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 “那一年”（重庆文革博文一组）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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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支左部队处境险恶（原）

“一月革命”后，最高统帅部发出命令，由部队以“支左”的方式介入文化大革命。以陆军第54军（重庆警备司令部）为代表的重庆驻军闻风而动参与夺权斗争。然而他们支持成立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没有能象“东北的曙光”（黑龙江）和“西南的春雷”（贵州）那样被中央承认，伴随着对革联会“保”与“砸”开展的武斗，使支左部队陷入巨大的泥淖，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

一、宽银幕电影院的枪声
1967年8月22日上午，一支挂着军车牌照的车队，从上清寺的市革筹开出来，驶向两路口，准备回到鹅岭的重庆警备司令部去开会。车队经过反到底派占据的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响起一片密集的枪声。
坐在第一辆军车上的警司张处长身中数弹身亡，司机加大油门，冲过火网；第二辆军车司机被打死，副处长曾惠平左腿受伤被抓；第三辆军车上的处长肚腹受伤，司机冒着弹雨，加速冲过火网；第四辆军车趁乱加速冲过火网；第五辆军车司机见势不好，朝左拐弯向文化宫方向驶去，车上的中央调查组成员成功脱险。
这就是震惊重庆的山城宽银幕电影院“8.22”事件，54军干部处处长张甲奎、司机李永梁遇难，文化处处长郝子义、保卫处副处长曾惠平、卫生科科长齐宗勋、参谋吴士龙等中弹受伤，其中曾惠平左腿被截肢。
早在本月初，重庆军分区667号交通艇被望江机器厂军工井冈山的高射炮击沉，艇上3名战士全部遇难。那个抄炮手事后得意地对同伴吹嘘：“老子用高射炮平射，几炮就把他龟儿子打沉了！”没隔几天，仍然是在望江机器厂，前往制止武斗的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2名战士又倒在血泊之中。
据有关资料报道，仅7、8、9月，驻渝部队指战员就有64名死亡，上千名受伤。在8.22事件死亡干部追悼词中，有“自XX军建军以来，还没有牺牲过师级干部，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们才牺牲一个副营级……”之语。

二、警司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1967年7月1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公开发表《关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称“重庆黑警司是扶持反革命复辟的罪魁祸首，黑警司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黑司令部”，又称“我司令部勒令蓝、白之流从重庆黑警司里滚出去！”“誓与黑警司血战到底！重庆黑警司的军权我们算夺定了！”
54军被说成是“贺龙的部队”“李井泉的黑兵”，搞“二月兵变的黑部队”。军领导一会儿被封为“山城谭震林”，一会儿被点为“山城赵永夫”，一会儿变成 “山城陈再道”。“绞死匪首蓝亦农（54军副政委，市革筹组组长）、白斌（54军副军长、市革筹副组长）！”的标语贴满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警备司令部等驻渝部队为制止武斗做出种种努力，但在执行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反到底派坚持认为军方偏袒8.15派而拒绝合作。
1967年6月9日，驻军某部侦察连连长陈干清等4人在制止西师武斗后被群众组织军工井冈山抓走并被扣押、打伤，重庆警备司令部以严厉措辞向军工井冈山发出《公函》，称要求立即放人，赔礼道歉，遭到军工井冈山严词拒绝。
军工井冈山在复函中说：“不准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不准你们籍实行通令之名，行镇压革命造反派之实！如果你们不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军工井冈山将与山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打倒之！”
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宣布将派出武装巡逻队昼夜巡逻以制止武斗。反倒底派组织认为此举实为威胁该派，戏谑地宣称亦将建立自己的武装巡逻队进行昼夜巡逻。
6月26日，南岸区反到底派宣称组成南岸区武装巡逻队。6月28日 反倒底派“驱虎豹造反兵团”宣称将组成武装巡逻队在全市范围内昼夜巡逻，并“望警司大力协助”。
面对所携武器频频被抢的严峻形势，警司只得暂停武装巡逻，并将武装巡逻队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反到底派将建设厂的3万多支半自动步枪装备了武斗队，8.15派则将各区县武装部及各大中型厂矿军管会、武装部、民兵的武器一扫而光，54军一些基层单位武器也未能幸免。在抓抢武器过程中，指战员伤亡也不少。在多数情况下，指战员坚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避免了更多流血事件发生。

三、异常艰难地维持城市正常运转
各行各业都抓革命去了，生产无人管，全市工业总产值急剧下降，码头、港口、车站堵塞大量物资。为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由部队牵头，组织了重庆市农业生产指挥部和重庆市工业生产指挥部。
1967年2月22日，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等9个单位贯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派出1万余名指战员分赴62个公社帮助春耕。
1967年4月27日，驻军派出48辆军车和2个连队，支援运输部门突击运输九龙坡火车站货场积压货物。经过10天突击运输，积压物资由17.3万吨下降为10.95万吨。5月23日，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击中力量把重庆港口、车站、码头积压物资尽快输运出去》的电报指示，驻渝部队和运输职工再次组织以港口为重点的突击抢运。经过20天抢运，港口物资由43439吨下降为28274吨，待卸铁木驳由54只下降为16只。
1968年4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激烈进行，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断阻，市场粮煤极度紧张，出现抢购，重庆驻军组建粮煤专运车队，以军车带民车，突击抢运。5月，武斗持续进行，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仍然断阻，月底全市粮食库存仅4000万公斤，其中大米仅够7天供应，有的粮店脱销，整个城市人心惶惶。驻渝部队再次紧急成立调粮办公室，继续以军车突击抢运粮食，保证供应。
6月，组织军车、民车共367台，经70天突击抢运，一定程度缓解粮食库存告急的状况。以后一段时间，调入重庆市的粮食完全靠解放军护送。
鉴于运输途中屡屡遭袭，运粮车队第一辆卡车上高竖标语牌，醒目地写着四个大红字：“运粮车队”，最后一辆写明：“车队过完”！形成文革中公路运输车辆独具特色的一大奇观。

四、 最高统帅部表态难以捉摸
在1967年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和重庆问题的《五条》里，指责驻军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中央文革的成员们一再要求驻军纠正错误，转弯子，改变对反到底派的立场和态度。驻渝部队顶着巨大压力，一方面忍着牺牲采取行动制止武斗，一方面着手抓他们并不熟悉的城市管理工作。
　1967年，毛泽东曾批示：“54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军队不但要协助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7788部队（54军）在重庆也有好的经验。”
这些批示，对处境艰难的驻渝部队或许有一些安慰。
而对重庆大规模的武斗，中央领导人的表态则令人捉摸不定，吃不透骨子里的精神实质。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听取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汇报四川武斗情况，当梁说到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武斗中一夜之间打了一万余发高射炮弹时，周恩来说：“在越南，一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美国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9月19日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新上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等人。据当时参与陪同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后来回忆，“听说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1968年，周恩来把七机部造反派头头叶正光（叶挺之子）找去进行严厉批评时，以重庆为例反讽的说：“你们打得还不够格，你们向重庆学习嘛，也去烧房子，也去开坦克。”
毛泽东则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称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的7、8、9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68年3月15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50军、54军负责人，谈到武斗时，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说：“可以改进技术！”
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国防工业工厂和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部分代表，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重庆望江机器厂两派武斗问题。当谈到该厂武斗中打了两万多发炮弹，江青说：“打也不是打了吗？暴露了敌人，锻炼了小将”。
这些匪夷所思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犹如火上浇油，使经受锻炼的爱玩枪的小将们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给支左部队制止武斗盛行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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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农民也遭武斗祸殃


表哥家住重庆红岩公社前进大队烟灯堡生产队，文革开始那年满23岁。本来他在60年代初考取过市农业学校，可以跳出“农门”吃商品粮，但时逢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学校下马停办，无奈只好“社来社去”，成了“回乡知青”，到生产队重新操起锄头修理地球。除了种植少量粮食作物外，大部分田土栽种蔬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给城市人口提供蔬菜禽蛋，被称之为“菜农”。

表哥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播种，辛勤劳作，1965年入了党，成了全公社最年轻的生产队副队长，辅佐土改时期入党的老队长苟福全。红极一时的他喜欢唱山歌，经常在山坡上扯开喉咙放声高歌：“太阳出来啰儿，喜洋洋么啷啰……”。

的确，比起远郊那些种粮食的“粮农”，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滋润，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成家，虽然上门提亲的人不少。

1966年文革爆发，学生们造反了，镇上贴满了大字报，到处乱糟糟闹麻麻的。那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正忙于收割稻谷，累得精疲力竭。一天傍晚，大队的广播喇叭先是播出一段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播出一条“紧急通知”，说一群制造“8.28”事件（指重大学生与小学教师发生流血冲突的江北下横街事件）的坏学生，打着“8.15”造反旗号，正在“炮轰”“火烧”公社，希望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立即赶到公社去，保卫公社党委，保卫文化大革命！

于是，表哥所在的生产队，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体力强弱，一个个手持锄把扁担，从房屋里，从山坡上冲出，沿着田坎小道，跑了好几里路，急急忙忙赶到乡镇，把公社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只见几个年轻的学生娃儿，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正在与公社干部辩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还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公社大院并没有起火燃烧，也没有看见哪里架有大炮。所谓的“炮轰”“火烧”，是要“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表哥苦笑着对大家说：“龟儿子球莫名堂，还是回家煮夜宵填饱肚皮吧，啥子革命？格老子肚儿闹革命——饿惨了！”

从此，他再也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事了。因为工人和机关干部参加政治运动可以照发工资，而农民不上班则不能计工分，不能跟着瞎胡闹。表哥经常骂那些跃跃欲试要上街看大字报的青年社员说“农民不种地吃锤子呀？”不理睬外界怎样闹得天翻地覆，继续守着土地“日没而息，日出而作”，鼓励大家上坡下田，以劳动求得温饱。

此段时期，他与邻队吴队长的女儿相上了，小吴在公社宣传队当舞蹈队员，身材相貌都不错，表哥很满意，打算耍个一年半载就结婚。

没想到几个月后，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两派为争夺“左派”地位和权力分配，相互打了起来，先是用钢钎大刀，后来用真枪实弹，文化革命演变成“武化革命”，倒是真的“炮轰火烧”了，表哥家距当时武斗中心的“三坪”——大坪、杨家坪、潘家坪不远，对武斗之祸不但惹不起，连躲都躲不脱。

队里张二娃他们几个终于跑到重医参加武斗队伍，吃起“专业伙食”了，表哥依然在队里稳起，坚持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

武斗刚开始哪阵，石油校、五一技校、河运校、重医、机制校的几支武斗队在公路上用钢钎大刀往来厮杀，给这些单位送菜常常要躲避在路边，有时一停就要耽误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把菜担到单位食堂，却找不到人收称开票。把菜蔬倒在食堂又怕以后单位不认账，只好又担回来喂猪。

1967年8月，8.15派和反到底派在“三坪”地区全面交火厮杀，整天炮火不断，枪声不绝。他们手中的武器精良，射程又远，那子弹不长眼睛，到处乱飞乱窜，只苦了这些无辜的种田人。一次大家正在田里挥镰收割庄稼，忽然不知哪里飞来一串子弹落在田里溅起朵朵水花，吓得社员们齐刷刷地扑倒在水田里……为社员安全考虑，不再安排社员集体出工，也不往单位送菜了。

菜农们不敢上街买火柴油盐之类生活必需品，只好托个别胆子大的人填好清单，趁两派武斗间歇时，快去快回购买。购买者一路提心吊胆，快步如飞，回来后照清单给大家分发。前进大队副食店货已卖绝，只好朝石桥街镇上跑。一个大热天，社员张树清上街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被冷枪击中头部，被人发现时歪倒在田坎边死得僵硬。老队长苟福全正在猪圈喂猪，被突然飞来的冷弹击中大腿，弹头栽进肉里没有出来，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幸亏表哥与队上几个壮汉冒着危险急忙把他抬到附近歇台子的解放军“三九医院”抢救，才算保住了性命。

表哥“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地挑起全队一百多口老少吃饭穿衣的重担。为了安全，他吩咐各家各户不得出门，将桌子搬去靠近墙角，并在桌面上放上木板、棉被、蓑衣之类，然后丢一床席子在桌下，大人小孩都躲在里面。一天，几发炮弹落在烟灯堡附近，堡上腾地冒起硝烟，树木被拦腰打断，天上的高压线也吊在了地上，电灯再也开不亮了。街镇上的居民逃到乡下避难，没想到这里也不太平，转身就走。农民们也纷纷外逃，凡在远郊有亲戚朋友的，就朝璧山、青木关方向投亲靠友，远离武斗中心。

“三坪”地区每晚武斗双方要用大炮互射，空压厂一个单位一晚就打了1万多发炮弹，比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役打的炮弹都多。家里的土墙瓦房不安全，表哥带领大家天天躲防空洞保命。好在烟灯堡有一个抗战时期留下的防空洞，有2米多高宽，近百米深，这里成了真正的避难所。全队百十口人，无一例外地前往洞里躲避夜战。

每天早早吃过晚饭，家家户户关好鸡鸭，天黑以前必须离家进洞。虽然提前用过火燎烟熏，洞里面蚊虫依然肆虐，老鼠乱窜，洞顶不停地滴水，寒气逼人，大家全然不顾，铺上篾席在那里过夜。表哥和两个年轻人把养伤的老队长抬进防空洞，老队长不停地叫唤：“这是啥子世道！朗格楞个造孽哟？”80多岁的赵老婆婆身体单薄，因洞里实在潮湿，孝顺儿子们便把木床搬到岩洞里，老婆婆大热天披上老棉袄，像尼姑诵经似的端坐在木床上呻吟。

造反派的队伍也要吃饭，大多靠一些现成食品，如面包、饼干、杂糖之类充饥，时间一长，缺乏维生素，个个口腔溃疡，流鼻血烂眼睛，需要补充新鲜蔬菜，于是派人下乡来收购。表哥说：“我们安全得不到保证，不敢给你们送菜！”几经交涉达成“协议”：队里只将蔬菜送到公路边堆起，由造反派打收条，自己开车来拉。于是那些坡上田里栽种的飘儿白、莴笋、藤菜、茄子、豇豆、四季豆、南瓜、丝瓜等不断地送到造反派食堂去，才没有自生自灭烂在地里。

武斗使重庆公路铁路水路相继中断，粮煤肉等生活必需品运输受阻，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驻军组织军用车队，到外地运回粮煤，因为数量有限，供不应求，于是群众拼命抢购。

1968年“5.1”将临，武斗暂时趋于平缓，表哥准备与小吴结婚了。4月30日清晨，表哥带上几名社员，一早先到石桥镇煤店排上长队，到中午时分，终于凭票买到当年分配给队上人畜使用的几百斤烟煤。几名社员把煤挑走后，就和李小五一道来到粮店，准备购买两百斤返销给队上的大米。

粮店是一幢两层的老房子，木板楼上是库房，楼下是营业部。楼上的米顺着一条金属管道流到楼下的磅秤桶里，由司称员操作隔板控制过秤。因附近几个小店无粮供应，农民和居民都赶到街镇的中心粮店买米，这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恰好这时一辆解放牌卡车运了满满一车大米在卸货，狭小的粮店顿时秩序大乱。为了使卸货工作早点结束，早一点买米回家，热心的表哥主动上去义务帮忙。他汗流浃背地将一袋袋百斤重的米袋扛在肩上，小心翼翼地顺楼梯上楼堆放。

本来这里有持枪的造反派学生负责维持秩序，可是面对拼命朝前挤的人流，他们无论怎样喊叫“不要挤，排好队！”却没有任何人理会。

见压制不住骚乱的人群，一名造反派学生急了，举起半自动步枪一扣扳机，朝天就是一枪，“砰－”，涌动的人们吓得一下子静了下来，规规矩矩站在原地不动。与此同时，粮店木楼上传来清晰的痛苦呻吟，原来这一枪穿过木板，正巧击中在楼上卸米袋的表哥的腹部。明天就要结婚了，没想到突然飞来的子弹差一点剪除了他的命根。

看见楼板缝滴下来的鲜血，肇事者和粮店工作人员一道急忙用毛巾塞紧伤口，利用尚未卸完米袋的解放牌卡车，十万火急地把他送到新桥医院急救。

由于抢救及时，加之李小五、肇事者及其同学、粮店工作人员献了2000多毫升的血，方才保住了他的命，但他却留下终生残疾，腰杆伸不直了。

那个尚未入洞房的靓女小吴变了心，嫁给了城里的一名工人。表哥从身体到精神全面崩溃，由强劳动力变成了一名农村五保户，曾经几次想自杀了断一生，家人劝他：“你总比参加重医武斗队被子弹打死的张二娃好一些噻”，加之全队社员对他关怀照顾，才勉强活了下来。

若干年后，一名四川专县农村来的女子嫁给了心力交瘁的表哥，该女子相貌平平，不会唱歌跳舞，种庄稼却是一把好手。且善持家理财，特别是对表哥身怀敬意，百般温柔，千般体贴，表哥也只好认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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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校花”血溅武斗沙场


1967年8月3日中午时分，我在石桥铺家里听到街上有人大喊：“看，马路上好多背枪的人哟！”便随着众街坊一道，壮起胆子跑到公路边看热闹。

只见杨家坪方向过来一串串疲惫不堪的年轻学生，也有部分满脸胡须的中年工人。他们有的穿着军衣，有的穿着劳保工装，身上脸上脏兮兮的，头发乱蓬蓬的，因为天热急走，很多人敞胸露怀，有的还挂了彩，缠着白色纱布。有扛机枪的，有背步枪的，一个个面带倦色，不言不语，毫不理会老街街口拥挤的男女老少投来多么惊讶的目光，只管大踏步地沿着道旁栽满法国梧桐的公路朝沙坪坝方向匆匆而去。

原来他们是在杨家坪争夺战中丢失了弯弯大楼、工学院、清水池等战略要地，奉命后撤的一部分8.15派武斗队伍。

杨家坪有两个生产军用武器的大型兵工厂，一是建设机床厂，生产装备部队的常规武器如机枪、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二是空气压缩机厂，生产部队所需的坦克。厂里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分别称为“八一兵团”（属8.15派）和“军工井冈山”（属反到底派）。

虽然有伟人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但头脑清醒的人都懂得，谁有充足的武器来源，谁就会取得战争主动权。重庆“八月战争”的焦点是对拥有现代化常规武器来源的建设机床厂的争夺，两派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下，分别扛“自产自销”的武器，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武斗，打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1967年7月24日，是冷兵器阶段末日前夜，当晚，空压厂“八一兵团”强占了建设厂家属区民主村山巅上的两幢苏式红砖楼。第二天，7月25日上午，8.15派正在用热兵器猛烈攻打化龙桥的市工业学校（参阅《那一年，第一次看见武斗阵亡人员》），建设机床厂军工井冈山出动数百名“红大刀”武斗人员，包围红砖楼，发誓要夺回本厂的战略高地。

一群群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的精壮小伙子，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手持钢钎、大刀，搭起梯子往红楼上攀登，不断地向这两幢红楼投掷燃烧瓶。上午10时，一幢红砖楼房起火，“八一兵团”开始吃不住了。
    不远处的空压厂“八一兵团”总部望见红砖楼火焰腾空，立即派出增援队伍，手提砍刀、钢钎，一路狂奔呐喊，朝建设厂民主村红砖楼冲将而来。建设厂青工王林仲、35中学生宋正言被钢钎刺死。“红大刀”腹背受敌，迅速撤退，8.15派小胜一场。

工业校红岩兵团被武装剿灭的消息传来，震怒了反到底派上上下下，军工井冈山总部头头立即“集体决定”，抢先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建设厂生产的武器迅速将反到底武斗队装备起来。
    7月30日，建设厂灯光球场上举行了隆重浩大的发枪仪式，在“文攻武卫”的口号声中，数百名“红大刀”成员扔掉手中的钢钎，每人换得了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一个个子弹箱被刺刀撬开，为持枪者准备了足够“干粮”。
    8月1日清晨，装备精良的军工井冈山“红大刀”初试锋芒，矛头所向便是进攻本厂“八一兵团”总部所在地“弯弯大楼”，数百支自动步枪和多挺四联高射机枪，对着大楼猛烈开火，枪声震耳欲聋，弯弯大楼顿时陷入一片弹雨之中。

弯弯大楼每天清晨准时播音的广播喇叭被枪弹摧毁，女播音员叶若飞顷刻香消玉碎。叶是重庆七中高三年级学生，芳龄20，家庭出身“革干”， 她原名叶梅，自幼对《木兰辞》里“关山度若飞”的军旅生活十分向往，于是文革初期把名字改为叶若飞。她容貌俊秀，身材窈窕，能歌善舞，更难能可贵的是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校园之花”。

她曾任学校宣传队队长，率队四处宣传毛泽东思想，获得观众好评和喜爱。半月前，奉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派遣，来到武斗前线的建设厂八一兵团总部担任播音员，其标准纯正的普通话让众多听众为之倾倒。

反到底派进攻弯弯大楼， 8.15派宣传喉舌所在地的广播室也是重点打击的目标，弹如疾雨般直射窗口，平日特爱整洁的她怕弄脏裙子，卧倒隐蔽时动作稍一犹豫，瞬间被一粒飞弹击中胸部，鲜血喷洒四壁墙上，当场倒地殒命。

8月3日，建设八一兵团被迫撤离已经起火燃烧的大楼，包括“校花”在内的30多名该役阵亡人员尸体全部移送沙坪公园公墓集体埋葬。


8.15派不愿轻易丢掉杨家坪这块战略要地，尤其是建设厂的武器资源，仅隔一天时间，就组织力量（包括那些我在公路上看见的从杨家坪撤到沙坪坝的人员）进行反攻。

8月5日，8.15派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然而他们的武器实在落后，许多人手持各种火药枪、“汉阳造”，不顾生死朝清水池高地冲锋，被反到底派用自动火器打倒在土坡上。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阵地几经易手，双方伤亡惨重。空压厂八一兵团前来支援的坦克仅作为“精神示威”，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操作人员极不熟练，放了几炮调头就走。

是役，8.15派伤亡上百，当时的小报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来形容，战后一个多月，我亲眼目睹清水池荒坡上无人掩埋的尸骨多达20多具。

反到底派乘胜攻克了重庆20中、重庆机校、重庆卫校等厂区外围的8·15派据点，并抢先占领了当时由部队管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

8月8日，望江机器厂军工井冈山长江舰队沿江而上，沿途击沉8·15派阻击船只3艘，击伤12艘，打死24人，打伤129人，运来大批生活物资和重火器支援“红大刀”。

8月18日，8.15派在王家大山遭到重创（参阅《那一年，王家大山发生激战》），随即又开始了攻打潘家坪的战役。反到底派以工人造反军、军工井冈山、中学生红卫兵“红一连”、“红二连”为主力镇守阵地。首都红代会第三司令部赴渝兵团与反到底派并肩战斗，其中一个名叫包康玲的21岁女教师不幸被一粒子弹射入左颈直穿肺部，两天后死于重医的抢救室（参阅《有谁还能记得她？》）。潘家坪招待所1号平房被炮火打燃烧毁。

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较量，8.15派败下阵来，死者逾百，伤者无数，丧失了继续争夺建设厂的信心。

8月23日，8.15派曾经牢牢控制的空压厂也被反到底派攻占，“八月战争”以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全面获胜而告结束。他们控制了杨家坪、大坪、两路口、江北、黄山、望江等重要地区。

8.15派接二连三丢失阵地，连大本营沙坪坝的重庆大学也连遭嘉陵江对岸江陵机器厂的炮击，人心恐慌，岌岌可危。唯一可慰的是端掉了北碚歇马场的424部队“红联”老巢，缴获了步话机等军用物资若干，赶走了当地著名的反到底派武装“猛虎团”，取得了号称“8.28大捷”的胜利。于是计划以“模范区”北碚为起点，向川北的华莹山一带撤退，建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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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王家大山发生激战


“王家大山”并非什么真正的大山，它位于重庆九龙公社九龙大队，是典型的川东浅丘地形，海拔约300~400米。三面是坡土，杨九公路从山下蜿蜒通过。一面是山崖，俯视着浩荡的长江。与杨家坪一带较平缓的地坝比较，这里地势相对险要，登高一望，四周20里内景物尽收眼底，战略位置极佳。

这山坡之所以还能被提起，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一段记忆，全因重庆文革武斗“八月战争”中，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

问题的由来是山上制高点尖山堡被重庆电力校和市33中的反到底派占据，设立了一个前哨阵地，住有一个班的人马，以监视杨家坪8.15派的动静，并时时以冷枪朝空压厂区域射击。

8.15派占据的重庆空压厂（文革中才知道该厂生产坦克）背临滔滔长江，北面被反到底派占据的建设厂（文革中才知道该厂生产自动步枪）挡住，现在南面又被王家大山哨所监控，形成腹背受敌的险恶局势。解除困境，攻占王家大山就成为当务之急。

1967年8月14日，连晴高温的重庆下了一场大雨，气温骤降，凉风习习，8.15派出一支1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由当地社员带路，深夜摸上王家大山，向反到底哨所进行试探性侦察。被哨兵发现呼唤口令，立即开枪打死哨兵，引来哨所还击，便撤了回来。

8月17日，8.15派沙场点兵，集中了重大8.15战斗团、空压厂“八一”兵团、工业学院“十一”战斗团、重钢“8.28”造反团、 九龙公社“7.3”造反团 、十八冶兵团、朝阳高中“9.5”战斗团等武斗人员200余人，除手持各式步枪外，还配备重机枪、12.7高射机枪、坦克等重武器，兵分四路，于当日深夜朝王家大山挺进，全部按计划进入阵地。

18日晨6时30分，随着第一声枪响，除留在山脚的协攻人员外，其余人员从三个方向一齐朝反到底据点猛射。密集的炮弹和子弹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把山上的树木摧毁，庄稼和泥土四处飞溅。

一个小时后，山上已无还手之力，除1人逃走报信外，哨所内其余11人全部阵亡。8.15派发动集体冲锋，很快拿下了尖山堡据点。

也许是战斗进行得太顺利了，8.15派立足未稳，还没有来得及欢呼胜利，厄运就降临头顶。

反到底黄桷坪指挥部从王家大山哨所激烈的枪炮声和逃回的唯一成员冉崇明口中得知军情后，立即调遣精兵强将于当日上午8点多钟开始反攻。

以130名精壮汉子组成的铁路“火车头”兵团，从关家林方向反攻尖山堡。以电校“东方红”战斗团的70名中专生，加上电技校和市33中的近百名学生，首先攻打8.15的协攻人员。

反到底人员持清一色由建设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轻巧便捷，操作灵活，加之学生们年轻力壮，能跑能累。反之，8.15的协攻人员人数不占优势，且多是工人和农民，所持重武器笨重，在大山上不易操作，在短兵相接之中吃了大亏，很快被打死打伤多人，那些家有妻室儿女的工人农民们不敢恋战，边打边撤，丢盔卸甲，四散逃命。

8.15派在山下公路上的坦克遭到反到底派装甲车的猛烈炮击，招架不住，其中一辆被穿甲弹打燃，早早撤出了战场。

反到底派担任主攻的“火车头”队员均为复转军人，训练有素，攻击力很强，加之攻打协攻人员的队伍结束战斗后前来支援，力量大增。电力学校就在王家大山附近，该校学生对地势很熟悉，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一步步逼近尖山堡。

占据山头的8.15派主力手中的七九步枪和自制的八一五式冲锋枪在反到底派清一色的半自动步枪面前十分逊色，在密集准确的枪林弹雨的打击下，顽强坚守了几个小时，击毙了大名鼎鼎的长江舰队副司令李鲁沂和逃回报信的冉崇明。但是仍旧抵挡不住反到底派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伤亡累累，无法立足，于中午时分队伍崩溃，弃山而逃。

某校10多名8.15派男女中学生乘坐一辆卡车，装载丰富的食品，满面春风地前来慰问占领阵地的兄弟伙，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全部当了反到底的俘虏。其中有2名男生第二天被押上军舰，在反到底派祭奠李鲁沂时，被长江舰队司令邓长春下令与其他2名俘虏一起枪毙，因有人说情而死里逃生，此是后话。

下午2时，战斗结束，反到底派重新占据尖山堡哨所，收复了王家大山。

此战两派共死亡47人，包括8.15派死亡28人，反到底派死亡19人。其中重大8.15战斗团损失惨重，他们的301野战部队一次就死亡8人（包括1名纵队长），伤7人，元气大损，震惊全校，只好撤回沙坪坝大本营进行休整。

五天之后，8月23日深夜，8.15派盘踞在杨家坪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重庆空压厂，也在反到底派的强势攻击下陷落。反到底派一片莺歌燕舞，广播喇叭天天播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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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第一次看见武斗阵亡人员


1967年重庆的二三月镇反，把文革初期的老造反派抓捕了不少，据“反革联”派上京告状控诉材料称：重庆地区有20多万造反派被抓、关、逮捕和殴打。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但那时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恐慌却是真的！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和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下达后，为这批人平了反。

重庆围绕一月夺权中产生的“革联会”问题争吵不休，因为革联会在当时是临时权力机构，与抓捕人脱不了干系，许多人扬言要砸烂革联会，于是造反派发生分裂了。

支持革联会的被称为“保派”或“支革联派”（即8.15派），反对革联会的被称为“砸派”或“反革联派”（后来改称反到底派）。这两派从口头辩论发展到互相撕大字报、砸广播站、砸宣传车。到当年五六月，一律升级用匕首、大刀、钢钎交锋，文化革命进入了进行冷兵器武斗阶段。

1967年5月23日，石油路上发生了钢钎之战，19岁的重庆石油学校学生周茂林作了刀下之鬼。一首创作于1966年“12.4”事件后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重新在8.15派区域传唱：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

      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兄弟！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

      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

      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

      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

进入6月，北碚、施家墚、澄江镇、解放碑、小什字、大坪、石油路、杨家坪、九龙坡、大渡口、化龙桥、高滩岩、詹家溪、江北、南岸等遍地开花，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死人伤人的事不绝入耳。

7月1日，重医《东方欲晓》报编辑于可，死于钢钎之下，成为第一个殒命武斗的大学生。同日，重纺5厂武斗死2人；建设厂武斗死1人；

7月3日，重纺5厂再次武斗死2人；

7月5日，重医附一院东门武斗死2人；

7月6日，重医附一院门诊部武斗死1人；同日，北碚光学仪器厂武斗死3人；

7月7日，嘉陵江桥头用小口径步枪打死2人；

7月8日，北碚红岩机器厂使用小口径步枪、鸟枪武斗死亡9人；

7月10日，中梁山地区武斗死亡2人、重伤2人；

7月13日，重钢文化工作室武斗死亡2人；

……

天天都有武斗，天天都有噩耗，耳听四处枪响，出门处处有血，血腥火暴的大字报满街都是，但我都无缘一睹血淋淋的武斗死亡场面。

当年的我风华正茂，书生意气，虽然被父母牢牢地管教在家里，不得参加任何派性活动，但是各类消息报道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想沙坪坝是8.15派的大本营，一派独大，在那里不可能发生武斗，不存在有什么生命危险吧！我迫切需要了解时事，了解武斗的动态，就偷偷溜到沙坪坝去看大字报，无意中第一次直接目睹了武斗死者形象。

那是7月27日，我刚到达小龙坎，就看见满街贴着大标语：“誓向砸派讨还血债！”“向7.25事件中殉难的烈士致哀！”“唐世轩、张全兴烈士永垂不朽！”

看到这些大标语和大字报，知道死者是重大的学生，我便走向沙北街，潜入重大校园去看究竟。

果然，在重大校门不远的空地上用篾席搭建了一个简易灵堂，正面璧上挂着唐世轩张全兴遗像，喇叭里播放着哀乐，狭小棚房空间里弥漫着强烈的福尔马林药味，

一幅曾经在渣滓洞出现过的对联引人注目：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另一幅是新创作的：

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

      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

两张并排的灵床上各搁着一具穿着军装的尸体，军帽拉下，刚好遮住额头上的弹孔，两张死者脸孔很年轻，因为整过容，似乎睡着了一般安详。旁边的大字报专栏里，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

四周摆满了花圈， 挽联上分别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 “面对屠刀冲天笑，我自横刀向李任”（李即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任即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前来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估计当天有近万人前往，多数与我一样是去看闹热和稀奇的。这两名死者也向世人宣称：所谓武斗是大学生把中学生推向第一线冲杀，自己只是躲在后面摇鹅毛扇的说法绝对是谣言，高等学府象牙宝塔里的“天之骄子”搞起武斗来照样不虚火色！

当年重庆大学组织了两支专业武斗队伍，一支叫“３０１”，属“野战性质”，队员多是敢作敢为、敢拼敢打的亡命徒。另一支为“３０２”，是负责校内治安的“卫戍部队”，被校友们戏称为“乡丁”。

重大8.15在整个文革武斗期间共计死亡24名大学生（另外，重大反到底派井冈山死亡2人），第一位死者就是这位张全兴，采矿系三年级学生，301部队队员，事迹介绍很简单。而对另一位死者唐世轩的介绍，内容就丰富多了。

当年的一首小诗这样描述他：

“他睡了，

穿着草绿色的军装，

戴着红卫兵袖章，

安详而骄傲地睡了……

不！你没有死！

校园里贴着你火辣的大字报，

大田湾留着你与保皇军搏斗的场景，

在北碚你抢救过危亡的战友，

施家墚你摄下匪徒行凶的镜头……”

原来，唐世轩是一名“战地摄影记者”，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出身工人家庭，独子。他怎么会死掉？这要从位于化龙桥的重庆市工业学校说起。

原工业校8.15战斗团是一支老牌造反派队伍，因反对“革联会”，于1967年4月上旬正式加入砸派行列，并将本组织名称改为工业校“红岩兵团”，成为铁杆反到底派。

从沙坪坝到市中区，捷径是旧成渝公路，即从小龙坎、土湾、化龙桥到牛角沱，而工业学校就在化龙桥交农村的半坡上，他们经常利用地理之便，下坡到公路上拦截重大进城的人员和游行队伍。

扫除拦路虎，攻取工业学校成为重大8.15战斗团的既定方针。7月4日，重大8.15总团周家喻在一次会上作了部署：“先打航锋，再打重医，把大坪一带扫清，然后集中力量打工业校，这样就把沙坪坝一片连起来了。”

7月22日，8.15派化龙桥地区指挥部召开了各厂矿、学校参加的专门会议，确定了进攻工业校的行动计划。

7月24日下午，蒙在鼓里的工业校红岩兵团像往日一样，气势汹汹地拦截了一辆路过的嘉陵厂“8.15”派的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驻厂军代表。虽然把其他人放了，而军代表却被继续扣押着，致使8.15派的进攻行动找到恰如其分的借口。

8.15派调兵遣将，八一兵团、橡胶兵团、六中、石油校、五一技校、重大等单位的武斗队伍一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将工业校团团围住。而工业校里面，除了红岩兵团外、还驻有二中九一纵队，重庆幼师、汽车22队等单位的反到底派共约300来人。

25日凌晨3点钟， 3颗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标志着“8.15”派完成了武装力量集结，准备从外围开始进攻了。大约4点钟，开始用格蚤龙冲锋枪、马克沁机枪，土制炸弹等武器进行了火力试探。

工业校学生彭世明趁着夜色，爬到大楼的房顶去观察敌情，当他的头部刚冒出屋脊时，便被对方射出的子弹击中脑门眉骨死掉了，吓得身后的另外一人连滚带爬跌下屋顶天窗受了重伤。

其实工业校方面除了大量冷兵器外，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正常使用。8.15派不知底细，以为对方老练沉着，欲擒故纵，暂不还击，想打埋伏。于是不敢贸然发起冲锋，一直在外围断断续续放枪直到天亮。

早晨7点多钟，几位军人进入了红岩兵团坚守的办公大楼，要求带回被扣押的军代表。兵临城下的工业校只得释放了被扣人员，交给他们带走了。

然而，包围并未撤除，知晓了对方底细的8.15派开始大胆进攻了。冲在前面的301队员张全兴却被打倒在大楼之下，这是重大8.15战斗团武斗死亡第一人。他被守方射手用小口径步枪击中额头，据说射手是市射击俱乐部的一级运动员，功夫十分了得，百步穿杨、枪枪10环。这一枪再次延迟了8.15派的进攻，队伍散躲在四周安全地带候命待发。

张全兴的尸体很快运回重大，举校哗然。

在校的“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见状大怒，愤然宣称：我马上赶去现场，拍下砸派开枪杀人的罪行！于是他与同伴一道搭乘卡车赶去工业校。

双方呈僵持局面，没有大的动静。红岩兵团坚守的主楼前面是空旷的篮球运动场。不晓利害的“战地摄影记者”手持120相机，为了取得最佳角度获得最佳效果，他一步步靠近大楼，聚精会神地对镜头，调焦聚，拨光圈，还没来得及摁快门，大楼里猛地传来“叭”地一声枪响，一粒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额头，又是一个“10环”，使唐世轩像张全兴一样倒地而亡，成为重大的第二名武斗死者。

进攻者发怒了，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子弹一齐朝防守者扼守的大楼倾泻，一发土制炮弹打到了教学楼三楼的一个窗台边上，当场炸死重庆幼师的一名女生。

7月25日下午2点左右，8.15派依仗强大的火力优势，彻底攻占了工业校教学大楼和全校。

事后知晓，当天进攻者死亡2人，防守者死10人（工业校8人、二中1人、幼师1人），200多人被俘。

多灾多难的山城重庆，文化大革命武斗不息。从1966年12月大田湾“12.4”事件中，8.15派与“保皇军”的万人大厮杀开始，到1967年4至7月“保砸”相争，历时7个多月，为重庆武斗的冷兵器阶段，使用武器由砖头、旗杆、标语牌、木棒升级为铁棒、大刀、钢钎、鸟枪、小口径步枪。

从1967年7月工业校“7.25”事件开始，到1968年9月，历时1年零2个月，“保砸”双方进入热兵器战争阶段，由使用老式的“汉阳造”步枪、格蚤龙冲锋枪、马克沁机枪升级到半自动步枪、全自动冲锋枪、12.7重机枪、14.5四联高射机枪、三七高炮、榴弹炮、加农炮、装甲战车、水陆两栖坦克、舰艇等现代化兵器装备，有更多的冤魂屈鬼葬身于极其惨烈的武斗炮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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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为领取粮票差点丧命（原）

每当我逗留在沙坪公园文革墓群一个名叫“黄培英”的墓前，看见墓碑上介绍她的死亡原因，就感到不寒而栗，回想起我的一段相似经历来。

自从文化革命进入武化阶段，便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惊慌和恐惧，看见山城战火蔓延，遍地烽烟，感到朝不保夕，命若危悬，居住在老街的居民们纷纷议论，真不知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中央军委“九·五命令”后，两派在驻军督促下，装模做样象征性地上缴了一部分破损武器。战事稍缓，我们从乡下避难后回到家中，采取自救措施，在家里挖避弹坑，到街上看两派互相谴责对方挑起武斗的大字报，继续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而我更担心的是到学校领取粮票时的人身安全问题。

我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的市二中读高中，户口和粮食关系均在学校，因为长期停课，我每个月必须于5号那天到学校找伙食团长黄老师领取当月的粮票（定量32市斤）。若提前去则领不到，延后去则不好找人，家里缺粮票则无法买到自己那份大米。

从石桥铺老街到学校有两条路选择，一是乘公共汽车到河运校，通过石油校、五一技校到虎头岩，这是一条大路；二是从草房街（现在叫红育坡），顺长石坝，通过六店子到虎头岩，这是一条乡间小路。

我对当前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交战双方刚上缴了武器，慑于“九·五命令”余威，正处于休整观望阶段，暂时不会出现大的摩擦和武斗，于是决定走大路到校。

下车后顺石油路疾步前行。那段路上五六月份使用冷兵器用钢钎捅死人的痕迹早已没有了，而八九月份用炸药炸裂的一幢邮电515厂的办公楼还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无言地向路人叙说此处曾经爆发过一场恶战。

走过沉寂冷清的石油学校大门，拐弯路过五一技校岔路口，忽然从路边跳出几个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学生来，厉声喝道：“站住！哪里的？”

“二中的。”我简短回答。

“哪一派？”

“逍遥派。”

“妈的，你胡说！你娃肯定是工业校的！有证明没有？”两名学生端起步枪，枪尖上明晃晃的三角刺刀逼得我本能地后退一步。工业校与二中毗邻，该校剽悍的“红岩兵团”是F派的武斗之花。发生在该校的“7.25”事件，揭开了山城大规模使用军用常规武器进行热兵器战争的序幕。

我知道五一校“第四野战军”是B派的一支劲旅，但他们没有戴袖章，无法肯定他们就是“四野”的，就是戴起袖章也不知是真是假，这年头虚虚实实的多得很，回答错了不但惹许多麻烦还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只得坚持按照原来的思路说道：“我原来是保守组织思想兵的，思想兵垮了后就没有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了。”这样的回答最多只能挨几下枪托子。

一个学生上前来把我的衣服和裤子口袋搜了一遍，骂了一句“狗日的逍遥派，空包包，没得搞头”，边说边举起枪来，大喊一声：“杀！”三角刺刀突然刺向我来，我急得一个后仰翻倒地，“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几个崽儿乐得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正在危难之际，来了一个腰佩“五四式”手枪的家伙，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居然笑嘻嘻地说道：“对头，他是二中的，没有撒谎，放他走。”

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呀！得到赦令，虽然感到意外，还是条件反射般的翻身起来就走，远远听到那人给伙伴们解释说：“他跟我们班打过篮球的，他狗日的打球技术太好了，投篮很准，给我的印象很深。”

呵，我想起来了，文革前，我班篮球队曾到五一技工校与某班赛过一场篮球，当时我们班大胜对方，他们输得口服心服。而现在我却咽不下这口气，心里直骂道“妈的，风水轮流转，硬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胡传魁呀！看你龟儿几爷子能吆喝得到几天？”

又一个月到了，我回校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试试了。文革前我走在这条路上，是多么的惬意呀！这条通往知识殿堂的路上，有着十足的田园风光，山峦起伏，茂竹修林，梯田层染，金桂飘香。田间路旁有许多坟冢，墓前有石狮，墓碑上所刻“大清乾隆”“大清道光”等建墓时间清晰可辨。

中途要经过六店子，这里有一处庄园古树参天，围墙阴森高大，在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粮食部的首脑机关，不远处有医院和车队，还有冯玉祥抗战时期修建的抗倭楼，大革命时期刘伯承策划川南起义的指挥部也在这里隐藏着。

更妙的是途中有一道小溪，溪上一座小石桥，旁边有一间低矮的小瓦房，在参天的黄葛树巨盖下，设有石桌石凳，还有一个小茶摊，行人大多要在此歇脚。一到秋冬天，活脱脱一幅元人马致远所作《天净沙》画图：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但这次到校，我已经没有心思欣赏沿途风光了，只觉得寒风萧瑟，路断人稀，一片冷清，只希望能够早点到校，顺利领取我的口粮以充饥肠，莫要使断肠人成为断命人。

走上最后一个山坡，可以望见抗战时修建的高高的警报塔了，这是虎头岩的标志。远处田野尽头是成片的楼房，挨着数过去，那就是我走大路时必经的421部队通信学校、河运校、邮电515厂、石油校、五一校，这些地方都驻扎着分属两派的武斗人员。

时至中午，农民们早已归家做午饭了，四野空无一人。没有了山林房舍掩护，我发觉自己孤零零一人，被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山峦上了。

“啪”，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不知是谁扣响了第一枪？紧接着，“啪啪啪”，又是几枪。我一辨听，大事不好，这不是他们在相互对射，而是把我当作靶子，在苦练射击功夫哩！

子弹先是“嗖嗖嗖”地在头顶上空飞过，不久他们调整距离，子弹便“噗噗噗”地落在我四周的土壤中。我不敢跑，那样更会成为子弹追踪的目标，就像那个黄培英一样被当成活靶子打死。

我奋不顾身地扑倒在道旁的田埂下，用手抱着脑袋，心里咚咚直跳，脸嘴与芬芳的泥土来一个亲密接触。这段田埂较低，我穿着利用好几个寒暑假打猪草卖牛草换来的一件新棉衣，厚厚的肩膀一耸一耸的，目标很大。枪声中只听到“踤”的一声，觉得肩上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扭头一看：哎呀，遭了！一束拇指大的棉花从肩上蓝色咔叽布里翻冒了出来，不敢想像，那粒刚入土的弹头是从我耳边擦过去的……

妈呀，今天完了哇！趁枪响间隙，求生的欲望促使我拼命用双腿和两只胳膊匍匐用力朝前爬了十几步，一个斤斗翻到另一条田埂下，在那里我足足躺了好几十分钟，直到确信那些凶狠的歹徒们把枪瘾过够了，才凝神聚气一跃而起百米冲刺，迅速下了山岗，脱离了危险区域。

回家后，我怕大人们受惊吓，谎称肩上的破洞是在学校寝室看同学下棋，被挂在屋子里取暖的聚光灯烤糊了所致。母亲心痛地用一小块旧蓝布将肩上的洞补了个疤，这件好不容易才购置的我唯一的当家新棉衣，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铁路制服那样被改造得不伦不类，非常滑稽。

母亲将此事与我文革初期大串联时丢失了一条长裤的倒霉事联系在一起，叨念了我一辈子，责怪我不懂得珍惜衣物，从小松垮垮的不成材，长大后肯定干不成什么大事业！

在九泉之下的母亲如果知晓了我当时的情景，你还会那样责怪我吗？（

（本文发表在《龙门阵》杂志201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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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的左邻右舍死于流弹（原）

我家居住的老街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有整整180年历史。街道宽5米，长1.5公里，石板路面，东北高，西南低。解放初期有非农业人口630户，2460人。两旁多为土墙瓦房和夹壁穿逗房，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少量二楼一底的砖房。老街是乡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每逢赶场日，四面八方农业人口涌来，把窄小的街面挤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居民大多是世居，民风淳朴，天性善良，勤劳本分，诚信待人。几十年来虽然也有鸡鸣狗盗、男女苟合、吵嘴伴架之类尴尬发生，也经历了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等重大运动，以及灾荒年得肿病、饿死人的荒诞岁月，但总体说来大家相安无大事。各自沿袭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闭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经营小家庭生活，凑合着过居家安稳的日子。

然而这一切全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武斗彻底打乱了。

首先是老街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正巧是山城两大派割据势力交界地段，东面的潘家坪地区，后工、重医、机校、河校等武斗之花，每天火力交叉，枪炮隆隆，打得天倾地斜，人仰马翻。东南面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杨家坪地区，军工系统的建设厂、空压厂捉对厮杀，尸横遍野，惨像横生。

西面是某派大本营，全赖前方一座五台山据力死守，抵御强敌入侵，稍显平静。但是作为后方基地，每天公路上的运兵车、弹药车、粮草车、以及伤员急救车、运尸车川流不息，闹哄哄，急匆匆，忙碌而杂乱。

我家位于老街口，离公路不远，虽是土墙，但门窗尤其是厨房却是薄木板做成，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危险程度极大。每天飞落的流弹冷子，时时威胁着生命安全。

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也就是被称为“形势大好，乱了敌人”的那段日子，为躲避流弹，老街的居民四散逃离，我家老二老三正处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期，在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父母威逼苦劝下，也只得扛上凉板，带上一口袋大米，到了联芳大队斑竹林生产队的乡下二姨妈家里避难。

青天白日龟缩在农村土墙院子里喝稀饭不敢出门，以下象棋、看小人书打发无聊时光。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耐不住寂寞，为好奇心所驱使，悄悄爬上附近的烟墩山，匍伏在山岗上的红苕地里，置蚊虫叮咬，鼠蛇袭击于不顾，遥看隆隆炮响的潘家坪地区夜战。

通往市区的主要干道灯光昏暗，坦克履带在混凝土路面上碾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远处枪炮声不绝入耳，方圆数公里的天空中各色曳光弹交织飞舞，弹道流光，眼花缭乱，蔚为奇观。像是一组再现二战期间攻克柏林的电影镜头，又像复原父辈描述的日机轰炸重庆的恐怖场面，恍惚间产生出一种隔世之感，顿生苍凉悲壮之意。

战事稍歇，返家的人们听说前几天中午，老街西南部“醪糟铺”居住的一个三岁小女孩，在地上铺的凉板上睡午觉，不知哪里飞来的一颗子弹落进房屋，碰到家里一个什么硬物，拐了个弯落到小孩颈子上。由于失血过多，加之抢救不及时，小女孩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就不明不白地离去了。

但是居民们再也不愿离家出走，不知哪家带的头，家家户户开始挖“防空洞”。挖防空洞对重庆人来说并不陌生，当年日寇对重庆实行大轰炸，国民政府和老百姓在街边、路旁、山岗、峭壁挖的上千个防空洞至今犹存，只不过这次是在自己家中，习惯上称为防空洞，实为“避弹坑”。

大家因陋就简的在家里靠墙的地面上挖一个土坑，半人高，用石灰将四壁和底部抹平，坑上边各摆一根长条凳，搭上凉板，平时在凉板上睡觉，一旦枪响，便翻身下床，钻进坑里或蹲或坐，防避流弹飞来伤人致命。

学校“停课闹革命”已经一年多，小孩和学生无所事事，可以不出门，一有动静就朝坑里躲藏，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大人们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要谋生计，要“抓革命，促生产”，每天早出晚归挣钱养家糊口，于是悲剧相继发生了。

首先是左邻李家，当家人李玉书50来岁，是综合商店职工，在离老街2里路的六店子大队副食店值夜班，清晨被人发现倒在茅坑边上，已经掉了气。据查后颈窝有一个很小的枪眼，估计是小口径步枪子弹造成的后果。这里距离河运学校、五一技校不远，附近还有一个射击俱乐部。究竟谁是肇事者，不得而知，反正这里是几个学校枪弹射击的有效范围，谁也不会认账的。

李玉书是个“老坎”，就是人们说的老实人，因为口吃，平时不多言多语的，只知道做事干活。子女们也被教育得谨小慎微，全是党团员，清一色的“保皇派”。“一月夺权”时，在学校当教师的大女儿被造反派抓起来批斗游街，被认为奇耻大辱，颜面丢尽。父亲死亡后他们一家居然噤若寒蝉，躲在家里偷偷流泪到天亮。尸体在家门口停放了一天就匆匆送到火葬场火化了。

不到一个月，右舍张家又传来噩耗，当家主妇雷素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莫名其妙地倒在血泊之中。雷素珍30多岁，川东涪陵人，嫁给老街综合商店日杂门市的张树森为妻，生育二子一女。大儿子得脑膜炎后变成傻子，四肢不灵，口角流涎，七八岁时死去了。

雷素珍体格健壮，勤劳贤惠，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街坊们有目共睹。为给病孩治病，曾到医院卖血。夏天卖冰糕，冬天割猪草，有机会还去工厂做临时工，挣钱补贴家用。这一次是在钟表公司做清洁，下午5时下班，顺公路步行回家，快到老街派出所附近的公路桥时，远处五台山周围隐隐响起一片零乱的枪声，一颗从天而降的子弹从她右肩穿进，左乳穿出，血流遍地，倒地身亡。

尸体照样停在张家门口，一张白帕盖住了脸，门上贴了一张正方形的草纸。张树森面无表情，木讷地从日杂门市拿回一串火炮，噼噼啪啪地燃放。刚满11岁的女儿“妈呀，妈呀”的喊叫着，哭得昏天黑地，几次栽倒在母亲脚下。五六岁的小儿子也跟着姐姐趴在地上，对着母亲遗体不断地磕头，“呜呜呜”地流泪，那景象人见人悲，惨不忍睹！

左邻右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找不到地方申诉，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承担罪责，枉死的冤仇无法雪恨，只能默默地吞下文化大革命内乱的苦果。

两个家庭的命运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张家一对儿女，因为年纪较小，与继母不合，时常爆发家庭战争。懦弱的父亲流干了眼泪，过早地得上肺病，基本上成为废人。丢失了母爱的女儿不到16岁便离家独立，报名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支边两年后因体质较差，病体裹身，被组织退回。无家可归的她先是投靠四川内江的一个亲戚，后来便远嫁他乡，再没有回到老街来，前不久听说已经病故。小儿子在家没有温暖，读书不成，学艺不就，染上恶习，父亲去世后便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所在单位先下岗，后破产，履步艰难，加入弱势群体行列。

我家虽然无人伤亡，大难不死，但并没有带来后福。土墙房屋被子弹击得千疮百孔，屋瓦遇雨即漏，多次捡漏补缺也不能治本。随后几兄弟下乡的下乡，支边的支边，一家人支离破碎、四处奔波。直到10多年后，才逐渐走出阴影，摆脱赤贫，恢复了安稳平静的生活。

至于老街，已经连同那段历史一样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成片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公路和车水马龙、人往喧嚣的闹市。残存遗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片唏嘘感叹和永不磨灭的记忆而已。


(本文发表在《龙门阵》杂志2010年10期)

tuffy05

那一年，第一次近距离枪响声（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男孩都喜欢看打仗的电影，玩打仗的游戏，特别是模仿打枪的动作：手掌弯成手枪形状，抬手指向对方，嘴里发出“叭”的一声，那得意的神情，用现代词汇形容，简直是“酷毙”、“帅呆”了。可是，当其听到真正的枪响，则是另一码子事了。

  那是1967年7月，山城重庆政治风云和暑热气候一样暴烈，人们传闻嘉陵江桥头和化龙桥虎头岩发生了动用枪支的武斗，打死了不少人，全城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月末的一个中午，天气晴朗，差几分钟12点，我在厨房跳“锅边舞”，嘴里哼着当时盛行的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准备给即将下班回家的父母煮饭，完全没想到一场意外即将发生。

  淘好的米刚下到水烧开了的锅里，就听到“砰”地一声枪响，声源仿佛就在身边，如此近的距离，我随着枪响跳了起来，脑筋急速闪动：武斗搞到我们这儿来了？好骇人哟！子弹落在哪里？目标是谁？

  瞬间一连串枪声炸开了花，事发突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清脆焦躁的声音在脑门前拚拚砰砰爆豆似的混响，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枪声震得我两腿打闪闪，脑袋“嗡嗡”作响，家中读一年级正在写字画画的小幺妹“哇”地发出了尖哭声。

  我大叫一声“危险！”这四壁用薄木板拼凑的简易厨房遇到子弹肯定是“对穿对过”，便把锅盖急扣在锅上，扔下锅铲就朝土墙堂屋奔去。小幺妹逃躲到了床上，我急忙顺手抓起一床薄被子塞给她，她像鸵鸟似的将被子裹住头，不停的“筛糠”。

密密麻麻的枪声中，门“咣”地一下被撞开，接二连三地滚进3个人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外屋居住的与我们邻里关系很僵的凶悍蛮横的麻大嫂——高孃孃和她的两个宝贝儿子（一个读5年级一个还未发蒙）。他们“哇哇”直叫唤，用一种非常奇特的姿式，连跪带爬从连接我们两家的巷子通道跌滚进我家，直梭梭地钻进堂屋中的八仙桌下，浑身颤抖挤成一团，大人不断嗫嚅“阿弥陀福菩萨保佑”，小孩发出汪汪哭声，我也不由自主地被感染着把腿朝下蹲，似乎身体矮一截就不会被子弹击中。

枪响声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彻底消失了。

母子三人爬出桌底，怏怏地站起来，神态好像有点埋怨我全景窥视了他们刚才的狼狈相，连一句“道谢”声都没说便返回巷道去了。原来枪响时，他们一家正站在巷道吃午饭，手中的饭碗被吓得齐刷刷地掉在地上摔烂了，米饭汤菜铺洒地面，一片狼藉。高孃孃来不及拾掇破碗残渣，打扫劫后痕迹，却先去屋里给小儿子找了一条裤子换上，因为那小儿子被吓流了尿。据说小儿子10多岁还在尿床，就是那次受惊骇落下的病根。

我忽然想起什么又大叫一声“糟糕”，连忙冲进厨房，只见里面一片乌烟瘴气，沸腾的米汤水早已溢出锅外，把锅下燃烧的蜂窝煤淋熄了，煤炭灰混合着水蒸气在狭小的空间漫舞，烟雾腾腾，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抓起锅铲沮丧地骂道：吃饭，吃个铲铲呀！

“脱险”后的众街坊纷纷走出房屋议论刚才的感受，原来大哥莫说二哥，各家各人的遭遇表现都差不多。只有供销社40多岁的营业员老邓最惨，当时他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取货架上的东西，枪响时不慎摔下来跌在酱油缸子上，头部和腰杆都受了伤，正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据胆大的目击者称，刚才是一辆从杨家坪建设厂抢了枪的卡车路过石桥铺老街往大本营沙坪坝开去，车上那群与我年纪差不多的学生娃儿每人手里举着一支崭新的“半自动”，嘻嘻哈哈地朝天试枪逗着街上的居民玩的。

  山城随即进入了持续一年多的使用热兵器的“全面内战”阶段，我们也见惯了流血和死人现象，逐渐适应了越来越密集的枪声，以及从陆地、坦克、舰艇里发射的各类炮声了。奇怪的是那些恐怖惨烈的场景都远不如第一次近距离听到枪声那样深刻，那样使人难以忘怀。

（本文发表在《龙门阵》杂志2010年6期）

tuffy05

清明节，在重庆红卫兵墓园

（雨点现场报道）

公元2010年4月5日，是重庆红卫兵墓园被评为市级文物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天气晴和，草木复苏，沉静多年的荒凉坟地出现了前所未有异乎寻常的热闹场面。

文革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家喻（原重庆8.15派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李木森（原重庆反到底派头头、重庆市革委副主任）、熊代富（原重庆8.15派头头、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黄顺义（原重庆大学8.15战斗团头头）等在墓园现身。

重庆文革史专家何蜀（原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副主编）、陈晓文（重庆出版社工作人员）等，墓地研究者曾钟、席庆生、韩平藻等进入墓园采访，墓地建造推崇者郑志胜，文革亲历者扈来明、杨兴华、王黔以及数百名死者家属、同窗、同学、好友等涌入墓园祭奠死者。

黄顺义在墓前朗读了他的诗《清明扫墓感怀》：

面对历史，我们应该理智。

但，一想到过去朝夕相处，同窗共读的同学和朋友，

我们又有无穷的缅怀之情。

假如没有文革，如果他们没有死，

能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一定会是高级工程师、教授、学者、专家，

是厂长、经理，或是处长、局长、厅长……

……

历史为你们雪了恨，申了冤，

人民不可欺，

人民不可辱！

这就是毁不灭，

抹不掉的历史！

上午10时，在沧桑斑驳的墓园大门，周家喻面对数十架“长枪短炮”和照相机，现场发表了为时3分钟的简短演讲：

40多年前，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青年学生，为了他们的信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腔热血沸腾，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缅怀纪念。这是一段共和国悲壮的历史，不应该轻易地抹掉。

他呼了两句口号：一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句“中国共产党万岁！”

最后，他指挥在场群众高唱《国际歌》。

正在园内拍摄专题片《xxxxx》的摄影师们，录下了农历庚寅年清明节墓园扫墓活动的全过程。

tuffy05

有谁还能记得她？（原）


这是在好友曾钟家里发现的一张重庆医学院《东方欲晓》小报。这张出版于1967年10月16日的文革小报，登载了一名死于热兵器战争的女“烈士”包康玲的事迹，是那个动乱时代的客观真实反映。21岁的北京女教师，踏上战火纷飞的山城土地，参加文化革命中的派性斗争，用生命为我们留下无数的问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她的死值得么？”当初那么悲壮，那么轰轰烈烈，可是现在还有谁能记着她？

感触颇深，不愿独享，现将小报上第4版上的部分内容用键盘打出，供朋友们阅读思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本报讯（《东方欲晓》）10月7日，我重医兵团、河校航锋全体战士，工总司、反到底派各兄弟组织、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代表及包康玲烈士亲属，怀着悲愤的心情，悼念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的包康玲同志。

在追悼大会上，我反到底战友表示：一定要继承烈士遗志，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包康玲烈士生平简介

包康玲烈士，北京53中教师，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首都红代会赴渝兵团，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医兵团优秀战士。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包康玲同志不远千里，曾先后两次赴渝与反到底派的战士们并肩战斗，并3次英勇负伤，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包康玲同志1965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分配到北京53中作语文教师。不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包康玲同志立即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广大的革命师生一起，口诛笔伐，向“三家村”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是工作组一进校，就把敢打敢冲的包康玲打成了“反革命”，对她和其他的一些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面对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包康玲同志没有屈服，她以主席思想为武器，向反动血统论和工作组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她终于冲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层层重压，杀了出来！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包康玲同志又是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学校，为53中革命造反派外出串连开辟了道路。

去年12月，包康玲同志初到山城，正是黑市委残酷镇压造反派的时候。在“12.4”事件中，包康玲同志亲眼看到革命造反派还在受反动路线的迫害，心中悲愤万分。她奋不顾身地抢救下一个挨打的女工。之后，包康玲同志又在大会上控诉了黑市委在“12.4”事件中的血腥罪行。为了山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包康玲同志毅然留渝，组织了“外地革命师生造反团”，与山城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今年2月，为了响应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包康玲同志回到了北京。

5月份，随着中央红五条的发表，包康玲同志又随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一起杀回了山城。她立下了战斗到底的誓言，写下了气贯长虹的遗书。包康玲同志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深沉的阶级感情工作着、战斗着。搞广播宣传、救护伤员、参加自卫……包康玲同志为了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任劳任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一小撮走资派幕后策划下，山城的武斗急剧升级，从木棒达到现代化的战争。在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包康玲同志立下了钢铁的誓言：“与山城反到底派共存亡！”

在此期间，包康玲同志3次负伤。8月18日，在潘家坪自卫反击战中，包康玲同志不幸被一颗万恶的子弹击中，子弹从左颈穿入直到肺部，经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20日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包康玲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她虽然只活了21岁，但是她那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她那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她那勇敢、热情、忠诚的战斗风格，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包康玲同志以她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成了一曲壮烈的英雄颂歌。包康玲烈士死得其所，她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包康玲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