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知青大返城研究的重要性

tuffy05

2008年上海首次知青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8年是令人难忘的。
不去说国际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说我们这些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知青，也经历了一次高潮。伴随着上山下乡40周年、大返城30周年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激起了我们许多回忆和思考。然而，在高潮过去以后，我们又回归了一种平静。知青的话题，也许会伴随我们这一代人。但是对于知青以及上山下乡的研究也许会很久很久。已经有学者提出了知青学的问题。朱政惠先生指出：“什么是知青学？应该是一门研究中国知青历史的特别学问，是以20世纪这一特殊历史过程和相关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通过专门探讨，旨在总结共和国发展进程中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实际内涵和历史影响，纠正以往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和方法，挖掘、积累宝贵历史经验，推进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健康发展。”（见《上海知青网》）
这次参加2008年在上海举行的首次知青学术研讨会很有启发。我感到对于知青问题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将来人们会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的课题。也许我们这些当事人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那么我们的后人会研究出更加科学的、准确的结论。而这种研究是长期的、永久的。

一、云南知青大返城研究的典型意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知青问题和上山下乡的研究一般是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场运动。在中国，这个问题的起始可以追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可以追述到新中国诞生以后的1955年。但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更多的赋予了一种政治的含义，这也是这场运动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在各种披露的历史资料来看，历时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其一般的发展轨迹。从运动的发生、知青的下乡、艰苦的磨练等等。一直到发生在1978年10月的云南知青大返城，在中国知青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有着其特殊的、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九七八年秋冬，随着“四人帮”垮台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正义的伸张，人性的觉醒，对于自己命运把握的渴求。云南知青的诚朴、团结、抗争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回家。从而开始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开始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研究，是在这个事件发生近十年以后才陆续开始的。从现在能够看到的代表作品有：邓贤《中国知青梦》、赵凡《忆征程》、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建中《回眸、思考、述评》、刘晓航《我要回家》等。特别是在2008年开始（前几年也有，但很少），在公开的媒体上陆续发表了记录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作品有卓人政《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张卫《“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徐楠《青春有悔？无悔？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等以及在知青刊物、网站和博客上大量的回忆和评论的文章。
云南知青大返城是自1949年共和国建立以来，唯一一次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罢工请愿事件。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大事件。
云南知青大返城是在共和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民众请愿取得成功，并且取得了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告终的大事件。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里既有历史史料的不断涌现，对于这段历史研究的不断更新的原因，也有现阶段学者、当事人以及一切关心这个时间研究的人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既有受到现在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的束缚，也有当事人存在难隐之言的困扰。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性、客观、实事求是，需要我们当事人的回忆和思考，需要专家学者的分析和研究，需要后人的历史评说！通过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从点到面，解破“麻雀”，对于评说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云南知青大返城起因的研究：

首先，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起因绝对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发的事件，是长期以来各种综合矛盾的总爆发。我感到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就事论事，需要把它放在十年“文革”史的研究范畴里加以思考，需要研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脉络来思考，需要从中国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环境来考量。以此来分析和判断这个事件起因的根本原因。
其次，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发生的特点在于事件起因正值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的1978年。这个时间段正好是结束十年“文革”，开始改革开放的的关键的历史时期。这种必然性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值得我们细细研究。时间早了不行，时间迟了也不行。为什么？需要的是详尽的历史史料来佐证，而不是我们的猜想和臆断。
第三，从这个事件的爆发的起因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事件爆发的累积的原因。这种累积的过程就是“文革”恶果的必然结局，可以揭示“文革”期间知青政策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上山下乡道路的局限性，从而可以看到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必然性。现在有一种说法，似乎“文革”的否定是在中央的决议里已经肯定了，而上山下乡则是对的，没有否定。还有人认为，既然“文革”否定了，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也一样应当否定。谁对谁错呢，我们可以在云南知青大返城这件事情的研究里找到答案。所以，我们需要认认真真地来研究这个典型的“麻雀”，解破以后，用事实来作出正确的结论。

三、云南知青大返城过程的研究：

云南知青大返城前后历时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两个月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研究的价值。这两个月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可以说是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走向结束的一个集中爆发点和缩影。在这个过程里每一件事情（请愿、集会、罢工、绝食、下跪等）都是一个有机的组合体，缺一不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回味和深思的问题。例如：
1、作为事件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上海知青和四川知青。为什么不是北京知青？周公正的《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一文里讲到：“北京知青的深厚文化功底，好独立思考的政治见解，敏锐活跃的思维理念，有主见，爱议论，能‘侃’善辨，第一批自愿来到云南边疆（周恩來总理亲批的北京五十五名知青）。其后，也是北京知青成为回城的先行者。上海知青的见多识广，勤劳克俭，敬业务实，宽厚谨慎，组成了农场连、排、班第一线干部的基本骨干。四川知青（渝、蓉）豪爽耿直，吃苦耐劳，敢作敢为，那种天地不怕的好斗气概，涵养了云南知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基本质地。京、沪、巴蜀三地文化造就了云南知青性格的鲜明独特，理念的差异、丰富、生活习性的不同交融在云滇这块土地上，经过十年的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铸就了云南知青的性格特征：思想敏锐、刻苦耐劳、敬业务实、善谋果敢、勇于抗争、善于认同。”对于为什么是上海知青和四川知青成为大返城的发起者和主力军的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研究。这也引出了一个话题：知青出发地文化、知识层面等因素对于知青的影响。云南地域文化对于知青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2、作为事件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一些在农场的普通知青，一句“我们要回家”的口号，积聚起几万人，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潮流。而当时在农场已经成为各级领导的知青干部在这次事件中的心态、作为也是很值得研究。以至于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知青称这些知青干部为“既得利益者”。不能否定的是，知青干部们确实在当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只有极少数知青干部加入了罢工请愿的行列）在事关自己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在作出选择。加上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知青干部能够做些什么呢？不能否定，能够成为知青干部的一些知青毕竟是在农场（农村）里有过建树的人。尽管在那个年代里，也存在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混上了一官半职，但是绝大多数的知青干部是靠着自身的努力成为领导者的。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个群体的作用也是很特殊的。他们也需要回家，这是无可质疑的。那么，为什么这场大返城的领导者却不是他们，有着许多的原因需要研究。
3、在这次事件中，知青采取的斗争的方式，如请愿、集会、罢工、绝食、下跪等方式，在“文革”爆发以后就是当时红卫兵和造反队所采用过的“斗争”方法。在十年以后，知青们同样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延续？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恶果里可以找到答案，也可以看到邓小平为什么要结束毛泽东发明的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使国家走上法制轨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4、现在重新来看待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中罢工、请愿、绝食等过程，有的很有戏剧性。例如，第一批北上请愿团的出发，可能是出于无奈，但是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第二批请愿团的作用。假如没有第二批请愿团在昆明附近的一个“读书铺”的小站突然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当年大返城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结果。这个虚晃一枪的策略同样很有研究价值。一批二十多岁的年青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特例。这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的故事。

四、云南知青大返城终结的研究：

找遍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央、省、市的红头文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文件上有明确的文字说知青可以全部回城。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没有文件指令允许回家，但是实际上产生知青大返城的奇特现象？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和我们的当事人用理智和智慧来解释这个奇特的问题。
还有，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这件事情，在研究中应当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起，知青政策不断演变的过程，来研究由于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后的对于知青政策彻底改变。包括上个世纪70年代周恩来和邓小平两次调整各项政策对于知青问题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于知青问题的不断调整的研究和分析，揭示知青上山下乡道路必然要走向终结的原因。而知青问题各种政策的改变在1978年和1979年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由此所产生的各项知青政策需要分析研究，从而来探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对于政策改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当然，从知青的上山下乡所谓的“四个不满意”到最后出现的大家都满意的结局所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

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提出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期待着所有关心知青问题研究的当事人和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我感到这个话题至少有着这样的几个意义：
1、关注民生的重要意义。
2、各项政策的人文性。
3、信息公开和民主化的进程。
4、谨防历史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