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 关于“破四旧”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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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出现了令世人震惊的“破四旧”运动。“破四旧”运动从北京发端，旋即风行全国。“破四旧”运动的高潮持续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破四旧”运动渐趋平息，但个别地区的“破四旧”行动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时有发生。
参与“破四旧”的红卫兵和群众在“破四旧”运动中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事物实行彻底砸烂。致使许多人被当作“牛鬼蛇神”受尽迫害，全国无数名胜古迹、中外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浩劫。
“破四旧”的行动严重践踏了法制，造成社会的大动乱。“破四旧”公开地违背了宪法和法律，也明显地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方针政策，但它不但没有被制止，反而不断受到赞扬和鼓励，因而也就得以愈演愈烈，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页。我们的后代将来一定会向我们发问：这样一种荒唐到极点的运动为什么能够风行一时？我们无论是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或者是“文革”史的研究者来说，都应该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破四旧”是“左”倾思潮的产物

所谓“破四旧”，即“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首先提出来的。十六条中说：“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北京二中红卫兵在他们的大字报中写道：“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1]
“破四旧”的提法虽新，但其内容却并不新鲜。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不断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就曾提出：“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 [2]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就不断出现类似“破四旧”的内容报道。
1958年以后，“兴无灭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开始流行。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在生活中的一些正当要求被认为是受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许多正常的、或无害的东西也被当作剥削阶级的东西来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五反运动中，各地出现了不少过“左”的口号和提法，过激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如反对或禁止人们做所谓的“奇装异服”，不许理“怪发型”，不准出售有“封资修”色彩的商标的商品等，而且在报刊广播中大力宣传这种“左”的东西。各地方都出现了不少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和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现象，为此，中共中央曾专门发文予以纠正。当然这种纠正只能是治表不治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依然存在，一旦气候适宜，必然还会重新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当时极端狂热的政治气氛，使以前出现过的这些现象都再次出现，而且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再次出现。

二、“破四旧”得到了毛泽东和大多数老干部的支持和鼓励

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用很大篇幅报道了红卫兵”破四旧”的情况。当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标题很长，达90余字，但其精髓却只在最后一句中的四个字：“灭资兴无”。这表明了“破四旧”运动所含有的强烈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其实也就是要“灭资兴无”，用他的话说，就是要让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即十六条的前身）草稿上，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 [3]
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4]
7月，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向中央上报《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其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4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5]北京市的“敌情”更为严重。据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1968年10月写的<北京市专政对象统计资料>，北京市共有地富反坏右敌伪军政警宪特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共计142559名，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 [6]
“破四旧”运动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出现了许多抄家、毁坏文物、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现象，有关情况很快就报告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处。
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7]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有一天毛泽东把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8]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毛泽东的这番话值得注意。他是在北京掀起“破四旧”运动的高潮中讲这番话的，他是在北京已经出现了大批的非法暴力行为，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讲这番话的。他认为“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
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大字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并发表两篇社论，题目分别为《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在《好得很》这篇社论中写道：“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为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暗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篇社论赞扬了乱揪乱斗、抄家和扫地出门。
8月31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对红卫兵“破四旧”表示了赞扬。 [9]
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对红卫兵“破四旧”进行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他说：“红卫兵战友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战果。那些走资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林彪的这两次讲话事先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
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13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的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10]他的最后一句话：“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代表了许多老干部的看法，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被全社会认同的主流看法。绝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在“破四旧”运动中的肆意破坏和暴力，但他们对灭资兴无的口号和破除“四旧”的大方向是肯定的。
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破四旧”迅速表明坚决支持的态度，以下各级领导干部也都跟着表态支持 [11]。这种对”破四旧”的支持态度其实也是不正常的。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看出所谓“破四旧”活动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违反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方针政策的。但在1966年8月下旬，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熊熊燃起的时刻，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突然被打倒，许多干部对突然变化的形势不理解，对自身处境感到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红卫兵高喊着革命口号进行的“破四旧”活动跟着表态支持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各种旧时代的遗迹和一些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二是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名声越来越臭的资本家等革命的对象。前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后者更是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地、富、反、坏、右及资本家一直成为斗争的重点之一，这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有明确的记载。 [12]斗争的对象早已声名狼籍且毫无反抗能力，使人们觉得对他们的斗争即使有些过份也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毕竟保护自己才是更为紧要的事情。

三、“破四旧”的几项主要措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前面已经说过，“破四旧”的许多内容都不是红卫兵的发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诸如批判怪发型、批判奇装异服、批判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含有封、资、修内容的事物。不过那时候的批判还只是少数人的事，被批判的人大多会（自愿或被迫）采取自觉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一般不会遭到太粗暴的对待。
“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有许多是在中共中央“左”倾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如将公私合营企业全都改为国营企业、取消资本家定息等。196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决定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将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将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口红、脂粉、香水等高级化妆品禁止在国内销售。红卫兵提出取消民主党派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明确支持，但在实际上，是默许了红卫兵禁止民主党派活动的要求。
“破四旧”中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是将大城市中的五类分子驱逐回原籍。此事在客观上符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备的要求，因此也得到了肯定。早在1959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考虑到战备的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据说，1966年5月成立的首都工作组也曾考虑，将一批不适宜留在北京的人迁出北京。7月16日，根据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压缩市区人口的指示精神，天津市公安局提出报告，计划疏散在市区没有正当职业、原籍在河北省农村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4500多人还乡，监督改造。 [13]
北京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将8万多人驱逐出北京，迁回原籍。这一行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布《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其中写道：“首都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会渣滓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 [14] 全国各地都参照北京的办法制定了本地对被遣送回乡人员的处理办法。 [15]
上海市被强行遣送外地的有8000多人 [16]。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将驱逐五类分子等称为“迁赶”工作，据《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记载：
1966年9月20－30日，区党委部署“迁赶”工作。被迁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一大批因历史问题和错误处理过的人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被迁赶的人员，除少数回原籍外，绝大多数被安置在固原、海原、隆德、泾源、盐池、同心、陶乐等县。 [17]

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都不是单纯依靠暴力、行政命令所能轻易改变的。正如列宁所说：“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 [18]但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珍贵书画、文物、古建筑却可以毁于一旦，“破四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是无可挽回的。
“破四旧”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振荡，确实对打破旧秩序起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它的实际效果却是可悲的。不但没有能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反而造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泛滥；不但没有能够破除掉旧思想、旧文化，反而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抛弃，造成旧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和封建主义回潮。在某些地区和方面，大量出现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人性失衡的种种怪现象。事实证明，试图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以迅速改变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样做的后果是遗害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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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北京二中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载于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2]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83页。
[4]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18页。
[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18页。
[6] 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上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写的<北京市专政对象统计资料>，1968年10月8日。
[7] 《毛泽东传》(下)，第1438页。
[8]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9]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10] 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9月25日)。
[11] 有些地方的党委曾对破“四旧”作出过一些限制性的规定，据《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记载：上海市委于1966年8月24日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10条口头规定。
[12]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中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966年12月28日，毛泽东指示复电黑龙江省委，同意他们关于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规定：街道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13]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14] 该处理办法规定：“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六）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
（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
[15] 如广东省军管会于1967年3月21日发出布告：凡属被遣送下乡的地、富、反、坏等10种人，一律不准返回广州、汕头、佛山、湛江、韶关、海口、江门、茂名等城市，要求各县、市当地基层应做好安置工作。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1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5页。
[17]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页。
[18]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