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家法：江渭清在江西的主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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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在江西的主政岁月

左家法

　　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文化大革命”初期即被造反派打倒的原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于1974年12月底复出,就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直至1982年8月离开。在这极不寻常的8年间,江渭清忠心为党、处变不惊、勇于担当,为江西的社会秩序稳定、工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保障以及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要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下决心抓好工农业的整顿”
　　
　　到江西上任伊始,面对因“文化大革命”而变得混乱不堪的全省经济状况,江渭清坚决遵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工作方针,向省委提出:“要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下决心抓好工农业的整顿,把经济搞上去。”
　　鉴于浙赣铁路连续17个月处于半瘫痪状态,江渭清决定以南昌铁路局作为江西全面整顿的试点。1975年3月,他亲自到路局机关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随后,委派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白栋材率工作组重点整顿向塘机务段。4月下旬,铁道部长万里亦亲临江西帮助解决铁路问题。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以及严厉打击制造事故、煽动停工停产、哄抢与盗窃铁路物资的犯罪分子等措施,江西铁路运输混乱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从5月开始,南昌铁路局月月超额完成运输任务,整个铁路运输线畅通无阻、安全正点。
　　铁路“先行官”先行一步,更加坚定了省委抓整顿的信心和决心。在紧接着开始的整顿农业工作中,省委决心尽快恢复遭“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的农村正常生产秩序。于是,在1975年3月8—21日召开的全省农业学大寨大会上,江渭清作了总结报告,强调农业的整顿要着重抓“两个基本”:一是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是抓好各项农田基本建设。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他要求各地严格执行现阶段的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并明确宣布: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还有“六十条”规定的其他政策,都必须贯彻执行。
　　江西是个农业大省。为了整顿农业,江渭清提出了许多创新之举。他着力狠抓农田基本建设,提出“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力兴修水利,改善排灌条件,改良品种,改变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把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及时引导到发展农业上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力争农、林、牧、副、渔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会后,全省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1975年和1965年相比,全省旱涝保收面积由1330万亩增加到2020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802万亩;农村用电量增长6.9倍,有16个县初步形成以小水电为主的发电网;化肥施用量增长20%;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3.1倍。由于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一些低产田变成高产田。当年虽然自然灾害频繁,但早稻、晚稻和棉花仍然获得了好收成,粮食总产达到216亿斤,比1974年增产26亿斤,是解放 26年来增产粮食最多的一年。
　　整顿工业,成为江渭清全面整顿江西经济的又一抓手。江西工业落后,在华东六省一市中,工业生产排在倒数第二。江渭清和省委常委一起,认真分析了全省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并于1975年4月24—30日召开了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会上,他代表省委强调:“工业整顿要突出重点,狠抓煤、电、运输等薄弱环节。”并明确提出企业领导“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管理。为实施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技术管理而建立的必要规章制度,只要来自实践,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就是合理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地方党委要支持企业领导大胆工作,迅速恢复生产秩序,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
　　在抓工业生产的同时,省委还抓了基本建设。江西过去基本建设摊子过大,资金不足,许多项目长期不能完工交付使用。江渭清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基本建设也要整顿,下决心停一批,保一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常委会很快形成了共识,决定全省确保37个重点项目,其中25个在当年年底就建成投产。
　　经过1975年的全面整顿,江西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劳动纪律开始转机,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上扬势头。与1974年相比,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0.2%,国民收入增长9.9%,财政收入增长19.5%,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明显的增长。
　　
　　“只有消除派性,江西才有希望”
　　
　　早在1967年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就紧接着上海“一月风暴”,夺了省委和省人委的权。随后,在钻进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坏头头涂烈、万里浪等人策划、挑动下,全省各地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涂烈、万里浪等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层层揪斗“孔老二”。于是,“拉山头”“打派仗”“脱产闹革命”等派性问题愈演愈烈,进而成为危及江西稳定与发展的最大公害。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江渭清,决心下大力消除派性。他在1975年的元旦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团结起来,做好工作。” 此后,他几乎逢会必讲:“只有消除派性,江西才有希望。”为了保证反对派性的斗争健康地进行,他还在是年6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注意划清几条界限:一是把搞资产阶级派性同“文化大革命”中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意见分歧区别开来。二是把资产阶级派性,同党委内部正常的工作争论,同干部群众向领导提批评意见,同要求落实党的政策的合理要求区别开来。三是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9号文件之前搞派性的,只要认识了,改了就好,应当欢迎;9号文件之后搞派性的,要限期改正,坚决闹派性不改的,必须严肃处理,不管哪一派,不管哪一个人,决不姑息迁就。四是把领导干部搞派性的同群众中搞派性的区别开来。对领导干部要严,对群众重在教育。
　　与此同时,省委还做出规定一)上下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铁路与地方之间,各部门、各单位、各厂矿之间坚决割断一切派性联系,禁止串联和一切非法的组织活动。(二)任何人都有权揭发检举派性活动,对领导干部搞派性的,要发动群众进行监督。(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少数擅离职守的干部,必须立即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经过群众讨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撤销职务。其他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动员他们回来,经过说服教育仍然不回来的,按旷工处理。
　　在反对派性的斗争中,江渭清强调严格按政策办事:“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引导大家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纠缠历史旧账,不争论个人输赢。”他还进一步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一分为二’,既严肃批评其错误,又不否定他们过去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只要他们认识了,应当热情欢迎和鼓励。如果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允许他们想一想。一犯错误就揪住不放,就打倒,这不是党的政策。”江渭清代表省委所作的这些讲话,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拥护和积极响应。一些曾卷进派性、犯有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做了自我批评,增强了团结。
　对极少数不听劝告、坚持派性、一意孤行的人,省委则采取果断措施。比如,江西拖拉机厂1974年打了一年的“派仗”,只生产1001台拖拉机。1975 年上半年继续搞派性,在造反派坏头头的唆使下,许多工人“脱产闹革命”,打派仗。1—9月份生产的1000多台拖拉机质量低劣,才出厂过八一大桥,就开不动了,要人推着走。在深入调查、摸清情况的基础上,省委于9月底将坚持搞派性的江西拖拉机厂老班子“一窝端”,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排除派性干扰后,工人们的积极性起来了,第4季度共生产拖拉机1400多台,质量也比过去有了明显提高。
　　1975年7月中旬和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先后两次听取了江渭清的工作汇报,对江西形势的好转给予了高度肯定:“江西的工作中央是满意的,继续这样抓下去,是大有希望的。”
　　
　　“你们要打报告你们打,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
　　
　　江渭清在江西坚决贯彻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方针,必然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理论和政策,同时也触犯“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爪牙的利益。 1975年11月,在“四人帮”推波助澜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转弯子”,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上,张春桥还气势汹汹地点了江西的名,要江渭清向群众检讨,把与邓小平的关系彻底交待清楚。
　　“四人帮”在江西的爪牙涂烈、万里浪一伙以为时机到了,对刚从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回来的江渭清展开了疯狂的围攻。他们一面给江青写效忠信,一面密谋制订了“围垮省委领导,搞乱全省局势,争取地市起义,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表态”的反革命夺权计划,大肆污蔑省委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说江渭清是“邓小平的黑干将”“还乡团的分团长”等等。一时间,全省上下重新陷于恐慌与混乱之中。这时,省里有的领导同志主张赶快向中央打报告, 揭发批判邓小平,以争取主动。江渭清认为这是个党性原则问题,当即予以了拒绝:“你们要打报告你们打,我是不会签字同意的。”
　　江渭清旗帜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使其成为造反派急于除之的眼中钉。1976年3月下旬的一天,涂烈一伙突然袭击,强占了他的宿舍,致使其有家不能归(后在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的关照下,暂住位于新建县的福州军区干校)。其后,他们又先后两次向中央告黑状,说江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半年多了,全省的运动仍然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江渭清、白栋材、黄知真至今没有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他们不揭邓、不批邓、不转弯,不为下面承担责任,不纠正错误,反而想方设法转移批邓的大方向”。
　　由于造反派的纠缠、打击、迫害,江渭清头痛、抽筋的老毛病复发,身体日渐虚弱。本可以去外地大城市治疗,但考虑到自己是省委常委一班之长,要对党和人民负责,他执意留在江西治病。后经中央同意,住进位于南昌市区的解放军九四医院,一边工作一边治疗。然而,为了夺取省委领导权,涂烈、万里浪一伙从未停止对江渭清“追杀”的罪恶脚步。1976年8月13日,他们纠集部分群众公然冲击解放军九四医院,将正在进行输氧治疗的江渭清拖到烈日炎炎的南昌街头,挂牌“游斗”,恣意侮辱……
　　尽管身心不断遭受严重摧残,但江渭清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与职责。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中华大地。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各省、市、自治区的追悼大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主持。然而,“四人帮”在江西的一伙爪牙却极力阻止江渭清代表全省2800万人民主持悼念活动,并提出由他们在省、市军民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非法要求。江渭清于万分悲痛中挺身而出,经过复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造反派一切图谋。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四人帮”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在欢庆十月胜利的日子里,江渭清情不自禁地吟诗一首,展示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党性情怀:
　　纵观“文革”不寻常,大地神州遍地霜。
　　奸贼乘机登宝座,忠良迫害下牢房。
　　国民经济临崩溃,传统精神几破光。
　　幸喜中流来砥柱,马列主义万年长!
　　
　　“如果不把被他们制造的错案、假案、冤案一一平反,人们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在江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机关干部和群众无端被审查、批斗和关押。1975年3月, 江渭清到任才4个月,就指示省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但到1976年春,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干扰,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粉碎“四人帮”后,江渭清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和中发16号文件精神,要求分清路线是非,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8年11月5日,在全省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广泛地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江渭清特别指出:“如果不把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彻底肃清,不把被他们制造的错案、假案、冤案一一平反昭雪,不把被他们搞乱了的是非问题统统纠正过来,人们就气不顺,心不平, 民愤难消,积怨难去,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呢?”
　　1978年11月22日,省委常委会议正式做出决定,为1976年清明节前后南昌市和一些地区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平反,肯定“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对因参加这些活动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进一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据此,全省共为870余名干部做出了结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4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渭清更是把全面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的工作,作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一件大事来抓。1979年1月4 —23日,省委召开县以上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对落实干部政策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后,省委相继决定或经中央批准,对所谓“抚州八二四军事叛乱”案和省直机关“四二一”案,对“改组江西省军区”中受到错误对待的省军区和各军分区、人武部以及原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省军区政委林忠照等军队领导干部,对莲塘、赣州、萍乡等武斗事件中遭受诬陷迫害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对1974年受到错误批判的原省委书记佘积德、白栋材、黄知真及其他受株连的干部,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即连遭揪斗或关押的原省长方志纯、原副省长董琰和谷霁光(著名历史学家、原江西大学副校长)、石凌鹤(著名作家、原省文化局局长)、石少培(原江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定坤(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以及1963年起被错误批判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及其作者艾寒松等一大批冤假错案一一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省委还根据中央的指示,相继落实、调整了党的其他方面的政策,有步骤地处理和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至1981 底,江西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全省纪检机关通过复查结论,平反纠正党员和党员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1832人,其中全错全纠的占2/3;全省组织系统对“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32016名干部全部复查,其中平反纠正错定敌我矛盾2812人、恢复公职2857人、恢复党籍404人;在统战系统,全省各地市县的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已平反纠正1613人,对政治历史问题做出复查结论的1499人,并对爱国人士档案进行了清理。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顺利开展,消除了广大干部群众较长时期以来的思想疙瘩,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对于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加快江西各项建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一定要深入下去,使之密切联系实际”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尽管该文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是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一开始,就引起江渭清高度重视。特别是经过学习邓小平在北京、吉林的几次有关讲话后,他更加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政治意义。1978 年5月13日,根据省委的指示,《江西日报》全文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9月25日,在省委党校县革委会副主任以上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江渭清作了题为《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报告,成为最早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之一。
　　江渭清在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高度概括提出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明确指出:“坚持实事求是,要‘敢’字当头。敢于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自己错了,不护短,不遮丑,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对于错误的倾向,敢于揭露,敢于开展原则性的斗争;对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敢于冲破;对于搞乱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敢于拨乱反正。这就是无产阶级彻底的无私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他还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成绩不夸大,错误不隐瞒,不能弄虚作假。说假话的人,是不老实的人。如果不改,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终究是要垮台的。”
　　这篇观点鲜明、紧密联系江西实际的报告发表后,在全省引起巨大反响,进而使得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江西真正走出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圈子,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场解放思想的广泛讨论,并成为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斗争的焦点。同年9月27日,新华社对江渭清的这个报告,向全国作了长篇报道,《光明日报》也摘要发表了主要内容。
　　1979年9月15日,鉴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一些地方还不够普遍和深入,江渭清又在省委党校第二期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专门论述如何根据江西的实际,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问题。他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一定要深入下去,使之密切联系实际。”在江渭清及时而又强有力的领导下,全省各地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一些原来开展得不好甚至没有开展的地方和单位,也通过培训班、读书班等形式进行了补课。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续深入的进行,促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江西人民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对于思想、理论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对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起着十分重大的促进作用。
　　
　　“我对于农业,是始终不敢放松的”
　　
　　江渭清始终立足江西农业大省的客观实际,一直把如何发展农业生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全省大局思考的首要问题。1979年1月4—23 日,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全省的工作重点应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思想。在这次会议上,江渭清与省委常委一班人专门讨论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的决定有利于发展农业。在江渭清的主导下,省委相继采取了若干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79年初,根据国务院关于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的规定,全省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棉花、油脂油料、生猪等21种(江西增加3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稻谷提价21.6%,油菜籽提价24.7%,棉花提价15.2%,生猪提价 21.6%;平均提价28.26%,高于全国平均提价24.8%的水平。
　　二是落实生产队经营自主权。1979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省委、省革委会颁布了有关保障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文件,明确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各级领导的瞎指挥;同时对农业计划管理方法也作了改进, 各地除向生产队下达主要农产品收购指标外,不再规定产量和播种面积,生产队可以在国家计划下,从实际出发安排生产。
　　三是减轻农民粮食负担。特别是对贫困老区,省委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让老区人民吃饱饭”,免掉了老区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的几万个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到1981年,全省连续三次调减粮食征购基数,共减购6.76亿公斤贸易粮,并相应地扩大超购、议购粮比重。
　　四是放宽对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的限制。在国家的政策指导下,社员有权在自留地上自主经营,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家庭副业,允许在农贸市场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
　　五是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初,广昌县长桥公社石田生产队率先恢复了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常年作业组”的做法,实行了“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对农村生产经营管理出现的这种新情况,省委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11月25日,省委在《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年终决算分配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要求各地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而使这一做法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到1981年底,全省 97%以上的生产队都建立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迈出了江西农村经济变革关键性的一步。
　　所有这些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顺应了广大农民要求休养生息,要求经营自主权,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省农业生产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江西农业艰难而辉煌的变革,凝结了江渭清的政治智慧、过人胆识和民生情怀。后来回忆这段改革历程时,他曾动情地说:“我对于农业,是始终不敢放松的。”
　　1981年下半年,为响应邓小平废除干部终身制及干部“四化”的号召,江渭清郑重向中央递交报告,请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第一线。经党中央批准,1982年8月机构改革时,与红土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江渭清,如愿从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在离开江西赴南京定居前,来赣视察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你是在‘四人帮’肆虐的特定历史时期来江西工作的,这里又是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的‘重灾区’。我们知道这个环境很不理想,你在这里的处境相当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年江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江渭清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撰写此文,以表缅怀。○
　　
　　参考文献:
　　1.《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江渭清纪念文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六师苏南分会2005年编。
　　3.《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当代江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编委会2005年编。

《党史文苑》201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