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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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友人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新近撰写了《新发现的周恩来》，这是海外研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一部新的力作。承蒙作者的信任，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愿就周恩来“文革”作用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行文仓促，草成此序，还望不负作者和读者们的期望。

　　对于周恩来的评价，国内与海外本来就有很大的争议。国内党史学界自然是秉持官方一贯的说法，将周恩来美化为“圣人”，是上个世纪的“伟人”，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正面人物”，是“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是“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本人手头就有几部代表官方观点的专著，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传》，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武生撰写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还有一部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撰写的《我观周恩来》，国内类似颂扬周恩来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知凡几。不同于国内官方观点的海外著述，当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其价值有目共睹。海外因《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出版曾掀起了一股重新评论周恩来的热潮，一些文章亦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些粗制滥造的坊间读物充斥其间，为学术界所不取。总体而言，这几年间海外有关周恩来的研究并未有更为深入的进展，究其原因，不外缺少相关的内部档案资料，而所披露者又多为歌功颂德，不少“文革”中的当事人按官方的口径对周恩来隐恶扬善，鲜少触及那些敏感话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于对周恩来其人有准确和全面的把握。然而，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广泛地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文革中周恩来的言行、作用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将周恩来许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们对“文革”中的周恩来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笔者对此深表赞赏。

　　笔者曾经撰写过有关周恩来“文革”作用的文章，深知重新评论周恩来的难处。海外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在论述周恩来时言：“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胡平先生进一步阐述说：“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１）笔者对此论述深表赞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认识、理解“文革”中的周恩来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层关系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文革”中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在“文革”当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周恩来从事及处理一切其他要务的首则，是所有相关线索中的最为关键的主线，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不难搞清了。

　　从历史上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有过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在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前后排斥过毛泽东，以致毛泽东被罢黜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开始大转移－－“长征”，周恩来对此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周恩来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来在延安亦支持毛泽东斗垮了张国焘。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整垮了王明，成为中共党的实际领袖，周恩来更是洗心革面，努力、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最终得到毛泽东的宽容而留在中央高层，但是其党内地位则降到刘少奇之后。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从旁协助毛泽东，仅仅扮演了幕僚的角色，未曾单独主导过全党或某一个大区的工作，这一点远不如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和林彪等人。事实上自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在党内就一直是个辅佐最高领导人的角色，终其一生没有变化。中共建国后发生的几次党内斗争，周恩来都毫无保留的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维护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并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起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了解这段历史在于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曲折变化的关系是周恩来日后的一块心病，周当年在苏区执行了所谓的王明路线，排斥过毛泽东，这就成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也是周恩来后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政治上异常小心谨慎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即可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对毛泽东的态度。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用“两个坚决”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从未就“文革”的发动、发展提出过任何重大的方针、政策，一切均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举凡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无不立即表态支持和拥护，从无异议，更不用说反对了。举例来说，早在１９６５年夏季毛泽东就已开始着手军队内部的部署，开始作所谓“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工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表了一篇“防政变”的讲话，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随即予以支持和响应，在５月２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与林彪讲话内容完全一致的讲话，不仅称赞林彪讲话讲得好，还提出“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２）还如，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王力等中央文革笔杆子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中首次提出毛泽东自己审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提法，周恩来由于没有参与其间，故似乎并未进入状况，遂询问王力：党内涉及路线问题时过去都是提左倾或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的提法。周对此感到心里没底，随后以小学生的姿态向毛请教，得到毛的答复后，周最后心悦诚服地对毛说“我懂了”。（３）再如，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初号召各地造反派造反夺权，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之风日盛，周恩来在１月１４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的。”（４）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些情况在在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持的是坚决拥护和支持的态度。至于“文革”期间周恩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唯恐不合毛泽东的旨意。王力回忆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５）“文革”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处理，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到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九一三事件”到中美外交关系的和解等等，周恩来可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具体的工作中，大到“三支两军”的部署、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防、外交，党内斗争人员的处理等，小到革命样版戏里的台词、唱腔、身段、服装造型等等，无一没有留下周恩来的身影和辛劳。这已经有太多的回忆和文字予以记载。可以说，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都由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泽东自己甚至说过：“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６）换句话说，这些能当一把手的人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具体事务上的操办，“文革”当中的周恩来将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周恩来是坚定的毛派、左派、革命派，是属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实为真心实意，不能简单地以所谓“违心”一词予以解释。邓小平日后用所谓“违心”一词为周恩来作开脱，根本就是罔顾事实的一个遁词，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符。搞清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厘清了所有复杂政治关系当中的这条主线，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了。

　　（二）周恩来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关系

　　周恩来“文革”期间对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态度，实际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态度的延续。虽然“文革”当中江青有过数次想整倒周恩来，但是周恩来对江青却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关怀、照顾、忍让，乃至迁就、纵容。在“文革”初期，毛泽东通过非正常的手段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使江青一鸣惊人，周恩来揣摸毛意坚持提名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陈伯达顺势提名江青出任副组长（７），江青由此一跃而成为领导“文革”运动的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接见北京各院校师生员工时颂扬江青说：“这俩年来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成绩”，同年１１月２８日在文艺界大会上，周恩来再次说：“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８）据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过去碰头会开会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搭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呈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９）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而江青却蛮横地指责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吴法宪最后说：“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维维诺诺不敢犯颜。”（１０）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此时的周恩来还为江青办了不少私事，包括江青一些无理要求，如江青要求派人到上海抓捕当地的公安干部，周恩来随即布置派人把所谓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抓起来，并把这些材料统统收到北京。（１１）中共“九大”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有了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在政治局内部有了较为坚实的组织基础，不必事事都看江青的脸色行事了，但依然不敢真的触动江青，对于来自江青的指责和攻击，周恩来也只能私下叹气，惶论与之斗争。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曾四次背着周恩来私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自“九大”后对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专门诽谤和攻击周恩来。邱会作回忆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作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１２）林彪倒台后，“文革”极左派们在毛泽东的扶植下开始把持中央，而周恩来则缺少了来自军队老干部的支持，政治势力大不如前。中共“十大”召开前，周甚至只能作“造反派新秀”王洪文的辅佐人。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导演，江青亲自上阵的评法批儒事件，更使周恩来陷入空前的危难之中，若非检讨及时，自我作践，以及身患不治之症，周恩来还真有可能过不去这个坎，周恩来怎么可能会如后来邓小平所拔高的“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二月逆流”中的叶剑英、谭震林和陈毅，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以及后来搞了整顿的邓小平，都曾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过斗争，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毫不留情地赶下了台，林彪甚至还命丧异域，唯独周恩来却总能全身而退，因为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江青这伙人是不能随便触动的，一旦触动了红朝女老板江青这个“文革”图腾，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那么在毛泽东眼皮底下一天都混不下去，只能招致自己的迅速毁灭，周恩来当然明晰这层利害关系，这也就是周恩来极尽“保持晚节”和顺守之道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上，周恩来决不敢与江青作对，生活上则对江青呵护备至。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如处理江青身边医疗事务，委派医生、护士，解决江青的私人纠纷等。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的照顾、关怀无微不至。如果让江青自己也写一份回忆周恩来的记述，其内容绝不亚于周恩来对其他老干部的关怀和爱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１３）邱会作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者和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他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周恩来不仅对中央里的老干部多有关照，对于那些在地方造反起家的“文革”新秀亦是如此。张春桥在上海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多年后也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对周恩来怀着一种对待自己父辈一样的感情，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我觉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对年轻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徐景贤通过几件小事描述了周恩来对他的关爱，徐最后说：“我从心底里尊敬周恩来，也牢记他对我的厚爱。”（１４）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还提名徐景贤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对于远在上海的徐景贤，周恩来尚且关爱有加，相信近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能得到周恩来的关怀与照顾了。至于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内战之时共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那时他们就形成了密切的友谊，“文革”期间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更加密切，“文革”期间江青确曾多次向周恩来发难，但我们从未见到康生予以响应。有资料说康生病逝之前曾强拖病体单独与周密谈，如非关系密切是绝不会有此现象的。

　　总的来说，周恩来对江青和“文革”极左派们的态度是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为前提的。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必然要信任和重用这批人，周恩来也自觉自愿地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步步紧跟，同时也在生活上处处加以关照，对这批人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的延伸。显然，周恩来做到了面面俱到，得到大多数人的称道和爱戴。

　　（三）“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文革”期间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同样也是以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为态度的。但是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又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之间的关系大有不同。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论述（１５）。概括而言，从历史上来看，林彪长期以来就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第一次国共内战到红军长征，从抗日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周恩来与林彪都经历了那段出生入死、如火如荼的岁月。林彪自１９５９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就一直大力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更形密切，在中央内部的军队一方和江青“文革”极左派等人的矛盾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具体问题上，周恩来都是靠向军队一边，也就是靠向林彪一边。　

　　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在各种场合都坚决拥护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革”中周恩来发表的讲话里就曾反复称颂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甚至在中共“九大”上周恩来还发表长篇讲话，从历史讲到现实，大力歌颂林彪。周在党内地位原本一直都高于林，但是为了树立林彪接班人的形象，周恩来甘为人下，以此成为全党的表率。第二，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不仅在公开场合注意突出林彪的地位，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也同样向林彪作汇报，有时甚至毛只交代周办的事情，周也向林彪通报，表现出周恩来很强的组织观念。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第三，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庐山会议上由于林彪发起的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批判，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满。周恩来连夜为林彪修改讲话稿，甚至致信康生帮助修改，并说“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１６）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庐山上向毛进言，请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上去掉吴法宪的名字，同时周也帮助吴法宪写检讨，保护了吴法宪暂时没被打倒。下山后周更设法帮助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诸人检讨过关。周恩来明白，保护了军委办事组也就保护了他们背后的林彪。第四，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工业建设、对外军事援助等。“九大”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军队投入“三支两军”的工作也顺利展开，不仅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第五，周恩来与林彪之间有着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用“生死之交”来形容亦不为过，两家关系也十分密切，高层人士之间对此也是十分了解的。

　　反过来我们再看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林彪长期以来就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革”期间亦然。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了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黄永胜、吴法宪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的倒周活动，而且大力维护周恩来的执政地位，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林彪明示军委办事组诸人要尊重、支持周恩来的工作，甚至在江青恶意攻击周恩来时，林彪不怕得罪江青，要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向周恩来及时通报。正是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处于最佳时期，而这恰恰是现在官方所刻意回避和掩饰的。

　　（四）周恩来与其他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周恩来与其他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态度。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然而，这场运动却是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再由下层普罗大众自下而上完成所谓的“夺权”斗争。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批判、靠边站或被打倒被夺权之列，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全盘考虑之内，有时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更要根据他们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文革”结束后，不少中共老干部都曾深情地回忆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保护的。笔者不否认周恩来的确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过、关照过一批老干部。但是保护和关照的前提却是要看毛泽东、江青的脸色行事，绝非周恩来自己能擅自作主。比如邓小平这位刘少奇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毛泽东并不想将其彻底打倒，而是区别对待，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割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适当的关照。刘少奇、邓小平虽属同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打倒了刘少奇才能证明“文革”运动的及时、正确，但是邓小平原本就是毛泽东的自己人，是毛泽东曾经属意的接班人之一，“文革”前邓走到刘的一边，引发毛的不满，需要整一下，但是毛并不想彻底整死邓小平。外边大批、特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邓小平本人却还住在中南海，安然无事，并未遭受刘少奇那般摧残和折磨，后来因为对苏战备，邓被“疏散”到江西，但却住进了将军楼，还有夫人、子女、秘书等生活在一起，并未遭什么罪。这些当然是出自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负责实施而已。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１７）

　　这里我们还必须论及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的关系。据王力回忆，大约在１９６６年的５月中央成立了专案组，这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并列的机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专案组下设四个分组，分别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安子文负责，而周恩来就是这些专案组的总负责人。以后这些专案分组的负责人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却一直担任这个总负责人，直到去世。中央专案组在其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也搞了不少类似的专案组，其存在期间搞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案子，这些案子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冤假错案，这实际是中共极左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周恩来作为这些专案组首要负责人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被打倒的高层人士，都必须有毛泽东、周恩来的签字、批准。何人应被软禁在家、划地为牢，何人要被软禁在北京卫戍区或送到外地隔离看管，以及何人要被关进秦城监狱等，这些都要由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刘少奇是毛泽东“文革”运动当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方面，周恩来是很严厉的。刘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离起来，划地为牢，再交由“群众”批斗，随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以至后来刘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以及转移到河南开封而死于当地，周恩来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贺龙是毛泽东“文革”开始时一直防范的人物，随着刘邓倒台，贺龙也被毛泽东批准隔离审查。据知情人透露，对贺龙，周恩来则是自己直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贺龙被软禁在国务院西山象鼻子沟的战时指挥所，由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直接管理。贺龙因病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周恩来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另据知情人披露，罗瑞卿是“文革”爆发前即被毛泽东打倒的军队领导人，罗瑞卿“文革”中的医疗管理也由周恩来直接负责，解放军总医院就罗的治疗事宜只向周恩来一人报告，其他人均无权过问。解放军总医院只能提出医疗方案，但无权决定，所有治疗均需经过周恩来的批准方可执行。如果说罗瑞卿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而导致腿部残疾，这不是正说明了周恩来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吗？“文革”中军内造反派曾经对罗瑞卿进行过残酷的武斗，甚至用箩筐将罗抬致批斗会场。罗瑞卿当时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看管，若无毛泽东、周恩来的许可，罗瑞卿不可能被拉出去批斗惨遭迫害。其他中共高干则根据情况被分别关押在秦城监狱，如安子文、陆定一等，他们在狱中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此外黄吴李邱这几位林系大将，在“９１３事件”后被送到北京市卫戍区隔离关押起来，这也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所办。这里我们只举这几个最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是全盘政策的决策人物，周恩来则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具体执行之。

　　整体而言，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不少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泽东并不想真正打倒的人。当然在处理过程中，周恩来也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的关照，但是总体的政治格局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往往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关照”却颇能打动人心，不少曾经惨遭迫害的中共高干“文革”后都曾深情地回忆起周恩来是如何“保护”他们的，但是却从不具体追究这些冤案是什么人主持制造出来的，而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又在哪里，他们只是笼统地把一切罪责归结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罗瑞卿至死都不忘周恩来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１８）。对照罗瑞卿一案的整体过程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所做所为，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画面啊！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对周恩来“文革”中几个最主要的关系的论述，周恩来“文革”中的整体轮廓和脉络也就十分清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人：江青在前台指挥造反派为毛泽东打倒自己的政敌而冲锋陷阵，林彪指挥解放军为毛泽东的“文革”保驾护航，而周恩来不仅负责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运动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任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周恩来在军队事务上的发言权有时甚至大过林彪，如“三支两军”一事上，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就远远大于林彪。正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也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及时地化险为夷。最关键的一点是，周恩来更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这正是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在那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国内官方的御用史学家们对周恩来的那些正面论述和评价有些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来论述历史，以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准，按照党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曲解、篡改历史的处境当中。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为例，当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邓小平将周恩来定性为“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性为“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的并非国家的大局和人民利益的大局，而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大局，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局；周恩来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点名打倒了很多老干部，其数量之多丝毫不亚于江青、康生等人；所谓“周恩来与林彪、江青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说，更是一个天方夜潭。对于邓小平的“违心”之说，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显然是不认同的，陈伯达说；“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周总理有时也说了些错话，现在说他说了违心的话，违心的话是有的，我也有过。可是人不可能经常说违心的话，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当时就是那样一种认识。”（１９）“违心说”不仅不能减轻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通过前文的论析，我们对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就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可喜可贺的是，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的这部新书，将周恩来“文革”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官方史学家刻意掩盖的周恩来的面目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诸如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的关系等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弥补了这些方面过去研究周恩来的不足。《新发现的周恩来》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这些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寻历史的真实，亦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在文革史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笔者期盼此书的出版为世人深入研究、探讨周恩来另辟蹊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文革史的研究。　　

注释：
（１）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载《北京之春》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２）《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２００６年版。
（３）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　第９４８页
（４）《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２００６年版。
（５）同注（３）第７１１页。
（６）同注（３）第７２４页。
（７）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６月版　第２６８页。
（８）《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８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２００６年版。
（９）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传引自程光《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３月版　第６１３页。
（１０）《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６８０－６８１页。
（１１）《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７０６页。
（１２）同注（９）第６３２页。
（１３）同注（９）第６１８页。
（１４）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１月版　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１５）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３月版。　
（１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４月版　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１７）同注（３）第９２２页。
（１８）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见刘武生、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４４页。
（１９）同注（７）第２６７页。


本文为《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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