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关于毛泽东文字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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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似乎过于简单，不过也算一家之言，立此存照。



刘晓波：混世魔王毛泽东

作者题记：本文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原载香港《解放月报》（现更名为《开放》）1988年11月号。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指控我为“黑手”，这篇文章被作为主要的证据之一，称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并指控文中提的“四个代替”是我的“纲领性主张”。

时逢毛泽东死忌三十年，中共媒体又在大肆怀念暴君的亡灵。故而，特重发此文。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观，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成为一个神秘的人物。因为，在毛泽东生前，中国无人能够对他进行哪怕是猜测性的评价，而他死后，仍然以幽灵般的魔影徘徊于中国大地上。

历史过去后，不会再给人以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使后悔万般，也无可奈何。再也不会有一个毛泽东生于中国土地上，再也不会有十亿人对一个人如此虔诚的相信、如此狂热的崇拜，再也不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声音、动作、文字，能够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毛泽东的生前，无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他死后，也只能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盖棺论定。对于他，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尸的勇气，在对他的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一 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泽东情结”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先天遗传。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愚昧已经到了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成功已经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纪初，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土里土气的农民刚进北京城时，曾受到当时许多颇有声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视；即使他参加共产党后，也一直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直到“遵义会议”，无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长征后的烂摊子时，毛泽东才以他的魄力与冒险精神，征服了这个排挤他的党，并使另一中共强人张国焘被边缘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一个个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毛泽东在“与人奋斗”和做政治游戏时的手法之高明，已达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 “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三 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他不是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否则的话，他不会与苏联决裂，更不会迫不及待地制造“中国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话，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国际地位而去慷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将大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那些落后的国家。

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超级大国的超级领袖，确实是毛泽东的野心。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四 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在国内，从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停地折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开心，直到“文革”达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泽东不仅利用了中国人的愚昧，还利用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无处渲泄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导向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面，而是导向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坏和大毁灭。

“文革”也是中国人生命力的一次爆发，特别是青春的激情和过剩精力，通过无所顾忌的打、砸、抢，也通过一次次盛大的革命庆典，使参与者们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从中感到一种生命力释放的满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虚弱到不敢正视自己的程度。

毛泽东的确有资格去嘲笑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与他相比，确实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处。但他没有资本去与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领袖相比，因为这些人所创造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毛泽东只属于中国，且罪孽深重。在这点上，我以为毛泽东也极为可怜，因为在中国他所面对的对手素质太差，甚至就根本构不成对手。毛泽东与一个总是输给他二十一比零的选手在打乒乓球。这种对抗，固然可以使他飘飘然，但也使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正面价值。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轰动一时的剧目，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五 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但是，对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容易，正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在当代的中国，我以为，难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1949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先天性地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没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但是，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但改革以来对毛泽东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专制”的水平上。更可笑的是，人们在对昏君和贪官的否定中都争相标榜自己是 “明主”和“清官”。

六 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 “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对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

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与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农业文明，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七 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农生存方式的运动，只能是动乱而不是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打倒一个皇帝、否定一个毛泽东都不困难，人为不行时，还有天助（毛泽东总要死），困难的在于消灭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也就是像早期的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者们，大多数都是骂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对大众，便是一脸媚态，向愚昧微笑、鞠躬。而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站在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人民大众一边，而实际上是想在骂倒皇帝之后自己当皇帝，当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时，自奉为上帝；不得志时，人民是上帝。毛泽东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来奠定其至高权威的高手。

这种把戏中国人玩得纯熟、玩得心花怒放，从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装可谓花样翻新，却永远裹着一个臭皮囊。

“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被誉为改革先锋的人物仍然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写过最最革命的大字报的人把自己标榜为反 “四人帮”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资派”变成了新时期的“极左派”呀！除了“四人帮”、毛泽东及其少数死党外，其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 “文革”的受难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国人逃避责任、进行自我美化的本领真是举世无双。笔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真该为此而骄傲、自豪和光荣。

类似上面所列举的民族劣根性还很多，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写于1988年10月

──原载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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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波
     (博讯 boxun.com)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中，受到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开始不断有人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提出质疑。八九运动的惨烈失败，刺激出国内外反激进主义的思潮，甚至把文革反传统、五四运动反传统和八九运动串在一起，同作为一脉相承的激进运动加以批判。
   
    这样的反激进主义思潮，自然也被用于谈论毛泽东和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罪过之一，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他所发动的文革中，他先号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煽动起“打砸抢”狂潮，对文物古迹的毁坏达到疯狂的程度；接着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水浒》运动”，掀起了对儒家传统的大批判，甚至大批判歌曲的歌词也把林彪与孔子并列，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脸上笑嘻嘻，背后捣鬼计；鼓吹克己复礼，妄想搞复辟！”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颇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根据文革时期的某些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全盘反传统；但我也可以举出另一部分事实，证明毛泽东是传统帝王的典型。事实上，毛是实用主义的权术大师，他对任何传统都采取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反对哪种传统，提倡哪种传统，完全取决于毛的政治需要。
   
    1，把打倒孔老二与全盘反传统划等号，是以臆断来阉割中国的传统，即把儒家仁学作为中国传统全部或主流。而事实上，中国传统远不是士大夫眼中的儒学所能涵盖，因为，儒家传统主要用于规范百姓和读书人，而对帝王和宫廷政治毫无约束力。特别是在制度文明和现实政治的层面，实际上起支配作用的规则，首先不是儒学的仁政传统而是厉行恐怖政治的法家传统，配以纵横士留下的机会主义和阴谋权术，正如鲁迅所言：从仁义礼智信的字缝里读出的只有“吃人”二字。传统帝王们大都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杀戮成性，毛泽东的统治术所继承并发展到极致的，也恰恰是这一点：满口“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以百姓为刍狗”，所以，毛帝王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是人权灾难最为惨烈的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八千万。
   
    2，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中，无论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异族入主中原，抑或是阴谋篡权，新登基的帝王大都要清算前朝。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更是疯狂地掠夺财产和大开杀戒，可谓一路血火。西楚霸王项羽对秦朝咸阳城的焚毁，黄巢起义军之一路血洗所过之处（民间俗语的夸张说法甚至有“黄巢杀人八百万。”），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之大肆劫掠，张献忠之疯狂屠川，太平军之血洗“天京”……，毛泽东象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掌权后便开始对前政权进行最彻底的清算，其财产掠夺之干净、人员镇压之残酷和遗迹毁灭之彻底，不仅与历史上的起义领袖一脉相承，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皆为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毛把传统的皇权至上发展为他个人权力至上。
   
    3，两千多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既是第一次终结百家争鸣的帝王，也是第一个“尊法灭儒”的暴君，并开创了绵绵不绝的文字狱传统。毛泽东正是秦始皇传统的集大成者，毛本人也公开承认“历代都行秦政事”，民间第一次针对毛的自发群体反抗——四五运动——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也是“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毛的文字狱从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他的自然死亡，文革时期的尊法批儒，不过是秦始皇的当代翻版而已。难道源远流长的法家传统就不是中国文化？而且，毛泽东只想留下他一个人的遗产，所以，他不仅用中国的法家传统来否定儒家传统，而且他几乎敌视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文革中毁灭的是“封资修”，就包括中国的、西方的、苏联的。
   
    4，1949年后，毛泽东进行一系列党内清洗，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的毁灭，更是中国帝制传统的当代翻版。翻开中国历史，在残酷的宫廷内斗中，杀功臣和屠高官是中国历代帝王惯用伎俩，帮助秦国变法屠强的商鞅被车裂，为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的韩信被诛杀，明太祖朱元璋对重臣的大规模屠戮，不过是帝制时代大杀功臣传统的最突出的代表而已。
   
    5，在文化兴趣上，毛泽东也是中国传统的迷恋者。他喜欢书法、京剧、古典诗词，写得一手不错的草书，作诗填词也还算入流。从毛泽东的读书清单也可看出，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经典，却对中国古代的典籍情有独衷。他的大书房里，他的那张特大号木床周围，摆放的大都是中国古书，毛最热衷古代史书，特别是对中国帝制政治的百科全书《资治通鉴》最为熟悉。
   
    所以，毛泽东在极权统治上的登峰造极，正如他的夫子自道：马克思加秦始皇。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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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
－－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作者：（大陆）刘晓波

面对今日中国的权钱交易式腐败愈演愈烈，民众在表达不满时常常以毛泽东时代的廉洁为参照系。但这样的对比绝非事实陈述，而是舆论误导的结果。首先，由于中共政权严格限制揭露毛的罪恶；其次，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左派的误导；第三，毛时代的受益者在回忆中大肆美化毛泽东，特别是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基本上是“为尊者讳”的美化式回忆；第四，毛时代的大量受害者仍然心有余悸，大都以“不堪回首”为藉口保持沉默。这些因素的合力造成历史的扭曲和空白，以至于文革后的新一代很难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比如，在毛泽东诞辰一一○周年纪念日前后，胡锦涛率领新的常委会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朝拜暴君的亡灵，媒体上大肆炒作毛的丰功伟绩和亲民作风，凡是与毛沾边的人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除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的回忆和评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毛家人的大出风头：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在毛诞辰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之妻居然为毛家生下第四代，也成为媒体报道的小热点。

在这些毛家人和毛家奴的回忆中，除了继续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与中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相配合，意在通过对凡人毛泽东的记忆，在生活细节上神化毛，塑造出“慈父仁夫”的形象。毛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和严于律己，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及其毛时代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了，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而事实上，李讷是政协委员，丈夫享受将军待遇，享有离休干部的公费医疗。毛新宇生子，也要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哪有看不起病之忧。

那么，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本人真的那么干净吗？否！

一，滥用公权力的腐败

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首先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所以，除了滥用绝对权力之外，他根本不用在经济上以权谋私。

滥用权力，尽情挥霍民脂民膏

如果把滥用公权力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不在乎钱，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他个人的，要钱有何用！正如《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这样的独裁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而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的作为，正是如此。

毛泽东个人的极权式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把中国的所有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统统作为他的滥用权力的工具，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难以精确计算的钜额经济损失，致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最能说明毛式挥霍浪费的实例，莫过于文革时期的毛标志的泛滥成灾，也就是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挥霍无度：当时，一面是开不完的忆苦思甜大会和对艰苦朴素的大肆张扬，另一面是营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的语录、画像、像章的泛滥。一九六五年林彪主持编辑出版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截至一九六七年，《毛主席语录》已经印刷出版六点二八亿册，几乎人手一册。“毛主席像”印了一二点四亿张，接近人均两张。最过份的是，文革时期，大量制造毛的像章，甚至造飞机的上好铝材也被用来制造个人崇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做了三十五亿个毛像章。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七亿，平均每人五枚。

营造极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物质浪费之严重，已经到了必须靠中共中央下发由毛亲自批示的正式文件予以制止的程度。

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让中国陷于盲目崇拜的疯狂和思想僵化的深渊，让国人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毛的家人滥用权力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不仅是毛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家人也滥用来自他的巨大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她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毛家的第二代也都年轻轻地就执掌大权，横行于中国大地。

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二十六岁出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相当少将军衔）；后被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处负责人；离开文革小组之后，李讷又于一九七三年出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同年八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

李讷被空降到《解放军报》进行造反夺权，化名“肖力”。她对可能出现反毛动向的警觉，甚至警觉到荒唐的程度。她对军报的审稿做了荒唐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一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

文革中，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他的女儿“肖力”也有样学样，在军报内搞起对肖力的个人崇拜。当时军报驻地在平安里三号，家家户户都张贴出大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还专门开辟“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肖力用过的革命物品要展出，甚至她的生活用品也要展出，比如，她的蓝色自行车，她喝水用的大白茶缸，为了展示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

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二十六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中将级军衔）；一九七六年，毛远新更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代理人。在周恩来、邓小平都见不到毛泽东的情况下，只有毛远新一人有权与毛泽东单线接触，并代表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在辽宁和北京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

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一九七三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甚至与毛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滥用权力。与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在文革中的政治风光，已经尽人皆知。此次纪念毛的一一○年诞辰，谢静宜再次风光、四处露脸。她在每次采访中，都要讲到她与毛的密切关系，讲得两眼放光、情绪激动，一脸幸福的红晕。

另据李志绥回忆说：“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在文革中，毛也利用绝对权力，出面保过前来求援的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个姓刘的女人还因毛的保护而当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见《李志绥回忆录》第三编）

二，个人生活的腐败

在生活上，太多的人被假像所蒙蔽，把毛坚持其小农式的生活习惯视为生活简朴，但毛的这种个人习惯，非但不能作为其廉洁的证据，反而恰恰是毛式腐败的典型表现：生活上的唯我独尊和随心所欲。

行宫遍布大江南北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在饿孚遍野的一九六○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二○三工程”。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三六三八点六二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竣工。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住过十二天。

一九八六年滴水洞行宫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稿费乃天文数字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所有人的私有财产被剥夺的平均主义时代，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的极权地位使他的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五○亿册，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圣经》。所以，在毛活着的时候，他的稿费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三，个人生活习惯的特权化

毛在饮食上的简单，只因为他喜欢吃家乡菜且不愿受繁文缛节的束缚，才没有宫廷式的奢华，但并不等于毛不享有特权。实际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仍然享受任何人难以比拟的特权。

毛嗜烟，就有专门的卷烟厂制造；毛用惯了牙粉而不喜牙膏，就在牙粉厂都被淘汰情况下专门为他一个人保留一家生产牙粉的工厂；毛喜欢睡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出国访问也要将他的大木床装上飞机；毛因怕麻烦而不爱洗澡，就有内侍每天为他用热毛巾擦身；毛失眠严重，内侍就要在他上床后为他按摩直到他入睡；毛一烦恼，就有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以至于他的卫士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毛讨厌自己穿衣脱鞋，就有内侍或护士侍候。毛好茶，就有专门的瓷器厂为他烧制茶具和餐具；毛喜欢湖南澧陵的瓷器，就有专门的红色官窑，用最好的瓷土烧出最好的瓷器；毛吃饭用的瓷碗极为考究，重量只有一二四克，轻而透明。

为了满足毛的嗜好，一九七五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江西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下达了一项绝密的命令：为毛泽东设计、烧制一套专用瓷器，要求能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要求造型既要美观大方，又适合毛的生活习惯，图案及色彩要符合毛的思想和情趣。这项工程是最高国家机密之一，是一九七五年头号重大工程，代号为“七五○一”工程。

毛只吃活鱼，甚至就在他访问苏联时也要保证他能吃上活鱼。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回忆：“主席去莫斯科的路上就告诉厨师了，到苏联要是送来了死鱼，不是活的，扔出去。这个厨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扔出去，他得听主席的，毛泽东叫他这样做他得做。苏联人把鱼送到厨房交给厨师长，厨师长一看，鱼是死的，扔出去，吓苏联人一跳，‘哎呀，这中国人怎么回事，这毛泽东可不好伺候，扔出去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中文，厨师也不懂俄文，请示领导，领导也都惊动了，后来反映说，‘毛泽东不吃死鱼，吃活鱼。’”（凤凰卫视专题《说不尽的毛泽东》第五集，二○○四年一月七日）

毛喜欢游泳，年轻时畅游湘江就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将其权力野心表露无遗。入主北京之后，他也经常在出巡之时游长江。他要在某地游泳，负责安全的人员和当地官员，就必须事前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侦查沿途风土人情，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他一下水，就有浩浩荡荡的护卫和下属拱卫着，而且陪同他出巡的公安部长及其地方大员们也都要陪游。负责毛出巡时的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虽不善水性，但为了能够陪毛游泳，就找时间专门练习游泳。

四，糜烂的男女关系

在极为艰苦的中共夺权年代，毛就是中共高官中的性道德败坏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还在狱中时，他已经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和贺子珍上床了；在延安，为了与新欢江青名正言顺地同床，他就借治病之名把第二任妻子贺子珍送到苏联去治病。

中共掌权之后，在提倡禁欲道德的毛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极端的性压抑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反人性统治的标志之一。然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随心所欲的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

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对中共高干的内部舞会，彭德怀曾提出过激烈的批评意见，引起毛的不满。

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毛与谢静宜、唐闻生、章含之等女人的暧昧传闻，早已在民间不胫而走；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一九六一年二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

毛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张姓二奶厮混，江青已经很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江要想见毛，只能是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的同意。

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症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很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

五，惟我独尊的霸道

毛讨厌任何规矩而喜欢随心所欲，其霸道作风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养成了夜里工作和白天睡觉的作息习惯，于是所有人都要适应他的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而他全不顾忌别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尊严。比如，他想谈哲学谈历史，不论何时也要找到陪谈的人，甚至为此而多次派专机接来他召见的社会名流。比如，身在上海的御用史学家周谷城，就亲历过两次被专机运到毛的住地。一次是毛在杭州，忽然想找人谈话，就派他自己的专机将周谷城等人接到住地；另一次就更过份，据周谷城回忆说：毛在北京中南海，半夜里忽然想找人谈哲学，就想起周谷城，马上叫人把长途电话拨到上海市委，让上海官员在深更半夜里叫醒周谷城，然后派专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而周谷城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不觉得毛的霸道，反而在回忆文章中一副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他说：“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见《缅怀毛泽东》一书，转自“人民网”毛泽东专辑）

毛具有极度的权力恐惧症，因而他怕坐飞机而常坐火车出巡，还经常臆想政敌加害于他，所以他常常是行踪飘忽，随时改变。只要他的专列一出北京，沿途所有的车辆统统让路，时刻表也要以他的专列的行程为准。他在专列上睡觉时，停下来的专列的周围不能有任何嘈杂声，可能影响他睡眠的火车、飞机和汽车也都要停下来。毛不愿在外地的泳池中游泳，因为他总是怀疑池子里被下了毒，即便内侍们都安然无恙地试游过，毛仍然不放心。在出巡外地的途中，毛还曾在睡觉时听见房顶的声音，就怀疑可能有人想谋害他，所有的警卫人员就要紧急动起来，遍搜毛的住房和住地四周。最后发现那声音来自一只猫。李志绥医生证实：毛患有被迫害妄想症，大概是因为毛迫害过太多的人，所以怕受害者伺机报复。而仅仅为了消除毛的恐惧，就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他的霸道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就在于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滥用一言九鼎的权力。

二○○六年九月九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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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共现政权眼中的奥运年。

2008年，中共毛泽东政权制造"大跃进"人祸50周年。

在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历史仍然是政治禁忌的今日中国，当胡温政权用金钱和恐怖确保北京奥运成功之时，感谢杨继绳先生（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著名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版）。关于大跃进的历史，这是我所读到过的最为震撼人心的记录，的确是压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墓碑。这块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墓碑"由80万个汉字建成，每个字都在血泪中浸泡过，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和亲临历史现场的调查，记述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并重点记录了最为惨烈的12个省的人祸，可谓再现了史无前例之人祸的全景图。

这块墓碑的重量，足以压垮金牌第一的辉煌，也足以让"崛起大国"的神话变得轻如鸿毛。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当年，面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然而，在今日中国，不要说为半个世纪前的几千万死者立碑，就连大饥荒本身都还是禁忌，杨继绳的巨著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为了修筑这块"墓碑"，杨继绳先生历时十年，不仅披阅了近千万字的原始资料，而且亲身前往大饥荒严重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永久的墓碑--「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中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但杨继绳先生并没有停留于历史记录，而是深入地探究了大跃进的根源。他在"前言"中告诉读者，这场大规模的人权灾难之所以发生，毛泽东及其独裁集团固然是祸魁，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愚昧大众也负有责任。

杨继绳先生的反思是坦诚的、勇敢的，基本围绕着自己的亲历展开。他的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他也亲眼目睹了家乡"一片死寂"的惨状，但是，如此惨烈的现实并没有让当时还年轻的他有所醒悟，而是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政府和三面红旗。他说："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相信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过两类现代极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与纳粹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相比，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持续时间更长，屠杀面更广，手段更残酷。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单一种族；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主要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所针对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杀的对象，但共产党高官也难逃脱被杀的命运。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毛泽东杀了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及其苏共和毛泽东及其中共，以及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政权，所屠杀的人口居然高达一亿多人。

即便按照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统治常识，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大饥荒的当朝皇帝，是要下"罪自诏"的。何况，大饥荒还是由最高统治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但是，在党天下的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名正言顺地公开杀人。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人祸，居然连"罪自诏"都不下就继续稳坐权力顶峰，继续让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继续发动轰轰烈烈的杀人文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路杀下来的毛式暴政，居然没有"官逼民反"！

显然，个人崇拜、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并不足以解释这种人类历史上的罪恶奇观。蒋介石政权也是"党天下"独裁，政治恐怖也是维持党国体制的主要手段，但在当年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抗争中，很有些理想主义者是不怕死的，正像中共一贯宣传的那样，"红色江山是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这，正是共产极权最具魔力的邪恶之所在。

共产极权在和平时期进行单方面的大规模屠杀，依靠一连串"崇高而纯洁"的理由：为了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继续革命就必须造就"共产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必须"纯洁阶级队伍"，纯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政治迫害和暴力杀戮。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理由的庇护下，共产极权才能把屠杀合法化和日常化。

一、共产极权把杀人合法化了。这个"法"，不是指法律上的合法化，而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是把"杀人不眨眼"变成高尚的道义指令，于是杀人者变成了签发处决令的道德法官，可以堂而皇之地滥杀无辜。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的底线道德，把杀人转变成国民乐于服从的道义命令。只有高喊"种族纯洁"口号的纳粹政权和高举"解放全人类"大旗的共产政权，才会无法无天地践踏这条人类的底线道德，使大规模屠杀顺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在共产极权制度中，阶级斗争理论是合法杀人的意识形态理由，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杀人的执行机关，革命群众是合法杀人的民意基础，举国百姓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场杀人游戏，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低头认罪中被杀，大多数"革命群众"全部变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刽子手，他们可以一个也不放过地杀人，可以满怀理想且义正词严地杀人，可以毫无愧疚且充满自傲地杀人。

把普通人变成刽子手，而且屠杀的是那些努力做顺民的人们，就必须让杀人者卸下道德负担，视杀人为某种崇高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屠杀合法化的前提，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正是这样的前提。它首先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的理论，把一国国民分为"人"与"非人"，"人"杀"非人"，如同人杀动物，不会有任何道德负担。比如，毛泽东指控阶级敌人为"牛鬼蛇神"，还把阶级敌人轻蔑地形容成"灰尘"，用无产阶级铁扫埽将之一扫而光，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

在意识形态上把人群分为友与敌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施暴，前者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正常人，后者是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畸形人或非人，两类人落实到暴力统治上就是"合法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施暴者被"神圣化"，被施暴者变成"非人化"，从而使施暴者卸下了施暴和杀人的道德负担。个人处在这样的多数群体中，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意识和个人利益消失了，个人责任和个人犯罪感也随之混灭，为领袖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而杀人，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必须履行的革命职责。另一方面，为了抽象的集体目标而杀人，与个人责任无关，所谓"法不责众"，是也。

如果说，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和刘少奇主要是"私仇"使然，因为看不下去大跃进人祸的彭德怀和刘少奇，一个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一个在两人私下谈话时提醒毛泽东注意历史评价。那么，参与打倒彭、刘的成百上千的中共高干、几百万中共党员、几亿中国百姓，与彭、刘并无"私仇"，更谈不上权力之争。如此庞大的群体跟随毛泽东杀人，显然是中了"共产主义理想"之魔。

更为夸张的中魔状态还在于，甚至被杀的人在临死前也要以"崇高的事业"为暴政寻找合法性。比如，苏共元老布哈林在临终前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拉津斯基《斯大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P428）再比如，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邓拓在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P427）

在此意义上，共产极权下的杀人，可称为"理想主义的杀人"或"形而上学的杀人"。在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没有"私仇"而只有"公仇"，没有"利益竞争"而只有"信念歧途"。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就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最大的"公义"，所以才会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响彻中国。而为了实现毛泽东的理想和公义，甚至要斩断血缘、"大义灭亲"。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主流民意对共产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纵使毛泽东长出三头六臂，也无力把他的绝对权力维持到自然死亡。

二、共产极权把杀人日常化了。当杀人有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撑，当中国社会被革命事业高度政治化，暴力行为也就会当作革命事业中的"例行公事"，进而变成全民生活的日常性组成部分。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以钦定的政治标准来决定每个国民的生死存亡，"阶级觉悟"的高低或"敌人意识"的强弱就成了衡量每个国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主要标准，扩展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年年月月天天，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血缘亲情也要按照"阶级标准"来衡量。正如毛泽东所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暴力治国成为政权的主要职能，政权的雇员们变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实施暴力仅仅是"例行公事"，如同泯灭个人的良知和人的恻隐之心的杀人机器，也就是把暴力屠杀的"非人化"。甚至在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把执行上级的屠杀命令当作一项工作或一种例行公事。在常规的统治时期，主要开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杀人；在非常时期，一要发动群众实施"多数暴政"（中共当代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最为典型）；二要动用正规军队实施镇压和军管（六四是最近的例证）。

共产极权的合法化日常化的杀人，来自一种狂妄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终极本源，社会进步只有一个动力，人类未来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发现和把握了这个本源、动力、目标的人，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和至善，能够领导人类创建最完美的社会和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自然要成为人类的大救星，自然要掌握绝对权力，使其能够按照个人意志为所欲为。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成全完美的未来而牺牲有缺欠的现在，可以为实现抽象的理想而牺牲活生生的个人。如果这种逻辑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辩上，还不失为形而上学的智力游戏，而一旦把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哲学。

在此意义上，抽象化的终极理想是疯狂屠杀的温床。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把自由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无论多么美好的理想，也都与每个具体个人之权益无关，也与人类的整体权益无关，反而沦为国家化杀人的理由。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暴虐最血腥的意识形态。

可悲的中国，在你广袤的土地上，居然至今还没有几千万死于大跃进人祸的无辜者的纪念碑！

再次感谢杨继绳先生，当中国的土地上还不允许为几千万冤魂建造墓碑之时，你用史家的良知和忠实记录历史，你用心为将来的墓碑奠基。

2008年11月21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