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文攻武卫”，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安徽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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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话，都是势力不强的一方喊的，是弱势群体挨打后的呻唤。而势力强的一方，则是“要武斗，不要文斗”，对方的抗议，他们毫不买账，也没功夫和对方辩个谁是谁非，当他们有限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便会进行武力反击。

我家乡的两大派，一派叫“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一派叫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革联成立之初，与联委的势力相比，明显处于弱势。联委是在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夺权的，而既然夺得了县里的领导大权，自然得到许多群众拥护，力量迅速壮大。而革联作为夺权的反对者，人武部当然不予支持。而革联既然不是当权派，也就得不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原来的 “工农红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都散居在各个乡镇，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无法参与城里两派的斗争。结果，在屡次冲突中，大多是革联的人吃亏。[size=-6](博讯 boxun.com)

革联几次发动学生在人武部大门的对面静坐示威，并架起高音喇叭，反复播送抗议书，但人武部领导概不买账，联委的人却组织人进行反示威，在大街上游行并散发传单，宣传他们的夺权就是好。两派“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轻则对骂，打口水仗，重则来一番拳脚的较量。

1967年7月22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江青的指示，于次日刊登在《文汇报》上，“文攻武卫”，立即成为造反派搞武斗的“理论根据”，对于全国各地矛盾激化的两派，起到了火上烧油的作用，武斗的战火，迅速燃遍全国。

当时，大中城市的造反派，已经开始抢枪，或接受军方、地方人武部支持者发给的枪支，武装起来。凤阳县的造反派，胆量暂时还没那么大，但也开始展示各自的武力。联委率先组织了棍子队。成员为厂矿工人和街道居民，他们头戴柳条帽（安全帽），身穿统一服装，肩扛漆成两端红中间白的木棍，上街游行。数百人的队伍，前面打着联委和各个司令部的红旗，一路高喊“文攻武卫、文攻武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口号，威武雄壮，气势夺人。沿途观众如堵，同一派的人，不断为之鼓掌叫好。

革联也不示弱。原“工农红军”头目徐某和魏某，从全县各公社调集千余人，进城游行示威。他们的武器并不统一，除了木棍，还有红缨枪、大刀、铁叉、猎枪。队伍的前面，是红旗方阵，红旗之后，徐某和魏某，手里拎着单打一的土手枪（俗称“橛子），一瘸一瘸地走着，队伍中不少人赤着膊，头上扎着红布，双手挺着红缨枪、铁叉。队伍过处，口号震天，观者如潮。这次游行，全城震动，联委的气焰，暂被压倒。许多群众都以为革联势力强大，远胜联委。

然而，群众的判断，只是根据表面现象做出的。这些进城示威的人，大多居住乡下，革联没有能力养活这支“武装部队”，游行过后，便各回各家。而联委的棍子队队员，都住在城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革联的游行大军一走，县城仍是联委的天下。

此后，联委开始制造“红色恐怖”，棍子队经常在街头逞威，殴打革联的人，有时则突然袭击，砸掉革联旗下的某个司令部。

属联委一派的学生，都已撤出校园。但联委的“红色恐怖”，使我们开始感到不安，有时还传来“联委要夜袭学校”的“敌情”，害得我们提心吊胆，风声鹤唳。有些家在农村的同学，见形势已不大好，便陆续回了家。写大字报、大标语，印小报等战斗方式，已经过时，驻司令部的人越来越少，我见在学校待不下去，既没意思，也不安全，便开了小差。

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再回县城，已是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之后。好在造反组织不是军队，有铁的纪律，何况进入武斗阶段，我和一些年龄小的同学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连“小卒”的用场都谈不上，没人讥笑我是“逃兵”。

坚持战斗的同学，津津有味且不无炫耀地向我讲述他们亲历的故事。这些故事，或惊心动魄，或骇人听闻，或令人发指，多人的讲述，使我这个“逃兵”如同亲临其境。

进入8月，凤阳两大派的斗争，从“文攻武卫”，转到动枪动炮，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

县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席位组建之初，革联一派占得席位太少，头目们甚为不满，斗争了几个月，毫无结果，不满已转为愤恨。8月1日晚，革联头目召开会议，决定改组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总头目武某出面交涉。

不料，次日上午，武某来到设在县委会的指挥部，提出改组要求，不但无人理睬，而且被联委的总头目余某等人打了一顿。武某被打，革联的人非常愤怒，几个头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暴制暴”，当天中午，便派了数十人，砸了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办公地——县委会唯一的两层小楼。指挥部联委一派成员，皆被赶跑，致使刚成立三个月的县领导班子彻底瘫痪，两派仇恨加剧。革联为防联委以武力报复，在派人砸指挥部的同时，从刘府区调来大批“工农红军”，携带刀枪棍棒，进驻城西；联委虽不敢贸然反攻，却也不甘示弱，集中大批棍子队，上街游行。双方一时处于对峙阶段。相比之下，革联暂时占据上风。

不料，进入8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革联一派头目和干将，竟在联委的武力威逼下，变成了逃离县城的“难民”。

8月11日深夜，联委派出两百余人，兵分三路，一路开着三辆汽车，一路拉着八辆平板车，一路担任护卫，以防备革联的袭击。三路人马于11时向县人武部集中，同时并派人把守交通要道。夜12时，联委总头目张某下令开始行动。几个人翻过人武部的围墙，砸开大门内侧的大锁，放进众人，继而砸开枪械库的大门。一帮人蜂拥而入，或搬或抬，用了近两小小时，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全部运上汽车和板车拉走。据后来统计，联委共抢走人武部步枪157支、机枪11挺，冲锋枪 49支，手枪40支，子弹10万余发，六0炮一门，炮弹两发。这些武器，够武装两个加强连。自此，联委拥有了一支全县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联委这次抢枪，未受到任何抵抗或制止，后有知情者传出，他们事先已得到人武部的默许。

联委抢枪的消息传来，革联上下惊恐，立即采取对策，于12日上午，派人前往城北的石英厂，抢走炸药近5吨，雷管6千余支，导火线3千余尺。但这些东西，只能壮胆而已，两派一旦交起火来，派不上多大用场。

联委一派有了枪炮，立马气粗胆壮，但他们并未立即使用武器，而是在县城持枪游行，进行武力示威，不但砸了几个革联旗下的司令部，而且见到革联的人就打。

革联一派的人，被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得不撤出县城，逃到城东农村。那里有一座兀立的小山，四无依傍，故名“独山”，山上有两排废弃的厂房，他们就那里席地而睡。厂房里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其余人就天当被，地当床，睡在麦场上。年龄大些的人说，那滋味真像“跑鬼子反”。 当地农民属革联一派，为这些难民提供饮食，并联合起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为防联委来袭，革联头目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粗钢筋，截成一根根钢棍，发给大家，作为自卫的武器，又从农家找到铁耙、树干等物，在路上设障，有人说那场面像是在拍电影。

独山距县城仅有三四里地，联委随时可能前来扫荡，更何况当时农民都很贫困，无力长期供给饭食，于是他们又向临淮关镇转移。临淮关位于县城东北18华里，为凤阳第二大镇，津浦铁从此经过，一旦情况紧急，可以乘火车逃难。另外镇上有粮站、中学、工厂，食宿容易解决，并可为“武卫”制造兵器。

临淮关联委一派，力量薄弱，不敢向革联叫板。临淮关火车站属于蚌埠铁路分局，车站造反派组织，属蚌埠夺权拥护派（即“G派”）“铁总司”，8月11日下午，蚌埠夺权反对派（即“P派”）“铁红总”的人，开着几节火车，攻入临淮关火车站，对“铁总司”的人发起进攻，“铁总司”的人纷纷逃散。有一人慌不择路，爬到水塔上（当年火车站无楼房，水塔很矮），“铁红总”的人在水塔下堆起枕木，浇上汽油，纵火烧塔。那人想逃已逃不出，被大火活活烧死。

前文说到，蚌埠的“铁红总”曾与凤阳的“工农红军”发生过大规模武斗，但后来两个组织都是“P派”，也就成了“一家人”。这起武斗，与凤联委抢枪为同一天，只是时间上在凤联委之前，联委抢枪，是否与这次武斗有关，不得而知。“铁红总”的行动，对临淮关联委一派，是一次沉重打击，为革联在此建立“根据地”，提前扫清了障碍。

革联逃难的人，先住在临淮关酱醋厂、砖瓦厂，由于人多，后住进临淮第二中学。吃粮是从粮站强行运来的，酱醋厂的酱菜，也是免费拿来。吃饭不要钱，比任何政治宣传都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不断有一派的人，从县城和其他地方跑到临淮，短短时间，竟聚集了2000余人。

临淮关与县城近在咫尺，两派又都有人“潜伏”在对方内部，因此一方有风吹草动，另一方很快得知。一天，革联得到情报，18日，城东公社四湾大队成立贫下中农大联合委员会，联委将派人前往祝贺，于是决定采取行动，进行报复。两派的武力冲突，从此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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