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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由来和发展
河南二七公社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最高指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由来和发展
河南二七公社、豫农红总《黄河之滨》
河南，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原腹地，十几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一直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这种搏斗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缓和的，但有时却是万分激烈的，始终贯穿了河南党内的整个历史。
早在解放以前，吴芝圃就怀下了要当河南土皇帝的狼子野心。他到处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为实现这种美梦而努力。
1952年平原省建制撤销与河南合并，中央决定调潘复生同志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任第二书记，吴芝圃大为不满。从此以后，吴芝圃就勾结赵文甫、杨蔚屏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方百计打击陷害潘复生同志。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赵、杨之流在邓小平的幕后指挥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的长篇发言，抓住潘复生同志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肆意夸大，无限上纲，硬把潘复生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之，又抗拒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示，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大反“潘、杨、王”的反革命妖风。
当潘复生同志暂时被打下去以后（58--61年），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实现了个人野心，把持了省委大权，于是就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特别是阶级敌人乘机进行阶级报复，以致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信阳反革命事件。
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之流，一方面竭力掩盖，欺骗中央，另一方面又把责任推给下级，为自己开脱罪责，甚至妄图杀人灭口，蒙混过关。
在处理信阳事件时，陶铸、王任重之流胡说什么：“潘复生是右倾，吴芝圃是左倾”。各打五十大板，把吴芝圃包庇了过去，他的罪恶活动根本没有得到清算。
客观事实证明潘复生等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领导干部，而吴芝圃之流才真是货其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潘复生等同志平反。但是，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这一小撮坏蛋，拒不执行中央指示，迟迟不给潘复生等同志平反，直至一九六二年，中央专门派李富春付总理到河南，才为潘复生等同志平了反。
一九六一年一月，陶铸把自己的亲信文敏生从广东调往河南，文到河南后，仍伙同吴芝圃搞左倾蛮干，使河南局面不能及时扭转。同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毛主席亲自指派刘建勋同志到河南来主持工作。刘建勋同志到河南后，吴、文、赵、杨互相勾结，处处给刘建勋同志制造种种困难，致使河南局面仍不能很快扭转，因此中央决定将吴芝圃调出河南。陶铸便趁此机会将吴芝圃安插在中南局，任文教书记要职。
文敏生与赵文甫、杨蔚屏勾结起采，组成地下黑司令部，处处打击、排挤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继续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之流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二月黑风以来，文、赵、杨之流又勾结混入我党、我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运洪，扶植保守势力，动用专政工具，残酷地镇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唆使其御用工具—一河造总、十大总部疯狂地攻击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使我省十几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又一次达到了空前激烈、空前尖锐的白热化程度。
回顾我省十几年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历史，尽管某些时候，反动势力暂时占了优势，但最后总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管阶级敌人如何猖狂，不管运动出现多么大的曲折和反复，最后胜利一定属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源及吴芝圃的狼子野心（52年以前）
位于我省南部的确山，是解放前河南最先创立、最有声誉的革命根据地，也是我省红色政权的发源地，它为河南五千万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曾多次到确山活动。作过许多黑指示，培植了一批爪牙，在河南省委内埋下了定时炸弹，为其篡党、篡军、篡改的阴谋准备了条件。
解放前，河南地下党出现过一个叛徒集团，黑邦分子郭晓棠（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现郑州大学付校长）就是其中之一，使河南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这批叛徒，有的后来就又钻入了党内，使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个人野心家吴芝圃（河南杞县人，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赵文甫（河南新安县人，大地主出身，参加过反动组织复兴社）抗日战争前，均在当时河南第八中学（洛阳）教书，关系极为密切。抗日战争时期，吴芝圃到了；新四军，随后赵文甫也到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以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任政委，付政委饶漱石，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吴芝圃是他们所属第四师的政治部主任，赵文甫也在该政治部工作。
一九四八年河南解放后，吴芝圃任省长，后又任第一书记，赵文甫任组织部付部长，史向生任秘书长。此后省委出观了以戴季英（当时省委委员，开封市长）、刘玉柱为首的反党集团，戴是个人野心家，在新四军五师反对李先念同志，在河南又对抗省委领导，把自己拥为河南的“领袖”，直至公开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由于戴季英的野心干扰了吴芝圃土皇帝的美梦，所以初期吴芝圃与戴季英作了一定斗争，但后来吴的态度却是消极的。
吴芝圃是一个老牌右倾机会主义者，历史上脱过党，一直形“左”实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完全实行投降主义路线，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脚下；每次开什么会，总要弄一些民主人士参加，对地主资本家也是拉拉扯扯，关系颇为亲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吴芝圃的态度一直是消极的，别人整天忙个不停，而他经常看古书，召开资产阶级绅士会议，并办了个什么“训练班”进行“训练”，对国民党反动组织成员，也是一味迁就。合作化运动中，吴芝圃更是右的要死。一九五五年春，他武断地把我省发展合作化的计划砍掉一万，严重地阻碍了我省合作化运动的进展。解放初期吴芝圃、赵文甫等在省委内还没有多大市埸，为了实现其独霸河南的野心，他们便与史向生结成死党，培植私人势力，打击排挤异己，连嵇文甫、王一斋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委以重任，甚至将大叛徒郭晓棠也重新拉入党内，为篡夺河南党、政、财、文各种大权作好了各种准备，也为以后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埋下了伏线。
二、吴芝圃勾结邓小平，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打击陷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潘复生同志（52--58年）
一九五二年平原省建制散销以后，中央决定调潘复生同志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任第二书记。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吴芝圃对中央这个决定极为不满（因当时吴是中央委员，潘是候补委员），吴芝圃一直消极怠工，一度想去教书。赵文甫也扬言说：“我是老河南的，这么多好干部都管不了河南。”后来斗争潘复生同志时说得就夏露骨了，赵文甫指着潘复生同志的鼻子叫道：“河南不是你打的天下！”他们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反对潘复生同志，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的，那就是要在河南搞独立王国，和党中央分庭抗礼，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潘复生同志调河南后，吴芝圃等人一方面到处散布潘复生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潘复生同志的威信，制造反革命舆论，另一方面又暗中整潘复生同志的黑材料，如讲话时录音，开会时记录，从工作上到生活上，处处抓潘复生同志的“把柄”，为以后大规模反潘、杨、王的罪恶活动准备了条件。
1955年到1956年，临汝出现闹社问题。对此，潘复生同志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吴芝圃则硬按敌我矛盾处理，结果出现了很大问题。因此，潘复生同志要吴芝圃写了检查。但吴芝圃对潘复生同志这种作法怀恨在心，并待机报复。
一九五七年春，潘复生等同志根据中央有关政策精神，结合河南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个迎接春耕生产的“宣传要点”（即十二条），这个“宣传要点”是由潘复生同志主持，宋致和起草，常委研究通过的。通过时吴芝圃、赵文甫、宋玉玺等人都是同意的（杨蔚屏当时在高级党校学习，不在埸），赵文甫还是举双手赞成的。会后，以省委名义发了文件，并刊登在《河南日报》上。
现在看来这个“宣传要点”是有错误的，有些条文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就整个讨论、制定过程来说，责任是应由参加者共同承担的。但吴芝圃之流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象赫鲁晓夫一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责任推给别人。
在文件下达两三个月之后，省委召开了各地委书记会议，汇报各地广大群众对这个文件的反映。到会的各地委书记都说群众反映良好，农民很高兴，积极性很高，并没人反对，仅个别人提了一些意见。但与此同时，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却私下合谋说：“宣传要点”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于是他们就准备从这里下手，大搞潘复生等同志。
一九五七年八月，党中央召开了“青岛会议”，在这个会让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的报告。会上潘复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河南的情况：河南最近两年遭了水灾，麦子长得不太好，不能调那么多粮食（平时收成好，河南可向中央调五、六亿斤小麦，差的可调两、三亿斤）。在这次会议前后，吴芝圃就收集和整理了潘复生同志的“材料”。潘复生回省委后，吴芝圃就煽动说：潘复生悲观，说河南没有那么多粮食，不向中央调粮。进行诽谤和攻击。
紧接着在省委常委会护上，吴、杨、赵之流突然郑重提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网领”，宋玉玺也大喊大叫什么“宣传要点”是“为富农叫嚣”，当埸受到吴芝圃的赞扬，赵文甫这个地头蛇、跳梁小丑更是一马当先，指着潘复生同志的鼻子大骂一通，以致使很多到会的同志惊慌失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就打响了大规模进攻潘复生等同志的第一炮。
就在这次会议上，吴芝圃这个老混蛋，还强迫各地委书记对此发表意见，当时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同志，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同志都说“宣传要点”好，并且还有材料证明，但对个别条文不同意，如“退社自由”等是不对的。就在这时，赵文甫站起来说：“现在是生死关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每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识上都要表态。”吴芝圃这个老混蛋更是气急败坏地说：“宣传要点”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并点名攻击了潘复生同志。会上潘复生同志对这一间题作了深刻的捡查，承认了错误，并说：有缺点大家批评，我可以写捡查，并建议把自己的检查发至县级，同时上报中央……。会后，潘复生同志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情况，井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就带看秘书刘子安同志到沁阳蹲点一个多月。回来后，潘复生同志更进一步地捡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文章。不久，潘复生同志病了，中央让他到颐和园休养。
尽管如此，吴、扬、赵这一小撮混蛋并不就此罢休，到五八年夏，党的八大二次会让上，吴芝圃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的长篇发言，恶毒地攻击潘复生同志要“在河南发展资本主义”“是阶级熄灭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标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胡说什么：“我们同潘复生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分歧”等等。同时，又把他的发言稿用电报拍回省委叫宋致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现中央物质部部长）、史向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现北农大副校长），在家召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学习他的发言，并组织揭发。另一方面，吴又在北京串联河南在外工作的干部，大造潘复生同志的舆论，妄图得到支持，对潘复生同志来一个全线围剿。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指出：“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的省委成员，他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教人’。”允许潘复生同志改正错误。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却公然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唱反调，明目张胆地指使吴芝圃之流反对潘复生同志。会议期间，邓小平擅自召集河南省委书记和常委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公开叫嚣：“批判潘复生是完全应该的。”还胡说什么“光荥阳事件就可以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这一小撮混蛋，竟置我们伟大领袖的指示而不顾，却忠实地遵奉邓小平之流的旨意，在北京就残酷地斗争了潘复生同志。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吴芝圃在省委一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实际是刘邓）的所谓意见。说什么：“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不要草率做结论，会议上不要做处理，要反复斗争，时间越长，斗争越深入，效果会越大。”为更进一步打击陷害潘复生同志，定下了调子。
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一次开会休息时，邓小平把吴芝圃等叫到密室说：“你们在这儿不要搞了，回去斗。”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吴、赵、杨之流就按其主子刘邓的旨意，把正在北京养病的潘复生同志“揪”回了河南。于是一埸更加残酷的迫害潘复生同志的罪恶活动开始了。
此时，正值酷热的炎夏，潘复生同志又患有严重的疾病，发高烧达40C，但吴、赵、杨这群狠心狗肺的东西，仍然连续斗争了潘复生同志达一个月之久。斗争时，不让坐下，不让喝水。直斗得潘复生同志汗流浃背，多次都几乎昏死过去，致使潘复生同志牙槽发炎，流血不止，嘴唇红肿，头昏眼花。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同时他们还煽动许多不明真象的群众到潘复生同志的宿舍大吵大闹、大抄，有的人唆使小孩往潘复生同志的宿舍里扔传头，隔窗撒尿。前来参加斗争的人流日以继夜，拥挤不堪，硬把潘复生同志拉出来念大字报，实行车轮战术，使潘复生同志日夜不得休息。潘复生同志含着眼泪请求给于休息时间，然而狠心狗肺、铁石心肠的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却根本置之不理。后来连潘复生同志的爱人也斗争了，孩子也受到歧视和辱骂。真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吴、赵、杨之流竟又凭空捏造一个“贪污集团”的罪名强加在潘复生同志身上，污蔑潘复生同志和韩哲一（原平原省副省长，现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玉川（原平原省副省长，现林业部副部长）是贪污集团（当时韩、罗二人是搞财政的）。吴芝圃还阴险毒辣地说：“这个问题性质已经变了，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贪污集团。”并已准备法办下狱。但是派人到北京找韩哲一、罗玉川调查对质，根本无此事，他们的罪恶阴谋才未得逞。更恶毒的是，他们竟唆使当时组织部的一位部长李X X诬蔑潘复生同志是“国民党特务”，还强行追查潘复生同志和台湾的关系。此外，他们还两次派人到潘复生同志的老家山东省文登县调查潘复生同志的家庭出身，企图把潘复生同志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幸而潘复生同志是劳动家庭出身，他们的这一阴谋就又失败了。
在他们的阴谋连连失败之后，吴、赵、杨之流便老羞成怒，孤注一掷，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等同志的所谓“罪行”公布在报纸上（事先中央来电话指示不注在报纸上点名搞），把党内的斗争，搞成了一个全省全民性的反“潘、杨、王”运动。当时他们开动广播电台、《河南日报》、《中州评论》等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诬蔑、攻击潘复生等同志，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何运洪之流赤膊上阵，在《河南日报》《中州评论》上大写反潘复生同志的“批判”文章，三反分子宋玉玺、杜希唐还编写了一个名为《东风烈火》的剧本，丑化谩骂潘复生等同志。此外，他们还强迫干部、群众写大字报，规定每天写多少，多少，甚至扎草人（潘、杨、王）用刺刀刺，等等。其手段之恶毒，用心之凶恨，简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为了彻底从组织上搞垮潘复生同志，他们除了把从平原省来的杨珏、王庭栋同志无理打成“反党集团”外，又对其它从平原省来的干部和反潘杨王不积极的同志都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其中突出的有刘刚、耿其昌、刘玉峯三位同志。
刘刚同志原是平原省的，合并后任河南省委第四书记，不久被排挤到洛阳拖拉机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反潘杨王时刘刚同志已调到陕西工作，而吴芝圃一小撮坏蛋，又把他从陕西揪回河南来陪斗，企图搞掉地，但终因没材料，才未得逞。结果还是把他拉到拖拉机厂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
耿其昌同志是潘复生同志的部下，反潘杨王时他说：“老潘的问题不一定这样严重吧？！”赵文甫当时就威胁他说：“老耿再这样，你右倾也跑不了。”耿其昌同志思想不通，斗争不积极，结果还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玉峯同志仅说了一句“反潘杨王是人事关系”，也被他们搞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带病被斗争。
特别是为了“肃清”潘复生同志的影响，他们在各地、县、公社以至大队，到处大抓所谓“小潘杨王”，结果使成千上万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忠实地执行了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潘杨王之后，潘复生同志被调往西华农场任副厂长，劳动改造，杨珏同志调到孟津，王庭栋同志被调往辉县进行劳动锻炼，耿其昌等同意潘复生同志观点的干部，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潘复生等同志被打下去了，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的个人野心实现了。吴芝圃登上了第一书记的宝座，杨蔚屏窃据了省委常务书记要职，成了省委第二号人物，赵文甫也一跃而为省委第三号人物。其它人也都论功行赏，得到提拔重用。宋玉玺、戴苏理都在这次提了级（当时中央规定十一级以上干部都不准提级，吴芝圃这样作是瞒着中央干的），杜希唐也因写剧本有功而成了堂堂的文化局长。
但是，吴、赵、杨之流的野心和罪恶不久就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察觉。特别是信阳事件以后，毛主席当即英明地指出：河南省委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指出杨蔚屏是一个坏助手。并且决定给潘复生等同志平反。但是，吴、赵、杨之流仍然对抗毛主席指示，坚持错误，一意孤行，迟迟不给潘复生等同志平反。
在潘复生同志到中南局任农办副主任时，吴芝圃之流没有给他平反，在中央下调令调潘复生同志任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的前夕，吴芝圃之流还以省委名义发了个文件（所谓六条），胡说什么不能全部为潘复生同志平反。潘复生同志调中央后，事情已经明朗化了，陶铸才慌了手脚，被迫向中央写了捡查，承认了错误。潘复生同志到中央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让上，吴芝圃见到了潘复生同志还恶狠狠地说：“不能给你平反！”看，吴芝圃这个老混蛋猖狂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二年，中央又专门委派李富春副总理到河南亲自为潘复生等同志平反。李富春副总理把在中央任职的潘复生同志叫回河南，把陶铸也从中南局叫来，由刚调来的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主持会议，写了一个平反方案和平反决让，又把这个文件发到下面基层党支部，才为潘复生等同志彻底平了反。
三、吴芝圃一小撮人窃取大权以后，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58-61年）
吴芝圃和杨蔚屏、赵文甫把持省委大权以后，更加互相勾结起来，明目张胆地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
吴芝圃的《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是他反对辩证唯物论的唯心主义的代表作，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也是他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
从5 8年到6 0年，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对抗我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一味“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结果，使河南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取得的辉煌成果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群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受到了严重打击。特别是阶级敌人乘机进行打击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信阳反革命事件。
在一次开会期间，山东省有个县给陈伯达同志写了一封信，说他们县在三年内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而吴芝圃却在会上大吹：“我们河南省在四年内全省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而吴芝圃连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没有，他放肆吹嘘说：“五八年上半年全省灌溉面积已达一亿一千九百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并普及了中、小学教育。”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能过关了。当时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羣众。”
一九五八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在郑州召开一次会议，主要搞反“五风”。会议之后，吴芝圃本应遵循主席教导，实事求是，可是吴芝圃、史向生之流却继续一唱一和，说什么要实现河南千斤省呀，每个人能合到两千斤粮食啊！甚至胡吹小麦亩产7320斤。浮夸到了何种程度！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主席又亲自主持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在会上毛主席肯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以大队为基础。在毛主席的一再强调下，吴芝圃仍然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拒不接受主席指示。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好。”可是吴芝圃竟狗胆包天，仍然坚持其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指示，人民公社要有个发展过程，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可是以吴芝圃为首的一小撮混蛋，却根本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不顾客观实际，与毛主席大唱反调，把．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当成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吴芝圃竟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产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为此，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就向吴芝圃狠狠地敲了警钟，指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议结束不久，毛主席感到他对这一指示又没有听进去，又把他叫到武汉。指出：“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最后毛主席看他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看，吴芝圃这个老混蛋对抗我们的伟大的领袖已到了何等狂妄的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载《党内通讯》）中指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而吴芝圃却针锋相对，倒行逆施。他在五月下旬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说：“全省小麦每亩产量平均250斤以上。”强迫基层干部虚报浮夸。
毛主席在信中又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需要十年时间……十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后大解决。”而吴芝圃在《大办钢铁与农业机械化》一文中却说：“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用不了二十年，也用不了十年，而是三、五年，或者稍为多点的时间。”而把事实求是的估计“十几年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之极!
毛主席在这封信中谆谆教导我们党员和干部：“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之流也正是这样一批爱讲假话的人。他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又说：“一九五八年使全省每口人合到1500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了基础。
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大办食堂问题，毛主席曾指出：“巩固一批（百分之九十）。”而吴芝圃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们的食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巩固的。”因此，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两次点名批评吴芝圃。可是事隔不久，一九六o年元月，吴芝圃又吹嘘说：“全省三十三万个食堂都象钢铁一样地巩固起来了。”
如此等等，吴芝圃之流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罪恶活动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
由于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对抗党中央、毛主席，坚持“左”倾蛮干，到处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致使我省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受到了严重打击，人畜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特别是信阳地区，由于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大搞阶级报复，弄得饿殍盈途，尸横遍野，不少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其景象之凄惨实在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这就是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信阳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拚命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的同时，却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之流百般奉承，百依百从。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时，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大献殷勤，拿国家财产做人情，赠送给刘少奇、邓小平每人一箱土特产。真是大慨国家之慷！
一九六O年，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之流从上海回北京路过郑州，想看一看宠儿吴芝圃的炊具改革。这可忙坏了吴、赵、杨之流，趁请客吃饭之时，戴苏理、史向生急忙派汽车把炊具展览会的炊具搬到北郊老鸦陈公社，又派高级“糖衣炮弹”省妇联副主任王恒化装成炊事员，进行表演，以求得主子的欢心。
由此看来，吴、赵、杨之流之所以敢于猖狂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与刘、邓、彭的背后支持是有直接关系的。
1960年信阳事件暴露以后，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等人，一方面欺骗中央，不如实向中央汇报情况，一方面又把责任推到下面，为自己开脱罪责。当时，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宋致和，在信阳坐着汽车，亲眼看到死尸，置之不理，还胡说是坏人有意陈尸挡道。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竟无视国法，私自扣押群众向中央揭发信阳情况的材料和信件。杨蔚屏则更是无法无天，他第一次去信阳调查，只坐着小汽车转了一圈，听县委汇报，根本不到群众中去，对阶级敌人的报复活动，听之任之。第二次去信阳，他竟然坐着轿子直上避暑圣地鸡公山，游山玩水去了。并且让群众往山上背米、面、鱼、肉，甚至把信阳剧团、电影队也调上鸡公山，为他们几个混蛋服务。在会上为了给吴芝圃他们这伙人开脱罪责，他竟然颠倒黑白，把信阳事件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大谈分配与积累的关系，根本不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地发现了杨蔚屏对信阳事件所作的错误结论，并及时作了纠正，一针见血的指出：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报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杨蔚屏第三次上信阳，仍不检查自己的罪责，并与吴芝圃勾结起来，企图开除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党籍，枪毙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杀人灭口，蒙混过关。但是他们的这个阴谋再次被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现了，因而又未能得逞。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委派李先念副总理和陶铸到河南来解决信阳间题，实际上是陶铸主要负责处理的。
中央对河南间题的指示中指出：要先分敌我，后分是非。可是陶铸这个混蛋根本不执行中央指示，而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几乎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起来，来一个所谓“民主补课”，一般的叫集训，间题严重的叫特训，实质上是对基层干部实施反革命法西斯专政，骂他们是国民党，比国民党还坏等等。对基层干部实行全部“靠边站”的政策，仅仅就信阳事件，除了一、二个县委书记外，其余的二十几个全部被撤职，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关牢。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受打击的就更多了。严重地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在中央处理信阳事件时，吴芝圃把责任全部推给下边，扬言要枪毙这个，枪毙那个，妄图杀人灭口，逃脱罪责。最后中央责令他作枪查，他才被迫在解决信阳事件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捡查。就在这次会议上，陶铸、王任重这两个黑家伙，竟胡说什么：“潘复生是右倾，吴芝圃是左倾，这正象小车过桥，从右边掉下去会摔死人，从左边掉下去也会摔死人。”就这样，各打五十大板，把信阳事件的罪魁祸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包庇了过去。
四、陶铸的黑线人物文敏生勾结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反对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继续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1961-1966年）
由于吴芝圃之流的左倾蛮干，使河南局势发娶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感到他的忠实打手吴芝圃在河南呆不下去了，河南这个地盘有失去的危险。为了保住河南这个地盘，就于1961年1月把其亲信文敏生从广东调往河南。文到河南后，和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等互相勾结，继续推行吴芝圃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使河南局面不能得到扭转。同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时，毛主席亲自指派刘建勋同志到河南来主持工作。刘建勋同志当时是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没回广西，就坐着飞机带着秘书到河南来了。
对于刘建勋同志到河南来，吴芝圃很不服气，他在会议上恶意地介绍说：“刘建勋是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并在下边勾结文、赵、杨，处处给刘建勋同志制造种种困难，致使刘建勋的工作不能很好开展，因此中央决定将吴芝圃调出河南。陶铸趁此机会将吴安插在中南局，并委一文教书记要职。吴芝圃这个罪恶累累、十恶不赦的老混蛋，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反而由陶铸给封官加职了。刘建勋到河南后，千方百计为扭转河南当时的严重局面而努力。首先狠抓《六十条》的贯彻执行，使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生产也迅速发展了。此外，他还下放了一批机关干部，调整了领导班子，把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作能力强的纪登奎同志调到了省委。在水利上，原来是“以蓄为主”，结果使盐碱地增加了，刘建勋同志就把它改为“以排为主，蓄排并用，因地制宜”，改造了盐碱地。在群众生活方面，强调“三留”，（留足口粮、饲料、种子）“三定”(定产、定购、定销 )政策，大大改善了群众生活。
60年和62年，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又亲自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在长葛，纪在项城，各蹲点半年之久），树立了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杀住了单干风，投机倒把风，突出抓了阶级教育，利用诉苦会，忆苦思甜，使群众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在中央的《前十条》上还受到了表扬。64年以后，刘建勋同志又狠抓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全省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干部问题上，刘建勋同志也是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他大胆地提拔了那些忠于毛主席的德才兼备的同志到关键性的工作岗位上去，鼓励他们好好为党工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就是刘建勋同志经常表扬的一个。
总之，刘建勋同志到河南后，使河南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迅速扭转了吴芝圃之流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他的成绩是巨大的。任何人，妄图抓住刘建勋同志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而把他打倒，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也是永远办不到的！
相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敏生到河南后，就按其主子陶铸的意旨，与吴、赵、杨之流勾结起来，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千方百计地与刘建勋、纪登奎同志相对抗，继续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
文敏生因为有陶铸这个黑后台，所以根本看不起刘建勋同志，他每次讲话，总是陶铸同志怎么怎么说，从来不提到刘建勋同志。在省委内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不和刘建勋同志商议，如省委在林县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总结，就没有争取刘建勋同志的意见。更恶毒的是，他还勾结赵文甫、杨蔚屏到中南局告刘建勋同志的状，妄图把刘建勋同志排挤出河南。
文敏生到河南工作以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只抓业务工作，大搞物质刺激，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冬，文敏生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在灾区是吃饱肚子的问题，不要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饭还没有吃的，那还有心肠去学习呀！”看！他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多么仇恨！
1962年春，在刘少奇、陶铸的支持下，文敏生大搞借地（此事是陶与文协商后才告诉刘建勋同志，刘建勋同志也是有反抗的。）为了推行这一措施，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召开两次电话会议，以省委名义连续发出三个电话通知，并亲自出马，从省直机关抽派干部下去检查督促。文敏生大肆宣扬借地是“革命措施”、“渡荒政策’、“救命政策”、“拴人政策”等等，当借地政策受到下边干部抵制时，他竟仗势压人，说什么“借地是中央（即刘少奇）同意的”，“刘少奇同志说借地是好办法”。他训斥下边干部是“左倾残余，阴魂不散”，勒令各地“要用党性保证，在麦收前把地借出去”，“如不执行要以党纪处分”，还说什么“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社员自留地，小片荒打多了，也是社会财富, 又跑不到美国去。”真不愧为刘、邓修正主义的徒子徒孙！
1962年党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讲了形势、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批评了单干风，并且问到了河南的借地问题。刘建勋同志为此很苦闷，亲自向主席写了书面检讨。而文敏生却把毛主席的指示当作耳旁风，他拒不检查错娱，并且满不在乎地说：“何必那样紧张呢，借地是陶锜支持批准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以后，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形势好转是什么原因呢，我看就是借地和放宽政策起了大作用，自由市场也起了大作用。不过文件上不能这样写就是了。”看，文敏生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表现得多么露骨！
文敏生公开对抗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忠实执行刘、邓的“退够了才能站住脚”的大倒退修正主义措施，对全省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社办工业、企业，强令一律解散。结果把钢鈇工业全部砍光，把全省总共二千六百二十三个地方国营企业关闭了五百九十八个，退转为集体的九百八十八个，井把大批地方国营企业转为手工业，把集体手工业转为单干或自负盈亏，还积极提倡私人开业，使所有制大倒退，造成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损失达六亿多元，极大地破坏和阻碍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敏生以“备粮渡荒”“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为名，大搞自由市埸。他经常说：“没有自由市场，老百姓怎么过日子？！”他还经常到郑州市老坟岗去看自由市场。在他的极力提倡下，投机倒把活动大为猖獗，资本主义经济到处泛溢，严重地冲击了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埸，纵容了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猖狂进攻。
文敏生为给自由市埸大开后门，还主张减少粮食征销，扩大议购，分散产棉区，不派棉花统购任务，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敏生是刘、邓、陶在河南的忠实代理人，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决战
党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下达，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在大中学校，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而一步步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六月九日，刘建勋同志在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能反击学生。”“运动中不整学生。”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从六月初到十一中全会期间，由于省委处在“对于这埸伟大斗争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阶段，曾一度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主要表观在：wengewang.org
第一、向大中学校、文教部门派了工作组，包办代替；省委对运动规定框框套套，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撤销工作组后，又包办代替，匆匆忙忙成立了“文革”、“主席团”等。
第二、六月份在大专院校和机关对革命群众有过程度不同的压制。当时，身为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杨蔚屏，先后指示文革小组办公室，在大专院校搞了两次教工和学生的左、中、右排队。
第三、六月上旬，郑大校长王培育镇压革命学生，破坏文化大革命，省委当时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王培育。王被揪出后，省委对他的处理有些姑息迟迟下不得手。杨蔚屏则恶狠狠地说：“王培育不是北大陆平，怕什么，让他们放出来再说！”企图在革命师生中大抓“右派”。
第四、六月二十五日，由杨蔚屏一手炮制了大专院校工作组《五条讲话要点》（1．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X X学院的师生员工，热烈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参加了这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xx学院党组织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一部分，大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是好的，是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3．同学们在这次运动中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所提的多数意见是属于党员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方面的间题，这是人民内部矛盾。4．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是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5．我们警告那些牛鬼蛇神，休想利用我们在文比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扬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钻空子，混水摸鱼，蒙混过关。）闭口不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闭口不提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工作组急如星火地贯彻了这个《讲话要点》，我省大专院校刚刚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
第五、七月份，省委在《河南日报》上组织了对郭晓棠的批判，把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导到了偏重于“学术讨论”的批判。
这一时期的错误，主要由刘建勋同志负责，但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杨蔚屏、常委宋玉玺都是全力抓运动的，也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赵文甫在新乡、杨蔚屏在大学和省直一些机关，疯狂镇压群众运动，当时即被揪了出来。
在此期间，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文敏生，却对运动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但省委司令部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他都是参与了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开始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和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刘建勋同志号召炮打司令部，明确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是省委和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月二十四日，他支持省委机关革命干部改组原省委文革小组和省委宣传部的革命行动。同时又积极到郑大群众中听取意见，了解运动的情况。
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等三位同学赴京汇报河南文化大革命情况归来，自动串联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并于晚上召开了赴京汇报会。大会开创了会前学习最高指示的先例，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了“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革命口号，打破了郑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的局面。然而，这些革命行动却遭到了保守派校文革（郑大红卫兵战斗师的前身）的激烈反对，当时就骂他们为“非法组织”、“反革命组织”，骂他们的赴京汇报会是“黑会”，还设立了三个广播站，大搞所谓“彻底声讨非法联委一小撮”，一张纸一个字的大标语从五层楼项直拉到楼下。郑大联委的同学整天遭到数十人、数百人的长时间围攻。白色恐怖笼罩了郑州大学。
在此严重关头，八月十六日下午，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到郑大进行了调查研究，十九日，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坚定地、明确地表示支持郑大联委。
大字报写到：
“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的情况，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
“他们从北京回校后，召开大会向同学们汇报北京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这不仅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
“他们自动酝酿串连建立了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
“革命同学之间的争论，随意就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类的帽
子，我是不赞成的。”
“现在，我再次郑重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刘建勋同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行动。它支持了刚刚冲杀出来就受到压制和围攻的郑大联委，对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当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造反派，也是有力的支持。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表扬了刘建勋同志和这张革命的大宇报。毛主席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八、九月份，首都大中学校的同学，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连，传播北京文化革命的宝贵经验，有力地推动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保皇小丑，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大肆围攻、谩骂、殴打以至拘捕北京串联的学生，大抓“南下一小撮”。对此，刘建勋同志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九月二日，省委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革命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通知》说：“首都北京的革命学生来我省进行革命串联，支持革命，我们一贯表示热烈的欢迎。”
“省委重申：对北京革命同学是欢迎还是反对，这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间题。我们坚决反对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习惯势力对北京革命同学来我省进行革命串联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各级党委和各部门负责干部，凡是对革命同学进行种种压制和阻扰的，立即发动群众把他揪出来，开展斗争，该罢官的立即罢官。所有国家干部，凡是参与反对北京革命学生的行动者，一律追查责任。”
刘建勋同志不仅这样说了，这样写了，而且也这样做了。九月四日，省委召开郑州大中学校会议，刘建勋同志向大会作检查。由于误会，北京同学到台上造大会的反，和郑州同学发生了冲突，刘建勋等同志也被赶下主席台。对此，刘建勋同志没有任何抵触和反感。反而对扶他下主席台的同学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到主席台上维持秩序，郑州同学不能和北京同学闹矛盾，他们从北京来支持我们，我们应该欢迎。你们去替我把这个意见说说。”
此外，刘建勋同志还通知郑州市委和公安部门，指出工人和公安人员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和革命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围了省、市委或造领导人的反，都不能干涉。
在此期间，纪登奎同志是紧跟刘建勋同志并积极支持刘建勋同志的上述革命行动的。而文敏生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仍然抱着极为消极和旁观的态度，怕字当头，根本不愿意打破常规，怕群众、怕革命。对刘建勋同志支持郑大联委等革命派表示怀疑，曾几次找文革大学组的同志说：“郑大联委不一定是革命的，还是文革方面的同学老实可靠。”“文革方面党、团员多，对党有感情。他们（联委）成份不纯，有什么阶级感情？”“大学学生中问题多，得抓一批‘右派’。”
可见，圈绕着郑大联委和刘建勋同志的一张大宇报，一开始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九月五日，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文敏生任代理第一书记。这时，他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完全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玩弄种种阴谋诡计，赤膊上阵，疯狂地镇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九月五日，郑大联委带头召开了《省会各界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文敏生在会上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我坚决支持际们。”可是会后文敏生却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分化瓦解的原则。”“表面应付它，暗地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纪登奎、王庭栋、张耀东等同志对文敏生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态度极为不满。
九月六日晚，文敏生先后接到电话传来的王任重八条，陶铸四条黑指示，都是划框框，定调调，对抗十六条精神的。文敏生对此奉若神明，当即指示文革办公室连夜用电话下达到地、市委，次日上午又召开常委会，讨论贯彻。这次常委会是压制运动的会。当埸纪登奎同志对文敏生这种指导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纪登奎同志说：“一切具体措施都不能离开十六条，不能忘记毛主席关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研究具体政策，不能代替总路线，否则，要犯绝大的错误。”王庭栋、张耀东等同志也对此提了意见，作了斗争。就在这次会议上，省委机关干部和红卫兵要揪赵文甫，文敏生公开对抗说：“这样随便揪省委书记，我就没法工作了。”
八、九月份，毛主席、党中央对红卫兵运动，大串联都有重要指示，文敏生却对抗这些重要指示。他在九月七日的地、市委书记会讲上传达了王任重关于收集南下同学的黑材料时说：“表现不好的，可以把材料送北京，可以批判。”文对王任重搞的“西城纠察队”的经验和散发的传单，十分欣赏，亲自批准翻印，并指定专人散发，号召学习。
文敏生积极推行陶铸的黑指示，九月份强迫命令停止县中学和医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同意地委机关炮打司令部。九月二十日前后，在王任重的支持下，以县级不开展运动为名，阻止和压制安阳地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揪地委委员、林县县委书记反革命分子杨贵。杨贵在文敏生的包庇下，组织大量不明真象的农民保卫自己，围攻革命干部和红卫兵。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到中央后，成了第四号人物，文敏生以为对他极为有利，曾肉麻地吹捧陶陶铸：“陶铸这个人高明得很，了解基层情况，了解下层干部情况，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下面反映的问题不表示态度，间题很难办。陶铸、王任重的指示早下来，运动就好办了。”如此等等，真是混蛋之极！
由于文敏生千方百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九月初到十月初，我省文化大革命弄得冷冷清清，受到很大破坏。
十月十八日，文敏生、戴苏理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文敏生几次打电话指示（听过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后仍是这样）：“要支持少数派，教育提高多数派”、“更多支持少数派，不要脱离多数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奉行折衷主义。
十月底，文敏生从北京回来，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曾说：“中南地区对陈伯达同志关于多数派、少数派间题的分析有不同的看法，提了意见，正式文件下来可能会修改，大家赞成广东一视同仁的提法。”公开怀疑和反对陈伯达同志关于多数、少数关系间题上的阶级分析观点。
在此期间，省委以纪登奎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了革命造反派。
十月十一日，以郑大联委为首的省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了全省性大中学校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纪登奎同志代表省委讲了话，公开给郑大联委平了反，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扬和态度是鲜明的。之后，大专院校展开了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批判了河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校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院文革、主席团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通过大批判，院文革、主席团陆续垮台，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生动局面。
当造反派同学提出“上追下扫”的口号时，纪登奎、张耀东等同志便立即进行了说服和帮助，指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从工作组向上批判校党委、省委的错误，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不能整群众。通过这埸大批判，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在组织上开始占了优势，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形势一片大好!
文敏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后，深知再用“硬压制，软调和”的办法对抗革命群众不行了，于是便采取表面上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手法，以掩盖错误，躲避群众斗争，企图蒙混过关。
一次，他对大学组的干部说：“你们赶快安排，我要接见郑大联委党言川和开封师院八•二四的负责人，熟了好事。我和他们接触太少了，出了问题不好解决。”看！文敏生要削尖脑袋往造反派行列里钻了。
十一月十八日，革命造反派因为搜查黑材料抄了保守派“郑州市红卫兵总部”，文敏生本性未改，又公然支持了保守派，并大量散发他的谈话传单，造成了保守派向造反派的一次大反扑。后来，纪登奎、王庭栋等同志批评了他，采取了措施，才扭转了局面。
文敏生对自己的错误从来不愿意作检查，并且压制别人的批评。十一月三日，文敏生代表省委作第一次检查，主要是十六条以前的问题，而且是由纪登奎、王庭栋同志讨论起草的。十二月九日，省委讨论起草第二次检查稿。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文敏生一言不发，只搪塞说：“我的脑子坏了，一条意见也想不出来”。当时张耀东同志指出，“九月份压制郑大联委，搞明支持暗瓦解，一定要捡查。不触及灵魂，不捡查实质间题，是过不了关的。”文敏生一听就压制说：“谁作的事情，谁负责捡查。常委会议讨论的精神，没有表现出去的不检查，以后可以在内部检查。”纪登奎等同志当即对文敏生的这种错误态度进行了批评。第二天，文敏生又找张耀东说：“昨晚的话脱口而出，请你放心，运动中的问题我一定负责，我以党性保证。”然而，文敏生在这次检查中，仍然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
从十一月份起，文敏生对一切问题都“没有态度”，什么事情来了，他都没有主意，没有办法，光说：“你们看怎么办，”自己退缩，怕见群众，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十二月八日，文在郑大作捡查后，被群众包图，挤伤了腰部，他便进了l53医院，一下住了四十多天。在医院里，张耀东等同志去看他，他心怀鬼胎地问：“运动高潮快过去了吧，”张说：“河南乱得不够，和其它省比，革命造反派水平不高。”文奸诈地说：“河南省委的问题不大，想抓也抓不住大问题，我看乱不起来。”
陶铸、王任重被揪出来后，文敏生恐慌万状，叫省文革小组打听中央的态度，打听中南各省的反应。他一再洗白自己说：“运动以来，与陶铸、王任重联系不多，王任重没有来过河南。过去是工作关系，光明正大，没有阴谋。”据说，文还让其爱人把他和陶铸的合影以及来往书信等，清理烧掉。另一方面，文敏生又恐惧地说：“陶铸、王任重一揪出来，河南的问题要升级。”省文革小组整理了运动中陶、王对河南的黑指示等材料，文不让交给革命造反派，唯恐烧到自己。
文敏生住院后，省委司令部确定纪登奎同志领导运动。纪登奎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群众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诸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河南农学院“抗大”战斗队（现豫农造司前身），等保皇组织相继垮台，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在组织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十一月份以后，纪登奎等同志又组织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到焦作、洛阳、兰考、平顶山等地进行串联，支持当地的革命造反派。从此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十一月下旬，郑大联委、开封师院八、二四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到工厂串联，纪登奎等同志又及时召开了会议，支持革命学生下厂、下乡，郑棉六厂党委书记杭惠兰抵抗郑大联委串联学生下厂，纪登奎等同志对此作了及时处理，使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迅速结合起来，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伟大的l967年到来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运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
一月四日，中央《关于大中学校学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下达了，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热烈拥护。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要求第一批进行训练，军区成立了训练机构，对省委支持的革命造反派表示承认。
一月十二日，纪登奎等同志在省委三所召开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的大风暴，要求各办公室负责干部坚守岗位，准备乱到省委完全瘫痪程度。纪登奎同志还给张耀东等同志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
一月中旬以后，郑州六所高等院校造反派都组织了省委问题的专业战斗队（炮轰省委战斗团），进驻省委大楼，分别和省委机关造反派结合起来，搜集材料，准备大搞省委司令部的问题，为以后的联合夺权打下良好的基础。至此，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反革命势力的拚死反抗。正当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以唐伟为首的所谓“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匆匆忙忙抛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二十七个为什么一一刘建勋是什么人，”文中胡说“为什么河南省不少单位只整中下层当权派，甚至只整一般干部和群众，而省市委却稳如泰山？”全盘否定了河南五千万人民八个月来艰苦奋战的辉煌成果；就是这《二十七个为什么》大喊大叫：“为什么省委内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子，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从抓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的老帐？”把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说成“宗派斗争”，替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吴芝圃鸣宽叫屈，妄图割断我省的阶级斗争历史，保护吴芝圃之流蒙混过关；就是这个《二十七个为什么》狂妄叫嚣“为什么省委书记处的亲信组成的红旗战斗队，最近抛出一篇《坚决砸烂以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顽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文章，放过刘建勋，又把文敏生的罪恶全推给陶铸、王任重？”混淆阶级阵线，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建勋同志，包庇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陶锜，王任重、文敏生；就是这个《二十七个为什么》，信口雌黄地说：“为什么一些人对过去的保守派不共戴天，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现在河南很多单位造反派和保守派阵线不清……至今仍在批判基层文革或保守派组织，而且越搞越厉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肆无忌惮地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使早已垮了台的保守组织死灰复燃……。总之一句话，就是这个《二十七个为什么》充当了河南资本主义复辟的黑色信号弹！
混入我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击陷害潘复生同志的干将何运洪，出于其反革命本性的需要，立即对《二十七个为什么》奉若神明，大量翻印，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一日两次刊登在他们所把持的《郑州晚报》上。
一月二十八日，以赵文甫的秘书王鸣凡、宋玉玺的秘书胡泳等人组成的省委机关“红刺刀”造反队，印发了一份《愤怒控诉河南省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滔天罪行》传单，二月五日，由文敏生的老婆张蕨元所把持的省委机关“春雷”战斗队也抛出了一份《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和利用党言川的内幕》的传单，这两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硬把革命干部刘建勋同志打成“反革命两面派”“三反分子”，把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打成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他们相互支持的革命行为说成是包庇利用的反革命活动。一时轰动全市，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刘建勋同志和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反动口号、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保守组织顿时异常活跃。
一月卅日，在何运洪这个老混蛋的一手策划下，军区和郑大战斗师、六厂赤卫队等铁杆保皇组织搞了一个武装游行，宣布介入文化大革命。（此时省委业已瘫痪）游行队伍行至郑大、河医门口时大喊什么“镇压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等挑衅性口号，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就此开始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俩说：“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面对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以郑大联委、六厂工人赤卫队为首的革命造反派于二月七日成立了英雄的河南二七公社。
二七公社一成立，就高呼“打倒文敏生，保护刘建勋”，“打倒赵文甫，保护纪登奎！”“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旗帜鲜明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何运洪之流所掀起的反革命二月黑风。正因为如此，那些何氏左派们疯狂咒骂二七公社是“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河南最大的保皇派”“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等等，狂叫要“彻底摧垮二七公社”，妄想把刚刚诞生的河南二七公社一口吃掉。
这里必须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的闵题。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我们对省委司令部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我们看出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虽然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他们历来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他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虽也一度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就认真作了检查，立即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们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保护。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则是陶铸、吴芝圃的黑线人物，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必须坚决打倒。《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指出：“必须足够重观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贯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又明确指出：“对于当权派，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因此，我们坚决地、勇敢地提出了“打倒文敏生、保护刘建勋”、“打倒赵文甫，保护纪登奎”等革命口号。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知道，我们保护刘建勋、纪登奎，绝不仅是保护某一两个人的间题，而是保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的间题。看着革命的领导干部被敌人猖狂进攻而不加保护，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人民的极大犯罪。那他不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就是不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决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
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的：“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又不愿想到这一点，否认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的甜蜜生活。”混入我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何运洪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之流，就是这样一批即将被推翻的剥削者，为了挽救他们死亡的命运，他仍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拚死的斗争。他们首先抓住造反派之间的一些矛盾，利用何运洪的副手刘大坤的女儿在郑工造总作内线，以山头主义者，革命造反派的大叛徒郑工造总作点缀，一手拚凑了一个所谓“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同时又“分系统按部门”将所有保守组织扶植起来，建立了十大总部，特别是到处行凶杀人的公安公社，省、市工人总部和土联动一—郑州铁军，作为他们挑起武斗实行反革命暴乱的御林军。接着他们又武力霸占了《河南日报》《郑州晚报》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工具，大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舆论，特别是操纵罗瑞卿安置在“河南的黑爪牙所把持的铁杆保皇组织公安公社作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专政工具。至此，何运洪之流搞反革命暴乱的各种需要已经基本齐全。一阵紧键密鼓之后，由何运洪一手导演的一埸大规模资本主义复辟的丑剧终于开埸了。
何、文、赵、杨之流的这一罪恶活动包括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疯狂地上打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其二是残酷地下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
何、文、赵、杨积三十年反革命经验之大成，深深懂得：革命领导干部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碍障。因此，他们就不惜采取一切卑鄙伎俩，打击、陷害革命的领导干部。
元月二十二日，唐伟之流恶毒攻击刘建勋同志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出宠之后，何运洪派到省委机关坐阵的警察长XXX立即大加赞扬，吹捧它“符合运动的大方向”。二月三日下午，军区接待站回答省粮食厅千钧棒战斗队左派的四条标准，第一条是“打倒不打倒刘建勋”；第二条就是“对待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明目张胆的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刘建勋同志。从此，“打倒刘建勋”的恶浪一浪高过一浪，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一阵紧过一阵。三月六日，何运洪在其御用工具河造总的一次仅十万人的会议上，竟然盗用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名义发表了《致中央文革小组电》和《告首都人民书》，别有用心地把刘建勋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妄图破坏北京三结合。
从三月中旬到四月初，在何运洪的精心策划下，由其御用工具“省委机关造反总部”出面主持，连续召开了所谓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斗争刘、纪大会。省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不管其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没有罢官，统统参加会议，人人“揭发控诉”，三反分子赵文甫、杨蔚屏也应邀参加斗争会，对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杨蔚屏大骂“刘建勋这个人品质很坏！”还咬牙切齿地骂纪登奎同志：“你斗我二十多次，你就是死到棺材里，也记得这笔帐。”赵文甫则说：“刘建勋完全是两面三刀。”“我死也要和刘建勋拚到底！”并且煽动说：“现在中央广播电台天天广播刘建勋的消息（注：—指刘建勋同志参加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消息），我们赶快把刘建勋的情况弄透，反映给中央。”看他俩的反革命气焰多么嚣张！在此期间，所谓刘建勋同志的“罪恶”材料纷纷出笼，满天皆是。《河南日报》《郑州晚报》整天刊登恶毒攻击刘建勋同志的毒草，《郑州晚报》竟然违抗《十六条》，公开点名把刘建勋同志打成“反革命两面派”“三反分子”。甚至还把这些东西制成录音带，到全省各地播放。这种反革命舆论规模之大，范国之广，比起58年反潘、杨、王时，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达到他们搞垮刘建勋同志的罪恶目的，何、文、赵、杨之流还唆使御用工具河造总先后于二月十四日、三月十二日、四月二十三日三次赴京专揪刘建勋同志。特别是四月二十日刘建勋同志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之后，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嚎叫什么“坚决打倒刘建勋！”“刘建勋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滚出去！”当天发表了一个“坚决打倒刘建勋”的声明，二十三日又派出大批人马赴京专揪刘建勋同志，最近它又狗急跳墙，疯狂地炮打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谢富治副总理，狂吠什么“打倒刘建勋，揪出谢富治！”把矛头直指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猖狂之极！
在恶毒攻击刘建勋的同时，他们又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纪登奎同志软禁了近四个月之久，到处拳打脚踢，残酷斗争。硬逼毛主席多次表扬过的耿其昌同志披麻戴孝，斗得死去活来。另外还害死了辉县县委书记胡占春同志，又一次演出了反潘杨王的丑剧。
总之，在何、文、赵、杨控制下的河南，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就要受残酷打击和迫害。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就受到提拔重用。
何、文、赵、杨之流在残酷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的同时，对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疯狂地镇压。
元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元月三十日，河南军区在何运洪的把持下，搞了一个武装游行，公然违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明目张胆地支持郑大战斗师、六厂赤卫队等铁杆保皇组织。二月四日，郑大联委、豫农红总、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附中红旗等几十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抬着主席像，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到军区报喜，庆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并顺便送一些大字报、小字报，对军区支持保守派的错误行为，提出我们的意见。然而，何运洪之流根本不理睬我们，不接见我们，甚至气急败坏地骂我们：“滚蛋：滚蛋！”在这种僵局下，我们不得不在军区里耐心地等待。遗憾的是，我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二十余天，那些官老爷们竟始终没有露上一面。wengewang.org
可是，何运洪之流却利用我们在军区等待他们接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开动高音喇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整天一次又一次大骂我们“以报喜为名，冲进军事机关，并且赖着不走”，还恶毒造谣中伤我们：“刺探军事情报，挑拨官兵关系，企图搞策反活动。”以此来挑动广大群众对我们的敌对情绪。就这样，何运洪之流还觉得不够劲，又公然以河南军区的名义先后于二月七日、十六日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更加露骨地把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打成“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闯将党言川同志打成“政治扒手”，他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硬给我们加上“挑拨我军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阴谋在我军内部进行策反活动，妄图瓦解我们的军队”、“打倒河南军区”、“夺取军权”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他们盗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煽动，欺骗广大不明真象的群众，对我革命战友进行凶暴的围攻、谩骂、毒打。更恶毒的是，他们竟用飞机将这两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散发全省各地，挑起五千万人民对我们的仇恨和敌视，妄图借此从政治上搞臭我们。他们扬言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要“为非作歹”，就要“毫不迟疑地采取专政措施，坚决镇压。”何运洪之流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
二月初，何运洪这个老混蛋就召集了公安厅局人员会议，策划了彻底摧垮二七公社的计划，主要办法是打击一点，震动全局，重点打击，全面崩溃，然后指示其黑爪牙公安公社，，调查二七公社的骨干组织郑大联委、黄委会东方红、粮院联委、河医东方红等革命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所谓“罪行”，准备大逮捕。
二月七日，因以郑工造总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抢砸《河南日报》社而发生了武斗，何运洪即派军区董参谋长指挥公安公社进行大逮捕，一次就捕了我二七战友53人，连一个 13岁的小姑娘也被当作“打人凶手”投入监狱。二月十七日，老保们又调集了五、六万人准备血洗《河南日报》社，何运洪预先就布置好，准备再来一次大逮捕，后来因周总理下达了关于《河南日报》社问题的四点指示，他们这一个阴谋就又破产了。（总理四点指示是：1．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把武斗双方立即隔离。2．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3．接管后停刊几天。4．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制。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它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政委负责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决定后再来北京。）二月十九日，郑州印染厂老保《东方红》抢占八一红卫兵广播站，结果发生了武斗，何运洪之流竟又一次逮捕八一红卫兵二百二十多人。
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何运洪之流竟敢对抗总理指示，拒不召集各方代表，肆意破坏赴京谈制。妄图一举把二七公社压垮，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他们是正确的。就在总理命令下达第四天，即二月二十一日，何运洪的爪牙杨XX就恶狠狠地说：“我们根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间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礼拜，他们就完蛋了。”三月六日，河运洪这个老混蛋狗胆包天，背着中央，擅自在几万人的大会上公开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令其“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在全国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三月九日，把郑大联委的主要负责人党言川同志非法逮捕入狱。三月十九日晚，他又到粮院对铁杆老保“八八团”面投机宜，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军区没有宣布粮院联委是非法组织，他们就合法了，你们自己宣布也可以嘛！”何运洪这些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令一下，全省各单位、各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勾结死灰复燃的保守组织，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猖狂反扑。老保们竟然宣布原来被造反派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官、所夺的权一律无效。给他仍复官复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一个小小的科长、办公室主任也竟敢在老保们的支持下，宣布某组织为“非法组织”、“反革命组织”，令其立即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全省不知道有多少造反派组织被取缔，多少革命小将被逮捕（据我们初步统计约二万余人）。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豫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等全省闻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先后被摧垮。甚至和上述各组织有联系或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也被勒令解散。更恶毒的是，他们明目张胆地对抗十六条和中央指示，把革命群众重新打成“反革命”、“右派”，大搞人人过关、个个捡查、集体请罪，游街挂牌，建立“非法组织登记站”）迫使群众自首登记（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有一千多人；郑大联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的近二百人）。在监狱里，他们抢走造反派战士佩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不许学习毛主席著作，大骂造反派战士“越学越顽固”。在社会上，他们不允许我们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就遭到围攻、谩骂、毒打。甚至我们欢呼《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也被骂为“搞非法活动”，“蠢蠢欲动”、“贼心不死”、“妄想翻天”、“妄图从中捞取半根救命稻草”等等，等等。
总之，何运洪之流完全剥夺了二七战士和革命群众闹革命的权利，剥夺了我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权力。毛主席给予我们的“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民主被何运洪之流的“大围攻、大抄家、大逮捕、大镇压”所代替，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河南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何运洪之流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同时，大力扶植、唆使早已垮了台的保守组织和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
何运洪之流首先支持和帮助各单位的保守组织，从造反派组织手中捡走宣传车、广播站、印刷厂等各种宣传机器，并在《河南日报》社，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支持保守组织进行假夺权，大造复辟费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其次，是向各单位派工作组，公开支持保守派组织，摧垮造反派组织。
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是河南典型的保守组织，它保吴芝圃死党，保匡亚明式人物王培育，保校文革；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冲中南海，砸民族饭店，至今拒不认错，反而死揪刘建勋同志。就是这个去年12月份只剩下18个人的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却深得何运洪之流的赏识，对它积极支持，撑腰壮胆，为其翻案三月十六日，何运洪亲自到郑大给红卫兵战斗师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为其出出谋划策，要其打到第一线去，打到社会上去。在何运洪的指使下，总字155部队红色造反委员会的一小撮混蛋还专门写了一篇《郑大纪卫兵战斗师是怎样被打成保皇派组织的，》文章，到处散发，广播，为其翻案。还毫不顾事实地宣称它是“河南第一个造反派”，并为其冲南海的反革命行为辩解说：“郑大战斗师冲中南海是为了揪刘建勋，是革命行动！”真是胡扯八道！
河南农学院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保主席团的铁杆保皇组织——“抗大”战斗队的变种。它一出世，何运洪就派九辆武装摩托车帮助它从农学院红卫兵总部手中抢走了全部宣传器材。当时造司的一个同学还洋洋得意地说：“军区有几辆武装摩托给我们配合，你们（指红卫兵战士）敢动，就非抓起来不可！”5月7日，造司一举砸了我院学生灶六口大锅，何运洪派进的工作组对这种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不仅不予以批评，反而赞扬说：“左派砸锅不对，但造反精神是好的。”
元月二十三日，公安厅几个主要负责人召集一些铁杆保皇分子，在“河南省公安厅革命派联合总部”成立大会上，造谣说：“党言川要接管公安厅了，大敌当前，得赶快组织起来，不然大权被夺走，那还了得！”就这样，以原厅文革铁杆保皇分子为主，拉拢一些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和一批不明真象的群众，以罗瑞卿的爪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付厅长王一鸣的亲信于X X（前处长、铁杆保皇分子，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为幕后指挥，拚凑起了“河南公安公社”。何运洪竭力扶植这个“公安公社”，二月黑风以来，它盗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名义，残酷镇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在悲壮的五月里，它又多次挑起和直接参与武斗流血事件，充当了何运洪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
总之，那时的河南是：保皇有功，革命有罪，保守派扬眉吐气，造反派倍受压抑的何氏独立王国。
就在革命造反派倍受压抑的时候，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喜笑颜开，兴奋异常。
黑帮分子赵文甫象过节日一样，一连给何运洪写了三封信，肉麻地吹捧“《告全省人民书》，《向毛主席致敬电》及何运洪的‘3•6’讲话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保皇派的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狂呼：“你们干得好，你俩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激动地大叫：“我的头脑豁然开朗了，我不能再沉默了。”并且跑到何运洪的门口，手摇《郑州晚报》，不可一世地狂吠：“今天形势大好，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蔚屏也不甘落后，先后于二月五日，三月廿六日，四月廿六日绘何运洪写了三封信，颠倒黑白地说：“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大叛徒李庆伟，曾经领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我党我军人员的大叛徒、大汉奸齐文俭等，也都成了何运洪之流的无产阶级司令官，并在河造总的“3•6”大会上亮了相，他们也要来“三结合”夺权了。早在去年七月就被揪出并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三反分子、大叛徒郭晓棠也居然无耻地说：“我是被黑帮（指刘建勋同志）打成的黑帮”，“我是个共产党员”，企图翻案。一句话，资本主义在河南就要复辟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首都红代会及工代会、各地军事院校革命派、中央各部，上海、天津、西安、南京、武汉、广州、哈尔滨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发表《关于河南问题的严正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河南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旗帜鲜明地表示：“河南二七公社、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等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派出大批战士奔赴河南最危险的第一线，和二七战友并肩战斗。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重要社论，接着中央又相继发出了关于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这一系列重要文件象一声声震天动地的惊雷，划破了河南寂静的夜空，象一支支光焰无际的火炬，照亮了二七战友前进的道路。英雄的二七战士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奋，勇敢地站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向着吴、何、文、赵、杨集团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二七战士又成千上万的走上街头，革命的大字报重新占领了宣传阵地，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然而，一切反动派都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它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拚死的斗争。何运洪之流为了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中央指示，封锁中央消息，伪造中央文件，大搞独立王国。
他们只公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中央关于处理青海、安徽、内蒙、四川问题的决定及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拒不公布，当我俩转抄出来时，还有人污蔑为“造谣”、“大毒草”，甚至扬言要“彻底批判”。
他们对抗《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不得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的指示，竟然在《河南日报》《郑州晚报》头版位置上刊登《打退郑大联委翻案风》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狂叫什么“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谁替郑大联委翻案谁就是反革命”，“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坚决踏平二七黑社”等等；
他们任意篡改、删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要社论和文章的精神，特别是故意删去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报道的谢富治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彭真旧市委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那段重要的讲话！他们发动大规模的排外运动，大骂首都红代会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是“救世主”、“混蛋”，大骂支持二七公社的解放军战士是“冒牌驴”、“败类”，撕毁他们的帽徽、领章，进行围攻毒打，通令他们“滚蛋”；他们不顾党纪国法，指示公安公社在电讯局成立六人电信小组，扣压二七战士重要电话、电报、信件，封锁向中央汇报的材料；wengewang.org他们顽固对抗中央指示，在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拒不给郑大联委、二七公社平反，反而在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的第十天，即四月十六日，由何运洪的忠实帮凶余嗣贵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扬言什么军区这一行为“是郑重的，有充分根据的”“军区说话是算数的”，企图制造“中央批准”的假象，甚至伪造了所调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对抗中央，蒙蔽群众；
更合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在河南不树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大树特树何运洪这个老混蛋的个人威信，他的“3.6”讲话，不仅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在河南全省广播达一个月之久，小学和幼儿园的小孩也必须学习“何政委的教导”，背诵“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二七公社是大杂烩”，等等。
他们明目张胆地、长期地、顽固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是十恶不赦，罪该万死！
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是任何人也遮盖不了的，党中央的声音是任何人也封销不住的，我二七战士时时刻刻都在接着毛主席、党中央所指出的方向，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战斗，杀退了何运洪之流所掀起的滚滚恶浪，阵阵妖风。
四月二十六日，周总理第二次下令要双方赴京谈判，何运洪之流处在上待中央判决，外惧全国革命派声讨，内忧河南革命派力量壮大，下怕机校八．二六、郑工指点江山（郑工革联前身）从后院点起的熊熊烈火的困难境地。他预感到末日将临了，于是就使出了最后一招一一大搞反革命暴乱，残酷地围剿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何运洪之流为了再一次破坏赴京谈判，竟迟迟不释放我谈判代表党言川、申茂功等同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二七战士、首都红代会及外地革命派战友两千余人于四月三十日十二时起，在郑州市公安局门前宣布进行绝食斗争。就在我们绝食1 0 0多小时后的第五天，即五月四日，何运洪之流唆使其御用工具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数万人，冲击我绝食现埸，挑起大规模武斗，打死打伤我二七战友数百人。事后，他们又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强加在我二七公社身上，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狂叫要向我二七战士“讨还血债”。接着，就煽动大批不明真象的工人停工，农民进城，连续挑起“五•五”“五•六”“五•一二” “五•一四”“五•二六”“五•卅”“六•一六”等数十次流血大惨案。造成了停工停产，中断交通的严重恶果，直接影响了援越抗美，生产建设和备战备荒。
何运洪之流满以为来一场反革命的大屠杀，就可以把我二七战士斩尽杀艳，他就可以在我们的尸体和血泊中建立起他的独立王国土皇帝的宫殿。但是，他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我二七战士个个都是铮铮铁骨，铿铿硬汉，是永远斩不尽，杀不绝的！“刀砍硬骨骨更硬，血染红旗旗更红”，“长矛刺刀奈我何，对血更唱国际歌”，“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热血心欢畅”。在何运洪之流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我二七战友同阶级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浴血奋战，打退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反扑，铸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如今正从四面八方向刘邓伸向河南的黑爪一一吴、何、文、赵、扬之流猛杀过来，这一小撮害人虫完蛋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目前，二七公社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纷纷觉醒，何运洪之流已在谈判桌上输得净光，他已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中。
大局已定，二七必胜！这已是历史的必然进程。
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何运洪之流还要在其临死的前夕，来一次最后的挣扎。
北京汇报过程中，何运洪之流唆使其御用工具河造总、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停工闹事，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中央关于河南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批示在军队内部传达后(6月28日)，何运洪的死党钟生溢（军区付政委）竟在七月三日搞了个所谓“辟谣”，视中央指示为“谣言”，七月十日，刘大坤（付司令员）又在河造总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将一如既往，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钟生溢的“七．三”辟谣和刘大坤的“七•十”讲话，是继续对抗中央，大搞反革命暴乱的黑色信号。果然，7月12日，河造总数千人围攻我七中“8.16”，并纵火烧了大楼； 13日，又无理绑架我公社负责人六名，挑起大规模武斗； 16日，省、市工人总部、郑州铁军、河造总五万余人，在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北京“联动”等反动组织指挥和配合下，围攻我郑州纺织机械厂革命造反总部，打死我二七战士张鲁明、许文州、王明铎、马焕章等数十八，打伤千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七•一六”郑纺机大血案，我二七战士的群血又一次染红了郑州街头，黄河两岸。与此同时，开封、新乡、洛阳等地，也发生了大规模屠杀我二七战友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最近，他们又在工厂加紧赶制大刀、长矛以致枪枝、弹药等杀人凶器，妄图在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来一次更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反对势力愈是疯狂挣扎，就愈是加速他们的彻底完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二七公社的战友们，我省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历史告诉我们：潘复生、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等同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他们对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贯献，我们必须坚决支持他们，拥护他们。而吴芝圃、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却是混入我党我军委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镇压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十几年来，他们上抗中央，下压群众，疯狂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击革命领导干部，大搞独立王国，在河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必须彻底肃清他仍的流毒，坚决把他们打倒：非如此，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夭折，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真正翻身，河南这个独立王国就不能彻底砸烂。非如此，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河南就树不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在河南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就不能永远在河南的上空高高飘扬；非如此，资本主义就要在河南复辟，河南五千万人民就要重新遭殃。因此，我仍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打倒吴、何、文、赵、杨，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二七公社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时刻已经到了，让我们跃身投入这最后的决战吧!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支持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我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我们，千百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支持我们，不管敌人如何拚死反抗，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最后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未来的河南必将是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河南。打倒刘、邓、陶！打倒吴、何、文、赵、杨！二七公社必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河南二七公社、豫农红总《黄河之滨》一九六七年七月廿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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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 22:1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