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望 一位贵州老人的自传：人生不过几件事情（连载）

tuffy05

转自天涯社区，作者为著名”“七人大字报”（1976年）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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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贵阳有这样一个人，用30年的光阴，就为了研究一个问题：了解我们是谁，了解塑造我们并让我们存在至今的的历史，了解以前从未想过的有关过去发生的事情，并最终成书《中国帝国的兴起》。这个人叫郭成望，熟悉他的人都叫他郭老。如他自己所说，自己是“一个喜欢读书而又为书所苦的灵魂。”这是一个不事张扬，嗜书如命的老三届，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贵州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了解的长者：他的经历，他的思考......
　　
　　
　　 前言
　　
　　 也许，到了某一时刻，人才知道人生不过几件事情。假如不曾经历一些事情，这样的想法恐怕不会有的;假如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发生，自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我终于写下“人生不过几件事情”这个题目的时候，那个时刻就准时降临了，而它即使不是最后也是最近想做的一件事情。
　　
　　 最初萌生这样的想法，其实有好些年头了。早在2004年写过《中国帝国的兴起》之后，曾经打算继续读书，了解那些自己仍不了解又想了解的未知世界。此前以为已经了解的那个已知世界，只不过是更大的未知世界的很小一个部分。于是开始收集资料，并且像过去那样拼命地读书。但很不幸，除了缺乏足够充分的资料，始于2006年的视力下降现在变得愈加严重。据医生说，如同头发花白的问题一样，深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不能治愈，失明却是早晚的事情。医生没有明说的应该是，在那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医生的意见是不得不接受的，失明的前景是不得不面对的。的确，即便人类的科技进步消除了许多的疾病和它们给人类生命带来的危险，也不可能阻止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而且我想，人类大概可以控制他们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然而人类自己却不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真的可以把握不是自己创造的人类的命运吗？如果这是真的，人类为什么会关注死亡？
　　
　　 人类尚且如此，个人就更不必说了。毕竟，在至今仍然无法把握的世界里，人类总在努力尝试把握世界的各种可能。但是个人，在同样无法把握的这个世界里，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可能。个人甚至还在出生之前，甚至出生之后还来不及了解将要面对的世界，就注定了在这个世界里可能有的命运。
　　
　　 照《宗教人类学导论》的作者引用另一学者的说法，从一个群体过渡到另一个群体，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态，都被看做人的存在之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人的一生变成了由一连串有着相似终点和起点的阶段所组成：出生、社会性的青春期、结婚、为人父母、提升到更高的等级、职业的专门化、死亡。所有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都有庆典，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使个人离开一种确定的位置而转入另一种同样确定的位置。
　　
　　 这位学者是在提出一种理论，理论本身强调个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状态的过渡，需要经过社会认可的某些特定仪式。比如结婚，并不只是一对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它还需要一个结婚庆典。通过这个结婚庆典，新婚夫妇离开原来父母的家庭，建立自己的家庭。因此甚至结婚也是被社会决定了的。
　　
　　 然而尽管结婚可能是人生中最常见的事件，也肯定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从出生到死亡，人这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其实平淡得很，平淡得记忆里没有任何内容。小时候自己是怎样的，大概谁也记不住了。成年以后的每年更不要说每天是如何过来的，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清楚楚。
　　
　　 幸亏人生总会经历一些事情，人才知道自己像那位学者说的那样原来经过了好几个阶段。比如说，幸亏发生过结婚这样的事件，才会离开一个家庭建立一个家庭;幸亏发生过其他更为重要的事件，才会离开一种确定的位置转入另外一种同样确定的位置。这些事情几乎自动保存在记忆里，它们不被删除不只是确实发生过，更是因为没有这些事情也就没有自己的整个一生。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事情，即使相同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个人可能也有不同的意义。就拿结婚来说，除了某些特殊的例外，应该是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然而有的人一定有非常豪华的庆典，有的人却只有十分简陋的仪式;有的人通过结婚向别人证明了自己的独特地位，有的人却因为结婚而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这类差异显然与不同个人所处的不同环境有关。
　　
　　 在不同年代里，不同个人尤其可能经历很不相同的事情。也许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上山下乡从城市学生变成农村知青，对于共和国的同龄人来说几乎是不能不经历的事情。与此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又很少可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者是70后的人才会确定无疑地遭遇到。由于类似缘故，每个不同的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定有某些仅仅属于自己的几件事情。
　　
　　 无论有幸还是不幸，自己恰好属于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这一代人应该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上山下乡成为知青，然后返城另外参加工作，也就是从城市学生变成农村知青，再从农村知青变成城市工人，差不多是他们的基本经历。除此之外，这一代人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有人可能又从城市工人变成下岗工人，另一些人则在机关呆到退休并享受了相应的待遇。这类不同的经历大多发生在知青返城之后，发生在当年知青以后生活的年代中。这自然也表明，即便都曾上山下乡，每个知青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些事情。
　　
　　 当年的知青如今老了并且正在走向死亡。不过别说死亡，单受失明威胁的我，能够做的事情确实不多了。这似乎成了写“人生不过几件事情”的一个动因，好歹这也算是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在“人生不过几件事情”这一题目下，我想写的其实大多是仅仅属于自己的那些东西。我的一生便是由这些东西所组成的，它们不算是回忆录那样的文字，而是本身已是各种不同文字的汇集。其中包括自己的个人日记，也包括发表过的文章。
　　
　　 这样的写法也是一种尝试。个人日记之类的东西本来只是素材，它可以用作写回忆录的材料，但我并无资格也不打算写什么回忆录。将包括个人日记在内的各种文字简单汇集在一起，或许更能说明人生只不过是几件事情而已。至于写成什么样子写了以后有何意义，那就不是我想考虑的了。
　　
　　 2008年9月7日（农历二〇〇八年八月初八, 白露）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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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有许多事情一开始便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比如出生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生。在我们的观念中就像在事实上那样，从不怀疑自己来自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的出生是由父母决定的。父母的境况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命运，尽管有时候出生后的自己能够走上一条与父母完全不同的路。
　　
　　 解放前夕，我出生在一个叫做马场坪的地方，还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那是贵州黔南的一个小镇，但它不是父母任何一方的家乡，自然也就不是我的故乡。在我所有的档案中，在我出生以后的户口上，在我工作以来的简历里，我的“籍贯”从来都是浙江。这是按照传统也是按照习惯，从父亲也就是父系这一方来填写的。后来在浙江“康谷郭氏宗谱”里，还发现自己原来属于“康谷郭氏”这一族的后裔之一。
　　
　　 对于贵州来说，不只父亲，母亲也属于外乡人。父亲出生在浙江临海的一个乡村，母亲出生在云南昆明的郊区农村，那是他们各自的家乡。原本都是农民的父母，原本生活在相隔千里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一个在东部的沿海地区，一个在西部的内陆地区。很早离开家乡四处漂流的父亲，曾经到过昆明那个地方。但是父亲和母亲为什么结合走到了一起，这是作为后辈的我至今也不清楚的事情，并且成了父母留给我们子女永远的秘密。
　　
　　 我所知道的是，早在1967年大串联时去过浙江宁波，但那只是康谷郭氏最早的定居地，也是大姑妈后来嫁过去的地方。以后直到1992年，我才去过云南昆明的母亲老家;直到1994年，我才去过浙江临海的父亲老家。然而那时的父母，都已先后离开人世，不再顾及我的寻根。记得父母在世时都曾探访过各自的老家，却不记得自己怎么没有陪同他们一起回去看看家乡。
　　
　　 也许，那时自己还很年轻，不明白家乡意味着什么。也许，那时自己工作太忙，舍不得拿点时间陪父母。如今想来，来自父母的我不只是不清楚父母怎样走过来的，也不清楚家乡对父母对我有怎样不同的含义。十分清楚的只是除了我们姊妹三人，我们在贵州没有任何亲戚。尽管排行老二的我和我的妹妹都出生在贵州，但又都是举目无亲，仿佛也如父母一样是外乡人。
　　
　　 下面的短文写于1992年4月，并曾在贵州日报上发表过。当时还没有去过父母任何一方的老家，而父母都已不在了。
　　
　　 来自何方 文/郭成望
　　
　　 没谁知道，父亲从哪里来，我又来自何方。
　　
　　 时光流逝，往事如烟。依稀记得，西南不算边远的一个小镇，度过童年的地方。那小镇，当年曾是交通要道，南下的车，北上的客，迎来送往，一派繁荣景象。小镇后面，像是一个神秘世界。一座深山，一片密林，虽无虎啸猿啼，却有云缠雾绕，恰似仙境。冬去春来，满山遍野，杂花生树，飞鸟穿林，美不胜收。童年伙伴，嬉戏其间，流连忘返。
　　
　　 我爱童年，更爱小镇。父亲却说：这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在遥远的江南海滨，吴越故地，一个小小村庄。那村庄，在那大海的边上，以农为生，也靠渔业。鱼很多，一叉下去，一条大鱼。烧上水，再去叉鱼，也来得及。海真大，看不见深处，望不到边际。小时伙伴常到海边游戏，听海涛，看海景。滚滚滔滔，浩浩荡荡，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到哪里去。时而雾色浓重，一片苍茫;时而晴空万里，一片碧蓝。那才叫神秘，那才像仙境，那才有说不尽的美。
　　
　　 我从没见过大海，从没到过海边的家乡。美不美，家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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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年后，我才从书本上知道，父亲没说错。古往今来，真不知有多少人说江南好！最早称道江南的诗句，据说出自屈原《招魂》的最后几行。末句便是：“魂兮归来哀江南。”郭沫若许多年前作《屈原赋今译》，说“哀与爱通”，译成另一佳句：“灵魂归来呀，江南爱煞人。”
　　
　　 江南爱煞人，江南文化也爱煞人。那个地区，素称经济繁荣，学术文化早有根基。明清以来，文人才士，层出不穷，大学者、大文豪，多居全国之最。直到近代，名声显赫的学者，更如群星灿烂，不可胜数。别的不说，鲁迅其人，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那可真是人文渊薮，一片热土。
　　
　　 谁不说家乡好？何况是一片热土。可没谁知道，父亲从哪里来，我又来自何方。
　　
　　 父亲不是文人。幼年读过几年私塾，虽然不是文盲，也不识几个字。祖父（我从未见过的祖父）很严厉，父亲是长子，弟妹又很多，很早就得下地干活。那时候，辛亥革命刚过不久，社会不很安定。家乡虽好，维持生计不易，读书就更难了。为了谋生，许多人都已远走他乡。父亲18岁时，也离开了家乡，只身一人去闯天下。
　　
　　 那是20年代。父亲先是在杭州，给富人做佣工，后来到上海，给洋人当仆人。那时发洋财的很多，当洋奴的也不少。父亲虽没做成洋奴，却也学了几句洋话，会做几样外国人喜欢的西餐。这便有了出国闯荡的念头。于是上了外国人的海轮，既做伙夫，又当海员。以前海边看海，现在漂洋过海。也曾到过日本、印度，也曾到过汉堡、伦敦，见到了大海那边的世界。
　　
　　 但那都是异国他乡，他乡不是家乡。闯荡过了，又回到了生养他的那块土地上，却始终没再回到海边的那个村庄。故土难移，中国人多半如此。离土离乡之后也才知道，闯天下难，寻根回家也难。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还在他乡漂泊。从江南到江北，从东南到西南，当过士兵，做过买卖。那时没有“盲流”、“民工”这类称谓，可我父亲，在偌大一片土地上，曾经漫无目的而又坚定不移，寻找着能生存的路。很久很久以后，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在昆明安家，与我母亲一起，开了一家中西餐馆。也赚了一笔钱，只想留作路费，回到那海边的家乡。
　　
　　 家乡在海边，路途也不远。抗战结束，父亲带着一家人，离开昆明，打算回家。可没想到，往东走的道路还没开通，后退不行，前进不得。几经折腾，钱花光了，路费没了，一家子便滞留在了那个西南小镇上。排行老二的我，就出生在那小镇上。在那小镇，一封家书告诉了祖父逝世的噩耗。而那小镇，却是我生命的起点。
　　
　　 这我知道。可没谁知道，父亲从哪里来，我又来自何方。
　　
　　 60年代初期，父亲又带着一家人，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虽然还是客居他乡，却终于不再漂泊了。虽然有了固定居地，却不曾忘记海边的家乡。此生谁料，心在家乡，身在他乡。也许，他乡客，都思乡。也许，人老了，更思乡。还能回家吗？垂垂老矣，父亲没了希望。总想倾诉：我们的家，在那遥远的海滨。那里有我们的家园，那里有祖先的坟地。那里还有，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
　　
　　 还有许多许多，父亲都没来得及说。直到退休的年龄，才算找到一个稍稍固定的职业，那不过是一家街道工厂。是否想说，人这一生，总会历尽艰辛？直到临终的前夕，留下的遗产只有几本帐薄，那不过是好些年生活收支的记录。是否想说，来到这人世间，总该有个交待？直到一病不起，依旧凝视那遥远的天际，想象那儿时的游戏。是否想说，落叶归根，根在哪里？
　　
　　 我从没到过家乡。那小镇不是家乡，家乡在那海边。鱼还很多吗？海还很大吗？家乡还很美吗？
　　
　　 父亲没说。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安土重迁的，背井离乡的，谁能把这人生说个明白？谁能将这世界看个清楚？漂泊半个世纪，闯荡半个中国，能走的路都走过了，该做的事都做过了。这就够了。人生的路好歹到了尽头，没了遗憾，没了痛苦。凡人都是这样的吧，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悄悄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来了，又走了。
　　
　　 而今，再没谁知道，父亲从哪里来，我又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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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
　　
　　 不像出生，有些事情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至少看起来如此。在我的一生中，也如父亲那样18岁离开了父母和父母的家庭。与父亲不同的是，我是离开城市走向农村，而非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不过路虽不同却有相似之处，走向城市是父亲自己的选择，走向农村事实上也应该是我自己的选择。
　　
　　 早在1964年，我所在的贵阳市已有城市学生上山下乡，他们成了贵阳市的第一批知青。而我则在1965年初中毕业之后，也选择了上山下乡，随即加入了第二批知青队伍。与后来称为“老三届”也就是文革中毕业的那些城市学生不同，我们这两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基本上是志愿的。当然志愿的背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有的存在家庭出身问题，更多的则是升学考试没有成功而上山下乡。即便如此，在自己的记忆里那时还不是非上山下乡不可。
　　
　　 从年龄上讲，自己初中毕业的正常年龄，当时应该是16岁。听父母后来说，我出生的月份是在8月以后，所以第一年不让报名。第二年又因为生病再次错过报名的机会，这样一来就比别人晚了两年进入小学读书。不过晚这两年对我的一生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假如16岁初中毕业并且考上高中，那就成了正式的老三届，并且一样的上山下乡。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可避免的命运，也可以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而言几乎是注定了的。
　　
　　 当然，初中毕业那年自己也可找个工作，不必上山下乡去做知青。当年没有升学的同学中，有的便是如此。假如我也找个工作，以后所走的路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大概还是我所不知道的样子。但是究竟哪条路好，当时并没有反复比较真正考虑过。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做知青了，而且从后来自己的一生看，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和当过知青那段经历，对我其实具有决定意义。
　　
　　 不像出生在农村原本是农民的父亲，我对农村和农民起初一无所知，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一辈子也许都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贵州的农村与浙江的农村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想来应该没有根本区别。而我有幸在农村生活过并实际做了农民，这不可能不影响自己的一生。自然自己并没有做一辈子的农民，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否则后来再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下面的文章写于1994年4月，曾收录在题为《青春作证》的关于贵阳插队知青生活纪实的书里，它的压缩版则在贵州日报上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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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六寻梦 文/郭成望
　　
　　 1994年，初春时节。太阳还没露脸，贺六还在沉睡。而我，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寻访那段岁月。
　　
　　 虽然，差不多过去了30年。许多的人早已淡忘，许多的事早巳模糊。可有谁，又能忘却最初的荣光？又有谁，还能抹去遥远的苍凉？
　　
　　 是的，即使拥有同一片太阳，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微笑。那么，对于我，寻访那段岁月，也许是为了沉重的记忆，也许是为了悠远的梦幻。但也许，只是为了一个故事。
　　
　　 1965年。
　　
　　 8月，临近收获季节。这季节很怪诞，令人陶醉，也令人焦灼。播下的可以是希望，收获的却可能是失望，能不焦灼？
　　
　　 这道理，以后才懂。当时的我们，一支行进中的学生队伍，还来不及看清眼前的道路是宽是窄，就被送进一个村寨。这支队伍，有城市学生21人，贵阳十五中的12人，贵阳十二中的9人。随即，这队伍一分为三，又来不及分清相随的农民（那时该叫社员）姓张姓李，就被送进这村寨的3个生产队。从此，全都成了插队知青，不再是城市学生。
　　
　　 而我，还有另外6人，就在其中的一队落户。我们组成了一个“知青家”。按性别，4个男知青，3个女知青，男多于女。论年龄，最大的不到19岁，最小的刚过16岁，我则居中。这是一个很小的群体。连同更大的知青群体，如楔子般插进了更巨大的农民群体。
　　
　　 这个村寨，就叫贺六。
　　
　　 至今也不明白，怎么到了贺六，又怎么到了贺六一队。或许，世间总有很多阴差阳错，即便没有上面的意志，冥冥之中也总有谁作好安排。但也明白，到了贺六，就算到了农村。而这，看来纯属个人的自由选择。甚至还没有走出校门，选择就已不可避免地决定了。
　　
　　 1965年夏季，沉闷的暑热，浮燥的学生。即将毕业的中学生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的一个口号，指明了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种准备，继续升学，这路很平常。另一种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路很新颖，也很诱人。
　　
　　 本来，十字路口对我并不构成威胁。在学校，从初一开始，就算得上是品学兼优。初二，加入共青团，是全班的三个团员之一。初三，参与年级数学竞赛，获第二名。同学、教师都说：你没问题，准能升学。
　　
　　 但我，还有另外两位同学，似乎自觉地选择了挑战。我们约定：走那条新路，到农村去。申请书早递上去了。还嫌不够，又找校方，又再申请。特地声明：自动放弃升学考试，不到农村誓不罢休。 道路由此确定。我们都很自豪，视为英雄壮举。或许该说，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对我们这一代原本就有特别的诱惑。
　　
　　 六十年代初期，令我们这些正读中学的学生倾倒的，既有以往的战斗英雄，更有当时的知青英雄。虚构的，譬如《朝阳沟》里的银环，《年青的一代》中的林岚，成了值得学习的榜样。真实的，譬如广为宣传的邢燕子、董加耕……，他们还都成了值得崇拜的偶象。我们要求上山下乡的申请书里，少不了就有他们的身影。
　　
　　 于是，在自由选择的背后，就隐藏了更为深层的来历，那就是英雄崇拜。虽然，知青英雄远未达到救世的高度，但却可以达成一种无穷而又巨大的榜样力量。的确，没谁强制，没人逼迫，但却有这样的力量，令我走向贺六，到了农村。
　　
　　 贺六，在贵阳郊区的孟关公社。
　　
　　 这是一个自然村寨。它三面环山， 自然条件不算太坏。山间，一块块稻田。山上，一片片丛林。农民傍山而居。一个个院落，一户户农家，沿山脚延伸，成弧形排开。虽无江南水乡之美，却也宁静，恬适。晨曦中，黄昏里，尽可随意浏览田园景色。
　　
　　 与许多贵州村寨一样，贺六是很典型的农业村寨，落后，贫穷。生产队里，除了种植业，几乎没有其他的副业。种植业里，除了水稻，几乎没有其他的农作物。农民要靠种植水稻为生，水稻产量却又不高。这里没有河流，水源不足;那时很少化肥，肥料不足。辛苦一年，即便是丰收年景，能够吃饱也就不错。
　　
　　 贺六的落后，当然要在以后才有深刻印象，并且引出了要作一种实验的强烈愿望。我们是新农民，又肩负着建设新农村的责任，当然要有所作为才是。
　　
　　 是的，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即便是聊天的内容，也大抵是关于崇高理想、献身农村之类的话题，极少涉及尘世心曲、个人情感，就像不存在似的。即便如此，男知青的低沉话语，女知青的清脆笑声，也会飞出窗外飞向天际，令那农舍溢满青春气息。毕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于是，第二年阳春三月，便到了播种季节。桃花开了，田野绿了，春意盎然。队里正在备耕，农民开始下地。
　　
　　 一天清晨，我和另一个知青，背着20余斤稻谷，向滥泥沟走去。已经知道，滥泥沟有农科院，农科院有良种。路远，10多公里，时而是平坦的大道，时而是崎岖的小路。不好走，又负重，很累。这一切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去换回好些良种，有粳稻，也有籼稻。我们在实施计划很久的一次实验。
　　
　　 当时，改良农业的问题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诸多改良措施中，除了兴修水利，便是推广良种。而当时推广的良种，主要是粳稻。它的产量较高，但植株稍矮，米质胀性又小，农民不很欢迎。
　　
　　 那时的我，不曾有过太多雄心壮志，但却有了一个愿望，就是寻找一条道路，成就一番事业。起初想要培育良种。买了好些有关水稻栽培的书籍，不论白天黑夜，翻来复去地读。又找了好些不同品种的稻谷，撒在自制的“试验盒”里，试图观察种子如何发育。学得很认真，做得也很认真，却都是似懂非懂，不知所以。没法子，就找到滥泥沟，向农科院的技术员请教。跑了几趟，总算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自己培育不如向外引进。
　　
　　 这路也不错，说不定，还是一条实现理想的坦途。也还好，到农科院换种，得到了我们知青全“家”的支持。但换回的良种，却只能种在生产队的田里。
　　
　　 队里也很支持。派了人，整理秧田，帮助撒秧。又专门拨了一块稻田，有一亩还多，让我们作为试验田，精心处理的这稻田，被隔成好几厢，每厢种一个品种。插秧那天，还竖了一面旗帜，是团支部组织的。我们几个知青，还有队里的青年，全都激情满怀。拔秧，插秧，一样的欢喜，一样的欢快，像是播下了希望。
　　
　　 以后，薅秧，追肥。下过了雨，秧苗尽都湿润地举起头来，努力地向上伸长。常常钻进试验田，作观察，做记录。不曾想过，不同品种，挤在同一小块田里，是否算得上是科学试验。只是希望，这么多的品种，总有一种，会在这土地上扎根，带来丰收。
　　
　　 再以后，扬花了，抽穗了。天空如此明净，太阳如此灿烂。试验田里的稻子，却不那么协调，甚而很是参差不齐。有的高昂着头，有的低垂着腰，有的那样壮实，有的那样瘦小。那穗也还没长满，漫不经心地，在微风中飘荡。可有经验的老农已经看出，来年的种子，就在它们当中。
　　
　　 那时节，我说不出有多么兴奋，又有多么得意。终于，就要收获了。一粒小小的种子，没准就会长成一棵高高的大树。一个小小的心愿，未必不会成为一片深深的梦海。我近乎痴迷地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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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变化。
　　
　　 公社决定，在另一个地方（好像是麦乃寨）兴修水利，要求各队抽人。贺六一队劳力不多，带队人执意要我和另外的男知青，全都去修水利。那地方距贺六好几公里，一去又是好几个月。我不想去。我说：试验田的稻谷快要收割了。我要参加选种，我要再试验，他不同意。
　　
　　 我沮丧极了。就跑到公社，找了公社书记。再次请求：不要让我修水利，就让我搞试验。时光流逝，忘记了他的答复，记不住他的模样。没忘记的却是：我兴修水利去了。试验田里的稻谷，再也无缘相见。
　　
　　 待我回来，收获季节早过，那块试验田，全无往日的欢歌笑语，只有阴冷的荒凉景象。没了头颅，没了身子，一地的稻茬，像在痛苦呻吟。
　　
　　 我怆然转身。空旷的天空，漫长的冬季，随我离去。希望破灭了，梦海消失了。从此，陷入莫名的悲哀，无尽的忧思。
　　
　　 后来知道，试验本身没有失败。不少知青，也有农民，都对我说过。当年的那批良种，队里选中了一种，连续种了好多年。甚至，30年后重访贺六，还有农民述说当年的情景，还有农民在走引进的路。
　　
　　 但对我，试验却是彻底失败了。那是一次人生的实验。潜意识里，那不是选一个良种的试验，而是做一个英雄的实验。就像自己崇拜的知青英雄那样，期望经过个人奋斗，令自己也成为知青英雄。也许，崇拜英雄和崇拜个人，从来不是一个概念。但这一代人中，有谁只愿学习别人，有谁不愿做个英雄？
　　
　　 其实，由学英雄到做英雄，原本是很合逻辑的人生历程。没料到的只是，这英雄梦，过早地过快地幻灭了。以致，改变了最初选定的人生道路，成就了最难改变的孤独心灵。
　　
　　 那年，我刚满20岁，却已像饱经沧桑。
　　
　　 30年后的贺六，还是那么宁静，恬适。又要临近播种季节，还将是那样富于激情，充满希望。
　　
　　 30年后的我，却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模样。不再希望，也不再失望。毕竟，如今我已不年轻。
　　
　　 但也难说，那段岁月没给我留下什么。英雄梦是不会做了。然而从没放弃寻找。一小片天空，没有乌云;一小块净土，没有人迹。追求过，又再追求;寻觅过，又再寻觅。从不放弃，即令只是梦。
　　
　　 而贺六，我想我不会忘记了。在梦里，与我相伴，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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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读书计划
　　
　　 如同最初的上山下乡那样，后来的知青返城在贵州在全国，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对于知青个人，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从农村返回城市，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不是回到原来的学生状态。并且已经有过的知青经历不可能被抹去，就像已经付出的那些青春岁月不可能再挽回一样。
　　
　　 不像其他的知青，我做知青的时间其实不长。贵阳市最早上山下乡的那两批知青，大多是在70年代初期直接从农村知青变成工厂工人。另有一些知青返城的时间则早得多，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例如生病向贵阳市知青办提出返城的要求，并获得了知青办的批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记得1967年初贵阳市的这两批知青有过一次会议，似乎是讨论知青该怎么办的问题。会后知青各奔东西，有的已经不想继续扎根农村，而我也于当年年底获准返城。
　　
　　 这样返城的知青，起初不是变成城市工人而是变成社会青年，也就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待业者。我在1968年便处于这样的状态，这同时还是一种精神失落的状态。我家住在南明河边，于是常常独自一人河边徘徊，不是想过去的经历而是想以后的日子。除了找点临时工做，当时想到的安慰自己的办法是找书读，而找到的书是鲁迅全集。由此也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涯。
　　
　　 到了1969年，在贵阳市知青办的安排下，我和已经返城的10多位知青一起，进入贵阳制药厂当了工人。我所在的车间叫驱蛔灵车间，记得当时最兴奋的一件事是在车间里痛痛快快地洗澡，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不过真正幸运的是，认识了同时进厂的两位青年工人，他们一个喜欢文学一个喜欢历史。读过鲁迅全集的自己，起初跟着喜欢文学甚至读了一点小说，但不久就发现历史对我有更强烈的吸引力。从此放弃文学转向历史。
　　
　　 最早读的历史书是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从那位喜欢历史的青年工人那里借来的。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读这本书开始于1970年11月20日，一直到1971年5月29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以后，接着读过的书有《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以及周谷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读历史书并不是对中国的历史故事感兴趣，而是想了解甚至打算“研究”中国的历史。到1973年5月还写了最早的读书心得，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研究”。
　　
　　 打算“研究”中国历史之后，又发现需要寻找某种理论，用来帮助自己理解和解释中国历史。在当时的条件下，很自然地想到了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早在1970年3月，就到书店买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边读历史边读这套选集。从1973年3月起，又先后买了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的《资本论》。由于当时能够找到的历史书已经读完，于是开始读资本论，时间从1973年9月到1975年3月，并留下了31本读书笔记。
　　
　　 从读历史书转向读资本论，不是表示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或政治经济学。自己的读书目标，始终是了解中国的历史，并且通过了解中国的过去来了解中国的现在。几乎从读历史书开始，这个目标就很明确，以后即使打算并实际扩大了自己的读书范围，也没有改变最初的这一读书目标。
　　
　　 在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欧洲的封建社会。当时认为，与地产集中和权力分散的欧洲封建社会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是特殊的。它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特征：在经济领域有受国家控制的农民，在政治领域有君主集权的国家组织。根据这一认识，我用“专制封建主义”来称呼中国封建社会，并于1975年11月改写原来的读书心得，另写一篇题为“论专制封建主义”的读书心得。
　　
　　 当然，自己从不认为对中国历史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还有马克思以外的其他理论。尽管如此，自己在1973年便拟订了一个长远的读书计划。如今看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但在当时，连续的读书和这样的读书计划，不但帮助自己走出了精神失落的状态，也定下了自己将走的路。在很大程度上，后来的一生都在努力实现当年的那个计划。
　　
　　 无论连续读书还是拟订读书计划，都是在贵阳制药厂当工人的几年时间里发生的。当工人本身并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进厂时的那种幸福感以后渐渐消失，当工人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最初是学徒工，每月只有14元的工资，而车间里的锅炉工却有27元。出于非常实际的经济考虑，进厂不久即向工厂领导提出申请，要求不做学徒工而做锅炉工。虽然这也是自己的选择，并增加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但对自己的一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影响。
　　
　　 真正影响自己一生的是读书这件事情，尤其是想了解中国那几千年的历史。而选择读书的最原始的动力，不是来自工厂的工人经历，而是来自农村的知青经历。当知青时有过的做个知青英雄的梦想，最终以破灭而结束，这不只是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更促使我逐渐有了一个新的念头。我想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以后又将走向何处。此后尽管过去了许多年，这个念头仍然缠绕着我，以致成了不可解脱的极其沉重的精神负担。
　　
　　 在自己的读书生涯中，开始读资本论的1973年是个转折时期。这一年里不但拟订了一个长远的读书计划，而且有了一种支持自己实现这一计划的信念，这在当时就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的信念。当时离开农村差不多6年了，自己也才26岁，但似乎在有美好期望的同时也有深深的忧伤。
　　
　　 下面的文字摘自1973年的两篇日记，从中既能看出自己当年的想法和心境，也能看出自己当时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tuffy05

1973年10月21日的日记：
　　
　　 不管上帝把我的命运安排得怎样，我始终相信一个伟大的思想。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总和，而是一些过程的总和，在这一总和中，各个似乎毫不变易的事物以及由人的头脑所作的它们的想象的模像、概念，都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在发生着，有的在消灭着。并且，一种前进的发展，不管有怎样表面上的偶然性，也不管有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打通一条道路。”
　　
　　 这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纵令我不得不老死于那个寂寞单调的乡村，它也仍然存在于我的身体之中。
　　
　　 的确，我将像孩提时代那样怀着美好的希望，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我的怀着美好的理想主义，完结我的也许是悲剧的一生。
　　
　　 1973年11月14日的日记：
　　
　　 今年所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值得欣慰的是，这一年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或者说值得纪念的一年。
　　
　　 首先，三年的历史研究终于在今年结下了第一个果实。这个果实首先记载在这个本子的前面――《研究与思想》。以后，我又把它详细地在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小册子里叙述了出来。当然，资料的缺乏使我至今还不能对这本草稿作最后的修改。
　　
　　 ……
　　
　　 在对《资本论》的研究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在对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近代和现代进行科学的考察，找出我们国家的特殊的发展规律，从而对她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明确的科学认识。
　　
　　 显然，我的研究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的或一般的运动规律，一方面是我国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前者不过是为后者服务的。这两个目的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我现在确定的研究路线。
　　
　　 毫无疑问，这些工作是庞大而艰巨的。尽管我不知道它完成的程度，但我始终将遵循这个路线，并为实现我的目的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8年9月17日（农历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星期三

tuffy05

　七人大字报
　　
　　在贵阳制药厂当工人的9年时间里，头几年的日子过得相当平淡。除了每天8个小时的上班，除了业余时间的读书，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本来可以做的事也有，比如找对象谈恋爱甚至结婚，正是20多岁的年轻人常常会做的事，而自己恰好是这个年龄。
　　
　　但是自己起初完全没有恋爱的想法，后来有过却又没有合适的对象。其实1975年读过资本论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在工厂谈恋爱，而是如同离开农村那样离开工厂并找个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当时找到一所学校表示愿意去当老师，那所学校也同意了，但贵阳制药厂不同意。在我的坚持下，工厂领导作了一点让步，答应我去贵阳制药厂的子弟小学当老师。这样在1975年的暑假前夕，我便由锅炉工变成了小学老师，负责教一个毕业班的语文。
　　
　　也就在这一年的暑假，我认识了学校里当时23岁的一位女老师。她随后成了我的妻子，尽管我们的婚姻后来不存在了，毕竟自己也曾有过一次恋爱以及一次婚姻和一位妻子。而成就这次婚姻甚至这次恋爱的，不是我们都在同一所学校里，而是发生了另外一件更大的事情，这就是“七人大字报”。
　　
　　
　　我自己变成小学老师的前后，全国的形势也在发生变化，持续多年并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的“文革”显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当过知青烧过锅炉的自己，不但觉得农村贫穷而落后，甚至工厂的技术水平也很落后。一起进厂的一些青年工人，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也对当时的形势和以后的前景深感忧虑。我调到子弟小学不久后的1975年底，持有这些看法的几个青年工人逐渐聚在一起，开始议论当时的形势并酝酿提出自己的个人看法。
　　
　　这些看法最终于1976年初形成文字，也就是后来称为“七人大字报”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由7个人署名，而且按照当时的做法贴到了大街上，因此被称为“七人大字报”。我刚进厂时认识的喜欢读书的那两个青年工人都在这7人中：喜欢历史的李洪刚是把7人联合起来的组织者或牵头人，喜欢文学的王大卫负责抄写和刻印大字报。我则是大字报的执笔人。
　　
　　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撰写并张贴七人大字报自然是个政治事件，它打破了原本平淡得完全不像年轻人过的日子，后来还多多少少改变了7个人的命运。但对我来说，撰写七人大字报首先是对自己读书生涯的一次考验，同时也是对自己掌握知识的一次检验。这个大字报引用了相当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表明它其实是根据他们的观点写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我当时写的“论专制封建主义”一样，带有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思考。
　　
　　当然，七人大字报终究不只是一篇长达３万多字的文章，而是贴到大街上公开表达7个人看法的东西。当它于1976年3月10日贴出来的时候，已经注定同当时全国发生的类似事件，尤其是同北京后来发生的“四五”事件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点是我们7个人当时没有料到的，惟一考虑过的是必须承担贴大字报可能带来的危险，尽管以后的形势变化消除了我们的担心。
　　
　　与七人大字报有关的整个事情，后来称为“七人大字报事件”。这是在贵州省贵阳市发生的事件，不过在写1976年那段历史的文章或者书籍里，多多少少都会提到它。这应该是因为七人大字报事件属于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下面的文章初稿于1988年，修改于1999年，并在1999年第3期的《当代贵州》上发表过。这篇文章不是“七人大字报”本身，而是对当时和稍晚发生的整个事情的回忆，也包括后来自己的一些思考。“七人大字报”本身实在太长，自己也没有保存在后来才有的电脑里，因此无法看见它了。

tuffy05

现代化：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唤——关于“七人大字报”的回忆
　　
　　文/郭成望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长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梦魇般的年代。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提发展生产力、谁提实现现代化谁就有罪的怪异年代。也就在这个年代的末期，贵阳街头出现了一张鼓呼现代化的大字报。它，就是1976年3月的“七人大字报”。
　　
　　“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
　　
　　1976年，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年。而在贵阳，这一年的3月10日，却是一极平常又显得不安的日子。
　　
　　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中国大西南腹地的一个不起眼的中等城市。虽然远离北京，贵阳人也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早已被无休止的“抓革命”、“大批判”弄得疲惫不堪。差不多10年了，从“打倒刘邓”到“批林批孔”，贵阳人时而激动，时而困惑，最终陷入了极其厌倦而又无可奈何的境地。本来，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给中国也给贵阳带来了一线希望。人们以为，中国会向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终于可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了。但这希望，过于微弱，也过于渺茫。“右倾翻案风”的提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并没有结束。
　　
　　贵阳人绝望了，却又在绝望中等待着什么。一种被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所引发的不满情绪，正在社会底层酝酿、蔓延。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传来，各个单位、各个角落的贵阳人，再也忍耐不住，尽情痛哭了一场。贵阳制药厂，只有500余名职工，却是贵州最大的西药制药厂。至今都还记得，1月份阴冷的一天，全厂的干部、工人聚集在药厂中心的操场上，面对总理遗像，泪流满面，哭声恸天。那泪水，那哭声，不只是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积怨的宣泄。虽然，也许是习惯了压抑，悲痛中的人们似乎除了痛哭就不会再有别的举动。贵阳街头，在总理逝世后的两个月中，也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
　　
　　然而，从3月10日开始，贵阳街头不再平静了。
　　
　　这天凌晨，风，冷嗖嗖;天，黑沉沉。冬天还没有过去，黑夜还没有结束，有人已经走上街头。当夜色褪尽，白昼来临，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突然出现了一份显然不合时宜，但无疑表达了人们愿望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长达80余页贴满了紫林庵街道旁的那堵围墙，标题很醒目：《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大字报的末尾，清楚地标明了作者的姓名和单位。他们是：
　　
　　贵阳制药厂 李洪刚
　　贵州无线电厂 叶忠源
　　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 黄维鸣
　　贵阳制药厂 郭成望
　　贵阳制药厂 王大卫
　　贵阳制药厂 陈明云
　　贵阳黔灵印刷厂 卢 炎
　　
　　这就是由7人署名的“七人大字报”。
　　
　　它的作者们曾担心，紫林庵的大字报可能很快会被撕毁。为不致湮没无闻，他们除了在贵阳市的另一中心地带——大十字，贴出大字报的序言部分外，还刻印了300多份油印稿。大字报贴出的同时，这些油印稿分别寄给毛主席、党中央，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全国大部分省、市委，有关报刊和重点大学。每人还凑路费30元，委派陈明云、卢炎到郑州、武汉、长沙等地张贴。大字报的作者们十分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理应作好遭遇最坏境遇的各种准备。
　　
　　
　　但没料到，紫林庵的大字报居然存活了28天。更没料到，大字报一问世，就受到了贵阳人的强烈关注，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沉默已久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紫林庵很快成了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议论中心。成千上万的人们阅读、议论、摘录、传抄。不计其数的支持标语、批语、大小字报，布满大字报前;数以百计的支持信件、电报，来自全省、全国各地。很短的时间内，大字报就传遍全市，轰动全省。影响所及，以致张春桥在看了《学习与批判》摘报的大字报内容后，竟写下了“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的批语。
　　
　　自然，这也预示了“七人大字报”可能的命运。4月6日，北京“四五”事件之后的第二天，贵阳街头的“七人大字报”被覆盖、被撕毁。5月25日，国家贵州省委迫于当时的形势，将大字报定性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诡辩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要7人所在单位进行批判和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然而，大字报和它引起的震动，无疑是贵阳人在“文革”后期作出的一次勇敢举动。正如两年之后的1978年6月26日，国家贵州省委在给“七人大字报”恢复名誉时所指出的，它在当时“集中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胡作非为的严重不满，集中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大抓快抓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强烈愿望”。（《贵州日报》，1978年6月27日）
　　
　　那么，“七人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它的作者又是些什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