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浙江温州），1-11

tuffy05

转自旬令香的博客
http://blog.66wz.com/?uid-200873-action-viewspace-itemid-73465


寻人启事
――我的“文革记忆”之开篇

准确地说，我要寻找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而且我与他们没有一面之缘。认识他们，是我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些特定的夜晚，通过文字才认识的。对于他们，坊间流行着许多称呼，比如：“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思想型红卫兵”、“六八年人”等等。总之，在三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他们比较早地、自觉地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并且由怀疑开始而后启动思考，从而形成一种半公开的民间思潮。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却未能进入当代思想史，他们只在1976年前后一闪而过，从此不知去向。
1976年春天，也是文革最后一段时期，我家已经持续多年没有户口，也就没有粮票、布票等一切当时生活所必须的票证。我的母亲还关押在永嘉一个叫“下堡墩”的监狱里，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才带着一身的病从监狱里抬着出来；我的父亲被隔离在永嘉黄田的一个苗圃（流行的说法叫：牛棚）里监督劳动。我们兄妹三个为了养活自己，只好中断学业，开始赚钱。我才17岁的大哥此时为了谋生，在一座山沟中学代课教书，为他日后成为大学教授打下了基础；我还是少年的二哥则已经跟随一个建筑施工队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打工生涯，并且因从小从事重体力劳动，而成为家族中个子最小的男丁。更小的我，由于有我父母亲的一些朋友的关照，进了一个叫做温州市印刷机电厂做童工。我那时的体重只有60多斤，却每天三班倒八小时上班，我的工作是负责一台冲床，也就是每天持续八小时用脚踩1.5吨的冲床，还要时刻注意别让冲床咬了手指头。因为我多次目睹了工友生生失去了手指头的血淋淋的场面。
就在那个时期，1976年的春天，温州五马街口新华书店对面的一堵墙上，每天晚上都会出现一些另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既不是要打倒谁也不是要评判谁，而是在渲泄一种情绪、表示对文革的质疑和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茫然。
不上中班（下午4点至夜里12点）的日子，有时候我一个人，有时候和我邻居啊姊一起，带着笔记本，到这里看大字报，并且还一边看一边抄录。这里每晚都聚集着一群年轻人，几乎人人手里都会带一个本子。而我，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小妹妹。一有新的大字报贴出来，大家就一拥而上，有人轻轻读出声来，有人赶紧抄。因为这些大字报很快就会被撕掉的。如果我和啊姊一起去，回来的路上，我们就会轻轻议论：他们是谁？什么人这么大胆，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表示怀疑？大字报里的一些言论刺激着我小小的神经，常常使我彻夜难眠，整夜整夜地想起我的关押在监狱中的母亲、在牛棚劳动的父亲和我的童工生涯……我常常会自问，难道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真的错了？这些问题对于当时小小的我来讲太深奥了，是根本不可能有答案的。但是，这些大字报却教会了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答案的寻找。正是这些思考，使我在辍学和童工的日子里，看了大量的书，才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高尔基、鲁迅之外，还有黑格尔、别林斯基、康德，还有《震撼世界的十天》、《角落》、《选择的必要》；虽然那些思考在今天看来是幼稚和可笑的，那些对经典的解读在今天看来也存在浅薄和误读。但正是这些思考，令我在文革结束后，重新走进课堂、拿起书本，并且有了日后许多个“转身”。不管这些“转身”是否“华丽”，至少有了对自己命运的选择和改变。
可是，奇怪的是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间，他们消失了，或者说至少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在我2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也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提到这群人。他们或者还在温州，或者在恢复高考后进入了学院，但也一定与温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们隐匿不现？是他们因为文革已经结束而不再思考？还是他们在疲于金钱、工作、职称等功名利禄的生活？总之不再出现。
记得在1991年，学者朱学勤就曾经以“寻人启事”方式撰文寻找“六八年人”。尽管他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坠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但是，我仍然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肯定还在思考。
为什么一定是“习惯性流产”，而不是“习惯性思考”呢？
有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二）

身裹床单的少女站成永久的雕塑

     “轰、轰、轰……”这是擂门的声音；
     “开门、开门、开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是狂乱的叫喊。
     我惊恐地睁大眼睛，只见数十支手电的惨白光柱，透过闷热的午夜，从南墙上敞开的两扇窗口，全部集中到我和小姨睡的这张小木床上。屋子里顿时尤如白昼。
     小姨腾地坐起来，回头轻轻对我说：假睡！然后，小姨撂开绵纱蚊幛的幛幔，身裹床单，站在床前，静静地簇立了一会儿。她可能是在考虑要不要开门。
     她簇立着，雕塑般！遮住了射到我身上的手电筒光柱，在那一瞬间，让惊恐的我有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我飞快的把放在床头的一本翻得很旧的书，迅速地藏在自己的背后。虽然这本书硌得我生痛，但是我义无反顾。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是小小的我看过旧书作为罪证被整堆整堆烧毁的场面，担心这本旧书可能会是一种罪证吧。
     在日后的许多年间，小姨雕塑般的形象，成了我永久的记忆。无论碰到什么突发的事情，小姨身裹床单的雕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闪回我的脑海。
     只一瞬间，也许就只有数秒钟，擂门的声音和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噪杂，越来越狂乱……小姨就这样身裹着床单去开了门。一群头戴藤帽手持铁棍的人拥了进来，开始楼上楼下的查找。小姨又站在床前，挡在我的面前，雕塑般簇立！屋子里只有我和小姨，我不知道他们要寻找什么，可能小姨也不知道。只听见楼上不时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不一会儿，楼上的人也下来了，看来他们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然后，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突然推开小姨，撂开了蚊幛……我赶紧装睡，我紧闭双眼，我听到我的心在“咕咚、咕咚、咕咚”。这样害怕的心跳，从此在我的人生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经过了这样的惊吓以后，我从此变得处惊不变，不再害怕了。
     然后，他们“哗”一下子，全出去了……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和小姨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小姨关好了门，抱着我，我们相拥着坐在床上，坐了一夜。我发现小姨和我一样，全身都在颤抖。
     那时，我六岁，小姨十五岁。我们就这样相拥着，坐在床上，等待天亮！
     早晨，小姨让我去上学。那时我是培红小学一年级学生。培红小学也就是现在的石坦巷小学。可是，我不知道一场更大的伤害正在等待着我。当我走进教室时，同学们都围在黑板前，看到我进来，就“刷”围过来，把拥到黑板前，只见黑板的右侧墙上贴着一张“通缉令”，“通缉令”上赫然印着妈妈的照片。同学们都在盯着我看，幸亏我只是上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孩子们还一时间反映不过来，还不知道他们可以对我进行批斗、可以欺负我。就在这时，老师进来了。
     这个老师的面孔现在已经很模糊，只记得是个女的，很年轻。她宣布开始上课。然后开始早请示的程序。这个程序对于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陌生了，可我印象深刻。我们大家起立，人人手举“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对着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和林彪像，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齐声请示：“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老师就说出了一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话，她说：“同学们，一个通缉犯的女儿能和我们一起上课吗？”就这样，我噙着泪水，被赶出了教室，结束了我在这个学校不到一个学期的生活。
     当我一路哭着回家后，小姨却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妈妈已经逃出来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批斗常常有被打伤甚至打死的情况发生，不管这么说，能逃先逃了再说……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三）

油菜花开成一地绝望的黄

    外婆家邻居的孩子啊珍，被男生按着头往墙上撞，额头顿时就撞成一个很大的包。可是，啊珍一声也不敢吭。如果她吭一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屈辱。老师看见了也不管，只因为她是地主的孙女，根红苗正的孩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欺负她。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走在开满了油菜花的田间，我还在暗自庆幸，妈妈的通缉令幸亏没有在这个学校里出现。
    我是第二次进入这个学校。第一次在这里上了一个学期后，就转学到培红（石坦巷）小学去了。因为我家在石坦巷盖了房子，所以就近入学。被学校赶了出来后，小姨只好带着我回到外婆家，重新到原来的学校读书。村庄叫打网垟村，学校叫打网垟小学，位于如今的火车站附近，准确的位置应该是现在的划龙桥路。
    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我一边沿着田间小路往外婆家走，一边心里在想：见到妈妈说点儿什么好呢？
    昨天夜里，我是被风厢拉动的声音惊醒的，发现窗户晤得严严实实，屋子里点上了如豆般的菜油灯。外婆和妈妈正在坐在我的床头看着我，我正欲起身，外婆向我“嘘”了一声，按住了我，不让我起来，示意我继续睡觉。我哪里还睡得着啊，闭上眼睛却竖起了耳朵，听外婆和妈妈悄没声息的说话。而小姨则在拉着风厢给妈妈做吃的。现在的人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风厢。那个时候农村里烧稻草，必须拉动风厢才能持续把火烧旺。原来妈妈逃出来后，先是不敢往外婆家跑，逃到三溪一个亲戚家，亲戚家正在杀猪，而妈妈已经两天没东西下肚了，正饿得慌。没想到那个亲戚怕惹上麻烦，只给妈妈乘了一碗番薯干汤说：吃了赶紧走吧！妈妈想来想去，觉得也是不能给人家惹麻烦，没地方去，只好乘着夜色跑到了外婆家……我那时太小，小到甚至不知道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只知道妈妈是因为“当权派”和“假党员”被抓起来的。“当权派”这一说词在日后国内有关文革的各种无论是纪实还是文学作品里，我都没有找到。而父母在文革结束后也不大愿意提起以前的事。我想可能是妈妈当时是一个部门的头头，那个部门掌管着从生活到生产的各种物资。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手里管着物资，肯定是反对造反的。因此，“当权派”也就是一罪。妈妈入党的时候，并不在温州，而是在外地一个数万人的大型国企，而爸爸则是这个企业的组织部长。造反派因此认定妈妈的党员是假的。
    油菜花开得恣肆，溜彩溢金，黄灿灿一望无际。在油菜花的尽头就是外婆的村庄。我的心情也像油菜花一样恣肆汪漾，想到马上又可以见到妈妈了，就撒开脚步一路小跑快速向外婆家走去……从小，我就很少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总是忙、忙、忙！我出生29天的时候，妈妈爸爸抱着襁褓中的我，从外地调回来工作。我是吃着奶妈的奶，由保姆带大的。直至文革开始，家里才辞了保姆，我也开始颠沛流离。
    正在这时，我突然看见远处从外婆的村庄的方向走出一群人，我心里硌噔一下，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拼命跑了过去。跑到近前一看，果然是妈妈。一群民兵押着妈妈嚷嚷道：看你还跑？妈妈双手被反拧着，还使劲扭过头来看我。
    我愣着那儿，傻呆呆的。
    我听见我的心，仿佛是一个玻璃器皿，瞬间崩裂成为碎片；
    我看见我的心，碎成一片一片跌落在油菜花瓣上，直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渐渐成为铺天盖地的绝望的黄……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四）

桨声咿呀里是外公最后的叹息

    那一天，阳光如瀑！
    艄公在船头，双手一收一送间，船桨发出有节奏的“咿呀”；
    我坐在船尾，塘河水被船桨划碎，在船周围形成细碎的涟漪，在如瀑的阳光下跳跃着金色的光点；
    外公躺在船仓中央，舅舅阿姨们围坐在边上，小姨高举着维系外公生命的吊瓶。大家都看着维系生命的液体一滴一滴的流进外公的身体。外公一声一声的叹息，似乎在不断地问：我能活着到家吗？
    其实，大家心里也在想同一个问题：能活着到家吗？因为外公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要见外婆最后一面……
    那一年，外公才59岁。如果不是文革，外公是不会这么早就走的。可谓祸不单行，妈妈被再次抓走不久，外公就生病了。外公因胆结石住进温州一家大医院，手术进行至一半时，因为两派武斗，突然停电，而且还有受伤的造反派陆续送到医院，造反派的人拿枪顶着医生优先治疗。于是，医生在手电筒的光照下，匆匆将外公做了一半的手术缝合。次日，外公就病情恶化，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告不治。当时外公神致还很清醒，知道自己已经过不去了，提出要活着到家，要见外婆最后一面。于是，医生就给他挂上吊针，舅舅们用自制的担架抬着外公一路小跑到茶院寺塘河码头，再换乘小船回家。外公总算撑到了家，见了外婆最后一面，就咽了气。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外公死不瞑目，外婆就一边哭着反反复复说：你就放心走吧，一定会好起来的……一边用手帮助外公合上眼睛。
    这是发生在1969年是事情，包括妈妈被抓，我不得不转学！更早一些的事情，因为我还太小，记忆就很模糊了。
    五年后，外婆也去世了。记得外婆临终时，想吃小时候吃过的油柑和甜酱瓜，居然找遍温州城都没有买到这两样东西。可见那时候物资匮乏到何种程度。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茶院寺码头了。现在去火车站附近外婆家的所在地，打个的一会儿就到了。可那个时候的温州河网密布，隔着好几条河，是必须经过茶院寺或步行或坐船，才能到达的。如果步行，沿着塘河走南塘街至丽田，再拐弯经鱼麟夹，方能到达。如果坐船，基本上是同一线路可直接到达外婆家门前。
    如今，当年被关押的父母亲，一提起外公外婆，就有未能为外公送最后一程而萌生愧疚之意。其实当时他们自己都身陷囵圄，实在是无奈。如今，每次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一聊起外公外婆，总说他们走的太早了，一辈子没多少享福的日子，这已经是无法弥补了，就好好孝顺父母吧！
    外公是一个睿智的人。
    外公的睿智，体现在他对于时世的通达透视。外公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四个兄弟一个妹妹，有七间三进的院落。小时候常听外公外婆说起以前家里的排场。外公娶亲时，外婆的嫁妆是用了12条小船从浦州经塘河运过来的；外婆生大舅舅时，外婆娘家送的月里庚。是用了两条小船才装上的；外公的妹妹回娘家时，大屋中堂一字排开三张麻将桌，哥哥嫂嫂们陪她玩牌……可快到解放时，外公很快就散尽了家财，包括田产和城里的店铺，变得一无所有。所以，解放后，他的兄弟和妹妹都成了地主资本家，而他却评上了贫农。在历次运动中，他的兄弟和妹妹常常受到批斗。他的贫农身份使其免受磨难，并且为我母亲以及舅舅阿姨们换来了一个好的出身。然而，睿智的外公却无法预料到会发生文革，他自己最终也因为文革，可以说是“死于非命”。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五）

机枪正对着我家窗口

       “嗒嗒嗒、嗒嗒嗒……”那天早上，我们被枪声惊醒。
        起来后，大哥突然发现对面的窗口架起了机枪，而枪口则对着我家的窗口，不时发出“嗒嗒嗒、嗒嗒嗒”的一梭梭子弹……此刻逃走已经来不及了，赶紧来个全家总动员，关窗的关窗，拿被子的那被子，不一会儿，家里所有的被子都盖在八仙桌上，搭成一个桌子堡垒。我们都钻到桌子底下躲起来，以防被流弹击中。
       我和大哥相隔才四岁，我们兄妹都太小，还不知道武斗的危险。突然而来的战争状态，让我们很兴奋，仿佛被注射了兴奋剂一样。我们蹲在桌子底下，一点都不害怕，但是很紧张。我们猜测着，“工总”和“联总”谁赢谁输，猜测着会不会出现小时候读过听过的战争年代那样的英雄……那时候，爸爸妈妈还没有被关起来，但是每天都要去单位接受批斗。陪伴我们的小姨其实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她并没有躲到桌子底下。原来小姨做逃生的准备，把衣服、票证等东西都整理起来，用被单包裹起来，打成包袱。然后给我们做饭。那天，我们就在桌子堡垒里吃的饭，也没菜，吃的是酱油拌饭。
        枪声紧一阵慢一阵的，慢慢地，我们居然不紧张了，我还居然在枪声中睡着了……被小姨叫醒时，天已经有点黑下来了。
        小姨说：“现在不打了，我们赶快逃到乡下去吧。”
        于是，小姨带着我们兄妹三个，背着很大一个包袱，趁着夜色，往城南方向撤逃。一路上经过了好几个岗哨，都一一盘查通过。终于出了大南门，小姨松了一口气，说：“这下好了，总算逃出来了。”小姨和我们商量决定，到了茶院寺，有船坐船，没船我们就走着去。
        可是，没想到在茶院寺出城口的最后一个岗哨，我们却被拦住了。他们拿着枪，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说什么也不让我们通过。小姨苦苦地哀求他们，可他们就是不答应。最后，小姨哭着跪了下来，他们还是不答应。
        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路边躺着被打死的人，盖了一领破草席。这时候，我们感到了害怕。那情景，真的和电影里一样。而且，电影是假的，而现实是真的。死人就在路边，他们拿的都是真枪。无奈，我们只好原路返回……
        这是1967年7月，已经记不清是几号。
        那时候，我家住在广场路11号（现在房子已经拆了）三楼，温州人习惯叫打锣桥口。我家对面是一家四层楼的服装厂。四层楼在那个时候的市区算是制高点了，所以造反派就占领了这座楼房。温州的造反派全称是“温州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当时被“工总”占领的还有钟楼、邮电大楼、华盖山、松台山等制高点，另一派“联总”占领的制高点有雪山、展览馆、电业局、电业公司等等。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内战，双方举着同样的旗帜，打着同样的旗号：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六）

满街小“棺材”死人定不少
     
       夜里，枪声不断。
      次日一早，小姨带着我们仨准备再次逃难。
      刚到二楼，住在二楼的邻居大人婆拦着我们说：“要死人哩，要死不少人哩！我这孤老太婆是没有地方逃，你们赶快逃难吧，路上要千万小心噢！”
      小姨问：“又怎么啦？”
      大人婆说：“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夜里烧起来了，就是我们这里拐弯的地方，烧的天空都发红了。今天天光，街路上的男儿（女＋每）每人手里都有一把私章盒，拿在手里好像一具具小棺材。棺材都当玩具玩，哪有不死人的？”
      小姨说：“大人婆，你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到我家乡下躲几天再说。”
      大人婆人胖个大、慈眉善目，每天吃斋念佛。邻居老小都叫她大人婆。其实她不是孤老太婆，关于她的故事，以后我会专门讲的。大人婆果然听从小姨的话，赶快收拾了一个包袱，和我们一起走上逃难之旅。
      在街路上，我们果然看到一些小男孩拿着私章盒玩。原来两派武斗打来打去，把五马街口的一家印章店的店门给打坏了，印章、印章盒洒了一地，小孩就拿来当玩具。也可能是两派连夜“战斗”，都有些疲了，那天早晨还算平静，也没有人查岗了，我们经解放南路出大南门，总算顺利出城了。
      若干年后，我稍微大一点了，才知道那一夜，因为武斗引起的火灾，烧毁了解放南路和五马街交叉处的邮电分局、新华书店、钟表店、美术公司以及县前头的解放电影院和周围民宅。而这一场武斗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一个统计数据。官方对此更是三缄其口“沉默是金”。
      在写这篇记忆文章之前，我查了《温州市志》，关于1967年的这场武斗是这样记载的：
                                                  1967年
          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温州“造反派”开展夺权斗争。温州地市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半瘫痪，基层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3月31日：温州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序昭任主任，对温州地、市实行军管。
          7月10日：两派群众组织开始武斗。7月底武斗升级，动用枪炮。武斗持续两年之久。
          7月27日至8月3日：温州五马街口邮电分局、新华书店、钟表店、美术公司和县前头解放电影院以及周围民宅计24495平方米房屋，在武斗中被烧毁。
          8月11日：人民解放军六二九七、六二九九、六五四一、六五一五、六五一七部队进驻温州，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温州支左部队联合指挥部”。
          8月15日：浙江省军管会发表《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
          12月28日：经军管会批准，改组原温州区军管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温州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吕允钧任主任；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温州支左部队联合指挥部”。
     
      都动用枪炮了，死人肯定不在少数。但是，官方一直没有公开数据。至于造反派手里的枪炮是从哪里来的，在当时也没有人去追究。而房屋被烧毁的老百姓也是肯定没有人管的，因为据市志记载“温州地市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半瘫痪”，还会有谁来管老百姓死活？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七）

爬棺材下喝死人汁
      
      传言就像流弹一样，在不经意间不时飞来飞去。
       一会儿传说工总占领了温州大酒家，一会儿又传说被联总夺回去了；一会传说工总已经死了多少多少人，一会儿又传说联总死的人更多……那时候城里基本上被工总占领了，吃了败仗的联总只好东躲西藏，逃到当年浙南游击纵队打游击的地方去上山打游击……
      逃难的日子里，在乡下（当时的梧梃区打网垟村现在的火车站附近）外婆家，每每有城里的消息传来，都是不祥的。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闷热。
       那时候，乡下闹得还没这么凶，最多也就是常常开开批斗会，斗斗地主。到了晚上，我们这些小屁孩就随大人一起在院子里乘凉。大人们除了聊聊家常，就是说城里的武斗。我们一帮小屁孩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听说一些传言，一边围着大人跑来跑去玩游戏。
       孩子嘛，总是不董事的时候多！那时候也没什么玩具，就是玩玩老鹰捉小鸡、抓特务、斗地主等等，有时候也会躲到葡萄藤架下想偷听牛郎和织女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据说到了七月七牛郎织女相会那一天，在葡萄藤下就能够听到他们说的话。
      最最可怕的传言是：爬棺材下喝死人汁。工总的“烈士”棺材都摆放在地委前面，架在长条凳上，排成好多排。由于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尸液横流，弄得那一带都没有人敢靠近。为什么不下葬呢？据说工总抓到“俘虏”，就带到这里，用枪顶着，让“俘虏”们在棺材底下爬、喝尸液……说起来，所谓的“俘虏”，也就是联总的人。他们和工总的人，其实套用当时的话说，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是一个工厂的工友，有的是街坊，有的甚至是亲戚。
       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是疯狂的，真是太可怕了！
       我们这些小屁孩每每听到这种事情，就会吓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农村里也有胆子大的，特地跑到城里去看。看过的回来后总是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这是我在文革中最震撼的记忆！如果真有其事，那将是温州最最黑暗的历史瞬间！
       我成年后，常常怀疑这段历史的真实性，难道自称为地球上的最高级动物，会做出这样丧尽天良枉为人的事情来？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多方寻找证据，想要证明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仅仅只是传说。因为我不相信我的同类、我的温州同胞、我的在商场上百战百胜的聪明智慧的温州老乡中，曾经有个别另类，做出了惊天动地、丧尽天良的事情。然而，令我失望的是，这种事情的确发生了，温州历史上最最黑暗是瞬间的确存在！
       曾官至温州市机械局局长、温州市协作办主任的章英杰，可以说是个有心人、温州历史的纪录者。他将自己从1948年参加革命以来的日记，整理成书《温州风云一角》，于去年由银河出版社出版（关于此书，我将专门撰文介绍）。在他的日记中，关于温州文革武斗的记述要比官方的任何公开文献都更为详尽、纪实。关于武斗，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述，以下为引用他的日记部分：
                       1967年4月6日温州工总司
        
      这年头的政治风云说变就变，真叫人摸不准。前段时间各级领导组织力量反击造反派，而近日的造反声势却越来越大了，外地的本地的许多人蠢蠢欲动，要造它的反，“温州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就在这种形势下诞生了，还有不少人从“温联总”的队伍中分离出去，参加“工总司”。工总司成立那天举行集会游行，开关厂势力强，一般人都不动声色，静观局势再决定行止。可是装配车间一位才不出众、貌也平平的中年妇女陈玉珠，和翻砂车间平时木讷的陈自木两人，却举着旗子参加了游行，高喊口号上街游行。她（陈玉珠）象一枚炸弹，震动了“开关兵团”和厂里的领导阶层，他们找来了一批积极分子以造反派的身份和陈玉珠辩论，想通过辩论压倒她，从而不使开关厂有更多的人参加“工总司”。在辩论中你来我往弄了个把钟头，陈玉珠十分倔强，硬是不低头认输，还说：“你们不能什么都强加于人。难道你们说我喊‘蒋介石万岁’我也得承认吗？”这一下可好了，只要你的话中有“蒋介石万岁”五个字便抓住你的辫子了。他们咬定陈玉珠喊“蒋介石万岁”的反动口号，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造反派将她看管起来，不让自由活动，还有几十人签名证明其事。我是位旁观者，见到这些情况，不禁从心底里冒上一阵寒意，心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必须随时警惕着横祸的来临，五七年的所谓右派分子的罪名还不也是这样编织出来的吗？
                 
                 1967年7月27日温州两派枪斗
      
      “温联总”和“工总司”两派的武斗由棍棒石块升格至枪战。“工总司”有支左部队的支持，“温联总”则有军分区作后盾。“工总司”除收缴各基层民兵武器外，主要由支左部队提供武器。“温联总”则去抢军分区设在黄龙山的弹药库。说穿了“抢”只是幌子，借“抢”的名义把武器送给“温联总”才是真的。
       ……
       7月24日午夜，突然枪声大作，一颗重机枪子弹洞穿玻璃窗飞进我楼房上后间，钉在门柱上。当时我正在小便，子弹离我不到两公尺，我给吓出一身冷汗。惊恐之余，立即唤起妻儿子女搬到楼下睡觉。第二天不上班，中午时分又枪声大作，这回看清楚了。是“工总司”从松台山集中机枪扫射我隔壁的税务大楼宿舍。税务宿舍北面有木制晒衣架突出，远远看去很像是架在窗口的机枪，枪口对着松台山。松台山的“工总司”人员大概是这样认为才开枪扫射的。一颗子弹擦着三楼一位妇女的头顶飞过去，削断她一绺青丝，吓得当场昏了过去……（2003年7月在《故事报》上看到当年毛主席的一段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毛泽东1967年1月25日。”有了支左部队的支持，造反派才有武器，武斗才得以升级。补叙）。”
            
           1969年10月27日“工总联总个个饭桶，上级政策统统勿懂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工总司”“温联总”这两个造反派组织经过多次真枪实弹的较量，打死了一百多人。在“支左”部队的支持和参与下，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工总司”把“温联总”给打垮了。“温联总”成了“温联匪”，退到农村去打“游击”了。“工总司”把在这次武斗中被打死的人称为“烈士”，用棺材盛着停放在地委礼堂。以后又在温州风景区松台山建造烈士陵园，打算让后人永远瞻仰，简直比抗美援朝死在上甘岭的英雄们还风光。“支左”部队和“工总司”还把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定为“温州第我次解放日”。
         “温联总”的失败可苦了温州军分区和地方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的头头们，“支左”部队和“工总司”认定他们支持“温联总”或支持“温联总”的观点，就是反动毛主席的光芒路线。首先是五人一组十人一队由“工总司”武装押着去地委“爬棺材下”。被打死的“工总司”“烈士”的棺材停放在凳子上，要他们俯下身子从棺材这一头爬到那一头，爬过几十具棺材。时值初秋，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出的臭气已经很难受，还有死人身上因腐烂而流下的脓汁滴在身上更恶心，没有酿成大瘟疫实是万幸。
             ……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八）
                           
                          文革烈士墓和纪念碑
      
       武斗最终以“工总”（“工总”即“工总司”，全称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获全胜告终。“工总司”归属“省联总”，是造反派。据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于1967年5月1日被造反派押送地杭州接受批判的王芳披露，1967年7月10日开始，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进而占领地盘。公路和水上地上海（这是温州通往外面世界的仅有通道）的航运都中断了。他在回忆录里对于这场武斗这样写道：“抢夺（指造反派）军分区军械库武器、防化连火焰喷射器，直至拉走60、82迫击炮和120榴弹炮。街头设垒，展开巷战……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奉命进驻温州。9月，6299部队又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武斗进一步升级。……武斗引发五马街、解放南路先后发生火灾11起，烧毁房屋24495平方米，受灾居民295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
       “温联总”战败后成了“温联匪”，当时“温联总”的三个头头姚国麟、陈桃熏、戴光荣因为被“工总司”通缉，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民间传说姚国麟、戴光荣不知道躲到哪儿了，而陈桃熏则每天穿着“铁领甲儿”（土制防弹背心）带着他的“部队”在打游击……
       我的父母作为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被批斗来批斗去，一会儿隔离审查，一会儿又解除隔离。
       武斗一结束，我们又从逃难的乡下回到温州的家里。由于我们家在广场路，与当时的温州市委市政府在一条街上，所以，常常可以看见半夜大游行。那时候我们都还小，生活稍微有些稳定，就忘记了害怕。每每有游行队伍经过，就赶快起来趴在窗口看。一会儿是因为毛主席最高指示来了，一会儿是因为毛主席有新的诗词发表。总之，会有很多理由让狂热的人们半夜起来游行。
       与此同时，“支左”部队和“工总司”把8月13日战胜这一天定为“温州第二次解放日”，并且开始在松台山脚建造“烈士墓”。据一些参加过“烈士墓”工程建设的人介绍，当时还招聘了一些临时工来平整山坡。临时工挑一担土2分钱。由于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于是就有许多没有参加武斗的工人和高年级学生去烈士墓工地赚外快。烈士墓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松台广场上面一点，墓前很修建了一个“烈士纪念碑”，很是壮观。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中央文革指示要大联合（所谓大联合，即各级政府部门都被夺了权、干部大都被打倒了，各个派别的造反派、司令部都摘牌联合组建文革政府－－在温州就是温州市革委会）的时候，“烈士墓”和纪念碑都被拆除，建了后来的解放电影院。民间传说，解放电影院里每至半夜，就会有哭泣声传出。也是，那些参加武斗的人也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人，虽然他们也许打死过别人并最终被别人打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再后来，也就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解放电影院被炸毁建成现在的公园。也不知道炸毁解放电影院与“夜半哭声”的传说有没有关系。
       其实，在当时建造造反派的“烈士墓”，也不是温州才有，各地都有。大联合或者文革结束时都纷纷被拆除。目前在国内，只有重庆的文革“烈士墓”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文革“烈士墓”，被称为“文革墓地”。现在，这个文革墓地已经成为研究文革史重要建筑物，每年都吸引很多人前去。

时代祭品:全国唯一尚存的红卫兵墓群
（来源:《南方周末》）　　
        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据称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其中113座墓茔瘗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注1]期间约400名[注2]战死或意外故亡(个别)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年龄：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而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耸立一座石碑。9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酷似，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磨石栏杆。117号墓铭刻悼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龙蛇竞走、横空出世的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 。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等。
　　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较完整的资料，且间杂考绩式政治评语。如82号墓：“江丕嘉同志简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颇具代表性的105号墓碑文“悼词”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夸张、花俏的抒情性，被用来寄托对死者的缅怀、称赞之情，着眼点是以死者性命证明对立方的反动、不义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
　　墓园所有碑文都遭到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姓名全无的24名。最严重的是71号墓，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风化了，只有死者的岁数尚可辨认；此碑的死亡人数是根据岁数记载的占位推算出来的。85号墓则因有一整块墓碑石块被人撬走，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在墓园大量污损、破坏性的游人题咏中，也有个别具警策意味的。5号墓左侧碑身有模糊的锐器刻痕，上面刻着：“人间本无正道阴世焉有光明我劝后人擦亮眼不求主义只求欢”。发现时间为1993年清明。
　　[注1]重庆武斗因占据国家军工生产基地的供应便利，以一夜间打了1万多发高射炮弹的纪录惊动中共最高层而闻名全国。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仅从此地掩埋人数达404人看，这就是缩小了的数字：八一五派除此外还有类似的墓群在重庆大学、红港街心花园、建设厂清水池等地(均已无存)，更无论对立的反到底派也有战死人员统计和墓地(潘家坪招待所等)。
　　[注2]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2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345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按92座墓的平均安葬人数(3．75人／墓)扣除25％的误差所得数值(2．81人／墓)相乘，估计葬有59人。加上已知数字，此地共掩埋404名武斗死难者。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九）
   
         吃棺材钉配嘎活葬  
     
      芥菜成为了球型，就像包心菜（俗称为球菜）一样长不大。而球菜却无法成为球的型状，疯长，甚至长得比芥菜还高……
      这一年，当城里的武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文革也像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只不过当年红军长征的星星之火，是从农村燎原到城市的。而文革的星星之火则是从城市燎原到了农村。
      我恰恰在那个时候逃难到了外婆在农村的家。那时到处都是高音喇叭。高音喇叭在农村本来是人民公社和各生产队安排农业生产的，而到了此时却主要用于发动运动。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里就有敲锣通知开批斗会的情节。也许这是电影镜头的需要。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的是高高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发出的声音。有时候是通知开会，有时候是宣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时候是人民日报最新社论……于是乎，农民种田的时间越来越少，开会的时间越来越多。农民不种田，土地是不会自己长出粮食来的。那一年又赶上旱灾，人祸加上天灾，有城市户口的人好歹每个月还有定粮可以拿，虽然供应的是大米加杂粮，总算还有得饭吃，可苦了农民了。于是，各种各样的顺口溜就开始流传。我至今还能够清晰地记住的就是这一首：
        地主不斗干部斗，
      球菜不球芥菜球；
      吃的是棺材钉，
      配的是嘎活葬。
      注：棺材钉，是指番薯干，即地瓜干。因那时候粮食严重缺乏，地瓜都是连皮一起刨晒，晒干后形状很像一枚棺材钉。
             嘎活葬，是指咸菜。在那个物资匮乏、生产停顿的时代，人人都在搞运动，农民穷得根本没有钱买菜，只能将自留地里种的那一点蔬菜淹制成咸菜下饭。那时候温州的农民家家都有一个大木桶，专门用来淹制咸菜。而咸菜淹制的过程是将新鲜蔬菜直接用脚踩进木桶，一边踩踏一边加盐，然后用石头压实，就算淹制好了。这个过程非常像是将蔬菜活埋。
      从这首顺口溜可以看出农民式的智慧！
      那时候，地主更多是陪斗的，主要是批斗干部。造反派红卫兵没有什么人不敢斗的，时任温州地委书记的王芳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公安局局长杨绍庚是第一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温州中层以上干部。时任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的王福堂，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铁索桥的著名的十八勇士之一。此时却被人用手指钩着鼻子在人民广场游斗（一边走一边斗为游斗）。这样的大干部都挨了斗，那我的父母挨斗就很“正常”了。
      那时候，运动一来，工厂停产、学校停课，连政府机关、公检法司都被砸烂的砸烂、夺权的夺权，农民就更没有人组织生产了。于是，就形成恶性循环，越运动物资越匮乏，老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苦。因此，“球菜不球芥菜球、吃的是棺材钉、配的是嘎活葬”，也就是必定要发生的事情了。
      我们家那时候可能比一般人家还要更加困难一些。因为造反派停止了我家粮票、油票等等一切票证，在农村的外婆家又赶上粮食欠收，一大家子吃饭都成问题。记得我二舅妈坐月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营养品可吃。无论是按照温州的风俗，还是根据养生学的要求，坐月子是一定要增加营养，多多进补的。可是，我的这位来自上海的知青舅妈的月子是怎么过的呢？是我外婆倾其所有，给准备了一斤黑豆和一斤黑枣，加上黄酒浸泡，然后每天吃上一小勺，就算是坐月子了。而我的可怜的二舅妈，曾经娇贵的上海小姐，此时也很无奈，没有等到坐满月子，就早早下地干农活了。
      唉，只能说是我的二舅有福气，娶了个上海小姐，还一点都不娇气。这是闲话。
      文革时期的顺口溜还有一首我印象特别深刻：
      大干部二干部，
      一人一条裤；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现在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说的是干部们穿着用进口化肥日本尿素的袋子做成的裤子。想来那时候的干部真是没有多少特权，就算想要腐败，也无官可卖、无权可用，最多也就是把化肥分给各个生产队的时候，“贪污”几条化肥口袋而已。由于是“贪污”的，所以只能偷偷土法染色。而那时候进口化肥都是用维尼龙包装的。维尼龙又结实又耐用，就是很难染色。所以，染好以后袋子上的“日本”、“尿素”等等字样还是依稀可辩，穿在身上就有了顺口溜里所说的“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的奇怪现象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还穿不上这样的衣裤呢，所以才有了这样的顺口溜。

tuffy05

我的文革记忆（十）

                               那件朝阳格香呢的新衣

      这些日子，天气骤热，胃口不开，只觉得平常饭食难以下咽。于是，血燕、鱼翅之类的，既爽口又营养的点心，就觉得特别入口。
      其实，心里明白得很，就算是全世界的燕子都吐了血，也没有这么多的血燕。可明明知道有假，还偏偏要矫情地小资一下。女人嘛，再这么明白、理智、冷静、平和、平常，还是难免矫情。有时候，对于女人来讲，一个LV手袋、一瓶ED12香水的威力，也许会胜过一座房子、一辆香车。没有办法，这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弱点，旬令香有时候也难免如此！
      但是，每每这样“矫情”的东西入口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那件朝阳格香呢的新衣，还有五马街口温州酒家的糖醋排骨……
      文革开始以后，爸妈的工资被造反派无故克扣。曾经一出生就有奶妈有保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本来家里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就请一个裁缝来，给全家老少做过年的新衣，一做就是三天。先做奶奶、外公、外婆的衣服，再爸妈的，然后就是我们兄妹三人的衣服。至今还记得那个裁缝叫颇脚柴进，每次都挑着他的裁缝担子一瘸一瘸地来。那裁缝担子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除了日常工具，还有一个烧木炭的熨斗。裁缝一来，就先卸一扇门板架起来作为他的工作台，然后给大家量体，轮到我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就会一声声地催促：“颇脚柴进、颇脚柴进，先做我的衣服嘛！”每每此时，就会遭到大人呵斥：“太不懂事了，要叫裁缝伯伯，不然就没得新衣服穿。”于是，我就赶快改口叫“裁缝伯伯”。而颇脚柴进总会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本来就是颇脚柴进嘛。”
      记得在妈妈入狱爸爸进牛棚之前，快要过年了，爸妈已经失去工作的权力，只能频频挨斗。家里再也请不起裁缝了，能够果腹就不错了。两个哥哥正在长个儿，衣服小了就只能穿爸妈的旧衣服。但是，一贯以孝治家的父母还是想办法给家里老人们准备过年的新衣。请不起裁缝就买了布料来，给此时已经住到乡下去的奶奶、外公外婆送去。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我家的传统是女孩子必须培养成为淑女的。小时候到乡下外婆家，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光着脚丫子在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疯跑，我就只有羡慕的份。因为外婆是不允许我光着脚丫子的。外婆说，女孩子的脚老光着，就会疯长，脚太大，就不好看了。所以，小时候在夏天我也只能整整齐齐地穿鞋袜。还真果然有效，长大后，我1.65米的个子，鞋却只穿34码的。这是闲话。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买的布料就有我的份。
      记得特清楚，那是一块红白朝阳格香呢的料子，拿到解放北路一家裁缝铺子去做的。可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去拿衣服，裁缝铺子的师傅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幸亏有凭证，师傅答应赔一件，但却是赶不上过年穿了。头一次没有新衣服过年，我就哭成了个小泪人。爸妈为了哄我，就带我去了五马街口温州酒家下馆子。已经不记得还有其他什么菜，但是，糖醋排骨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从小就喜欢这一口。爸妈就坐着看我吃，我却不管不顾没心没肺地吃得那个香。这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香的糖醋排骨，在以后的日子里就再也没有吃出过这样的香味来。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爸妈其时已经预感到将要失去自由。因为就在次日，爸爸就去了所谓的党校，其实就是一个山区农场隔离劳动；而妈妈则被押上一个万人批斗大会，然后就进了监狱。
      那个少不更事的我，仿佛在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为什么人总是要在经历苦难之后才能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