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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以珍事件平反调查组  戴以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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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5 09:5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戴以珍事件:“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前言

戴以珍同志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初期,挺身而出敢于给湖南省体委领导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她的这一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可是,省体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把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她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采取了残酷的打击迫害,在那种极度的白色恐怖下,戴以珍同志终于牺牲了她宝贵的生命。现在特将戴以珍同志的大字报以及遗书、日记(摘抄)和生平简介刊载出来。从戴以珍同志被迫害致死的血淋淋事实中,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刘、邓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

简介

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湖南省体委运动系体操队助理教练戴以珍同志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杀死了!

戴以珍,女,一九四一年出生,死时才二十五岁,湘潭市人。中、小学读书时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一九五四年被评为湘潭市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一九五六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五八年九月戴以珍服从党的需要调来省体操队当运动员,先后在队內担任队长和团支委等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骨干。一九六O年以来,曾多次申请入党。

戴以珍热爱无产阶级的体育事业,工作认真,锻炼刻苦,意志顽强。一九五九年腰部骨折,一九六四年踝关节长骨刺,一九六五年腹部肿伤,仍以超人毅力坚持训练。她从一九五九年腰伤直到一九六五年担任教练时尚未痊愈。湖南医学院医生说:“一般人象她这样的伤,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党和人民给予戴以珍同志很高的政治荣誉。一九五九年被评为省直属机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一九六O年被评为“六好运动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并列席省团代会。一九六一年被评为“六好运动员”。一九六二年被评为“五好运动员”。一九六三年再次被评为“五好运动员”,并立三等功。一九六四年下连当兵评为“五好战士”,同年选为全国共青团九大代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刘、邓路线的第三号人物陶铸从广州去北京,途经长沙,晚上召集湖南省委常委开会,策划镇压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六月四日,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召开了所谓“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王延春在会上提出要抓“小邓拓”、“枪打出头鸟”,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六月五日,省体委党委(由省委候补书记苏钢兼任书记)传达了张平化、王延春的黑指示,研究了在运动员、教练员中抓“小邓拓”、“横扫一切中鬼蛇神”。六月六日,党委委员、运动系政委靳文奎亲自策划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把矛头指向群众,随即出现了大字报围攻革命群众的高潮,连十七岁的运动员周xx也被打成“反革命”,在运动系造成一片白色恐怖。六月九日上午,综合班党支部书记在班里传达了党委的“指示”,戴以珍和其他六位同志听了传达后认为有问题。由戴以珍执笔联名写出了《这里面有鬼》的大字报。他们的大字报,虽然限于当时的思想水平和客观条件,揭露的不是很深刻的,但是却激怒了以苏钢为首的省体委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对她进行政治陷害,诬蔑她隐瞒家庭成份(社教前其成份一直未划定,她最初根据居委会定的城市贫民填写,后来根据家庭情况感到这样填有问题后,历年来曾多次向组织如实反映,请求组织上调查,社教评定成份后,她又及时向组织作了汇报),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用大字报围攻她,把她打成“反革命”、“政治野心家”。一百多张大字报由院内一直贴到宿舍大门、楼道、寝室的墙上、蚊帐上,甚至晾蓆上也被写上“野心家戴以珍老实点!”还派人监视她,限制她的行动自由,扣压她的私人信件,不准任何人接近她。有人向靳文奎和体操队政治辅导员范嗣光反映戴以珍情绪不正常,在梦中呼喊“我要活下去!”范嗣光等竟恶毒地说:“生死由她自己选择!”“这种人死一个是一个,死两个是一双”!省体委党委内以苏钢为首的一小撮人,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当时运动系的运动员、教练员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有的被逼得写血书,还有好些人被逼得想自杀。而“戴以珍事件”只不过是他们滔天罪行之一罢了。



这里面有鬼

(戴以珍等写的省体委内第一张揭露党委阴谋的革命大字报)

今天上午饶锦书指导(我班党支部书记)传达了党委的指示,动员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发动群众起来揭发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理解领导指示的精神是什么,而方主任随后作了补充发言,谈的比饶更为“深入”“具体”一些。但说来说去还是让大家有什么揭发什么,揭出来的可能分三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二类是接近那个边缘,三类是一般小是小非问题。听了他的发言,当时我们就有些不理(解),一则不满意他讲的比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讲的多,二则我们觉得对于领导意图会不会有偏差。会后我们在一起议论,正不解之时,我队胡学元和方主任都进来了,我们问他们究竟应该如何领会党委的指示,胡学元当即比较激动地说:“革命是什么,我领会主要是自觉革命。现在时候已经到了嘛!怕什么,别看我这个入党十多年的老党员,也一直在干革命工作,也说不定……”方主任马上接着语重心长的说:“我知道大家有些包袱,尤其是家庭出身剥削阶级的人当然受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就更深一些,但不要怕,贴就贴嘛,平常关系处理的不太好,可能是张三给李四一张,李四给张三一张,每个人都有可能,说不定下午给我老方就来一张大字报,这有什么,该打收条就打收条嘛!反正人人都要革命,我们一起过好社会主义关……。”

从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没有错,但我们觉得里边有鬼。从他们两人的讲话中,只能使我们理解成当前的作法,应该是一个人来一张大字报自我检查,不要等别人来革自己的命,反正要触及到每一个人!是这样的吗?党的意图是这样的吗?当前院内阶级斗争正处在高一阵的时候,揭出了×XX。但也许在人民当中还有隐蔽得更巧妙的恶毒的牛鬼蛇神!对于这些,我们坚决不能放过,并且要集中火力把他们全部干净揪出来。我们领会领导意图是让我们进一步学习毛选,认清敌友,不要让一只牛鬼蛇神漏网。要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围歼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号召我们消除一切顾虑,擦亮眼睛,紧握笔杆子,锋芒一集(齐)指向牛鬼蛇神。关于自我检查自觉革命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对敌的斗争本身就是在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同时,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集中兵力,要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来说,×××也一再指示,要扩大左派队伍,团结中间力量,孤立右派反动势力。



阶级斗争如此之激烈,在每个人的思想上,也必定会有种种反映。我们也决不是愿意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反对自觉革命。但我们认为方、胡二位这样激动地让大家快“自觉革命”,是否想把人心扰乱,把水搅浑,扩大打击面,以掩护真正的牛鬼蛇神过关呢?这是我们最大的怀疑。为此不得不使我们联想起,同样也是你们上次在我班领导学习“焦裕禄”运动时,领导一开始就动员我们向领导层提意见,把意见谈尽,而你们二人也是要求我们先作自我检查,“不要用焦裕禄这面镜子照别人”。这样搞得我们也糊里糊涂,人心不快,运动一直深入不下去,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你们究竟是在真贯彻领导意图,还是有意歪曲?你们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当前运动的进展应该是听党委的,还是听你们几个人的呢?

我们在写出这个“为什么”的时候,胡、方知道了,心神仿佛,坐立不安,又急于要与我们谈清楚,这更是有鬼!

我们要肃清一切阻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的绊脚石,实际上就是牛鬼蛇神的马前卒。我们要坚决听党的话,坚决扫清一切牛鬼蛇神,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戴以珍 朱×× 孙××欧×× 王× 邓××

1966.6.9



戴以珍同志运动期间日记摘抄(一九六六年)

六月十二日

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难道我是牛鬼蛇神吗?我要受到何种处置呢?……。

六月十三日

大字报没有继续往下揭,任凭领导再动员,对×××曾有些看法,但我不想写。这些问题可以交谈,不必用大字报贴出去。因为这是对一个人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究竟什么是牛鬼蛇神,我还在具体问题上弄不明白……。

六月十五日

我怎么办呢?也许我这样子也活不了几天,不如早些死了好啊!

这是我生来第一次这样想,可怕吗?实在可怕,但我实在对于要活下去感到更可怕!也许明天、后天还会有许多许多的大字报出来,说我是反革命,许多事实难于又不便辩解……,我今后的一切,人们都只能用“野心家”这个名词来衡量……。

六月十六日

……从当前来看,大字报满园皆是,四处是声声愤怒的声讨,投来是厌恶的眼光……在写自我检查时,想的是对人民有利,想到的是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出发,想到的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不足,而不是蒙混过关!!!

六月十七日

……但想到既然我在工作一天我就应该负责一天。为了湖南的体操事业,为了她们能健康成长,因为她们已不小,我不能不说。我召集大家坐下来谈,谈着谈着,我自己不禁哭起来了!

六月十八日

每天路过见到的是醒目的大字报,还不如把我拿着在众人面前展览好了!……忽听到他们还在议论我!还要如何挖苦我呢?七年来的作为太难回忆了,一句话,一个行动都要和我算总帐了啊!……我真是想不通,难道我还有什么重大问题没有揭露吗?然而他们挖空心思还在想什么呢?我这个“野心家”难道还有什么野心吗?……他们对我不放心,左右跟着我转,我下楼了,他们又跟着我下来了。……

六月十九日

……同志们写了这么多大字报,至于是不是反革命由他们去评定、结论好了,但应该闻过则喜。如果认为从此抬不起头而不敢生活了,那是曲解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含意。

…我错了,该我承认错,该处罚的大可以处罚我,但其目的不是将人一棍子打死!总该给人一条生路!硬是要整死我吗?还是叫我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忍气吞声,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大概认为对我的打击还不够吧!刺激还不深吧!他们可没想到人都快逼死了,他们怎么能这般对待呢?

我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反革命决不是我!!!

六月二十日

终于又进了一步,将我的课都全部停了!

……究竟是什么问题?我真是感到难于认帐。我该怎么办呢?谁也不能帮我说句话,谁也不能帮我撑一下腰,碰见了谁都象仇人一样。

六月廿一日

战斗小组又在策划我的大字报。也好,让他们对我作个详细的分析批判,让我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要做到让我心服口服就好了。

田径队小鬼一直追着我贴大字报,床头已经贴满了,尽是一些骂人的话,我听了很气。但不应该,这是群众的愤怒,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只是她们还以为我在顽抗,其实我在写检讨。

六月廿三日

写完廿三页的检查,心中万分绞痛,……太使我痛苦了,还不知他们能不能通过这一检查。我真有些害怕,说不定要斗起我来了!

六月廿四日

不准我回家,我只好将我知道的情况写了《社会关系及有关问题说明》。乱极了,那么多人,许多名字都记不上,通迅地址不了解,但尽我知道的写了,很烦!

六月廿五日

(对于家庭问题)当前我只有彻底揭露,坚决背叛,肃清其罪恶的影响,重视自己打下的烙印,认真来改造自己,我仍有信心,(虽然廿五岁了)将自己铸成无产阶级战士!

六月廿六日

捡查已交上去了,但得到的答复是:虽然长,但涉及到关键问题就扯开了,客观多,主观少。

我感到下一步难办,说实话,上次检查我已经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了。下了最大狠心,我尽可能把问题往原則上拉,往后果影响上拉。这样,我只有等待对我的审判了。

关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写了十三页,实在是为自己做辩护,因为我感到此刻谁也不了解我。

徐寅生说的好,一个人最有勇气的时候,莫过于组织(党)对自己的信任。而我今天才体会到,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莫过于连组织也不相信自己。为此,我十分气馁,感到有苦难言。

虽然我今天也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了,我感到有些委屈,但我仍不能抱怨整个文化大革命,因为整个运动是非常必要的,是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

可是我总觉得我们战斗小组对我的了解太不够了,未免有些冒险,或打击的太厉害了一点。虽然我没有被逼死,但也感到死了比活着好,可是又不能死,死了更什么也说不清了。

我总觉得不应该把我当成敌人来对待,有话好好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只能是以理服人。

……我要找领导谈,我不能这样地忍,要从实际出发才对呀!

六月二十九日

昨天我与×××谈了一下,我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他的一些帮助,使他了解我当前的心情。“我要革命!”这几日内院内斗争轰轰烈烈,而我全被这些问题缠住了,不让我学习、开会,不让我写文章,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人们都把我当成了“反革命”分子。为此,我受不了,我更要落后!

……×××说我是否对运动有抵触情绪,我更烦了,这顶大帽子我戴不起。可见×××及组织上对我已经是不堪信任。当前我找谁谈也没有用,我也不再去找谁谈,一言不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提供有关材料和检讨,使领导参考。最后问题总能解决,就这样吧!你自己知道你不是“反革命”,可人家认为你是反革命,也无法了,等待吧!

问题总会弄清楚,千万不能急躁,这是整个运动,而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已经被嫌疑了,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别想那么多,要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自我的问题被揭出来以后,我感到有些委屈,许多问题的真相他们并非了解,而且我总觉得这许多年来我总是求上进的,尽然有许多缺点,那是没有抓住思想改造的关键,没有改造好的缘故。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仍然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七月一日

党的四十五岁的这天,我却被停职反省,被誉为“反党分子”“政治野心家”,我真难过极了。我不曾反对过您,就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啊!

七月二日

……近日受尽白眼,甚至吐过来唾沫,我只好目视无睹,有什么办法呢?总有一天他们会清楚,我戴以珍不是敌人!



七月三日

幸好昨晚吃了些镇静安眠药,才糊糊涂涂入睡了,可四点多钟忽然肚子痛醒了,我真耽心这会儿得了什么急病,恐怕也没有人愿意送我去医院,只会说,象你这样,死了还好!

七月四日

他说我穿红裙子,还到处有说有笑,还有心搞体操图片,晚上很早就睡了,写完检讨就象没事一样……。

说我穿的这条红裙子,其实这条裙子都快烂没了,十多年了的,姐姐穿过不要而我又穿了八个夏天。

对这一些我可以接受,因为一则我内心痛苦,我总是自己在给掩盖,我不要別人同情,我不让别人看出我的沮丧。我在尽力安慰自己,开脱自己,但有谁知道我整夜不眠呢?有谁知道我吃了多少安眠药才勉强镇静呢?又有谁知道我甚至不想活下去了呢?当然他们不会知道。还以为我振动不大,说实在我几乎振动得爬不起来,我在强迫自己直立起来。

七月五日

我总觉得一贯来我不反党,你们也找不出一句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来,至于今后有不有可能发展是今后的事。你们这样议来议去,还把我说的一钱不值啦,但我却认为我不是这样坏!

七月六日

昨天晚上他们开会到十点半,我正好在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受启发,一口气就看了一遍,对于当前运动意义领会更深了,并不以为自己受批判了,而对运动有所偏见,或不拥护。

对于我自己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值得自己考虑,但是问题本身有些出入,尤其是有意、无意、主观、客观,这种关系造成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作的检讨,我认为对自己够狠的了,但他们却说根本没有涉及实际问题,这种差距真不知怎么去缩短。我十分纳闷,检讨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我不知如何来检查自己了。

我不承认我是这样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就是死了我也不会承认!

我看现在也没有那个领导敢于给我来说一句话,因为这是牵涉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目前人们都用另一种耳朵来听我的话,总以为我说的全是假的。(我知道这是最大的不幸!)要别人来理解自己已经不可能了!但我又不能承认那些我没有过的动机,难就难在于此啊!

心都快碎了,我对生活是无限热爱,但这样活着却是没有意思,我倒想不如告辞了的好。我受不了这一切,这个念头又愈来愈强了,多么可怕!

……如果要判我的罪,至少要让我把话说尽了吧!总得由我服吧!

七月八日(被逼死的那一天)

昨天晚上看什么也看不进去,心烦极了,也苦闷到了极点。便翻开了刚来时写的日记,我感到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因为我这一段过程中,我感到前一段我仍努力想作到又红又专。我总是鼓励自己好好工作,刻苦训练。

……不过,我怎么也不承认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也不同意我对周围有什么野心去蓄意打击谁。对于家庭出身我实在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但他们不能理解,他们是会要斗争到底的,恐怕最后结论也全在他们了。我只好看在我犯错误的分上,来接受对我的任何处分,任何惩罚,任何态度,任何言辞。

我想以死了算了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们不就这样给我下了结论吗?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改变这种看法,我不是“反革命”。

死了对文化革命运动只起了抵触作用。我仍相信党的政策,党的领导。但一想起我今天的出身又是资产阶级,他们只能这样来对待我,谁敢为这“资产阶级的女儿”说话!谁也不会。因此我对前途总是希望不大,更多的仍是在死与不死的问题上打圈子,我只考虑死了更影响姐姐、妹妹,她们搞不清,会埋怨政府,更会悲观消极,无形会影响她们的前途和领导、群众对她们的信任。另外我这样死了,妈妈哭哭啼啼地也会数落也会埋怨政府了,这样想起来,我也不能死。





戴以珍同志的遗书

姐姐:你好,许久不见面了。上次去你那儿也没有找着你,后来你来我这里又没碰上我。大为也许久不见了,海哥也是上次来看球见的最后一面。

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在我系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被判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

引起最大公愤的问题是关于家庭成份的问题。他们说我一直隐瞒了家庭出身,伪造历史,打着红旗,怀着个人野心,因而拿这一条线来衡量我所作的一切,衡量我的一言一行。开始他们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认为我是到了敌我矛盾的边缘,最后却把我归入了敌我矛盾。因此,准备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我了。

我早想写信问你一些有关的问题。但是,又怕你生奇怪,或更多地为我担心而影响了你的工作和身体,甚至牵连了你。更怕你找到我这里来,看到到处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上楼乃至我的床上都贴满了是。怕你为我难受,因而我没有写信给你。

对于我自己,的确感到这几年走着的是一条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道路,一心想当健将,出成绩,以为只有用这些来报答党。党所给我的荣誉是我这一辈子也无法补偿的,除非将一切都罢免了。要知道六好、五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体育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九大团代表等等,每次得到这些荣誉,我总是难过得心里发痛。因为我做的太差了。但前几年还是拚命去做,后几年越感越差距大了,对自己也就灰了心,放纵了!

骄傲自满情绪是导至我这几年来下坡路的原因。这种情绪从小就有,一直发展下来,海哥上次写信批评我有些“大国沙文主义”,大概也是指的这个吧!对于这点我意

识最深,也是造成我与群众关系不好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是我家庭出身所在阶级赋予我的。可是以前我没有意识这个问题,总以为自己出身贫贱,总以为自己从小在家劳动惯了,因而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乃至到今天。

我十分恨自己,虽然我对党对社会主义谈不上什么“仇”和“恨”,但是我所作的一切都违背了党的要求,严重地影响了事业。我这一辈子也洗不净对我自己的恨,这一辈子也报答不了对党和新社会的爱。我想我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已经过了半辈子了,而后再几年改造不好,仍然是有害于人民。我真担心自己,况且今天他们都把我看成是“敌人”,我感到可怕的孤立,谁也不理解我的心情,我也再不愿意去找领导请求什么(其实我很少甚至没有主动找过领导,总是他们找起我)。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儿,恐怕谁也不敢出来说一句话。要说了,岂不是同情“敌人”了?!所以,我远远地离开別人。此时心情是矛盾的,我多么希望有人能理解我,但没有。我只好等待领导的最后决定,可是领导最后还是“听群众的”,我的话似乎是“言而无信”了!我说什么,他们都认为我在为自己辩护,“耍花招”。看来,我的思想与他们思想距离很大。

目前,他们要我承认一切都是有意识的干的,把我称之曰“政治野心家”。

我自己受不了当前的处境,同时又无限悔恨自己,因而,犹豫了许多日子,实在坚持不了,因而,只好与你们不辞而别!虽然我无限热爱生活,无限热爱今天的新生活,但总觉得把我当成“敌人”,我还是自己起来消灭“敌人”的好。而且越彻底也许会越好一些,因而我只好这样做了,因为我最痛恨敌人。

我希望你正确对待我的死,我死得不如一条狗,也实在比鸿毛还轻。我希望你千万不能对我有半点同情。因为你同情了我,你就是同情了“敌人”,这个界线必须分明。你自己我希望抓紧思想改造,要触及灵魂深处,要放眼开来,不要光为了个人或小家庭。你千万不要为我申述什么,态度要明确。我本想有一种方法使我无声无息地离去,一点痕迹也不要留,但总没有这种方法,因而,请想办法把我的尸体烧了,骨灰也不要留。

我太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了。我没有脸见人,也没有脸见你们。我是我们姊妹之间的叛徒,也是新中国的败类。请代我传达我对组织和同志们的歉疚,请他们进一步揭发和声讨我!

你要坚强一些,不要掉泪,更不要为此悲伤,应吸取教训!!!

永别了,亲爱的姐姐,亲小大为!

顺致海哥,以及一切关心我成长的人们,我没有脸见他们!

请最后一次听我的话:不要为我悲伤!

请将我的情况甚至连同此信转告娟姐,不要惊动更多的人。妈妈纯妹她们,可以不来长沙就不来。別搞的乌烟瘴气,更大的影响了文化革命。

我的衣服,运动服全上缴,其它衣服听便。

珍妹

66.7.8。


絕笔





后记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杀人最恶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残酷!

靳文奎、范嗣光等执行刘、邓反动路线迫害戴以珍等时,派人监视了戴以珍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在戴以珍门外值班的人,还看到戴以珍站在办公室窗前;三点四十五分,发现她吊在窗户横梁上了。接着,队里、班里、系里及体委的大小领导前后五批十一人来到现场,谁也不提出救人,谁也不动手救人,他们还若无其事地开会研究推卸罪责的对策。四点四十分左右,医生才将人放下,尸体尚有余温。据这位医生说,如果在上吊后三十分钟之内抢救,是完全可以救活的。而靳文奎等却见死不救!他们未经公安司法部门勘验现场,也不通知死者亲属来看尸体,就匆匆忙忙在五点多钟将尸体送往火葬场焚化。事后,他们又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说戴以珍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十月中旬,军委有关平反问题的指示下达后,以苏钢为首的省体委党委,也拚凑了一个平反调查组,却指派靳文奎当副组长。他们根据范嗣光写的一份材料作出结论,在所谓平反大会上欺骗群众说:“戴以珍是畏罪自杀,自己负责,不属平反范围。”十二月五日,他们又以体委政治部的名义,写了一个证明,颠倒黑白地欺骗她的亲属说:“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体操队群众对戴以珍贴了一些大字报,主要是揭发她没有向组织如实交代家庭成份问题,她思想负担很重,怕被划为敌我矛盾,思想非常悲观,于七月九日清晨自缢身死”。将一切责任推给群众和戴以珍本人。还送去三百元的“抚恤金”。他们企图在焚尸之后又来个灭口,用心恶毒己极。

戴以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制定的反动路线杀死的,是湖南省委内张平化、王延春、苏钢“三家村”杀死的。戴以珍不过是“一大片”中的一个。张、王、苏“三家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方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妄图保他们自己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那一片白色恐怖下,在湖南、在全国何止一个“戴以珍事件”啊!

戴以珍同志也是被刘少奇的黑书《修养》杀死的。从她的生平、遗物和《这里面有鬼》的大字报来看,在党的培养下,她读了毛主席的书,掌握了一些毛泽东思想,从而才能识破刘、邓路线和它的执行者的恶毒,而引起他们的憎恨。可是,她也中了黑书《修养》的毒。从她的日记、绝笔书中,反映出她中“委屈求全”、“容忍”、“三省吾身”和奴隶主义的毒素很深。《修养》这副沉重的精神枷锁,锁住了她,压得她透不过气来,直至把她压死。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决战的关键时刻。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大批判。“忘記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这个时候,我们读一读戴以珍的遗书和日记,回顾一下九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能够使我们更加热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加强团结,更猛烈地向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把刘少奇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戴以珍事件平反调查组(由湖南省体委运动系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成)

一九六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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