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 读礼平访谈录有感兼议“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

tuffy05

分裂的意识与历史的解读
——读礼平访谈录有感兼议“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

李 乾

一、作者的忽悠与读者的真诚
礼平先生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以至于二十多年后，在一本共和国年鉴里看到这部小说列于1981年的重要出版物时，小说中鲜活的人物立马又出现在眼前，我再一次重读了它。在重读时还能清晰感受此书对我认识上的启迪和情感上的冲击。重读之余，情不自禁地向好几位年轻的朋友进行了推荐，向他们介绍了这部小说扣人心弦的叙述，和许多关于社会、历史、宗教等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认识。
多年来，我像许多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一样，一直期待着这本小说的作者能有新的作品问世，期待着他在思想探索和文艺创作上的新成就。当前些日看到礼平先生的访谈录时，那种按捺不住的一睹为快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以为在事隔三十多年之后，礼平先生的论述，一定会更精彩、更具震聋发聩的冲击力。因为在这三十多年里，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历史风雨，而这些风雨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感和认识上的穿透力的思想者来说，不可能不极大地拓宽他的视野和深化他的认识。
不料，在阅读这访谈录的过程中，兴奋的心情却被失望的感觉不断地蚕食，以至于最后产生这样的困惑：这个访谈录的主人公是我心目中的礼平么？我很难把三十多年前写出睿智之作的礼平，和访谈录里还沉浸在暴力亢奋中的礼平看作是同一个人。看来，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的内心思考，和读者在阅读此小说时的思想感悟，相隔甚远，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天壤之别。
从访谈录中可知，礼平先生对读者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有准备的，他告诉我们说：“总之艺术这个东西很能忽悠人，一个作者在他的书中云山雾罩，能把读者俘虏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如此而已。”他在这里用了“忽悠”和“俘虏”这样两个词。在使用这两个词时，他一定是非常得意的。
想想看，上至学富五车、有很高洞察力的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官，下至激情燃烧、寻找人生真谛的莘莘学子，还有数不清的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功的知识青年，多少人在这忽悠里不能自已？这些对于礼平来说，该是一种多大的成就感啊！
看来，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一朵倾倒无数读者的思想奇葩的产生，完全可能是在并没有吸收多少精神营养的植株上，奇迹般地出现的。一个无情的事实——该作者以后再无引起世人注意的作品问世——就是有力的证明。
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否认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激情和思考，只是说，这是一个并没有多少历史穿透力的思考者在那个特殊的时段里超乎寻常的发挥；可能还有在不断地向周围的朋友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听到并消化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建议和反馈；同时，还因为读者在一个思想禁锢刚开始有点松动的年代里，对这部小说一厢情愿的解读和对作者无意识的拔高。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因此而低估这部小说的价值。

二、暴力亢奋与理性直觉
《晚霞消失的时候》并不是我想在这里谈的内容，在这里说的是礼平先生的访谈录，特别是访谈录（续）的部分。在访谈录里，礼平先生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当年“红八月”的红卫兵，他自豪地说：
“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像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等，就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一件暴行那么简单的事，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件起了历史作用的事情，但人们对此显然认识不足，更不要说有没有认识了。”
这里，他在说到红卫兵（准确些说应是“老红卫兵”）1966年8月的单方面的暴力行为时，用了“武斗”这个词，显然，他在这里使用的“武斗”一词，只是“十六条”上有关“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那个层面上的意思，而不是后来那种“全面内战”中双方以武力争斗的武斗。因为在“红八月”时，并没有谁拿起了“武”器和红卫兵“斗”，全世界都清楚，根本不存在一个拿起了武器和红卫兵斗的群体，礼平先生把红卫兵在公安干警的支持和配合下，在最高当局的纵容和赞赏下，对一群老弱的毫无反抗能力也不敢反抗的所谓阶级敌人，和只能束手就擒的所谓的黑恶势力，用私刑加以迫害、虐杀的行为称为“武斗”，并津津乐道为“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件起了历史作用的事情”，真不知是他认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弱智，还是他自己哪里出了毛病？如果他是在玩幽默，那么这个幽默是不是有点太冷？如果他是想创新，那么这个创新是不是太没有人性？
其次，礼平先生认为中国红卫兵开创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世界革命风气之先，是因为有了中国红卫兵的光辉榜样，才有了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的根据地等。看来不管这些暴力革命的组织跟红卫兵是不是有实际上的关系，礼平先生已顾影自怜地把这个世界革命先锋的桂冠戴到了自己头上。尽管这个镜头实在有点滑稽，但礼平先生把红卫兵归于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等这样一类组织，从血腥与暴力角度上来说还是准确的。
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这个世界一直处在冷战当中，资本主义世界自身的一些弊病和矛盾的积累，和广大青年学生在对旧秩序破坏和毁灭的原始性渴望这一点上发生了共振，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那段时间里，这个世界是这里出火、那里冒烟，热闹异常。
虽然从手段的血腥和残忍来说，红卫兵与赤军、红色旅等非常相似，但是，两者的起因、斗争的矛头和目标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赤军的中坚是日本的一批左翼学生，他们看到了社会的弊病，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们要改变这个社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为此掀起了新左派运动，但受到当局的压制，于是他们中的极左翼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说起来赤军倒还真有点搞“世界革命”的味道，他们把“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作为自己的战斗目标。以至于在《浅间山庄突入事件》影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让人五味杂陈的台词，一位日本赤军成员的母亲向困兽犹斗的孩子哭喊：“孩子，美国总统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妈给你下碗热汤面，暖乎乎的热面啊！”
意大利学生运动是在大学扩招后，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更加恶化引起的，他们同意大利工人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工潮迭加在一起，强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再加上历史的条件和原因，催生了红色旅。红色旅将恐怖袭击的目标指向政治家、商人、工会领导人、军警等，指向他们所认为代表和维护了那个该死的制度的成员。
“光辉道路”的兴起源于秘鲁经济上的困境。在上个世纪70年代，秘鲁在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连续下降时，物价却飞速上涨，三分之二的工人陷入失业的困境；在农村，政府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没有得到彻底落实，社会问题依然严重。这种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在安第斯山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那里成了暴力革命的策源地，引爆了几乎摧毁整个社会的火药库。光辉道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他们认为应该对此承担全部责任的政府和社会制度。
缅甸根据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北京输出革命的产物，而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登峰造极的血腥让人不忍卒言，这里就不多说了。
礼平先生提到的这些组织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他们认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代表那个制度的政府，他们是作为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而向政府宣战的。
礼平先生一直在为之说话的老红卫兵是为什么造反的呢？他们是作为这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在那里造反呢？他们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谁呢？他们是为了减少和弱化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要增加和强化这个社会的不公呢？
这些问题，礼平先生在整个访谈中没有只言片语的涉及，是他忘了，还是他根本想不到，或是根本不愿意面对？
在礼平先生所认定的老红卫兵在文革中的“造反”，“破四旧”，“抄家”，“打流氓”这四件大事中，前三件是一直被国人所诟病的。由于这些事情实在是天怒人怨，弄得那些现已是中国政坛高官或商界巨富的老红卫兵们，只得对那一段历史讳莫如深。其实这讳莫如深也表明了那些人心里还有是非，眼里还有民意。相比之下，礼平先生虽然只是在权力周边晃悠，但却有了信口开河的更多自由，讳莫如深在他那里是用不着的。尽管他有信口开河的足够勇气，但也不能理直气壮地为前面那三件事张目，于是“打流氓”就成了他唯一可以拿来言说的战功了。大概礼平先生认为打流氓是在维护社会正义，表现了老红卫兵的正面形象，而国人却很少有提到这事，这让礼平先生感到很不公平。于是，他在访谈中大声疾呼：
“就北京的红卫兵来讲，它的暴力活动还有一个更大的事件却一直没有人提及，而这差不多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的最高峰，这就是打流氓。
“在人类的社会史中，黑恶势力下场最悲惨的时刻应该就是在北京的这半个月中。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说尽情的倾泄了我们的暴力。当时北京城里究竟打死了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文革中的武斗命案应该说大多是集中在这半个月中发生的。但就是这样，红卫兵，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国红卫兵，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
在这里，礼平先生首先给那些被他们残忍地用私刑活活打死或折磨死的受害者泼上“黑恶势力”和“龌龊之辈”的污水，给血腥罩一道光环。他在说“在人类的社会史中，黑恶势力下场最悲惨的时刻应该就是在北京的这半个月中”这话时，眉宇间一定洋溢着不可遏止的骄傲和自豪。
在四十多年后，有人还如此迷恋地沉浸在当年红卫兵的暴力亢奋里，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我真不知道是该用无知、还是用狂妄、或者是用邪恶来形容这样的迷恋。
在那半个月里，被红卫兵用种种私刑毒打或折磨至死的受难者数以千计。那些受难者也是人生父母养的炎黄子孙，如果他们真犯了罪，国家有法律，当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从礼平先生说的法律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来看，他们并未犯罪，对这样一群并未犯罪的人，老红卫兵有什么权力剥夺他们的生命并且是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如果说四十多年前，你们单纯，你们无知，你们幼稚，你们从心底里是把他们看作是社会的渣滓，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原谅你们的过错；如果说，这个社会一直是在用狼奶喂养你们，你们是喝狼奶长大的，用礼平先生的话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和前一代人的自发性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因此才干出那么些残忍的事情，这个社会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这样说也多少有点道理；如果说，因为你们的父辈是国家公器的执掌人，因此不仅对你们网开一面，而且还呵护有加。这虽然不公平，但只要你们在心里承认这些事做得混蛋，只要你们能事实上走出当年的血腥，老百姓也就认了。
但是，时至今日，你们还如此张扬地为当年的暴力歌功颂德，甚至对没有人提及你们“打流氓”的“丰功伟绩”还愤愤不平，好像应该在天安门为你们立一个大牌枋，那就让人无法忍受了，那是在挑战善良老百姓可以容忍的底线。
时至今日，你们还坚持说他们是“黑恶势力”，那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你们当年算什么势力？你们所做的事难道不是比这些“黑恶势力”做的事还要黑恶一万倍？！
在“打流氓”的狂暴中将多少人置于了死地？准确的数字谁也不知道！反正打死一个算一个，少一个祸害而已。就算是知道，在礼平眼里那也不过是一连串冷冰冰的阿拉伯数字，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无关，跟一个个破碎残缺的家庭无关。“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说尽情的倾泄了我们的暴力”。但这不能算是“以残忍为乐事”，因此，肯定“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然而在同一篇访谈中，礼平先生又说“文革中，包括一切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都会出现一些以暴力为终极目的的人。他们施暴只是为了施暴，因为血腥使他们感到快乐……算了，我不太想往下讲了”。
一方面说“他们施暴只是为了施暴，因为血腥使他们感到快乐”，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红卫兵，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表明，尽管礼平先生极力想掩盖什么。但是，他经历的那些表现了红卫兵以残忍为乐的往事，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残存在他的记忆里，一不小心这些残存的记忆就会自己跳出来，这也可算他是天良尚在。在目睹了几个红卫兵凶残地殴打一个无辜的青年时，礼平先生同样也表现了他人性的一面。他说：“这几个红卫兵都是高干子弟，下手之凶狠，态度之果决，完全是一副操人于股掌间的劲头。男孩子会有一些好斗的性格，这不奇怪，但如此的欺良霸善则是很坏的行为。”
在整个访谈录中，礼平先生的意识是分裂的，他游走在暴力亢奋和部分理性直觉之间。他一方面顽强地维护着这暴力亢奋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时而又不自觉地用理性直觉表现了对血腥暴力的厌恶。
大家同为上帝的子民，仅仅只是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你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你们就一口咬定他们是“黑恶势力”，在一口咬定他们是“黑恶势力”时，敢说你们心灵深处是把每个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你们在追求你们的理想和向往时，却用暴力剥夺了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那一个人群追求自己理想状态的同样权利。在不同的选择和追求发生碰撞和冲突时，你们采取了暴力这种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会里才会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本能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能有最终的胜利者吗？
当革命使人热血沸腾时，你心里有博爱的位置么？博爱就是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任何一个从良好愿望出发的社会变革，最终只能演变成血腥的杀戮，所有的理想都会在血腥的暴力里化为灰烬。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就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如果礼平先生的认识能抽丝剥茧，一步步走到这里，我不相信他那还有部分理性直觉的灵魂，还会沉浸在当年血腥的“丰功伟绩”里。
我们是年龄已进60奔70的一代人，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在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后，我们留下的认识和记忆，会不会让我们的后人再一次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浅薄、偏执和不可救药？
如果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对暴力大声说一个“不”字，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不会被下一轮血泊所淹没。

三、邪恶的理论与美妙的蓝图
这篇访谈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北京四中的一批高干子弟，述说他们在那一段时间及后来的一些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应该说，礼平先生所叙述的内容及相关细节基本上是可信的。然而这又是一种只说二四六、不说一三五的真实，这种局部细节的真实，最后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整体上的面目全非。这是不是礼平先生想又一次“忽悠”和“俘虏”现在的读者？这当然只有他自己清楚。但我大抵可以判定，即令真是忽悠，那也不是礼平先生的故意，因为他只有那点见木不见林的能耐，他只能用某些局部的真实拼出一个面目全非的全局来。
1966年“红八月”的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实质是什么？当我们离那段历史有了一定的距离，不至于因距离太近而难见庐山真面目时，已有足够的事实拼接出这样一幅图案：“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一批自认为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女，在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特权后仍不满足，有意无意地企图用暴力来独占和垄断整个社会资源的一次血腥路演。这个结论已被太多的事实所证实。而礼平先生在这个访谈录里又再一次用残酷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个结论。
礼平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在共产党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感到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是如此的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谁‘接班’呢？这就是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那个‘接班人’问题。”
礼平先生想把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的人群界定为共产党的干部，礼平先生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有这种危机感的人中感受最强烈，最焦虑和躁动不安的一群。礼平先生说“到了高二，……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丧气透了。……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就没法比。……这纯粹是一个天份问题，而不是一个努力问题。我知道我完全不能超过他们”。
不得不承认天份没人家高，学习怎么样也比不过人家。怎么办？最简单且最有效的办法就在北京四中产生了：取消高考。为保证大学的大门只能对自己开，以革命的名义，强烈要求取消高考，还冠冕堂皇地说是“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这是在1966年的6月，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高干子弟在一封信中提出来的。这封信被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悄悄搁在其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几天后，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这速度和效率高得不可思议，看来，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也同样笼罩着我们日理万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先生。
不能不佩服北京四中高干子弟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们扬长避短，压根就不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子弟比学习，你们学得再好也没用。比什么呢？比出生！出生既可以做铠甲，又可以当利器，血统让他们自认为会天下无敌。
“血统论”是针对谁的？礼平先生告诉我们：根本不是针对有反动老子的混蛋儿的，“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谈到权利就完全没他们的事，不构成对高干子女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威胁。“这个口号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去的”。这两颗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天份高、有优势，而以往的政策又没有剥夺这些人上大学的权利，这对特权阶层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举措、新的政策来剥夺这些人上大学的权利，从而独占这个社会资源。“血统论”向世人宣告，老子是英雄儿才能是好汉，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不被骂作狗崽子，就算是很运气了，如果来和好汉争上大学的机会，那不是找死！
那么国旗上另外两颗星星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呢？他们是不是就真的被“血统论”者看作是自己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呢？礼平先生根本没提及这一点。不过常识告诉我们，工农子女占了学生中大多数，由于基数庞大，他们中的佼佼者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些出类拔萃者面前，高干子女中的大多数肯定也会感到有威胁的，如果享有同样的权利，相当多的高干子女肯定不同意。可惜北京没来得及搞这样的“教育革命”，要不然一个北京四中版的“教育革命”一定会异常“精彩”。
笔者三生有幸，亲历了这个“教育革命”，说出自己的这个经历，算是对这个“教育革命”的注释，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
当时我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上初中，毕业班，这是武汉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自然也是一所干部子女云集的学校。班上的学生中有省委第一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大学党委书记等的儿子，有省军区政委、副政委等的女儿，有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小孩，也有父母亲都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他们被称为双料右派的子女），还有生父和养父都被镇压了的这样很少见的极端情况，当然还有不少工人子女和高知、职员的子女。所以“教育革命”在这个班的演绎，是能够让人见识其庐山真面目的。
在北京四中高干子弟的那封强烈要求取消高考的信登出不久，1966年7月的一天，学校初中毕业班的学生集合大礼堂，开教育革命的动员大会，接着教育革命工作组下到了班上。
笔者所在班的学生成份，大略是这样一个比例：干部子女（包括地方的和军队的）、工农子女、高知及普通职员子女、出生有问题（如右派、旧官吏、直系亲属中有“杀（被镇压）、关（被判刑坐牢）、管（被戴‘帽’交单位或街道上管制）”情况的）子女等四种情况，各占1/4。当时“血统论”的风头正劲，干部子女理直气壮地宣告：他们就是要当仁不让地进高中、上大学。各班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女，谁的父母官大谁就是负责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工作组的成员在这些学生面前好像没有什么底气，很多时候让人看不明白：究竟是工作组在领导这个小组，还是在被这个小组领导？
反正谁上重点高中深造，谁去技校当工人出劳力，谁下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由他们几个人说了算。记得学校有这样一幅大标语：“将门出虎子，从小立壮志；接过革命班，我管天下事。”天下事都归他们管，何况你们几人的命运！
这一场“教育革命”的过程，对于班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在那恐怖而神秘的氛围里进行的一次仿佛看不到头的心灵摧残和肉体折磨。具体过程就不在这里详说了，详说需要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只在这里说一下最后的结果。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让教育革命工作组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如鸟兽散。心灵受尽煎熬的笔者非常想知道这个教育革命的最后结果，于是费尽周折弄到了他们圈定的《推荐选拔名单》并保存至今。之所以一直保存着这份名单，因为它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
为了便于说明情况，先把隐去了名字的名单抄录如下（有关出身的说明是笔者加注的）：
实验中学：王××（革干），梁××（革干），何××（军干），张×（军干），张××（工人），张××（工人），葛××（军干），杨××（革干），周××（军干），李××（军干），李×（革干），白××（革干），孙××（军干）。
普通高中；张××（革干），汪××（工人），任××（革干）。
半工半读（机密专业）；孙××（工人），尹×（工人），王××（工人）。
半工半读（非机密专业）：谭×（工人），刘×（工人）。
半农半读：李乾（工人），刘××（职员）。
推而不拔，若必拔，则半农半读：王××（职员），李××（职员），沈××（职员），刘××（职员），张××（高知），李×（高知）。

其他出身不好的、出身职员或高知但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同学都没有上这个推荐选拔名单，他们全入了另册，只有一条路——上山下乡，有的还被发配边陲地区。
班上一共53人，推荐上省重点实验中学高中的13人，其中干部子弟11人，工人子弟2人。这两个工人子弟的学习成绩中等，其父亲都是工厂里车间主任或科长一级的基层干部，可以称为“准干部子弟”。非常吊诡的地方还在于：在“教育革命”进行的过程中，仅有的被推荐上重点高中的这两名工人子弟都当兵去了部队，也就是说上重点高中的实际上清一色的是干部子弟。这是个偶然的巧合还是一个精心的安排？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上普通高中3人，其中干部子女2人，工人子女1人。这两名干部子女之所以只能上普通高中，是因为她俩在“教育革命”初期，参加了我组织的学习毛选小组，而这个小组居然被认为有与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着干的严重政治问题，故而尽管她们出生于干部家庭，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和认识，但仍要被逐出重点高中，不能列入重点培养的行列。这名工人子女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为了表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而进入班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她是这个小组中唯一的工人子女，但也只有一个上普通高中的机会。显然，她不过是个花瓶。
简而言之，干部子弟全部上高中，并且绝大多数是上重点高中，而这13名干部子弟的学习成绩整体处于班上的下游，少数几个为中等，没有一个拔尖的。政治表现的情况，按当时的标准看，少数几个确实不错，多数也一般，有几个则很不像样。下面的一件事可以说明一点这方面的问题。
1966年初，班上的干部子女以贯彻阶级路线为由，想强行让几个表现确实不怎么样的干部子弟戴上团微，此举遭到其他出身的团员的强烈抵制，前两次团员表决时都没能通过，直到在第三次团员大会上，这几个干部子弟对自己存在的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检查和认识后，才勉强通过，说实在话，很多人举手都是违心的——因为事前班主任做了工作。
对比一下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那两位高干子弟在信中的那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话语，什么“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在听了这些漂亮的革命辞藻之后，再看看笔者所在班级的“教育革命”实际，我想套用一句话说：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在北京四中的这封信中，是把工农子女放在革命干部子女前面的，似乎他们首先不是为了自己。然而这个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教育革命”的成果说明，最好资源首先是要全部满足他们干部子女的，有多余的才轮得上工农子女。然而各地的重点高中、大学的资源是有限的，全部给他们也是不够他们分的。这个“教育革命”的最后结果，肯定是所有的重点高中都要改名为干部子女中学，所有的大学都要改名为干部子女大学。
这个“教育革命”的成果也再一次证明：“血统论”从来都是特权阶层的护身符，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利益才提出的，强化“血统论”绝对不是为了维护工农的利益，不管他们是不是经常把工农的利益挂在嘴上。
那么，哪里是工农子女的位置呢？这个“教育革命”的成果告诉人们，工农子女的位置在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劳动力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其中表现好的才能进军工一类的机密企业。一般的还只能在普通企业里当劳力。
国旗上那四颗星中的职员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和高知的子女呢？他们被归于了“推而不拔”的一类。什么叫做“推而不拨”呢？就是表面上推荐他们中表现好的去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学校，但实际上是不准备选拔录取他们的，实在要录取，他们也只能去半农半读。
这样做仅只是为了体现党的阶级政策，体现他们与表现不好的高知和职员的子女、与“黑五类”子女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还要装模作样地给这些人制造一点幻想，用一点欺骗作为安慰。“黑五类”子女连欺骗都用不着，不管表现如何，都要直截了当地统统赶到农村去，这就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平心而论，笔者这个班的“教育革命”还不算是最出格的，因为班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还算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多少还有一点残存的人性。笔者因搞了一个学毛选小组，因此被认为是同班上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着干，上纲就是同工作组对着干（再上纲就顺理成章是同党对着干了），因此被认定已滑向了反革命的边缘。尽管如此，此负责人还能念在我工人出身的份上，给了一个半农半读的名额，虽然只能到田间地头去度过一生，但好歹也算是一个技术人员，和直接当农民还是不同的。隔壁班上的负责人是因为其父的官大，直接从混混升上来的，就像当年闹农会时从“痞子”到“革命先锋”一样，他在这个“教育革命”过程中的快意恩仇，那可真是恣意妄为。我还算是很幸运的啊！
这就是四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个真实的“教育革命”，这就是通过“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来实现的目标。如此邪恶的教育革命，其内核是什么？难道还能说不是按血统来分配教育资源？当高干子女们高喊“自来红们站起来”，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大学就该我们上”时，就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一定要独占教育资源。独占了教育资源，就是独占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部的社会资源，也就独占了中国的未来。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美妙的蓝图！

四、文革的迷雾与诡谲的历史
礼平先生说：“‘造反’，‘破四旧’，‘抄家’，‘打流氓’这四件事，就构成了红卫兵运动高潮期的四个主要事件。贯穿始终的则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
不知道“红八月”的红卫兵在“死保刘少奇”方面到底有些什么作为（那时还没有人提出打倒刘少奇，何需“死保”？），也不知道“鼓吹血统论”与“死保刘少奇”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们知道，如果刘少奇能主宰大局，那么，文化革命就用不了十年。如1966年的夏天已经实实在在发生的那样，在学校，他们在“血统论”的基础上，再以对工作组（一个工作组不行，再换一个，工作组的名义不行，再换成其它的名义，总之一定会有具体工作人员来代表党）的态度划线，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右，把一切有一点自己思想的异已分子一网打尽。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就是这样布置的。然后在教育革命的锣鼓声中，以革命的名义，让干部子女独占教育资源，并用法律和政策加以固化，进而独占中国的全部社会资源。这一切大概在一年之内就可以大功告成。只是刘少奇先生在他们的政治蓝图实现之前，就在权力斗争中失势，而这权力斗争的失势和其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又让刘少奇先生身上抹上一层受害者的色彩。这受害者的色彩，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忽略掉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章节。于是，历史就就变得光怪陆离，真相好像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历史却真的很诡谲，它并不总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它那神奇的手常常在不经意间，让人志得意满地去欲盖弥彰，让精心绘制的彩球上再添上一二败笔——想洗白老红卫兵的礼平先生，不经意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然而非常重要的历史段落。这是不是证明，作为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会越来真实、越来越全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至于他说的“就纯粹的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对我的思想的判断一直都是不及格。……在文革中，尽管所有的人都卷入进那场冲突中去了，但反省自己的，也许只有我一个”，这样的自白，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再一次证明：狂妄总是以无知为前提，并且总是适得其反。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完稿

作者简介：
李乾，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66届初中学生，文革中武汉“钢二司”中学部初期负责人。1967年12月因开枪杀人一案被拘留，1976年7月被判刑20年，18年后出狱。著有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和反思的《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陈小雅作序，纽约柯捷出版社2008年出版。


《记忆》总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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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平访谈录见：

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 ... eyword=%C0%F1%C6%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