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德沃金 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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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德沃金

美国内华达大学历史系

在20世纪晚期英语世界的高等教育院校中，很少有能像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群体能够对人文学科和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大多数主要思想是在英国新左派运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1960和1970年代，在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加雷斯•斯特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影响下形成了精英史观(the history of the dominated classes)或“自下向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新社会历史理论。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和芭芭拉•泰勒在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历史上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北美)。 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所开辟，延续至哈泽尔•卡尔(Hazel Carby)、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迪克•赫伯迪格( Dick Hebdige)、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保罗•威尔斯(Paul Willis)等人的文化研究提升了人们对传媒、青年亚文化、文学制品、当代工人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文化建构、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本质等问题的批判性理解。

1980年代早期以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批判学派内部的一种保持连贯性的学术潮流。然而，正像其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样，后来它也慢慢破裂，在1990年代走向解体。综合起来看，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身份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来临以及人文学科内部的语言学转向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它的死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二、三十年以前对学者和政治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时，今天它是否仍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我相信今天我们不会再遭遇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大多数问题，而且较早年代所提供的那些问题的框架以及给定的解决方案不再具有充分性；另一方面，我也相信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多文化、多民族和多宗教社会)的逐步解决能够建立在那些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拒斥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的重要性也无法同斯图亚特•霍尔相比拟，因为他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的过渡性人物。

斯图亚特•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1951年以后定居英国，最初作为罗氏奖学金获得者于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他担任多项学术职务，其中包括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开放大学社会学系主席。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者之一、英国黑人经验的主要分析者以及极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在1950年代晚期英国新左派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又处于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英国新右派进行理论分析的最前沿，“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除此之外，他在重新思考全球化和保守主义霸权时代的左翼政策方面同样发挥了显著作用。霍尔对族群流散文化(他认为这是我们状况的一部分)的分析所作出的贡献也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是霍尔的著作却植根于早期新左派的传统，并受到了E. P.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等先驱者的深深影响。通过改造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路易•阿尔都塞的思想，然后使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朝着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向发展，他使新左派的理论传统得以延续。虽然霍尔晚期的著作是否仍然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架构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是其思想轨迹如果脱离了它就无法想象。他继续保留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核心观点：文化的物质性观点、对结构与主体( 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与文化的观点，即对文化斗争予以特别重视并把它看作是社会构形(the social form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被经济过程所深深决定了的一个结果。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测绘出霍尔的思想及政治生涯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突出霍尔思想中的几次主要转变。本文的观点是：霍尔的著作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超越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提供了一种对当代进行考察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新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在论文的结尾，我回顾了斯图亚特•霍尔的思想与玛德琳•戴维斯(Madeline Davis)“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The Marxism of the British New Left”)一文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戴维斯认为：“新左派在英国思想文化内部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naturalized)了”(2006: 335)。我指出，这种构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理解这一影响巨大的理论与政治运动的一次重要努力，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结合对斯图亚特•霍尔著作的考察而得到强调。

霍尔的思想轨迹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与他在创建英国新左派(1956-64)过程中的作用相吻合。新左派运动产生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挛生危机和英国对1956－57年中东战争的干预。新左派致力于“全力以赴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at full stretch”)，这是一种试图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双重正统观点进行免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点。霍尔是《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的创建者之一，这本杂志是由牛津的一些激进学生制作的。这些学生热衷于现存的政治正统，并对作为超级强国的英国采取了与法国一起入侵苏伊士运河的行为持批判态度。霍尔是《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位编辑，他在调解正在兴起的学生一代与大部分老一代的前共产主义者之间(主要是E. P. 汤普森)的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段时间内，左翼文化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极大地影响了霍尔的思想工作，他们利用批评家F. R.利维斯(F. R. Leavis)的方法通过文学分析来批判性地考察战后的政治与社会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候，霍尔萌发出从事学术工作的兴趣。他分析了大众、流行传媒和消费资本主义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还试图找出并接合抵抗统治秩序的力量。他特别是对后来被称作“身份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的东西感兴趣，而“身份政治学”在当时刚刚开始的“单议题政治学”(“single-issue politics”)中已经显示出来，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核裁军运动( the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or CND)。同样地，他也对英国青少年的文化政治学和工人阶级的青年文化感兴趣，“初生之犊” 开始受到传媒的关注并将成为随后的文化研究的焦点。
霍尔在这段时间内所写下的两个文本即《无阶级感》(“A Sense of Classlessness”,1958)和《通俗艺术》(1964,The Popular Arts) 透露出他所关心的思想与政治问题。霍尔的早期文章介入了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工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挑起的，主要是安东尼•克罗斯兰德(Anthony Crosland)，他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将会导致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到来并使经典理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需要不复存在。霍尔驳斥了在物质生活与工人阶级意识之间所作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因果分析，并指出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是它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这是他从雷蒙德•威廉斯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改造而来的观点。但是，霍尔坚持认为：“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影响下才能够维持下来”(1958: 27)。所以，为了理解工人阶级文化必须要确立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与主体反应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当然，霍尔并不是要向马克思主义正统回归：他相信在这两个词语之间一定有一种“自由发挥”("free play")的关系，并指出上层建筑领域的转变同经济基础领域的转变同样具有决定性。对于霍尔来说，工人阶级文化被分解成不同的生活风格，正像中间阶级的文化一样。这倒并不是说阶级不平等的客观决定因素更不真实了，而是说这些因素被阶级混乱感或者是无阶级的虚假感所感受，这是一个悲剧式的矛盾：“工人阶级通过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而解放了自己”(同上,31)。

E. P. 汤普森批评霍尔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予以优先重视的著作)没有能够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更加总体的历史背景。汤普森指出，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工人阶级运动尤其是工会与劳工运动中的激进的积极分子对管理与控制的形式进行反抗并进行斗争，这反过来促进了民主与社会改革。然而，如果不对照汤普森的避谈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和霍尔在考虑环境转变时的开放性，今天阅读霍尔的这些文章是困难的。霍尔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的社区和文化即将消解，但是他相信转变正在发生，左派必须面对它们。霍尔二十多岁时写下的这篇早期文章是一篇正适其时的作品，最关键的是其中的思想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它已经昭示出后来成为持久性标志的两个特征。首先，他开始对现状进行公正的和客观的分析。在他看来，这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找抵抗潜能的唯一途径。第二，通过利用正反两方的观点，他故意避开思想与政治争论中的对立问题，而这种对立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很盛行的。克罗斯兰德断言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工人阶级的富裕，而汤普森认为什么也没有改变。霍尔选择“第三条道路”——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两者皆是”。在一定意义上，这与新左派本身的精神(后面还会提到这一点)相一致：它拒绝在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作出冷战思维式的二分选择，而是在二元政治气候中提出一个第三条道路作为替代选择。

在与帕迪•沃纳尔(Paddy Whannel)合作的《通俗艺术》中，霍尔考察了大众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流行音乐和电视的爆炸式增长和青少年文化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事实上，这本著作是对那些自封为文化的保护者的回应，这些人把新的传媒和流行艺术视为是对文化价值的冲击。霍尔拒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严格的二分法：这种区分不仅建立在知识分子的偏见的基础之上，而且在详细审查后很容易被推翻，尤其是对电影和爵士乐的分析。对他来说，流行与高雅艺术并不是相互抗衡的：它们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抱负，这只有在它们的自身条件内才是可理解的。同时，霍尔把流行艺术区分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流行文化是城市与工业经验的真正表达，是可以立刻被它的受众(audience)所辨识的情感的真实表现。另一方面，大众艺术包含着高度的个性化，而不是对个人感情的忠实表达；the embellishment of a stock formula known to manipulate the emotions, not the imaginative and probing use of conventions;大众艺术是迎合它的受众的艺术，而不是产生于对它的深深敬仰。霍尔分析流行艺术的方法是对风格与形式予以密切关注，并集中研究思想与情感的传达方式。但是，他也试图在更大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来定位流行艺术的形式。最终，霍尔对流行艺术形式(比如说爵士乐)的分析带上了一点瑕疵，因为他好像是把它作为一种高雅文化的形式来分析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流行文化的双重本质：它能够同时既颠覆又再生产主导意识形态。实际上，霍尔正在铺设后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地基。

霍尔的第二个思想阶段(1964-1978)大体上与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些年代相吻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是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制度性机构。如果说霍尔的早期著作是在冷战、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共产主义阵营大骚乱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那么，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国际范围内的学生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学则塑造了霍尔在第二个时期的作品。霍尔对“伯明翰学派”作出了定义，即融合了“结构主义”与“人本主义”并吸收了符号学(尤其是罗兰•巴特的作品)、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和英国文化主义(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和汤普森的历史实践)的学术流派。在一系列集体性的研究成果中——《通过仪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 1976)、《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1978)、《妇女有话说》(Women Take Issue ,1978)、《文化、传媒与语言》(Culture, Media, Language ,1980)和《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1982)——伯明翰学派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极具影响的学术贡献，这些领域是当代传媒、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种族、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数量众多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中，霍尔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一文也许是他的最具原创性的一个作品。他有效地利用了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对传播过程进行解读，并把这一解读建立在马克思的生产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他把传播看作是一连串的审慎过程( moments)，每一时刻都有自己的形态和形式。尽管传播信息的生产或“编码”与观众的接受或“解码”都“依附于主导结构”("structured in dominance")之上并处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影响之下，但二者却是遵从各自的结构逻辑的不同过程。一方面，生产者努力在优先确定的意义上达到同意；另一方面，受众有能力用自己的词汇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因为他们不理解优先确定的意义并对它漠不关心，或者是他们选择一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反抗的符码进行解读。霍尔相信人类在接受媒体信息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一点重复了文化研究起初时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动力，他对人类主体的信念使人们重新想起了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 1980]中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著名分析。霍尔也强调经验被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霸权关系所压制和强迫，是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一部分，他的这个观点是得益于被阿尔都塞所改造过了的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霍尔试图融合在他的拥护者看来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这在他早期关于无阶级的文章中已见端倪。

在这个阶段，霍尔的思想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始路线呢？这通过他对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 ,1978)的批判便可见一斑。《理论的贫困》无疑是汤普森写过的最具激情和灵感的一部著作(当然这并不是贬低他的其他著作)，它也是在英国对阿尔都塞思想所做的最富影响力的批判，是对汤普森自己的理论与政治原则最正面的声明。通过对非历史的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批判，它捍卫了历史学家的事业，同时重申了汤普森对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经验的优先重视。

霍尔承认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深刻性，但是汤普森对历史学家事业的捍卫、对经验范畴的强调以及他对“具体的”("concrete")重视优先于“抽象的”("abstract")与“理论的”("theoretical")在霍尔看来是具有启发性的，尽管它问题重重。对于霍尔来说，汤普森是要颠倒阿尔都塞的错误与过失。在霍尔看来，汤普森把历史过程看作是自行显现的，把历史实践实体化并沉浸于具相，从而混淆了理论与理论主义的区别：

存在着理论主义的贫困，但对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讲却不允许存在理论的贫困。当然，从来没有脱离实践的理论，但是没有理论的指导也不会有正确的实践。马克思教导我们不同种类不同层次上的抽象是完全必要的。(Hall 1980a)霍尔也不同意汤普森的经验概念。在肯定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撰学传统在恢复统治阶级和被压迫者的经验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的同时，霍尔认为这一传统对经验概念的惯常用法存在着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加选择地包容“经验”，也不能够脱离意识形态概念来理解经验概念。他并不是建议历史学家重复阿尔都塞主义者否认经验的重要性的愚蠢之举，只是建议他们不要以相反的方式来重复这一错误。他说，经验“不能作为我们的历史证据真实性的判定依据”(同上)。霍尔指出了汤普森及其追随者所阐述的经验概念可导致的两个政治问题：第一，他认为它可能导致一种承保政治，而凭着这种承保政治学，社会主义的未来通过唤起与赞美关于过去的经验而得到保证。第二，他认为它赞同了一个对社会主义政治不再有益的(productive)“人民”概念。他论证到，在1970年代，把政治策略建立在资本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方式的基础之上不再是可能的了。霍尔拒绝“平民”("common people")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讲它 [社会主义] 将会从差异开始，与此相矛盾的是，这种差异既产生对抗又产生与对抗一样多的联合，正像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样。观察一下可能会产生联合的斗争与组织的形式，社会主义只能从差异开始。这与平民主义(populism)的政治学相近却完全不同。(同上)霍尔不再信任平民主义政治学所假定的平民能够完全成为这一理论所号召和渲染的那样，对阿尔都塞的研读使他认识到大众力量只能作为差异的联合体的一个结果被建构起来。尽管霍尔尊敬汤普森的政治观点，他却不能说《理论的贫困》在政治上是有益的。

自1970年代晚期以后(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第三个阶段)，霍尔开始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作为集体研究成果的《监控危机》标志着他成为一名关于种族与阶级关系、英国黑人经验和新右派的理论家。一群黑人青年袭击一名白人工人，主流媒体对其进行大肆报道并把它看作是行凶抢劫泛滥的一个例证，这一事件成为这本书写作的动机。霍尔和他的同事们则主张对行凶抢劫的惧怕来源于漫长的和复杂的意识形态熏陶过程而并不是自发的，凭借这一过程国家和媒体利用人们对种族、犯罪与青年的恐惧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他们把这一意识形态机制与二战后出现的社会民主共识的消失联系起来考察，并用葛兰西的词汇把这一情况理解为一种霸权危机。这是一种充斥着右翼“独裁主义的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境况，这种右翼政治是建立在自由市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对家庭的保守解释基础之上的新崛起的政治集团。

霍尔主张，英国的黑人大多数被看作是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之外的移民，事实上，他们是英帝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所塑造的流散人群，所以把他们放在英国历史的中心而不是边缘。他们与其他人分享非洲黑人的流散经历，同时又被英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构造。黑人是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的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是与种族主义的白人工人发生的，而且他们大部分被组织化了的劳工运动所疏离，他们的阶级经验已经被种族范畴过滤了。

上面的最后一点在《种族、接合与社会在统治中的建构》(“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1980) 1996].”)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阐述。霍尔通过与两种流行的理论选择的关系而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定位：1)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把种族与人种的区分看作是根源于历史经济条件的现象；2)一种是社会学观点，它把这种区分看作是社会与文化方面是不可归简的。对于霍尔来说，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种族结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它们既不能只用经济条件来解释也不能忽略经济条件来理解它们。换句话说，他试图从经济和历史所决定了的客观条件来建立种族动态学，同时坚持它们的自主性与特殊性——霍尔称其为“别的东西”(“something else”)。通过重新思考社会形态的结构动力，霍尔开拓出了一种中间观点。借鉴阿尔都塞的观点，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结构的总体性”(“structured totality”)。其中，不同的结构层次(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既是独立自主的同时又被“接合”( “articulation”)——霍尔用这个词表示不牢固的和偶然的联系使“归属感不再是必要的了”——所连结。

尔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模式对当代英国的种族与阶级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种族与种族主义是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在社会形态的不同层次上起着作用，其中包含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关于黑人工人阶级，他讲到：

It [race] enters into the way black labor, male and female, is distributed as economic agents 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practices, and the class struggles which result from it; and into the way the fractions of the black laboring classes are reconstituted, through the mean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parties,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action centers, publications, and campaigns), as political forces in the ‘theater of politics’–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which result;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lass is articulated as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subjects’ of emergent ideologies–and the struggles over ideology,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which result [(1980) 1996: 55].

对于霍尔来说，种族与种族主义塑造了黑人工人的全部经验，当然，白人工人也是。在一次纪念性的阐述中，他讲到种族是“阶级所居于其中的形态，是阶级关系被经验的媒介，是阶级所采取的形式。”(同上)对这个观点的吸收有助于解释阶级联合的困境所在，但是种族的形态却是历史偶然性的，它不是固定的或者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通过霸权斗争而得到改变。最后，霍尔使用从葛兰西那里改造过来的概念来理解种族。

如果说《监控危机》标志着霍尔的思想与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他在《艰难的复兴之路》(Hard Road to Renewal,1988)中对国家政治的思考则使其思想的新阶段特征更加显而易见。后者是霍尔关于新右派的一个论文集，它也使霍尔成为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批判者。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在理论上(甚至在精神上)主要是得益于葛兰西的著作。对霍尔来讲，葛兰西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结论和观点可以直接嫁接到当代英国头上，霍尔强烈地指出这样一种草率的做法已经长期地妨碍了左派真正创新性观点的形成；勿宁说葛兰西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葛兰西面对的情况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意大利，这与20世纪晚期的英国十分相似。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证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激进的右派而不是左派理解了这个历史时刻。霍尔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最终会证实自身，而是正视了真实的历史运动。
Gramsci had to confront the turning back, the failure, of that moment: the fact that such a moment, having passed, would never return in its old form. Gramsci, here, ca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history itself. When a [conjecture] conjuncture unrolls, there is no 'going back'. History shifts gears. The terrain changes. You are in a new moment (Hall 1988: 162).

葛兰西对当代英国左派的相关性在于他将会反对传统左派把撒切尔看作是一种妄想、看作是在选举摇摆不定时的一种暂时改变、或者是作为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将会屈从于“危机的教训”("discipline of the conjuncture")。

霍尔的葛兰西式精神贯穿于他对撒切尔主义解读的整个过程中，他把撒切尔主义看作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未完成的霸权工程。撒切尔主义建立在60年代晚期的工党政府自己实行的政策——遏制工人阶级，对少数边缘宣战，缩减大额的国家福利——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使这些提议朝着新的和相反的方向延伸和扭转，并取代战后的保守主义和劳工主义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声音。它对政治与文化现实——新的“常识”的产生——的再定义重新形绘了1945年选举的结果中所产生的共识的迅速消解。撒切尔主义把社会民主党、工党、工会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它们描述为要对违法、浪费、低效率和反个人主义(说到底就是非英国式的)负责的独裁主义。最重要的是，它转变了关于社会福利的关键概念。

It has changed the currenc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argument. Where previously social need had begun to establish its own imperatives against the laws of market forces, now questions of "value for money," the private right to dispose of one's own wealth, the equa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the free market, have become the terms of trade, not just of political debate in parliament, the press, the journals', and policy circles, but in the thought and language of everyday calculation. There has been a striking reversal of values: the aura that used to attach to the value of the public welfare now adheres to anything that is private—or can be privatized (Hall 1992: 40).

但是如果说霍尔强调了撒切尔主义的霸权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维度的话，他并非意欲暗指这是对其进行斗争的唯一根据以及它是一个严密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的影响是全面与彻底的。与葛兰西相同，他认为意识形态在接受严密审查时既不是连贯一致的也不是具有逻辑性的，而结果通常是由一些表面上矛盾的元素组成。霍尔把撒切尔主义描述为一个“衰退的现代性”的工程，它由两种绝不会受传统欢迎的元素编结而成：“一种是保守主义核心主题的回响——国家、家庭、责任、权力、标准，传统主义；一种是复兴的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性主题——自我利益、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反国家主义。”(Hall 1988: 48)霍尔坚持认为，撒切尔主义包含了它能予以驳斥的夹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的立场(fault lines)。

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增进了资本的利益并巩固和扩大了国家权力，保留了“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合适的正式的代议制机构”并能够围绕它“建构起一种民众的积极认同感。” 与此相关，左派的复兴依赖于对文化与政治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的接合。霍尔开始在《新时代：1990年代政治学的变迁》(Hall and Jacques ,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1990)中阐述这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本由团结在《今日之马克思主义》——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自主机关——周围的思想家写作的论文集，它把自己定位于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现代性的关系之中。Yet its own analysis left little of the classical Marxist edifice actually standing.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几乎被取消了，在阶级的结构定位与他们的身份和意识之间不存在假设性的联系。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新时代》对后福特主义的分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当代重写，尽管它煞费苦心地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抱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主要是得益于让•弗朗西斯•利奥塔对总体化进行批判的精神)(Mulhern 2000: 115)。后福特主义的论题是“不要给予经济任何意义上的优先决定地位。”(Hall and Jacques 1990: 119)与把政治看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二元对抗不同，它鉴别出了权力与矛盾的多个要点。它拒绝只存在一种“权力游戏”的思想，为下面这种思想辩护：“政治总是私人化的，是策略和权力以及它们的接合的网络”。(同上，第130页)

《新时代》对身份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重视无疑地构成了激进的多元主义的一种形式，而激进的多元主义与几乎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它对身份的理解是建立在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那里吸收过来的没有逻辑性和层次性的主体概念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当它在文化研究内部构思时。此外，它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是，在表达《新时代》的观点方面，霍尔始终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正如霍尔写到的那样，《新时代》用更加碎片化的和不完全的、由与我们所栖居的不同的社会世界相关联而组成的多重自我或身份代替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所支撑的那种中心化的、理性的、稳定的和统一化了的单个自我，这个主题实际上是被“不同的话语和实践”表达了(Hall and Jacques 1990: 120)，我们正在进入后马克思主义的地域。

这样一些思想对霍尔的文化研究著作有什么影响？当雷蒙德•威廉斯主张文化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时，他在文化生产者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之间设定了一种关系。我们是文化的作者，这意味着文化包含了我们的经验。尽管如此，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发生了从这种人本主义向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所影响的观点的转变。此时，文化代表着无意识，这个假设使特殊的和具体的意义成为可能。从这个观点来看，并不是经验生产了文化：是文化生产了经验。因为在文化范围之外，不存在像经验这样的事物。对于霍尔来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通过由文化假设所中介过的再现行为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独立于我们的想象力占用的世界，但是只有通过语言和话语它才是可知的。用霍尔的话来说：

events, relations, structures do hav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and real effects outside the sphere of the discursive; but only within the discursive, and subject to its specific conditions, limits, and modalities, do they have or can they be constructed within meaning. Thus, while not wanting to expand the territorial claims of the discursive infinitely, how things are represented and ‘the machineries’ and regimes of representation in a culture do play a constitutive, and not merely a reflexive, after-the-event, role. This gives questions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and the scenarios of representation—subjectivity, identity, politics—a formative, not merely an expressive, plac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Hall [1989] 1996: 443).

再现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被权力关系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所中介过了。再现成为主导性的或是霸权性的取决于某个历史时刻起作用的各种力量。

在这个理论语境下，让我们考察一下霍尔在“What Is This “Black” in Black Popular Culture?”(1996)这篇文章中对“黑人性”的分析。在他看来，黑人性并不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本质的表现，而是通过再现被生产出来的。它的含义随着它与“白人性”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并被政治与文化的转换所中介过了的。在1960年代，“黑”被用来联合不同的群体——这是对白人文化的种族主义的回应，它把“黑”等同于不“白”。这种本质主义观点(与黑人权力运动联系在一起)简单地推翻了白人的种族主义——是黑的就是好的。这个观点的政治利益证明是巨大的，代价是对种族与性别差异的压抑。

既然如此，很多东西就都改变了。对于霍尔来说，无论是在建立阶级、种族、性别或者是它们几个的联合的基础之上，身份被看作是来源于signification。身份通过差异的作用而被生产出来，稳定性通过压制的行为而产生，这在今天继续以浸透的方式而保留。然而，身份的转换并不是任意的。当西方正被去中心化时、高雅/低俗文化的二元对立正在消解时、当现代主义的共性正在被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的坚持所取代时，考虑到“黑”如何定义它们自身的更加流动的概念，早期二维的“黑/白”更就需要被解构。最后，霍尔并不是简单地描绘了作为黑人的含义的变化，他是介入到了它的转形之中。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类主体生产出了不同的文化身份。所以，如果说霍尔的观点被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改变的话，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发现的结构与主体(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张力对他也启发颇深，特别是葛兰西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阵地战”的政治学的理解以及E. P. 汤普森和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所以在这个节点上，霍尔的观点好像与原初的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力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它仍然是唯物主义的和有活力的(dynamic)。尽管已经大大地偏离了文化研究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推动力，但是霍尔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他的思想仍然属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传统。然而霍尔已经绘制出英国黑人文化研究的范围和主题，这一点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尤其通过他的学生但现在是他的同事的保罗•吉尔罗伊体现出来。

自从1997年从开放大学退休后，霍尔在文化政治学的公共舞台一直很活跃。他是英国多种族的未来(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 ,2000)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个委员会是受托于兰尼美德基金(the Runnymede Trust)的一个独立的智囊团。委员会的主席比库•帕雷克(Bhikhu Parekh)是一名政治哲学家。在委员会成立之初，布莱尔政府公然支持这个事业，但是当媒体和政治上的右派盯住它的一份报告里分析英国身份的含义的少数几页文字并宣称这份报告把英国性等同于种族主义以后，它后来就离开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事实上，报告的看法是：英国身份历史上已经被种族主义化了；对于黑人和亚裔的英国人来说，它已被铭刻上了帝国统治的集体记忆。它要求扩大而不是抵制英国性，此外它提倡重塑英国历史从而使其适合一个多文化的社会。作为对这份报告的捍卫，霍尔在《卫报》(Guardian)中写到：“我们是讲历史上的英国性思想带有‘大量的未经言明的种族意蕴’——意思是说，在共识的意义上，国家通常被想像成白人的. . .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认为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会结束。” (2000)
霍尔参加英国多种族委员会是一个从英国黑人的角度长期质问英格兰性/英国性(Englishness/Britishnesss)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举动。对英国则可能意味着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的公民或者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种族性与民族，同样有着统治、种族和帝国的历史的内涵。是的，正像保罗•吉尔罗伊明确指出的那样，种族的与国家的话语的接合已经成为英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与19世纪晚期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等级制基础上的种族主义不同，它的20世纪的等价物建立在把黑人看作是永远的局外人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用吉尔罗伊的话说：“黑人移民以及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小孩根据他们的种族被否认为真正的国家公民，同时防止他们在‘英国种族’内部结成自己的联盟，因为他们忠诚的国家不在英国。”(同上,第46页)吉尔罗伊认为，这样一种思想不仅成为新右派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而且它也巧妙地渗透到左翼的观点之中了。当左派试图从他们的保守派对手中拯救出“英国性”这个能指时，他们对这个能指的种族的与帝国的维度却不闻不问：

Nationhood is not an empty receptacle which can be simply and spontaneously fille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s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political pragmatism. The ideological theme of national belonging may be malleable to some extent but its links with the discourses of classes and ‘race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realities of these groups are not arbitrary. They are confined b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which limit the extent to which nationalism becomes socialist at the moment that its litany is repeated by socialists (ibid: 54).

霍尔和吉尔罗伊关于英国性的思想也许和英国新左派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我称其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但是玛德琳•戴维斯(Madeleine Davis,也作Madeline Davis)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称其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naturalizing” Marxism)。戴维斯的这一概念试图扩大使新左派更具吸引力的思想与政治空间，所以它不包括那些使用“文化的”方法但是还谈论那些话题的人，比如根据其观点更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佩里•安德森。另一方面，尽管我承认在我写作《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那本著作时，我曾考虑过不同的短语，包括英国马克思主义(Anglo-Marxism),不过我重点强调的是在我看来重要的思想与社会环境的理论遗产。My problem with Davis’ formulation is not that I dispute that both what counted as Marxism and what counted as British intellectual culture were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m: 我的问题是在“本土化”思想本身，对我来说，这至少产生了一种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的印象，我们通常把这描述为“加入国籍”的公民。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移民身份正在被归入英国国籍和英国性之中。我相信，霍尔以及引申出来的英国黑人经验研究与本土化这个思想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Not only have they deconstructed notions of what it means to be British but they have also questioned, as many others have, the “naturalness” of the nation-state itself, which is implicit in an idea such as naturalizing Marxism, with its carving up of the world into discrete entities. Whether it’s Hall’s efforts to see black Britons as part of a Diaspora culture or Gilroy’s influential notion of the black Atlantic and his contention that ideologically the signifier “British” has connotations of being whit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thought is that Britishness has to be thought not just nationally but transnationally as well.总而言之，我的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思想的问题是它假定了一种静态的和没有疑问的英国概念，这一点是霍尔的生活与工作所挑战的对象。所以，当我理解与赞赏了戴维斯把英国新左派描绘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图时，并不代表我会欣然接受这一说法。Whatever limits there many be my own viewing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the New Left as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orld War II Britain, I will continue to use i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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