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 破解文革与六四失败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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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文革与六四失败的奥秘——中国共产党演变的必然轨迹

周泉缨 2010.12.19

引 言

一、文革发动的历史和国际背景
二、否定文革是走历史的一个极端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失败的奥秘
四、否定文革是六四的政治基础
五、民主派犯了毛泽东同样的错误
六、否定六四是走历史的另一个极端
七、在两个历史的极端中间演变
八、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三大外缘

引 言

现在美国为了向中国推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说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君不见为了给一个中国民主派刘晓波颁发一个莫名其妙的奖，奥巴马总统亲自发表特别讲话，美国众议院议长亲临颁奖现场，包括挪威国王和王后等所有嘉宾都起立，向颁奖空椅子象征的刘晓波鼓掌；一时间所谓的民主派“没有敌人”、中国如果实行民主政治“会更加强大”的声音通过国外媒体的操作和放大似乎成为不可一世和不可违背的真理。
然而，人们如果站在现代历史的高度看问题，不难发现美国和西方今天在为刘晓波颁奖会上显示的对中国的“亲善”力度，与当年方励之被逐出国境时的“亲善”力度相比，乃至与百年前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时的“亲善”力度相比，其差别甚至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可能也不过分。因此，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应该扪心自问，这种差别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向中国推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态度变了呢？还是我们中国变了呢？如果是因为我们中国变了，那么是因为我们中国拥有西方民主政治呢？还是因为我们中国坚持和不断改善共产党的一党主政的政治制度、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自力与世界民族之林并真正开始崛起？
所以，正如我在《纵论改革开放——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和《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两文中讲的，在现代人类社会的时代大背景和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必须拒绝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治改革，完全依托“三个代表思想”或“统一论哲学思想”，在信仰上统一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志，在组织上统一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力，从而确保中国社会多快好省地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福利社会过渡，并为人类构建和谐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然，本文的主题不是要重复论述关于“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和防止共产党被西方民主思想分裂和瓦解”的问题，本文的主题是运用我在《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一书中讲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崭新的阶级分析方法，破解人们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的文革与六四失败的直接原因或奥秘，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演变的必然轨迹，从而在理论上增强我们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改革开放事业必胜的信心。

一、文革发动的历史和国际背景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我们国家告别文革的三十年，无疑是我们坚定不移地拒绝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十年，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吃尽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百年蹂躏之苦，因此在我们民族的灵魂深处，已经埋下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极不信任的种子。
回想文革之前的世界，是两极冷战的世界。正如我在《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一文中讲的，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暴力消灭国际共运的试错，因此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直接导致了1933年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及。由于罗斯福新政实际上体现了现代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突变，其明显的结果是在西方社会原则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法解决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和经济危机问题，所以二次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及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意味着两极冷战实际上已经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极冷战，而是福利社会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极冷战。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很快就失去了优势。于是，以苏联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先驱者们，率先在苏联进行某种改革试错实验。
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一书中讲的，由于人类社会破解“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实质的“思想顿悟”，必然落后于人类社会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因此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两极冷战时代的人类，普遍不可能察觉和破解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经划时代地和平演变为现代福利社会的历史事实。所以，一方面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改革先驱者，根本不可能破解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很快失去了优势的原因，从而也搞不清楚自己推行改革试错实验的最终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另一方面毛泽东为代表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认定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在复辟资本主义，从而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概念，因此文革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企图通过不断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不断打倒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完全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文革宗旨是试图通过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彻底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理论的真理性。

二、否定文革是走历史的一个极端

正如我在《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一书中讲的:由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此企图人为地发动和坚持用文革去消灭不可能消灭的资产阶级，只能导致整个中华民族为了挖掘和铲除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物，不断地无止境地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从而导致民族的内战无止境地升级，最终只能彻底粉碎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梦。所以，文革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下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文革是边际成本无限上升的亡国灭族之举。正因为如此，文革事实上是在回避争论“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真理性”的大前提下，依靠政变的方式轻而易举地被宣判死刑的。可以说，在否定文革问题上，我们走的是只顾实际利益、不顾理论是非的一个历史的极端。
历史证明，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合理性，是让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很难回过头去走红色复辟之路，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没有通过严格的理论审判，就失去了其历史的主政地位。
历史也证明，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劣根性，是让已经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审判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可能在未来的中国也同在苏联等国家一样，因为某种原因登上主政的历史舞台，从而彻底粉碎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梦。换言之，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的劣根性，是让中华民族在理论上无法正确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否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道路的劣根性的历史合理性，从而迅速有效地寻找和把握实现自己百年复兴梦想的正确道路。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失败的奥秘

彻底否定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一个极端的客观存在，当然意味着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确实是失败了。然而，为什么文革会在中国失败呢？
我过去对于文革失败的原因的论述，主要局限于从资产阶级不可能人为消灭和我们民族无法承受文革自相残杀的巨大代价两方面去论述的。本文开辟新途径，单刀直入从中国社会的阶级格局出发来破解文革失败的奥秘。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时，公开点名批判了我在1967年8月初撰写的文革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毛主席明确指出，《414思潮必胜》的要害是认为“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只有414”，所以毛“想不通”。换言之，毛主席认定在文革的中国，只存在代表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和代表无产阶级的造反派，而不存在政治上独立的代表其他阶级的414派。
后来我发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发现和认识到现代人类社会，包括现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实力强大、并可能做到“三个代表”的知识阶级及其政治派别。而文革中清华大学的414派，就是不自觉地代表中国知识阶级的政治上独立的派别。
关于知识阶级是现代人类社会必然的主导阶级，是我一系列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理论著作中所反复论述的基本命题之一。正如我在《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讲的，现代知识阶级最终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自觉的主导阶级的时代性的条件有三个：
第一，高科技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人类生活需求。这一条意味着两个历史内涵：一是知识阶级已经成为代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的阶级；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提供能够铲除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劣根性（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基础性条件。
第二，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剩余价值全社会公有制，已经通过1933年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自发地呈现。换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已经被人类社会自在地通过“社会顿悟”更新。关于这个条件实际上是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条件，因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永远是人类社会自发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社会的阶级、集团或者个人意志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最终失败，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发现和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上帝”创造的制度，而不可能是人类主观意志的产物。
第三，人类社会通过1997年的“思想顿悟”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从而能够破解罗斯福新政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时代实质，从而也能够自觉正确地设计适应和维护福利社会剩余价值全社会公有制的政治体制。这个条件实际上是知识阶级从不自觉和自发地主导现代人类社会的阶级和平演变为自觉地主导现代人类社会的阶级的关键。
于是，人们不难看出，在毛泽东领导的现代中国，上述三个条件中的前两个条件已经具备。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是自觉的无产阶级、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和柔软的资产阶级联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由此可见，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的知识阶级一直作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同盟阶级相当强大地存在，只不过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参加中国革命的动机，相对于广大工人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目的和动机，更加自觉地倾向于为了全人类和全民族的解放、而不是只为了本阶级或自身的解放。而建国以后，尤其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中国知识阶级随着阶级实力的壮大，实际上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自觉地开始起主导作用。所以，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直接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知识阶级不自觉地主导和支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继续革命”；正因为如此，知识阶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和成败。关于这一点，在清华大学文革中体现为，414派（或“八八派”）对于清华文革的态度，决定了清华文革的展开与成败；在首都高校体现为，凡是在文革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院校，实际上不是这些院校中类似清华蒯大富的团派在主导政治局面，而是这些院校类中似清华414派在主导政治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高层和在中共中央体现为，周恩来派对的文革的态度，实际上决定了文革的展开和成败。
然而，毛泽东主席因为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性，决定了他只能承认文革是无产阶级主导下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革命”，而不可能发现和承认知识阶级及其政治派别对于文革实质上的主导作用，因此毛主席在周恩来去世时，错误地以为只要在中南海放一场鞭炮就可以将代表知识阶级及其政治派别的周恩来的幽魂送离中国大地。而实际上毛主席去世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刚好与毛主席的上述愿望相反，代表毛主席文革思想的“四人帮”在几乎没有还抗的余地的条件下被政变和镇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因此而走向了彻底否定的道路。这一切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或奥秘，就是毛泽东主席主观上没有发现或不承认知识阶级及其政治派别在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证明，在现代中国，离开知识阶级的主导和支持，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任何阶级，在政治上都将一事无成，这实际上也是本文后面将要讲的六四失败再一次证明的历史事实。

四、否定文革是六四的政治基础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基础上通过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开始的，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出现以下的两难局面：一方面，由于彻底否定文革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导致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暴力革命理论的历史合理性，进而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最后必然导致西方民主政治应该主导中国社会的结论；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主义早就正确揭示的，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必然存在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劣根性，因此由于改革开放逐步恢复了市场经济，使得腐败问题成为改革开放中整个民族普遍关注的层出不穷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左派与民主派关于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
然而，由于文革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中国左派因为“四人帮”和大批造反派被镇压元气已经大伤，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虽然能够正确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劣根性，但是实际上无法有效地铲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劣根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左派在实力上和理论上始终无法与民主派抗衡。
而在中国民主派方面，正因为文革的彻底否定，政治实力空前强大，政治观念也空前统一。可以说，否定文革和否定共产党的集权政治是中国民主派统一的政治标志。所以，实际上彻底否定文革，是中国民主派的政治势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迅速膨胀和六四作为政治事件最终形成的政治基础。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民主派相对于左派还有一个重大的优势。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人类历史的“思想顿悟”必然落后于“社会顿悟”，因此现在人们普遍将西方发达国家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功劳记在已经过时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上，而没有察觉和破解西方发达国家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功劳，实际上属于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事实。于是，民主派得以借助人们头脑中的上述历史造成的误区，更加肆无忌惮地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国民主派的基本说词是：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事实上已经有效解决经济危机、贫富悬殊、阶级对抗和腐败等问题，因此只要中国按照西方民主思想彻底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那么最终必然能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有效地解决上述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

五、民主派犯了毛泽东同样的错误

众所周知，在六四之前，由于中国的民主派鼓吹西方民主自由，事实上已经导致胡耀邦总书记的下台，那么为什么中国民主派在赵紫阳总书记上台后仍然要冒险在中国强行鼓吹西方的民主政治改革呢？除了上面已经讲了的关于中国民主派相对于中国左派在实力上和理论上拥有压倒优势之外，主要是因为民主派事实上也与毛泽东主席一样，在对中国社会阶级格局和政治态势的判断和估计，犯了同样的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民主派的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西方民主思想。因此，中国民主派与毛泽东估计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态势发展的基本观点是一样的，即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点论。换言之，中国民主派与毛泽东一样，都认定主导中国社会的阶级，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而不可能有第三个阶级，同样主导中国政治的派别，不是民主派就是左派，而不可能有第三个派别。正因为如此，当年在彻底否定文革和改革开放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展开的历史和国际大环境下，在中国的左派在理论上和实力上始终无法与民主派抗衡的现实状况下，中国民主派实际上已经情不自禁地认定他们代表了中国支持改革的所有的政治势力，因此他们完全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任何支持改革开放的当权派，接受他们鼓吹的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
然而，历史证明，中国民主派的上述关于政治局势的估计完全错了，这也是六四失败的奥秘或直接原因：
【1】现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三个阶级，它们是自觉的工农劳动阶级、自觉的资产阶级和不自觉的知识阶级，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不自觉的知识阶级的骨干力量。同样道理，中国的政治派别实际上也存在三个派别，它们是自觉的左派，自觉的民主派和不自觉的知识阶级派。
【2】由于几百年来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原因，中国知识阶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阶级不同，甚至与苏联的知识阶级也不相同，中国知识阶级是中国劳动阶级始终如一的同盟阶级，因此中国的知识阶级派也是中国的左派的始终如一的同盟派，只不过在反右斗争之前，上述同盟关系比在反右斗争之后更加紧密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中国文革中的周恩来派、毛泽东派和刘少奇派的三派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从清华大学文革三派——414派、团派和保守派三派关系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最后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劳动阶级、知识阶级和资产阶级三者的现实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
【3】所以，当六四因为主客观各方面的种种原因，发展到了可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从而让中国出现翻天覆地的质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整体的政治倾向发生了中国民主派始料不及的突变。因为，当年坚决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干部当中，多数不属于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范畴，而属于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当权派的范畴，因此中国知识阶级必然代表民族整体利益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在六四可能导致中国出现翻天覆地质变的历史关头，共产党内原先支持改革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当权派，必然为了民族的全局利益，会倒转过来支持无产阶级当权派镇压六四。此外，即便是共产党内坚决支持改革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在上述历史的紧要关头，能够义无反顾地支持六四的可能也不是多数，于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几乎一边倒地镇压六四的政治态势。这就是六四期间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分裂、也没有产生后来苏联叶利钦式的民主领军人物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以整体上对六四被镇压抱观望态度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六四失败的奥秘或直接原因，归根到底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内支持改革的政治势力的主要力量，不是民主派意料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而是民主派意料之外的共产党内不自觉的知识阶级的当权派。因此，近来李鹏作为六四时期无产阶级当权派的代表人物，通过回忆六四历史，刻意将两代共产党领导人们统统捆绑在镇压六四的战车上，原则上是符合六四的实际情况的。
顺便提讲一下，上述关于中国实际上存在知识阶级的政治图像，在清华文革中，以某种对称的形态，曾经惟妙惟肖地展示过。想当年，在毛泽东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清华大学主张为蒯大富翻案的“八八派”迅速成为多数派，而当中央文革真格地要让蒯大富坐清华的天下时，清华原先支持蒯大富的“八八派”立刻演变为反对蒯大富的414派，甚至如果清华大学不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关注的文革试验场，那么清华的414派在人数上必然会大大地超过支持蒯大富的团派。对于这种现象，过去国内外研究文革的学者，都将其归结为清华群众在政治上都存在回归文革前的十七年的复旧倾向，其实国内外文革学者对清华文革历史的此类评判完全是主观唯心的。因为，上述现象存在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清华的“八八派”或414派实质上是不自觉地代表知识阶级的政治派别，因此在当时清华文革的政治舞台上，“八八派”或414派必然自发地处于某种主导地位，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知识阶级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处于主导地位。
【4】关于中国知识阶级客观存在，从具体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思想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具体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头脑里，实际上也必然存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三个阶级的政治倾向，只不过在面临不同的政治斗争环境时，其头脑中的上述三个阶级的政治倾向的配比关系，是在不断地随缘调整而已。例如，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反右斗争中呈现无产阶级当权派的形态；在反右斗争以后呈现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形态；在六四之前也主要呈现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形态；而在六四中则呈现无产阶级当权派和知识阶级当权派联手镇压六四的形态。至于，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的当权派为什么会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政治形态的原因，无疑是因为邓小平个人按照他一贯的“黑猫白猫”哲学，认定上述政治形态的转换，对于民族复兴以及对于其自身的发展和价值的实现更为有利的缘故。

六、否定六四是走历史的另一个极端

历史证明，如果讲彻底否定文革是历史的一个极端，那么彻底否定六四是历史的另一个极端；而且彻底否定六四的历史极端与彻底文革的历史极端一样，都是只顾实际利益而不顾理论是非的一个历史的极端。因此，彻底否定六四与彻底文革一样，存在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劣根性。
彻底否定六四的历史的合理性，是依托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法宝——“国家控制”法宝的权威的有效性，从而使得中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拒绝按照西方民主思想进行改革开放。
彻底否定六四的历史的劣根性，是在理论上没有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否应该按照西方民主思想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问题，或没有解决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的“政治思想自由化”的合理性及其“尺度”问题。
所以，无论从彻底否定六四和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内容而言，还是从彻底文革事实上是民主派政治势力和六四事件形成的政治基础而言，彻底否定六四作为一个历史的极端，是对彻底否定文革的另一个历史的极端的惩罚。

七、在两个极端中间完成和平演变

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和彻底否定六四，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两个极端的客观存在，因此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只能在上述两个历史的极端之间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完成自己从不自觉的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向自觉的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和平演变的。这一种历史格局维妙维肖地演示了黑格尔哲学揭示的关于人类思维通向真理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左边，高高耸立着否定文革体现的防止中国出现红色复辟的“大墙”；在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右边，高高耸立着否定六四体现的防止中国出现白色复辟的“大墙”；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在上述两座“大墙”夹缝中，依托人类社会有序发展规律的推动，一直按照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一左一右地向前推进，去迎接人类社会划时代的“思想顿悟”的到来。
实际情况果然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理论进化过程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确实是沿着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引的方向前进：开始是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原则”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接着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构建小康社会；最后是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战略”、“和平崛起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正确的“国家控制”观点）。
与其同时，在中国的民间，我的思想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的思想，也确实在否定文革和否定六四的两面夹击下，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从而顿悟和创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完整系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
所以，正如我的一系列有关著作中揭示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演变的必然轨迹，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和平演变的必然轨迹，只能是沿着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或者沿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或者沿着对文革和六四两个历史的极端的否定之否定，进入“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境界。正如我在一系列著作中论述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境界，可以用以下几个方面来表述：
【1】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实质，是完成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并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
【2】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是及时正确地调整中国社会内在劳动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之间的阶级制衡关系，使之有效地适应时代和国际的大环境。
【3】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标准，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民主思想设计、实施和检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是按照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需要，即按照福利社会的两个战略目标——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设计、实施和检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4】中国改革开放理想的领导力量，是坚持“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信仰的知识阶级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体制上必须坚决拒绝西方多元化的民主政治改革，全力以赴加速完成由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集权的党向自觉的知识阶级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转变。
【5】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制度改革，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混合型的改革，其理论形态是构建“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法宝体系。其中，“国家控制”法宝是改革开放和构建福利社会的主导法宝；“权力制衡”是有效控制腐败和保证“国家控制”正确运行的法宝；“社会福利”是构建福利社会的基础法宝。因此，“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法宝体系，作为福利社会创新型社会制度的基本形态，是法制主导民主和权威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始终确保顿悟创新和正确权威的及时有效的结合，去高速推动福利社会去实现其两个战略目标。由此可见，人们习惯上较多关注的民主，在福利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福利社会的民主既不是资本主义金钱挂帅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而是顿悟创新和正确权威指导下为了实现福利社会两个战略目标的民主。
所以，回想起来，如果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当年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是支持中央文革自觉坚持的无产阶级的极左的路线，而是支持周恩来不自觉执行的知识阶级的温和路线，那么一般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就不可能出现彻底否定文革的突变，因此连带着也就不可能出现彻底否定六四的突变，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可能呈现典型的符合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极端的形态。不过，如果中国现代历史真的如此地演示的话，那么很可能中国的现代历史的发展速度，甚至世界的现代历史的发展速度，会比现在慢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和六四实际上是加速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试错，文革和六四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都功不可没，因此中华民族为文革和六四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八、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三大外缘

至此，或许有人会讲，本文论述中国共产党演变的必然轨迹，很可能是只是一种理论的设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一直是在向官僚集团垄断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和平演变。

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可能向官僚集团垄断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和平演变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的问题。“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揭示，世界上任何系统或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系统或事物内部，而在系统或事物的外部，即系统或事物的根本动力是系统或事物整体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以，可以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命运，或者中国共产党是否可能向官僚集团垄断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和平演变，本质上不决定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意志，而决定于中国共产党与其外在的时代和国际大环境的相互作用。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暂时地向官僚集团垄断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和平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中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前，市场经济私有制固有的劣根性决定了腐败现象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泛滥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腐败对于改革开放而言存在两重性：一方面，腐败的不断升级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在升级；另一方面，如果腐败的升级甚至泛滥不能够有效的控制的话，改革开放事业就有可能因为社会动荡和不稳定而整体性地崩溃。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向官僚集团垄断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原则上不存在。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原则上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外在因缘手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外缘原则上不容许中国共产党整体向官僚集团垄断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和平演变：
【1】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现代知识阶级最终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自觉的主导阶级的时代性的三个条件已经成熟：第一，高科技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人类生活需求，从而为人类社会最终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第二，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实际上已经通过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自在地更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第三，中国知识阶级通过“思想顿悟”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破解了罗斯福新政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时代实质，从而为正确设计适应和维护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因此，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规律决定了，领导五分之一人类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人类的理性的社会系统，整体上不可能不选择福利社会的光明大道、反而去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
【2】也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没有通过“思想顿悟”掌握“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因此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虽然经济制度已经福利社会化，但是政治制度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水平上，这就决定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原则上必然后继续按照西方民主思想的金钱挂帅原则遏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崛起。这不仅意味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必然会失去主导人类社会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意味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实际上在逼迫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拒绝走过时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而走福利社会道路，从而避免中国继续成为西方世界的“跟屁虫”。
【3】正如我在《纵论改革开放——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一文中讲的，中华民族作为在百年苦难中逐步觉醒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经过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教育和实践的锻炼，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锻炼，实际上已经成为万众一心渴望崛起的民族，成为普遍愿意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的民族，成为能够吃大苦耐大劳为了民族复兴而进行伟大试错（探索和创新）的民族。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的现代孩子，如果一定要违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渴望崛起正确意愿，那么等于是在逼迫中华民族重新举起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武器……。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在上述三大外缘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由不自觉地知识阶级政党和平演变为自觉地知识阶级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也是历史之必然；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历史地成为人类社会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骨干力量，也是历史的必然。总而言之一句话：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正在迅速崛起的现代中华民族而言，前面的道路虽然可能仍然是曲折的，但是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01】《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2】《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3】《西方民主正在走下神坛——评判“刘晓波事件”的政治实质》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4】《评判＜千秋功罪毛泽东＞——只有正确评判毛泽东才能正确迎接未来》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05】《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06】《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7年出版。
【07】《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出版。
【08】《纵论改革开放（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
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9】《民主派鼓吹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大骗局》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0】《清华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
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1】《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驳斥所谓“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罪名）》
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2】《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作者周泉缨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