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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旅大事件的历史真相 ——评刘顺元与“旅大事件”
作者：史文瑞、赵阳春
去年，全国性刊物《新华文摘》第五期上，刊登了摘自《世纪风采》第一期所载的一篇长文，题为《刘顺元与“旅大事件”》(以下简称《事件》)，作者丁群。
该文评述的是五十年前发生在旅大地区(今大连市)的一桩往事：1947年9月间，当时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被苏联驻军当局以他“不同意苏军政策”等理由，要求中共中央东北局将他撤出旅大；同时被要求撤出的还有地委常委、关东职工总会主席唐韵超。这件事，在大连党的活动史上，历来称之为“刘、唐撤退”。“旅大事件”，倒是个前所未闻的说法。
我们共产党人评价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确凿的史实为根据，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也就是说，要考虑到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及其特定的历史意义。有些事情，既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其消极方面；人物也是一样，一个人在长期斗争中，不可能一贯正确，也不可能都是 错误。总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而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凭主观臆断作 结论。
但是，《事件》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却完全不顾这些，只凭某种偏见，任意拈取某些片断的、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情节，作出不合历史事实的评断。如说，刘顺元之所以被要求撤出旅大，是由于他“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与苏联驻军当局的“霸权主义" 相对抗，而且“发源于他秘密组织军火工业的生产"；中共旅大地委对苏联驻军当局的政策措施，只能站 在“屈从”的位置上“俯首听命”；而中共中央东北局 和南满分局，都因战事繁忙，对旅大发生的“这种无关战争大局”的事情“无暇顾及”云云。
这篇文章让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来看，似乎头头是道，容易信以为真；而经历过或研究过这段 历史的读者，却不能不为其所述情节严重失实，所作 评断非常失当而感到惊讶。继(新华文摘>发表之后，内地及香港有的报刊也都转载了该文。这样以讹传下去，其不良影响自不待言。
虽然该文发表已时过一年，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主要 问题，根据有关文献史料，说明当年历史真相，并且表明自己的认识。 苏联驻军旅大并实行军管特定的历史意义 1945年8月22日，苏军在一举粉碎日本侵的主力关东军之后，兵不血刃地进驻旅大地区。对旅大人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近半个世纪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奴役压榨的终结，标志着旅大这块被宰割的中国领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决不可同1898年沙皇俄国的“租借”与其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占同日而语的。苏军解放旅大的历史功绩，在旅大人民生息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苏军根据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规定，进驻旅大并实行军管，对于我党我军控制东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对这个战略要地垂涎三尺，但限于同苏联既有的约定而不能插足。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便反复不休地同苏联交涉要经大连运兵东北，均遭苏方坚决拒绝。而我军由山东来东北的部队有时海上遇风暂泊大连过境时，苏方却开放绿灯。
首任中共大连市委(后改称旅大地委)书记韩光于1945年10月初次来连，就是奉中共中央东北局之命，为我军过海北上有关事宜同苏军当局办交涉的。交涉一谈便妥，苏军当局代表主动要求我方尽快派人来大连建立党委，抓政权。东北局正是根据这个情况，当即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委书记(后改称旅大地委)并陆续调来大批干部，在当地吸收、训练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很快地建立起党、政、军(以公安警察部队面貌出现)、群众团体各地组织。从那时起，旅大地区就成为苏军控制的、我党领导的一个解放区了。
由于旅大地区处在苏军控制、我党领导之下．在东北战场上就造成了一种不利于敌而有利于我的形势：一方面，辽东半岛南端被封死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无论从海上陆上，对旅大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日本投降后，他们既不能由此运兵抢占东北；辽沈决战失败时，也不能由此退兵溃逃。另一方面，我党我军却得以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一块稳定的后方基地，向东北、华东及华北前线进行源源不断的支援。这是无可置疑的重大历史事实，也正是当年苏联驻军旅大并实行军管特定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但是，《事件》一文却完全撇开这个重大历史事实，竟然把六十年代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苏联霸权主义行为，同四十年代后半期苏联驻军旅大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着力描述刘顺元如何同苏军当局的抗争。这样来看待历史，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曲解，也可以说是由某种偏见而导致的很大谬误。
《事件》对当年旅大地区中苏关系的错误描述和掩盖历史的本来面貌。 《事件》作者避而不谈苏联驻军旅大并实行军管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及其历史意义，却专从它的“阴暗面”来做文章，甚至在某些情节上不惜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且看该文是怎样评述吧：“他们(指苏军当局)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进去，也不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公开活动。这里的行政、防 务、金融、海关，直到报纸和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所有的中国官员，包括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韩光，都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苏军为了便于控制，还给所有机关团体，派出了太上皇式的军代表。中共旅大地委开会，他们也要派人监督。苏联的这些霸权主义行为，打的是堂皇的‘为了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 ‘照顾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的旗号；谁稍有不满或有所抵制，便会被戴上‘反苏’帽子，加以追究、驱逐，甚至由其特务组织——格伯乌予以秘密逮捕”。
接着，作者还写道：“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件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反目。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100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而刘顺元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旅大的老百姓骂苏联红军是‘大鼻子’、‘老毛子’，并不完全是国民党进行反苏宣传的结果”。于是他“非常纳闷：由列宁缔造、斯大林统帅的苏联红军，为什么军纪如此败坏?” 这里描述的种种情景，岂止是“霸权主义行为”．简直像是在异国军队暴虐统治下黑暗恐怖的世界了!
但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呢?
一、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正式成立大连市委(此前以“工委”名义开展工作)，旅大地区普遍建立起市、县、区委和支部。此后数年问，各级党组织并不像在其他解放区那样公开进行活动。这完全不是由于苏方不允许或加以限制，相反，他们起初倒是主张我党公开挂牌子活动的。当时市委反复考虑，在苏联还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生效的情 况下，鉴于哈尔滨、长春、沈阳曾被国民党政府从苏军手中接管的经验，为了防备国民党政府可能接管大连市行政权时，我们仍能有效地坚持阵地进行斗争，还以暂不公开为宜。
经请示东北局同意并得到苏方赞同，我们各级党的干部都分别以地方政府、公安机关、群众团体、工商企业的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他们的活动方式也不同于党在白区城市的地下秘密活动，实际上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半公开状态，旅大当地人民都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领导各项工作，对我党干部拥护欢迎，形同鱼水。到1948年底东jE全境解放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旅大党组织便于1949年4月1日公开与群众见面了。
二、当年旅大党组织同苏联驻军当局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地方一级组织同苏联共产党(布)领导的驻军的关系，是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友好相 处的关系。旅大党委领导的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地方民主自治性的政府同苏军军管当局的关系；我国同苏联正式建交后，苏军解除军管，同我地方人民政府就只是驻军与地方一般的军、政关系了。从苏军军管时期的政治形势来看，敌、我、友三者的阵线是非常分明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和支持者，我们所要集中力量共同对付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抵制和防止他们妄图接管旅大的阴谋活动。在这个根本前提下。我党要在这个特殊地区站稳脚跟，有效地开展工作，必须同苏方协同一致；政府工作必须尊重服从军管当局的对外政策。
因为这些政策总的说来都是对美、蒋进行军事、外交和经济斗争所需要的。例如防务，如果只靠我们掌握的公安武装万余人队伍，能够胜任吗?靠的还是苏联驻在陆、海、空的数十万军队。再如对报纸、广播的控制和监督主要是通过新闻检查防止有碍苏联外交政策和不利于中苏友好的文字出现。这种新闻检查在当时还有另外有利的一面．万一国民党接管大连办起报刊，出现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就可以禁止甚至封闭它。至于对金融、海关等方面的控制，也都是从属于上述斗争需要的。由此可见，这同六十年代后苏联在国际间的霸权主义行为是不能类比的，不能混为一谈的。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我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我党执掌全国政权在望，苏军当局的军管限制就日渐放宽以至完全解除了。
三、所谓苏军当局“给所有的机关团体，派出了太上皇式的军代表。中共旅大地委开会，他们也要派人监督”之说，也完全不符历史事实。苏军当局实行军管的初期，主要是在各区、县设有警备司令，与当地党政机关经常联系；在大连设民政局，协同我地方政府实施政务，并有专职懂中文的军官或其主要负责人，与我地委领导经常联络。哪里有那么多‘太上皇’式的军代表派到“所有机关团体”?至于“派人监督地委开会”之说，更属虚妄。大连党的话动史上，只有两次会议邀请过苏方代表列席或出席：一次是1947年10月讨论改进双方关系的地委全体委员会议，另一次是1949年4月1日宣布党公开与群众见面的全地区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前一次应邀出席的是经常与地委联络的一位联共党员、苏军少校，后一次应邀出席的是与地委领导经常交往的苏军民政局负责人、一位少将，他在大会上还代表苏方致了祝词。
四、<事件)作者还说苏方“格伯乌”动辄用“反苏”的罪名追究、驱逐和秘密捕人，不知有何事实根据?如果指的是刘顺元，苏军当局向东北局提出要求把他撤出旅大时，并未给他扣过这种“帽子”，更没有动用“格伯乌”；文中说苏民政局负责人向我方某人恶狠狠地告刘顺元：“他不走，我们就用武装把他监护出去!”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刘顺元是在参 加地委的“十月会议”后才从容离开的。当年被追究、驱逐、逮捕的倒是确有其人，不过没有一个是我方人员，而是昙花一现的国民党市党部人员及潜伏、潜入旅大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美蒋特务分子。这些人都是因其反苏反共的罪行受到苏方和我公安机关给以应得的惩处。
五、苏军进驻旅大初期，主要是1945年冬到1946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发生过少部分官兵酗酒闹事甚至调戏、奸淫中国妇女，抢劫居民财物等破坏军纪事件。这些行为损害了苏军的形象，引起群众不满与气愤，部分干部也产生了对历来崇敬的伟大红军的幻灭感。反苏反共分子乘机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时弄得人心惶惶。
我党政各级领导多次向驻军当局 提出意见，他们也确实认真对待，严整军纪，直至对违纪官兵就地正法。他们痛心地说，这种违纪现象之所以出现，来源于人类战争的巨大破坏性。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常常不得不把监狱囚犯、战场俘虏就地补充部队的减员。取消了政委制，政治工作削弱了。德国投降后，部队未来得及训直接从欧洲开进中国对日作战，士兵在长年残酷战争中形成的狂暴心理等等。他们领导上坚决整顿军纪的言行是显而易见的。从1946年下半年苏军从国内调来另外部队换防后，其军纪有了明显好转。他们注意不断改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做“助民为乐”的各种好事，越往后越友好，出现过许多动人的故事。
当年有位中国诗人写过赞扬苏军帮助中国农民耕地的(大洋马)诗篇，曾经传诵一时。1955年苏军撤离旅大时，曾出现过近似于朝鲜人民欢送我志愿军归国那样热烈的场面。至于搬机器，苏方曾正式向我 方表示：“卫国战争我们受到破坏很大，搬走少部分机器帮助苏联恢复建设，留下的还是大量的。希望中国同志谅解。”这类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们对此也并不隐讳。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前后历时整整十年。进驻初期半年左右时间里，少部分官兵败坏军纪的现象，对于苏联红军来说，毕竟是战后混乱中短时间内非本质的表现。旅大人民铭记在心的还是苏军解放旅大的历史功绩和十年相处亲如兄弟的友好情谊。如今巍然矗立在大连市人民广场上的苏军烈士纪念塔，继续受到一代代人的爱护与崇敬，便是一个明证。
然而，《事件》一文却说，当时“苏军的违纪现象已带有普遍性，即使枪毙几个人也是无济于事的。”似乎这种现象无从制止而持续无已，以致刘顺元也觉得，旅大老百姓象骂日本侵略者一样来骂苏联红军也不无道理。这样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岂不太过份了吗? 旅大地委、地方政府同苏联驻军当局是怎样相处的 <事件>作者把旅大地委、地方政府同苏联驻军当局的关系，说成是“都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这是对当年双方关系一个很大的曲解。
历史事实是怎样呢?至今健在的当年首任大连市(地)委书记韩光，在他1990年所作的《旅大八年》回忆录中，有过清晰、明确的阐述。他写道：“我受命来大连工作之时，东北局彭真等领导同志曾明确指出：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认识苏军驻在并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在当地实施我党的各项政策，要同苏军当局充分协商，取得相互谅解。工作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当时．我{1]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肯定过‘以苏为主’的方针。所谓‘以苏为主’，主要是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考虑到苏军实行军管这一特殊环境。
在1945—1948年间，旅大地区的防务与 外交，货币与银行的管理，报纸、广播的监督与检查，港务、海关、电力、自来水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都是苏军当局直接担当的。而由于彼此在大局上有着共同利益，‘以苏为主’实际上也就是‘以我为主’。决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以苏为主’，即是‘以我为奴’。” ， 韩光指出，地委在处理同苏军当局的关系中，一贯坚持实行这样几条原则： “第一、我地方党政领导与苏军当局在高层次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出现不同意见及时交涉、协商、疏通，改进关系，使我们的政策得以顺畅实施…… 第二、认清共同利益所在，实行充分合作，分清哪些方面只能以苏为主，哪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要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才不致造成顶牛局面。
如迟子祥任市长的问题，开始我也不理解，苏方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当市长呢?我们很多同志也一直想不通，经常找我提意见。我们数次向苏方提出换掉此人，苏方都未同意。他们坚持用迟子祥任市长。1948年冬，随着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再提出撤换迟子祥时，苏方就不管了，并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可见这时苏方已不再需要这块‘顶门砖’了。 第三、我们干部注意在实践中向苏联同志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点。苏联党和人民，革命成功比我们早，斗争经验和管理城市经验比我们丰富。在大连这种特殊环境中，管理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对于我党干部来说，是个新课题。我们只有虚心地向苏联同志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才能较好地完成党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以上引文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61—3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由此可见，旅大地委当年是遵循东北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工作方针行事，决不是“屈从”或俯首听命”于苏方的。地方政府依此方针，当然应尊重、服从和协同军管当局实施其政策措施。 应当指出，苏军进驻旅大并实行军管过程中：有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面，、如与中国人民共同维护远东和平，与我党友好合作，支持我党在这里掌握政权和支援前线，对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提供许多帮助等，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他们在同中国同志工作交往中，有些人还有大国主义甚至以占领者自居的思想表现。如遇事干涉过多，命令多 说服，强制多于协商，听取中国同志意见不够虚心,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等。这些虽然是次要的方面。属于同一阵营的内部矛盾，但旅大地委并非一味容忍迁就，而以同志式态度，向他们提出适当的批评和建议。
1948年3月间，地委经过认真考虑，向苏联驻军,948最高负责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提出一份长达6000字的意见书，题为(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这篇意见书，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有理有据地提出苏方和我方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和批评意见。 驻军当局对此甚为重视，反应很快，于收到意见书的次日。即由民政局负责人巴申上校约请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和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三人会晤。他恳切地表示：过去双方联系不够密切，尤其是苏联同志未经常主动地找中共地委同志们交换意见，这是不对的。他说，他们应该实行自我批评，也要更多地听取地委同志们的批评，欢迎地委同志们向他们提意见。他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相互间联系、改进工作关 系的具体办法。自此以后，双方的关系确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旅大地委的<意见书>和由地委宣传部长袁牧化整理的<谈话)记录，均已收入大连史志办公室1995年所编的《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刘顺元被要求撤出旅大是“发源于他秘密组织军火工业的生产”吗? 《事件》一文中说，194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东北局与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为苏军占领区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中共旅大地委为了统筹支援前线的工作，决定成立财经委员会，由刘顺元任主任，从此，组织军工生产与支援前线的担子，便主要落在刘顺兀的身上。”而他“曾向苏方透露过中共方面准备在大连筹办炮弹工厂的意图，苏军一口加以回绝。”于是，刘顺元决定在大连市郊比较隐蔽的地区开辟军工基地并建立输送炮弹的专用码头，成立以民用企业身份出现的“建新公司”——东北最大的军工企业。苏方“对刘顺元如此胆大妄为，非常恼火。以致日后也 将秘密地发展军工生产，作为驱逐刘顺元出旅大的一条理由。” 这些说法背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旅大地区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利用有利的政治环境和工业基础，发展兵工生产，主要向华东战场我军提供了大量炮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支援，这是旅大党组织和工人阶级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它已成为旅大解放后的历史及我党领导的兵工发展史上光荣的一页。(事件>作者把这件大事同刘顺元个人牵扯在一起，说成完全由他一手操办，并说这是他因此得罪了苏方而被撤离的一条理由。这是毫无历史事实根据的。
我们查考了1988年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所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史料》一书及大连市党的组织史料，真实的历史状况是这样的：
一、旅大的兵工生产是在中共中央军委直接关注下，由东北局和华东局协同筹划，派出干部投人资金，并由旅大地委具体领导与组织进行的。地委把支援前线任务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统一支援前线和当地经济恢复发展工作，于1947年6月，成立了地委财经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书记(不是主任)先后由地委书记韩光、地委副书记李一氓兼任(李同时兼任建新公司政治委员)。刘顺元作为地委第二书记，对于有关兵工生产及其他支援前线的工作，当然应参与讨论和决策，但是这个担子并没有主要落在他的身上。他当时兼任着与财经委员会同时成立的地委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直到离开大连以前。那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和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斗争，开展生产自救上面。
二、苏联驻军当局对我方组织兵工生产，始终是默许和支持的。1947年7月建新公司成立时，几乎拥有了当时大连几个主要的大型重工业工厂，如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这些工厂原在苏军军管之下，都是由地委书记韩光亲宣出面与驻军当局交涉，顺利接收下来的。建新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苏方的支援。建 新公司1948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钢质炮弹，由海上运输源源供应华东前线。大量而频繁的炮弹运输，都须经过苏军的岗卡，但是一经交涉疏通，从无阻难。苏方只是要求我们，兵工生产应在郊区隐蔽进行，只做不说，不能见于公开文字宣传。这都是为了顾全他们外交上的需要。建新公司在大连甘井子区建立炮弹加工和总装等厂，是由于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原 来就在这个区。整个军工企业包括专用码头的设置布局，对于苏方来说是没有秘密的。<事件>作者说，苏方对此事“非常恼火”而且归罪于刘顺元，完全是臆断之词。
三、<事件>一文说，刘顺元向苏方透露要搞军工生产而遭到一口回绝。这也毫无事实根据。前引的民政局负责人巴申上校1948年3月16日同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中，倒是有这样一段话：“巴申同志说：蒋介石和苏联订了中苏条约，结果对他竟无利益，对中共对世界与远东和平反而大大有利；只要外交上说得过去，对敌人无利，对革命有利，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比如军工生产、织布、做(军)鞋等等，我们当然要加强。北满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还在节衣缩食帮助我们粮食、棉花，难道我们在此和平环境下．还不积极帮助他们吗?”(见<苏联红军在旅大)第303页)这一番话正好可以印证上述史实。 “货币改革”和若干企业实行中苏合营的历史真相 <事件>一文描述刘顺元“与苏联的霸权主义相对抗”的一个主要情节是，“在抵制了苏军的所谓‘货币改革’之后，又遇到了签订中苏合作协定的事”。
让我们先看一看抵制“币改”是怎么回事。 旅大地区解放后，市场通用的是苏军进军东北时发行的军用币。苏军从东北其他地方撤军后，军用币随之停止流通，只限在旅大使用，因而它大量流入旅大，造成通货膨胀。苏军当局1947年春已有实行货币改革的准备，可能出于防止市场波动的考虑，对于如何改革和何时进行则秘而不宣。当年五月，苏方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制约，同意国民党政府派出董彦平为首的“视察团”来旅顺。事前，苏军当局与我方商定对策，其中一项就是将流通于旅大的苏军军用币，实行登记、兑换、加贴印花和钢印，否则无效。这样一来，“视察团”到旅顺后，所带的大量苏军军用币全成废纸，不仅不能投入市场破坏旅大经济和给潜伏特务补给经费，连他们自己也“手无分文”而陷入困境，最后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而去。
历史事实证明，苏我双方互相配合对付这个“视察团”的策略是高明的、成功的。然而，由于苏方对实行币改的具体办法一直保密，临近“视察团”到来前才通知关东行政公署，要求币改必须在该团到达前三日内实现，使公署领导感到突然。为此，刘顺元副主席和陈瑞光秘书长曾通过旅顺市市长王世明与苏方联系商谈。
王世明在1987年4月写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我与苏军政治部联系，巴申上校夜间来我家作了说明，刘、陈一致不同意这样币改。理由是，苏军规定在10元票上粘贴1元小票并加盖钢印，10元即贬值为1元，而且每户每人兑换限额30元，工人将吃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最后巴反问刘：你是公署副主席，工资比工人多吧?按你家人口计算是否吃亏?刘不语。巴又说，币改规定是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的，放心吧，工人不会吃亏，真正吃亏的是投机大商人，大量苏币集中在他们那里。机不可失，势在必行。最后经过动员，终于如期实现了这次币改。”(见(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14页)由此可见，刘顺元当时主要是担心苏方币改规定的限额可能使工人吃亏而有过异议，而币改的结果却是打击了敌人，稳定了经济，工人并未吃亏。对此事进行抵制的是非也就显而易见了。
所谓“签订中苏合作协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韩光在(旅大八年)回忆录中，有一章专门叙述了若干企业实行中苏合营这件事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他写道： 旅大的“中苏合营企业，可以说是我党执政下最早出现的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它是怎样形成和进行经营管理的呢? 1946年中，旅大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建立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批大中型工厂、企业烟囱都不冒烟，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而工人生活也就难以维持了。当时，我们地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实在着急，实在伤脑筋。那时，我们党在全国尚未取得政权，无暇也无力顾及大连一般工业恢复、发展问题。至于东北、华东、华北等解放区投来的资金，只能用来恢复与发展军工和军需工业。哪有多少钱用于恢复一般工业呢? 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苏军当局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协助，尽快地把大连的工业全面恢复生产。这件事，不仅关乎大连20万工人的生活出路，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地方民主政权的巩固。 经过多次研究商谈，到1947年初，在一次与苏联驻军总指挥会见时，他们透露，苏联的经济贸易部门正在考虑搞中苏合营的可能性，问我方有何意见。我们地方几个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样做在当时是最好的办法。大部分大中型IF"当时都在苏军手里看管，他们能拿出来双方合营，有苏联政府及其经济部门做后盾，企业定会搞活的。但是，中苏合营的具体方案，苏方并未先拿给我们地委研究。
1947年三四月间，在蒋介石派董彦平率团‘视察’旅大的前夜，刚刚经过大连市和旅顺市、金县、大连县、长海县代表会议选举组成旅大地区民主政府——关东公署之后的某一天，苏军指挥部由其主要负责人出面，正式邀请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和副主席刘顺元(地委第二书记)商谈成立几个中苏合营公司问题，当即拿出几个合营企业的具体方案和议定书(草案)，中方由关东公署主席、副主席代表中国地方政府签字。苏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驻军指挥部的代表，一位少将。”(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 第334一335页) 中苏合营企业形成的由来和经过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然而，(事件>一文的作者却对刘顺元在签订议定书过程中的遭遇和心态，作了有声有色的描写。看起来，作者好像身临其境，目睹了苏方如何恃强凌弱、傲慢无礼，刘顺元又如何满腔怒火、据理抗争的场面。作者为了表明刘顺元最终签字是出于不得已。甚至捏造情节说，刘曾当场给韩光通电话，韩光回答说，要你签字你就签字，争也无用。
本文作者不久前恰好在大连见到韩光，向他询及此事，韩光的回答是。当天夜间刘根本未与他通过电话，是在第二天早上。刘顺元来到韩家，气愤地说，昨天被迫签字办了错事。韩劝慰他说，这是对我有利无害的事，如果有人指责这是“丧权辱国”，地委首先是我会承担这个责任的。 中苏合营的几个公司所属工厂加上建新公司所属各厂开始经营以后，大连市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都有工做，生活有保障了。这些合营公司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并非各半)，盈利按比例分成。议定书还规定，合营的各工厂、企业，根据地方政府规定的税率，每月按时将税款交到中方银行。几个合营公司均设理事会(董事会)，中方任理事长， 苏方任公司总经理，每月(后来为两三个月)开一次理事会，讨论决定经营的大政方针、主要产品、生产指标、财务、利润分配指标等等。初期，厂长、经理一般都由苏方派任，我方人员任副职，后期，我方人员学会了经营管理，越来越多的担任了经理、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将大连的中苏合营企业及苏方代管企业，无偿移交我国，周恩来总理指定韩光为中方谈判首席代表，苏方谈判代表是驻大连总领事。逐厂谈了两个多月，双方形成交接议定书及移交的工厂、企业清单，由韩光带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逐项看过后批准可以签字。韩光回大连后正 式举行签字仪式。至此，除苏方留用的旅顺军港及修造船厂及其他军用设施外，其他工厂、企业、盐场等都 全部移交过来，到1955年苏军撤离时，其留用的企业、设施也统统交回我国了。 。 当年苏方在币改和签订中苏合营企业协定的工作程序上，未同我方充分酝酿协商，仓促行事，当然是不妥当的。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两件事都是有利于对敌斗争和稳定经济的。企业合营，双方互惠互利•是成功的经验，纠缠细节有什么意义呢?《事件》作者偏偏要就此事虚构情节，添枝加叶，极力渲染，把签订议定书的过程写成一个“对抗霸权主义”的戏剧性场面．岂不是有意耸人听闻吗! 旅大的中苏关系出现新转折和地委对刘唐撤退问题的认识 旅大地区党组织和干部同苏联驻军十年友好 相处的关系，有个逐步协调的过程。刘、唐撤退是早 期发生的一个波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完全决 定于个人的因素。
旅大解放后到1947年9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地委领导遵循东北局确定的方针，充分考虑到苏军实行军管的特殊环境，在实际工作中遇事同苏方协商，不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地方政权站稳了脚跟，扎下了根。但却有许多党员干部，在对苏关系和对这个地区特点的认识上，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和误解。如对解放初期苏军少部分官兵败坏军纪和搬机器的不满情绪；对苏方不同意搞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和有些军管措施，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加以双方同志各自国情、党情不同，工作作风和习惯也有不少互不适应之处，因此，不少单位同苏方工作交往中出现不够协调、不够正常、互相不够信任的现象。这些现象在政府工作、农村工作、群众团体以及宣传部门中时有发生，而我党在政府任主要职务的负责人刘顺元和职工总会主要负责人唐韵超同苏方又有过直接的争执、碰撞，于是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到他们两人身上。苏军当局终 于1947年9月间，以刘顺元在关东公署不执行苏方政策，工作不力；唐韵超拒绝执行苏方所提的工资政策鸯理由，正式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要求，把他们两人撤出旅大。这是双方关系由不够协调而恶化到顶点的显著表现。
旅大地委从刘、唐撤退问题深切地认识到：旅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如果对这个地区的形势、特点、任务和党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缺乏明确一致的认识，同苏方关系继续这样下去，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党能否继续在这里立足的问题。地委于当年9月25日至10月10 El，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围绕旅大地区的形势、特点和党的任务两个问题，展开认真、热烈的讨论。刘顺元当时尚未离开大连，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会议最后，地委书记韩光根据东 北局历次指示精神，结合两年工作实践的体会和会上大多数同志的共同认识，作了总结发言。这次会议对旅大地区当时的形势与特点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在中苏关系上，着重从我方进行了自我检讨，确定了“协同苏军建设、巩固海军基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正确方针。这次会议起了促进党的团结和统一思想的作用，绝大多数同志在上 述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通过十月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各级党组织 和干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旅大的中、苏关系由 此出现了新的转折，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化。
十月会议后，地委根据东北局及辽东分局的指示．对刘、唐撤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在1947年 lO月30日向上级组织的报告中，首先对这个问题 承担了主要责任。报告中说： “苏方这一建议的提出，并非偶然的，而是长期的积累……地委一致认为，苏方此举实际上不仅是对两个同志的批评，应看成是对整个地委的。不过表现于两个负主要公开工作同志的身上。因而，地委应负主要责任。” 地委还认为，我方与苏方关系不好的关键问题是财经问题。苏方认为我们对于旅大经济缺乏长期建设思想与方针，不能很好掌握与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整顿财政经济工作的混乱。这种混乱就在于各解放区都派人来旅大乱抓军需、民用物资，苏方怀疑地委与其他解放区合作隐瞒他们，将物资免税减税出口而不换东西回来。因此旅大人民生活困苦，地委应负很大责任。 针对上述情况，地委表示，今后必须和苏方取得一致，搞好关系，搞好工作，首先搞好财经工作，充分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十月会议后，旅大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整顿，也逐步有所好转。 东北局及辽东分局一贯关注旅大的中苏关系问题 《事件》一文中说，对旅大发生的中、苏关系问题，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都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军务繁忙而“无暇顾及”，顾不上“这种无关战争大局的事情”。这种说法完全是“想当然”的，违背历史事实的。
历史事实是，东北局及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对搞好中、苏关系以巩固旅大这个后方基地是十分关注的。当年东北各地战火纷飞，旅大虽然保 持着一种特殊的和平局面，却不是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党和人民的一切活动，同解放战争进程都是息息相关的。上面说过，韩光受命到旅大任市委书记时，东北局主要领导人彭真曾对旅大的工作方针作过非常明确的指示。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肖劲光和参谋长伍修权，都曾为军需供应、军工生产这些有关战争大局的事情，先后到旅大视察和指导工作。辽东分局书记陈云，于1947年春曾专门听取韩光的汇报，并就旅大暂缓土改和注 意照顾苏方外交需要等问题作了指示。
分局副书记肖华于1947年6月到大连视察并代表分局批准地委领导成员名单。他们对旅大中、苏关系的情况都是十分了解的。特别是刘、唐撤退问题提出后，地委及时报告，东北局及辽东分局都有过指示。韩光接替刘顺元兼任美东公署副主席，正是东北局决定的。《事件》的作者竟然说： “韩光继刘顺元之后担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也是由苏军指定并经莫斯科批准的。”这种说法非常明显地违背历史事实。难道东北局的决定，是来自“苏军指定并经莫斯科批准”的吗?难道这不是任意编造吗?
十月会议后，有些同志主要是在旅大工作过或休养过的老同志，对地委的工作方针和实行的多项政策仍有不同的意见。1948年7月，他们到东北局等候另行分配工作时，东北局应他们的要求，责成组织部召开了旅大干部座谈会。张闻天到会听取意见，并代表东北局作了重要讲话。他针对到会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对旅大地委执行的工作方针表示了以下一些看法： “以苏为主是对的。苏方在旅大所实行的方针与我方在那里所执行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工作方式上应有所不同。 十月会议前，各解放区乱抓一把是非常混乱的，这是不对的。各解放区乱抓，这不能说是真正的支援解放区。
当时苏军严格管制是完全正确的，目的也就是把生产恢复发展起来。 不实行土改，采取减租减息，在城市保护212商业，停止没收，也是对的。在上层与迟子祥合作，依苏军意见摆个牌位，在策略上讲也很有必要。把生产搞起来，工人生活才有办法。”(引文见《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9_一290页) 这次座谈会之前，东北局已决定派欧阳钦任旅大地委书记；韩光任第一副书记，主管政府工作；查一氓为第二副书记，主管支前和财经工作。地委的领导得到了加强。
欧阳钦于1948年8月到任后， 根据当时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主义教育的决定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针对党内在中苏关系上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连续向党员干部作了题为《关于国际主义问题》、《关于阶级与党》的报告，对干部中存在狭隘民族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倾向，作了深刻的批判，结合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作了《在大发展大胜利中努力前进》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广大干部中产生了端正思想、振奋精神的作用。由于思想提高，认识统一和行动一致，同苏方友好相处、协商共事的关系日益增进，各项工作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刘顺元生前说过：“一个根本的观点不能丢”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刘顺元身上。 刘顺元是我们党内一位久经考验、令人敬重的老一代革命家，已于1996年2月以93岁高龄去世。五十年前，他在旅大地区担任党政领导工作期间，同地委其他领导同志在一起，为战胜美蒋的经济封锁，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建设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撤出旅大前那一段经历，在旅大地委来说，是同苏联驻军当局十年友好共处中早期出现的一个波折；在他个人革命生涯中，可算足一桩不愉快的往事。他生前从来不愿向别人谈起这个话题。
事过30多年后，大连市有位党史研究工作者为了收集、整理中苏在旅大关系的史料，到南京走访这位老人。经一再请求，刘老才同意在寓所和她谈谈，在场的有他当时的秘书．时间是1983年12月6日。谈话后，访问者随即作出追记，带回送存市党史工作部门，现摘录其中几段如下： 刘老在谈话开头表示，他在大连工作的一段经历“从来不愿意谈，更不给别人写材料。你们要写中苏关系在旅大的历史，很有必要，要以中央的看法为准。然后他说：“苏军驻在大连是根据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属于军管。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军有好处，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大连驻扎军队，国民党军队就进不去。国民党虽然在大连 公开挂牌子(本文笔者按：两个月后被苏军当局取缔)，但苏军不准他们进政权机关，而让我们掌握政权，组织公安局。这对我们党建立根据地很有利。你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如果国民党占领大连，恐怕我们党在东北的活动就不那么方便……”
“我离开大连后，毛主席、少奇同志跟我谈话．要我以团结为重，以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为重．以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为重，解决好我在大连一段工作的问题。我听了少奇的意见，认识到我在大连的工作，没有领会中央的政策与策略，看得不远、不深，与苏军没有处理好关系……” “苏军在大连的历史总得写。不论中苏关系怎样发展，一个根本的观点不能丢，即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党开辟东北根据地以及辽沈战役和全国解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大连这个后方可起了不小的作用，总的方面要充分肯定。”(见《苏联红军在旅大》第76—78页) 刘老的这一席话说得何等中肯、何等明确啊l我们读后深深地感到，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看问题着眼于大局、总以大局为重的政治气度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
然而，《事件》一文中，却一再把苏军进驻旅大实行军管说成是到处横行霸道的“霸权主义行为”，并且把当年的刘顺元描述成为同这种霸权主义相对抗的斗士。这就把刘老生前特别强调的“一个根本的观点不能丢”，一下子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该文把刘顺元突出摆到那样 一种位置上，实际上扭曲了他的形象，也是非常不当的。<事件>一文是在刘老去世以后发表的。我们把它同以上所引的谈话精神相对照，不禁想到，假如刘老仍然在世，恐怕也难以同意该文的评断，更难以接受对他本人的那些描述和“赞颂”之词吧。
本文写得如此之长，至此应该结束了。为了说明事情的历史真相，我们不得不以大量文字，摆了大量历史事实。历史终究是历史，应该按着它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和理解，不是可以凭着个人的偏见和情感随意解释的。
如果读者耐心读完本文，从中多少可以了解到当年年旅大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了解到我党是如何从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万针政策，来建设这个独具特色的解放区的，作者心愿将由此得到很大满足。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当然欢迎共同切磋讨论.。
1997年7月．于酷暑中的大连
http://www.junmi81.com/html/47/n-40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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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9 14: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