亥老铁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tuffy05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一）

引言

这是我首发在凤凰网军事论坛上的一个长贴，因发现这儿也有人在妄谈文革，所以又将本文贴在这儿。
每一个年代都有些荒唐事，个别的荒唐事只是历史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部。有些人把一些个别事件说成是历史的的全部，那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另：这里因觉得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六） 大长所以一折为二。


最近发现有网友在网上谈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大革命，大多数人毫无根据地妄加评论，也有人将那个年代发生的个别事件说成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认为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全程参与者，不得不将自已的经历讲出来，以正视听。
关于那个年代的说明：1965年，是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是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后已全面恢复元气的黄金时期，那时广东农村的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生活水平相近。

一、初中求学

  1965年7月，我考入邻公社的初级中学（那时我们公社没中学）读初中，我们公社那年共有7人考入那间中学，还有三几个考入其它中学。说实在的，那时能考入中学读初中比现在考本科A线还难，原因是学生多，学校少。

在入学注册那天，共交了５元学费（含课本费），由于离学校远，我们公社和学校所在公社的学生，大多都是住宿生，住在学校不用交住宿费（是否在那五元钱内，已无印象了）。一日二餐也在学校，米自带，每天早晚两次将米放入各人的瓦（钵）中，放到食堂规定的地方，就有校工将米蒸成饭。菜自带和在食堂买两样自选，饭堂的菜有两种价钱：一种五分钱一份，一种八分钱一份。一般老师都吃八分钱那种，学生吃五分钱那种，不过学生大多来自农村，那时五分钱一份的菜，农村来的学生很少有人买，为省钱，多数从家自带。一个装腐乳的小瓦罐，装满黄豆做的豆（浆），内加几块肥肉，或放上自己抓来晒干的鲫鱼或泥鳅之类的小鱼就够一个星期的菜。米不成问题，每个星期天下午上学校时要多少就用白布口袋装多少，一根扫把柄大小的竹杆一头是米袋，另一头是网袋里头的一个星期的菜就这样上学校，买笔买作业本家里每个星期给五毛钱。有时也利用星期天割草，下星期上学校时带到路上的瓦窖去卖，草价看成色而定，一百斤可卖一元五到二元钱，挑五十斤就可卖七、八毛到一元钱，这样，下来的一个星期就阔多了，搞不好那个早上就有闲钱到街上买碗五分钱一碗的葱花猪红粥享受一翻。（注：那时并无私营小店，镇上只有一家国营茶楼，那儿早上有猪红粥卖）

家离学校有十里路，中间还隔一条河，河中一条渡船，每逢星期六下午，十来个不同年级的学生结队回家，星期天下午又各人挑着伙食结队回学校，平日里河水浅，同学们都涉水而过，省下两份钱的过渡钱，夏天，河里涨水时，东西由女同学带着坐船而过，男的就只穿一条牛头裤游水过河。就这样，开始了我三年的初中生活。
我们学校一至三年级各有甲、乙两个班，每班约四十人，男女比例大概为三比一，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十五岁，大的二十一二岁，一般女同学都比男同学大。

  初一的课程有：语文、代数、英语、政治、地理、生物和体育共七门课，以语文和代数为主。二、三年级多了几何、三角两门课。每期还有一节劳动课，工具由学生从家里带来，长期放在学校里。

  除了上正课外，一早一晚还有两节叫早读晚自修，早读课就是大声地读课文，连走读生都自觉参加，晚自修是做作业和复习，离学校较远的走读生很少参加。无论早读和晚自修，老师一般不在，都靠同学们自觉。每天早上朗朗的读书声传得老远，晚自修日光灯下同学们旁无人地埋在课本中，整个课室却静得出奇。

  学校还有电工、气象、美工、园艺等兴趣小组，让同学们自愿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成了学生课余的主要活动。最有成绩的气象小组所建立的气象哨，当年学校所在的公社公社经常打电话来问天气情况。
当年出于爱好，我报名参加了电工兴趣小组，从那时开始接触电工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真想不到，当时的兴趣却成就了我这一辈子养家的本钱。


(二）

红卫兵出现在校园
我们学校的西边围墙外是一条土路，路面很宽，可以走汽车（学校所在公社有一辆解放）。路外面是一口大鱼塘，鱼塘很大，也很深，东西宽足有百米，南北长有二、三百米。在鱼塘的中间东西向拉了几道红白相间的浮索，那就是我们上体育课学游泳的泳道，那时农村的孩子不分男女都会游水，游泳课的第一要务是纠正同学们五花八门的游法。夏天，这个天然的泳场便是男同学洗澡游水的好地方。鱼塘的西边有一座小山，我们称花果山，山上由上几届的师兄们一锄一箕地开出一圈圈阶级，阶级里种上各种当地水果，平时由三年级的同学打理。鱼塘的南端就是学校门前的公路，路的那边有一长条形的菜地，由一、二年级的同学在上面种菜，收获的爪菜按市价卖给学校，收入归各班，积下来的钱算入班会费。

  一路无话，一年下来，大多数的同学都顺利升上二年级，只有三几位因考试不及格而留级。那时我们读书，不象现在的学生那么多考试，只是每单元一测验、一个学期只有期中和期未共两次考试。
近两个月的暑假，同学们都回自已的老家去参加生产队的“三夏”去了（夏收、夏种、夏插）。每天和社员一样早出晚归，忙完收割接着是插秧，插完秧一个新学年又开始了。我们这儿田多，学生从五年级开始，周未的一天半、两个假期和学期中间的农忙假都要与大人一起下田干活，小学生一天4-5个工分、中学生一律6个工分，四年级以下的放牛每天3个工分。读初中那几年，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值是一元（每10分），一天下来一个中学生可挣六毛钱。

   1966年的9月，新生如常入学、各班级也开始上课，头一个星期与上学年没什么两样。只是将一年级下学期开始不定期的听早新闻改为天天听，天天听就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那时学校有一台扩音机，是用来播放广播体操和课间眼保健操配乐的，但不能收音，全校只有一位姓李的政治老师有一台漂亮的电子管收音机，声音也够大。李老师每天早上抱出他的宝贝收音机放在小舞台的桌上，全校师生就席地坐在既是礼堂又是食堂的地板上，听完广播再上课。

  就是在每天早上的“天天听”里知道外面正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北京有个聂元梓写了大字报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还有一个“彭、罗、陆、扬反党集团”，还有一颗埋在伟大领袖身边的定时炸弹！
二年级的课刚上了一个星期，学校召开了一个全校师生大会，说学校要成立文革小组，成立红卫兵组织，要在学校

开展轰轰烈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老师除了上课外，要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还要写大字报，要批“封、资、修”。

  说实在的，15岁的毛孩子在那个时候还不晓得什么叫政治，只知道中国有个毛主席、也有个刘主席；有个专做好事、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有十大元帅、十大将军。十大元帅里头有在小学课本《朱德的扁担》、《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朱德和贺龙，其它还说不上名字来。至于那个反党集团中的彭、罗、陆、扬，只在少年报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彭真市长问北京的少先队员，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少先队员齐声回答：“打倒他！”，从这个故事中才知道北京有个彭真。其它几位连名字都未听说过。至于什么“三家村”“四家店”、什么邓拓、吴晗、谬沫沙更是一塌糊涂，他们的人没听说过、他们的书没见过、他们的戏更加没看过。

  尽管在暑假期间听说广州的大学里有红卫兵，有的还去了北京见到毛主席。虽然心中羡慕得要死，但还是不知红卫兵是怎么回事。所以一宣布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还以为象少先队、共青团那种有领导、有辅导员组织集体活动那种。尽管这样，同学们都觉得有机会加入红卫兵、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件光荣而神圣的大事，所以同学们都象加入少先队那样郑重其事，积极地填表报名参加，
报名之后还要等待审批，最后公布名单时，凡农村家庭成份凡中农以上、非农业户口家庭成份是自由职业（小商贩、小作坊）以上的同学都没资格参加（占全校学生约五分之一）。

   红卫兵象军队一样用连排制，全校为一个连，以学班为一个排，排长由选举产生，由学校每人发一个红袖章，由学校的文革小组组织活动，写大字报的纸笔墨由学校提供。

一开始由于不知批什么，也不知怎么批，所以刚贴出来的大字报虽然挂满校园，但大多是从各处收集来的油印的小报抄录下来的批判文章，更多的是一些当时时髦的口号：“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类。

   当然也少不了学唱如《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等歌曲，有时也组织到社会上去破四旧，十个八个人一组，满街满巷去巡，凡见龙呀凤呀石狮子之类都视为四旧，勒令主人搬走或清除，连唯一一间百货铺里的暖瓶、镜框上有双喜之类字样都不准摆在货架上。

  校园内的革命闹得轰轰烈烈，但课还规规矩矩在上，作业也在规规矩矩地做。但英语课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工具，自然不能学、课本中的文言文是封、资、修的东西、是四旧老师也就不教了。

在“文革”初期，在社会上没有造反派、也没红卫兵，虽然农村学校的红卫兵也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那只是表面上有声有势，实质上只是跟风而已。但己初现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无政府状态，其表现在“破四旧”中，如街上一件摆设或一件饰品，只要有人说这是“四旧”那就是四旧，不用讨论商量，更不用请示和审批，就要勒令主人清除，否则大字报就会铺天盖地连门都给堵了，谁也不敢担那破坏文化革命的罪行。


（三）

红卫兵代表上北京

刚上初二不到一个月，红卫兵当上了、革命也“闹”起来了。最让人兴奋的是报纸（那时每个班级都有一份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广播以及铺天的油印号外、小报传来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的消息。说不定还有第四次、第五次，也说不定我们学校也派代表去见毛主席！

   天那，那就是要上北京！北京是什么地方？是首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地处南方沿海一带，不要说一个平民百姓，就是当时的县长、县委书记，尽管他们从小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从解放到今天又当了十几年的县长、书记也不一定有机会上趟北京，更不要说能见到毛主席了。那是何等的令人向往的地方！

  看官们不要笑，那的确是我们这一代人那个年代心目中的北京、我们心目中的领袖！

  十月初（记不得确实日期了）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学校要选派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又是庆祝又是表决心地热闹了一翻！

  既然是代表，那就要选。条件很筒单，也极其苛刻，就是平时表现好、阶级觉悟高的红五类子弟。首先从你阿爷的老爸那辈开始已是贫雇农、工人阶级；祖宗五代没人做过坏事、姨妈姑姐不管亲疏不能有人在南洋、香港！

  选代表很民主，以排为单位，每人一张纸，各人认为那位同学符合条件的，就写上谁的名字，最多可写五个名字。得票最多几位的送到学校去审查（由谁去审查也不知道）。幸运的是我的名字在上报名单之中！
接下来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等待。

   约么两天后，学校终于贴出了大红喜报，每个学班有3-5人榜上有名，全校共有20多人入选，我是其中幸运的一个。从入选的代表名单中，只有一、二个平时较活跃的学生干部，也很难找到学校自开始“文化大革命”以来写大字报、破旧立新中的的积极分子，全部是平时学习成绩较好、不活跃而又不太出名学生，是一班家庭几代穷得叮当响的贫农骨、或老爸在土改中或土改前就加入共产党、货真价实的红五类。我班有一名同学，他父亲是公社社长，他的入选倒不是因为他爸是社长，而是得益于“苗红根子正”，也得益于当时还没“走资派、党内一小撮”的概念。

回家收拾两件最厚的衣服、藏好母亲给的五元钱就返学校打好背包、带上刚发下来不久的红皮的毛主席语录，就乘船到县里集中了。
离校那一天，除了全校师生外，公社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商店的职员、附近生产大队的社员都来了，人们扯着横幅、挥舞着红旗、敲着大锣大鼓，欢送我们这二十多位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上京的农家子弟，欢送的队伍足有两里长。
我们的领队是个女的、是县的团委书记。经过简单的培训，每人发了一条红布黑字的代表证、几包饼干，也记不起是乘船还是坐火车到了广州，再转乘16次特快向北开去。
由于16次特快在广州是始发站，所以一上车每人都有座位，但沿途都有人挤上来，半途上车的都跟我们一样是学生，胸前都别着代表证。还没出湖南，车厢里已再也塞不下一个人了。坐位下躺着人、厕所里也塞着人，不管你挤在那个角落，想挪位只有从人们的头顶上爬了。尽管这样，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紧紧地挤在一起，谁也不怨谁。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到文化革命的中心北京去取经、到毛主席的身边去、去接受毛主席的捡阅！
不知是因为车厢里大挤还是我们年纪还小，缺少高中生、大学生那种成人的激情，一路北上既无歌声也无人喊口号，只是默默地挤在一起。
好在各个大站都有半小时停车，各站台都有叔叔阿姨提着壶送水，只要你将口盅伸出车外，就有人给你斟满。也可下车去松下筋骨、解决两急后再严严实实地塞回车厢，由于我们先上车的都有座位，停车离开座位上厕所，也不会有人与你争。
那时，就算你学雷锋给别人让座，除了有病的，别人一般不会坐下，因为在那时在年轻学生心目中，只有自己向老少、残疾、孕妇让座，而不会接受别人向自己让座。所以坐着老是坐着、站着也总是站着，只是原本四人的座位上挤了五六个人。由于不能动弹，坐着和站着一样累，到了北京时，我的双腿胀得紧，肿得老大。
火车终于到达北京，领队告诉我们这是丰台站。在我的记忆中，到达北京的时的间应该是下午。
下了车集合好队伍，就有一名解放军带着车来接我们，是前后两个车厢、车身是红色那种北京特有的公共汽车。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我，傻呼呼的被招呼上了车。
农村走出来的学生，在这之前还没到过县城，既没坐过汽车、也没坐过火船、更没坐过火车，初到北京一切是那么陌生而又新鲜。车窗外宽阔的街道行人很少、车也不多，反而经常见到几匹马拉的木头大车在街上跑。
突然，车内骚动起来，一路光只注意路景的我一抬头，先映入眼帘是一排排排列整齐鲜艳的红旗在风中猎猎地飘扬，在宽阔的空间衬托下，给人一种宏伟、庄严而又兴奋的感觉，再一看－－我的天！是天安门！只可惜还来不及细看，天安门就被甩到身后了。
这是首都北京给我第一印象、也是天安门给我的第一印象；直到那个时刻，我才体会到庄严一词的含义、也才体会到亿万人民向往北京的含义！
今天再翻开地图，发现丰台车站离我们当年住的玉泉路并不远，而且都在天安门广扬的西面，根本就不用经过天安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一个组织者的刻意的安排，让外地来的每一位红卫兵代表一进入北京就能见到天安门。
我们的住处是一片整齐划一的楼房，地板上铺着麦杆、每人一张草席，各人打开带来的背包就可以了。吃的是馒头咸菜小米粥。第二天一早集中开了个会，编排好队伍，下午在一名解放军的指导下开始排练。也不说理由，只叫在两座楼之间的水泥地上一遍遍地练二十几人的横队手挽手地齐步走，一边走一边就着脚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第二天又练了一个上午，步子是齐了、喊声也齐了，但队列老是走不直。
下午又是重复地练，但还是不见进步，我们的领队正在焦急时，突然来了个通知不用练了，明天毛主席要接见外地到的京红卫兵代表！期待中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刚来两天就可见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那更是意想不到！
那是1966年10月18日，一太早吃过馒头小米粥，就上了车，凭感觉车子是向东开，最后在一条公路旁下了车。公路顶多二＋米宽，两边是菜地，地上长着一大片大白菜，有的已被砍下堆在菜地里。公路与菜地之间各有几排参天的白扬树，我们被安排坐在的白扬树下。凭我灵敏的方向感，知道自已是在路的北边。前后共排着十一、二行横队，我在靠中间那一行。整队坐好后，带队的解放军宣布等会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会乘车从这里经过，沿途检阅百万红卫兵代表。并要求车队过来时不准站起来。既没说从那个方向来，又没说毛主席坐的车会开多快。估计那位解放军战士和我们那位第一次上北京的团委书记，也跟我们一样糊涂。
我们肩挨肩地坐着，左边是望不到头的队伍、右边也是望不到头的队伍。开始，各支队伍都挺热闹，唱了几支歌后，大家就大话不敢一声地坐着伸颈企盼，间中有一辆军用吉普车或摩托车从路上快速驶过，引起人们短暂交头接耳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己是中午时份，左边远处隐隐传来欢呼声，扭头向东望去，远处原本坐着的队伍已站了起来。欢呼声就从那边传来，而且越来越近，我们知道毛主席要过来了，带我们那位解放军拼命地用手势把我们压在地上不敢起来。当由人演绎的浪潮快扑到我们身边时，终于看到车队，先是十多台坐着解放军的敞蓬吉普车，那应是开路的警卫车。隔开一段距离后又是敞蓬的吉普车，第一台车上站着一个穿着军装、正向我们挥手的老人。“毛主席！”随着一片欢呼声，原先坐着的人哗的一声都站了起来！万岁也忘记喊了，红皮语录也忘记挥动起来了，人们只是一边原地跳着一边喊“毛主席！”三个字。毛主席还没真正看清楚，第二第三辆车就过来了，当我的目光紧紧地追着前面毛主席的车时，其他车辆己从我们面前驶过，车上的人只给我留下了背影。其中一台车上一位双手紧紧抓住前面扶手满头白发的老人，我倒认出那是刘少奇主席。直到车队远远地离去，疯狂的呼喊和蹦跳才慢慢平息下来。
极度的兴奋使同学们一刻也不能平静下来，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互询问看清毛主席没有？有的说自己不但看到毛主席，不看到了林彪（那时还没人叫副统帅），有的还有声有色地描述毛主席的样貌、神态，使那些说没看清毛主席的同学羡慕得伸长了脖子直咽口水！直到接我们的车来了，才被带队的解放军叫上车返回住地。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道说：10月18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50万红卫兵代表。从报道中才弄清我们当时所在位置是长安街以东的某个地方。
我们在北京共住了有半个月时间（大概是火车运力原因），剩下来的时间先到北大、后到清华，然后到中宣部、团中央。有的同学在清华、北大抄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挖出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不少新鲜的词汇，真是满载而归。最令我们吃惊的是在清华大学有几个吊在绳子上的几个大字：“打倒刘少奇！”，每个字用一整张纸写成，刘少奇三个字还用红笔在上面打了个叉叉！
取经活动完了就到卢沟桥、圆明园接受国耻教育，然后到天安门去照相，到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然后是逛颐和园、中山公园、北海、天坛（当时历史博物馆和故宫不开放）。然后是王府井、大栅栏，该去的都去了，可逛的地方都逛了，后来就干脆就自由活动了。最后的一两天我干脆跑去前门前面那条街去看解放军挖街道，那儿的街道被挖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那挖土的机器我可从来没见过，在解放军的操纵下又灵活又利害（后来才知道是修地下铁）。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北京最后的一天，我们几个从天安广场一路西行回玉泉路，半路遇到一台解放牌停在路边派发号外，各人要了一张。号外的大标题是《热烈庆祝我国又一颗导弹发射成功！》，好事连连，我们得赶紧回去向同学们报喜。走到中华门前，见拿着枪站岗的两个解放军战±一动也不动、连眼晴都不眨一下，我们几个就起争起来：有的说是真人、有的是假人。争论无结果就停下来看个究竞，直到别人换岗才肯定那两位象雕像般的卫兵是真的解放军战士。有了结果之后我们又往回走，走了一段不长的路，发现被敲锣打鼓的人群阻住去路，我们就钻进人群，想从人丛中穿过回住处。竞被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队伍挤得出不来，两脚不到地地夹在大人中间进了中南海西面那条不宽的胡同，直到了中南海的侧门，才知道他们是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来了。报喜的人向党中央交了喜报后我的双脚才算着了地。报喜的人还源源不断，来路是走不通了，我们只好七拐八拐地向着西面寻出路，最后从有许多大使馆那条街返回长安街。
当我们满怀豪情乘着闷罐车回到家乡时，已是11月份了。
注：后来人们将1966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也算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次数内，把七次接见凑够成八次，把10月18日的检阅式的接见说成是第五次。


（四）

没有完全荒废的时光

从北京回校后学校的形势在不断地变化，首先全校的红卫兵一分二，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那两个“战斗队”也筒单，开始由三年级的人领了个头，一张大字报贴出去，说成立就成立了。甲班一个，乙班一个，一、二年级的以个人的喜好自选一个加入。一个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两个“战斗队”的“司令部”就设在三年级甲乙两个班的课室里，“司令”也不用选，发起者就是“司令”，因为平时他们都是学生活动中最活跃的人物。“司令”的课桌也就是“司令”的宝座。

  我们学校那两派红卫兵，除了有人过了一下“司令”和“副司令”的瘾外，剩下的就是袖章的款式不同，实际上既没真正分裂成两派，也没真正分开活动过，这可能与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多有关系。

  接着学校里开始出现揭发老师的大字报，虽然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校长、老师都是年轻人，而且大都属“苗红根子正”、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教师。平时与同学们相处很好，也没什么把柄，所以，一开始揭发老师的大字报不多，都是些检举某个老师平时言语不当之类。

  有一天，社会上的一张大字报贴到学校里来，揭发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是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这才使我们学校的“革命”运动有了转机。

  那张大字报明确地点明：教导主任是大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在某学校教书时还有生活作风问题。当天，教导主任便被“揪”了出来。

  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卫兵通过外部提供的线索又“揪”出另外二位出身地主家庭、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要问当时的学生地主是什么人？《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就是地主、杀害少先队员刘文学的王荣学也是地主！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上的地主没个好东西！

  每个星期最少一次批斗会，有时上午批了下午接着来。批斗会上，被批斗的老师都是一些“死不悔改”地主阶级的徒子徒孙，他们的交待无一例外地除了轻描淡写地交待一下自已确是出身地主家庭，为他的祖辈曾经剥削、压迫过劳动人民感到羞耻外，都说自已从小就离家读书，教书，早己与家庭脱离了关系，自己从没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之类。

  他们的交待往往惹来新的麻烦，每每“文过饰非、拒不交待”的时候，就有十个八个个红卫兵愤怒地跳上台，又推又搡地指责挨斗的“顽抗抵赖”、“死不悔改”；质问被斗的是如何心机算尽、装好人隐藏下来等待机会“反攻倒算”，妄想着有一朝一夕重新骑在人民头上等。

  在被批斗的几位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师中，有一位身体特别强壮的体育老师，他平时上课严厉得出了名。无论是早操还是体育课，只要他站在学生队伍前，队列里谁也不敢吭一声，也不敢有任何小动作。因此，我们的体育老师另外多了一条罪行：带着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时刻借机报复，摧残革命接班人！因此，体育老师不止一次地挨过“小将”们的拳脚。

出身不好的老教师就那么几个，但“革命”还要深入，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有多少、就“揪”多少，绝不留情。

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师，虽然同学们都叫她张老师，但其实她没教过书，是学校的总务兼卫生员。张老师四十来岁，丈夫在县城当教师，自己单身住在总务室内。我们的学费就交到她那儿，老师的工资也由她发。平时同学们盍着碰着就到她那几抹点红药水，头痛脑热时她也能给你包上几片药片。她待人还不错，只是平时老半徐娘老爱打扮，加上人长得不怎么样，更加显得有点妖，同学们有点看不惯。

有一天，一位三年级的女学生与几位女同伴在聊天，说曾经在张老师卧室里见有一张穿着怪里怪气衣服的照片，照片上的张老师象个妖精一样。

这还得了！分明是资产阶级糜烂的东西。消息传开，有人就自告奋勇地硬要张老师开放她那平时神秘的卧室，交出几张穿着旗袍、半露着大腿的照片。其中一张一个男人搂着一个妖艳女人的腰，女人的头依在男人的肩上，照片还涂成彩色，红脸额、红嘴唇、波浪形的卷发上有个大大的红绸蝴蝶结。这种装扮，十足象电影里的女特务，那张又搂又抱的相片同学们连正眼都不敢看。

  就这样“留恋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张老师被“揪”了出来。
接着，女同学还在张老师的箱子底下翻出了旗袍、长丝袜。在红旗下长大的学生那里见过这些？当时几经查证才知那露出两边大腿的长衣服叫旗袍、那肉色的长袜叫丝袜。听老人说，在旧社会，只有国民党的官太太和妓女才会穿。解放那么多年了，竞还有人保留着这些东西，不是想翻天就是依然留恋旧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

据张老师交待：那旗袍和长袜，是结婚时丈夫送给她的，只穿过几次，相片是她与丈夫的结婚照，旧社会的知分子结婚都兴这个。结婚一世人只有一次，这些东西只作个纪念，绝无其它用心。

  看官们读到这儿，不禁会说：几张照片、一件旗袍、一双丝袜平常不过，就为这个拿你们的老师来开刷，那简直不可思议！那你就是拿现在的目光去看那个疾恶如仇的年代了。在电视剧《暗算》中，那个数学天才黄依依，被从数研院挖来第一次去见她的新领导时，不也“如果不是周总理推荐，非把她踢出去不可”吗？张老师那几张照片的扮相，比起《暗算》中的黄依依那身打扮那就没法比。所以，今天的人不要拿现在的尺去量那时的事。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女人夏日里上上下下都要裹个严严实实，喉下少扣个扣子都会被人指着后背骂：“骚货！”，男人在那时却多为只有两尺遮羞布。你们再看今时，男人大热天是长衫长裤，穿得越多越有“风度”，而女人却可以上下加起来不足二尺布地满街晃悠。又比如：解放初期就绝了迹的赌呀嫖呀的东西，今天不就有人一赢了钱，就成了大庭广众玄耀运气的资本么？前几天，还在报纸上看到有人为了钱，硬是把自己的老婆租了出去！好象这世间的一切，非要和那个年代倒个过不可，才显得有“进步”！

由于教导主任体弱有病，批斗两、三次后就被清除出队回家去了，直到我们毕业离开学校，我都没见过我们那位高高瘦瘦、十足学者派头的教导主任。其余三位由于“交待不彻底、检讨没触及灵魂”，而多次被批斗，最后还来个集体隔离写交待材料和悔过书。“小牛棚”是学校一间女生宿舍，被隔离的二男一女都住在一起，日夜由学生轮流守着，每班男生女生各一人，值班的学生除了监督他们写交待材料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防止被隔离的人“畏罪自杀”。在隔离期间，不准与家人见面（其实他们的家人都不在当地），吃饭饮水由学生送，上厕所也得有人陪着。只因当时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值班守夜的学生难以为继，才有幸被隔离十天八天后，都给放了出来，代替学生去打理那片菜地去了。

  本来，学校一边“闹革命”一边还在上课。其它课都不上了，一、二年级的只上代数、语文，三年级的多了几何、三角。语文课也不用课本，无论那班那级，统一以《毛泽东选集》的甲种本或乙种本为教材。除了每天上二、三节课和每个星期用一两节课开批斗会外，曾参加课外美术班，有美术字功底的同学就尽情地发挥他们的特长：用红漆一笔一划地在学校的墙上刷上毛主席语录，还买来放大尺，将报纸上的毛主席头像放大在纸上，再用复写纸过到墙上，用漆描出来。没什么特长的，干脆跑到学校的图书馆里去破“四旧”，将图书、学校历届学生的档案扔了一地，最后都当垃圾给烧了。因为我们学校是解放后才建立起来的初级中学，除了图书馆外，确实没“四旧”可破。

   这可给了我们几个爱好无线电的学生一个大好机会，除了上课外，只要没不参加不行的集体活动，我们几人就钻到物理教师房间里，那里有当时学校仅有的一份《无线电》、仅有的一块万用表、和仅有的一支电烙铁，没事可做的物理老师正在空白的层压板上钻孔打铆钉组装他的半寻体收音机。

  那时，学校还来了个穿着藏蓝制服、两边裤缝上滚着红道的军代表（与我们平时见的穿着草绿军装的解放军不同），军代表不参与学生的“革命行动”，只负责“教学要改革，课程要宿短”的教改工作。记得有一次代数老师给我们解方程，军代表在一旁听课，一堂课下来，军代表要求代数老师上课时要“因繁就简”尽可能少讲，让学生多练。代数老师就跟他解释：数学的任何公式，都要靠一步步的推理来推导，否则学生就不明白公式的来由，反而成了“读死书”。军代表听了也没说什么就作罢了。估计那位军代表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从他当时的神情看出，他听不懂老师那堂课。

  课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有少部份背着背包出发到韶山、井岗山串连去了，又有部份爱唱爱跳的同学自发组织宣传队忙着排练节目到农村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去了，更多的是回家去挣工分了。还没等到放寒假，学校已剩不到一个班的学生，课也无法上了。

  过了年，寒假结束后，大部份学生都返回学校探消息，待了几天见没课上，又离开了。我接到通知，县里要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叫我去参加。在什么地方开、开了多长时间，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开会时每位代表发了一个一分硬币大小的毛主席像章，那枚铜质镀金的像章虽然小，但质地很好，拿在手里觉得沉。那可是我第一次得到和见到的毛主席像章，真如获至宝，只可惜没能保存下来。除此之外，还记得会后还组织去参观小鸟天堂和增城那棵挂绿荔枝。

   暑假过后，我们该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当我们回到学校热闹几天后，同学们又陆续走了。

  回学校没课上，去串连又没钱，待在家里要一早到晚跟社员一起下田。那时也不知那来的经济头脑：既然学校、生产队两不管，干脆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住在山边的同学家里，每人一把镰刀到山上去割草卖，卖草的钱除了吃饭外，攒起来作为外出串连的经费。农家的孩子不怕累，一早起来趁凉快上山，中午将前几天割晒在山上的山草挑下来，吃了饭就去卖，下午太阳没那么毒时又上山。除去买菜的伙食费，一个人一天下来可收入二、三元钱。
当每人手头上有几十元钱后，就打上背包准备去韶山，先是走路到县城，后坐船到广州，打算从广州再上火车去湖南。沿途各公社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在接待站里吃饭好象不收钱。刚到广州住下，大喇叭就不停地播放“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接待我们吃住的是一家工厂，工厂派人通知我们：中央文革己发出停止串连，学生要回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们只好原路返回。当回到学校上课时，己是1967年10日的下旬了。

  二年级的课没上完，三年级又没课本，只好二年级的课三年级上，每天上一二节课之余，都有个“天天读”，天天读就是学《老三篇》和“最高指示”。

除了上课外，学生大部份时间是劳动，平地基准备建高中、到农村参加抢收抢种等，一有空闲，同学们就从外面检来砖头、瓦片，在操场四周砌成各种标语、口号，叫“叫天忠地忠”。每个星期全校还要搞一次“斗私批修”活动，无论老师、学生都要结合活学活用《毛著》“深挖私心、狠批修正主义”。我毫不例外地一有空闲，就钻到物理老师房间里玩起半导体收音机来。

   复课后，学校的文革小组、红卫兵的组织还存在，但再也没组织过以老师为对象的批斗活动，也不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学校的日常工作似乎由“工宣队”主导。学校红卫兵唯一活动就是扛着木制的红樱枪操练、学刺杀，全民皆兵准备打仗。

三年级的下学期，学校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也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学业（仅二年级数学）。学期未，还搞了个象模象样的复习和考试。考完试后，我被学校推荐上高中、只因家里读书、吃饭的人多，劳动力少，挣工分要紧，所以只好顺着父母的意回“广阔的天地”里种田去了。

  1965年9月上初中，1966年下半年“文革”从学生的“大串连、大发动”中开始。实际上我们只是正经八儿地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我们毕业时所拿的毕业证书和以后在履历中填写的初中学历也只是图有虚名。

  还好，毕业时我带着自己组装的一台三管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回家，算是三年初中的最大收获，无意中，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积累的无线电技术基础，却成了以后几十年一路走来的铺路石。


（五）

“十年浩劫”中的农村

   书是读不成了，只好回家当起农民来。与我一起新加入社员行列的还有从县城来的二十名知青。

  我们大队由七条一字儿排开的自然村组成，每条村便是一个生产队，大的队有五、六百人、小的只有一百多人。别的村子都是南面靠山，北面靠湖，我们那个小村子有点特别，它离群地坐落在湖每边的几座小山包上，全大队的水田都在低洼的湖边。

  由于东江水患，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那真叫十年九不收。遇着风调雨顺，一年有收够吃三年。经常眼看谷穗已弯腰了，一场大水就叫你干瞪眼，沿湖人民祖祖辈辈只能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每当发大水，我们的小村子就成了孤岛，当地人都称我们村叫“小台湾”。大水一退，除了见水就有鱼虾外，草也不给你留一根。在我的记忆中，1964年的那场“大水王”，冲垮了还没完工的沿江大堤，把方圆几十公里变成了一片汪洋。我家那间祖屋的水至少有一米深。那场大水足足把我们那个小村困了半个月，靠政府派飞机从半空扔饼干过日。

  湖区两县从1958年开始，每年动员上十万劳动力，用了十年的时间，人挑肩担筑起了几十公里长的东江南岸大堤。根治了外来水患后，我们这些湖边的小村子才告别了十年九不收的穷日子。

  1964年村里通了电、1965年建成始于电影《东江之水越山来》中段的十几公里自流灌渠，引来东江水，村民从此又告别了车水抗旱、推笼（脱谷壳）椿米的历史。

   外来水患是治着了，但内涝还是不断，只要连续下几天雨，内涝积水还是将田里地里的东西泡个一点不剩。
为过上更好的日子，各生产大队每逢秋收后就全民齐上阵，大张旗鼓地筑基围，把属自己大队的地盘都围了起来，再在各自的小圈子内建大型排水站，才彻底根除了内涝。通过平田改土，将水田平整为70米长15米宽的一亩半一块，大片棋盘般的田块中间，机耕路、排灌渠一应俱全。从高处望去，尉为壮观！

  通过稻草回田，改良土质，使亩产从三、四百斤提高到近一千斤，粮食从经常的青黄不接到各家各户只吃隔年粮，我们生产队每人每年还可分到约一百斤土糖、十几斤花生油。社员的劳动日值也从开始的几毛钱逐步上升到一元多钱。（注每十分工分为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的分红值叫劳动日值）

  1970年后，我们生产队每人每年为国家贡献600斤稻谷（含公粮、余粮、三超粮），还有花生油、蔗糖等。
各大队办起了卫生站，从头痛脑热、损手烂脚到产妇接生，赤脚医生无所不能。每人每月交二毛八分钱加入合作医疗，不管你看什么病，只要另交二毛钱的挂号费，打针食药一概不收钱。

有那么几年时间，农村时兴割资产阶级尾巴，即不准拿家里养的鸡、鹅、鸭去卖。但自己养来过年过节就没人管。除了那几年之外，鸡、鹅、鸭养多少就随你了。我们这儿最有意思是养鸭了，小鸭买回来，各家各户用小刀在鸭掌上开几道口子、或打几个孔作为记号，记号的位置、数量随人所好，只要没人相同就行。然后随便找个有水的地方一半是水一半是岸地圈起来定时喂它。十天八天之后就可以放出去，每天到喂食的时候它们都会回到老地方找吃的，吃饱了就又成群结队地钻到稻田中不见踪影，晚上也成群结队挤在那地方睡觉。当大一点不用喂它时，它们也回那个地方过夜，就这样一群鸭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养大。

   那时各家各户养猪不多，都是每家只有二、三头。我们这儿习惯圈养，而且都喂熟食，费工太多，女人们白天出勤，放了工还要忙这忙那，养多了忙不过来。

   凡社员家里养的猪都实行“购六留四”，你把一头猪抬到食品站去卖，先评个等级：如果一头猪是200斤，被评为八成，那你的猪可宰160斤肉，其中60%由国家收购，余下的40%归你。你可以将属自巳的猪肉都拿走，不拿走时由食品站代买，代卖部份除了可拿走钱外，还给你肉票，肉票在手随你什么时候买肉吃。家里等钱花的，也可把肉票卖了换钱。

  如果你对评级不服，可以一大早守在食品站的屠场里，工作人员会当着你的面验明正身后再动手，然后过秤按实际计：除了净肉外，下杂有多重折成净肉多少，猪头、猪骨多重折成净肉多少清清楚楚，亏了挣了叫你没话可说。
除了公社食品站外，各大队都设了个屠宰点，如果把猪抬到大队去宰，那就不用评级，一大早你就守在那儿，开瞠破肚后当着你的面过称，按“购六留四”该怎样就怎样。每天一早，社员一听海螺号一响，就知道卖猪肉的来了。
那时最困难的是穿衣，平均每人八尺六寸半的布票，加上那时的布不耐用，干农活又费衣服，那只好大人小孩都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所以那时农村的男人除了冬天外，很少穿上衣去干活。

实际上，那时农村的贫富悬殊也挺大的（当然那时的“富”与今天的“富”的含意不同）：同是一个生产大队，有的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一块多，有的却只有几毛钱；同是一个生产队，劳动力多的，年终分红时扣除分到的实物折价后，分红就多，最多的一家几乎年年都分到二千多元，直叫别人流口水。一般家庭都是一千几百元为多，劳动力少的，搞不好就要超支。我们那个生产队，每年都有一、二户人家超支。这不，计划生育年年讲，就是没人听（那时还没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

  “文革”时期，农村也有红卫兵，那只是每个基于民兵们多了个红袖章。我们公社的民兵有两种，一种是基干民兵，另一种是武装民兵。每个大队一个民兵营。民兵营下辖有一个武装民兵连，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民兵排，每个排辖下有个武装民兵班。武装民兵每人一支枪，先是杂七杂入的老枪，1971年后统一换发了半自动步枪，排长、班长背的是AK47冲锋枪。武装民兵一般一年军训二次，基干民兵一年军训一次，每次十天左右，投弹、刺杀、射击、爆破样样不精也要通，确保“召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每当防洪枪险、扑救山火，或有其它特殊任务，公社、大队就调动民兵先上。每年的几大节日，民兵都要组织夜间武装巡逻保护村庄。每逢十月十日（国民党的双十节）等敏感时间，民兵也要高度警戒，防止阶级敌人乘机破坏。

  为紧跟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公社每年都要召开一两次的“万人大会”，集中批斗一两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不法分子。生产大队也集中一、二次批斗“地、富、反、坏”。那才叫“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

  如果有人敢“乱说”“乱动”、撒布谣言，手脚不干净偷鸡摸狗、顺手摘别人瓜菜的，那就对不起，先是生产队斗，然后是大队批，突出的当然有机会上“万人大会”的主席台。

  有不规矩的手伸向女人、偷偷摸摸的狗男女，包括未婚先睡的，那就更是大件事，虽然不致于装猪笼，但那顶生活腐化隋落分子的大帽子一扣，大会批小会斗那是少不了的，闹不好就被树为典型，要上“万人大会”去示众。
这就是当时农民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1968年底，刚当了半年农民的我报名参军。就在1969年春节的大年初三，一群十七、八岁的家乡子弟，迎着北方数千公里边境线的枪炮声，坐上军列一直向北开去。


（六）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军列冒着凄洌的寒风一路北上，穿过树上、电线上挂满冰凌的湖南湖北，一头扎进茫茫白雪的华北大平原，最后在北京以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那小站就是我们师部所在地。每人发了一件皮大衣后，就坐上汽车翻过十八盘，将我们送到太行山深处。

   我们团驻扎在大行山腹地的雁北地区，离北京一百多公里。那个地方属高寒地区，每年十月就封冻，到了五月才融雪。冬天的气温一般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最冷时达零下三十多度。

  形势紧迫，我们来自广东、四川、北京顺义的80名新兵直接被补充到连队，本来三个月的新训压缩成一个月，三天的训练课程一天完成，没星期六、也没星期天。

   从四季如春的沿海来到冰天雪地的大山沟，真够我们这些“小老广”受的。第二天早上就有好多人鼻孔出血、喉咙咳出血、嘴唇干裂；穿着那双六斤重的大头鞋在冰雪上面走，一不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这还不算，一日三餐中有二餐是小米饭、窝窝头，更是使我们无从下口。加上紧张、高强度的军训，白天卧冰爬雪、夜间也不让消停，丑态百出的紧急集合没完没了。真把我们这些南方兵给折腾得够呛！

  毕竞都是农家子弟能吃苦，加上北面不断传来社会帝国主义犯我边境、杀我边民，我英勇的边民用棍棒、用锄头驱赶苏修的装甲车等消息，一种战争迫近、随时上战场的紧迫感，驱使我们咬着牙关挺着。还不到一个星期，我们这些干瘦的广东新兵竞向牛高马大的山东、河南老兵发出挑战：球场上见个高低！

   广东人本来就脸黑脸瘦，来到这儿别人的脸冻的红红的，我们却被冻得又黑又青。平日里老兵们对我们总是指指点点地“小老广”长、“小老广”短的。谁咱谁呀，非刹下北佬的傲气不可，让他们见识一下“小老广”的本事！

   这可不得了！连长亲自点兵、指导员亲自督阵，参加过抗日战争，一双金鱼眼、一见篮球就两眼发光的副连长亲自吹哨，老兵一个阵营、新兵一个阵营各自拉开了架势肋威！

   一边是满脸得意的北方大汉、一边是又黑又瘦的“小老广”，新兵们没胶鞋，只好甩掉六斤重的大头鞋穿着袜子上阵（球场上满是小石子，中间还有一巨石露出水缸般的一块）
开场哨一响，老兵们虽然占着空中优势，可“小老广”却象泥鳅一样在下层乱窜，灵活得象群猴子。老兵们冷不防球就被抢走，一不留神就被别人在空隙里一跳一扭腰就是二分，开场不到十分钟，老兵一方就被拉开了距离。直乐得连长指导员手舞足蹈、气得老兵阵营里又是垛脚又是骂娘。连做裁判的副连长也不顾规则地连连吹停，骂骂咧咧地冲着老兵队伍直叫：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换人！换人！

   三月一日那天，连里将夏装、衬衣给我们补齐，两套帽徽、领章，一枚上面是金色的五星的毛主席头像、下面有一横有毛主席手迹“为人民服务”的像章(这儿原文有误现更正)。新兵们高兴极了，一来我们成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二来我们那身已穿了一个月内内外外的衣服终于可以换下来洗了！惊喜还不止这些，吃了午饭我们80名新兵分成两批被带到有两个冒着热气的大水池的房间里，四十个人就光着腚被撵下池中，广东人虽然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那也顾不了那么多，已一个月没“冲凉”的我们，一见那两池水，浑身上下早己痒痒了！下午，我们就被补充到班里。

  第二天、就传来苏修侵犯我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的消息。接着接到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二、三天后又接到国务院的命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三五天内连续宣布二个命令）。

  战争已经到来，那时我们并不感到意外：早打、大打、打核战，我们早就有思想准备；也不感到害怕：当兵就是要上战场，刚来到部队就撞上这么个好机会，倒觉得自已幸运，来的正是时候！

  美帝老是欺负我们，出兵朝鲜、侵略越南，美蒋武装特务、美制军机、军舰类犯我领土领空领海！社会帝国主义背信弃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迫我们还债，鸡蛋、苹果大了不要、小了也不要，整列车的丝绸布匹运到莫斯科，只因几只蟑螂就要我们整车往回拉！

  从小就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安业民....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偶象。（年青时，雷锋只是学习的榜样，决不是偶象，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军人那种杀气）

我所从军的这支部队，是一支锤不烂、扭也不弯、野性中透着杀气的部队，环境越艰苦、越危险越是嗷嗷叫，估计谁撞上谁都会倒霉。当年我们之所以驻扎在太行山，是在为中央机关、北京市民一有事时撤进太行山做准备。毛主席说过，我们的任务一天没完成，他老人家就睡不好觉。至于其它的我这儿不能说。但可以说一点：今天那座平型关战役纪念馆的地基，是我们部队派了一台推土机、两位战士花了半年时间平整出来的，开馆那天我还参加了开馆仪式，给我们讲解的是几位来自清华漂亮的女毕业生。

  现在新闻报道的抗洪、抗震救灾中部队所经历那种难呀险呀的事，只是我们那时小儿科的日常工作。在我五年的军旅生活中，除了一九七二年那年外，余下的四年天天都是难呀险呀地过来。要问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可能有人说我在吹牛。那不要紧，有兴趣的可查阅一下那几年的《解放军报》，其中有两篇几大版的报道：《钢筋铁骨，身残志不残》就是讲我们排一个班长的；那篇《永不卷刃的尖刀》就是讲我们团其中一个连队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没有？忘记了，只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地播放过。

  一不伯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在我们的战士中可不只是一句口号，在非战争环境下，一个团平均每个月有一位年轻的战士牺性，现在的人有谁听说过？

   那时，在为烈士送行的追悼会上，我们的参谋长哭过、团长哭过、政委哭过，但是我们的战士从来都不流泪。只有没出息的兵才会哭，穿上这身衣服就谁都准备有这么一天。“要奋斗就会有牺性，死人的事是经是发生的”要不、那《老三篇》不就白读了？

  又不信？离灵邱县城不远有座烈士陵园，那里安息着有聂帅的兵，也有我们年轻的战友。入门左边的角落里有座唯一的大理石碑，那上面刻有我们七十位烈士的名字。前几年，我们还活着的一班战友还千里迢迢，用非常手段说服守陵的，违规地带着纸钱香烛、白酒香烟、苹果饼干去探望过他们。不信者可以到那儿去考证一下，有良心的请替我们盍上几个头，那就先谢了。活着的战友都离得太远，去一趟不容易，倒希望今天经常有人替我们去看望他们。(直到现在，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不知他们葬在何方)

  灵邱烈士陵园，那只是我们年轻的战友其中一个安息地之一，在紫荆关、在涞源都有我们的战友在那儿默默地守候着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那片大山。守候着他们为之献出年轻生命的那份事业。
当然也有怕苦怕累、贪生怕死的。与我们一起从广东来的，就有一个软蛋特意叫香港的亲戚直接往部队里寄信，结果就如愿以尝地刚够一年就被踢了回家。结果，他这一辈子活得比谁都累。


（七）

长城脚下“平乱”

  本来，驻扎在深山中的我们，远离红尘，老百姓都难得见一个。只有通过报纸、“小道消息”才能感知外面“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的国庆，又使我亲历其中。

   8月初，我接到通知，作为二连二排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建国二十年周年的庆祝活动。每个排一个，我们连共四个，全营四个连加上营部直属排一个共十来个人。刚入伍半年的新兵蛋子，竞有机会去参加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年周年的活动，幸运之神再次降临。

  名单在排里一公布，我就被几个老兵按在大通铺里动弹不得，他们一边往我屁股上煽着巴掌一边骂：“老子当了四、五年兵，连北京都没去过，你这“小老广”兵屎都没拉几泡，你凭什么呀你”！排长和全排的人也在一边看着乐。直到我答应：回来后挑一个月水、扫一个月的地、烧一个月火墙大包大揽地伺候全排一个月才嘻嘻哈哈地罢手。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些老兵和几位班长推荐我作为全排的代表的。

我们师组成了一个36×36的方队，在师部所在地日夜操练，一边伴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操正步，一边练看着信号旗举花。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在靠历史博物馆那边的东南角，用绿色的纸花为天安门广场上不断变化的图案镶上绿边，等游行队伍过完后，伴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正步走向天安门就是了。晚上由海军靠着金水河摆出一个初升的太阳，七道光芒射向广场，我们在东边第一道光芒的开始处，离天安门最近。

   要讲在那期间的彩排、预演，还有国庆那天林彪的讲话、游行的震撼、晚上烟火的壮丽，无数探照织出奇幻的图案，那篇幅就太长了，就省略吧。

  回到师部驻地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命令：尊照周总理一定要解决保定地区问题的指示，我们师参加国庆活动的一千多人，就地与三十八军组成联合工作队，开赴保定地区，强行解散各种造反派、收缴武器、协助各级重建革命委员会。

   有关保定地区“乱”的传闻，我们以前也听说过；四毛入分钱买两个臭鸡蛋的故事也听过。

   自从1968年在全国各省市成立了革命委会、并实施军管后，源于抓“走资派”，夺权、反夺权的武斗已陆陆续续平息。虽然各派还都在除我之外他娘的不是“保皇派”就是“走资派”地唯我独左。但各省市“三结合”的革委会里已结合了各派的人，也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承认。那再打着夺“走资派”、“修正主义”的权的旗号去闹事那就无理无据，成了反革命了。

  保定地区有点特殊，两支互不隶属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各支持一派，这就使两派双方都不知天高地厚真的唯我独左了，夺权的武斗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派别打斗。所以保定成了全国武斗的重灾区。
（说明：虽然，两支部队各支持一派，但两派真的打起来时，两支部队也都同时想办法制止，否则事闹大了时，谁也没法交待。这么一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赤手空拳的部队干部战士，便成了双方的出气筒，不但制而不止，部队反而伤了不少人）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保定西北面的涞源县。一声令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涞源县城，一路杀向涞源石棉矿。当我们这一路经过大半夜的奔袭，到达涞源石棉矿时天还没亮。封堵路口、控制办公楼、广播室。在山区深秋的晨雾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涞源石棉矿围了个严严实实，只准进、不准出。

  太阳还没露脸，大嗽叭里就响起了联合工作队的通告，并点名道姓地发出命令：造反派的头头脑脑，矿里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收拾简单行李到指定地点集中，否则后果自负！

  平日里威风八面的造反派的头头们一觉醒来，见大军压境，知道来真的了，只好老老实实提着李行李、夹着黑包包前来集中。八点钟左右就被撵上军车拉走了。

   我们这边还算顺利，涞源那边传来消息：造反派的头头在我们的战士面前还耍着往日的威风：“凭什么抓我？”，拒不上车。我们的战士更横：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将人掀翻，四个人各扯一个手脚：一、二、三起！就给送上车。被掀翻几个后，那些人才明白，在一群毫不讲理的娃娃兵面前，他们的威风根本不起作用，都害伯屁股被摔痛、腰被摔坏，只好乖乖地上了车。

  接下来几天是收缴武器，收缴武器不用挨家挨户去收，只是发个通知：凡家里藏有武器的，都得自已送到指定地点，拒不交者后果自负。我们在涞源石棉矿共收了七、八支杂七杂八的老枪、几十发各类子弹，还有两门用消冰雹火箭筒改成的迫击炮（没炮弹）。

  其间，上级发来情况通报，说有的部队在收缴的武器中，那些自造的枪一扣板机枪膛就爆、自造的手榴弹一出手就炸，已经伤了两个战士，所以，所有收缴来的武器，只能集中销毁、不能拿来玩。

  第一阶段任务已完成，除留下个工作组在石棉矿外，其余的分散到各公社，负责重建大队、公社二级革命政权。开始，我们被派到石棉矿边上的烟煤同公社，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一个星期后又被派往另一个地方。

  我们连四个人来到长城脚下的一个大队，仅有的一位班长当组长，那个大队叫什么名，属那个公社，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在长城的北面。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走访老党员、老干部、贫下中农。收集他们对现任大队干部的意见，并征询他们在全大队的党员、干部、社员中，有哪几位是他们认为有能力而又信得过的人，将收集的意见汇报到公社那边。
在我看来，那应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了：长城脚下高山峻岭，那儿只有穷山，连恶水都没有，生存条件相当恶劣。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分散住在几条山沟里，从这条村子到另一条村子要走八、九里地。

  大队所在地算是条大村子，有五六十户人家。按要求，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这是“三同”中的“二同”。这却难倒大队那位会计，全大队找不到能给我们四个人腾出一条炕的人家。只好提议我们每家分一个，分散地住在几户贫雇农家里。开始我们也同意了，几户人家高高兴兴地把我们往家里领。他们这儿还是头一遭见到解放军呢，突然说有个解放军来家里住，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一会儿我们又都提着背包回到大队，每人后面还跟着大叔大婶。

  原来是叫我们到各户，与房东一家子男男女女同睡在一条炕上，所以我们都被吓得跑了回来，大队那儿好说话，可那几家子就无法交待了，用违反部队纪律来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答应有空一定到他们那儿串门、吃饭，老乡们才作罢。最后我们就在大队部一间空房的泥地上铺上乡亲们送来的山草，才算安顿下来。

  我们的吃饭安排也挺有意思，每人只在一户人家里吃一天，四人就分四家。那儿的人没吃早餐的习惯，每当该是吃饭的时侯，都有四个人等在那儿把我们往家里领。早饭大多是小米粥、玉米煎饼，有时也有山药蛋（马铃薯），晚饭都是莜麦卷蘸老醋。

  那晚餐特隆重，先请客人盘腿坐在炕桌的上位，一家人都坐好后，女主人就从锅里端出热腾腾的莜麦卷，先往我的碗里扒拉，然后一家人一个个地将那莜麦卷夹着吃，面前的碗只放点老醋、浆油，有时主人还喝杯小酒。（早饭时只有主人陪我在炕桌上吃）

  开始我总觉得奇怪，房东不论人多人少，大人小孩，吃晚饭时总斯斯文文、慢吞吞地吃，我的碗里还没吃完，主人就端起用高梁秸拼成的圆筛往我碗里扒，似乎他们的食量都不大，都没我吃得多。

  第三天我被原来要住他家的领去，吃完饭拉家常时，主人一高兴说漏了嘴，原来这莜麦面是留作过年的，一年也就这么点细粮。这下我可坐不住了！我一天一斤粮票、四毛钱，把人家过年的好东西都吃了，那人家的年还过不过？当晚我就将听来的告诉组长。

   第二天刚好有个老党员、老贫农代表座谈会，我们组长顺便把这个事说了一下，说我们几个都是农村来的，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请乡亲们不用特别给我们几个弄好吃的。这一提不要紧，一个座谈会变成忆苦思甜会。
我那位说漏了嘴的房东特别会说话：没错，我们是穷点，但比起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过去好多了，虽然天天高梁米饭山药蛋，总能填饱肚子不至于再去逃荒要饭，你们来了我们打心里高兴，十来岁的南方娃，吃不惯我们这儿的高梁米饭窝窝头，让我们尽点心都不行？
  
   在七嘴八舌中，我听明白了：在座的解放前大多是几辈雇农，虽然不至于上无片瓦，但都是下无立锥之地，靠租几亩薄地和到山外替老财扛活过日子，遇上好年月便是半年糠菜半年粮，遇上天灾，那就要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了。抗日战争那阵减租减息，日子好过了些。解放后闹土改才分了地、有的还分了屋。特别是近一两年，公社推广杂交高梁，才使他们有杂谷五粮饱肚子。生产队每年分的细粮是少了点，所以各生产队正到处打井找水，想办法搞几亩水浇地种点麦子，好让社员过年能吃上个馍，更希望一年能包次饺子。
  
  最后，那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入了党的老书记说活了：我们这个地方自从抗日战争时见过八路外，你们是我们这儿头一遭见到的解放军。你们也见到了，各家各户都把你们当最亲的亲人，就让他们和你们一起把年提前过了吧。

  面对这样的乡亲、面对这样的群众，我们能做的只有多听点他们的心声、多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找出一班让他们信得过的好带头人。

  在公社革委会重建完成那天，各大队的革委会也同时重建完毕，男男女女兴高采烈，举着红旗、扯着横幅到公社去开庆祝会。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那儿，面对一群前来送我们的大叔大婶、大哥大嫂，我们四人含着满匡的泪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列队向乡亲们行了个长长的军礼。当我们转身要走时，上来十几个青年男女，抢下我们的背包，一直将我们送到二十里开外的集合点。

  当我们回到部队时，才知道在我们离开部队期间，林副统帅发出了第一号令：社会帝国主义有可能对我们使用原子弹，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1971年下半年，我们那让毛主席睡不好觉的任务关键性的那部份己接近尾声，部队一边扫尾一边整训，9月13日，部队又一次接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我们又是枪不离身、背包不离左右，随时准备拉得走、打得响。
开始我们还以为又是苏修在嚷嚷往北京扔原子弹呢。后来越看越觉不象，虽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但边境线还算平静，没什么特别的消息传来。

  小道消息却陆续有来：先是我们附近的某机场，晚上被不知哪来的部队给摸了，机场哨兵被无声无息地解除了武装，飞行员一早起来对着的是黑洞洞的枪口：请不要说话，刷牙、洗脸、不能外出；机场外围还出现防空部队；我们团一个连队就驻扎在通往机场必经之路旁，哨兵却说公路一夜无异常。还有更悬的：“林秃子”死了！

   1972年1月，我们离开了原来驻扎的地方，一个连队单独在一个地方完成另一项任务。虽然也一天忙个不停，还要练前三角、后三角、投弹、刺杀、打坦克，随时准备打仗。但比起以前来，我们简直在放大假。在春夏相交之际，部队正式传达林彪叛党、叛国坐飞机外逃，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汉。离我们几里之遥的空军就是林家“联合舰队”的主力。其实在传达之前，战士们都知道“林秃子”死了，只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由于工作需要，那年我走遍了部队附近的村庄、学校。在各条村子，除了从土墙的大幅标语上还可感受到一点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庄一切如常，学校也正常在上课。

  那儿的农村的贫富悬殊也挺大的，靠着唐河、有水的而且较为平坦的河边，高梁玉米亩产近千斤，有的地方还见有水稻。而靠山的村庄只能种莜麦、小米，望天吃饭的漫波地里广种薄收，亩产只有七、八十斤。劳动日值最高的是1.5元，低的只有二、三毛钱。那儿的人家都没菜园子，各家各户不种瓜也不种菜。新过门媳妇回娘家，捎上两棵大白菜，那是亲家大手笔的大礼。记得附近一个民兵连长结婚，我们的连长扯上我，给送去几棵大白菜、两斤肉，主人就高兴得不得了。

   说到这儿我有点不明白，到处是荒坡，我们的战士随便找个地方开荒，种出来的马铃薯碗口大，大白菜没膝高，当地的老乡怎么就宁可拿柳叶子腌了当咸菜吃，都不种点瓜 菜。

  1973年春节前，我们移师到了承德附近，二月我获准探家。1974年2月，我离开了我生活五年的部队、离开了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到又当起农民来了。四十年已过，所经历的生生死死，风风雨雨还历历在目。

  最后的话：
   在《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将我所经历的事说了一遍。由于篇幅限制，说多了自己不烦别人烦，所以只拣有关的说。风风雨雨的十年间，虽然从学生到农民，然后又从军人到农民；从南到北，从平原到山区，还间接地参与了平息武斗的行动。但也不能代表当时的全部。毕竞文革期间“乱”在城市，本人也没见过武斗。
   
   但本人始终认为：全国面上的“乱”只出现在“文革”开始后的一、二年间，最多也是三年，余下的“乱”便是林彪、四人帮的“乱”，与社会、与红卫兵、造反派无关。
   面上的“文革”只存在于1966年下半年后的二、三年间，1970年以后的“文革”，只残留在报纸、电台、墙壁以及口头上。

   “文革”冲击最大的是教育，但那不健全的教育却培养出一大批实用的人材。

    说出经历，道出真相，让现在的人思考去吧！只希望今天的“精英”们积点阴德，别再无中生有或借个别事件无限夸大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地乱嚷嚷。（说文革期间饿死人，就是无中生有之一）

   还有，老汉只是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半拉子初中生，年纪大了不会打字，本文用写字板完成，写的不好或有错有漏的，脏了各位的眼情、费了各位的神、败了各位的兴，那就请各位多多担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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