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恒：我的知青情结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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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情结

　　很久没写博文了，近二十天来我的汉王笔手写板一直不能用，一用汉王笔手写板就死机。找到汉王公司维修部，他们检测我汉王笔手写板没坏，在他们的电脑上使用正常，他们说可能是我用的汉王软件要升级。

　　我从汉王官方网站下载了《汉王标准版》软件，但安装了《汉王标准版》后依然如故，一用汉王笔写字就死机，询问汉王公司也找不出原因，他们劝我再花上千元买款新汉王笔。

　　我有股犟劲，我的汉王笔在汉王公司检测能用，为什么我电脑上一用就死机呢？我估计是我装的系统或软件有与汉王笔不兼容的冲突之处，经反复硺磨，多次重装系统和软件，折腾近二十天，终于解决了，今天我的汉王笔手写板又能正常使用了。问题是解决了，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仍云里雾里。

　　我不会拼音打字，也不会五笔，我近二百万字的慱文全是用汉王手写板写的，这块汉王手写板用了四年多，以前从末出过与糸统不兼容的现象，据汉王公司讲这款四年前名为《小金刚》的汉王笔己不生产了。看来我的手写板迟早得换，与时俱进嘛，为了物尽其用，能用就先用着吧！

　　二十多天没有更新慱文，但朋友们对我仍不离不弃，每天来访网友仍有二三百位，我十分感谢朋友们，我因手写板坏了，无法写字回应朋友而十分歉疚。

　　今日，手写板终于能用了，本想写点什么，但从《湖南知青网》上看到一篇《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这篇文章看得我热泪淋离。同病相怜啊！我也是1967年知青大逃亡中的一员，在1967年捆打批斗的血雨腥风中，我从乔口隔河渡水走回长沙，一路上无钱坐车乘船，一个人孤另另的走百里路还要时时防备围追诸截。回长沙后我参加了《湖南知青反迫害总勤务站》，参加了《红一线宣传队》，著名的湖南知青历史上唯一的《反迫害报》就是我与几位知青一道筹办的。



　　虽然我后来接受了政府的动员和招安，返回了知青点，但迊来的却是更残酷的批斗，直至蒙冤入狱。

　　俱往矣，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能忘得了吗？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能遮掩于一时，但遮掩不了永远。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种种祸国殃民的如“反右”、“过苦日子”、“上山下乡”一个又一个“运动”什么时后才能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为了让朋友们了解我们知青当年的苦难，特将《湖南知青网》刊登的《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一文转载如下：



　　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

　　一 不能不说的话
　　 1978年的10月10日，云南农场一名女知青因为生产不幸瘁死，引发云南知青的愤怒。下乡十年，平均年龄30岁，依然集体住在最初简陋的茅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们联名上诉，自发组织请愿团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进。

　　1978年12月28日，请原团愿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因为重重受阻，代表们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羊角凹集体卧轨，他们手挽着手、沉默坚决地坚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云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风潮前11年零4个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长沙知青早他们十几年就一一做过了。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郦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在我们白水公社拍摄的。他指着一座山头上的圳景塔说：“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不就是干革命吗？看，那就是延安塔，冲啊！”

　　临时组织起来的知青有千多人，导演一声令下，大家就向着“延安塔”跑去……

　　带有“原罪”的单纯少年，他们特别看重“革命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烧死的两名女知青就是住在猪栏屋搭建的阁楼上，楼下储备着饲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9月初的几天里还只能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暴乱”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二 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 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决非偶然。

　　王伯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伯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 / 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 / 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 / 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扬起鞭 / 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 / 紧紧地追赶春天……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有些“左”，而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则颇具代表性。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自虐”。

　　挑担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日记中经常写些勉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严格地上纲上线乃至批判。因着一份真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革命到来。

　　文革一开始，偏僻小县江永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胆大的直接向省委写信申诉，并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查。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伯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宏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伯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伯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三 集体大逃亡
　　 8月17日，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
　　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

　　8月19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

　　8月17日，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明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时99人（包括女知青怀里的小孩）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军，不敢有半点松懈，当太阳照耀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时，同时也给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队战士的身影，机敏的一群人向着“救星”跑去。他们忘记了满腹心酸，忘记了饥饿困倦，绽开笑脸为军人唱歌，和军人一起割稻。部队派出了一部军车将他们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车站，上不了火车，一行人最后搭乘三部“运尸车”回到长沙。

　　8月18日，一个“特派员”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枧村抓王伯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点的全体知青已被村民们送走了。石枧村的农民深明大义、可敬可佩，为了安抚悲伤中的立明姐妹（王伯明12岁的小妹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来到了石枧村）和愤懑不平的知青，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都出动了，在村周支书的带领下，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护送到驻军6950部队，眼见他们安全了才返回村去。

　　这时的6950部队的大院里已成了难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队求救，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像凤亭农场、迴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一批一批地走广西麦岭，再往全州火车站去。

　　翻越都厐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发出了一个女生的虚弱的声音：“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她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这哪行? 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 ” 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黄哥在她身后护着，俩人一前一后的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

　　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厐岭就已经拼尽了气力，何况连续翻过了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边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经累得咳出了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在母亲怀里时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搀扶着前进，体力几乎耗尽。

　　八月酷暑天山上冷风肆虐，多数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带足，有几个知青听说邻队杀了四类份子，还有十几个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吓得连刚煮熟的一锅饭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还顾得上拿冬衣。危险眼见过去，衣着单薄的一群人却难挡山上的风寒。饥寒交迫的队伍每前进一步已经显出了万分的艰难。

　　在前面探路的几个男生发现半山腰里有户农家，赶忙上前交涉，请求弄点吃的东西。山民非常同情，马上烧火做饭，还特别杀了一只鸡。饭后为他们烧了一堆火，男生围着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优待进了里屋；老俩口和三个女儿彻夜未眠，守护了他们一夜，第二天还煮了很多红薯给他们带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仅有的一角两角钱凑拢，以表感谢。

　　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并未有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体粼伤，衣不遮体。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六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四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有一人认出了他们，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过社教，他往来白水多次所以认识。他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四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更幸的是，他懂草药，随即用草药为他们疗伤，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

　　白水知青接到信后马上找到6950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

　　军人之死使事态的发展更为险恶，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他们四处搜索，寻找滞留的知青。未有逃亡的白水知青当时正在田里割稻，模样装束与农民一般无二，致使军人未能发现。

　　白水知青中素有一群思想者，遇事喜欢思考、讨论，在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寻求答案。危难当头，他们固守原有的精神信仰，还心存着对于事态的一种观望，抓革命促生产的知青难道会被杀? 本村农民说不会，外队的民兵蜂拥而来，将他们赶上了一个山坡。

　　在经历了一场灵魂和肉体备受摧残的“假枪毙”之后，他们有了清醒的计划，两人一组分散而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穿上蓑衣、提着篾篓、将斗笠遮住半边脸，从民兵的眼皮底下混了过去。几拨人在县武装部集中后又在军人的帮助下汇集马河等公社滞留的知青一起坐车离开了江永。路上不断遭遇武力堵截，甚至出现了枪口对着枪口的紧张对峙，凭着他们的勇敢机智最终还是闯了过去。

　　如果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善良的农民的帮助，六千长沙知青的命运必当重写。

　　王伯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过路司机根本不敢停车。

　　可以说，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暴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饥饿者暴发出愤怒的吼声：“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当了解到逃难知青的真实处境时，才准许上了车。

　　有一支从牛路口出发的队伍，在离全州火车站六公里的地方集体卧轨。

　　他们接到了知情人的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开出的一张路条：“本来今天晚上要杀你们，是武装部长说了明天再杀……”知青哪还敢有片刻停留，仓惶中连夜奔逃，几天水米未进，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线；有人有钱、有人还有湖南粮票，但是没有广西粮票，在广西境内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他们的代表向车站、司机多方请求，遭断然拒绝。绝望之中37人走上了铁轨，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躺下。如此惨烈的场景，给八月的毒日头抹上了一片凄冷的颜色。相持几个小时后，车站被迫临时加挂了车厢。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那是一幅幅怎样的流民图! 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泪。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回城知青为王伯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志者组织成立了“红一线”宣传队，将知青的种种遭遇编成了节目，演出场场暴满；并自筹经费办报纸，《红一线报》、《反迫害报》等，一时间影响甚广。

　　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9元钱、30斤粮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与此同时，《致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发出，大意是：知青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贫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10.8通知》以后，“9元钱、30斤粮票”的待遇停止。
　　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

　　《10.8通知》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积极配合，向知青宣传：回乡的每人可以领5元钱、一担谷。

　　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两百元钱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从此远近闻名。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应该下乡的，他出生时就成了弃儿，被当时一位“官太太”收养。解放前夕养父抛下母子俩独自去了国外，从此音讯全无。养母苦熬了二十多年，年老体衰丧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经常挨批斗，洁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有人投亲靠友走向远方，往新疆、云南、贵州……
　　四 尾声
　　 1967年11月17日，在王伯明被枪杀整整三个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伯明的尸体，有人将他和当天枪杀的地主富农份子一起葬在了乱草坡上。尸体已经腐烂，大家将他的白骨重新装棺，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由白水的八个光头男生抬着棂柩。他们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伯明既是他们三中的学长，也是引以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长，抬棺的事他们一定要做。八个人一律剃了光头，衣着整齐，神情庄重，步伐一致。后面紧跟着三千多男女知青和自愿参加的本地人。

　　队伍行至江永大桥时，半空中突然响了一枪，气氛顿时凝固。知青领队马上镇静下来，将队伍迅速调整：男生站外面，女生站里面，作好随时拼搏的准备。顷刻之后，县城里鸦雀无声。没人敢阻拦这支沉默、愤怒的队伍，观望者皆凝神静气，所有的一切为之肃穆。

　　就在县政府大楼的地坪前，知青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墓穴安放王伯明的棺柩，为了防范破坏分子，他们专门弄来了三吨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将坟的四周牢实封住。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长沙知青王伯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被殴打的命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成了斗争靶子，夜里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枪押下出工。

　　1968年底，江永知青纷纷转点，往沅江、浏阳等地，又汇入到1968年的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之中。

　　文革之后，王伯明之墓的墓顶被炸平了，碑没有了，下面的坟因垒得扎实，岿然未动。

　　县政府大楼门前已经栽种了一片花花草草，后人想用美丽的鲜花来掩盖历史的伤痕。

　　八十年代初，王伯明的母亲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一纸通知，字是打印的： “经重新审查（指王伯明的父亲），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消。”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任何抚恤。这样的通知书很多知青都已接到。2005年，几名老知青作为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子女，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章。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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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祭
　　　　　　　　
　　　　　　　　公元二OO七年十月七日是我上山下乡当知青四十四周年纪念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在一片锣鼓声中，在亲友挥泪送别中，我满怀激情、满怀对未来的幻想、踏上轮船，随着湘江北去，来到了望城县乔口鱼场，开始了我长达十七年的知青生涯。
　　　　　　　　
　　　　　　　　我之所以踏进知青行列，完全是悲壮的自投罗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我在秋季征兵时验上了重庆十三航空军校，（长沙市仅录取两人，另一人名叫石长寿），我的入伍通知都下达了却突然被除名，从希望之巅跌入冰冷的失望之谷。“连参军都不要的。”这对于一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和悲哀啊！
　　　　　　　　
　　　　　　　　当时的我对共产党是无比热爱的，我深感自己已失去了党的信任，为了改变这一残酷的现实，为了接受党的考验，我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的号召，瞒着父母，偷出户口本，报名上山下乡。
　　　　　　　　
　　　　　　　　今日方知，当年我之所以在征兵入伍时被除名，是缘于我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市委召开的《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形势座谈会》上，在市委“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进档案”的三不承诺下，十六岁的我在会上讲了一些人所共知而不讲的真话。如：“亩产几万斤是吹牛皮”、“全民炼钢浪费太大得不偿失”、“农民并不欢迎砸锅毁灶大办食堂”、 “过苦日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主席是为民请命”等等，这一切作为“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的“反动言论”而塞入了档案；
　　　　　　　　
　　　　　　　　今日方知，当年我之所以在征兵入伍时被除名，是缘于在航空军校取录的关健时刻，有位曾对我单相思的女同学为不让我远走高飞，想用“恶作剧”来折断我的翅膀，她向重庆十三航空军校来长沙接兵的崔教官直接送去了一些黑材料，其中有一张我与同学开玩笑的漫画头像上因下颌画了一点主席享有专利权的肉痣而被分析成是丑化伟大领袖光辉形像，而漫画的背面恰巧又写了一首咏志诗“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这首十七岁少年写的咏志诗后来上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诗。
　　　　　　　　
　　　　　　　　正是这些 “恶作剧”材料和市委保证“三不”的坐谈会言论，葬送了我的一生，并引来七年“现行反革命”冤狱。（以此为素材我写了博文《暗恋四十年》并改写成了电影剧本《魂断湘江》）
　　　　　　　　
　　　　　　　　（一）：下乡七天就挨斗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我是作为“知识青年”在锣鼓声中送到乔口鱼场的，从此，我堕入了十七年的凄风苦雨、斑斑血泪之中。
　　　　　　　　
　　　　　　　　与我一起下放到乔口鱼场知青共有二十八人。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初到乔口鱼场，条件十分艰苦，场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位城里的年轻人，平日冷清的场部顿显得拥挤和热闹了。
　　　　　　　　
　　　　　　　　第二天，老场长召集全场职工和全体知青开会，老场长对知青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老场长介绍了乔口鱼场宏伟的发展规划，乔口鱼场有几百亩养鱼池，有近两万亩大湖泊，配合知青的到来，省里也拨来了扩建鱼场的几十万巨款，知青的首要任务是投入扩建鱼场的基建劳动。
　　　　　　　　
　　　　　　　　发展规划是激动人心的。会上，老场长对二十几位知青作了分工，屁股还没坐热的知青当即被分成几个小组，背起背包又分赴陌生的江河湖泊、湖坪野地。
　　　　　　　　
　　　　　　　　我分配到了一个叫樟木桥的地方，这里将建一座分场场部、一座万头猪场、还要在湖滩上开出上千亩鱼池。
　　　　　　　　
　　　　　　　　我和其他知青一道借住在当地社员家里，每天天刚亮就被叫醒，整天在湖坪野地上挑砖挖土搞基建，汗流如洗。晚上挤在社员家里，没有电灯，昏暗的煤油灯下房东的儿女在做作业，想看看书也看不成，劳累和苦闷紧紧压在我的心上。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听说乔口镇上来了电影队放电影。
　　　　　　　　
　　　　　　　　入夜，皓月当空。我踏着月色步行八里山路到了乔口镇上，到鱼场场部邀了五六位同来的男女知青到镇上看电影，这五六位男女知青中，—位十四岁、两位十六岁、只我和珊珊是十九岁。
　　　　　　　　
　　　　　　　　因为大家都很想家，都说没心思去看电影，我提议到湘江边上散散心、吹吹风、看看月色、听听江水的涛声。知青们在湘江大堤上漫步，南望长沙，夜空中一片暗红，知青们似乎又回到了万家灯火的家园。
　　　　　　　　
　　　　　　　　我与珊珊这时刚刚相识，在回顾家园往昔的闲谈中，我才知道珊珊是我暗恋女友甜甜的中学同龄同学，（事见我博文《暗恋四十年》）珊珊讲了很多甜甜在中学时代的调皮趣事。这更牵动了我对甜甜的思念。我越听越有味，珊珊也讲得绘神绘色，不知不觉夜巳深，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们才各自回“家”。
　　　　　　　　
　　　　　　　　想不到的是这一晚正是鱼场总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部分知青都没参加政治学习（有些是看电影去了）。这还了得，这些知青下乡才五天，头—次政治学习都敢不参加，今后还怎么治他们，场长书记拍案大怒。他们会议上虽然讲热列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他们内心中，却一直视下乡知青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人要的城里流子（流氓之意）、是下乡来改造的。
　　　　　　　　
　　　　　　　　为了杀鸡警猴，他们决定拿我开刀，因为我年纪最大（十九岁），也因为我屁股上有屎（档案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材料）。
　　　　　　　　
　　　　　　　　十月十七日鱼场场部通知我去开会，一到场部会议室，气氛十分紧张，知青们都噤惹寒蝉，珊珊被关在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哭。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全是场部布置的贫下中农老工人发言，批判我和珊珊“破坏政治学习”、 “男男女女深更半夜到江边谈情说爱”是“流氓”、等等。我当然不服，极力争辩。
　　　　　　　　
　　　　　　　　当时知青们刚下乡七天，下乡就分发到五六处地方，还互相不认识，而且都只十四、十五岁、十六、十七岁、最大的也只二十一岁，都老实怕事，我成了孤军奋战，当然斗不过党组织精心组织的杀猴之战，斗争会的结果是发动全场职工监管我和珊珊不许再“谈情说爱。”
　　　　　　　　
　　　　　　　　我和珊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恋情”，第一次见面多谈了几句，也全是谈甜甜的往事。却招来渔场的无辜批斗。可能是青年人的逆反心里吧，素不相识的我和珊珊却犟着偏要冲破一切阻力仍然见面，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和珊珊偷偷递纸条互致问候。我每天挑砖挖土，劳动量大，经常吃不饱，珊珊竞忍饥挨饿，将自己的大部份粮票都省下来送给我，还给我买来了脸盆及卫生衣裤等，（当时知青的每月工资是18元），党组织一再找珊珊谈话，不准珊珊和我“谈爱”，珊珊竟剪下长发，编成辫子送给我；还用白布写下“宁死不变心”的血书公开送给我。
　　　　　　　　
　　　　　　　　珊珊的出身复杂，她既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侄孙女、又是国民党团级军医的女儿，她叔叔还是台湾国民党军的现任高官，我和珊珊的这段被斗出来的逆反之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荒唐岁月里注定是失败的。
　　　　　　　　
　　　　　　　　我和珊珊稚嫩的肩膀都无法承受党组织巨大的政治压力，珊珊曾多次为反抗这种压力而不惜以自杀抗争，是知青同伴掩护和抡救了她。
　　　　　　　　
　　　　　　　　最终，珊珊在我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后，终于寻到了保护伞，珊珊和另一位知青匆匆结婚了。珊珊的老公同情她保护她，也理解珊珊与我被斗出来的 “恋情”。他老公从不嫉恨我并始终视我为最好的朋友。
　　　　　　　　
　　　　　　　　（二）：跳井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在中华大地燃起了烧毁一切的邪恶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全国都陷入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之中。
　　　　　　　　
　　　　　　　　乔口地区虽是农村小镇也不例外，天天是红旗招展罗鼓掀天，天天抓人斗人，而且动不动就是召开揪斗 “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阶级敌人”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首当其冲。
　　　　　　　　
　　　　　　　　当时我因爱好文学、档案中有 “恶作剧”送的材料、又有六一年市委形势座谈会上“攻击过三面红旗”的言论，早已被鱼场当作“小邓拓”被斗了几次。只是还未上万人大会斗争台。但我心中一直惊恐不安。
　　　　　　　　
　　　　　　　　是祸躲不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八年的某天下午，我和鱼场全体员工被通知参加乔口地区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一走进设在万寿宫古庙戏台的主会场，（其他大礼堂设了几处分会场，大喇叭安装在街上大吼大叫）气氛极为紧张，基干民兵押着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被剃了半边头的教师跪在台前，口号声震耳欲聋，一台闹钟放在麦克风前，嘀达嘀达的声音通过播音器扩大后像摧命一样一声声捶在我的心坎上，主持批斗会的乔口地区工宣队周队长大声疾呼：“乔口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远末揭开，今天揪出来斗的还只是一些浮头鱼、死鱼，更多的阶级敌人还坐在你们中间，例如乔口鱼场的刘志恒，从六—年以来—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丑化毛主席，这个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他祖父是国民党伪军官，他祖父的右臂上还刺有兰色的“反共”二字”。
　　　　　　　　
　　　　　　　　工宣队的周队长把闹钟更移近麦克风，在嘀达嘀达追命的钟声中大声喝问：“乔口鱼场的刘志恒来了没有，限他三分钟内跪到台上来向人民认罪。”
　　　　　　　　
　　　　　　　　当时我被吓呆了，真想钻地三尺，在一片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朦朦地揪上了台，上台后我不肯跪，不知谁在后腿处狠踢了一脚而跪下了。
　　　　　　　　
　　　　　　　　我的祖父是“伪军官”？右臂刻有“反共”二字？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惊天劈雳。我只依希记得祖父年轻时曾吃粮当兵，曾是彭德怀的贴身勤务兵，曾随彭德怀—道起义，后在—次行军时被竹签刺穿脚背跟不上队伍而回家养伤，彭德怀还来看望过我的祖父并留下两块银元给祖父养伤，祖父用这两块银元在乡下开了一家小饭店养家糊口再也没有出来革命了。这难道算是“伪军官”吗？
　　　　　　　　
　　　　　　　　我也依稀看见过祖父右手臂上是刺有一排兰色的字，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我从没问过刺的是什么字，工宣队怎么知道是“反共”二字？如果真是如周队长所说，我的这一生就真的完了。]
　　　　　　　　
　　　　　　　　当天晚上，我从监管中找机会写了封信托人带给了父亲，询问祖父右臂刺的是些什么兰字。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匆匆赶来鱼场，并找到工宣队周队长说明了祖父手上一排兰字的来历。
　　　　　　　　
　　　　　　　　原来，我祖父年轻时也很苦，祖父有个姐姐，姐弟两人相依为命，但因为没吃没穿养不活，我祖父那尚未成年的八岁姐姐被迫卖给一彭姓人家做童养媳，因姐弟情深不忍分离，我祖父的姐姐用针蘸墨在祖父右手臂上刺上一排兰字，这排兰字只是我祖父姐姐的年庚生月。我父亲还向工宣队提供了彭性人家的详细地址。没想到在万人大会上，祖父手上的兰字居然被当时的权威人物捏造并公开宣布为是“反共”二字。
　　　　　　　　
　　　　　　　　这次万人大会后，尽管祖父问题澄清了，但对我的批斗却升级了，鱼场日日夜夜展开了批斗我的车轮战，有次是连续四天四晚，仃下生产、职工轮流来批斗我。
　　　　　　　　
　　　　　　　　开始我还极力申辩，见我不老实，而且又有不少知青和职工暗中同情我，鱼场采用了抛档案这恶毒的一招，将档案中当年有人搞“恶作剧”的 “漫画”和 “反动诗”贴出来，鱼场领导还逐一解说这些都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和丑化毛主席的铁证。
　　　　　　　　
　　　　　　　　这激发了人们阶级斗争狂热，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纷纷上台来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说我想变天，想让他们吃二遍苦；一些想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更是围上来揪头发、拳打脚踢。
　　　　　　　　
　　　　　　　　我强硬不屈，再三申辩写的诗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言志诗，更没有丑化毛主席，那张漫画只是和同学周耀开玩笑画的，因为周下颌也有一颗大肉痣，而且纸边上明明白白还标有一个草写的周字。
　　　　　　　　
　　　　　　　　鱼场领导见这么强的火力还斗不垮我，竟策划了一场更大的诬陷，由驻场的干部出面，在会上竟无中生有的宣布，说我不但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还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说经长沙市公安机关立案查证，我组织了“反革命组织”、有电台、有枪、印发散布过反革命传单。
　　　　　　　　
　　　　　　　　这些人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扯上屋梁，对我拳打脚踢，强逼我交待莫须有的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斗争进一步升温了，一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因不明真像而不得不和我划清界线。
　　　　　　　　
　　　　　　　　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一切都是以党组识的名义进行的，我百口难辩。在这—刻也难熬的肉体巨痛和无望的精神压力下，—天中午，我写下“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请党查清我短短的一生”的遗书，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其后就晕过去了。
　　　　　　　　
　　　　　　　　（三）：伤为媒
　　　　　　　　
　　　　　　　　我被知青从井里抡救上来后，鱼场领导说我是畏罪自杀，是用死来威协党组织。他们毫无人性地又将刚从井里捞出来冻得浑身还在颤抖的我押上了斗争台，又斗了两天，除了他们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拳脚交加之外，捞不到我半句口供，我也暗下决心，咬牙顶住，我相信不死终有还我清白之日。
　　　　　　　　
　　　　　　　　因斗不出什么名堂，鱼场领导只好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管。从此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鱼场的领导们也一个个戏剧性地被牵上了斗争台，戴上了走资派的高帽子。有时候连区县书记也与我关在一起，作为大小牛鬼蛇神共同挨斗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重点已转向了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在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对我的监管也松了些。
　　　　　　　　
　　　　　　　　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我被派往湘江堤畔的江河捞苗队捕捞鱼苗，虽名义上是在监管中改造，实际上已无人监管。同事们对我也亲密无间。
　　　　　　　　
　　　　　　　　捞苗工作非常辛苦，天不亮就要驾小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去洗捞子（捞子：是一种放在江河中收集顺水而来鱼苗的麻布工具），深更半夜也要架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洗捞子，有时江中飘来的死尸也会冲到捞子里。
　　　　　　　　
　　　　　　　　一天天没亮，我独自一个人架船到江中洗捞子，上岸时不小心踩翻一块江堤上挡浪的大麻石，当时只觉得右脚巨痛，勉强跛上江堤，借灯光一照，只见右脚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血流如注，可见森森白骨，当地的村民见状，马上请来一位住在江边的老人，这位老人用草药给我止了血，敷药包扎了，并交代我要禁口（如不能吃鱼和南瓜等）。
　　　　　　　　
　　　　　　　　其后，这位老人每天都带着孙女莲莲来给我换药送菜。纯朴的村民根本不管我是不是“小邓拓”、“现行反革命”。
　　　　　　　　
　　　　　　　　这位慈善的老人是一位自学成医，热心义务助人医伤治病的老中医，而且一手好武功。我受伤后从未进过医院，在这位老人精心的草药冶疗下，我的伤慢慢好了。而且以伤为媒，这位老人的孙女莲莲后来冲破重重阻力成了我饱经风雨历尽艰辛患难与共的妻子。
　　　　　　　　
　　　　　　　　莲莲当年只十七岁，就住在湘江边上，莲莲有一头浓密的柔发长垂腰际。莲莲很美。是公社文艺宣传队最美的小美人。
　　　　　　　　
　　　　　　　　 莲莲每天随她祖父来给我的伤口清洗换药。望着莲莲灵巧红润的双手、望着莲莲那双会说话眼睛、听着莲莲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欢声笑语，我的心都醉了，什么伤痛都不在乎了。换药成了我最幸福的时刻。
　　　　　　　　
　　　　　　　　尽管仍在监管之中，处境艰危，但年轻人的青春燥动仍让我深深地暗恋上了她。当然仅仅暗恋而已，挨斗的“小邓拓”是没有爱的权利的。
　　　　　　　　
　　　　　　　　—天傍晚，我拄着拐杖下堤散步，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莲莲屋前，远远地看到—间侧屋里亮着灯，灯影下，倩丽的莲莲正在给队上喂的蚕换桑叶。这间小屋是生产队的养蚕室。
　　　　　　　　
　　　　　　　　我走了进去，莲莲一脸甜笑。招呼我帮忙。我帮着把蚕从旧桑叶上往新鲜桑叶上捉。捉着、捉着，我的眼睛总被莲莲吸引着，一不小心，一条蚕宝宝掉到地上了。莲莲说：“你小心点啊！不然要你也结个窝在这里。”
　　　　　　　　
　　　　　　　　我一怔，不知莲莲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开玩笑说：“谢谢莲莲妹，我早就想结个窝在这里。”莲莲的脸一下子通红通红。手捻着辫梢轻轻地说：“只怕你是城里人看不起我乡里人。”
　　　　　　　　
　　　　　　　　我的心狂跳起来，一把拉过莲莲狂吻起来。娇柔的莲莲偎在我的怀里。双手紧抱着我，也激动地哭了。
　　　　　　　　
　　　　　　　　我轻轻揩去莲莲脸上的泪珠，久久地深情吻着莲莲。我问莲莲：“我一无所有、还在挨斗，只怕你父母不会同意我们好。”
　　　　　　　　
　　　　　　　　莲莲说：“我不相信你是坏人，而且运动中挨斗的大多是有本事的好人。世道会变的。好人总会有好报的。我是我自己的，我的事我做主，父母的工作会做得通的。”
　　　　　　　　
　　　　　　　　后来，莲莲果然做通了祖父和父母的工作，我与莲莲的相好从秘密到公开化了。
　　　　　　　　
　　　　　　　　当时，局势很乱，文革已经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了。莲莲的祖父和父亲怕我在运动中挨打，要我住到了他们家，他们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武术世家。每天教我练武术，练拳脚功夫。我俨然是上门女婿一样。
　　　　　　　　
　　　　　　　　我在莲莲家象贵客一样住了二个月，天天在红粉佳人陪伴下练武习拳。对人生已经心灰意冷的我重又青春焕发朝气蓬勃了。
　　　　　　　　
　　　　　　　　然而，随着所谓“斗批改”的深入，乔口镇的旧官新贵都没有忘记我这个“阶段斗争活耙子。”听说他们又准备根据斗争需要揪我上斗争台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跑，我跑回了长沙城，一头扎进—个知青组成红卫兵组织，天天编写《反迫害战报》，连家人都找不着我了。
　　　　　　　　
　　　　　　　　跑回长沙城一个多月后，莲莲因不知我的音讯，她不放心，竟单身一人冒险寻到长沙、寻到我家，在我家足足等了十几天才见到我，我为莲莲的深情所感。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岁的莲莲冲破一切阻力与一无所有的我结婚了。莲莲纯朴、漂亮、能干、贤慧、是逆境中我的最大安慰。
　　　　　　　　
　　　　　　　　（四）：被捕
　　　　　　　　
　　　　　　　　我与莲莲婚后住在长沙城里，与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新婚生活总是分外甜蜜的。
　　　　　　　　
　　　　　　　　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生活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们搬回了乔口镇。莲莲的父亲让出一间厢房，让小俩口自立门户。
　　　　　　　　
　　　　　　　　进入一九七O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我又在劫难逃。我被当作 “阶级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
　　　　　　　　
　　　　　　　　在乔口地区，我参加过以我为主或参与陪斗的万人大会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下面就闻风而动往阶级斗争上靠，外面一敲罗打鼓，我就要作好上台挨斗的准备。毛主席发表一首“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下面庆祝了三天。我又被斗个半死。
　　　　　　　　
　　　　　　　　最恶毒的—次是：一九七O年三月七日，乔口地区领导又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我，因我一直拒不承认反革命之罪，他们明知莲莲接近临产，却在开万人大会的头天晚上派人来长沙城里抓待产的莲莲下乡陪斗，派来的人就住在我家里，我父母迫于压力也只好含泪清好衣物准备让莲莲天亮就坐船下乡陪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莲莲临产发作了，而且是难产，婴儿先生出来的是—只脚，我的母亲只好卸下一块门板，邀抓莲莲的人一道抬着莲莲跑步送到了医院，是儿子的诞生才让莲莲躲过了这场生死之劫，如果婴儿迟出生几个小时，莲莲被他们抓了下乡陪斗，后果真不堪设想。
　　　　　　　　
　　　　　　　　一九七O年四月，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宣布正式逮扑。
　　　　　　　　
　　　　　　　　我入冤狱之后，我的岳父家和叔岳父家都被挖地三尺，寻找我的“反革命罪证”（当然一无所获），更可耻的是，当地将我的“材料”寄到莲莲哥哥所在部队，莲莲的哥哥在部队已入了党，正准备提干，因我的连累而被清退复员，莲莲的哥哥的美好前程就无辜地被断送了。
　　　　　　　　
　　　　　　　　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可鄙的是：当地—个年轻得势的当权者，刚刚退役末婚，见莲莲年轻貌美，自视是权贵又是帅哥的他对莲莲百般诱逼，甚至捏造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加刑十年的谎言，劝莲莲离婚改嫁于他，莲莲坚贞不屈地说：“我生是恒的人、死是恒的鬼，恒就是加刑—百年，我也终身等他，我相信他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浩劫中, 莲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扫干净，带着两个孩搬了进去。
　　　　　　　　
　　　　　　　　为了谋生，她从医院揽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手，起早摸黑，强迫自已每天劈一万根医用竹棉签以供养孩子的生活。农村旧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莲莲每天劳作至深更半夜，为自谋衣食从无休憩。尤其是夏天，旧猪舍蚊蝇成群，—抓一大把，莲莲在身边点五六根蚊烟都无济于事，只好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这又凉快蚊子又咬不到，这也算是莲莲无奈中的—大发明吧。
　　　　　　　　
　　　　　　　　我有五兄弟姊妹，因我之连累，我父亲被关进“学习班”达一年之久，弟弟分别被下放到萍圹九江公社和彬洲、妹妹被下放到南县，一家七口人仅靠我母亲三十余元工资度日，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尢其是我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祖父，为省口饭给儿孙们吃，常常瞒着父母到左邻右舍家中乞讨，好在邻居都同情我的一家，常给他老人家一个馒头一碗饭，家里很少吃油，更数月不见猪肉。
　　　　　　　　
　　　　　　　　一次我妹妹下乡所在地的干部来我家，说我妹妹下农村后表现很好，病了还跪在田里割禾，他们准备将我妹妹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我父母为了让女儿少受苦，借钱买了点肉招待南县干部，我的祖父吃了点肉汤，碌碌饥肠突遇上油水，竟大泻，一病不起，不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死时睁眼大呼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啊。直至我平反回家才知道再也见不到劳苦一生的祖父了。未能给老人家尽孝送终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五）：监外执行
　　　　　　　　
　　　　　　　　我被扑后，当即押送到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道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个睡，每人占地不足—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二两米），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专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纲。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我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周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国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我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从此再没人来提审了。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扑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将我押交我下放地望城县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现行反革命”了，
　　　　　　　　
　　　　　　　　身份变了，但生活没变，每天与同事们一道出工，同事们见我坐牢后身体差了，都处处关照。经常有人买了烟偷偷塞在我的被子里、还有人几次蒸了肉饼放在我的床下。（我估计是珊珊放的）
　　　　　　　　
　　　　　　　　乔口鱼场派我到樟木桥分场喂猪，具体对我进行监菅是鱼场人事股罗股长。
　　　　　　　　
　　　　　　　　罗股长是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当地旧社会著名的三根讨米棍之一，文盲、参加过抗美援朝。罗股长工作极为认真、吃苦、肯干，什么累活脏活苦活他都争着干，平日对同事也极肯帮忙，在他身上的确同时有雷锋和焦裕绿的影子，口碑甚好。然而对我却前后两重天，过去亲如兄弟，现在却疾恶如仇，每次批斗会上捆绳子捆得最紧的是他。而事后在劳动中他却宁肯自已不吃饱也要让我吃饱。他说他不恨我这个人，他切齿痛恨的是我丑化了他心中的神---毛主席。
　　　　　　　　
　　　　　　　　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从几十个大鱼池中用两根竹棍捞猪草，由于鱼池喂鱼灌有人粪、猪屎、糠并等，又脏又臭，不久我腿上生了个大毒疔，首先是奇痒奇痛，随后是出水化脓，最后烂到深可见骨，足足烂了两个多月，但罗股长仍逼我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臭水里捞猪草，为了反掉我的“娇气”，罗股长也天天陪我浸在酱油色的臭鱼池水里一同捞猪草。还说我同你一样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水里捞猪草，我不生疔你生疔，这说明你是没改造好太娇贵了。可能是以毒攻毒吧，这毒疔未经任何治疗,烂了近三个月竟自已愈合了。不过留下一大块伤疤至今还痛。
　　　　　　　　
　　　　　　　　罗股长的确是位好人，我从不恨他怨他，他过得比任何人都苦，全身补丁垒补丁，从没穿过一件好衣服，不抽烟不渴酒更从末进过餐馆，真是劳苦一生。
　　　　　　　　
　　　　　　　　罗股长对党的事业更是勤勤恳恳奋不顾家，他很少回家，一天到晚都在猪舍，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也可能是长期不回家造成生理上严重的性饥饿吧！有一次罗股长竟对正在发情的大母猪实施强奸，不幸被来清扫猪舍的女知青当场撞见了，因为罗股长平日很受人尊敬，对女知青也从无不轨，大家都同情理解这位苦行僧，没有人讲他什么。第二天，罗股长不见了，人们都以为他回家了，也没谁放在心上。
　　　　　　　　
　　　　　　　　其后几天，人们发现吃用的井水有股越来越浓的异味，用手电往井里—照，才发现罗股长己投井自杀几天了，据说捞上来时头被撞得刷把一样（可能是倒栽在潜水泵上了）。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乔口地区组织过一次以我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敌人大型游斗，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X、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乔口小镇像过节样热闹非凡，各乡各村的人也动员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XX（乔口渔场书记）”，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臂高呼“打倒谭XX”, 连谭XX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XX。”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人群中却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反革命真不知死活，这样一边斗他，他还敢高喊打倒谭书记；也有人说他真有骨气，有勇气，他敢这样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还有村民往我的口袋里塞钱塞烟，现场乱成一团。我被匆忙押回鱼场了。这次游斗就此流产了，从此我再也没享受过这种土豪劣绅的戴高帽游斗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世华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粮。
　　　　　　　　
　　　　　　　　我谢绝了知青和同事的好意，跑，当然可以躲开苦难，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烂下去，人民总有重见光明之日。但是，跑、不是正好被人说是畏罪潜逃吗？我无罪所以也无畏。我决定不跑。
　　　　　　　　
　　　　　　　　收监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湖堤上一间守湖棚里，周围很远都没有人，连狗都没一只，要跑完全不费力，我点燃一堆火，把所有衣服翻出来洗净烤干，把被包捆好，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狂风恶浪。
　　　　　　　　
　　　　　　　　未等天明，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这都是阶级斗争中正争取火线入党的积极份子，他们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他们见我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无罪要跑什么，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问我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六）：劳改队
　　　　　　　　
　　　　　　　　押送我上路的是鱼场两位基干民兵，我戴着鱼场自制的土手铐徒步上路了，目的地是长沙市看守所。
　　　　　　　　
　　　　　　　　一到长沙城，我左顾右盼，长沙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我更想家，想我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并受连累而下乡了的弟弟妹妹。过去就是死刑犯临刑还能见上亲人一面，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们。
　　　　　　　　
　　　　　　　　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的，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终于人性战胜了“阶级斗争”理性，他们也流泪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我的家中只有老祖父在家，白发苍苍的老祖父闻讯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泪眼相看泪眼，无奈的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民兵押走了。
　　　　　　　　
　　　　　　　　 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是我与祖父见上的最后一面，不久，我敬爱的老祖父在思念与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这两位押送的民兵回渔场后也因阶级立场不坚定而受到处分。
　　　　　　　　
　　　　　　　　市看守所只是临时关押犯人的中转站，在这里犯人很多，一样很挤，无人提审，我所在的监房有十多人，什么人都有，都是已判了刑等着劳改队来车起解的。在这里犯人可以通知家属送衣物来，我因深知家里很苦，所以没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
　　　　　　　　
　　　　　　　　—天，看守打开牢门喊一个犯人领家人送来的衣物，几个看守站在门外，一件件仔细检查后将衣物一件件递进来，犯人都站在门里看，当时送来的衣物中有一大包烟丝等违禁品，明明看着看守将烟丝等违禁品收去了。等看守走后，犯人中一个姓石的却拿出一大包烟丝，这包烟丝正是看守当场收去的烟丝，众日睽暌之下也不知他怎么偷到手的，从此大家都叫他石神偷。
　　　　　　　　
　　　　　　　　石神偷人也义道，偷来的烟答应大家共享，但有烟无火也只能望烟兴叹。在烟的吸引下，这时我也不顾监规，展现了县看守所学来的绝技--钻木取火。
　　　　　　　　
　　　　　　　　钴木取火其实不难，用一根稻草芯包上烂棉花，外面再包一层黄草纸，搓紧，脱下脚上的木拖鞋在木板床上用力紧搓紧压卷成了筒的棉花草纸条，不几分钟即可闻到一股糊味，赶紧扯断棉花条轻轻扬几下即冒烟了，吹燃后再点燃一条烂布搓成的绳子以保存火种。当然这条出烟的烂布绳子总是吊在马桶边上，让臭气掩盖燃布条的焦糊气。吸烟人数一次只许两人，其他人围着打掩护。
　　　　　　　　
　　　　　　　　有一次，看守终于在门外闻到了焦糊味和烟味，突然冲进来突击查监，什么都翻转了，连马桶都用棍子搅了几遍，竟什么都没查到，只是石神偷苦着脸捂着肚子喊肚子痛，看守还马上送来了去痛片。原来石神偷将烟和火都塞进了裤档，看守当然不会到犯人裤档中找火，而未熄的火却把石神偷的肚皮烧了个大水泡。
　　　　　　　　
　　　　　　　　几天后, 我被押解到了位于湖南省茶陵山区的咪江劳改茶场，这是湖南省的模范监狱，规模很大，高墙电网之内分别关押有男犯、女犯、就业犯、据说汪精卫的秘书和潘汉年都关在这里。铁网之外有茶厂厂房、有工人宿舍区、有茶山，更有美得醉人的青山绿水。
　　　　　　　　
　　　　　　　　进狱之初, 几十个犯人按高矮排队，我幸而排在后面，管教干部一个个点名并问各人有什么特长，我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叫出队列，灵机一动，我也谎称自已学过电工，因此我被分配在电工组，这比其他犯人有更多的轻松、方便和“自由”，这给我日后的投寄上诉提供了机遇。
　　　　　　　　
　　　　　　　　随后是一个个剃光头，一件件衣服和提桶脸盆上都被用红漆写上“劳改”二字。一个个犯人都编上号码、并交待犯人之间不许喊姓名只许喊号码，更不准谈论案情。总之，在当时的中国，连火化国家主席都只准用假名字，犯人更没有半点人的尊严了，更何谈基本人权。
　　　　　　　　
　　　　　　　　我在监内是著名的只服法不认罪。每周一次认罪服法犯人会上，我都大谈要认真服法，监狱是执法的国家机关，服法是对国家的尊重，这正是林付主席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至于我不认罪，因为我无罪可认，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当然我的每次发言都遭到管教干部的训斥，但我小心冀冀, 从不违反监规，他们也无奈我何。
　　　　　　　　
　　　　　　　　然而不管我如何小心冀冀 , 还是出事了。
　　　　　　　　
　　　　　　　　中国的监狱鱼龙混杂，政治犯刑事犯是混合关在一起的。当时睡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大右派，这位老先生是湖南日报第一任主编，人称钟教授，这位老先生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无论唐诗宋词元曲，他信手掂来出口成诵，也无沦世界史、中国史、文学、美学，包括各种政治理论他无不精通。这位老人慈眉善目，一付长者和学者的风度，我非常敬仰这位大右派老师。睡在我左边的却是粗俗不堪的惯偷曹流子，人以群分，这样的人我从不得罪，只疏而远之。
　　　　　　　　
　　　　　　　　钟老可能家人十分挂念孝顺，经常有家人寄衣物和食品来，钟老从不吝惜，次次都给大家分上一点。
　　　　　　　　
　　　　　　　　有一天，左边的小偷却偷上了右边的老右，大家都气愤不过，嚷嚷着要报告干部，钟老却息事宁人，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有什么困难互相帮一下就是，硬是不准报告干部。当时曹流子也在一边装模作样地大骂小偷缺德。
　　　　　　　　
　　　　　　　　我气愤不过，当晚趁曹流子去洗澡之机，我从曹流子床垫下找出脏物还给钟老先生了。钟老嘱我不再声张。曹流子发现脏物不见了也未作声，但他已猜到是我所为。
　　　　　　　　
　　　　　　　　第二天下午，我到建筑工地布设电线准备晚上加班，我把整个工地电线全架设好后，特地合上闸门试了电，所有灯全都亮了，—切正常，我才在看守押解下关了电闸回监房。而小偷曹流子是架子工，晚上架子工要参加建筑工地的施工，结果，天黑关上电闸开灯，只见兰光一闪，灯没亮电线却烧糊了。这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事故，我当然成了新一轮阶级斗争耙子了。
　　　　　　　　
　　　　　　　　没有人找我谈活，只是从管教干部的眼神中我看出自己成了怀疑对像，从干部信任的犯人小组长口中，我听说干部正在上报给我加刑。
　　　　　　　　
　　　　　　　　我急了，决定冒险与曹流子谈—次话，摊牌。
　　　　　　　　
　　　　　　　　一天中午，我请干部所信任的犯人小组长（改造中的积极份子忘了其名）先躲在犯人大礼堂的舞台幕布后，我把曹流子单独喊到大礼堂舞台幕布边，首先我承认东西是我寻出来还给钟老的，我讲钟老是位好人，被偷了还息事宁人不准大家报告干部。曹流子说我不恨钟老，我只恨你多事，我把两根电线绞在—起只是给你点小小教训，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讨我的嫌。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犯人组长向管教干部真实地汇报了躲在幕布后听来的—切。曹流子受了处分，我也被管教干部一顿臭骂：“你好大的胆子，在看守所还敢私设公堂，搞起包公破案来了，你心目中还有没有管教干部，还相不相信政府，还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骂就骂吧，我一声不吭，只要不加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入狱后，我父亲受株连也被关进了“学习班”，限制人生自由达一年多。
　　　　　　　　
　　　　　　　　一九七三年，我找机会寄出—份三万余字的申诉材料《狱中来信》，我父亲刚从“学习班”出来，收到我寄来的《狱中来信》后，我父亲用四个通宵写成三份共百余张大字报分别贴在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和长沙县县委门口，标题为《狱中来信》的大字报极为轰动，每天上万人围观，影响极大。促使市县为我成立专案组复查。
　　　　　　　　
　　　　　　　　我的上百次申诉、坚决斗争和家人的泣血抗争，加之专案组也找到了周耀，查验他下颌上确长了颗大肉痣，终于，我的冤案平反了，判刑七年的我只劳改四年，在一九七四年经县人民法院复查，作出了“撒消原判，予以平反”的复查平反决定。
　　　　　　　　
　　　　　　　　时因四人帮仍然横行无忌，国家仍然处于极“左”之浩劫中，平反并不彻底，为证明他们抓有理放也有理的一贯正确，县法院在平反复查决定上仍留有所谓“在一九六一年曾有过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等错误言论，但尚不构成罪行”等语，更谈不上蒙冤入狱应有的国家赔偿，甚至连坐冤枉牢的工资都没补发。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平反出狱了。
　　　　　　　　
　　　　　　　　我出狱了，但为我而心力交猝的父亲却明显地苍老了、衰弱了，才四十多岁的父亲己是满头白发。
　　　　　　　　
　　　　　　　　（七）：回城
　　　　　　　　
　　　　　　　　我终于出狱了，但我下放地所在单位乔口鱼场却不肯接纳我，鱼场那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用知青血泪染红顶戴的谭书记拒不安排我的工作，更不肯补发我坐冤枉牢的工资（每月工资28元，扣除每月牢饭钱15元后，每月应补工资十三元）。
　　　　　　　　
　　　　　　　　谭书记说：“当年抓你有理，是大好形势的需要；今天放你也有理，也是大好形势的需要，党为你落实政策了，你出来了，要感谢党的政策英明伟大，要老老实实做人。至于你要工作要工资你找县里，谁放的你，你找谁。”
　　　　　　　　
　　　　　　　　我找到县里，县里管抓、管放，但不管工作和工资。
　　　　　　　　
　　　　　　　　我是个宁折不弯，不愿求怜告乞的人。无奈之下，我单身一人返回长沙城了，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回到长沙城却成了没有户口吃黑市粮的黑人黑户。
　　　　　　　　
　　　　　　　　为了谋生，也为了感念妻儿的劳苦，我没日没夜的做苦工，挑土、拖板车、搞冷作、烧电焊、做水工，我不辞辛劳，什么苦都吃过。
　　　　　　　　
　　　　　　　　我父母家中亦十分穷苦，我作为长子已深深连累和愧对家人，我在长沙城郊一菜农户租了一间小房，架块竹板作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因为长年批斗和四年狱中折磨，摧残了我的身体；因为天天烂菜叶没什么营养；在超强体力的劳作中，我终于病到了，不得不进了医院。一检查：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900多，医生只喊：“别动，赶快住院，要小心肝昏迷啊！”
　　　　　　　　
　　　　　　　　我有什么条件住院啊？我拖着疲软的双腿慢慢地走回了蜗居的郊外小屋，我的父母也只能望儿悲叹，买来半斤墨鱼给我营养。
　　　　　　　　
　　　　　　　　为了怕妻子着急，也为了怕将乙型肝炎传染给妻儿，我没告诉莲莲我病了，但不知怎么莲莲还是听说我得了乙型肝炎。没几天莲莲竟带着孩子到长沙来了。莲莲父亲找村上人借了条小木船，连家中简陋的几件家俱都搬来了。
　　　　　　　　
　　　　　　　　我埋怨莲莲不该来，因为乙型肝炎是会传染的。莲莲说：“怕什么，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
　　　　　　　　
　　　　　　　　莲莲来了，我之蜗居才有了生气。我病了无法出门打工，莲莲更累了，没日没夜地劈医用竹棉签。仅靠一把菜刀和她柔嫩的双手，维持一家四口人的黑人黑户生活。还要想方设法给我治病。
　　　　　　　　
　　　　　　　　我没条件住院，莲莲到处寻医问药，终于从—位老中医处打听到一种用田基方、夏枯草、茵陈三味草药组成的三草汤治肝炎好，又便宜，只几分钱一付，莲莲天天坚持依时按刻熬三草汤给我当茶喝。在莲莲一年多精心护理下，我再没进过医院，几近病危的乙型肝炎竟神奇地痊愈了。至今近四十年从未复发过。
　　　　　　　　
　　　　　　　　—九七九年，我父亲因晚期肺癌开刀住院，我父亲单位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出于对我一家的同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马上办理我带工龄回城顶职，但我下放地乔口鱼场的谭书记却卡着我户口不放。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劳资课石科长三次亲自带人到鱼场找谭书记商调调我回城，谭书记拒不同意。
　　　　　　　　
　　　　　　　　最终，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劳资课石科长只好从劳动局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送给谭书记，就是说我招工回城用了两个招工指标，多给谭书记一个招工指标让他招他的亲戚；同时我也通过关系，找到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县委书记杨伯槐，杨书记亲自打电话指示鱼场放人，谭书记才放我一条生路。下乡十七年，我的户口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返回到长沙城了。
　　　　　　　　
　　　　　　　　我回来了，但妻儿仍是农村户口，仍是没有口粮、没有一切配购物资的黑人黑户，而且孩子一天天大了，没户口根本无法入学，当务之急除了谋生外就是想方设法搞莲莲母子三人的户口进城。
　　　　　　　　
　　　　　　　　我到处打听、多方奔走，四处碰壁。曾记得有位派出所所长，我借钱送去上千元礼物，礼物他全收了，讲的话却是“难啊难，我尽力吧。”第二天他却音讯全无地调走了。
　　　　　　　　
　　　　　　　　终于有位好心人指给我—条捷径，叫莲莲装病，装癔病，只有癔病是无法查验的。
　　　　　　　　
　　　　　　　　我与莲莲经半年多的准备：到三四家市级大医院找熟人（买）伪造癔病病历；找公安部门的人送礼拉关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层层级级写报告，申请解决莲莲母子的户口农转非。
　　　　　　　　
　　　　　　　　终于，市公安局一位友人（这位友人出于同情拒不收礼，我曾送去500多元烟酒，第二天他给我汇来6OO元，世上还是好人多）通知我：“四天后市公安局将来人到你家目测你老婆病状，来人着便装，什么也不会说，你也什么也不要问。”
　　　　　　　　
　　　　　　　　得此大有希望的喜讯，我与莲莲也忙开了，为了装得像疯言疯语神智不清的癔病患者，莲莲闻讯后四天没有吃饭，披头散发，饿得面黄肌瘦，房里摆上粪桶，臭气掀天。
　　　　　　　　
　　　　　　　　四天后，果然来了—位身着便装的中年人，问了我的姓名后，只说看看你爱人吧！我将他让到房里。房门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捂着鼻子走近床边，摸了摸莲莲的手，饿了四天，莲莲当然手脚冰凉，莲莲只睁着无神的蒙笼双眼望着来人傻笑，这位目测者一言未发，叹声气走了。
　　　　　　　　
　　　　　　　　七天后，接派出所通知；市公安局已批准莲莲母子三人户口从农村转来长沙市落户。一家人欣喜欲狂。莲莲也在来人走后开始进食稀饭，调养半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为搞户口进城，我求亲告友借了上万元送礼，虽债台高筑，值得。
　　　　　　　　
　　　　　　　　我回来了，经历了十七年大苦大难的我，经历了十七年泣血抗争的我，终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长沙城了。
　　　　　　　　
　　　　　　　　回归了的我，已经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债台高筑。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啊。
　　　　　　　　
　　　　　　　　然而，等待我的是另一种伤痛和奋争。
　　　　　　　　
　　　　　　　　我回城后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上班，这是一家几千人的国营大公司。苦难的我终于端上了金边饭碗。
　　　　　　　　
　　　　　　　　上班第一天，公司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刘志恒，祝贺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的一切我们都了解，你的《狱中来信》我们也看过，我们是同情你的。这次为了调你回来，公司下了大决心，党委为调你回来开过几次会。公司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调你回来，石科长三下鱼场，为调你动用两个招工指标，这都是党委决定的。公司还从没有为招一个职工费过这么大的力。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你会努力工作的。但今天不谈工作，公司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爸爸病很重，晚期肺癌开刀，癌块已无法切除，你爸爸对自己的病情还不清楚，我们都瞒了他。你的工作任务是：公司指派你到医院去专职护理你爸爸，不管时间长短，你爸爸什么时后病好了，你再来上班，这段期间，你的工资公司照发，奖金按职工平均奖发。这里先给你200元困难补助。”
　　　　　　　　
　　　　　　　　从水深火热一下子感受到人间温暖，从沉沉黑夜一下子见到了云开日出，在捆打跪斗中都从不流泪的我不由得泪流满面。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才是共产党，我终于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公司党委书记又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你爸爸是个好干部。在公司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你们生活那么苦，他从不多拿多占，也很有工作能力，你要好好向你爸爸学习。”
　　　　　　　　
　　　　　　　　谈话第二天，我拿一把睡椅，带上简单的衣被，在医院的父亲床边，开始了连续六个月，夜不解带的招扶陪护。
　　　　　　　　
　　　　　　　　这时，我的父亲己非常衰弱，为我的冤狱泣血抗争、因贫困生活的重压、因疾病的折磨，我的父亲已如风中残烛燃尽了自己。
　　　　　　　　
　　　　　　　　因为癌块连着肺动脉血菅切除不了，手术后癌细泡全身扩散，手术伤口长出菜碗大的息肉，刀绞锯裂的剧痛折磨着饱经风霜的父亲，全公司的干部和职工都多次来看过父亲，无不伤心落泪，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父亲还在忍着剧痛与同事商谈工作。
　　　　　　　　
　　　　　　　　我衣不解带、食不知味、夜不安寝，望着剧痛折磨中的父亲，我心如刀绞。我心中默默祈祷：父亲啊！您才五十多岁，正是人生大有作为的年龄啊！您不能走，这个家不能没有您啊！您劳苦一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作为长子，因蒙不白之冤，不但没为您分担过—点生活重担，不但没尽一天孝心，反而连累您挨斗 、受辱 、受苦，怎能不令人肝肠寸断呢？今天在您以生命作代价的奋力拼搏下，我平反了，出狱了，回城了，为了重整受害至深的家园，正需要您的指引和帮助啊，您怎能撒手西归呢？如果伤病能够替代，我真想代您承受这您不该承受的—切。
　　　　　　　　
　　　　　　　　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我父亲厌倦了这想不通的痛苦人世，以死亡求解脱，我父亲撒手西归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我父亲生于1924年，系独子，上无兄，下无弟。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帮着祖父在乡下开过饭馆、做过鞭炮蚊烟，也走村串乡贩卖过布匹百货。起早贪黑，历尽千幸万苦。
　　　　　　　　
　　　　　　　　一九四四年日军侵华，我父亲在逃难途中被日军掳作挑夫，全家人差不多急疯了，三天后父亲找机会逃了回来。抗日战争中，父亲赖以生存的微薄家产被日军烧光抡光，全家老少流离失所，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全家来到了省城长沙。
　　　　　　　　
　　　　　　　　一九五四年，我父亲进入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当营业员，因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后调入机关业务科工作并正式转干为业务科干部。基于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磨炼，父亲工作能力很强，在公司里业绩卓著,口碑甚好。
　　　　　　　　
　　　　　　　　在那物资紧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业务科是掌管票证的部门，但父亲从不循私。有段时间肥皂牙膏紧缺，要凭票，而家里的票证有时要济助乡下亲戚，全家人用盐漱口几个月，父亲在公司掌管票证，竟—张牙膏票也不肯拿回来。
　　　　　　　　
　　　　　　　　还有—次，一位厂方业务人员来看望我父亲，我父母都不在家，这位业务人员临走前放下一件短尼大衣说送给我父亲的，当年，我全家人都从未穿过尼子衣，我不懂事的弟弟穿在身上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回来后硬是从弟弟身上脱下尼大衣，当晚就送还给这位业务员了。
　　　　　　　　
　　　　　　　　正是父亲的一身正气，奠定了我今后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生宗旨。我在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任职二十年，天天和钱打交道，宁可清贫、分文不贪。我能两袖清风地退休，安享晚年天伦之乐，全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弹指一挥间，四十四年风风雨雨已经过去了。今日，老妻贤、儿孙孝，虽粗茶淡饭，但衣食无忧，再无捆斗和冤狱了。我还玩上了电脑，在博客中吐真情、抒胸臆。我知足了。
　　　　　　　　
　　　　　　　　但每年的十月七日，我不能不想到我埋葬在苦海里的青春岁月。从十九岁到三十六岁，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啊！人生有几个十七年，青春不再，血泪深深、苦难难忘。我能不悲歌一祭吗？
　　　　　　　　
　　　　　　　　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文中人名、地名、单位名均为真名，长沙工业品供应公司即今日晓园百货大楼之前身。）
　　　　　　　　
　　　　　　　　我邮箱是：asd99999@hotmail.com
　　　　　　　　
　　　　　　　　
　　　　　　　　恒（抱朴子）
　　　　　　　　
　　　　　　　　真名：刘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