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我的文化大革命经历（孝感）

tuffy05

转自 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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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摧雨残忆文革——我的文化大革命经历

作者：张捷

一、必须要说的话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多年了，而这些年来，各种报刊杂志、新闻媒体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描绘成妖魔鬼怪，面目狰狞，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把自己亲自经历写出来，以求达到澄清事实，还其本来面目的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时，我们还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凭着一股革命激情，抱着誓死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决心，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由于经历不丰富，经验不成熟。诚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其心可鉴，其志可励，其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任何危害和反对人民的做法与作为。我们参加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几十年受到迫害、压制和被打入另册，无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受到血腥的镇压，多少家庭惨遭不幸。

目今，贪污腐败成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黄赌毒已危害广大人民家庭，一批批青年人走向毁灭，民众民族信仰缺失，我们这些过来人无时无刻不痛心疾首。目睹这一切，我们更加怀念文化大革命，怀念毛泽东，更觉得造反有理，更觉得文化大革命无比正确！

话很多很多，但只说这几句吧。

二、文革历程

1、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发布后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九六六年初，根据中央的要求，大中专学生要参加社教实践。我们这些六三年进入师范学校，六六年就要毕业的学生全部到黄陂王家河区参加了社教运动。这年的五月底，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又全部回到学校。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学校组织我们听了中央广播电台播报的“五·一六通知”全文。当时，我们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一无所知，但凭直觉隐约的知道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来了。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不久，地委根据上面的统一部署（后来才知道是刘邓的部署）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并向各学校，各文化团体派来了工作组。我记得派往我们学校的工作组长是一位老革命叫陈林，他当时是地区粮食局局长，从汉川县委调来地区不久；副组长姓袁，是商业局副局长，也是老同志，另外还有地区教育局的一些同志，他们到校后，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大会，布置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说所有老师，学生的问题都可揭发，陈林在学校大礼堂向全体师生员工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写大字报，揭发师生中的问题，他说：“有人怕犯片面性错误，片面不要怕嘛，两个片面合起来就是个全面嘛！……。”就在北京“三家村”揪出来不久，地委就把地教育局副局长王锡忠端出来了，全教育局机关人员打着横幅到我们学校游行造势，目的在于转移学生对地委的视线，就当时的话说“弃车保帅”。我的学校就把原校长叶林，副校长许远超揪出来了，叶林的罪名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许远超则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并且说他们在学校内实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封资修路线，是黑帮。叶林校长1950年就到我们学校，在几十年办校的过程中，扎扎实实，认认真真，我们从63年进校后，他经常给我们讲话，他要求我们师范生一定要在政治觉悟高，道德品质好的前提下，做到“一笔好字，一篇好文章，一口普通话”，他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我们63级学生（因为当时都是各个中学比较拔尖的学生）要求更严，例如他制订的十不准“不准读恋爱，不准奇装异服，男生女生九点后不准在一起谈话，休息时男生不准到女生宿舍”等，虽然要求过于严酷，但对我们搞好学习，今后为人师表打好基础是必要的。许远超是管教育的，因此经常到各年级听课，50多岁了，还自学英语，平时也很关心学生，有时深夜还到学生宿舍查房，怕同学冻了生病，这些印象，在我的头脑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在突然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我的内心确实接受不了。他们的材料见诸报刊以后，学校马上组织学生教职员工进行批判，一时间，揭露叶、许和一些成分不好老师的大字报贴满整个校园，所有老师都受到冲击，有一名老师叫魏庭俊（他哥哥就是长办著名的工程师魏庭铮）学生们把滚烫的面糊往他身上一刷，然后贴上横扫牛鬼蛇神的标语；我的邻班（633班）女老师林士美同志文化大革命前曾经组织过“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的大讨论，就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因此被学校反复批斗，并被拉上台光着脚，戴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高帽亮相，唯一的女教授余齐英的家被抄多次，这一切，都是在工作组指挥下进行的，对于这一切我从内心反感，我和班上的陈斌同学饶望海同学都不满意，私下议论“这样作究竟是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为了反对“封资修”，破“四旧”，学校成立了官办的红卫兵组织，由听工作组话的红五类学生组成，负责学校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师生中的旧书、古籍及旧物被收、缴，被烧毁。有的班级还组织学生到毛陈，把董永碑拖到体育场砸断等等，不胜枚举。现在报刊杂志把这一切都说成是造反派搞的，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正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了，武汉的一批大学生也到孝感串联来了，6月3日，孝感丝棉社工人冯水清、李翠霞写出了“我们红色工人要革命，要造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我们学校的沈良军、东航同学，6月中旬也写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的大字报，我随即贴出了支持的大字报，当时，孝高已成立了造反组织“6.13”红卫兵，沈良军和东航等几个同学成立了“红兵造反司令部”，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撤离学校，让学生自己闹革命，七一前夕，地委召开城区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大家要反对“南下一小撮”，要同各种反对党组织的行为作斗争，其结果，更是引来铺天盖地反对地委决定的大字报。七月底，我、陈斌、饶望海、陈顺娥、杨仙华、杜芙蓉、肖丽云和孝高一部分同学一起，成立了东风造反公社，其目标是向孝感地委的资产阶级路线开火，并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时地委书记赵家驹（事实上他也很可怜，他到孝感不到一年）说他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路线，历数他镇压学生，乱揭乱批无辜群众的罪行，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面前，地委乱了方寸，接连采取成立“红卫兵接待站”和建立“礼堂大字报栏”等措施，同时对工作组进行调整，以图平息群众情绪。

武汉造反派占领红旗大楼封了长江日报后，我和武汉来孝感造反的熊××、田××一起造了孝感报的反，并将孝感报一些明显与人民日报不同的提法、图片放置不当整理成“孝感报违反中央精神”的材料送达地委宣传部，社长孙中帆与我们很配合，他说“我不支持你们封报，但是你们勇于找报纸毛病的行动我还是很赞成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的几个闹剧。闹剧一：孝感改东风，为了“破四旧”，孝感地委研究并上报中央批准将具有千年历史的孝感地区改为“东风地区”，孝感县改为东风县，并在地区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将这样老县改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闹剧二改名潮。为了破四旧，不少人改名，省委副书记赵修改名是赵立公，同学曾细林，改名东航，我原名张裕煌，改名张捷，意思是捷报频传，我们班女同学陈顺娥，干脆改名陈革命，表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改名继东、思东、永东、忠东的则比比皆是。

闹剧三，动员儿子揭发父亲，女儿揭发老子。老教师陈振亚是一位老数学教师，出身地主家庭，为人一贯谨小慎微，工作组为了批判他，就发动他在孝高的姑娘来我校参加批斗大会，说他“平时装老实，但把旧社会地契保留，时刻准备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这之后，我碰见他女儿，他女儿说是工作组为了调动大家的阶级觉悟，要她这样说的。四是扑风捉影乱批乱扣：我们的班级老师程国辉，他喜欢画国画，1965年国庆办刊物时，他画了一幅残阳如血的国画，结果说他攻击、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残阳，且如血一般，给戴上了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祖国的帽子。工作组在学校到处“灭火”，千方百计压制学生的造反行动，但其结果是越灭火越旺，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十六条下达后，在群众冲击下，这年的十月份后，工作组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2、造反组织风起云涌

十六条下达后，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同学外出串联，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学习外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同时自己组织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光我的学校，就有毛泽东红卫兵，红兵，国际红卫兵，傲雪战斗小队，杀气腾腾战斗队，狂人兵团，林林总总，造反组织几十个，工厂、机关、文艺团体造反组织也不断涌现。这些组织，都是按十六条的要求，自我组织，头头也不是官封，完完全全是群众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这种权威性和群众的爱戴是现在任何官员所无法具备，而且难以想象的，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大家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办事、思考问题的准绳。在这个年代，民风纯朴，思想觉悟之高，是今人不能想象的，例如，一九六六年十月底，我们孝感师范四百多名学生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从孝感乘车后，车上挤满了人，连厕所里都是人，但人多秩序并不混乱，身体不好的同学有人照顾，喝水时你推我让，一路上大家唱着革命歌曲，念毛主席语录，不知不觉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我们住在北京气象学校，进入十一月份，天气渐冷，为了让我们不受冻，北京气象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当我们从北京走时，大衣每个人整理得整整齐齐，无一人穿回，可见当时大家觉悟之高；还有一件事，使我今生难忘：我从北京回时，将书包丢了，里面有五十元钱和学生证，那时候五十元钱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延边朝鲜族的学生捡到它，马上给我寄回学校，而且连姓名都没留，而这样的觉悟在当时却是非常普遍的，在当时各级领导基本瘫痪的情况下，完全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纯洁的。例如我们班陈远斌同学，因受到刺激而发疯，全班绝大部分同学当时都出去串联去了，而发疯的陈远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们班的同学孙必响自动留了下来，全心全意照顾他，一天晚上，陈远斌心火攻身，热燥难耐，深更半夜穿着棉衣跳到学校一个池塘里“洗澡”，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孙必响跟去看到这一情况，连忙跳入水中，将陈远斌救出，拽回宿舍后，孙必响又帮他洗澡换衣，安顿他睡觉，一个晚上孙必响连眼皮都没眨下，因为怕他又跳水。在当时这可是没有任何小费，没有任何回报的，完全凭觉悟、凭自觉性干的，这种纯真的爱和真心关怀正是文化大革命精神的闪耀。

3、革命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毛泽东主席，中央领导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我和当时全国学生一样，开始了革命大串联，我和班上陈斌、饶望海、胡欣等一起选择赴山西学习纪念刘胡兰的行动，我们到达太原的第二天，太原五一广场举行了由北航红旗与当地造反派组织的数万人参加的批斗陶鲁笳、袁振的大会，大会揭批了山西省委、政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其声势和规模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憾，也是在这里，使我对“怀疑一切”产生了怀疑，我原来也是怀疑一切的，但是在山西，我听到一个工人在辨论时，一些非常质朴的观点使我对“怀疑一切”产生了动摇，一个太钢工人在辨论时说：“你们怀疑一切，难道怀疑你不是爹妈生的吗？”“难道这钢铁不是烈火练就的吗？”他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些明显而略带土俗的道理，当时使我为之一震，从此以后，我就放弃了“怀疑一切”的理论。之后，我们一行就来到从小景仰的刘胡兰烈士的故乡，在刘胡兰烈士塑像前，我们四人都流下了热泪，同时，我们把我的袖章给刘胡兰戴上，并举手起誓“向刘胡兰烈士学习，永远忠于毛主席，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我们要进村去看望刘胡兰烈士的妈妈，由于当时的人太多，这一愿望未得到实现。

在其后的日子里，有的同学选择了当时徒步长征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徒步走到广州，参观黄花岗七十二名烈士墓，而我们四人一行则来到上海，十二月初我们又回到了学校。

4、进一步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孝感距离武汉最近，文化大革命前，孝感管辖江南江北十六个县，是湖北最大的地区之一，因此，历来是省委工作重点地区，在揭批刘邓陶王的过程中，王任重在孝感的影响是孝感造反派揭批的重点，例如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六四年后的小四清、大四清则是孝感干群受危害最深的几件大事，回校后孝感县就有干部向我们反映：五八年的浮夸风是王任重等人一手泡制的，官木生是他们一手立起的，又是他们的替罪羔羊，十二月份，沈良军要我组织人到朋兴区长丰乡官木生老家将这一情况进行调查，我们到官木生的老家后，走访了大量的贫下中农，他们一致认为官木生苦大仇深，带头走合作化道路，在刮浮夸风时，官木生也作了抵制，认为一亩地产粮食上万斤是不可能的，但在王任重等人授意下，要他“放卫星”，最后，毛主席接见官木生，要官木生汇报实际情况，官木生说“粮食是丰收了、产量很高，但没有报纸说的那样高”，当时陪同接见的省地领导却说是核实了的，而之后，在反浮夸风时，他们又说官木生欺骗毛主席，将他打成了反革命，我调查回后，写了“孝感浮夸风的罪魁祸手是王任重”的大字报之后，我校钢二司的同学他们更是组成专案组，更加明确提出了为官木生和四清运动及受迫害的县区干部翻案，他们的胆识就更胜我一筹了。囿于当时的情况，我还只能反对浮夸风，还不能为官木生及一大批干部鸣冤叫屈。在广大群众的冲击下，地委曾经三次召开会议，赵家驹先是承认地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最后，在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下，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此后，赵家驹也开始同情和支持造反派，而为此，他以后也受了不少委屈。

5、造反组织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初，中央发出返校闹革命和造反派联合起来的通知后，以十五军为首的部队开始进驻学校，组成军宣队，着手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我们学校除了“红兵”组织以外，所有组织都联合起来组成了新联委，开始，我被任命为新联委的一号勤务员，成立半个月后，部队开始把矛头对准沈良军、东航等，并整出了沈良军三反言论集，又象文革初期那样，把矛头指向学生，武汉“二八声明”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大抓“造反派一小撮”和进行秋后算账的二月逆流，学校造反派又受到迫害，我看见了这一苗头，就坚决退出了新联委，并于二月中旬，和原来东风造反公社及孝高的部分同学一起在学校举行了火把游行。在军代表的一手策划下，学生中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系“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主要由“红兵”与“东风造反公社”组成的“井岗山兵团”，勤务组一号勤务员为沈良军，二号勤务员东航，三号勤务员陈贻修，我是宣传部长，联络部长为徐世才，朱旭东为内务负责人，其他负责人有甘东竹，叶兵等。

武汉军区“六四”通告下达后，孝感驻军镇压造反派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他们指挥新联委的人员围攻殴打造反派，有的时候，造反派连饭都吃不上，六月十一日，师范井岗山几百名成员，在十五军接待处绝食静坐，从上午到下午，没有任何人接见我们，我们“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不少同学哭得晕倒，也没有人理我们。最后，沈良军、我、陈贻修等人找到十五军军长方铭，要他接见造反派，并回答造反派的问题，方铭讲：“军区的态度，就是我们的态度，你们再闹也无济无事”。我们则说：“如果这样，我们就绝食几天几夜，了不起，我们死几个人罢” ！他看到我们态度强硬，又怕真的把人死在了十五军，就说：“我把刘大个找回。（军代表姓刘），批评他不能支一派打一派，你们回去以后，如果还是那样，再来闹不迟”，看见他有这样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撤回了学校，再之后，学校围攻等现象就明显好了许多。

军代表在学校大会上说：“他们（指造反派）就是要危害破坏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就是要推翻各级党的领导”，而我们的观点则非常鲜明：“我们就是要否定十七年中还残存的封资修的东西，就是要不懈斗争，巩固和发挥十七年的成果，就是要同业已存在于党内的腐化、变质、修正主义，违反人民利益的走资派现象作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再一次白热化，如果说，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已经被摧毁得风雨飘摇了的话，可是随着军宣队进校进厂，各种复旧势力再一次聚集，再一次向造反派宣战了，真正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造反派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形成斗争，在武汉“七二O”事以后达到一个高潮。

6、孝感的“七二O”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二O”前后，孝感两派尖锐对立，虽然没有像武汉那样发生流血事件，但围攻殴打造反派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造反派在地区大礼堂召开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重点批判人是北京揪回孝感的樊作楷（原系孝感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前很长时间就调到国家外交部工作），他是保守派揪回的，而造反派则是想利用批斗的机会把他保护起来，结果，晚上，保守派组织力量要把他抢走，由于造反派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上在房顶上堆放了大量的石片瓦砾，保守派也不敢贸然进攻，双方一直对峙到二十一号，七月二十二号，中央关于武汉“七·二O”的决定播出，顿时保守组织土崩瓦解，7250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孝感城区造反派在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会，那天广场上人山人海，“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 “造反派胜利了”的标语、横幅，遮天蔽日，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每人热泪盈眶，无不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广场游到火车站，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人们无不欢庆鼓舞。

造反派胜利后，个别走极端的人忘乎所以，他们一下子把矛头对准不同观点的同学和老师，特别是64级65级的同学，不少人受到殴打，我们班吕腊元同学，在八一五抢枪汤远海去世后，被拉到汤远海坟前，要他下跪并施之拳打脚踢，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极力反对，我说：“毛主席都说了，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胜利了，就采取暴力行动，这能团结教育人吗？”叶兵、朱旭东也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观点的沈良军马上召集战斗队负责人会议迅速制止了这一行为。但这种给不同观点的同学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是完全错误的。

7、造反派的分裂

造反派的喜悦很快结束了，这种喜悦胜利后又被造反派内部无休止的争斗带来的忧伤代替了，这情况，体现在下列几个事件上：

一是“七·一”公社的成立。当时，造反派再一次实现大联合，由机关干部组成的捍卫总部，由工人组成的红色工人，由学生组成的“六·一三”、“井岗山”、钢二司东风总部，由农民组成的红色农民及一些小的组织，大家决定共同组成“七·一公社”，但围绕机关另一造反组织——机关红司是否要加入“七·一公社”，造反派内部分歧很大，以“捍卫总部”，“红色工人”，“六一三”等组织为代表的钢派坚决反对，以井岗山、高中遵义兵团及红色工人中的机床厂，电力公司的代表认为应该参加，由于钢派坚决反对，持反对意见的新派队伍决定抵制“七·一公社”，集体退出“七·一公社”，我当时写出了“分裂意味着倒退”的大字报，写出后，在社会上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分裂就是自相残杀，自我否定。

二是抢枪武装左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发表“要把革命左派武装起来”的文章，武汉造反派从部队那里得到枪支以后，孝感以七二五Ｏ部队为主，也为当时的钢派组织发了部分枪枝，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我清楚记得，沈良军曾明确说到：把枪发到群众组织中，这是错误的，说不定以后会血流成河！但出于义愤，我们学校一些人还是从军分区弹药库弄来了部分枪支弹药（军分区当时有人明确说：武装左派，你们也是左派，给他们搞枪，不给你们枪，这是不公正的。并透露：大悟还库存部分枪支），八月十五日，井岗山兵团部份成员从军分区弄来卡车，从大悟人武部弄了部分枪支，由大悟返回孝感途中，在大悟芳畈水库附近遭到伏击，结果我们班的共产党员汤远海被打死，我当时没去大悟，因此，汤远海回校后的安葬及后事安排一直是我负责，汤远海同志出生于黄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守寡把他抚养成人，并供他读书，他一米八的身材，在校表现很好，一直是班级干部，四清时加入共产党，他的去世，使我们十分难过，这也是我们对方铭及钢派组织的不满的起始，这也是以后钢新长期对立的根源之一。

三是吴焱金讲演事件。六七年九月份，我去武汉找到彭祖龙，谈到了孝感七·二零以后的一些情况，彭祖龙说：“我和吴司令（吴焱金）过些时到孝感看看”，之后，吴焱金来到孝感，我们在孝感地委大礼堂举行大会，欢迎吴焱金介绍武汉形势，会议刚开始不久，“六·一三”“红色工人”及捍卫总部一些人，持枪围攻大礼堂，我们看情况不对，到十五军找方铭求援，方铭说：“你们请的人，我们管不了！”我们只好找军分区，朱建功司令听说后，即刻命令独立连战士保护吴焱金，这一天我挨了打，在部队护送下，吴焱金等人才抵达孝感火车站，乘火车安全返回武汉。

井岗山兵团在学校是多数派，但在社会上是少数派，因此长期处于围攻之中，但社会上的新派，却把井岗山作为自己依靠的据点，因此，机关红司及社会上工厂、二中及孝感的不同观点的学生工人长期在师范吃住，谓之“上山闹革命”好在我们学校学生生活是免费的，由于部分学生因观点不同未能返校，因此供这些人吃饭没有问题，有一段时间，学校遭到围攻，连粮食、蔬菜也运不进来，好在学校周围农村的农民，总是及时给我们送来大米和蔬菜，才使我们能生存和生活下去，而我们，一旦被放松围攻，就帮农民插秧割麦，抢收庄稼，因此，农民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子弟，我们也把他们看作家人。

孝感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可能是湖北省地县一级时间最长的。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武汉部队、省委领导专程赴孝感解决这一问题，在军分区，部队领导及造反派头头召开了会议，孝高王立恒，孝师是我作为两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达成允许上街贴大学报，允许学校采买生活必须品，允许文斗，不许武斗的协议，五月二十七日，钢派部分人把分区政委司鲁明绑架走了，我带领学校一部分同学去地区礼堂贴大学报，受到包围，沈良军马上派陈贻修等人营救我们，结果我腿部中弹，陈贻修在后湖边被子弹击中脑袋身亡，由于地区医院当时是反对我们学校的据点之一，军分区首长认为在地区医院不安全，就用首长的专车把我送到一九零医院。我母亲以后听到消息，和我三哥专程到一九零医院，要我回家，再不要拼死拼活了，可是我说：“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就是死也要死在孝感”，我母亲也只好眼含热泪返回家乡，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觉得滑稽可笑。

为了对付社会上武斗，也为了怀念汤运海，井岗山兵团采取自愿报名的办法，组织了一个文攻武卫的组织“八一五”，由东航任司令，我和叶兵、朱旭东、甘冬竹等人为副司令，我负责内务工作，同志们戏称我为“总理”。

此外，孝感还连续发生血洗大修厂、踏平电力公司，武装围攻洗劫地区财校（钢二司东风总部所在地）事件。我们学校颜世军、段帮林同学也在血洗大修厂时，在学校被打死。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有四人被枪杀，外校七中学生也在我校被别人枪杀。这些无辜在文化革命中死亡的人们，正是青春年华，他们的死亡无任何补偿、无任何体恤，甚至还背上莫名其妙的黑锅，带给他们家庭的是永久永久的伤痛。

为了以牙还牙、以武还武，我们也做了些错误的举动，如翻捍卫总部的头头许明善的门坎，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将会给好果子他吃，地区医院是钢派围攻学校的据点，一天晚上，我带人去医院，找对方算帐，结果在争执的过程中，我们学校六四班的一个同学将一名工作人员扎伤。

造反派的内耗直至六八年九七通告下达后，方告结束。

这种内耗，是造反派中“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唯我独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正是由于内耗，也导致了造反派一次次挨整，是一次次被动挨打的缘由之一，这种内耗，也是走资派在幕后操纵的结果。

8、井岗山兵团部的大整风

武斗平息之后，为了内部的团结，为了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井岗山兵团进行了一次内部整风，这次整风体现了造反派的特色，兵团内部的人任何问题都可以揭露批评，可以用大字报，也可以当面提，如兵团一负责人利用带队晚上巡逻值班之机，乘机到女生宿舍对一名女同学做了不文明的举动，揭露这一问题后，勤务组马上召开会议，对其进行批评并解除了他的职务。沈良军也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深居简出，爱训人，瞎提口号，长期占用学校钢琴进行自我批评，但造反派自觉整风也说明了自己非常重视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整个整风过程非常粗糙，当然这过程中，有的人语言过激和过左，也伤害了部分同学，结果造成了井岗山内部的一次小小分裂。

9、毕业分配

我们是六三年进入孝感师范的，按照常规，应该66年毕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到六八年，我们六三级还有沈良军、东航、张捷、叶兵、陈斌、徐世才、饶望海、戴伯勋等八位同学（社会上称为“八大金刚”）留在学校，六八年十一月，学校开始发我们工资，但我们认为“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地”，我们都要求分配工作，当时负责毕业分配的地区革委会军代表张松青把徐世才、饶望海、张捷、东航分配到了应城盐矿，叶兵、陈斌分配到了应城膏矿，沈良军分配到了孝感二中，戴伯勋分配到了应城。

在应城盐矿我先是当矿工，到井下劳动，后来抽到矿里搞宣传报道，七二年入党后又进入党办，当时可谓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矿领导对我也不错，转了干，对我十分信任。

1971年7月25日，应城发生水灾，盐矿对面几个村庄被水围困，当时身为省革委主任的张体学，乘坐直升机飞抵盐矿，看望灾民，指挥救援，矿革委会主任周德文带我见到张体学同志，我因为在首义路办文化大革命学习班时见过他，当周矿长向他介绍我时，体学同志说：“我们认识，他们曾经批斗过我，批斗我是正确的，使我们这批人认识到永远不能脱离群众，现在他们到工厂，是他们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年轻人就是要多学习，多实践，我们当年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吗？”体学同志一席话，和他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一九七四年初，我被地区抽调到地区团委任副书记，时年27岁。

各级领导亲近我，培养我，提拔我，但我对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镇压造反派行为还是极端不满意的，因为此前，沈良军被揭批和别人诬陷自杀；被批判、被关押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比比皆是，很多在基层的同学战友纷纷反映他们受压挨整的状况，例如柯涛同学，68年分配到大悟，他和一中学老师恋爱，在整造反派时，县教育局领导竟然不许他们恋爱而要这位女教师嫁给他的亲戚，女教师不从，教育局领导公然将这位女教师开除，后柯涛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邓颖超同志，在邓颖超同志干预下，才使他们结为伉俪，并调往黄陂。正在这时，批林批孔，反潮流开始了，在这期间，地委机关两位中层干部找到我，要我和他们联合写张大字报，内容主要反映三点，一是地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应该批判；二是孝感地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得到清理和肃清流毒，（因为十五军方铭是上了贼船的人物；三是为受镇压的造反派平反。围绕这三个基本点，我写出了“反回潮、反复辟、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大字报，考虑到今后会出现很多情况，我没有署他们的名（事实上证明我的考虑是对的），在他们日后提拔时有人找我调查，我都一口咬定，是我一人的主意，大字报出来后，在机关、城区形成极大的反响，支持我的大字报有社会各界人士，当时分管组织的副书记，谷涛把我找到家中，鼓励我说：“小张呀，你不错，你的这种反潮流精神我是支持的，革命小将嘛，就是要有造反精神呀！”并送我一条永光香烟，（这与他们以后整我真是形成鲜明对照。）当时也有人劝我：“你现在是地区最年轻的县级干部，只要好点搞，前途大得很。”而我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坚决斗争，否则，就是叛徒；再讲，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我们也就否定了，皮之不存，毛之焉在。”以后历史发展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我七四年下乡，七五年、七六年连续三年在黄陂环城、孝感花西住队，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后，在所谓揭批查中，我还是住进了学习班，罪名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被指参与反党篡权活动和“反军乱军”，在地委党校，30多人的学习班，斗争的对象我一人，吃饭睡觉都有人监视，谷涛找我谈了三次话，每次谈话，都要我“竹筒倒豆子”、“不要挤牙膏”，并说：“我叫你不要跳，你硬要跳，非要跌得头破血流不可。”对于我说了“抓捕四人帮，矛头针对毛主席”、“右派政变”，“华国锋是叛徒”等言论，我是承认的，这些言论我逢人就讲，不论场合，我还说：“这些言论我说了，该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反正我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对于篡党夺权，我说“我还不够格，我没有在任何一级革委会任职，我当团地委副书记是组织层层考核过了的，至于说反军乱军，我说是调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大方向没有错”。经过多次批斗，我仍然坚持上述观点，中途，我爱人从农村和我姐姐来看我，开始也不予接待，最后，妇联主任余绍华大姐说：“别人大老远来不容易，犯人也要和亲人见面嘛，再说，也可以通过她们向他作工作嘛。”于是见了我爱人和我姐姐一面。当时我真是想一死了之，好在时任地委组织部的刘仁甫部长见了我说：“相信组织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的。”和我一起的同志，也是专案组的成员的杨福凯、谢祥军、尚贵忠，还有我的班长、团地委书记胡德珍总是安慰我，鼓励我，才使我甩掉了自杀的念头。

关了我四个月的学习班，从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突破，于是地委研究，到孝感陡山地委工作队的点上去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可怜我的爱人一个人在农村，上要侍奉老人，下要照顾幼子，出于无奈，我大儿子5岁就开始烧火做饭，正因为如此，荒废了学业，以后只好打工谋生，30多岁死于云南，这也是因我造成的遗患。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在监视中与贫下中农一起出工干活，好在团地委书记胡德珍经常去看我，负责我专案的谢祥军、杨福凯、尚贵忠也没把我当外人看待，我也在劳动中得到乐趣，贫下中农也对我十分客气，我也和他们成了朋友。一九七八年五月，经地委谷涛书记授意，地区工、农、青、妇召开要开除我党籍的全体党员会议，负责会议的朱修保（农会主席，也是我陡山住队的负责人）说：“张捷问题严重，应该开除党籍。”在我陈述时，我说“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是拥护党的。”结果在表决时，70%以上的党员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特别是胡德珍、梅小丫（九大代表、劳动模范）说：“张捷同志本质是好的，虽然犯了错误，但在住队期间表现不错，党籍问题是否可以考虑考虑。”以后，随着政策的调整，党籍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七八年六月，经地委报省委组织部批准，我被免去了团地委副书记的职务，后又经地委研究，降职降级到朱湖农场任副场长。

在朱湖农场，我一干就是八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然得不到提拔重用，即使我干得十分出色，也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被打入另册。

三、后记

时光荏苒，我今年已经64岁，当年的毛头小伙，现在已经白发斑斑，儿孙满堂了，我在朱湖农场任负责人八年多，工作竞竞业业，无论是分管的那项工作，都干得十分出色，特别是分管工业生产时，我大搞招商引资，先后兴办了新鄂联营葡萄酒厂，朱湖长春精炼蜂蜜厂，鄂港联营万头猪厂，并与二汽厂达成朱湖供应二汽粮油食品，二汽优先让朱湖加工零部件的合作协议，当时孝感市（小市）委书记邓昌德了解这些情况后，将我调至小孝感市经协委任副主任，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我协助做了孝感市经济开发区的申报审批成立工作，并协助引进了O六六、四四O四、二三八等军工企业的工作，是孝感市开发区第一任招商部部长，一九九四年调入孝感市工商联，退休时，在市委领导的关心下，恢复了付县级待遇，相比其他造反派而言，我可能是极少数享受这一待遇和有皇粮保障（每月工资有保障）的人员了。例如我的同学简彪，他因为文化大革命造反而两次被捕入狱，其后工作权利被剥夺，爱人受牵连也失去工作，一家四口人居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破房子里，仅仅靠190元的低保维持生活，极端困苦和艰难，这样的人和事，在造反派中不在少数。

在政界，由于接触到各级领导，也让我对他们的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说实话，那些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老领导，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他们改正错误，发挥革命传统，绝大多数是令人景仰的，就拿张体学同志来说：文化大革命受冲击那么厉害，但他在盐矿指挥抗洪救灾时，给我的印象是简朴、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关爱有加，他当时对盐矿的周德文说：“你们要把食堂敞开，不能让一个老百姓挨饿，老百姓有难，我们就要象战争年代那样，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在食堂吃饭，他非常简单，一碗稀饭、两个馒头、一盘花生米和咸菜，其他的一概不要。还有孝感地委的老领导张德润，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很厉害，但当孝高学生任大智（造反派头头）在乡下招工，别人因文化大革命要把他拿下，他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张书记，张书记说：“那是娃娃嘛，年纪小不懂事，应该安排工作。”结果任大智被武大招录，后任武大校报总编，另一造反派头头张险峰的女儿被歹徒杀害，案件久久不破，家庭蒙冤，张书记了解这一情况后，多次找有关部门协调，最后张的另一女儿得到合理安置，张的家庭也得到一点补偿。再例如臧成德同志，我们75年在黄陂桃花住队时，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作为一个地委书记，但劳动时，和贫下中农，一起锄草、割麦，吃住也十分简单，他们下生产队，靠的是步行，一双解放鞋，一把油布伞，劳动之余，光着膀子和老百姓拉家常，今天，哪一个干部能做到这样？对于文化大革命，经过这么些年，很多人有了重新的认识，如我的一位老乡，也是一位老革命，他病重时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正确，现在各级领导修成这样，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使他们迷途知返，否则，我们党就完了”。一番话，使我为之一震。

纵观文化大革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字报的神奇作用。例如一九六八年知识青年下乡时，孝感城关镇少数领导采用种种借口，想把子女留在城区，结果，一张“上山下乡，领导不能靠权力沾光”的大字报出来后，他们一个个找到知青办，将孩子送到了乡下，批林批孔时，地区两名干部开后门将老婆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区，也是一张大字报出来后，干部作检讨，家属回原籍，在政策面前，人人平等、透明公正，而现在有这级纪委、那级监察，但由于缺乏群众监督，各种不正之风、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越刮越盛。

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多年了，给我教育很深的，就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他们始终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弟子、他们的家人，找他们调查学生的文革表现时，他们总为我们说好话，并表示同情，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尽可能的帮助。例如我们学校的书记俞善永，校长刘智雪，很多人分工时他们都帮了忙，老师李志龙、韩继海、刘钦磊等，为保护他们的学生，不怕被误解，不怕受委屈，甚至整过他们的学生，他们也持爱护、保护的观点，这种师生之谊，永远给我们温暖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