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 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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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新华社离休记者陈健

　　前言

　　近日，听说张钦礼己处于弥留时刻。五月六日晚十时，我从北京乘车去郑州，想最后一次看望他。七日早晨，我先到他家，看到几处堆放着新的被褥。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重病期间，成百上干的农民、基层干部来看他。他们中有些人没有钱买车票，自带干粮，徒步百里来到郑州。这些临时购置的几十床被褥，就是为当天不能回去的人打地铺用的。张铁礼有时清醒、有时昏迷，在很多时候，群众只能在病房外的玻璃窗前看望。他昏迷时群众在窗外痛哭，直到他能用眼神和嘴角的翕动示意他知道他们来了，群众才肯离开。我赶到医院，他又一次昏迷，我伏身贴在他耳边大声说：“钦礼同志，我从北京来看你了。你看，那么多群众惦记你，那么多朋友支持你，你有一位好老伴，儿女们事业有成又孝顺，你这一生可以说轰轰烈烈，你应该感到欣慰了。”这时，他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我流了泪，嘴角动了动，想说话说不出来，随后又陷入昏迷，我和他的儿女们都失声痛哭。
　　孩子们告诉我，钦礼重病时，无数次让他们在病榻前为他读我写的这份申诉报告。
　　我当天晚上乘车回北京，因为我的老伴也在病中。八日早晨，从车站刚进家门，电话中传来了钦礼同志夜间病逝的消息。
　　我和老伴周原送他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焦裕禄的亲密战友钦礼同志千古。”
　　兰考有十万（也可能更多）群众为张钦礼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兰考，举行一场规格最高也最奇特的葬礼——“囚徒荣归”的葬礼。群众给他的祭品是一碗清水，象征着他是一位清官。
　　群众为张铁礼平反。
　　下边是我两年前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

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

——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长期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原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粉碎“四人帮”后，本该扬眉吐气，大显身手，他却被判刑十三年．锒铛入狱。
　　这桩大冤案，写短了说不清问题，写长了不像申诉书，在两难之间，写了这份不伦不类的申诉报告。
　　
（一）
　　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的通讯，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党委以及无从统计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他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称他俩为“亲密战友”。实际上，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就发现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己在兰考广为流传。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围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领导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四五年入党，五四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兰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城县，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解放前，群众就知道种树防沙，沙土地又适宜种花生、芝麻、西瓜等经济作物。五八年以前的兰考，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并不缺吃少穿。
　　一九五八年“三面红旗”、“大办钢铁”，把兰考的树砍光，“以粮为纲”不允许种经济作物，群众手中不仅没有钱，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这才有后来群众逃荒要饭甚至几万人饿死的惨状。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说真话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像胡耀邦同志说的，我们实事求是不起。张钦礼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是新华社的一名老记者，一九四九年开始在河南分社采访，几十年来，目睹了长期的极左路线对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害和摧残。张钦礼是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要仅从张钦礼判刑定案的内容一一驳斥，很难道明冤情的实质。我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张钦礼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一步步苦苦争扎，直到深陷囹圄。
　　张钦礼三次陷入绝境时，周总理三次接见并解救了他。文革中，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同意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并非毛主席所作所为都是真理，特别是在文革中，但他批示保护这两面旗帜还是正确的。但这一切都没能改变张钦礼的命运。
　　现在，我没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材料，全面探个究竟，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有关张钦礼和相关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它从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补划右派，中央不承认补划的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万也好九万也好，和实际上的右派数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册”的右派数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时，这部分“不在册”者的情况最复杂最难办也最惨。有一点可以肯定，河南的右派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当时，负责反右运动的成员之一是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却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赵文甫来到兰考正碰上一张大字报的风波。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五七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该不该划成右派？赵文甫在县委会上一槌定音：全划。这并不奇怪，河南省很多单位在整风阶段，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转入反右时，凡是用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的干部，几乎都打成右派。张钦礼在整风阶段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被群众称为“新包公”。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赵文甫的结论他不能接受，俩人之间有一场激烈的争辩。张钦礼说，兰考的干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抗日时期的；二是部队转业的；三是土改时期的。他们对党并无二心，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事实，怎么突然之间都成了敌人？张钦礼痛苦万分。赵文甫批评张钦礼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是为右派鸣冤叫屈。由于赵文甫坐镇兰考，全县三分之一的干部被打成右派。
　　开封地区负责反右斗争的是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秦一飞、组织部长王某。他们和赵文甫的看法完全一致。孙跃堂继续留在兰考工作“不方便”，“引蛇出洞”又有功，提了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只是因为当时是抓群众的右派，而他是县长，但也受到降级处分，从此“内部控制使用”。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以后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实也一再证明他是正确的，但他却无法摆脱作为党内“异端”的阴影。
　　二十年后，当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时，数以千计、万计的右派早已家破人亡、妻离于散，有人饿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监狱里蹲死。但是，党纪国法却保护赵文甫、秦一飞、孙耀堂等人，连道义良心都不受谴责。那时有一种说法：“路线问题不能追究个人责任”。差不多在改正右派的同时，张钦礼不仅没有撤销反右时受到的处分，并在遭受了长期的迫害后，又因清查工作的扩大化，被地区的秦一飞、周化民，和省里的戴苏理、赵文甫送进监狱。
　　
（三）
　　大跃进时，“极左”有个“三高”，即：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报了三高，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秆能榨出油。他说他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张钦礼到群众家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鸡给他补补身子。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露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为民请命书。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不敢贸然从邮局发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人的大悲剧，是因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封锁了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两千封反映饥饿和饿死人的信件。固始县县委书记杨守绩，冒着杀身之祸，绕过路宪文和各种障碍，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写信给省委。有一个村的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余下三个写了血书，千难万难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来救救村上的群众。吴芝圃与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这些信件都被扣下，并要查处严办。
　　后来真相败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等，在吴芝圃、戴苏理陪同下，来到信阳，当着这些领导人的面，吴芝圃倒打一耙，企图把饿死人的责任推给因说实话倍受他们和路宪文迫害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为了杀人灭口，领导同志来信阳的第二天，吴芝圃、戴苏理不经过任何部门和任何法律手续，来到固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我引用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的一篇文章《信阳事件的教训》中的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戴苏理对张钦礼以后的命运是关键人物，再就是当真理和邪恶正在较量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身陷绝境的张铁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这些菜团是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己经停职反省，不久中央将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张钦礼在省委大门口遇到己经停职的吴芝圃，吴问张：“你爹现在可好？”张说：“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吴芝圃一时语塞，稍后又问：“你有什么事？”张说：“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现在来见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四）
　　张钦礼在北京见到周总理回来，震惊了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人，但他们都保持沉默。这时的兰考县委书记王某，他办有两千多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由于上面的口气有些松动，己经放走差不多了，还有一百四十多名，他坚持认为他们都是敌人，不能放。这场大冤案是由信阳饿死百万人引起的。不知从哪条渠道由什么人上报给毛主席，使他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认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基层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组织力量“民主补课”。一时间大批基层干部被集中起来“民主补课”，实际上都当成敌人，失去自由，批斗审讯，逼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致使农民逃荒要饭和饿死的惨状。实际上是把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推给了基层干部。我并不是说，基层组织中没有坏干部，哪一级党政组织中没有坏干部、好干部？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不少基层干部在这些类似监狱和集中营的地方被斗死、饿死。我不知道全国全省集中了多少干部，只知道信阳地区就集中了县、社、队干部二十多万，兰考一个小县就集中了两千多。张钦礼劝王某放出剩下的一百四十多人，他对王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吴芝圃都停职反省了（实际上吴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你再不放人，饿死了，你要负人命责任。王才放人。这些人被关押半年多，出来时蓬头垢面，衣服褴褛，饿得不死不活，他们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出车门。有人饿得站不起来，爬着出来。有位姓程的队干部，爬到回家的半路，还是饿死在路边。全国有多少基层干部受到这样的摧残，至今没有一个统计数字，没有一个说法。
　　王某不仅很左，不顾群众的死活，而且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群众对他意见很大，地委准备把他调走。此时的张钦礼，己经证明是一位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受到群众拥护，受到周总理表扬的好县长，接替王某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地委不知为什么，匆忙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幸好，不久焦裕禄来了。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从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张钦礼和他彻夜一席长谈，在所有问题的看法上不谋而合。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焦裕禄的通讯，那些感人肺腑的事迹都是真实的。由于当时的各种局限，这篇通讯并没有挑开兰考问题的实质。“六二年春天一场风沙，秋天一场水灾”，并不能使兰考穷到成千上万人逃荒要饭，几万人饿死。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兰考的干部人人自危，个个恐右。五七年三分之一的干部划成右派，五八年因抵制浮夸风、共产风和受张钦礼株连的县社干部占一半以上，他们或撤职或降级或开除党籍，前面提到的那件涉及两千多基层干部的大冤案，几乎使基层组织瘫痪。
　　焦裕禄大胆宣布为这两千多干部平反，对于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焦裕禄说这是兰考干部的精英，恢复原职原薪、恢复党籍，有的提拔重用。他对张钦礼受到的迫害极为同情，对他的斗争精神也十分钦佩。焦裕禄来兰考没有与主持工作的刘某结为伙伴，却与一贬再贬的县长张钦礼无话不谈，成为知交。
　　当焦裕禄知道张钦礼在北京受到总理的接见表扬，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给他平了反，而具体到县里办平反手续时，前边提到的那位品格极其恶劣的王书记却给他留个尾巴，不全平。王敢这样做，是上边有人支持或者就是上边的意见。焦裕禄极为愤慨，宣布彻底为张钦礼平反，并为此发了红头文件。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和湖南的技术员魏建章、朱里楚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适宜在沙地试验推广，所以他们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也算实验室），吃的又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位南方的年轻人，口鼻流血，大便拉不下来，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即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现在说起来觉得可笑，可在当时是饥饿的年代，是知识和知识分子普遍被践踏被贬值的年代，是按级别供应细粮的年代，连厅局级干部都没有资格供应全细粮的。焦裕禄向两位刚走出大学大门、对一项课题研究还没有出成果的年轻技术员，提供超级别的细粮待遇，这不仅是向极左思想挑战，也是向特权思想挑战。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在兰考、在豫东，还在全国部分沙地大面积推广，联合国都派官员来豫东考察。这是后事，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几年了。
　　兰考有四个村子，在那样贫困饥饿甚至于饿死人的年代，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寻求各式各样的生存门路，使群众少受煎熬活了下来，这在当时就是最大的业绩。焦裕禄把他们看得无比珍贵，封他们为四杆旗（村）。他们是：“秦寨的决心”、“双杨树的道路”、“赵垛楼的干劲”、“韩村的精神”。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事情的积累，形成了兰考不同思想倾向的干部对焦裕禄的不同看法。从新华社发表关于焦裕禄事迹的通讯到粉碎四人帮后河南的清查工作，地县一些干部的斗争，几乎都围绕着对焦裕禄这一典型形象的看法上而生出许多是是非非。
　　解放后焦裕禄一直在大工厂工作，他不知道极左路线，特别是三面红旗大办钢铁对农村破坏这么严重。幸而他遇见张钦礼，使他很快了解真实的情况和症结所在，并得到他的鼎力相助。
　　假若焦裕禄仍然是一个大企业里默默无闻的处级干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三个月，也许他的才智、胆量、奉献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会在兰考这个特定环境中撞击出如此耀眼的火花，达不到光辉的顶点，这就叫“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当然，如果没有张钦礼对焦裕禄怀着那么深深的敬意和难以忘却这段情谊，也不会在焦裕禄去世后，能如此详实地把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迹，向世人倾吐。
　　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一创造了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的党的优秀儿子，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张钦礼说过，焦裕禄来兰考是反左的。这话现在听起来多么简单，但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农民饿死在屋里都没有逃出去寻个生路的自由。“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这就是焦裕禄这一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焦裕禄和张钦礼都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全人类公认的道德标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精神。焦裕禄在郑州医院病逝，埋在郑州郊区，兰考的群众想念他的时候，三五结伴来到他的坟前，哭着扑了上去，两手抓住坟上的硬土枯草，指甲抠出血来。焦裕禄对群众的饥饿苦难超出常人的同情，群众对他的怀念如此刻骨铭心。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人类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好干部、坏干部，有品质高尚的干部，有品质恶劣的干部，并非前者都源于某人的思想，后者都推给资产阶级。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把焦裕禄这一形象，提炼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距没有对准。如果真是这样，后来就不会因他而使许多干部群众付出巨大牺牲。
　　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兰考如此，全省亦然。他们对群众逃荒要饭，或者一天供应几两原粮、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前面提到的副书记刘某，他在群众饥饿的时候贪污粮票，当焦裕禄多次昏倒在风里雨里、为了怕增加群众负担，走了一天，忍受着肝部疼痛，不肯在群众家吃顿派饭的时候，他和其他县领导却躲进县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在这类干部心里，路线斗争反复无常，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又是正确的，焦裕禄、张钦礼又要倒大霉。说也奇怪，现实生活往往对他们的判断惊人的灵验。
　　大跃进三面红旗，不仅伤了农村生产的元气，干部群众队伍也被打散了。正当焦裕禄、张饮礼联手解放和组织起干部队伍，在群众中树立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四杆（村）旗帜，任命了一批不靠国家救济而靠自谋生路的代表，并且召开了几千人的誓师大会，向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进军后不几天，焦裕禄又一次昏倒在工地，这次他再也没有醒来。
　　焦裕禄来兰考的时间，是在饥饿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两个时期都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两座险峰，两峰之间有个低谷——极左路线的低潮期。这给了焦裕禄一点时间、一点空间的活动环境，使他能在这一小片大地里医治极左路线带来的创伤，施展人道主义精神。如果焦裕禄不是早逝，他会和张钦礼有同样的命运。如果新华社不在他逝世后写了他的事迹，张钦礼又在这些事迹中占了一席之地出了名，使他长期和这帮“左爷”们的潜在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激化，张钦礼也许会是另一种命运。
　　
（五）
　　焦裕禄去世后的两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真是“冤家路窄”，地委派来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某局周化民为副团长、包括两千多名团员在内的四清工作队。周化民在反右运动中，是地区直属机关抓右派的负责人。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左爷”的出色配合。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当时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大小队干部，而秦一飞、周化民的四清对象首先是县委县直机关干部。再具体地说，首先对准张钦礼。他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这期间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特别是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这是秦、周二人始料不及的。他们根本也没有想到焦裕禄的这点事迹，也算先进典型，焦、张之间还有什么友谊。通讯发表前，作者把原稿拿到兰考核对事实时，他俩也没有对事实提出异议，总之，他们并没有太看重这篇通讯。突然一颗精神原子弹爆炸了，周化民气急败坏地说：“早知道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就该把他轰出兰考。”四清运动进入尾声，上边来了指示：四清工作队就地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秦一飞、周化民又首先拿张钦礼开刀。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秦、周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给他打上花脸，当牛鬼蛇神拉到兰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运动来得如此突然、凶猛，张钦礼还没有弄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先被秦、周二位扣上“反对文革”的帽子，至于“五七年漏网右派”，那是周化民、秦一飞手中的紧箍咒，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张钦礼套上。前边说过，反右斗争时，张钦礼受到了“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在这些“左爷”的眼里，张钦礼始终是“异端”，是有“前科”的人。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干部和群众，知道张钦礼十七年中屡遭迫害，现在并没有因为焦裕禄通讯的发表而幸免于难。于是，他们来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并在张钦礼的支持下，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要“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秦一飞、周化民也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因为秦一飞、周化民大权在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加上开封军分区受地委领导，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一直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他们支持的“卫东林司令部”，张钦礼虽有群众支持，也难逃厄运。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铁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清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
　　秦一飞、周化民这样做并非偶然，远在焦裕禄通讯刚发表后，全国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兰考，参观学习者不计其数。因为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他经常被采访者包围，询问有关焦裕禄的种种工作生活细节。作为兰考一把手的周化民却很少露面。张钦礼很警觉，写了一张纸条塞到周原手里，我当时也在兰考采访，也看到这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都心存惊惧。
　　秦一飞、周化民说，张钦礼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了个大窟窿，说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变物质。他们俩打报告，向省委要一百万斤粮食、一百万块钱、五百台八匹马力的柴油机补“窟窿”，被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当面批评一顿。周化民说，“党领导兰考近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面貌，焦裕禄来了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通讯中说焦裕禄讲了这，说了那，兰考是县委领导还是他一个人领导？”秦一飞在大会上说：“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是条龙能吸多少水？还什么典范、榜样，他干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来兰考看什么？看兰考人穷得俩人穿一条裤子。”焦裕禄的骨灰由郑州迁回兰考那天，有几万人自发到火车站迎接，那哭声真是惊天地动鬼神，而秦一飞、周化民命令他们带来的两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都不准到车站，秦一飞也没有去。
　　兰考文革初期，大城市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秦一飞、周化民假借他们不了解内情，用他们的名义泡制了一份材料，说新华社的通讯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张钦礼介绍宣传焦裕禄是政治扒手，并出资铅印发至全国。秦、周还到处说，焦裕禄是张铁礼捏造的一个假典型。
　　焦裕禄来到兰考，并没有批评谁指责谁，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痛了“左爷”们的神经，使他们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时机来了。他们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把张钦礼作为这一仗的突破口，极具爆破力，不仅他是焦裕禄精神的代表，还因为可以新帐旧帐一块算，置他于死地。
　　
（六）
　　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有时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下起，为张钦礼喊冤，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知道了张钦礼正遭受迫害，指示当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地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因为是夏天，张钦礼在狱中只穿了一条又脏又破的短裤，半夜从狱中拉出来，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城外，他吵闹不愿走，说死也要死在生他养他的兰考这片土地上。几个解放军说，你再拖时间，明早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先期从北京到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纪登奎看到张钦礼，立即命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才带他去见周总理。总理看到张钦礼半晌说不出话来。八年前他见到的是一位饿得面黄肌瘦为民请命的县长张钦礼，现在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艰难、鼻青脸肿（不是军装遮住还是遍体鳞伤）刚刚出狱的“囚犯”张钦礼。总理马上命身边的工作人员，先把张钦礼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治伤治病。
　　周总理对张钦礼有三条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部队是国家的长城，他们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这是他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第一次成了兰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文件。以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张钦礼被逮捕判刑的依据。
　　当时，省委副书记王新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人到兰考批斗他。王新原来是河南军区政委。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兰考的干部，批斗张钦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
　　这是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号命令发布不久。张铁礼在信阳没有投入监狱，在一个单位挂了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实际上是软禁。后来，张铁礼才知道押送监管他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钦礼到信阳后，他在兰考的家数次被抄，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历数他的种种“罪状”。他们还竟然把宣传车开到了张钦礼在山东的老家，堵着门口叫喊他的“罪状”。张钦礼的老母亲——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前辈，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活活被气死。张钦礼通过了种种刁难才允许回家安葬老母。秦、周二人为此还出了一期“敌情简报”报告给王新。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几个月。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发生林彪事件。
　　周总理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张树芝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交给他。周总理一见到他俩就哭了，旁边的工作人员立即递给总理一块手绢。周总理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杨贵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
　　林彪事件以后，王新很快被捕。捕前在批斗他的会议上，周总理指示张钦礼、杨贵必须参加。张钦礼这时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党。张钦礼不理解的是，他与林彪并不沾边，和王新也不认识。秦一飞、周化民的旗帜上还写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只捍卫焦裕禄精神。更为荒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
　　张钦礼曾多次对我说过，他始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他甚至于也不明白，他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代表中央接见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队要支持保护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一版头条刊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纪登奎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卫焦司令部”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
　　河南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在周总理指示后，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造反派组织。说句老实话，当时在一些老干部心里，能相信的只有总理了。不知道为什么，王新和王新所领导的支左部队，却不支持造反派。广大干部虽困惑于这种形势，但不解内情。
　　张钦礼第三次被周总理解救后，特别是王新被捕，他深感问题复杂，眼前一片迷雾。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己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总理接受了张钦礼的申请，答应一定帮助他，当然，申请书写得比较简单。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钦礼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接着是总理病逝，接着是粉碎四人帮，接着是河南的大清查……
　　文革八年，张钦礼和秦、周在兰考各支持一个对立的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是中央的决定。双方在这两个口号下都说过错话，犯过错误，办过错事，谁也无权清算对方。双方斗争的实质，用张钦礼的话说：是捍卫和砍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焦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即便说错了，也不犯法。张钦礼的判决书上写：张犯在兰考捏造了一个所谓“两线一点”的反革命谬论，致使周化民同志遭到残酷迫害。说到周化民遭到迫害，和张钦礼比较是小巫见大巫。张铁礼被总理解救翻身后，也不能完全控制他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批斗秦一飞、周化民，但他们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受过软禁。
　　粉碎“四人帮”后，周化民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管辖，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周化民一手运作了。周化民清查张饮礼得到当时省委戴苏理和赵文甫的支持。前边我说过，五七年反右时赵文甫在兰考和张钦礼就有一场争论；一九六零年信阳饿死百万人的打手之一的戴苏理对张钦礼当时去北京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并指责省委掠夺农民一事恨之入骨。最近，在中央工作的杨贵问志告诉我：“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苏理。”杨贵长期在林县任县委书记，对河南“极左”路线深恶痛绝。文革中，他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作为中央特派员来河南调查，对戴苏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对张钦礼的命运也十分关心。当时的戴苏理已经由信阳事件时的秘书长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则由抓“右派”时的组织部长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张钦礼被捕前，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几天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分子张钦礼。且不说这个标题是的荒唐违法，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张钦礼一案由省委决定。省委是谁？是戴苏理、赵文甫。
　　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带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着；“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他们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代表，为张钦礼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赶到郑州监狱外面等候。当张钦礼带着手铐从刑车上被架出来时。三人哭着涌上去，要塞给张钦礼一些油饼花生仁。刑警拦住不让他们靠近，他们苦苦哀求着，“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到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随后，三人在狱墙外面转圈，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张钦礼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铁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张铁礼一案和“卫焦司令部”组织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张钦礼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时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三、迫害老干部。指的是秦一飞、周化民；
　　四、刑满释放证上写着：“张犯因文化革命煽动罪”被判刑。“煽动”指的是“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干部的命运更惨。文革中，他们随着张钦礼起伏多变的命运而沉浮，最终惨遭迫害。
　　秦寨的支部书记赵新贞，第一次从狱中出来，直奔九孔闸工地。不知情的妻子挎着篮子去监狱给丈夫送饭，半路上听说周总理派人把老县长救出来了，赵新贞也出狱去了工地。她转身往家跑，把喜讯告诉了婆婆。婆婆命她用架子车拉她去工地。赵新贞看见媳妇拉着老娘来了，“扑通”跪在地上，哭着说：“儿不孝，让娘担惊受怕！”他娘说，“你踩着焦书记的脚印，跟着老县长，娘不担惊，不害怕，你出来了就没事了，好好干吧，娘走了！”工地上的民工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哭成了一团。
　　赵新贞被判刑十年，他在狱中得了“水肿病”（老百姓叫气鼓病），肚子浮水，后来浑身肿得不能动弹，第十个年头，才允许保外就医，出来就死了。
　　双杨树的支部书记王发祥因“罪证”不足不能宣判，在隔离室审查十年，第十个年头死在隔离室。
　　赵垛楼的支部书记李运祥判刑六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就死了。
　　韩村的支部书记杨素兰是位女性，闻讯逃跑了。她在外受尽千辛万苦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
　　他们在文革中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组织人马武斗。当焦裕禄的墓碑展览馆遭破坏时，他们自带干粮、铺盖，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遭破坏。他们最大的罪状就是“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保皇派”。他们在狱中都受尽酷刑。同案的一百二十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交了党费，自杀了。
　　前面提到过，在秦、周的操纵下，曾泡制出一份材料到处散发。当时的省长王维群组织开封师范学院优秀师生四人，由杨捍东任组长到兰考调查，主要核实通讯中素材的真伪。杨等在兰考三十三天，走访县、社、队干部二百多，记录了十三本原始资料，由杨捍东执笔写了调查报告，证实通讯中的材料“翔实无误。”文革开始，杨捍东来兰考串连，正碰上张钦礼游街示众。他当天就被抓捕入狱，后又陪张钦礼在全县轮回批斗四十天，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整个文革期间，他的命运就和张钦礼的战船一起沉浮。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为什么要搞那份调查，陷害县委书记周化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清查时，被判刑五年。刑满释放后，在兰考一个小村种几亩地维持生活。他现已六旬，曾数度上诉中央，述说他的冤倩，但都沓无音讯。
　　兰考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兰考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等于说，斗争了八年，又回到了当初。不过斗争双方的命运却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斗争了二十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而张钦礼从一九五七年的“降级内部控制使用”到一九五八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粉碎四人帮后成为一名“囚犯”。由此，让人悟出点道理：兰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派和那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而是十七年斗争的继续，是上上下下一批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能得心应手的“左爷们”，向焦裕禄、张钦礼等优秀干部的大反扑。这些“左爷们”的权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他们也可能在斗争对手时擦伤一点皮肉，但动不了根本，他们一有机会必然置张钦礼于死地。
　　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整个颠倒了。
　　张钦礼也许永远翻不了案，因为堆积在他上空的阴霆太浓重。他现在年近八旬，健康状况亦如他的命运快走到尽头。
　　
（七）
　　我现在记述的卓兴隆，是大跃进时在兰考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不仅被焦裕禄欣赏器重，从公社提拔到县里任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办公室主任兼县委宣传部部长。还被文革中去兰考视察工作的中央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中，认为卓是个人才，建议陪同他的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后任商丘地区柘城县县委书记。周化民抓住他在兰考支持张钦礼、支持“卫焦司令部”、宣传焦裕禄精神，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一点一点把他“割死”。他的死触目惊心，我曾为他写过内参。内参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在河南广为流传。这是十年前的事。
　　卓兴隆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得力助手，还是焦裕禄提倡的农桐间作的狂热推广者，在兰考如此，到柘城由于大面积推广农桐间作，促进农林大发展，商丘地区也推广了柘城的经验。文革期间，中央有关部门曾在商丘召开过全国绿化和农桐间作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也专门采访过卓兴隆，为《人民日报》采写组织过整版商丘地区农桐间作的文稿。卓兴隆只读过小学，但很聪明，很有悟性。他受焦裕禄的影响，不但爱泡桐，也懂得尊重知识，用心读书，练一手毛笔字，强化自己作为一个中层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焦裕禄逝世后，曾写过三、四千字的怀念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发明一种土办法专治桐树上的“布袋虫”，商丘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流传着：“看见布袋虫，想起卓兴隆。”他因为喜欢泡桐，临终前写了一首小诗《桐花赞》：“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红，圣洁溢情，你胜过八月的桂，腊月的梅；桐树啊，桐树，你木质洁白，昂首挡风，所有的诗都该把你赞颂。”
　　河南清查工作开始时，商丘地区两任党委书记孙玉尊、李景堂都保卓兴隆，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卓兴隆在文革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继续留任。后来，周化民调到商丘地委，他先把卓兴隆从县委书记位子上拉下来，任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不久，又拉下当一般干部，最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再加上种种压力而郁闷得了肝癌。得知卓兴隆病逝，兰考来了六卡车群众，在商丘市卓兴隆的平房前搭个大灵棚，供兰考、柘城和商丘地区的群众吊唁。许多群众带着干粮从农村来到卓兴隆灵前日夜守灵。有人嚎陶大哭，有人捶胸顿足，离休的水利局局长王昭奇半瘫痪，他边爬边哭在灵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当卓兴隆的灵车开住公墓经过市区大街时，后边跟的大车小车土车洋车有二里长，街两旁的行人止住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商丘地区解放以来从未见过的如此悲壮隆重的送葬队伍。有人问死者是哪一级干部？地区电视台有位大胆者自愿为这个葬礼拍了录像。由于有警察干涉，很多更动人的群众场面没有拍下来。
　　卓兴隆开除党籍一事，他生前没有告诉妻儿老小，怕影响他们对党的看法。丧事过后他的女儿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病中写的申诉书和《桐花赞》。申诉书上说：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突然之间逐步升级，原因是六十年代他同开封地委个别领导（指周化民从地委来兰考搞四清——作者注）在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他现在借清查之名置他于死地。他在申诉书中要求：公正审查他的问题、平反、恢复党籍。
　　不久，卓兴隆的一双儿女带着他出葬时的录像带和申诉书来北京见我（卓在病中，我曾经让我的女儿在国外为他买药），根据我对卓的了解和这盘录像，写了一篇稿子，登在新华社的内参上。不知是谁从哪条渠道把这篇内参翻印出来在河南偷偷流传，传者们说：“兰考的冤案中央知道了。”
　　焦裕禄在兰考虽只有一年多，他的人格力量不仅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张钦礼、卓兴隆等一批干部。卓兴隆在柘城任县委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连他的葬礼都如此悲壮，如此轰动。
　　周化民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时，卓兴隆跑了，没逮住；第二次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时，卓兴隆已经离开兰考去了柘城。不从六十年代宣传焦裕禄时他俩的斗争时间算起，从文革开始，到周化民去商丘任职，他们己经七八年没有见面来往，况且，卓兴隆这时已经是他属下的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即便如此，周化民也不放过。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导端的权利》一书中说；“宗教和政权结合会变成法西斯。”极左思想也是周化民、戴苏理的宗教信念，一旦这种信念和权力结合，使他们变得特别偏执，特别残忍。
　　
（八）
　　河南省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的问题，二十年前我就写过内参。因为事关重大，我带着稿子来北京总社，内参部叫我只能手抄一份直接送耀邦问志。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虑当时周总理代表中央支持河南两大造反派组织的事实。即便没有这个事实，也应该是所有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清查坏人。因为，下边的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情况各异，更不同于中央。一派清一派，等于用派性指导清查工作，必然导致冤假错案。
　　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数，开除党员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全国在清查工作中，有十三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河南省就占了十万零七千名。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申诉（个别上诉也无用），有人根本没有起诉书，有的没有罪行材料。张钦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判刑的，他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人员对他说，法律服从政治，我这里是过个手续，你再申辩，要加判。有人对主管清查工作的赵文甫说：“某某不能够判刑！”他说：“先判了再说，错了以后再改！”赵文甫深知中国的冤假错案难改，即便改了，个人也不负任何责任，这是历史的经验。
　　整个文革期间戴苏理基本都在台上，支持派性，和年迈多病正在受冤受审的妻子（她曾任地区专员、省妇联主任）离了婚，和一名年轻漂亮的教员结了婚。人们无权指责他喜新厌旧，却有权指责他左得失去人性，并在领导了一场大规模地清查工作后，又荣升为辽宁省委第一把手。
　　耀邦同志主政时，曾当面指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宗解决河南清查工作扩大化和违法乱纪的问题，杨虽作过努力，因阻力太大，终无结果。焦裕禄通讯作者之一周原曾给杨析宗写过一封信，保张钦礼监外就医。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其实，也只是提早半年释放。
　　耀邦同志逝世前，曾出台过一个文件，大意是：文革中的斗争，是中央的事，不要过于涉及下边的同志。这个文件到省里就压下了。凡是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逮捕法办。兰考县原县委副书记王启德，己经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因为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被逮捕法办，判刑三年，出狱后患癌症死了。实际上他在狱中己是癌症后期。这位在焦裕禄时代被提拔跟着苦干、文革中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的硬汉子，最后也没能虎口余生。
　　河南省一些党、政、军离休的老领导、老红军、中央委员，如周总理曾两次指示找到张钦礼送到北京的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还有省长王维群等，曾联名上书党中央，指名道姓批评戴苏理、赵文甫在领导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王维群已经过世，他在弥留时的遗言，是恳求中央为河南的这些老干部平反。
　　
（九）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受审后给他的老伴刘秀芝写了一首顺口溜：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们今天提审我，编造谎言一大片，逼我签字我不签，当场把脸翻，拳打脚踢，砸镣带拷，法西斯暴徒真凶残。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们提审我到中午十二点，牢房落了锁，我在门前站，一站站到一点半，我犯了饿伤症，冷汗湿衣衫，头昏眼花，栽倒在铁门前，几乎一栽要长眠……”
　　张钦礼后来转到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狱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户晓、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尊容”。提审张铁礼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站在这位上级面前，不动声色，不理不搭。张钦礼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张钦礼的悲剧在于：他一生心里只有党，而党心里经常没有他。
　　他从父辈那里接受了党的传统教育，他也用这种精神教育家人和子女。不同的是，他的子女们不仅体现了传统美德，也勇于挑战时代风云，他们都很优秀。
　　他爱人刘秀芝也是老干部老党员，解放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为了掩护张钦礼，差一点被国民党活埋。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刘秀芝月工资只有四十六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张钦礼先在郑州监狱服刑，后又改到新安县。新安县离兰考七百里。每年除夕这天，刘秀芝带一块揉好的白面和一碗肉馅，从兰考乘火车到郑州，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新安，再步行几里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完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张钦礼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批判斗争，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在难以想象的困苦和坎坷中，她教育儿女们发奋成才的事迹可以写一大本书。她有一个儿子在外语学院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研究日本文学，成为大学教授，但他向往日益崛起的祖国，毅然回国办教育；她的其他子女都是很有成就的私人企业家。张钦礼一家上下几代，都是共和国肌体里最活跃最健康的细胞。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水果糖，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向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了下来。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张钦礼成为共和国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这是我国司法的耻辱。
　　我在整理这份材料时，脑中时时出现如下观点：长期的极左路线和人事制度的弊端，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是非曲直十分，好人坏人不辨。这两种痼疾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互相纠结，恶性发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破产的边缘，推向险恶的顶峰。当我们从边缘上被拉问，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时，整个国家遍体鳞伤。我们只把摔伤的皮肉包扎一下，没有探究痼疾的根源。耀邦同志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的讨论，像矗立在改革开放大门两边的两座丰碑，它警示后人：不要再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数。前者是法制问题，后者是体制问题，都是根本问题。

　　２００２年１月写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改写