改正责任田办法的谈话。这段谈话，说明了责任田，农民本身也不承认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

改正责任田，农民已有风闻，但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如何去宣传解释，然而他们之中就有不少的人是：来年绿肥准备不播种了，今年田埂挖到了边（把田埂挖窄可以多种稻，但来年田就关不住水了），这些等等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因此说，“责任田不保荐，这里生产力就要遭到损失。”

（三）

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从五二年起亲自办过互助组和合作社，五七年冬由安庆地委下放在重点乡亲自搞过了将近八个月的生产队长。六零年来到太湖，干了七个多月的大队书记。其中特别是在干生产小队长期间，农民兄弟给我不少的知识和教益。从这么多年来（主要是从高级社以来）的切身体验，农业上的“千斤担子万人挑，以社为家”，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很好地彻底解决，即使暂时解决了，也不能很好地巩固。现在看来，追其根源，除掉政治思想教育外，主要就是责任没有到人。在当前来说，尤其是共产风刮得较严重的地区，如作不到“人人关心生产，个个责任分明”那就根本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保证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因此，要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取决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要想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那就要使所有的人们关心自己的生产任务和明确自己的责任。斯大林同志说得对“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无人负责的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斯大林指的是工业的问题。工业尚且如此，何况比工业更复杂的农业了。高级社以来的大量事实教训了我们，如何加强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生产责任心和他们的劳动热忱，社会主义教育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个人利益关心为基础那是行不通的。

我看，最简单易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的关系。并且很快就能兑现。过去的办法，主要就是靠评工记分。实际上产量不到田，责任不到人，评工记分就不能真正地搞好。现在如果以队集体生产，还是采取评工记分的老办法，可以说，除了有历史习惯的齐心协力的少数小队外，而普遍现象是做工只顾数量，不能保证质量。只顾工分，不顾效果。尽管你点子再多，绞尽脑汁，什么包工定额，检查验收，互相监督等等。在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和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同时评工记分的本身也确为复杂。（现在太湖仅有少数的评工记分）首先是误时，特别是大忙时耽误农民的睡眠。好的小队两三天搞一次，差些的小队天天晚上都要评工记分，包工定额，调兵点将。其次是评不好，不是争，就是吵，很难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再者是烦琐的哲学，几十道工序：甚至有的小队弄不清，成了一笔糊涂帐。会计人员百分之四十以上精力搞帐，队长要百分之四十精力搞管理。现在的责任制，他们却摆脱了这些事务，参加了生产。一个县数以千计的小队，光在节约劳力问题上，就是一笔巨大财富。

总之，现在的农民总还是农民，他最讨厌、最头痛的就是那些复杂的麻烦的东西，他们所欢迎的也就是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东西。

（四）

“工业还要不要发展，搞责任田，工厂就要垮台了，你看怎么办？”我看不会垮。只有农业过关了，工业也好，其它一切事业也好，都好办了。有些人，把有些工人不安心，也想搞责任田的思想，完全归罪于它的影响，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工人不安心工作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至于工人羡慕农村的责任田，那只能说，责任田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而且又为工人所羡慕。这只能说责任田对了。六零年八月份我由安庆地委下放到太湖，一开始就有几十个同志一道宣传农业为基础，七、八个月就是没有什么人理睬，六一年三月份，我们一搞责任田，好！逃在外面的劳动力回来了，跑到城镇工厂里当工人的小手工业者回来了（原来请也请不回来），流到机关里跟干部、工人当家属的也回来了。父亲托人写信给儿子，妻子写信给丈夫，弟弟写信动员哥哥等等，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热闹非凡，这真是大喜事。七、八个月几十人口渴心焦地宣传，抵不上十来天的责任制那样巨大的威力（当然这里我并非提倡产业工人跑到农村来）。

“集体经济要不要发展，你在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方向性的错误吗？”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仅是比较复杂琐碎，适合于分散的农活去分散做。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与其说是单干，那只能说外表上是单干，而实际上则不然。太湖这里的情况除上所述，国家征购任务照交，公社、大队的公共积累照取，这又怎么能说是瓦解削弱了集体经济呢？

至于在举办较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方面，在扩大生产协作方面，虽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只要工作得好，发挥公社、大队的作用，这方面的缺陷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事实证明，太湖去年的冬修不也搞得很好吗？“唉呀呀，不得了啦，派工派不动，公家事情没有人干了。”所有这些责难，我想还是让事实去回答。太湖去年确也出现搞投机的，高价出售农副产品的，这是少数。一般地说，都不是真正的基本农民群众。即或有些搞了一两次，经过了教育，也就立即归正。超产粮是有差别的，收入也是不平等的。所谓这个差别，我看不搞责任田的也是存在的。所谓“不平等”，整个社会主义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是允许的。当前农村的现实状况，不是什么差别不差别，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如何来消除农民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和大呼隆的心里毒素的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因而使其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差别和新的不平等的问题。当前推行责任田，仅主要是在吃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别和不平等，这正是真正的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胆小怕事呢？何况当前大队、公社公共积累，根据生产发展可以逐步增多，困难户也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如包好田，少派征购，大队、小队有专门照顾困难户的机动粮等等，这些就是防止差别过大的措施。即或少数地区产生“差别过大”，“出现新的暴发户”，我坚信，我们的农村也不致变质，大船也不会翻的。因为政权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农民也是有理想、有志气的，拥护党和毛主席的。几年来农民受了这样大的挫折和考验，也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推行责任田也会助长农民小私有心理，问题在于领导和教育，不断地总结提高，使这种责任制的形式更加完备。

（五）

坚定地站在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几的人民大众这一边，相信他们自己解放自己。急急忙忙地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地指责“是单干”，很可能因为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里。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们走。

据了解，太湖的北中区（与湖北省交界），去冬和今春阴山、溪水、罗田等县的农民们，络绎不绝，翻山跃岭的携带衣服、布匹、蚊帐、家具，甚至连小猫、小狗等也搞来换回自己的口粮（据估计一部分是搞投机的，绝大部分是有实际问题的），小手工业者（裁缝、木匠、砖瓦匠等）干脆不回去，终日在这里做工。五九、六零两年，北中的农民是向那边跑，现在却变成了倒流。再如太湖的邻县宿松，六一年春太湖在推行责任田时，曾经也有人，特别是一部分中层干部，说是“倒退，走回头路了”，“是太湖少数领导人胆大了”等等，可是到了去冬今春连他们自己也压抑不住了，这个运动也同我们一样如火如荼的推开了。问他们为什么？某些干部答不出，农民却回答得好“责任田能多打粮食”，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太湖这里的干部入乡，到了年成好的公社去，要是在农民家里吃几餐饭，他是真不收粮票的。就是到了去年灾荒严重的地区，农民也总是说：“粮票你还是收下去。”干部一再坚持要他收下，但是送你出门时还是说：“同志，下半年年成好，你们就不要带粮票了。目前虽比丰收地区差一些，但是比你们二十五斤半好些。”刘羊公社一个医生说：“现在我给群众看病，每天至少要吃十个鸡蛋。六零年看病不讲吃这么多，就连见也见不到这么多。”去冬下乡，看到嫁在宿松的徐桥姑娘们三五天就往娘家跑。我问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说：“那边吃不饱，叫她回来多吃几餐，女婿不好意思来，她每次回去总是要带走八至十斤的。唉！那边不搞责任田，真急人！”无论是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等车休息也好，许多农民有关责任田这方面道理，与我在省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则完全相反。许多奇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各种议论，我想请到这里一闻一见，是会有很大教益的。我很担心，省委决议六二年内就要大部分改过来。根据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他不会相信空话的，你不做出样子，证明比他的办法优越，除掉强迫命令，我看是扭不过来。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基本的方法。当前的“责任田”问题，若要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汇报，或者下去走马观花，不和农民交心，不花一定时间，我看根本不能实事求是的。省委决议中说：“根据几个调查材料，群众对‘责任田’办法的态度大体是这样：有百分之二十的社员不愿搞责任田，这主要是觉悟高的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困难户和劳力少、技术差的困难户。有百分之十的社员主张继续包产到户，不愿改正责任田办法……这主要是搞投机活动的社员和超产特别多、觉悟不高的社员。有百分之七十的社员处于中间状态。从上可见，改正‘责任田’办法是会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可是按照这里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农村中有劳力的户不待说的是拥护责任田的，就是困难户，一大部分也是积极的。有的一听说“责任田”要改变，他们说：“我要哭责任田这个短命鬼了。”据我所知，不那么拥护，不那么热情，不那么积极的，除非是些一贯地游手好闲、不劳而获或者是专想搞平均主义的人。因为责任田是真正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劳动就真正不得食了。省委调查的那个情况，也不能说不实际。因为我没有去调查。但是根据这里的情况看，除非在推行这一办法时，给它搞走了样了。否则，农民群众是无不鼓舞欢腾的。根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坚定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最后，请求主席直接派人前来调查，以达弄清是非，如认为有必要，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即或再亲自干生产队长，为今年县、地、省委搞一些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所反映的这里的迅速变化，只能是与前几年比较而言，真正据一般要求所想象，这里无论在生产方面或在群众生活方面，还是需要做出更多的艰巨工作的。当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任务，这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这样想，像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的问题，那么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未始不可实行这个办法。


中共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 钱让能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示

印发各同志。

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

八月二日

tuffy05

钱让能的上书《保荐责任田》，是研究当代中国改革思潮源流的主要文献！

   【简介】 钱让能（1933年1月～）安徽桐城人（现枞阳）。1950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历任区共青团组织委员、书记，后任枞阳县党校教育股长、安庆地委文教部干事、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太湖县徐桥公社副书记兼龙王大队书记、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党校校长、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安庆地区农科所所长、安庆地区科技局局长、科委副主任、安庆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安庆地委农工部长、农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安庆地区人大常委。1997年退休。

  1960年8月，他下放太湖县农村，任徐桥公社副书记兼龙王大队书记。期间，钱让能目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危害，

  1962年8月2日，有感于安徽农村在推行责任田后带来的农业生产恢复效应，惊骇于1962年初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斥责，毅然上书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和理论证明，责任田对农业恢复生产，农民恢复元气，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为此，他向毛泽东主席着力推荐“责任田”制度。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极其不满并立意要扼杀风行全国农村的责任制之风的毛泽东，将此信批示，作为批判“单干风”的典型材料印发。此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在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大发蛮狠之威的压力下，再次追随毛泽东的决策，在全国停止了大饥荒之后在农村实行的对于农民的“让步政策”。随之，钱让能受到长达二十年的批斗和迫害，1982年获平反。

  钱让能复出后，在安庆地区农业口领导岗位上，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并着力探讨农业现代化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他提出：以科学技术为灵魂，以乡镇企业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血脉，以民主政治为结构，创造中国现代化新农村。在他的领导下，安庆地区的乡镇企业在安徽省名列前茅。钱让能退休后，一直关注于“三农”问题和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专制极权主义是祸国殃民之大害，现代化和民主政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
                           
                           （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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